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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苏州日本人学校的校车抵达一公交站台后，一名接孩子的日本女性和其幼子被52岁的周某某砍伤，苏州市民、校车引导员胡友平阻止疑犯继续行凶被捅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苏州市公安局6月27日关于提请市政府追授胡友平“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的公示和新华社有关胡友平离世的报道均对该事件涉及的苏州日本学校校车和其它两位遇袭者为日本籍公民的背景只字不提，也没有提到胡友平作为日本学校校车引导员的身份。胡友平伤重不幸离世，并将被苏州市公示追授“见义勇为模范”的消息传出后，“中国人勇救日本母子”，#外交部哀悼胡友平#等相关词条6月28日冲上微博热搜。

网民留言说：“她是为了救人而英勇献身–不论被救的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路走好！”“伟大的女性”、“人性的光辉”、“正义的中国女性”、“平民英雄”、“她保护了无辜的孩子。也守住了中国人的尊严。”“她一个人挽救了一场外交灾难。英雄走好”；“真要是把那一车日本小孩砍了，苏州就真完了。日企走了，台企也肯定跟着走”，“不仅仅是见义勇为和普通的治安事件，她以一己之力，避免了此事酿成更严重的外交事件”。

对此事件及中共官方通告，网民认为事件的来龙去脉没能讲清楚前因后果，不清不楚、云里雾里。“我更想看看警方通报，更想知道行凶动机、过程细节等相关具体信息”。有网民写道：“避免了此事酿成更严重的外交事件，这个说法的出处可以说一下吗？”，还有网民说，“全网都在悼念，但是事情的具体情况我怎么找不到呢？有人说其实不是为了保护日本母女而是校车里的小朋友。是这样的么？”

日本驻华大使馆6月28日降半旗向胡友平致哀。日本驻华大使馆28日发布中文微博“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相信她的勇气与善良也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我们在此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相较中方淡化中国人行刺日本人事件，日本驻华大使馆在降半旗的宣示中，清楚地表明依旧相信中国人民的勇敢和善良，似乎有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看待的意思。

6月28日，复旦大学教授曲卫国在网上公开对于苏州市公安局的公示提出异议。他表示，该公示并不严格符合《苏州市见义勇为称号评定实施办法》，因此，他对该评审提出严重异议。内容是，异议一：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司乘人员的身份？异议二：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是为了阻止犯罪嫌疑人对日本学生的行凶？异议三：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具体去世的时间？异议四，也是最最严重的异议：为什么她够不上“见义勇为英雄”的称号？

曲卫国教授质疑，胡友平是付出了生命全部的代价，她的见义勇为不仅在苏州市有重大影响，她的壮举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重大正面影响，为什么她够不上“见义勇为英雄”的称呼。在和平时期，她够不上英雄，那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英雄？为什么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员这次就够不上英雄？

6月28日，一名为“月半言己”的网友发帖说，“小小的公交站台，起码二十多个便衣，各种花式欺骗要把路人手里的花拿走，为了我跟娃要把花放在公交站台，跟几个便衣大吵了一架”。官媒中新网的报导印证了此事，报导称，有很多市民送花对胡女士表达哀悼，苏州高新区塔园路附近花店店主表示，今天一大早就有不少人打电话订菊花，要求送到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中共官方人员（便衣）把花收集走。自称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现场人员称，“市民送来的花会统一收集，并送到殡仪馆”。苏州公民成怀山因转发日本人遇袭的消息也被警方传唤。成怀山表示，警方要求他写下承诺书，“不得关注见义勇为而牺牲的胡女士”，“不许寻畔滋事”。

28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胡友平的不幸离世时说“这位中国女性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对此有网友呛声道“那位凶手才像是你们长期以来着力塑造的典型形象，而胡友平则是党国洗脑宣传、仇恨教育下的一个例外”。次日凌晨，有一名微博网友称，自己撰写的一篇悼念胡友平的文章在发出几小时后便遭到删除。该文的末尾如此写道“扬眉剑出销，是时候对社媒和短视频平台上那些歪曲事实、煽动仇恨、盲目排外、愚昧无知的极端言论说不了。”

在中共多年灌输的极端民族主义熏陶下，日本公民在苏州遇袭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社交媒体仍然出现大量仇日极端言论和以爱国主义名义为犯罪叫好的声音。有人发问：给救日本人的人评见义勇为，合适吗？知道是日本人，还会救吗？一位中国女士给苏州公安打电话，要求释放凶手，她说：“周某某是英雄，杀日本人就是杀畜生，杀鸡；我们在自己家里杀一只鸡，有什么不对吗？毛爷爷拼命打下的江山，日本人有什么资格分享我们的教育资源？”在视频网站的一段短片说道“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早就昭然若揭。所以谁也不敢保证这些纯日本人学校，到底在干些甚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抗日神剧和官媒的多年洗脑下，种种有关在华日本学校的阴谋论甚嚣尘上，在社交媒体流传，不少博主和网民将这些学校与“培养间谍”挂钩，中共对相关内容不无纵容，甚至有乐见其成的意思。

苏州砍人事件发生后，在网上居然出现了大量的效仿者，这些人来到各地的日本人学校门前进行监视，很多网友还在网上成立了锄奸队。在网上出现了大量支持行凶者的舆论，有极端评论说：“日本人就该死，包括妇女儿童，这不是底层矛盾，这是国家仇恨。要是哪天爆发战争，无论妇女儿童，对于日本人就要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有人甚至污蔑保护了日本人的胡友平是汉奸，要求对她的身份进行深挖和调查：“那是日本校车，她救的是日本人，凭啥见义勇为了？”并诅咒她“一路走好”。

中共一手培育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滥成灾对党国统治已造成事实上的冲击，6月30日，多个社交平台先后发布处理挑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有害讯息的公告。抖音表示，部分账号发布一些极端和错误的言论，例如质疑校巴司机和乘客“是日本特务”等诋毁和极端言论，平台已严厉处置，关闭多个严重违规账号。腾讯指，近日有个别网民在网上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炮制各类极端言论，平台合共处理违规内容836条、违规账号61个。网易亦指出，有个别用户歪曲、夸大事实甚至编造内容发表不当言论，例如宣扬“抗日锄奸”，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对于上述乱象，平台将通过审核拦截、页面筛查等方式进行集中治理，并采取删除警示、阶段禁言或封禁账号等处置措施。影片网站哔哩哔哩对违规言论展开清查，处理宣扬仇恨、种族主义等极端言论和账号，一经发现违规内容，将采取流量管控、删除违规言论、账号限时封禁、账号永久封禁并上报相关部门等一系列措施，已累计处置违规内容503条，处置账号10个。

作者夏星繁在微博发表文章《洒泪祭雄杰：痛悼江苏苏州见义勇为英雄胡友平女士》，文章说，苏州悲剧发生的背后未见得一点征兆都没有。近年来，关于日本人学校的不实传闻在社媒、短视频平台甚嚣尘上，一些博主、播主热衷于制造传播关于日本人学校的谣言，甚至无中生有摆拍短剧。更有甚者，极端到长期蹲守日本人学校外。这些充斥着歪曲污蔑之词的荒谬信息肆虐久矣。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推波助澜者都应为胡友平之死负责。在短视频、短剧中，摆拍团队搞一块打印或手写的粗制滥造的日本人学校牌子，大人小孩齐上阵去踢馆。他们振振有词：“这里是中国的地盘，我们中国人为何不让进？”我想问问这些人：把这话说给境内任何一所正规开办的中小学，看看门卫、警方收不收拾你们。哪怕毕业了回学校去看望老师，不提前联系老师，你们看人家让不让进。

夏星繁的文章说，那位长期蹲守日本人学校外的短视频播主自称“民间抗日锄好践行人”，冒雨监视日本人学校，“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摸清日本人学校毕业生的去向”“间谍和汉奸能否一网打尽在此一搏”。这都是些什么？这位播主是个聪明人，只负责吸粉引流，积累了上万粉丝，而那些不怎么聪明的，可能就会受其影响做出实质性极端举动。苏州通报中的歹徒周某某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系外地来苏无业人员。除此之外呢？他的文化程度如何，个人经历如何，常看哪些社媒和短视频账号，在网络上热衷于哪些方面的话题？明确讲，他是否受到了影响力大的百万粉丝极端账号的蛊惑？我们身边还有多少这样的人？“酒泪祭雄杰”，沉痛哀悼在江苏苏州“6·24”持刀袭击日本人学校校车事件中，为保护日本母女和车上儿童，勇斗歹徒牺牲的中国籍工作人员胡友平女士。“扬眉剑出销”，是时候对社媒和短视频平台上那些歪曲事实、煽动仇恨、盲目排外、愚昧无知的极端言论说不了。

作者浣花溪杜甫在其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发表文章《U型锁打电话让警察放了凶手，骂胡友平是女汉奸》，文章说，不管是在官方，还是在我们这种民间的自媒体口中，胡友平都是英雄。然而，在另一群人眼中，却认为她是汉奸。一个女的U型锁，居然打了苏州的政府热线，要求释放杀人凶手，称杀人的歹徒是英雄。而且还说胡友平是女汉奸。现在的U型锁都这么嚣张了吗？以前的U型锁砸同胞的车，打破中国人的脑袋，坐了十几年的牢，都无法让这些U型锁认识到错误。现在的U型锁更是变本加厉，暴徒举起屠刀刺向妇孺，英雄挺身而出却被网络上的义和团骂成是汉奸。

浣花溪杜甫的文章说，一百二十年前的义和团不但杀洋人，还杀用洋货的中国人。有一种蝉每隔17年出现一次，叫17年蝉，有一种妖魔鬼怪每隔60年出现一次，看到这么多妖魔鬼怪每隔60年都要出现一次，不得不感叹，江山如此多妖，害无数苍生尽折腰。如今，胡友平的死让世人知道中国人的勇敢和善良，而这群U型锁的叫嚣却又将人拉回现实，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十分愚昧无知和暴力。胡友平不常有，而U型锁常有，这更能衬托出胡友平的难能可贵。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她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于那个凶手，他叫什么名字？好像还没人知道，正如胡女士去世之前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一样。他为什么要行凶，也没有说明，盲猜不会用精神病来当遮羞布吧？

作者彭远文在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发表文章《以真实的人抵抗虚妄的仇恨》，文章说，遇害的胡友平，她见义勇为的一瞬间，只是出于人性的本能，不会去想那些宏大的东西。你看她那张脸，再普通不过了。但唯其如此，你看到这张脸，会忍不住想落泪。这种真实的反应和真实的情感，是弥足珍贵和珍惜的。不需要“挽回民族脸面”一类话语的包装，她就是个真实的人。

彭远文的文章说，杀人嫌犯当然也是受害者，被虚妄之物诱导失去了自我的人。这场天天都在上演的大戏中，有人是导演，有人是演员，有人是搭台的，有人是看戏的，而他，入戏太深，难以自拔。无数的人像他一样成为受害者，他们是“信息上的贫民”，有可能生活上也不宽裕，他们不应该遭此荼毒。我们要分清谁是始作俑者，谁是操盘手谁是受害者，爱该爱的人，恨该恨的人。大胆说一句，如果没有那些仇恨教育和宣传，如果让舆论市场自由生长，不出五年，顶多十年，我们的仇外情绪可以减少九成。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判断。因为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更接近胡友平。

作者张丰在微信公众号“风声”发表文章《致敬胡女士，因为她忠于普通人的信念与常识》，文章说，在任何一个国家，胡女士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称赞。对此，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阐明立场：不管是中国孩子还是日本孩子，都应该受到保护。

张丰的文章说，通常的安全教育，会强调人遇到危险时先保护自己，并及时报警，而不是鲁莽地冲上前去。这成为普通人的意识，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不顾生死去当英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社会也永远需要英雄，总会有人选择挺身而出。在这个意义上，胡女士当然就是让人敬仰的英雄，她是普通人，又克服了普通人的局限。这是我最钦佩胡女士的地方：如今我们都在赞叹她的勇敢和正义，而她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并不会谈论这些。她并不是出于什么“伟大意义”而行动，而是基于普通的人性：是爱和责任，让她变得勇敢。她忠于普通人的人性、常识和信念，而不是那些宏大的观念。这就是胡女士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普通人的人心是善良的，也有勇敢的可能。我们不要对人心失望，面对网暴，我们也不要轻易退让。如果我们能够勇敢一点，就能距离胡女士更近一些。

从10月28日到11月1日，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万圣节聚会活动，引爆了中国网络，新浪微博、抖音、微信视频号等社交平台被上海万圣节的各种装扮刷屏，大批年轻人身穿“脑洞大开”的服饰在上海街头狂欢的照片和影片席卷了中国社交媒体，多个与“上海万圣节”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上海的万圣节活动成为了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最激烈讨论和传播的话题。

与欧美国家万圣节仅围绕恐怖惊悚主题不同，在四天时间里，上海这次的街头狂欢年轻人热情拥抱万圣节，把这个最初的西方传统变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东西，进行了巧妙的本土再造，出现了更宽泛的视角、更多有创意的形象，将“万圣节”玩成了反映生猛现实的“万梗节”，成为民众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感慨“上海万圣节可比西方有意思太多了”。

不少年轻人将装束与当前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勇敢表达，直接触及了中国当局的敏感区。一个女人在她的衬衫上贴满了A4白纸，直指去年底爆发的中国白纸运动。有人打出了“我在上海很想你死”的牌子，这句话被网民解读为李克强去世后民众对习近平的隐晦诅咒。旁边还有一位女孩颇为配合的将自己cos成了祭奠花圈，最终两人被警察拦下没收道具并训诫。一位参与者打扮成著名作家鲁迅，手拿“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纸牌，在人群中背诵起了鲁迅写过的文章，鼓励年轻人发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时警察开始阻止他讲话，将他赶走。

一位参与者办成了满脸愁容的被告乙方。另一位参与者胸口贴着一张不断下跌的上证指数的海报，手拿一把韭菜自比，调侃自己被当局反复收割。一位参与者装扮成了电影《霸王别姬》人物程蝶衣，胸口挂着一张写有“打倒程蝶衣”的牌子，表现其遭到文革批斗的电影场景，政治讽刺意味不言而喻。有人在头上套了一个巨大的摄像头模型，站在两名执勤警察的身边，影射无处不在的大数据监控。

嘲讽或隐喻疫情期间上海防控的“恐怖”打扮也广为流传，多人身穿“大白”防护服，手持巨型棉棒，或身贴核酸亭的图片，外放“勤洗手、戴口罩”的声音，跃跃欲试要给市民“做核酸”。有不少市民扮成仍在加班的“996社畜”出行；有人身上挂着讽刺延迟退休政策的标语：“2070年，我终于退休了”；亦有人将写着“我在公司很想死”的路牌贴在头顶。还有参与者调侃经济状况不景气，有人装扮成医学生、文科生、建筑学专业学生等中国就业市场上目前承压巨大的行业人士，手拿金属碗和用来讨饭的二维码。

这样的场景造成中国网络的轰动。网民们为上海的多元文化叫好，指出这是当下年轻人难得释放压力的机会。有网民表示，这哪是万圣节，这分明是万梗节；有网民说，这个世界逐渐变成了我喜欢的疯癫的样子。不少网民留言“该说不说，都是人才”“怪不得习子老是想禁止过洋节”“另类的表达方式表达同样的不满”。微博博主“呆若木一”在一则受到上万点赞的帖文中写道：“上海万圣节的变装表面看是一场狂欢，但太多变装的背后都是普通人心里的一块伤，终于有机会在特定的日子里拿出来宣泄分享，是一座座普通人的孤岛在此连成了陆地，足以让我们确信，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孤单。”

在知乎，《如何评价今年的上海万圣节?》吸引了3846个回答，超过2000万的浏览量。网民eric回答说：“这何止是万圣节，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讽喻节。”Arbeitmachtfrei回答说：“从前是机械模仿，这一刻超越了所有西方万圣节，民族特色鲜明，黑夜中一闪而过的亮星，一时间给我一种「这里仍有希望」的感觉，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错觉。”网民“总难免道听途说”回答说：“那些人总是在你提出问题之前否定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是自由化最甜的一端，但愿不要有人把它当成全部。我没有资格去鄙视任何人，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历史进程中非常眼熟的一幕，尽管问题本身包含着更多问题，但总是有蠢货会捏着某一点大放厥词。”

最终上海万圣节在官方急推的“交通管制”中落下帷幕，上海万圣节的网络相关内容也受到审查。不少五毛带节奏，认为万圣节是“外来文化渗透”，指责这些年轻人“崇洋媚外”。对此，有网友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有网民回答说：“只要城市的精气神还在，万圣节有没有不重要，xx了万圣节，还有无数的节。更有网民直指问题核心：“会与不会，取决于支持上海万圣节的人们，打算为了这个节日付出多少。一件东西的价值，就等于与之交换所承担的成本。对上海年轻人来说，万圣节究竟是什么？代表了什么？有多大意义？如果你所拥有的东西轻而易举被别人拿走，而你无所作为，那这件东西就真的谁都可以拿走。”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魏春亮说”发表文章《我可太爱上海的万圣节了》，文章说，新一代年轻人的意识形态非但没有毁掉，他们非但没有被渗透，还对西方的节日进行了创造性地本土化改造，让本来陈旧的节日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属于中国人的活力。上海的年轻人，根本不屑于万圣节小孩子那套trick or treat的幼稚把戏，也不搞什么莫名其妙的南瓜灯，他们出手稳准话，抓住了“变装”这个精髓。变装成各种鬼怪，都不难想象，让上海的万圣节区别于任何其它地方的万圣节的是，他们把“梗”融进了变装中，让上海的万圣节成了一个青年亚文化的狂欢节。

魏春亮的文章说，这是一场“梗”的大狂欢，是“梗”的实体化和现场化。那些以前只以表情包、短视频、段子形式存在的“梗”，突破次元壁，走进了现实，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表演和互动。这也是一种新的精神面貌，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它纷繁复杂，又百无禁忌。大V@呆若木一说得好：在这时候许多人会比以往更深刻地意识到，一座城市的灵魂永远不是璀璨的霓虹、遍地的高楼大厦，而是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哪怕再辛苦也能苦中作乐、真诚热烈、多元包容、鲜活叛逆的生命力。而这样的生命力，正在用松弛的姿态，快乐的宗旨，包容的胸怀，百无禁忌的胆量，创造一种新的未来。

作者张3丰在其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发表文章《上海万圣节：一个城市的治愈》，文章说，狂欢和娱乐之中，仍然有一些严肃的东西：这个城市和它的年轻人，需要甩掉包袱，实现某种救赎——万圣节就是一次“自我疗愈”。去年给上海留下的创伤，可能比想象中要深刻得多。解放日报的一个公号发文章呼吁宽容对待万圣节游行，“上海以治理能力着称，相信上海。”经历了去年的疫情，这样的话看上去无比苍白。

张3丰的文章说，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真的从惊骇中走出来了吗？那些在街头狂欢的年轻人，cosplay是一次短暂逃离的机会，等到天亮，还是要去上班。这样的“逃离”，其实会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处境，看看伤口有没有愈合。

作者手纸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上海狂欢：当“万圣节”成为“万梗节”》，文章说，今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社交媒体。在无形之中，本届上海年轻市民轻松完成了西方文化的本土再造，以往浓郁的西方元素全部换成了东方本土的日常元素。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几乎每一次出场都是日常生活的绝妙玩梗，以游戏的精神，走向了对生活的复仇。

手纸的文章说，上海市民以肉身为基座、用服饰为象征、借玩梗为表达，轻松而又戏谑地完成了常态规则下欲说难言的抗议论辩，依然可以视作“不给糖就捣蛋”的街头表达。曾经代名词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城池，当年轻人不再借助轻松的西方元素，转身采用戏谑冒犯的东方符号和心照不宣的日常写照：原本单纯用于欢乐放松的节点，被用于现实感受的利刃刻画。除了节点时间是洋货之外，广为流传于社交媒体的几乎都是国货，万圣节被挪用成了万梗节。

手纸的文章认为，这些年来，喜剧电影里本该拥有的笑，离场了，断货了；综艺节目里本该存在的笑，净化了，尬场了。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笑逐渐消失，这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冒犯。毕竟，近些年来的笑之离场，已然并非好不好笑，实则指向的是能不能笑，我们迎来了“笑果自负”的尴尬局面。本届上海万圣节，将原来的恶作剧精神蜕变成了冒犯的艺术：当舌头被管辖之时，肉体进行现身说法；当剧场不再发笑，街头开始形成表达。这或许是未曾预料的现实。没有公共层面的共情，没有公共话题的借喻，上海万圣节的狂欢就只能是上海街头的狂欢，更不可能席卷社交媒体的话题讨论。无论是现场的扮演者，还是网络的传播者，都在心底暗暗借助这股怪力乱神，意欲刺杀着现实的庞然大物。只不过，当我们在发笑之时，恰是因为我们隐于心底的悲凉。毕竟，击中人心的喜剧，真正的内核往往是悲剧，是上海街头捣蛋鬼们和社交媒体上的你我等人所念想的——那颗本该拥有却不知所踪的糖。

3月底，由青年导演王晶执导，贾樟柯监制的现实题材电影《不止不休》上映，好评不断，特别是引起了媒体人的强烈反响。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再现了“纸媒黄金时代”记者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故事的背景是2003年网络尚未席卷一切的时代，媒体生态和媒体人的处境也不同于今日。实习记者韩东与资深记者黄江深入煤窑揭开“被掩埋的真相”；韩东调查“乙肝代检”，凭借一腔热血为一亿弱势群体的不公鸣不平。他们的经历不仅唤起了众多媒体人的共鸣，也让观众见证了“以笔而战”的力量。

纸媒为王的时代，不少传统媒体人怀揣着理想与正义，奔波在大小新闻现场，既监督公权力，也尽可能为弱者发声。20年后的今天，网络席卷了一切，传统媒体人在中共“党媒姓党”对媒体的严密控制下纷纷退场，重大新闻现场不再有扎实细致的对话与调查，只剩下自媒体的“闭门造车”和流量狂欢，也让电影成为对一个时代的挽歌。

导演易小星称：“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电影，它还原了一个理想主义不死的年代。”导演魏书钧赞美说“理想主义者的光芒，真的照进了现实。”作家郑渊洁看完后表示：“我们不能光活着，我们还要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雷建军称赞电影是“一部写给新闻和新闻业的情书。”

在北京大学的映后分享会上，有学生说，看到影片里的北漂韩东，尽管生活困顿，却依然热血，对理想抱有纯粹乃至偏执的信念，“我觉得自己可以再勇敢一些。”有新闻学子在电影中找回了初心，“唤醒了我当时报考新闻系（的初心），在迷茫的当下，也给到我了一丝前行的曙光。”

豆瓣上的华语媒体对《不止不休》给出短评都不吝赞美之词，甚至有人说它是“2020年的《我不是药神》”。在豆瓣电影的高赞评论区，网友指出，影片中记者一出场，风尘仆仆穿着皮夹克——“那个报业黄金时代的气味回来了”。

也有不少媒体人批判电影整体崩溃在节奏和剧本上了，尤其是电影前后割裂很严重。前半段铺设了太多的内容，包括北漂，乙肝，新闻内幕等内容，但是到了后半段，应该是由于电影审查的原因，只剩下了一些宣传性质的内容，落入了俗套，很仓促收尾。

在知乎的“如何评价电影《不止不休》？”问题，众多媒体人及网民也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媒体人明明如月说：“作为新闻行业从业者，看到这样一部作品，心情很复杂。作为无冕之王，每一个入行的人都是怀抱着新闻理想来的吧，随着对工作的了解渐深，每个人又或多或少做出了妥协。我毕业后去到了报社工作，现在也依然在传媒行业。但是和电影中很多记者老师一样，后面记者更多是职业而不是理想了。面对很多抉择，我聪明、合乎时宜地选择了后退一步，选择了更安全的选择。看到这部电影，又想到了自己的初心，两肩担道义，铁笔著文章。真实地记录，很难，也很简单。有些事总要有人来做，这世界上有哪件事，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呢？喜欢这部电影，在于选题，道阻且长，但是纵使是蝴蝶扇动了翅膀，也可能引来得克萨斯两周后的龙卷风，不是吗？”

前媒体人时间之葬说，作为一个曾经的纸媒工作者，觉得无比亲切，同时又倍感尊敬。在纸媒凋零、调查记者越来越少见的今天，我们愈发能感受到韩东这样有操守和担当的媒体人的珍贵，也更加为影片传递的浓厚现实关怀动容。它关注的是我们真切可感的底层苦难，以及那些无法忽视的偏见与不公。诚如片中那句点题的对白所言，“这世上有哪件事，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呢”?张颂文和白客饰演的这对师徒，其实是一代媒体人的写照和缩影。张颂文的表演一贯精准老辣，难得的是白客演出了韩东这个人物内在的成长与蜕变——从最初带有几分玩世不恭的清高，到看清世事但忠于新闻理想的坚守。我们需要韩东这样的媒体人，需要《不止不休》这样的电影。

网民木易称，“理想在风中飘扬，公义在心里流淌”，无论在哪个时代，都需要有人用勇气与信念去追寻真相，以此迈向更好的明天。这些了不起的人们，永远都值得致以敬意！

网民彬帝说：“从北漂到矿难再到乙肝，它不是讲某件事，他讲的是一个人，这个人又是一群有理想的新闻人的缩影。他聚焦了一个新闻记者的成长史，他们对真相的执着。第一个阶段是追求理想，认为自己笔杆子能改变社会第二个阶段是经历磨砺后的成熟，认清现实与自己的无能为力，为此感到迷茫第三个阶段是领悟人生百态，明白记者的真正意义，有些事不去做，就没人会做。追求真相，探索真理，冰冷的笔杆下不失温度。记录下自己见证的点点滴滴，星星之光，也可照亮前方。”

影评人巴塞君表示，这种从故事到人物，从细节到整体的真实感，让《不止不休》的现实意义达到了巅峰。无论是针对媒体行业的针砭，还是关于理想的讨论，都能引发一定共鸣。现如今，流量为王、乱象横生，背后不仅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更有理想覆灭的因素。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可，还有多少人能在社会的毒打中，记得自己曾经的初心呢？其实不光是这些地方媒体，就连焦点访谈这个曾经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节目，如今做的都是“家政服务提质、幸福生活加码”之类的内容，难道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完全变得幸福无比了，不再有什么假恶丑的事件、不再需要舆论监督和深度剖析了吗？

网民大白羊称，调查记者是游走于社会的“清道夫”，直击生活的阴暗面，致力于破除社会肌理中早已陈腐和坏死的细胞，鞭挞丑恶，营造“向上向善”的舆论氛围。曾经的他们确实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这个社会的某些不公，然而到了今天，我们却发现，当新闻事件发生后，我们再也看不到相关的深度调查报道，能看到的，仅仅是一纸蓝底白字的情况通报。

网民鲛人河说：“电影中的最戳我的就是这种时代轮回的感觉，千禧年初的中国被拍得十分真实。那个对当下年轻人们来说陌生又熟悉的时代，似乎现在只能在电影中窥见一隅。我想，现在的中国需要这么一部新闻题材电影。我们并不能清楚了解导演的创作初衷，但我们能了解到的是——这部电影远不仅是关于民间英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故事，它更让我们对新闻媒体本身，也有了更深的理解。新闻不仅要站在正义的一边（揭发矿难），法律的一边（查处非法卖血），最重要的是，站在人民的一边，就像是电影中几段新闻事件，有着不同的出发点一样。总的来说，《不止不休》无疑是一部商业片，也必须是一部商业片。有这样的商业片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让更多人看到，发出声音，相信也是这部电影的初衷。”

媒体人黄章晋发表文章《不是每一条江河都能流入海洋》，文章说，《不止不休》中，老记者黄江有一句台词：我们做记者的，改变不了什么。但2003年，却又是最能让人觉得记者能改变什么的年份，2003年，孙志刚死在广州收容所，《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包括前面那位许姓博士在内的数位法学人士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容遣送制度最终废除。

但收容遣送制度被废一个月，《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喻华峰和负责人程益中就被带走。同是2003年、同在《南方都市报》发生的事，又让你觉得真正被改变的很可能是自己。

文章说，今天许多年轻人讨伐公知时，压根不提「南方系」，在他们开始懂事前，「南方系」就已经被消灭了，但当年那些人真的曾改变过什么，所以，但凡与「南方」沾得上边的东西都不会出现在屏幕上，本该是高潮和煽情的部分都克制地戛然而止。二十年只是弹指一瞬，我们所爱的一切正在日渐凋零，我们曾熟悉的人渐渐从生活中消失不见。

前南方都市报媒体人孙旭阳在其微信公众号“卖杏花”发表文章《烧完最后一张纸，都散了吧》，文章说，电影院里，我看到字幕上闪过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多年前，这些名字都被打印在报刊的版权页和标题下方。时空重置，离散的人又重逢，只是变了角色。他们之中还在做记者的，已十不存一。男主角韩东的原型，跟我在南方某报社曾同事五年。至今，他离开媒体也已经有七八年了。为一亿人表达反歧视主张的记者，多年后还是要复归世俗，在十四亿人中谋一个安身立命的位置。《不止不休》中，先后有一支笔和一份报纸在北京的大气层中漂浮。电影没有交代它们的归宿，但谁都知道，它们飘到最后，一定会被地心引力收编。

文章说，现实的吊诡离奇，任何编剧穷尽想象力也无法企及。在韩东进入《京城时报》实习一个月前，我进入河南一家都市报实习。第二年夏天，我大学毕业进入另一家都市报，没过几天就遇到一件惨剧。一位矿工被困井下，人们在井口处还能听到他用工具敲击管道的声音。但因为救援他的难度和开支都太大，矿方最终说服家属接受一个他们无法拒绝的价码，放弃了救援。19年后，《不止不休》让我想起了这位矿工在地下数百米的敲击声。这部以理想之名逆流的诚意之作，恐是一场最后的祭奠。散场后，被作为原型并客串出场的媒体人，以龙套或其他身份登上字幕的媒体人，都不得不继续从事“转型”后的工作，投身俗常的生活。更多故事，将永不得流传。

前南方都市报媒体人项栋梁在其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表文章《调查记者已经没了，致敬调查记者的电影也快凉了》，文章说，电影中有个细节必定是真正做过一线调查采访的资深记者参与编剧才设计出来的，只可惜，这样的场景只可能发生在20年前。现在要是还有调查记者这么干，迎接他们的除了封锁现场的民警，还会有舆论铺天盖地的铁拳：你们潜入事故现场是不是在干扰救援，居心不良？！你们乔装打扮采访悲痛中的遇难者家属，是不是吃人血馒头博流量？！这一套针对调查记者的组合拳它打倒的不是调查记者本人，而是支撑调查记者新闻理想持续燃烧的那个信念：社会需要真相，而真相能推动公平正义。

文章说，真正让调查记者数量清零的致命一击，绝对是新闻理想在公共舆论领域的破碎：追寻真相的努力不被尊重，真相本身不被受众认可，新闻理想成为一个羞于启齿甚至带有现实危险性的词，让调查记者最终清零。是的，调查记者不是变少了，而是清零了，或者套用生态学的专业词汇，叫功能性灭绝了。你别跟我杠说哪个媒体还有调查记者的头衔，或者哪位同行还在坚守，我并不是要否定他们的努力，而是陈述一个惨淡的现实：近三年的重大社会事件，比如东航坠机事故，河南村镇银行爆雷，徐州铁链女，唐山烧烤店打人、上海疫情封控等事件中，再也没有一篇由调查记者经过现场采访发出的调查报道了。一篇都没有。电影《不止不休》的原型之一，《一亿人的反歧视主张》报道作者是南方报业的媒体前辈，调查记者韩福东。这名热血汉子，已离开媒体多年。缅怀也好，致敬也罢，有调查记者冲在一线追寻真相的那个时代，回不来了。

前新京报记者胡涵在其微信公众号“坏雷达”发表文章《媒体沦落，不休不止》，文章说，在中国，新闻从来都不是真空地带中的职业游戏。作为公权力一极，新闻需要有立场，有勇气，有力量介入不公平的利益结构，去推动改变发生。所以，要讨论新闻理想，最重要的根本性问题是：你在为谁的利益而战斗？

文章说，《不止不休》的可敬之处在于，它花费了诸多的技术努力，成功用影像唤醒了公众的情绪和记忆，因而，虽然语焉不详，甚至关键性的剧情是被迫断裂的，但它依然复刻了一场我们早已错失的梦。于我，是在影院恍惚回到了属于我的媒体生涯。那拥挤、昏黄和粗粝，那廉价的锦旗和眼泪，时刻在不被认可和不被欢迎中，坚守或许可笑的价值准则。那些照拂过我的、业已蒙难或四散漂流的前辈们。而当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普通年轻人也被电影吸引，也证明了当下社会的一种空缺：我们焦虑、愤怒，但在大众媒体上，错的却永远是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愿脱下长衫，是因为我们太贪心，是因为我们躺得太平，是因为我们被监督的还不够。

文章表示，新闻本质上是公共行业。新闻行业的商业模式，是从创造的公共价值中实现分成。如果新闻不再创造公共价值，新闻本身也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带来的结果，只能是“威慑变现”，或是“喉舌变现”。在这样的行业嬗变中，不够江湖气、不够草莽的媒体人必然会被淘汰。我们最终会发觉，我们所坚持的理念和方法论，放在今时今日，确实只是四顾茫然的屠龙术而已。行业和理想都会休止，只有那汹涌着的情绪绝不。它将奔流至何处，我们无从知晓。唯一可以安慰的是，我们确实曾有过那样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