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10日上海访民孙洪琴致电本网：“因法院枉法裁判、房屋被强拆而上访维权17年，17次被拘留，无数次被关黑监狱，多次被精神病。”
2000年因孩子抚养权与其前夫对簿公堂。孙洪琴认为致其败诉的原因完全是其夫单位（上海大隆机器厂）向上海长宁区法院出具罔顾事实的证明造成的，这份证明，不仅使孙洪琴的名誉受损、亲情割裂，造成母子反目。
愤怒之余，孙洪琴一纸诉状把大隆机器厂告上了法庭，然而孙洪琴在上海走完了三级诉讼，也未得到她要的公正，最终却败诉而终。孙洪琴不服，便开始进京上访，然而这却是孙洪琴的噩梦开始。接下来在上访期间孙洪琴遭遇接二连三的生活、生存挫折、打击，连唯一的生活来源养老金也被无辜停发至今；而唯一的栖身之所也被强拆，却至今没有拿到合理的拆迁补偿款，为了被强拆的房子，最终老母也惨死在上访的路上至今一年半也未能入土为安，种种遭遇，促使孙洪琴言语、行为愈发激烈，为了能有效阻止其上访，孙洪琴辖区的政府人员便多次对其精神病结论和鉴定。
据孙洪琴自诉：“第一次被做精神病鉴定是在上海第二中级法院，2004年二中院立案庭部门领导余法官通知我，说本院监督员要见我，见面时提的问题都是与案子无关的生活锁事，我就感觉有点怪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被精神病或被精神病鉴定的意识。
2007年7月我第一次被拘留在看守所，由警察陪同来了二个领导和我谈话，事后看守所的一位好警察偷告诉我“他们是在给你做精神病鉴定”，我明白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就是二中院的”监督员”要见我。
2007年中央政法委交办督办上海26起冤假错案我是其中之一、国家信访局也对我的信访事项作了交办督办，上海政法委和法院非但不办不解決还要送我劳教，没得逞，又要将我精神病，在闸北区法院他们叫来了所谓领导和我谈案子化解，这位领导很健谈，什么都谈什么都问我也什么都答，这位领导可能是良心的发现吧！我感觉他是故意告诉我的，谈话间他说了一句”我是搞心理学的”难道不是第三次精神病鉴定评估吗！
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被从北京截访回上海关在青浦四季百果园“黑监狱”。08年8月6日我逃出去了，几天后被抓，直接押看守所刑拘，什么手续都没有。08年9月12日我被从看守所拖出来，因北京奥运会还没结束，我又被闸北区法院芷江西路街道警察一群人，把我关进芷江西路128号佳圆连锁洒店黑监狱，房间四面封闭，门外有门，房内没有阳光，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当天我就被街道派的临时人员打的尾骨骨折，我绝食绝水抗议，把他们送来的盒饭撒的满屋子都是，从天花板四面墙壁地上都是饭菜，我几天没刷牙没洗脸，什么都没有，我蓬头垢面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再加上房间里到处是饭菜一片狼籍，不认识我的任何一个人看到这场面第一感觉，这人是疯子，这时第4天我感觉呼吸困难口腔出血昏昏沉沉中听到有人说：“如果她闹起来怎么办？”睁开眼看到4个白衣医生，我还是一动不动的躺着，一位女医生已走到我的床边给我测血压听心脏后，3男一女4位医生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后来芷江西路街道司法科的一名女工作人员来劝我：“你吃点东西喝口水好吗？”我问她：“如果我没说错刚才4位是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你们叫他们来是把我关进精神病院的是吗？”她没否认就走了，过了一会又来了一位女医生对我作了简单的检查后，我听到她在外面说“你们这里谁是负责人”，晚上闸北法院副庭长张作春及法官街道等人都来了，我被送到闸北区中心医院内科急诊，这是第4次被精神病未遂。
还有一次、2007年10月北京开党代会期间，我被关在市郊区青浦四季百果园1102房黑监狱，市政法委领导张庄宁和闸北法院院庭长领导一群人，他们逼我认错，说我以上访为名给政府施加压力索要钱财，该悬崖勒马改邪归正，息诉罢访了。那时他们想给我一个“敲诈勒索政府罪”。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任何部门任何领导给我任何名义的一分钱、我宁死不屈，他们就用卑鄙残忍的手段侮辱迫害我，不许离开房门一步，给我吃残羹剩饭挑衅我，警察24小时“守护”随时都可行使执法权，我割腕自杀抗议阻止他们对我的迫害……
2007年中央对我的案子交办力度很大，上海就加大对我的迫害力度。到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从中央到上海市政府一再强调：一切不利于稳定可能激化矛盾的事一律停止，可是闸北区政府基地的动迁公司牛啊！我们基地的一个邻居被强迁后，第二天早上被发现吊死在自己家的阳台，邻居们都买了花圈凭吊，我也买了一只花圈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其它花圈放在一起拍了照，在这家强迁公告上写了“又一起为民工程、阳光动迁、家破人亡的悲剧”照片和强迁公告在网上公开了，而我也因此被以衅寻滋事刑拘了，刑拘第43天2010年10月28日，承办人毛国良等两警察帶来了4位精神病院的医生来给我做精神病司法鉴定，医生们称是闸北区政府信访督解办的。他们问了好多问题，有的问题很刁钻，我都一一的回答了。
问：“你反醒过自己吗？你自己有没有错？”
答：“我想过，也问过，在第二中级法院信访时曾经问过一个法官，我做错了什么？错在哪里？余法官说：你错就错在得理不饶人。”
最后一个问题：“你遭到公检法政府官员那么多的不公正对待，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你？为什么呢？我怎么没遇到啊？”
答：“老师您要的答案，也是我所要的，我这么多年苦苦寻求的。”
他们4人起身要走我赶快说：“老师能否留下你们的联系方式以便今后再交流。”一位主审女医生，一脸严肃说：“我明人不做暗事，我实话对你说我是上海市精神病医院的医生，今天我是来给你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我微笑送他们到监区门口时说：“医生既然您挑明了自己的身份、能不能把今天的鉴定结论给我？”她说：“你放心，我会根据相关规定给他们(两个在场监督鉴定的警察)一个结论的。”这是第5次被精神病司法鉴定。
孙洪琴说“这次鉴定结果出来后，一位好心的警察给了我一份，没想到被王警长从监控里发现，他将鉴定抄出，不许我带走，在争夺时，我情急之下把鉴定撕碎抢了一把塞进嘴里，当时的想法是：我吃下去也不给你们！也因此才得以带出部分鉴定，这也是唯一一次被带出来的被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证据。”
本刊从知情人处了解到，孙洪琴平多年维权，母亲前年在维权路上故去，至今仍停尸北京天坛医院，她仍不屈的在继续维权中。
孙洪琴电话：159007759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