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郑州城内一片泽国，汪洋恣肆，重现了2017年7月网友《七律.到长沙看海》的场景。只是，截至23日12时，官方通报郑州已有51人直接或间接因雨灾遇难，后果严重，开不得玩笑，没见到有谁再次喊出“到郑州看海去”的戏谑之言。
紧随郑州，新乡亦成水乡。
在北京的郑州名人，名播海霞女士发布了半个人半官方的视频，一副看似脱俗又不失诙谐的pose，挤满一脸必欲强人相信的真诚，像她的男同事康辉每每故作慷慨激昂并满脸洋溢着谄媚红光一样，树起右手大拇指，大赞郑州应对“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有样”。
“有样”俩字，额用拼音敲击键盘，弹出来的总是“走样”俩字。
几年前，梁宏达先生就前瞻性地驳斥了海霞的“有样”高论，直言城市洪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斥各地长期存在的只重地表形象工程，不重地下排污、排涝工程的短视施政顽疾。
有样还是走样，天灾还是人祸，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改开四十余年，处处高楼林立，地铁、高铁纵横，暴富巨头和贪官污吏数量冠绝全球，汽车进入家庭，实可谓有样。只是，这种表象的有样与一个半世纪之前洋务运动、北洋海军的有样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是较易达到的器物层次的有样，也是被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批评为浅表层次而被林毅夫教授所讴歌不已的那种后发优势。这种浅表层次的后发优势掩盖着杨小凯先生所忧心忡忡的制度、精神、治理模式等方面的根本性的远期后发劣势，洋务运动和甲午海战的失败正是这种后发劣势的经典验证。
郑州水灾至少暴露了中国在发展和治理方面普遍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是基础设施和民生投入的结构性偏差问题。城市下水道工程也属基础设施，然而，正因为下水道之为“下”水道，它隐藏在地下，是“里子”，不像地表之上的河流那样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重视，更况地表河流作为“面子”尚且污染严重、治理困难，藏污纳垢、荡涤污秽的下水道哪里能在各级政府和官员的脑子里占有一席之地？
与农村相比，城市特别是大都市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功能齐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系统，管理和治理难度极大。如果说地表之上的街道、河流、交通运输网络是城市的动脉、入口和消化系统，那么下水道就是城市的静脉、出口和排泄系统。入口太大而出口太小，城市就会成为只进不出、只吃不拉的貔貅，平常外表光鲜、一派繁华，稍遇异常就可能被撑破肚皮，陷入瘫痪。
强降雨造成城市水灾是个由来已久的老大难问题，城市越大这个问题就越严重，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济南、长沙等等城市均接力遭遇这一问题。对特定城市而言，像地震一样，强降雨及其造成的水灾尽管不是大概率事件，但其后果之严重则是确定的。预防城市强降雨水灾的根本手段只能是建设并维护高水准、高质量、高效能的下水道工程，而下水道工程建设正是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投入不足，欠账太多。下水道建设的低质量、低水准、低效能和投入不足源于政府及官员片面和急功近利的发展观、政绩观，各级官员在错误发展观的驱使下，出于迫切的升迁考虑，普遍认定只有地表以上的高楼、大街、广场等可视的面子、形象工程才是发展，而地表以下不可视的、解决城市出口、排泄、循环问题的下水道工程则是不入流的末端工程，可有可无，平常派不上用场，不仅投入巨大，而且对官员的短期升迁毫无助益，哪里能进入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视野？于是，下水道建设长期被忽视，即便在几十年的高速城市化和房地产大潮中，下水道建设仍是被严重忽视、鄙视的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上的这种结构性偏差、失衡之恶果一次次地以城市雨灾的形式爆发出来。
忽视甚至鄙视下水道建设在文化和民族心理上根源于国人一向对排泄问题和厕所问题的忽视——排泄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小问题，随便对付着解决就行了，无需当作大事，这种小农意识至今仍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官民及中共党政负责人思维中，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大街上公厕难觅、出门最怕内急、出租车司机不得不以车门遮掩当街自“便”，以至前些年居然由最高层号召“厕所革命”，却仍未见显效。厕所直接解决个人的排泄问题，是个人的排泄终端和生活必需品，而下水道则要解决全体市民和整个城市的排泄、循环问题，是城市的生存必需品和排泄总成，厕所及个人排泄最终也要汇入城市下水道；个人便秘会危及生命，如著名笑星马季先生，下水道不畅则会堵死、憋死、瘫痪城市，危及公众，下水道工程实在是关乎城市本身及全体市民生死存亡之大肯綮，哪里是什么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末流！此次郑州雨灾以及2007年济南雨灾（银座事件）、2012年北京雨灾、2013年长沙女大学生被冲进下水道而遇难等等城市雨灾事件，无不以血的教训警醒为政者，务必把下水道这一长期被鄙视为末流的基础设施置于比地表形象工程更重要的位置，加大投入。
二是雨灾的预防和应急问题。有信息显示，河南气象台在7月15日、16日提前发布了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预报，各级气象部门均在第一时间向同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报送了气象信息，郑州市气象台7月20日9时08分更明确提出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应急抢险工作，停课、停业等预防建议。然而，目前未见相应党政机关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的报道。
有比较准确的气象预报，郑州及河南其他许多地方政府却普遍未提前主动采取有针对性的防灾措施，根本原因大概仍是侥幸、不负责任、玩忽职守、不敢担当。不出头、不担当、不揽事可谓对上不对下、唯上司之命是从的中共集权体制的官场顽症。面对大概率的自然或人为的灾害风险，中共各级官员一贯秉持无所作为、消极待毙、坐等上命之官场真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此等草菅人命的政风、官风可追溯至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后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在“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彭德怀直陈真相，却惨遭整肃，毛泽东在整个中共体制内树立了一个谁敢担当谁被修理的恶劣范例；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数月，唐山本地地震部门曾有相当准确的预报，但受制于最高层垄断决策权、最高层之下各层级倘主动决策则有篡权之重大政治风险等等集权政体的痼疾，震情预报被搁置、压制，甚至震后最初四天因无法获得处于垂死状态的毛泽东的首肯，竟不能调动军队救灾，坐失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
郑州地铁五号线的险情有两个向外界发出的渠道，一个是列车长向地面上地铁运营部门报告险情，一个是乘客自己或通过亲友拨打119、110发出求救信息。现有信息显示，列车司机、列车长、地铁站、地铁公司、主管部门及郑州党政决策者都存在明显的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消极坐等、应对失当的问题，贻误避险和抢险佳期，大大增加了事后抢险救援的难度，引发至少理论上本可避免的死伤后果。
所有层级不约而同地奉行无所作为、坐等上命的保守（主义？）策略，责任当面，却本能地、下意识地推诿、躲避，毫无主动担当的意识和勇气，正是中共官员的标准应付套路，嘴上空喊的“人民利益”和所谓制度优势一遇突发事件便原形毕露。
总之，从党政决策者到主管部门、地铁公司、地铁站直至一线的司机和列车长，几乎都自动成为木偶人、机器人。这种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千人诺诺的整齐划一正是集权体制长期驯化的结果，正是各级“领导”一直孜孜以求的治理目标。万事皆由“领导”决定，“领导”们最厌恶螺丝钉们特别是处于官场中间层的螺丝钉们保有自主性和主动性，螺丝钉们从出生和幼儿园开始就被驯化掉了自主性和主动性，就像李德遥控彭德怀必须把每挺机枪架在一个固定位置、不能挪动一样。集权体制下，人们肉身活着，精神早已死掉，自主性、主动性、开创性被“领导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阉割殆尽。精神已死的活人固然最易被“领导”们驾驭，但“领导”们既然得了这个容易驾驭的便利，也就不应再奢望精神已死的活人们面对郑州雨灾时还能展现出主动性和担当性，还能为“领导”分忧、解难，因为无论是个别的精神死者还是由精神死者组成的体制，都是内在、先天地没有活力的。郑州雨灾，还有始于去年的武汉新冠肺炎疫情灾难，充分证明了灾难应急失当是集权体制的必然结果。
河南、郑州官场应对雨灾的这副模样，大大的走样了，哪里是海霞女士所谄媚的“有样”？像所有的虽苟活着却精神已死者一样，海霞同样是精神、大脑已死，区别在于，她侥幸跻身体制的罅隙、被赏赐了些许精致的利益，必须与康辉承担起谄媚的任务，仅此而已！
三是治理模式问题。这个问题与第二个问题密切关联，并且是第二个问题的根源。应急之所以失当，根源在于治理模式或曰政体的根本性缺陷。集权，集中统一，思想和行动的严格管控，噤声，不允许异见，言论自由被贬斥为“妄议”，全面打压，既打压民间也严控官员，人人自危，官员仰上司鼻息，却又转身俯视小民，只对“领导”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官场一潭死水。在此现实政治背景下，官员和政府的最优选择和最擅长的就是无所事事、攀缘、站队、形象工程，而非迎难是而上、勇于任事。集权体制下的官员甚至根本就不会、也不需具备正确行使权力的能力，他们所最急需者、也是“领导”所最要求于他们的就是驯服、顺从、被动、效忠。这样的官员面对郑州雨灾，面对武汉疫情，本能的、神经质的、政治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无动于衷、坐等上命、强力掩盖。
郑州雨灾又一次验证了思想自由、决策和行动自主以及临机决策、随机应变的极端重要。面对突发的雨灾，只有第一时间获知险情信息的在场者才最应该拥有决策权和行动权。哈耶克一生力倡自自由市场经济，主张由掌握分散而不完全信息的独立市场主体行使决策权，不应由集中管制的中枢越俎代庖、代替在场者作出决策。试想，如果郑州地铁五号线的司机、列车长、地铁站员工等一线在场者被赋予了便宜行事的临机决策权，或者他们勇于任事、敢于先斩后奏并协调行动、即便事后效果不尽如人意也不会受到追究，在第一时间停车、开门，数十人死伤的结果大概率能够避免。当然，这一切都要以中共的治理模式和国民教育体制的根本变革为前提，即变集权为放权、分权，变对上司负责为对人民负责，变驯化、奴化教育为主体、公民、自主、权利教育，从小培育个体的主体、公民、自主、主动意识。一句话，中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变官治、权力之治为民治、法治、权利之治，否则，郑州水灾、武汉疫情之类小农式的应对失当、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低水平治理闹剧仍将不断重现。
郑州雨灾还提出了一个城市规模的适度问题。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以及毛式专制无不以大为美，隋炀帝杨广接待使者，以丝绸缠树，穷奢极欲，营造虚幻的盛大；明成祖朱棣和乾隆皇帝大慷人民血汗之慨，极限打赏来使，以彰天朝之盛大；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实乃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亦东施效颦、不甘落后，无视国内饿殍千里之惨状，打肿脸装胖子，极限援外，更加屡次三番的百万红卫兵大检阅，纵缥缈大国之幻想。盛大嗜好症是集权者必须处处呈强之本性的体现，两千多年来，此一嗜好浸入国人尤其是官员的精神基因，在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发展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楼房要又高又大，街道要又宽又大，广场要又阔又大，城市越摊越大，而下水道不畅、交通拥堵、小雨成河大雨成海等等城市病日趋显现。此次郑州雨灾无疑也提出了一个城市规模的适度问题，城市面积越大越好吗？城市人口越多越好吗？城市规模与下水道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最优比例在哪里？这是一个城市规划方面的专业性问题，已非本文所能讨论。
这几日，在河南各雨灾城市尤其是在郑州，又可见满载救济物资的车队，像二十年前的海霞那般美丽的女记者们又在现场神彩飞扬地宣讲着中国特有的人间大爱，这种传统的渲染套路显然带有几分为河南、郑州官方事前应对不力而洗地的色彩，正如去年中共令人啼笑皆非地强加给李文亮医生一个烈士头衔，以稀释、淡化之前对李文亮的无端打压。事后的物质援助当然必要，也的确是举国体制的中国所最擅长的，并且也总是“有样”的，但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面对强降雨预报河南、郑州官方却未采取主动、有效的预防措施？为什么第一时间各层级和相关部门几无例外地统统茫然不知所措？为什么没见到一线人员灵活机动、随机应变的现场应急？必须承认，面对郑州雨灾这样的突发事件，过度集中、权力上收、个体主动性丧失的体制应对起来是无样的、走样的，而非郑州姑娘海霞竖起拇指所谄媚的“有样”的。刘少奇称“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就下水道建设投资严重不足以及事前预防、临机决策、随机应变的缺失而论，此次的郑州雨灾无疑也是人祸大雨天灾，几分对几分、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暂且不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