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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系省直国企陕西省地质矿产局西安探矿机械厂的一名单身女工，1986年进入该企业至今。
因2010年9月27日无辜被企业非法单方面终止劳动关系，至今没有出具书面证明并且分文没有，而依法依宪逐级上访到北京。
2011年1月24日首次进京，截至目前无人问津没有丝毫结果。
为维权被打击报复而先后遭遇6次非法拘禁、4次行政拘留、1次刑事拘留、2次差点被送进精神病医院、1次被投毒几乎丧生、无数次被暴力截访、殴打、辱骂、虐待、非法搜身及随身物品、非法抢掠证件至今未归还、绑架劫持、1次被套着黑口袋绑架、无数次被抓进派出所；被迫开过瓢、跳过楼、且过腕、服过毒。
2014年8月起至今，在我仅仅安分守己的在家里吃饭睡觉过日子，期间几乎不出门什么都没有做过的情形之下，却在北京被实施24小时全方位监视居住，期间各色骚扰不断，无法正常的生活，从精神上实施摧毁性迫害，并且多次趁我不在的时候非法侵入住宅偷盗、投放杂物、投毒1次（2015年1月4日下午，在我房间里被维稳系在水杯中投毒，在饮用后大约5小时几乎丧失意识，3次昏迷、2次呕吐、1次大便失禁，几乎丧生）。被非法强制查房多次、殴打1次、辱骂刁难、寻衅滋事无数次、并遭遇无数次威胁恐吓（包含死亡威胁）、随时遭遇暴力驱逐而流落街头，人身和财物安全得不到丝毫保障。
万般无奈，我于2015年8月6日晚21点左右，拨打北京110报警寻求解决之道和保护，110接警台转交右安门派出所全权处里。
右安门派出所警察接警并把我带回该所核查身份、询问了解情况后，不予立案却拒不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并且把我移交驻京办带离该所，此事至今无任何进展，我的境况也无任何改观，并且更加变本加厉，频频出手肆意妄为，维稳系自我报案至今多次趁我不在家的时候非法潜入我的房间偷盗水、大米、粥等等，还拆掉我鞋架的横杆，并多次在我在房间里的情况下，安排不明身份人员强行闯入我的房间查房，以各种啼笑皆非的理由，并且暗示会有进一步更加肆虐的行动，令我人物尽失……
维稳系曾多次扬言和暗示派出所是他们家的后花园，警察是他们的保镖，为他们保驾护航分分钟的事儿，他们实力雄厚，手眼通天，背景颇深……
以上种种也正是我迟迟不敢报案的原因所在，并在报案之时如实陈述只一点。
我在想为什么右安门派出所至今不作为？为什么维稳系敢口出狂言，是空穴来风还是奥妙尽在其中？为什么维稳系行为如此猖狂？为什么维稳系可以如此肆意藐视法律、践踏法律？强烈质疑：维稳系与右安门派出所之间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维稳系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维稳系受命听命于谁，人员开支出自哪里？
仰天长叹，依法治国，法在哪里？和谐社会，家无宁日！和平年代却屡屡遭遇死亡威胁。为什么我仅仅想过平静不被打扰的日子竟难于上青天？
鉴于以上种种疑惑和危机隐患，特此郑重声明：无论我何时何地遭遇任何不测，请问询右安门派出所！源于质疑，我自此不会再踏入右安门派出所，除非被该所绑架进该所。敬请社会各界关注事态的发展，谢谢。
注解：我因维权而遭遇企业老总的威胁：“要把刀子要封口……”而亡命北京，在自己的祖国过着流亡的生活。
 
陕西康素萍          
2015年10月8日

[编发者按] 于新永，2015年8月7日前去旁听丁汉忠血拆案的二审，在法院门前被抓捕。这是他于21天前写下的文字。于新永，一个没有自己个人诉求的“维护民权专职志愿者”，一个大写的人！他在感受到马上失去自由之际，给朋友们、给社会留下这段话。
通过《我的声明》，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捍卫民权志原者献身的无畏，无私的胸怀，凛然大义！
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权民主宪章的光辉，看到先站起来努力撑起一片天空的壮举，看到一定天亮的未来！
 
 
警方对我秘密调查，我早就知道。此前各地朋友传来我被调查的信息，我一笑置之。今天，潍坊血拆案中一审被判死刑立即执行的丁汉忠，二审开庭在际，警方向其女儿丁玉娥审讯式地调查我，这让我认识到很快被抓捕已是事实。所以，写本声明，以此作个交待。
从我的被抓捕来看，当前全国大规模打压维权律师，只是当局行动的一部分，对全国维护民权人士全面打压，才是此次行动的根本内容。
对此前出台的《国家安全法》，我并没有仔细研究，只是惊讶于当局对局势的判断如此短视，惊讶对民间正义抗争的声音如此草木皆兵。对国内维权者们以准恐怖分子对待，让人看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很快被放逐的周厉王！
是于2013年初，积淀于胸怀的社会认识，促使我放弃七、八千元月薪的工作，作为一个无个人诉求者走上了维护民权之路。我对济南国保曾明确说，中共和维稳官员不是我的敌人，我希望中共正确认识社现实走向开明进步永远执政下去，不致出现改朝换代的大动荡；我说，当下政局与半个世纪前我父亲被打成右派时如出一辙，是中共自毁长城，在自掘坟墓的同时，把中国人民拖向灾难的深渊；我说，毛时代的闭关锁国永远过去，国家社会向普世价值靠扰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我说，站出来维护民权的我，最多是一只报晓的鸡，杀掉报晓的鸡，也阻挡不了天亮的到来。
我知道，当年被种族被灭绝的犹太人对纳粹讲道理是没用的。当局不是纳粹、民权捍卫者也不是犹太人，所以与当局讲如下道理。调查我主要围绕两个事件，丁汉忠案的关注与拟成立山东维权联盟。关注丁汉忠案，是我一人自做主张；我拟发起成立山东维权联盟，不可能得到批准登记的情况下不了了之；这些事，都与他人没有关系。
有朋友所说，如我已被贴上黑标签，就如当年我父亲被右派一样，已经被视为准敌人，一旦有什么政治运动，我将被拿来祭旗！当时接受不了如此说法，我依法办事，尽量与当局良性互动，做了些许推动依法治国的有益工作，当局没理由把我敌人化。看来，我善良的认为是错的。
那是北美大草原上的地松鼠，蛇很喜欢进洞穴吃它们的幼崽，蛇临鼠洞时，往往有成群的大松鼠对蛇齐骚扰，烦不胜烦的蛇只得怏怏离去。我，最多是伤害不了蛇、让蛇避退去的一只地松鼠吧。从屠戮与反屠戮的角度，地松鼠与蛇是敌人，当局是蛇我是地松鼠吗？
我所做，无愧于良知与社会责任，被拘押、牢狱，算不得什么。在此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丁汉忠案，这不是为了丁汉忠个人，是为了社会公平正义；望关注朋友孙峰的案子，一是因为孙峰是我们的朋友，二是这关系到推动言论自由的进步。再是，希望我介入的维权案的维权者们，把维权进行下去，在我的离开脱敏的情况下，也许有利于维权尽快成功。这不仅是维护自己权益，是通过个案推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为推动社会进步做贡献。
我的被牢狱，请朋友视为我的荣幸。我有幸与全国知名大律师们为伍，有幸与全国知名民权人士为伍，有幸与人权战士们为伍。
因为子夜已过，天才漆黑，这不仅不是令人绝望、消沉的理由，反是促人奋起抗争的希望！黎明前的黑暗过后，不就是朗朗明天么？历史也在告诉着我们，社会正义虽然常常迟到，但从不缺位，公平正义一定会实现！
朋友们，与你们风雨同行的日子里，让我收获了无愧无悔，实现着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请不要为我担心，更不要为我的被牢狱费力。我今天就是洒尽热血，也实现了走向民主法治祭坛的志愿，无尚欣然。正如有朋友所说，就是被撕成碎片、零落成泥化为尘土，也不失我们泽被万世的芬芳！
民权捍卫者于新永于2015年7月16日
（编发者李向阳，于2015年8月21日）
 

——再次强烈要求依法撤除监控人员还人身自由！还病假工资！
 
桐庐县人民政府并县长方毅：
桐庐县公安局并局长王建平：
桐庐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并叶忠华所长：
桐庐县中医院并院长刘柏洪：
  
    我们是求生不能病重访民钟亚芳的父母，你们一边非法24小时严密监控限制钟亚芳人身自由，一边又停发其病假工资断绝生活来源，她依法上访讨公道又被打击报复非法关黑监狱67天、非法关精神病院592天以及非法“监视居住”3年多致病重（核污染病体长出几十个肿块、肝脏占位、甲状腺占位、高血压病等）。现钟亚芳与其才15岁的单亲核污染被害女儿钟知含病情加重，如果你们再坚持继续这样非法残酷迫害她们，则一定会导致钟亚芳母女被“关起门来”活活饿死、病死的惨案发生！两条无辜生命将被你们非法剥夺！ 且鉴于监控人员对钟亚芳称“叫我们来监控的原因是讲钟亚芳有精神病”、“只要钟亚芳活着都要被监控”、“我们反正是上头怎么讲、我们怎么做 、同我们没有关系的 、是混饭吃”，而非法限制钟亚芳人身自由的监控人员与警察都称“钟亚芳没有犯法”。
 
为此，作为钟亚芳的父母我们今不得不再次向你们声明钟亚芳从未患精神病。
偏执性精神障碍系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与桐庐县公安局、桐庐县卫生局、桐庐县中医院联合伪造。
、这份由不具主体资格的桐庐县公安局非法委托并提供虚假鉴定材料于2009年12月2日伪造出荒唐结论为“（病程已逾两年）偏执性精神障碍、无受处罚能力、建议给予医疗监护”的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2009）司鉴字第148号《司法精神疾病鉴定意见书》不仅程序严重违法、且实体内容虚假、鉴定结论错误、甚至内容不齐全连鉴定人员签名都没有，根本不具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定案证据，且我们也从来没有认可过。
   （2）、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早已于2011年12月14日依法确认钟亚芳“从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即确认钟亚芳“从未患伪造的偏执性精神障碍”）。只要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知道：一个在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的钟亚芳又岂会是“精神病人”？！
   （3）、核污染受害的钟亚芳虽因给有桐庐县公安局自己委托做出司法鉴定结论的核污染被害女儿钟知含依法上访控告包庇凶手制造冤案的枉法官员，而被打击报复造假陷害非法关进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病房1天2晚，以及被非法关进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精神病强制所）长达591天，受尽非人折磨致多种疾病危及生命，但伪造的“偏执性精神障碍”却因钟亚芳言行、思维正常而并没有被精神病院使用任何精神病药物进行治疗。
     
    另，退一万步讲，即便你们为欺下瞒上而非要认定钟亚芳是“精神病人”，则你们也无权以言代法、滥用公权力公然违法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雇请俞一丕、程晓蔚等监控人员（社会无业人员）以“监视居住”的方法非法24小时严密监控限制身患重病的钟亚芳人身自由并由警察联合实施； 更无权一边非法24小时严密监控限制人身自由一边又停发病假工资断绝生活来源“关起门来”活活饿死、病死病重的钟亚芳与其单亲年幼的核污染被害女儿变相杀人灭口！
 
人命关天！两条无辜生命！——已年迈的我们今再次强烈要求你们立即停止以“精神病”名义非法残酷迫害身患重病的核污染被害者钟亚芳母女，立即依法撤除公然违法在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每月花几万元雇请已3年多的俞一丕、程晓蔚等监控人员，还身患重病访民（合法公民）钟亚芳人身自由！立即把维持核污染被害钟亚芳母女生命的病假工资还给钟亚芳，让已被断绝生活来源6个月的核污染与上访被精神病致病重受害者钟亚芳与其年幼单亲核污染被害女儿钟知含有饭吃。
 
 
                 声明人：钟宜根、许柏凤
                         2014-9-25

——民生观察工作室对郑州三看前公民行动的声明

被河南警方刑事拘留的常伯阳、姬来松、于世文、陈卫等“郑州十君子”被捕已超过两个月。十君子案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正如滕彪和游精佑发起的《郑州十君子公民声援团募款倡议书》里所指出的：“郑州十君子案是中国人权现状的恶劣样本，是地方警权肆意扩张的恶劣样本，是以政治案件掩饰地方管理者愚蠢无能的恶劣样本。十君子案集中展现了权力的各种违法：先抓人再取证；深文周纳，罗织人罪；曲解法律，自我授权……郑州是中国的缩影，十君子今天所遭受的磨难，也是所有良知人士正在或者将要面对的处境。”
 
“郑州十君子”被捕后，迄今已先后有40多位维权律师接受家属委托，持律师证、会见函和委托书到关押十君子的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申请会见各自当事人，而看守所却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至7月23日止，郑州市第三看守所已经78次拒绝了十君子律师的合法会见要求。
 
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的违法行为绝不是孤立的个案，广州三君子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被批捕后，他们的代理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要求也一样被警方拒绝。事实上一年多以来官方以大扫荡手法围歼民间社会，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此类口袋罪构陷无数优秀公民入狱，对批捕公民的诉讼权利进行剥夺，对律师的合法会见权进行粗暴践踏，警权被官方肆意扩张以扼杀公民社会的发育，新极权下整个国家已成为一个警察国家。
 
近一个月以来，各地公民前仆后继地前往郑州第三看守所声援十君子，他们冒着酷暑，在看守所门口以展示“郑州十君子回家、囚禁良心犯，违法伤天理”等标语，举牌抗议，印制文化衫等各类公民行动声援批捕公民。本月24日起，声援公民开始把行动升级，以接力绝食的形式抗议警方的违法行为，到现在截止已持续一周。
 
郑州第三看守所前的公民行动深刻体现了官方即使以刚性专政铁腕进行野蛮打压，也难以阻挡民众对自由、民主、宪政的追求。这一年是黑暗的一年，也是孕育新生希望的一年，从南周门口抗议到苏州祭奠林昭墓，公民表达政治反对诉求渐成潮流；从建三江到郑州三看，公民围观抗争渐次扩大。官方越打压，越使民间的观念与角色趋向清晰，来自于民间草根基于政治诉求的现实行动渐成中国官民冲突的核心关键角色。
 
官方的刚性维稳制度决定了他们对民间的政治诉求、围观抗争不会作任何的让步。可以预计到郑州三看的公民抗议行动也会被官方清场，如同建三江等地一样，公民行动者可能被拘，可能被打，然而，每一次他们以弱小的身躯承担来自公权力的暴力时，民间的道义性就多一分，官方的合法性就少一分，他们的每一次抗争，都是在不断地增加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的勇敢行动既让官方的民众素质差不能实行民主的荒谬借口不攻自破，也让鄙薄民众动辄以“国民性”相讥甚至污蔑为“民粹主义”的伪精英论调变得荒唐无比。
 
有这样的公民行动者的勇气和担当，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自由中国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未来？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8-1

就广州市天河区检察院对郭飞雄案的起诉书，本人声明如下：
 
1.起诉书称“2013年1月5日17时许，被告人杨茂东组织同案人袁小华、袁兵（均另案起诉）等人在广州市天河区富华饭店及其附近咖啡馆聚会，商议至越秀区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周末报社门口举牌、演讲。”与事实严重不符，为典型的阴谋论手法。1月5日的晚宴目的是为招待从北京来广州的朱导演。后来之所以谈及当时已在网络沸沸扬扬的南周新年献辞事件，是因为我邀请了当天去南周门口举牌的老沈过去吃饭，而不是起诉书所称的郭飞雄组织聚会商议至南方周末报社门口举牌、演讲。
 
2.起诉书称郭飞雄等人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采取举牌、发表演说等方式吸引大批群众围观是典型的指鹿为马。事实上地球人都清楚南方周末新年献辞事件是当时网络的热点，在网络上网民自发呼吁去南方周末报社门口声援南周，表达对宪政和新闻自由的诉求，此乃民心所向，起诉书把此抹黑为是郭飞雄等人行为所致，是在侮辱公民的道德、智慧和判断能力。
 
3.起诉书称事实的证据其中包括来自本人的证言。本人在南周事件后，确被警方多次传唤，但本人从未做过证人证言，因此本人不认可起诉书任何称为我的“证言”的引用。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等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未出庭证人的证言宣读 后经当庭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鉴于起诉书称我做了证人证言，所以本人就此声明要求法院应传召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以便做出清晰的完整的意思表达。
 
5.鉴于一直以来发生的事实，如出现任何以软禁、“被旅游”等非法手段阻止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本人声明将撰写完整的证人证言交给郭飞雄辩护律师，此乃本人真实完整的证言，除此外不认可任何证言。
 
 
野渡
 
2014年7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