中共二十大闭幕后，中共党魁习近平立刻率领手下参拜“革命圣地”延安，强调“红色基因”，参观“红旗渠”，强调“社会主义是拿命换出来的”苦干精神。众多省市一把手见机行动，纷纷带队瞻仰红色圣地，宣扬“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此举还有众多的海内外观察人士形容为“向旧时代狂奔”，到今天对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还作出误判，令人诧异。
中共党魁上任伊始就旋即朝拜“革命圣地”，并不是什么稀罕事。2017年十九大一结束，习近平就率领全体常委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参拜“红色圣地”。而在二十大闭幕式上被强行带离会场的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同样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手下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参拜，重申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
参拜“革命圣地”，宣扬“红色基因”，之所以成为中共的“行礼如仪”，是因其一为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的法统需要，一为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需要，两者目的都是为了“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
“红色基因”是中共所谓的“合法性”最大来源。中共通过暴力窃国，把列宁主义政党的专政与东方的专制结合起来，成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庞大极权主义体系。作为极权主义政党，中共的政治逻辑就是宣扬专制王朝君臣黎民那一套，打江山就得坐江山，要万世一系把持政权，要换就只换人民。在八九六四时，中共军头王震发出的名言“老子的天下是三千万人头换的，谁想要拿三千万人头来换”显示的正是中共此典型的土匪逻辑：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老子打下来的地方就归我。
现代宪政体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自于公民的选举和授权，公民通过民主选举委托授权代表组成政府并管理公共事务是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源泉。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自我神化为“伟大、光荣、正确”，黨規凌駕國法，凌驾于国家、社会一切权力之上，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用习近平反复重复毛泽东那句话来说，就是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把控一切权力的中共不容许国民有自由选举的权力，自然其政权谈不上有来自于公民授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因此中共不论哪个党魁上台，都只能高谈红色传统，显示其政权符合合法性的法统，所以参拜“革命圣地”就成为统治集团必不可少的仪式。
“红色基因”是中共坚持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需要。中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因为其统治已面临崩溃的不得已而为之，只能在其严密把控的社会松开了一小口子。经过四十年的发展，所谓改革开放给中共利益集团带来了庞大的利益，掌控了以往任何极权主义国家更庞大的社会资源。这个社会进程发生在既有的一党专政权力体制之下，其出发点本身即是改善并支持既有的一党专政权力体制，一党专政始终支配著整个社会进程。因此强调“红色基因”，强调“四个基本原则”，就继续维持了中共一党专政意识形态，维持了中共权力体系，维持了既得利益集团利益。
对中共来说，维持一党专政是终极目的，其它什么改开都是手段，当一党专政受到危害时，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所以才有了1989年的64血案。改革开放是为了给中共续命，自由世界自始至终是极权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但为了扩张国家利益，中共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手段扮猪吃老虎。从中国外文出版社把韬光养晦译为to conceal one’s fame and ability”；“temporary retirement to bide one’s time before going on the offensive”，即“在时机尚未成熟时，最好先隐藏自己的才能，等待合适的机会”，就可以看到韬光养晦只是中共的权宜之计。
习天下的时代，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急速膨胀，中共的自信心也急速膨胀，自恃力强势大，认为不再需要伪装，是重新展现獠牙的时候了。对外战狼外交，对内控制社会，这是极权主义螺旋式递进的必然，而不是向旧时代的狂奔。在中共极权主义的层面，毛泽东邓小平是一体的，是极权主义的自我修正，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也是一体的，是极权主义的自我递进，谈不上谁新谁旧谁背叛谁，都是红色基因下的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