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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月份开始，卫生巾产品的质量问题持续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高关注的焦点之一，延烧至今仍未停止。在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上，“卫生巾长度”、“卫生巾测评”成为热门话题。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关于卫生巾尺寸和质量的讨论越来越激烈。从女性消费者的关注点来看，除了就事论事讨论卫生巾安全外，还有不少声音反映出女性消费者对长久以来女性在卫生巾及其他女性消费品中遭受歧视的不满。炮火源自卫生巾，但远不止是卫生巾。

这场风波始于11月初，几位博主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由“为什么卫生巾总是不够长”发问，并直接对卫生棉长度、厚度进行测量，发现这些产品比厂商所宣传的尺寸小的多。这样的测量视频在大陆网路上迅速走红，许多社媒用户纷纷效仿，自发测量买到的卫生巾，结果大家发现这样的短斤少两非常常见，由此，名为“卫生巾长度造假”的话题出现在微博热搜榜单上。

面对大量卫生巾尺寸不合格的情况，有不少网民担忧：“是否没有卫生巾可用？”更有女性网民指出，作为几亿女性日常消耗品的卫生巾，可以出现这样大规模的“缺斤少两”情况，是否意味着“商家完全没有把女性当一回事？”有中国网友将国产卫生巾与宠物尿垫相比较，官方对宠物尿垫的相关标准要求竟高于女性生活必需品卫生巾。对此，微博网友评论说：“我真的破防了，我很爱我的狗狗，但是我真没想到我不如狗。”“卫生巾市场都管理成这样，你们还指望我们三胎！”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卫生巾集体“塌房”引发了全网的强烈关注，微博“卫生巾塌房”话题登上热搜，超过1.7亿阅读量。诸如“卫生巾C类”“卫生巾PH值”“黑心卫生巾”等数十个话题冲上了热搜。网民发现不单单是长度问题，还有甲醛、荧光剂、增塑剂、虫卵、致癌物等一系列质量问题。事件发酵至今，已经引发小范围恐慌。很多女性网友在网络上发问，到底该买哪个品牌的卫生巾，医疗用卫生巾或是男士用卫生巾的搜寻量飙升，甚至有人放弃买任何市面上的卫生巾，开始自制卫生巾。有网民则慨叹，“卫生巾过敏多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不能接受清凉款，原来不管哪款都是细菌款”、“毒卫生巾、毒洗发水、毒奶茶、毒外卖……到底还有甚么是能信的！”

事件愈演愈烈，多个社交平台有网民分享到港抢购卫生巾，到香港买卫生巾成网络热话。社交平台亦出现“到香港买卫生巾”、“今天去香港囤卫生巾，做女人真难”、“从香港甚么没买，背了一箱卫生巾回来”等贴文。“以前是去香港买奶粉，现在变成买卫生巾，悲哀啊。”“我要打飞的去香港买卫生巾”“谁可以代港澳卫生巾的”；甚至有网民询问：“如果我买半个行李箱的量应该不至于收税吧？”而不少民众看见商机，开始宣传代购卫生巾的生意，包括到台湾、澳门甚至英国代购。中国多个品牌卫生巾爆出质量问题后，大量中国人前往日本当地商店抢购卫生巾。部分日本商店已经对卫生巾开启限购，但仍有部分商店出现断货问题。

制造商最初在回应消费者时，态度傲慢。在中国卫生巾市场上占据领导地位的知名卫生巾品牌ABC对一名投诉的女性说，如果对产品不满意，没必要非买它们。这种傲慢的态度更是加剧了女性消费者们的愤怒。其中，一家名叫“ABC”的卫生巾品牌客服在回应顾客的疑问时回应，“不用你操心，你想买就买，不买别来”，酿成公关灾难，恶劣的态度不仅招致网民讨伐声不断，也为卫生巾热点再添一把柴火，导致ABC在一群翻车品牌里成为翻得最彻底者，也逼得品牌创办人被迫出面道歉，承诺改善产品质量。

除了质量有问题之外，有的品牌则是在广告宣传上出现厌女的言论，像是“喜得男票”、“比男友还会吸”，或是说经血恶心、在广告中让男性将卫生巾拿来当作鞋垫或抹布。提供给女性消费者的产品，却出现不尊重的女性的言论和表述，部分网民更是列出广告中涉及“侮辱女性”的商家，并试图发起抵制活动。女性呼吁抵制她们认为质量低劣的品牌，并分享了在家里制作可重复使用的卫生巾的指南。网上关于这个话题的数十个标签，例如“黑心卫生巾”、“卫生巾们正视女性需求很难吗？”等标签被广泛传播。

在不断升高的声讨声中，甚至官方媒体也下场质疑卫生产品质量和厂家态度。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中国官方媒体陆续发文批驳卫生巾品控问题，多家中国媒体还就卫生巾的定价、添加物是否健康展开讨论，关于卫生巾的争议范围进一步扩大。由全国妇联主管的《中国妇女报》在11月21日刊文表示，“卫生巾的质量问题，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身体健康，不容疏忽大意”。《北京日报》旗下的《北京商报》则指“舆论不断发酵背后是卫生巾行业面临标准落后的问题”、“此次卫生巾舆论事件可以看出，女性卫生用品市场在过去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产品创新、安全性研究等方面”。

此次卫生巾质量问题获得广泛关注，并且被多家官媒报导、讨论，或许是近年来中国较少有的舆情现象。部分女权议题再次随着消费者运动的型态进入公众视野。不少女性消费者开始仔细审视自己每个月都在使用的卫生巾，这才发现原本习以为常的日常消费中隐藏着没有被满足的尊重。卫生巾话题如同一股强劲的风暴，不仅撕开了产品本身质量问题的遮羞布，更触动了社会对女性权益长期忽视的敏感神经。

女性意识抬头推动更多人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是本次事件的重要特点。越来越多的女性群体开始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她们正在付出比男性更多的金钱，同时承受着更多的不便。这恐怕才是此次卫生巾话题不断冲上热搜的根源：当女性消费者讨论卫生巾缩水、卫生巾国标、卫生巾价格、卫生巾购买渠道的时候，其实是在讨论自身的需求是否被看到，自己的权益是否被满足。这一呼声已在近几周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延伸到在其它事务上更多地将女性纳入考虑这一更广泛的要求。对卫生巾长度的批评迅速扩大到对其质量和价格的审视。而且，有关的讨论已扩展到学校不提供足够的性教育、身体羞辱，以及缺乏女性企业领导人等话题上。

目前网络上所表达的对卫生巾的愤怒有了非常政治化的转向。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中央委员会的24名委员中没有女性，这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是这样。一位女性网民11月22日在社交网微博上写道，“女性群体虽然很大，但我们缺少为女性说话的声音。”一位北京女人回答说，“因为失血的不是男人，没人在乎。”还有一位女性说，“他们之所以忽视我们的需求并降低应该有的质量，是因为我们太不团结了。”一位广东女士则写道，“女性总是被要求去无私地贡献。但是，如果我们女性保持沉默的话，我们的权益是只会减少的。”

作者BT财经在其同名网易号发表文章《雷军救不了卫生巾？》，文章说，一场网络玩梗闹剧之下，既是消费者觉醒争取自身权益的真实写照，也写满了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对健康、便利、安全等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的无奈。标准滞后、监管不全、厂商自驱意愿低、消费者感知力度不强等种种因素堆叠，导致了今天的乱象。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女性消费者需求始终没有得到准确调研、定向满足的必然结果。

BT财经的文章说，“找小米造卫生巾”是事件表象，本源在于女性消费者想要更安全、舒适、高性价比的经期用品，她们想要让业界乃至世界正视她们的诉求，没有雷军，也会有张军、李军。2022年，互联网上也曾经掀起过“高铁上能不能卖卫生巾”的讨论。从“能不能卖”到“怎么卖”，变化的是消费者心境，是基础的“买到”到进阶后的“买好”，不变的是这50%的消费需求，从来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作者冰川思想库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喊话雷军整顿卫生巾荒诞的背后是悲凉》，文章说，一部分网友戏谑雷军“能不能生产卫生巾”，甚至自发设计了一张逼真的、带有小米logo的卫生巾宣传图。这是调侃，也是讽刺。一个以做手机、做车而闻名的科技公司老板，却被网友喊去“整顿”女性用品卫生巾市场，这样的“地狱笑话”暴露的正是当下卫生巾行业的普遍心态：厂家将“达标”视为产品质量的上限，而不是竞争起点。“厂厂都糊弄”，网友迫不得已，才喊一个“外行”来整顿卫生巾行业。

冰川思想库的文章说，任谁也想不到，都2024年了，一个曾在舆论场严肃讨论“女性月经贫困”“高铁该不该提供卫生巾”的时代，眼下的厂商连生产一片让消费者安心的、满意的卫生巾都如此艰难。卫生巾看似小小一片，它承载的不仅是女性的日常基本需求，更折射出了当下社会对品质、标准与女性权益的关注。“喊话雷军生产卫生巾”的调侃虽显荒诞，却是一个提醒，提醒企业关注女性的基本需求和基本权益。卫生巾的质量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态度问题，只有当行业回归本心，把消费者利益放在首位，才能真正推动市场的健康和长远发展。

作者刘天在微信公众号“青年志Youthology”发表文章《做一片安全、好用的卫生巾，很难吗？》，文章说，女性作为世界上一半的人口，她们每个月、十几年都需要用到卫生巾。因为生理差异，每个女性每个月不仅要承受身体的不便、不适，还要付出额外的花费。当女生们习惯了醒来和起身时突如其来的侧漏、后漏，习惯了卫生巾磨腿闷痘，忍受了卫生巾奇怪的香味和设计却丝毫不解决任何问题，到头来却发现连卫生巾的质量都岌岌可危，甚至是最基本的长度都无法满足。但也希望大家的目光不要只停留在卫生巾，因为和社会上很多事一样，它被忽略、被污名、不被重视，只因为我们是女性。忍耐并不会让事情有转机，争取才会。

刘天的文章说，月经是刻意被忽视的，就如女性总是被迫隐身的。女性也想要大大的衣服口袋，出门不想背包；汽车的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成年男性的身体标准制定的，车祸中女性受伤往往更严重；安全带都是按照男性身高设计的，所以女人开车的时候总觉得勒脖子；女性如厕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倍多，每增加1-2个厕位，女性的平均等待时间能减少三分之一……为什么女厕所有婴儿座椅，男厕所就没有？人们天然地认为带孩子是女人的事；女性承担了75%的无偿照护工作，却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和社会支持；女性的隐形也体现在语言里，就如社会把人类默认为男性（man），“他们”亦可指代包括女性和男性在内的所有人……世界对女性的漠视无处不在。我可以沉默，但我不说，谁来说呢？纵然面临万千困难，但我们不该停止呐喊。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一在读女博士生王迪实名举报导师王贵元教授性骚扰事件，将导师性骚扰问题推向公众视野，迅速升温成为社会热点，激起社会对学术圈内权力滥用与性别尊重缺失的深切关注，引发公众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广泛讨论。

7月21日晚，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在读女博士王迪在社交平台微博以及视频分享网站哔哩哔哩发布长达58分43秒的视频，实名举报遭到其导师、人大文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贵元的性骚扰及强制猥亵。不同于其他通过实名举报寻求正义的人，王迪没有选择撰写所谓“小作文”，而是以清晰的逻辑，将性骚扰事件细分为“最直接录音证据”、“按时序讲解录音及聊天记录中的重点内容”、“完整无剪辑录音文件及其他证据”三部分，详细呈现了王贵元教授两年来对她的性骚扰以及威胁的过程。通过使用“人大”、“导师性骚扰”与“女博士”这三个关键元素，对该事件进行了简洁的概述，维权策略清晰且有力，情绪管理得当、证据确凿，这一系列措施显著提升了事件的处理效率，成功吸引了网友的高度关注，当天晚上就获得网民220万个赞，并冲上了热搜榜第一。

“织心青年”创办人、微博大V“耿向顺”发博文说：“中国人民大学一女生爆料导师王贵元对其行不轨之事，真的觉得她好勇敢，也非常沉着冷静应对、收集证据，然后曝光出来。这样做真的要冒很大的风险，迈出这一步就意味着赌上了学业与未来，开始做就得做好最坏的打算，所以很少有人敢这么干。硕博研究生导师对学生的权限很大，学生的前途命运很大程度是掌握在导师手里的，资深教授的人脉圈子也很广、在其行业圈子能量大，有钱有势有资源，到处都有人维护有人帮忙，很难被一次性扳倒，学生在他们面前太弱势了。”

经济学家、微博大V“余丰慧”说：“女博士王迪挺身而出，实名举报导师滥用职权、侵犯学生权益，其勇气可嘉，亦映射出沉默背后的沉重。学术伦理不容践踏，性骚扰零容忍！期待公正调查，还受害者公道，重塑学界清风，让求学路不再有阴影。教育净土，需共同守护！”

热门作家、微博大V“秦祎墨”说：“在车上刚听了两分钟，还是第一个录音证据就被恶心到了。人大刚发布回应，扫了一眼整个系列的视频证据，人大这一次你最好说到做到。”

在舆论压力下，人民大学22日通报称经调查举报情况属实，给予王贵元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与此同时，在谴责这名教授时，该校和随后的官方媒体评论刻意避免将他的行为描述为性骚扰，而是将其描述为道德上的缺陷，在女权主义活动人士和学者看来，他们使用的措辞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策略，将外界的关注从受害者身上转移开。

随着王贵元事件的曝光，人大这所高校也成为了网友热议的焦点，更离谱的是，人大已不是第一次被爆出性骚扰事件，女博士王迪也并非个例。除了王贵元之外，人大的顾海兵、王以培、张康之、李炳海都曾性骚扰女学生被举报，相关证据可查询。学校管理者往往更关心保护学校的声誉，而不是受害者的权利。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校一直让学生对此类指控保持沉默。目前，当事人已将最初所发布的微博删除，不少网民担心她遭到当局“捂嘴”。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劳东燕在微博上发帖称，尽管大学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被官方描述为违反职业道德，但学术界倾向于淡化这一问题。然而“周围的环境似乎都默认这是小事，甚至将此种现象当作男性不可避免的风流韵事，”劳东燕说：“希望这次的事件能成为一个转机，改变高校乃至整个社会对性骚扰的乡愿氛围，并促进反性骚扰常态机制的建立。更希望下一次遇到这类事件，受害一方的学生在校内就能获得正常渠道的救济，而不是需要冒二次伤害的风险，将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才有获得救济的可能。”该帖子已被点赞900万次。

微博用户“一年克死十二个老公”说：“希望你真的不是被捂嘴了，一定不要放弃生活。”微博用户“CN风软一江水”说：“但愿你删博只是因为事情已解决或尚在解决中，而不是被什么东西给逼迫。”微博用户“九把吹风机”说：“祝福学姐，也希望学校以及其他国内高校都能建立起基本的性骚扰防范保护机制，让学生有合适的举报渠道，而非每次要学生自揭伤疤来争取保护。”

微博用户“天空永远蔚蓝”说：“请问这是学校给您施加压力，要求你删除原微博吗？不管真相如何，我们都希望您能勇敢，并且过好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同时，也请不要随便就这件事妥协，因为这件事在社会上发酵之后，代表的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中国的学术腐败，应该是一个特别要引起重视的社会问题，所以，请慎重做出决定！”

作者林秋铭X端木异在微信公众号“看理想”发表文章《人大男教授性骚扰事件，为何令人愤怒？》，文章说，在性骚扰立法方面，影响力最著名的作品是凯瑟琳·麦金农的《对职场女性的性骚扰》。麦金农等人指出，性骚扰有非常长的历史和社会渊源，由于女性长期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低下，很多女性被迫要以性作为条件来换取自己的生存。因此性骚扰不是个人原因而是社会性原因，并且这个事情是由于性别造成的。麦金农认为，女性是因为性别而陷入弱势地位的，这不等同于两个自然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她指出性骚扰行为是对女性地位的一种贬低和打压，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专门针对性别的手段。性骚扰使女性不单屈从于她的老板，同时还要接受其他男性的歧视，这是一种双重伤害。

文章认为，在性侵和性骚扰上会存在一种认知偏差，受害者经常会被指责“比较笨”，因为她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个东西就是性骚扰或性侵。这种认知鸿沟是由于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过女生什么是性骚扰、性侵害，她们没有概念。甚至父母们还会说，只要注意安全就不会遭遇到性骚扰。包括很多女性遭遇性骚扰后的第一反应是去洗澡，把这些证据全部销毁掉，也是因为我们没有教育过女生应该如何做，她们实际上是非常无措的，甚至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原来这个是性骚扰，但那时候可能已经错过报案的机会了。有一个概念叫做认知不公正（也称“诠释不正义”），性骚扰就是非常典型的认知不公正。这实际上也是不正义的一种形式，我们讨论各种性别正义的时候，认知正义也是讨论的一环。

文章指出，两性之间的边界，是在大家不停的讨论交流中一点点协商出来的。麦金农她们这些人发明了一整套女性主义的话语，比如说把这些行为全部定义为“性骚扰”，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了一种沟通，让这些女性遭遇被更多人看到，也让男性理解到这种性骚扰为什么是一种很可恶的、不应该被容忍的事情。所以女性主义话语就是一种试图在沟通和翻译的话语，她们在不停地重新解释和创造女性经验。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女性主义前辈们干的是翻译工作。

作者陈碧在微信公众号“法律圆桌”发表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性骚扰事件，为何不能仅仅是师德问题？》，文章说，职场、校园的性骚扰，为什么要单独规范呢？因为这些场所是性骚扰发生的重灾区，先天存在着权力属性、从属关系，受到骚扰的一方很难强硬说“不”——套用性侵犯罪中的术语：“受害人可能不敢反抗、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讨论高校性骚扰问题，就必须回到性骚扰的本质是“权力不对等”这件事——导师利用了权力地位。理解了这层关系，也就理解她的言行已经表达了最大程度的“不受欢迎”。

陈碧的文章说，高校性骚扰绝不仅仅是师德伦理问题，它已经延展为人格权的法律问题。因此，高校性骚扰涉及的法律责任也应同样关注，它会从职业道德领域延展到民事侵权、行政处罚甚至刑事犯罪领域。总结这一事件，最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社会公众对性骚扰问题的讨论，人们对性骚扰的认识更加清晰，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也在降低。就像公共场所的禁烟令一样，这根红线的存在改变了我们之前的生活。反对性骚扰也是如此，它也将改变职场关系和两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立场必须坚守：每个人都应该被尊重，每个人的尊严都不容侵犯。

作者艾大荀在微信公众号“艾大荀”发表文章《举报性骚扰只能靠网络，是社会系统的失能》，文章说，在一个保护受害者权益的社会，受害者根本不需要在公众面前展示自己的伤疤。当微博变成了受害者求助的唯一途径，恰恰说明了社会系统的失能。作为行动者，以及女性议题的关注者，我发现，其实大家很容易对这些事件感到疲惫。尤其是当看到，一次又一次的愤怒和抗争过后，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改变。当太多的同类型事件发生之后，好像大家已经脱敏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关注，保持愤怒。越是现状没有改变，越是要继续质问，怎么会这样？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何不在场，为什么需要一名又一名受害者在聚光灯下撕开自己的伤疤才能受到关注。

艾大荀的文章说，在这次事件中，举报王贵元的博士生的讲述相当理性克制，甚至制作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视频展示相关证据和事件经过。但是，每个受害者都有这样的讲述/保留证据/制作视频/传播事件的能力吗？我们不应该期待一个受害者十八项全能全然证明自己的无辜。我们应该，努力让每一名受害者都能受到托举。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支持系统里的一环。

作者宗和在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发表文章《人大女博士公开举报导师性骚扰，维权本不该这么难》，文章说，在此前多次曝出老师性骚扰学生丑闻后，倡议高校建立反性骚扰机制的呼声就一直很高。但出于种种原因，相关机制并没有发挥明显作用。目前类似事件仍多以“学生网络曝光引发舆论关注，学校迅速介入处理”的方式解决。这就很容易让人遐想，在露出的冰山之下，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丑恶。

宗和的文章说，而跟其他所有学生举报老师事件一样，舆论中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质疑学生为何不第一时间报警，为何不先向校方求助，说公开举报会玷污大学风气。可这些人想过没有，但凡有个高效且畅通的内部维权机制，这些学生也不至于抱着鱼死网破的悲壮心态，将自己置身于舆论风暴中心。公开举报虽然能帮助实现正义的结果，但终究不是一种正常处理争议的方式。畅通反馈渠道、完善反性骚扰机制，对越界的老师及时予以惩罚，让学生免于“毕不了业”的恐惧，才是正常状态。

6月10日凌晨，在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老汉城烧烤”烧烤店内，发生一起暴力事件，多名男子骚扰殴打一名女子，从网传视频中看到，疑似多名拉架女性均遭不同程度的殴打。监控视频流传到网络后，该事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群情激愤，相关话题迅速冲上微博热搜榜首位，其中“严惩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狂徒”的阅读量达1.2亿人次。在巨大舆情压力之下，官方媒体也呼吁对肇事者严惩，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陈某志被唐山警方抓获归案。

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陌生男子性骚扰后肆无忌惮地拖拽、殴打，如何保护女性成了网民们热议的话题。有网民评论说：“女生好无力啊。男生没有一个帮忙！没有一个阻止！人性呢？”有网民写道：“她们满足了所有完美受害者的条件：没有穿裸露的衣物，没有去偏僻的场合，没有单独出行，没有去娱乐性场合，她们只是坐在热闹的餐馆和姐妹吃饭聊天。她们甚至还满足了对受害者的另一种要求—不要示弱不要害怕，互相帮助，敢于反抗。可是你看到了，在绝对的暴力面前，她们所做的一切都毫无作用。”有网民说：“这个事件发生在一个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猖獗的社会。对视为弱势一方的性别视而不见和压制就是否认人们，特别是女性遭受的暴力。”

中国女性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的事件屡见不鲜。2019年4月，安徽阜阳市一豆浆店发生了同样的暴力行为。一名男子搭讪一名女子引起争吵。男子随即动手打人。后来这名男子被拘留13天，赔款七千多元人民币。

黑龙江宝清县2020年也发生一起酒吧女子被打事件。一名男子因搭讪女子被拒而动手打人，这名女子被打伤住院18天。法院判决这名男子和朋友赔偿1.7万元人民币。

同年贵州盘州市一女子被酒后搭讪的男子打成重伤，住院一个月。结果，法院竟认为这名女子明知男子酒醉“仍然与他争吵”犯有“重大过错”，而减轻了对男子的判决，罚款2.2万元了事。

当然更为人所知的是徐州铁链女事件，在中国官方的维稳压力下，铁链女事件已悄然退出了公众的视野。

在网上流传评论中国女性现状的一个段子是：“人少的地方被尾随，人多的地方被暴打，没人的地方被偷拍。出生的时被遗弃，年轻时被拐卖，铁链栓脖子要你生八胎。死后配阴婚，结婚被家暴，离婚冷静期，热搜上写的是如何提高生育率。”

中国官方的处理手法再度受到质疑。事件在网络曝光后，唐山警方声称，事发当时已出警，但拒绝透露详情。6月11日，网上传出唐山警方的出警记录，显示10日凌晨2点41分开始，唐山市警方先后接到3个报警电话，称在机场路烧烤一条街的老汉城烧烤被人殴打。警方将案件定性为“一般警情”、“一般打架”。2点43分，事发地所在辖区派出所——路北分局机场路派出所受理派警，但3点的“催办意见”显示“未到达”。6点09分反馈称，机场路派出所警察“已到场”。6点10分反馈称，警察到现场后将当事人带回派出所。出警记录表明案发时唐山警方仅抓了一名施暴者，随后又把人放了。随后这起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引发舆论发酵后，在压力下唐山警方才开始抓人。

而在10日当天，正当全网声讨打人男子时，一名疑似涉案男子曾发视频声称，自己一方出资60万元人民币，双方已经和解了，还嘲讽网友“在网上吵吵没用”，“最后绝对打你们脸”。还有两段视频显示，疑似打人男子事后还到机场路派出所内开直播，公然向网友挑衅。这些视频疑似也验证了网友的猜测，打人男子们“背景强大”，和官方有勾连。

官方媒体的角色也受到批评。《北京青年报》10日刊登了一篇题为“凌晨河北唐山女子被多名男子围殴？医院：受伤女子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报导，该报导称，“一名男子靠近几名女子的餐桌后与对方交谈，几秒钟后双方开始由推搡直至爆发了肢体冲突，双方扭打到一起后，几名男子从店外冲了进来加入了战局，对抗几名女子。”

《北京青年报》的报导，令人瞠目，看了你根本分不清谁是暴徒。明明是以众欺寡，两名女子先后被九名男人打倒在地，但文章却写成，“几名男子从店外冲了进来加入了战局”，“对抗几名女子”，如果只看这一篇文章的话，你能相信这是一起恶性暴力伤害女性事件吗？两名女子被打倒在地，一名被拖到店外继续暴打，这叫“对抗”？网民质疑说，本是流氓调戏妇女被拒后殴打妇女的事件，为什么官媒遮遮掩掩、轻描淡写？究竟是想掩盖流氓社会的真相，还是要包庇罪犯，纵容罪恶？

大陆知名节目主持人金星6月11日在微博上怒斥《北京青年报》：你眼瞎吗？那个行为不是“交谈”，是骚扰滋事！“对抗几名女子”？？？亏你做为一个记者写的出这样的句子？那叫正当防卫！！！

事件引发全民愤怒后，官方五毛网军迅速进行舆论导向，为中共治下的治安辩护。有五毛在微博称，“唐山打人一事属于偶发性事件，却被炒得像中国常态。”有网民批评说：“铁链女事件官媒却无声，唐山打人事件却反应迅速。”此外，还有网民翻出了中共共青团中央于2017年发布的微博立此存照讽刺，当时共青团中央声称：“凌晨两点在路边撸串，半夜独自外出……这些在中国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在美国却可能成为一道道催命符。”唐山打人事件是对“中国式安全”自我吹嘘的辛辣嘲讽。

在问答网站知乎，《唐山某路烧烤店，男子骚扰女子未果挨骂，随即动手打人，将受到哪些惩罚？出门在外如何保护好自身安全？》的问答浏览量高达五千万，一万五千多条回答。网民牧之野回答说：“我一点也不想说，也并不像众媒体上那么愤怒，一如曾经轰轰烈烈的徽州宴、铁链女、50台宾利事件一样，我们终究像这个时代的喧嚣后的沉寂一样，连自己都会被时代遗忘。要的只不过宣泄本身罢了……唐山并不特殊。之所以能有连夜的抓捕，群情的激愤，只是因为一段视频被发到了网上，而恰好被传播了出去而已，仅此。中国这么大，这样的事不是稀有，受害人也有比这还惨的多。可惜，没有被你们看到罢了。”

网民遠夏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普通民众或者说是公民，已经丧失了对社会的基本信任。因为人们默认干了坏事的人能逍遥法外。云南的孙小果，杀人强奸，把女人的头按在KTV的桌板上，把牙齿全部磕碎。就这样一个该死一万次的杂碎，都能通过系统内部的操作，一次又一次的减刑，屡次逍遥法外，仿佛公权机构是自己家开的一样。如果刑法被很好的执行了，黑恶份子才会畏惧头上高悬的利剑，如果什么人都能轻易的脱责，那么利剑自然就成了他们眼中的绣花枕头了。要知道，一个社会靠微博断案，本就是不正常的行为。”

被删除的一则网民评论说：“如果你在唐山烧烤店你会上前制止吗？答：不会。都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了，都别装外宾。你上前制止，必然和那群醉汉地痞发生肢体冲突。你—个人单枪匹马，不可能打得过一群人，更何况还是一群残暴的歹徒。你的下场就是住院，严重点就进骨灰盒了。好，我们假设你是吕布附体，一个人把他们全干碎了。捕快赶到，你会被逮捕。因为在捕快们眼里，你动手就是互殴。你的下场就是赔钱，严重点就蹲监狱去了。你以为你是见义勇为，在捕快们眼里你就是斗殴。你能做的，就是报警，然后保护好自己该保护的人。我从q群里看到的视频，有个男子在店门外面，把自己女朋友护在怀里，同时尽可能地远离事发现场。我认为他做的很好，他保护了该保护的人。”

作者华昭在其微信公众号“做書”发表文章《大多数女性，远比你想象中更愤怒》，文章说，无论女性还是男性，愤怒是可以的，愤怒是应该的，愤怒也是有必要的，愤怒让人们有勇气大声说出我们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也同样感到愤怒。愤怒是权利，愤怒也是联结。它让我们所有人，站在一起。

文章说，若我们继续作壁上观，下一个地铁中、铁链下的，就是我们自己。因为若是我们不看，不关注，就永远不知道他们的手段有多残忍，也永远不知道女性究竟还在背负着多重的包袱佝偻前行。“女性实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真真切切领会了来往那么多次邮件中，译者这四个字的重量，和滋味。而且我们不仅要看，要关注，还要扩散，还要表达——特别是愤怒。

作者敏敏郡主在其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店”发表文章《北京头条的这则报道，是媒体的耻辱》批评了《北京青年报》的报导，文章说，视频里明明是一个壮汉去骚扰在安静吃饭的女生，并且有明显伸手去摸女生的动作，但这位记者写的是，“一名男子靠近几名女子的餐桌后与对方交谈”，有这种方式的“交谈”吗？接下来，几个壮汉对女子的殴打，在这位记者的笔下，成了“肢体冲突”，“双方扭打在一起”。一场性骚扰不成的杀人未遂，在这位记者的笔下，更像是一场普通的互殴。

文章说，更让人气的想骂脏话的是，明明是一群男人殴打毫无招架之力的女生，在这位记者的笔下，成了“几名男子从店外冲了进来加入了战局，对抗几名女子”。“冲了进来加入了战局”，你这是在写发生在一家烧烤店的暴力犯罪，还是在写写国际战争？女生都快要被打死了，这是“对抗几名女子”？这位记者是不是想说，这些毫无人性的暴徒是在自卫？明明是单方面的性骚扰被拒绝后，恼羞成怒后动手打人，对女生的暴力犯罪，到了这位记者的笔下，“骚扰”成了“交谈”，“群殴一名女性”成了“对抗”，“暴力犯罪”成了“加入战局”。

文章批评说，这篇报道罔顾了事件的真相，不去追究本质的问题，把事实如此清晰的暴力犯罪写的这么清新脱俗，不仅缺乏了对受害者最基本的同情心，更是在给受害者的情感上又捅上了一刀。以前我们说，新闻记者不是在采访现场，就是在采访的路上。可慢慢的，一些记者，已经不再去新闻现场了。到现在，一些记者，连坐在家里看视频都看不会了，写个正常的新闻都写不好了。从北京头条发布的这则报道来看，一些媒体记者，为了抢流量，早就不顾什么专业主义了，自甘堕落到跟网络喷子一个水平了。这则报道，既丢弃了做人的良知，也无视公正和道义，是对新闻职业信仰的玷污，散发出一股浓浓的恶臭味。一家媒体能发出这样一则臭不可闻的报道，我觉得是一种耻辱。

作者整点薯条在微信公众号“海鸥如是说”发表文章《从丰县到唐山——什么是系统性的性别暴力》，文章说，在家暴、强奸、公共场所对女性的暴力等问题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底层思想——性别偏见——社会规训——性别暴力】这样一脉相承的逻辑。

文章提出讨论性别暴力的系统性的意义在于，第一，我们需要明确地拒绝对性别暴力和性别问题的“去系统化”。第二，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所处的环境中仍然存在着支持、鼓励、驱使男性对女性施加性别暴力的作用力。

文章认为反思与行动下，我们可以做到，1.拒绝“受害者有罪论”。2.停止宣传有毒的“男子气概”。3.向身边的男性表明“施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