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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垃圾时间”一词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横空出世，不断发酵，意义是相当重大的。在此之前的中文互联网网络流行热词，从内卷，到躺平，显示了在中共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下，习得性无助下民间一种无可奈何的个体消极反抗回应。而“历史的垃圾时间”则是对整个社会走向的判断，认为中共专制政权进入尾声，从而在总体上否定了中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宣告了其走向失败的必然趋势，这是中国民间在认知上的突破，所以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当说中共现在的统治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时，事实上是包含了两重意思。一是中共崩溃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结局难以改变，所以现阶段的历史已进入“垃圾时间”。这一点强调的是官方的无能为力。二是“垃圾时间”之所以为“垃圾时间”，是中共在大局已定下仍然徒劳挣扎，变本加厉镇压民间，企图挽回败局，在血腥的历史垃圾时间里，民间难有大的与专制对抗动作。这一点强调的是民间的无能为力。

鉴于民间的立场与作为决定了是加速还是延缓中共的极权统治崩溃，更何况民主转型与巩固并不会伴随中共的崩溃而自动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即使是在最残酷的“历史的垃圾时间”里，民间一样是能有所作为的，正确评估当下的历史进程，不盲目乐观，也不悲观失望。一直以来，中国民间有一种浅薄的观点认为专制必然垮台民主必然到来，所以有中共三五年垮台的说法，颇有市场。从大尺度时间来说专制必然垮台这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我们当下处于专制的哪一阶段？不加分析地以主观意志代替严谨的政治观察与分析，是中国民间多年来的通病之一。

与这种盲目乐观相反的是，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政权实行恐怖统治对民间的打压变本加厉，民间的心理日益浮躁，迷惘感、无力感日深，从而也产生了两个极端的观点，一是愈加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改变上，先是意淫郭氏爆料革命，然后幻想美国、西方围剿中国导致专制快速垮台等种种虚幻情绪宣泄的寄托而不是现实政治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一是悲观失望，认为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中共极权垮台，既然不能改变社会那就改变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纷纷选择“润”去国外。

帝国的崩溃不会一蹴而就，而是帝国对社会的治理失败、人心思变的结果。帝国的崩溃往往与这个体制是民主还是专制无关，只能说专制体制限制乃至剥夺自由导致的政治衰败使其必然治理社会失败，从而导致其崩溃；而民主制度因为在个人权利、法治、平等、公正等问题上占据优势，有利于社会治理的自我纠正，所以更能应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挑战，使社会得以稳定。

中国民间一直以来受囿于专制必然垮台这另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而低估了专制政权自我永存的能力。中共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确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整体面貌有较大改变，而民众以政治上的犬儒妥协和容忍社会的不公换取了经济上的财富积累，使中共获得了相当庞大的政治红利，成为中共执政的主要合法性支柱。中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到习近平执政间，在帝国的治理、控制上几乎没犯什么大的政策错误，通过与国内外资本的利益结合建立起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专制主义帝国，有效地给中共续命。至于镇压民间，这本来就是独裁政权的必然逻辑，容忍民间对政权的挑战对独裁政权来说才是犯错。

历史进入垃圾时间，或者说中共政权的真正危机始于2018年习近平的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修宪抛弃了邓小平设置的为中共续命的游戏规则，习近平要延续其终身独裁野心，就必须否定、放弃邓小平的制度安排，把政党、国家的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权力定于一尊，党天下变成习天下，从而狠狠挖了共产党得以续命的生存根基。中共在改开年代各利益集团政治博弈形成的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这些权力更替潜规则被彻底破坏、抛弃，最坏的规则也是规则，当连糟糕的规则也不存在时，中共名为政党实际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野兽，天命已尽。

修宪的另一后果是西方社会对“接触改变中国”幻梦开始觉醒。对西方自由世界来说，“接触改变中国”政策曾经成为贯穿数十年与中国打交道的策略，企图通过框架（framing）、群体（community）和政策（policy）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希望自由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延伸，而不是再次成为国际规则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这个一厢情愿的幻想伴随着西方大大小小资本家与中共权力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紧密勾结获取暴利而产生的利益联盟，使“接触改变中国”政策21世纪代际成为了资本漠视、践踏中国人权的遮羞布。习近平修宪废除任期制让大部分西方人震惊不已，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触动了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敏感神经，才惊觉中共依然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党。世界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习近平修宪完成即刻在华盛顿邮报撰文《中国的“坏皇帝”回来了》指出：“他已碾碎了很多中国人对更加开放、透明和自由社会的期盼。”

修宪是中共统治犯错的开始。及后的清零防疫制造的人道灾难，给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造成民怨沸腾。在政治生活以一姓家奴取代利益官僚集团，在经济生活以以意识形态安全、党重新控制经济取代市场化发展，在社会生活以党重新控制社会，凡此种种，使国民丧失安全感的迷茫、焦虑取代了对未来的确定期待。2018年至今，与此前截然相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策，中共都选择了最糟糕的结果，一系列的犯错让中共积重难返，回天乏术。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习天下存在的每一天都在不断消耗中共的政治红利，这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长度，终点就是中共的彻底脆断。我们不能判断此过程的时间到底多长，但因为习天下对党天下的高伤害烈度使最高权力的失序更替问题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之踵重新成为中共的致命要害，所以可以判断的是，习近平生命消失的时间基本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结束的时间，中共的接班人危机全面爆发，帝国社会治理失败危机全面爆发，民主运动的时间窗口到来了。

所以，从终结中共的角度来说，习近平继续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而长期执政才是最有利于中国民主运动的，习近平是中共真正的掘墓人，破坏了中共得以续命的生存规则，亲手为中共这副僵尸钉下了棺材钉。相反，习近平统治如果三五年短时间就结束，那么中共极可能“拨乱反正”，那又是中国社会翘首望新政重新幻想中共善政的周而复始，只要有一丝可能，中国社会总习惯对可能导致社会剧变的民主运动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希望能有渐变式的社会发育来推动社会变革，习天下每延续一天，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才有更强烈的改变意愿。

在这个角度来说，民间近期对习近平“中风”、“兵变”等的传言只是违背政治现实的心理上焦虑想象，把中国社会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寄托在变幻不定一厢情愿的想象上，说到底这还是下意识对痛苦感的减少渴望。因而，中国民间不必焦虑，更不必绝望。给习近平的天下更多一点垃圾时间，帝国终结的钟声已在准备震耳欲聋。

7月2日，北京《新京报》曝光“化工油罐车运输食用油”事件，这是继2008年造成多名儿童死亡的“三聚氰胺奶粉风波”之后最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事件引发轩然大波，成为中国近十年最大食品安全丑闻。

报道该事件的调查记者韩福涛及实习记者张新惠、赫哲琳成为网民心目中的英雄，也让调查记者这个行业重新走入大众视野，许多网友争相汇款赞助新京报，藉此表达对调查报导记者的敬意。有文章指出，报导油罐车混装乱象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触碰的不仅是食品安全这个大众敏感神经，涉及的企业都大有来头，就包括上述2家油脂大厂、化工厂、油罐车运输业，以及地方政府的监管单位。因此，“5个调查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

在中国对媒体管控密不透风的现实下，《新京报》的调查记者们能形成这次的舆论浪潮，可说是相当难得。然而，偶尔的荣光掩盖不了一个致命的事实：中国需要调查记者，而调查记者行业正在快速凋零。

调查记者被视为新闻从业者队伍中追求事实真相、推动社会进步的标杆。在西方民主国家，调查记者因为在调查报道时，常面临袭击、骚扰甚至谋杀，所以他们是用生命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因而被视为西方现代民主的基石。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授予两名“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调查记者，以表彰他们为捍卫民主主义和持久和平的前提——言论自由所做出的努力。

在中国，调查记者这个行业在中国也代表着理想与正义，被誉为“社会的守夜人”。他们以“社会需要真相，而真相能推动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自勉，奔波在城市与乡村，直击生活阴暗面，以笔而战，监督公权力，为弱者发声，鞭挞丑恶现实，关注底层苦难，因而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

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始的二十年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企业家、经理人、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等新兴社会阶层。同时中国传统媒体在经济有限自由化进程中也开始了媒体的有限市场化，迎合新兴社会阶层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为新兴阶层发声提供有力的阵地，使其权益诉求得以伸张。得益于走在媒体市场化探索的最前面，中国南方的广州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所在地，在中国最富裕的珠三角城市群区覆盖了中国最密集的都市报。

有作为第一经济大省所产生的全国最庞大的新兴阶层群体作为受众，南方系媒体迅速兴起，聚集了当时怀抱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优秀媒体人，经过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南方周末总编辑左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以及江艺平、范以锦、钱钢等历任报人的努力，勇于揭露腐败、报导真相的南方系媒体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公信力的大众媒体和调查新闻报导领域里的代表。

2003年3月，《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标志着中国调查报道步入了黄金时代。这篇报道记载了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警察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并最终促成当局废除这项弊端重重的侵犯人权制度。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席卷中国社会的维权运动的开端，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以此事件为发端，对媒体的社会功能有充分的期待，为中国的调查记者行业兴盛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同时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当局居于加入WTO以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在媒体市场化方面作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包括对调查报导定位为舆论监督“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改善统治”。由此中国的调查记者行业迎来了“理想在风中飘扬，公义在心里流淌”的高光时刻。

在这调查记者的高光时期，产生了众多直接影响社会的调查报道。如2005年3月由马云龙主笔、楚阳和范友峰联合署名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在《河南商报》刊发，揭开了日后震惊中国的聂树斌案的盖子；2010年3月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揭开了中国社会官商勾结残害国民的冰山一角，引发报界、互联网及舆论界哗然；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在《东方早报》发表《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首次指名道姓，直接指出涉案企业“三鹿”，引发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引发此后对食品安全质量问责的风暴。中国人几乎是在调查记者的调查报道中完成了对食品安全的扫盲，知道了苏丹红鸭蛋、洗衣粉猪肉、避孕药甲鱼、尿素豆芽、石膏豆腐、硫磺馒头、地沟油火锅等等。

在此同时，通过有限市场化，中共获得了大量资源，从而得以强化、固化一党体制，开始越来越不能容忍公民权利运动的经济权利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对官方的列宁主义政党一元化体制的冲击。媒体的调查报道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共重点关注对象，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加以打压。《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孙志刚事件而开罪了党国的公检法系统而成为众矢之的，2004年被中共秋后算账，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锒铛入狱。著名揭黑调查记者王克勤因为疫苗调查，同时得罪了山西省、卫生部、新华社三大利益集团，遭到联合攻击打压，签发这篇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迫离职。

即使受到各种打压、限制，中国的调查记者仍然艰难地生存下来，竭力于罅隙中去拷问社会真相，推动公平正义。真正给中国调查记者行业致命一击的是习近平政权的粉墨登场。2012年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共党魁，同年在北京发生死亡79人的721暴雨事件，《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推出《暴雨失踪者》的调查报导，披露了官方死亡名单的不真实，北京官方为之震怒，以北京市文化局“扫黄打非办”出面骚扰，摘除报社牌子。调查新闻部被认为是一个惹是生非的部门，于2012年10月被解散。《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被解散事件预兆了整个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命运。

在习近平眼里，调查新闻不是治疗社会弊病的良方，而是对中共专政的威胁，媒体必须姓党，“爱党、护党、为党”，传播“正能量”。中国媒体的有限市场化被逆转，市场属性被扼杀，重新向党报的宣传工具回归。以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为分水岭，南方系媒体被整改，自由派媒体人被驱逐，调查记者业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开始步入严冬。

在糟糕的大环境下，媒体机构纷纷缩减、裁切调查报道部门，有操守有担当的调查记者纷纷被迫去职。长期从事调查报道被称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的王克勤随着他任职的《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被解散而淡出了新闻圈，从事与调查记者无关的救助尘肺病农民工公益工作。揭开聂树斌案盖子的范友峰现在从事广告经营工作。曝光三鹿奶粉的简光洲现在公关公司工作。

2017年，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显示，调查新闻行业发生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经过双重核实，他核定中国仅剩175名调查记者。与2011年首次调查结果相比，人数几乎被腰斩。中国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国内持证记者人数在2017年超过了22.8万人。这意味着每1300位中国记者中，平均只有一位是调查记者。

仅仅是不再从事调查记者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了。在习近平的独裁家天下建立过程中，容不下任何对其治下真相的描述与报道，所以媒体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动辄就可能触犯习天下的逆麟，从而锒铛入狱。《财经》记者王晓璐因在股灾期间发表报道《证金公司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而被刑拘；《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刘伟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

深度参与推动中国#MeToo运动，以笔为旗、期待用报导推动社会改变的女调查记者黄雪琴，坚信“做记者的职责就是留下纪录”，在不久前的上个月14日，被中共判5年有期徒刑，再次向世人证明了在中国做调查记者风险之高，因为记者的职责是报道真相，而习天下的极权主义恰恰是不能容忍真相的。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CPJ）公布的关于2023年被监禁记者情况的年度调查，中国监禁记者人数达44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再次居全球榜首。

在“用党的意志和主张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严苛管制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们纷纷退场，调查新闻消失了，官方不喜的刺耳声音消失了，拷问真相消失了，追寻公平正义消失了，诺大一个中国，只有一片寂静。重大事件现场不再有扎实细致的对话与调查，调查新闻彻底消失与遁形，只剩下“一切以通稿为准”的一纸蓝底白字情况通报和自媒体的流量狂欢，这种巨大的喧闹更显整个国家的鸦雀无声。

刺耳声音消失了，这个国家一片岁月静好。真相被权力深深地掩埋在社会的最深处，即使偶有不死的良知挣扎着于缝隙间企图把某些真相公之于公众，就如这次的韩福涛与《新京报》，但是只有谎言才是这个极权社会的通行证，韩福涛现在失联、个人微博帐号遭到注销就说明了一切，油罐车事件只不过是调查记者业的回光返照而已，真相与公义的阳光照不进这个黑暗的世界。

调查记者在这个国度的命运，就是所有曾经挣扎着期望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建设公民社会的群体在习天下时代的命运，不管是调查记者，还是人权律师、维权NGO、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等等这些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的健康力量，全部不见容于习天下，被系统性打压摧毁。习天下不倒，中共党天下不倒，这就是个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一沟绝望死水。

据北京著名人权律师刘晓原通过推特向外发布，前中共体制内敢言人士任志强案将于9月11日上午9：30分在北京市二中院第9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次开庭对任志强指控罪名为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国有人员滥用职权等四宗罪。前三宗为经济类犯罪，后一宗为职务犯罪。从任志强整个事件原委来看，不管中共当局刻意罗织出多少罪名，都难逃对任志强因言治罪的嫌疑，并且中共当局选择在中共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审判任志强，震慑体制内敢言人士意图昭然若揭。中共当局不顾自己颁布的宪法与世人的看法，公然将践行宪法言论自由权利、承担公民议政义务的敢言人士任志强治罪，宣示着中共漠视法制，践踏人权，挑战文明的本性。

任志强曾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远集团总裁、北京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前身）监事、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是中共党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属中共红二代，是个地地道道的体制内人。然而，他本乎良知，对中共党魁倒行逆施行径厉声喝斥，写出了《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质疑中共2月23日有关武汉疫病的17万人大会的讲话，直斥中共党魁“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任志强在文中说：“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随后，任志强先生针对2月23日会议讲话中的一、二、三、四和最后，谈出了自己的一、二、三、四和最后，即“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就是“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就是“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就是权力包办市场而由企业承担责任；加强党的领导就是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用此疫辨诚臣；最后人民就只能成为那个“代价”。

任志强先生的信被传于网络后，3月12日他被强迫失踪，随后据知情人士透露说任志强被关押于北京市纪委蟒山审查点。直到4月7日北京纪委部门才发布公告，宣布任志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7月23日，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再发布通告称，任志强严重违反共产党纪律，涉嫌贪污受贿，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直到现在指控任志强四宗罪而开庭审判。

从任志强发出公开质疑中共抗疫会议文章，到今天被控四宗罪，事件清楚昭示，任志强是因为言论而遭际打击报复，是中共惯用的将政治治罪假借经济犯罪来欺瞒世界的伎俩。中共当局针对体制内依法提出自己批评意见人士的严酷打压，揭示了中共集团完全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现实。

中共严酷打压体制内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的历史悠久，可以说从中共建党就开始了这种所谓斗争，从井冈山到延安，再到北京，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土改，到反右，到四清，到文革，到反自由化，到六四屠杀，可以说中共从来没有停止对体制内自身不同意见的清洗打压，由此制造了血淋淋的罪恶历史。今天，任志强先生因言论而再度遭致迫害，当然不是什么意外，而是中共极权集团的必然选择。就在这几日，媒体还披露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被中共作出开除党籍与取消退休待遇，并且还封了她的银行帐户，冻结了她私人生活费。由此可见，中共集团穷凶极恶地镇压体制敢言之士的嘴脸。

任志强出生于1951年3月8日，两三岁时，随父母落户北京，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1969年1月，他被下放至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1969至1981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第38集团军服役，先后任排长、连长、参谋。1981至1984年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1984至1988年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1985年，任志强被以“贪污罪”罪名关进看守所14个月。当时任志强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虽有上级批准，但在领取奖金的单据上只有签名，没有数额。由于此事存在较大争议，因此任志强拒绝认罪。1986年，法院改判任志强无罪释放。后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总经理。曾当选为西城区人大代表，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他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任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职务，在华远集团持有股权的合资公司或下属公司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等职。2013年9月22日，任志强在北京发布自传体回忆录《野心优雅》，记录了自己60年的极富传奇性的人生。2014年11月24日，任志强在微博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休。

任志强多年来在微博上经常发表呼吁中国建立西式民主政治的言论。2013年，在北京大学演讲，号召学生“联合起来推倒面前这道墙，重新建立社会民主制度”。2015年2月14日，在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5年年会”时发言说，“政府过度强调了枪杆子和刀把子，反对西方的价值观，文革之风又起来了。”2015年9月21日，转发了中国共青团中央关于“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微博，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口号骗了十几年”。否定习近平所提的“两个不能否定”，提出“共产党极权、不合法”、“当今体制是垄断的皇权、中央极权”，支持宪政。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视察中央电视台，后者打出“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阅”的标语，任志强微信上说“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还称“这个不能随便改！”“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紧接着，任志强又道：“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后任志强遭到文革式批判与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从此后遭际当局严密监控及禁止出境。

从任志强的经历可见，中共体制内有着清醒认识世界大势与人间公理之士，他们也试图尽力扼阻中共当下的倒行逆施，他们也向往现代文明人类的公民权利，然而，中共极权集团把持的今天中国，根本没有这些体制内人士的言论空间，他们也只能成为被打压的异议人士。中共今天容不下社会民众的批评，同样也容不下体制内自身人士的批评，可见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已经到了完全丧失自我纠错的时期。面对体制内外公民权利被剥夺殆尽的现实，一切对中共集团自我改良抱有幻想者，应该从任志强、蔡霞等等体制人士遭遇中看清中共违法侵权顽固反动的本质。

历史潮流顺昌逆亡，从古至今概莫能外。中共极权当局严惩任志强等体制内敢言之士，阻挡不了人类历史的潮流，更改变不了历史的方向，也震慑不了天下芸芸众口。只能让天下更多人从任志强先生遭遇身上更看清中共极权本色。就此而言，中共当局今天审判任志强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在此我们要奉劝中共极权当局赶紧悬崖勒马，皈依人类普世文明，停止迫害一切异议人士，释放如任志强之内的一切践行宪法权利人士，立刻开启旨在落实公民权利的政治改革，惟有如此，才是中共自救之路，否则必遭人民与历史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