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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基本民生需求做成为支柱产业是祸国殃民

    2023年9年月16日,深圳南山公安分局发布案情通报,对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恒大财富)杜某(法定代表人杜亮)等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恒大地产持续多年的债务危机首次由一个经营管理问题、中共政策决策者短视的问题,最终却上升为刑事犯罪的法律问题,由个人来背黑锅。

    截止2023年9月,恒大集团负债已达2.58万亿元。恒大爆雷不只表明恒大一家以及紧随其后的碧桂园和融创的经营模式走到了尽头,更表明中共铁血劫掠、背离房地产的民生本质、强把房地产当作所谓支柱产业之国策的破产。

    恒大爆雷的直接根源是盲目的外延式扩张,即不计后果的大举囤地。在房地产上升时期,房子就像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土地为王被房企奉为黄金法则。对单个房企而言,拿地构成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微观现象,相对应的,国家,或者说所有的地方政府,作为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和垄断卖方,其出让土地的行为就构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宏观现象。中共历年的统计年鉴和财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开始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的1998年开始至2021年,除2005年、2008年、2012年、2015年四个年份小幅下降外,土地出让金整体呈持续大幅攀升态势,从508亿元狂飙至87051亿元,2022年上半年为23622亿元。从1998年,至2022年,中共的财政收入(含土地出让金)从9875.95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202539亿元、2022年的203703亿元,财政收入中土地出让金的占比攀升到约40%。

    依中共财政部、国土资源部2006年颁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办法》)第三章,土地出让金(土地出让收入)的使用范围包括征地和拆迁补偿、土地开发支出、支农支出、城市建设支出及其他支出,并不包括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而事实上,大致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开始,特别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即房地产业突飞猛进开始,地方政府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即仰赖土地出让收入。

    随着土地出让金数额的急剧攀升,地价占房价的比例也迅速攀升。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在2010年前后地价(及税收)占房价的比例约20%左右,在2020年前后则攀升到65%左右,由于各地方政府是土地的垄断卖方,房价飞升的主要因素自然也就是唯一地主即各级地方政府。中共政府,才是房价畸高的元凶,这本是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真相,中共一直恶意把民众对畸高房价的不满引向开发商。在二十多年的房地产狂潮中,在整个房地产的利益金字塔中,中共及其所有地方政府通过掠夺并倒卖国民的土地而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有媒体初步统计,恒大在全国范围至少有近800个项目没有完工,近120万人已预付7200亿以上购房款、等待恒大交房,极可能不得不接受烂尾的结果,恒大还拖欠施工方和供应商巨额工程款和材料款。更悲催的,购买了恒大港股的无数投资者眼睁睁地要血本无归。

    房子是基本的民生用品,房地产是基本的民生行业,房地产离不了土地,因而是资源型的,也离不了资金,因而是资金密集型的和金融性的,房地产涉及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但房地产业整体上显然不是科技型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房地产业都不应、不配成为什么支柱产业。然而,中共两位总理朱镕基、温家宝出于急功近利的政绩需要,相继把本质上只是基本民生的房地产业强定为所谓的支柱产业。朱镕基1997年向房地产大亨、万科老总王石放言“我两年内一定要把住宅行业促成支柱产业”,而温家宝则在2003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声称“房地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更在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出于自己短期政绩之私利,置当时房价已开始下降于不顾,仓皇推出四万亿铁公基大基建刺激计划,房价应声飙涨,坐失房地产良性发展及抑制房价畸形上涨之良机,误国误民,贻害至今。

    急功近利的根源其实可以追溯至“总设计师”邓小平。奉行实用主义“白猫黑猫”论的邓小平自改开之初就一再高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属急功近利的外延式、数量扩张型发展思路,完全不提让什么人先富起来,完全忽视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即法治和契约精神的培育。“总设计师”尚且如此,又何怪朱镕基、温家宝,又何怪中共各级地方政府,又何怪一个房企的掌门人许家印?

    2023年9月23日,中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表示“房地产供应过剩,……14亿人可能住不完。……再要大力发展房地产是不明智的,……房地产业必须转型”。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曾坦陈,20世纪“世界上130多次金融危机中,100多次与房地产有关。2008年次贷危机前,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超过当年GDP的32%。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无论如何,中共背离民生本质的房地产支柱产业是要破产的,经济规律是不会迁就任何人的,当然也不会迁就骄横成性的中共。郭树清担心的灰犀牛是一定会出现的,只不过可能会因中共的颟顸抗拒而迟到或更加隐蔽而已。只是,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一定会害苦百姓,害苦恒大的购房者,害苦千千万万底层房奴、人矿和韭菜们。

    民生观察 2023年9月27日

  • 周远志被“文字狱”满刑后的基本诉求

    【民生观察2022年6月3日消息】因言获罪被判刑4年6个月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于2022年5月9日刑满获释。出狱后的周远志退休待遇全部没有了,成了“四无”人员,鉴于目前恶劣的生存环境,周远志向有关部门提出了7条基本诉求。

    周远志,现年61岁,此前系湖北钟祥市地税局“被退休”人员。三十年前因为写批评对农民“社教”的文章(《中国内地农村正开展史无前例的社教》)被开除党籍及职务。三十年来痴心不改,笔耕不辍,以笔名“曾仁全”、“楚一杵”、“华梁兴”在海内外出版两本书,发表文章被国安关押(谷歌可搜)。

    2001年“被提前退休”后,周远志认为应该为家乡人民做点事。于是,专著于环保调查和文化寻根,调查并制作8级纪录片《千湖之湖之殇》放到网上,调查并撰写数十篇文章《戏说神秘钟祥》(网上可搜部分篇章)。在这期间,许多失去工厂、失去土地的农民走投无路慕名而来,请求周远志帮助发声。

    周远志便主动杠起了许多媒体、记者、律师应做而不敢做的责任,当起了公共事件吹哨人,先后义务为暴力强拆、隐瞒重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等数十起事件网下申诉、网上曝光,被民间誉为“义工律师”。数十起事件几乎都促进了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解决,但也结下了梁子。这期间被国保约谈、被喝茶、甚至被威胁屡见不鲜。周远志始终不渝地恪守老祖宗遗训“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

    2017年11月9日,周远志在前往参与京山市地税局到荆门市地税局讨说法“围观”时被警方抓捕。荆门司法采取有罪推定调查,在供证不一、证人与证人说法不一,无权威说法,认定其曝光的事件“细节虚假”、“数据虚假”,而认定“细节、数据虚假”的证据均来源于处理事件不当的监管及腐败官员,不仅如此,法律规定不具备证人资格、制造黑恶事件暴力犯罪分子、成了指控其帖文“细节虚假”的证人。以延伸的“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法律若干解释”的“口袋罪”判决周远志网上“寻衅滋事”三年;以四篇不同事件点了五个官员姓氏的帖文认定为“诽谤官员”,在没有自诉人的情况下判决“诽谤(官员)罪”一年六个月;全省地税系统三千多人分别不同时间上访县、省及北京,与周远志都不认识,就因为周远志写了联名信,联系了尚未见面的“南都”记者采访,联系并出资律师介入事件,办了几个微信群就被“推定”为“组织人”,以“组织非法聚集罪”判决两年(此罪的前提条件是“经行政处罚不改正的”,而没有给予他“改正期”)。此起彼伏的全省地税系统维权事件由周远志一人买了单,合并共执行四年六个月徒刑。

    在荆州看守所关押两年两个月后,于2019年12月25日圣诞节那天送到荆州江北监狱。2022年5月9日刑满遣送回家时,六七个单位近百名维稳人员“迎接”。

    在国保们“有罪推定式调查”的过程中,警方以“涉及国家安全”等借口历时9个月拒绝三批律师会见周远志(其中雷刚、王乐律师跑遍荆门司法机关的大街小巷、踏破楼梯、磨破嘴皮无果,愤然而去),在开庭时吊销了广州刘正清律师的执照,要给周远志弄个“法律援助”律师,被周远志以“不要浪费司法资源”拒绝。

    随后给了周远志两个半天的时间阅卷,周远志发现采信的证据漏洞百出(以后的申诉会有详细解析),所谓“庭前会议”上他所提出的补充证据被公诉人拒绝,要求证人出庭作证被拒绝(证词上百人),对于周远志要求的公开开庭,竟然不通知他的家人。

    周远志质问胡姓女审判:“为啥不通知他的家人”,女审判说:“没有义务”。两天的开庭除了一些玩手机的公检法人员外,能坐数百人的大厅无一个外人旁听,后在周远志的强烈质疑下,第二天中午才通知其家人参加了最后半天的旁听。

    鉴于目前自己恶劣的生存环境,2022年5月31日,周远志向有关部门提出如下要求:

    一是被国保非法扣押的两部手机、平板电脑,必须得到归还。

    二是除高血压、脑梗、胃病在坐牢前就患有外,2020年在江北监狱三监区车间昏迷并抢救后检查出一个心窒壁瘤,还不知是良性还是恶性。此前,单位每年组织的检查并无此病。四年半来医疗费没有了,如果不能解决,本人将发起网上筹资或者外出务工,并起诉荆州看守所及江北监狱以寻求解决。

    三是欠外债准备变卖唯一的住房——地税局西大院四楼的住房(因借给别人的钱无法收回),卖房后外出租房住。老伴去投靠儿子,本人初步打算到离申诉较近的省高院附近租房子住。

    四是等北京疫情结束后陪老张到北京办她的签证。

    五是请求给本人办护照,因为夫妇已十年没有见到儿子了,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儿子已过三十岁,急需我们夫妇过去安排他的婚姻及家庭。不给组织找麻烦,投靠到美国留学并已工作的儿子去养老。

    六是如果不给办护照,那将只能走申诉之路,向北京及省高院、纪监委等部门申诉,因为我这个因言获罪的文字狱“被刑事犯”是钟祥和荆门已倒台和尚未倒台的腐败分子一手炮制的,不能雪耻就意味着“获刑人员不能办护照”的出入境规定,所以,只有洗清罪名才能出国。申诉的方法将是文字申诉与制作视频申诉同步,申诉材料在省高院答复之前将不放到网上。

    七是由于四年半的牢狱生涯结束后,退休待遇全部没有了,出狱后成了“四无”人员:无工厂、无田地、无福利、无生活来源,将考虑边治病边外出打工。初步考虑效仿北京“被失业”的律师朋友刘晓原外出卖老鼠药——为社会除四害。

    以上诉求请有关部门批准,刑事申诉的材料及视频将在近期完成并上交。

  • 郭飞雄赴美照顾垂危妻子的基本人权不容剥夺

    据推特披露,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先生于2021年12月5日下午2时许,在给友人仓促发出“我被抓了”四字后,与外界失去联系。此时,身在美国处于癌症晚期,急需第二次手术的郭飞雄的妻子张菁女士,正焦急万分等待郭飞雄前去落实有关救治事项及照料。可见,郭飞雄的赴美事关一个生命的存亡,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也事关人类通行的最基本的人权与人道原则。

    郭飞雄在美的妻子张菁从去年确诊罹患癌症而不得不动手术抢救治疗后,一直急切盼望丈夫郭飞雄前往照料与安排后续治疗。郭飞雄为了尽快赴美救治妻子,先后通过国内一切公开合法途径,向有关当局提请出国,也先后致信中共最高领导习近平,国家总理李克强,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公安部长赵克志等等,但至今仍无法出国。

    在历尽一切努力无效下,郭飞雄近日于万分痛苦中独自前往湖南乡下形同道家闭关修炼般以疗治心伤与思考去路。结果再度被广东与湖南警方强制带走。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有着一些基本人道底线,如救死扶伤,生命至上等等原则是必须遵行的。而公民出国权与回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自由离开或回到自己的国家。《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一)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二)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而中共自己颁布的宪法也明确作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因此,于情于理于法,中共当局都应该无条件允许郭飞雄先生立刻前往美国照料病危的妻子,而绝不能乘人之危以任何附加条件来阻碍郭飞雄出国。

    郭飞雄先生几十年来的行止昭示着他是个热爱祖国,有强烈社会责任感,致力于推进中国法治人权民主的现代模范公民。他在任何时候的任何地方绝不会作违反法制的损害中国利益的事。因此,任何以危害国家安全来阻止郭飞雄赴美救治妻子,都是无中生有的欲加之罪。

    郭飞雄:原名杨茂东,1966年8月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城。1988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后分配到武汉市职工医学院(该校后来并入江汉大学)工作。1991年南下广东,从事出版、写作等工作。曾参加1986年上海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和1989年全国学生民主爱国运动。

    2003年起郭飞雄放弃了做得很成功的书商行业,投身到社会公益活动中,两年中,他先后为孙大午案、孙志刚案、蔡卓华案、陕北油田案等等具有时代典型意义的维权大案奔走呼号。

    2005年4月底,他在北京发起申请反对日本右翼的“五四”抗日游行,要求收回钓鱼岛,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拘留15天。

    2005年7月,作为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郭飞雄南下广东参与了南海三山的民间土地维权工作。7月底,他参与广州番禺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只身住进村民家中二十多天,为村民罢免村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9月13日晚飞雄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郭飞雄随后进行了总共59天的绝食绝水抗争。2005年12月27日郭飞雄被公诉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获释。

    2006年2月3日,郭飞雄与北京高智晟、范亚峰、赵昕四人发起全球接力绝食抗议警察采取黑社会手段打击报复维权人士的活动。当年郭飞雄多次遭受警察的暴力殴打。8月,高智晟被捕,郭飞雄组建高智晟法律后援团,积极展开营救活动,因此触怒中共的政法委。9月13日郭飞雄在广州被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刑事拘留,警方指控他五年前做书商时非法出版一本叫做《沈阳政坛地震》的反腐败刊物,涉嫌非法经营。在广州和沈阳等看守所关押审讯期间,郭飞雄曾遭受专案组多种酷刑折磨。

    2007年11月12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裁定郭飞雄“非法经营”罪名成立,判处他有期徒刑5年及罚款4万元。这引起国际社会多个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认为当局是假借经济罪名对民主维权人士进行政治迫害。

    2007年12月13日,郭飞雄被押往广东梅州监狱服刑。入狱期间,郭飞雄进行一系列绝食抗争,并带领监狱服刑人员维权,因此遭受暴打、关禁闭。在五年的牢狱折磨中,郭飞雄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落下多种病根。

    郭飞雄先生的顽强努力,赢得了社会的赞誉。2005年12月郭飞雄与其他十三位维权法律工作者一起入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2006年12月,尚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关押期间,郭飞雄被魏京生基金会授予“魏京生第三届中国民主斗士奖”。2008年10月在梅州监狱服刑期间,被《北京之春》杂志社授予“2008年北京之春自由先锋奖”。

    2011年9月13日郭飞雄刑满出狱后,一直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有警察在他所住楼房下24小时值班看守,不仅经常阻止他外出会友,甚至还阻止他到市场买菜。虽然在这种严酷环境中,郭飞雄仍然设法通过多种途径积极参与一些意在推动中国公民社会成长、促进中国人权改善的活动。2012年初,郭飞雄亲自前往乌坎调查了解村民选举维权事件,4月为广州五君子举牌要求“人权、民主与官员公布财产被刑拘事件”提供法律后援服务,6月参与湖南“六四铁汉”李旺阳离奇死亡真相调查团,随后还为江西新余参与民主选举人刘萍被暴力殴打事件签名声援等。

    2013年1月7日至10日,《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删改事件爆发,一批民众自发前往广州南方周末办公大楼门前声援。为了避免事态恶化,郭飞雄冒险前往南周大门外的街头聚集的民众中,通过现场演讲,力促到场声援的民众保持理性、和平并在表达出意愿后及时离开现场。一个多年坐牢且遭受多种酷刑的人,号召人们克制,那种感染力与说服力是无容置疑的。正是在郭飞雄先生等人这种理性的疏导下,南周门口声援抗议事件得以和平稳妥地化解。

    2013年3月3日,郭飞雄与北京、广州多位民主维权人士一道发起敦促全国人大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公民联署运动。随后几月,他因身体不适原因前往内地老家农村休养并顺便调查了解民情民愿。8月17日,郭飞雄在湖北老家的姐姐忽然得到郭飞雄已经于8月8日被广州白云区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的通知。说明郭飞雄再次被警方投入牢笼。

    在超期羁押一年多后的2014年11月28日,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院才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开庭审理民主维权人士郭飞雄与另一维权人士孙德胜,庭审持续了18小时,直到29日凌晨近3点才结束,创造了中国司法审理史上的又一违法侵权“奇迹”。庭审中当事人郭飞雄、孙德胜陈述了在看守所关押470多天遭到不准放风、连续审讯、殴打、少给食物等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酷刑对待,联系到这次抓捕审判他们,是因他们公开敦促全国人大审议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在《南方周末》前声援新年献词事件。最后中共当局判处郭飞雄6年重刑。

    郭飞雄先生2019年8月刑满出狱时,中共当局曾找其谈话,要他离开中国大陆前往美国与妻子团聚过生活,但遭郭拒绝,现在郭飞雄先生在美国的妻子病危,急需郭前往照料,中共当局却一再拖延、阻止其出国,这是严重背离人道原则,侵犯人权,践踏法制。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落实宪法保障公民人权承诺,尊重公民出国权,无条件准予郭飞雄先生前往美国照料病危妻子!

    民生观察 2021年12月6日

  • "被精神病"现象基本终结 治愈者回归社会问题仍待解决

    《精神卫生法》自2013年5月1日开始实施,至今已近两年。那么两年来,这部法律的实施给精神卫生方面带来了哪些改变?“被精神病”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
        所谓“被精神病”,是指把正常人错误诊断为精神病人,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这一问题一直引人关注。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唐宏宇表示,《精神卫生法》中明确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只有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和民政部门外,任何其他人不得单独送诊。这无疑抬高了入院门槛,“被精神病”现象基本终结。
        唐宏宇表示“(如果)这个人被非自愿的送到医院来了,他自己对这个决定表示反对,我不是,他可以提出再次诊断,而如果对再次诊断有疑议,可以提出医学鉴定,如果还是有疑议的话,可以直接提请法律诉讼,这是给他的一个权利。”
        唐宏宇同时指出,医疗卫生机构也有主动纠错机制,例如定期派人检查、复核等。
        据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处长王立英介绍,目前中国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多数患者可以治愈,维持正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能力。但由于缺乏社区康复机构等问题的存在,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的“下一站”仍需破解。
        王立英表示:“我们现在也在推动这项工作,包括联合民政、残联部门,让康复机构逐步参与精神卫生工作,把精神康复也做起来。这样也使我们的病人将来有个“出口”,来解决他们回归社会,出院难的一些问题。”
        此前有专家认为,在春季,天气转暖使代谢进入旺盛期,导致体内神经递质的分泌发生变化,容易产生情绪波动和精神活动上的变化,促使精神疾病发病或复发。而当前,随着春季的到来,人们更加关注如何在早期识别一个人是否患上了精神病?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马弘表示,对于常见的精神卫生疾病例如自闭症、老年痴呆、焦虑抑郁,都可以通过行为上的改变而及时发现。但对于重性疾病识别起来有一定的难度。
        马弘表示:“特别是前因起病,就是慢慢起病的(不容易发现)。有些很急,一两天之内突然间就行为改变了,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就开始言语很混乱、撕东西、扔东西、隔空骂人之类的大家很快就发现了。具体方面的原因慢慢就明白了,是生物学和环境因素共同起作用。”
        马弘同时指出,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在家庭教育中,正确的教养方式会给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带来极大的影响。
        马弘表示:“我们觉得能给孩子更健康的成长环境,比如说安全感,不要把孩子生下来就丢给别人带,说工作忙顾不上,或者家里说老人带的比你好,这些不利于孩子的心里健康成长。”
    (来源: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50408/43509446_0.shtml2015年04月08日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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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可获免费基本药物救治

     昨日是第23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也是《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一周年。记者从湖南省卫生计生委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全省今年专项投入资金8500万元,计划救治救助5000名贫困重性精神病患者,改扩建精神卫生服务机构20家。截至9月底,任务已完成过半,预计年底前能全面完成。
        据省脑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付文彬介绍,湖南省脑科医院作为省级定点医院,承担其中的300例符合条件的贫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救助任务。目前仍有100余个名额可申请,有需要的患者家属可拨打电话13908480054(精神科女病房王医生)、13637402427(精神科男病房龙医生)报名。
    昨日,长沙市卫生局、长沙市疾控中心公布全市近年来全面落实精神疾病综合防控措施情况显示,长沙已全面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国家重性精神疾病治疗管理项目,为贫困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免费住院、免费基本药物救治。目前,长沙市政府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医疗救助,即政府免费为本市城乡精神病患者提供基本的控制性药物、常规检测和重症精神病人住院治疗。
    (来源:网易网 http://news.163.com/14/1011/02/A888EMK300014AED.html2014-10-11 02:1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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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精神病”现象基本终结治愈者无人接收问题依旧

    阅读提示|《精神卫生法》自2013年5月1日开始实施,至今整整一年,这部耗时27年才掀开面纱的法律,被社会寄予厚望。那么,一年来,这部法律对精神卫生方面带来了哪些改变,“被精神病”的情况是否终结,实施中又有哪些新问题?记者就此采访精神病医院、卫生管理部门,发现虽然“被精神病”得到了有效避免,但由于缺乏社区康复机构等问题的存在,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的“下一站”仍需破解。
      变化|医护人员不再为接病人担惊受怕
      为避免“被精神病”,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而“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的,只适用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法律还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自伤或伤人情形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曾长期参与郑州第八人民医院(郑州精神卫生中心)出车救护工作的郭永刚,对一年来的变化感受颇深。他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他不用再担心接到“赶紧来把这个伤人的‘精神病人’接走”的电话,而在此之前,经常是公安或民政等部门一个电话,说哪里有危害安全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就会让医院派车去接。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的手臂常被抓出一道道伤痕,还有护士的头皮被咬掉,还有的被打得耳膜穿孔。
      昨天下午,郭永刚告诉大河报记者,新法实施一年,他们几乎没有再主动出车接病人,都是患者自行或在监护人陪同下来医院,对于家属让出车接的请求,也会在解释后婉拒,出车接诊率几乎降到零。“法律对此明确了职责,对医护人员的安全是很大的保障。”
      同样,患者“住院自愿”的有法可依,也让医院不再担风险。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于海亭说,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前,他们曾因家属让接患者到精神病院治疗,后来患者称没有病,并将医院告到法庭。新法实施后,没有再遇到这类问题。
      故事|患者4年前已可出院但无人接收
      昨天中午,记者在郑州第八人民医院第八病区见到精神障碍患者陈景(化名),刚吃过午饭的他先看会儿电视,又去打台球,与之简单交流并无大碍。他今年虽然刚满30岁,却已经在医院待了10年,即使4年前达到了出院条件,家属也没人愿意接他回家。
      10年前,陈景经常出现幻觉,认为有人要害他,一次在家中突然发病,无意识中将母亲杀害,之后被家人强行送到医院,后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如今,他的父亲已经离世,姐姐也已出嫁,组成新的家庭。虽然,逢年过节,家人会带着礼物到医院看望,但医生多次建议患者可以出院,均遭家人拒绝,家属即使多花钱也要让患者住在医院。家属说:“他(患者)回来将打破我们的生活常规,我们不可能一直看护着他,如果他再次发病怎么办?”
      第八病区主任刘俊德告诉记者,其实,经过治疗后,陈景的症状控制得不错,已经不会产生“有人要害他”的精神障碍,“而回归家庭、融合社会对患者的康复不可或缺”。
      记者了解到,和精神卫生法出台前一样,郑州八院依旧有很多已经无需住院的患者无法出院,甚至长期被滞留精神病院。以该院为例,单在第八病区的60多名患者中,就有8位患者已达到出院条件,但家属不愿接回,有的甚至已经没有监护人,住院时间最长的接近20年。
      问题|患者出院已有规定但缺乏细则
      其实,按照精神卫生法,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医疗机构应及时对“非自愿”入院患者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郑州第八人民医院副院长于海亭指出,应该出院的患者,如果已经具备自主决定的能力,医院可以为其办理出院手续,“这个在该法实施前,医院是不敢为其办理出院手续的,害怕家属之后到医院要人。”不过,一年来,该院对这类患者办理出院手续前,还会和家属沟通,“一般也都能同意,没发生过纷争”。
      对于患者没有能力出院,监护人又不为其办理出院的情况,于海亭说,这属于监护人不履行职责,医院可以起诉,“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不过,他也透露,目前,在郑州尚无此类的起诉案例。
      刘俊德解释说,按照新规,患者自愿入院的也遵从自愿出院的原则,而非自愿入院的,经过评估通过后可获准出院。“但如果没有监护人来接,就面临着患者住院治疗的费用由谁来结账,出院后的医嘱向谁交代的问题等,都需要配套的司法解释和细则的出台,否则在操作上会有困难,风险很高。”
      事实上,进入2013年以来,广东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了精神卫生法实施细则的制定工作,但河南尚未传出任何消息。
      建议|加强社区康复机构建设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亿人,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600万。对如此庞大的群体,急需建立社区康复机构,为患者提供出院后的康复训练。
      精神卫生法也提到,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建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健康档案,对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患者服药和开展康复训练。
      刘俊德说,一些精神障碍患者达到出院条件,但没能被家属接走出院,除了家属的心理恐惧因素外,缺乏精神疾病的社区康复机构也是重要的原因。“其实,病人需要融入社会、家庭进行康复,长期把精神疾病患者放在医院,对他们不利,是怕麻烦的做法。”
      他认为,精神障碍患者在医院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回到社区,由社区康复机构对患者进行跟踪治疗,及时提醒要注意事项,这样可以对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居家治疗起到很好的缓冲作用,同时也可以慢慢尝试让其融入社会,打消家属对患者再次犯病造成伤害的忧虑。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该中心王主任表示,他们已对社区的精神障碍患者建立健康档案,病情严重的还进行随访和用药管理,65岁以上患者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但目前社区还没有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机构,因为精神障碍患者属于特殊病人,必须有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和专门的场地,目前条件还达不到。
      “政府在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建立社区康复机构方面,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已走在了前面,郑州需要加强。”于海亭说。
      声音|社会需消除对他们的偏见
      根据业内的粗略估算,郑州目前约有重度精神病患者10万人,入院治疗的有1/3,而2/3的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其中,很多家属不愿意将家里的精神病人送往医院,是怕对家庭有影响。于海亭在会诊时,常遇到患者专门提出,一定不要泄露隐私,虽然医生不会泄露隐私,但患者提到的害怕泄露原因让他很遗憾,“不想让单位知道,怕被开除,不想让对象知道,怕因此分手。”
      他说,其实消除偏见、歧视有利于营造好的社会环境,让病人走出家门,敢于投医,因为很多精神疾病如果及早发现、诊断治疗,是可以恢复的,而对一些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及时治疗对家庭、社会都有良好影响。他希望,社会能关注和理解精神病人。
    (来源:新浪湖北2http://hb.sina.com.cn/news/b/2014-05-20/0923168861.html014年5月20日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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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停止政治迫害,保障基本人权—-关于许志永等受审的声明

    —-民生观察关于许志永等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受审的声明
     
    从1月22日开始到1月24日,被控“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马新立、侯欣、袁冬、张宝成、李蔚等八位新公民运动倡导者和参与者将在北京的法院受审。
     
    民生观察严重关切许志永等八位因争取基本公民权利而受审的公民,以及去年12月在江西新余受审的刘萍、魏忠平、李思华和此前遭到关押的王功权、李化平、刘远东等新公民运动积极参与者,呼吁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些遭到逮捕、关押、审判的公民,恢复他们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公民权利。
     
    新公民运动是一场民间主导的社会革新运动,不以政权为目的而以健全公共生活丶培育公民气质丶促进公民合作为内容之持久的公民训练,以提倡“自由,公义,爱”为宗旨,以推动整个国家以和平方式朝向宪政转型和推动整个社会从臣民社会朝向公民社会转型为诉求,争取的是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
     
    我们注意到,新公民运动推动的教育平权、财产公示、公民同城聚餐、公民守望工程等活动都体现了近年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崛起和公民意识的增强,新公民运动倡导大家堂堂正正做公民,以建设心态推动民主法治,推动中国以最小代价完成宪政文明转型,这样的新公民运动对当下官民强烈对立的中国社会来说不是敌意,而是善意;不是破坏,而是建设。
     
    我们认为,新公民运动无论是宗旨、诉求,还是推动的方式,都是在合法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所有被捕的新公民运动参与者都没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相反,是公权力在滥用法律打压公民的合法活动和合法诉求,对推动社会进步的公民进行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我们观察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已经有160名合法行使基本权利的中国公民遭到拘捕,这种大规模的镇压行为是对宪法的公然践踏和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公然侮辱和挑战。这种政治迫害只能震慑一时,长远看却是酝酿更大的社会爆发。
     
    为此,民生观察强烈谴责当局对合法行使基本权利的公民的打压行动,呼吁当局:
     
     
    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和中国早已于1998年签署的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
     
    二、停止政治迫害,立即无条件释放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马新立、侯欣、袁冬、张宝成、李蔚等在内的所有因和平行使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表达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的被关押者。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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