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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厦大学子抗议学校禁止外卖骑手进校及电动车管制举措

    【民生观察2024年4月13日消息】2024年4月10日,厦门大学出台了关于禁止外卖骑手进入校园及校内电动车管制等举措。为反对该举措,4月11日,厦门大学学生在网上发出维权倡议,号召全校共同维护学生利益。文中表示,想要真正维护学生们的利益,让学校取消不合理的政策,是不能靠祈求得来的,学生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对不合理政策说“不”,让领导们意识到伤害学生群体的利益也是有代价的,如此才有可能推动真正利于学生的政策。只要人人都作出一份贡献,哪怕只是对其他人抗议的声音和行动点赞,转发,都能推进学生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2024年4月10日,厦门大学发布通知称,为进一步加强文明校园、平安校园建设,有效维护校园秩序,全力保障师生生命安全,根据《关于推进思明校区电动自行车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厦大综(2023)43号)要求,拟开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工作。

    整治时间:自2024年4月15日起。

    整治范围:
    1.已被处置注销校园通、未办理校园通;
    2.违规使用(违规骑行、违规停放等)的;
    3.利用电动自行车从事营利性客运行为或者外卖餐饮运送业务的。

    主要措施:
    1.禁止未办理校园通行证的电动自行车进入校园;
    2.通过电子监测和移动拍照等,对违规行为进行记录和取证;
    3.校园内违规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将被移至海韵学生公寓教学楼广场

    整治过程中发现的涉违规违纪行为,学校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2024年4月11日,厦大学子车炮丙(匿名)发出倡议书,号召厦大学子共同维护自身权益。

    文中称,这篇倡议主要探讨三个问题:厦大新规怎样影响了学生权益,怎样的政策是真正从学生角度出发的,以及学生如何维护自身权益不被学校侵犯。

    一.厦大新规怎样影响了学生权益

    近日,学校出台一系列对于电动车的管控政策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而其中损害尤其巨大的,是四月十五日起取消校内外卖骑手的管制规定。

    大家知道,点外卖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生活的特征,应该是人人都能享受的基本权利,而对厦门大学的学子们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其至少有以下作用:

    1.本身学校的课程安排所留出的就餐时间便十分拮据。比如下午7、8节课是18:20下课,而晚上的9、10节课是19:10上课,去掉通勒时间以及提前占座的时间需要,留给学生的就餐时间是非常窘迫的。外卖的存在大大节约了学生就餐的时间成本,省去了前往餐厅排队、等餐、找座的时间。

    2.外卖的存在起到了分流学校食堂作用。学校的食堂每到饭点就进入爆满状态。如果没有外卖的存在,那么原本点外卖的同学就都要同时前往食堂用餐,这对食堂的客流压力形成了重大的挑战。人数过多、排队时间过长,加上就餐位置供不应求的问题,在外卖取消后势必变得更加严峻。

    3.更灵活的餐饮选择和时间安排。外卖的存在不仅给了学生更多的食物选择,也让同学们能自由选择就餐时间。食堂的开业时间本就不长,比如晚上七点后就停止晚餐供应。但食堂营业时间内人满为患,加上一些学业繁忙的学子无法在食堂营业时间内前去就餐,如果无法点外卖,势必会对他们的时间安排和饮食安排带来困扰。

    而学校制定新规似乎也缺乏正当的理由。校内骑手作为学校禁止校外骑手进校的权宜之计,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合理且有效的岗位。在学校最近严加管控电瓶车的大背景下,如果担心的是骑手对学生造成伤害,那么:

    1.对骑手执行教工学生和机动车同等的限速条件,不就可以避免安全隐患吗?学校最近推行牌照,又花费大量财力安装监控和摄像头,目的就是为了管制校内电瓶车,为什么偏偏到了校内骑手就要禁止?

    2.如果认为限速政策也不能排除安全隐患,那么校内是不是应该全体领导、教职工和员工全面禁止包括轿车、卡车等机动车在内的所有交通工具。机动车的威胁难道不比电瓶车大得多?干脆大家以后只依靠步行,回归原始社会?听起来似乎十分荒谬可笑,而这就是管控电瓶车政策的事实感受。

    很显然,保护学生安全这一理由是缺乏说服力的。这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

    3.不合理的政策为何出现?什么样的政策是符合学生权益的?

    不仅是禁止外卖,包括电瓶车管控的整套政策都缺乏合理性。学校从需求端执行禁止政策是荒谬的。如同:因为出门有被车撞的风险所以应该禁止出门,因为老试有挂科的可能所以取消考试就可以避免挂科,听起来十分可笑。骑电瓶车和开机动车等各类行为一样,是有正当需求的行为。一味只是禁止学生骑车,却不对背后的学生需求进行满足,显然并不是真正为学生考虑的政策。

    打个比方,厦大学子们为什么需要骑电瓶车呢?抛开方便通勤,节约时间,为本就繁忙紧凑的课程安排握供方便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本部、学工和海韵三处教学点分离的情况。学生需要在紧凑的半小时下误时间内,于不同的、间隔遥远的教学点之间来回穿梭,电瓶车是最方便的代步工具。试问,禁止电瓶车,学生如何及时在这些教学点间通勤?有些同学可以打车,然而如果大家都去打车,那么就都打不到车,同理公交车也会爆满。而徒步在时间上过于紧迫,非常容易迟到,路上仓促也会带来安全隐患。电瓶车自然而然是学生的最优选。

    二、学校如果为学生考虑,那么在禁止电瓶车的同时,能不能解决学生的需求问题呢?课程安排上能否避免在不同教学点来回穿梭?或是提供其他统一的通勤方式?

    而如果为了学生安全考虑,那么就更不应该进行教学点来回通勤的安排,校外路况显然比校内更加危险,加上学生上课时间紧迫,发生交通事故概率极高。

    学校先前禁止芙蓉隧道通行电瓶车显然已经给学生带来了麻烦,学生绕远路的同时又要在校外施工工地边上的狭窄路段骑行,无疑是非常危险的。这显然就没有真正在意学生的安全。而现在又打着保护学生的旗号一刀切,宁愿花大量钱财人力修建摄像头,,也不愿意改善学生的通勤情况。例如:如果学校觉得骑自行车是一个好主意,那么是否应该把校内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改为平路?是否可以引进共享单车方便学生?但相比为学生提供便利,学校选择的是花钱对学生进行监管,剥夺学生的正当需求。于是,我们来到了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学校出台这样的政策?答案非常简单:这是最符合校领导层利益的选择。

    是的,从校领导层的角度孝虑,学生的安全问题是与他们自身职业生涯严重挂钩的。学校势必会用各种手段确保学生的安全不受危害,因而领导的饭碗才能保住。然而学校并不会从学生的需求角度规定政策,而是会执行简单、易执行、成本最低的方式,也就是直接管制学生。

    学生无法直接影响校领导的利益,而满足学生需求对领导层也没有直接好处,但管制学生骑电瓶车、禁止校內骑手等政策,既可以让领导们免于担责又不用担心自身利益受损,因为学生对领导层面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无法形成利益层面的牵制。

    学生群体的软弱无力注定了成为缺乏话语权的牛马。如果没有反对的声音,没有抗议的行动,学校层面就不会真正在乎学生的利益,只会制定最有利于学校领导的政策,不断给学生制造困难和麻烦,而让领导省去了承担各类风险和责任的苦恼。

    以这次禁止校内骑手送外卖以及整个电瓶车管控为例,真正符合学生利益的,也是本倡议所希望学校实施的政策,应该是这样:

    1.校内骑手不应该被禁止。如果有安全隐患的担心,那么应该制定合理的管控政策,比如上牌照限速,而不是一刀切禁止。

    2.既然学校安装了监控,监督限速,那么是不是应该正常对以后的所有新生发放牌照,允许电瓶车进校呢?既然有高科技设备监管。学校完全可以制定严格的交通政策來确保安全,而不是直接禁止学生骑车。难道校内机动车不比加以管控的电瓶车更危险吗?领导层真为了学生着想,能否干脆连机动车也禁止入校呢?如果不能,那么也没理由禁止学生骑电瓶车,而是需要制定配套的交规管制。

    3.如果一定要禁止电瓶车,那么学生骑车的需求能不能以其他方式满足?比如凌云山上的学生,没有电瓶车后上山如此不便,能不能全部转移到别的宿舍?比如要推进自行车,能不能将峙岖的石板路改为平整马路?能不能推动共享单车入校?三个教学点来回转移的问题又能不能很好解决?如果都不能,那么禁止电瓶车是不是也缺乏合理性?除非学校根本不在乎学生诉求,只保护领导的利益。

    三.学生如何维护自身权益不被学校侵犯

    想要真正维护学生们自身的权益,让学校取消不合理的政策,是不能靠祈求得来的。学生们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对不合理的政策说“不”,而且要发出浩大的声势,让领导意识到学生也不是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伤害学生群体的利益也是有代价的,如此才可能推动真正利于学生的政策。

    事实上,我们作为学生并不是无计可施。以下是几条值得一试的方案。即便不能成功,也能产生影响,让学生的意见得到注意,这样才有改变的可能。

    1.最朴实简单的方案就是在校内向学校层面反应。这是学生权益部的工作,当然我们每个学生也有责任推进。校内的反应得不到重视,那么就寻求校外的帮助,向教育部等有关方反应。虽然得到回应的可能性很低,但这是一切开始的第一步,是反对态度的展现。

    2.呼吁媒体关注此事。让有关媒体了解校内不合理的政策,可以和其他的不合理政策一同托出或者进行一定吸引眼球的表述,吸引媒体的兴趣,进而让事件得到曝光、引发关注的可能。

    3.在网络上传播事件,引发热度。可以通过各类方式增加曝光发酵情绪,包括买流量等等。

    4.统一战线:学生并不是这次规定最大的受害者,事实上,禁止校内骑手的政策对许多靠外卖为生的周边餐饮店有着毁灭性打击,直接影响了他们的饭碗。禁止电瓶车政策也对周围的车行造成巨大的伤害。他们才是最有动力阻止这样政策推行的人。拉拢他们统一战线,一同进行曝光、举报,才能扩大反抗的力量增进影响力。

    当然,最重要的是同学们要保护好个人隐私。比如反应不满可以在网上寻找“代举报”,网上曝光事件尽量避免泄露个人信息,或者也可以找自媒体帮助。

    当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抗议的行列,发出自己的声音,学生的利益才会被维护。相反,如果每次权益被剥削后都畏畏缩缩,不敢出声,只会让学校更加不在乎学生的声音,漠视学生的需求,无视学生的不满情绪。

    只要人人都作出一份贡献,哪怕只是对其他人抗议的声音和行动点赞、转发都能推进学生对自身权益的维护。

    厦大的学子们都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要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真正为维护学生群体的利益做出行动!

  • 同济大学学子对抗学校拒绝去方舱

    【民生观察2022年10月26日消息】近日,上海同济大学学三楼的学生寝室出现了一位阳性,学校出通告称,学三楼和学四楼两栋楼的学生都需要进行“集中隔离”,此举遭到学四楼全体学生的抵制,有学生在网上发文表示拒绝转运,拒绝去方舱隔离。

    今天网名“蜉蝣型幽灵”的网友发文称,首先,学四楼全体学生并不想闹事,大家支持、理解、配合工作,大家只是希望表达清楚一些诉求,希望被尊重,希望能得到合理的对待。大家完全理解学校的难处,所以请疾控听听同学们的诉求。

    学四楼全体学生的现状是:

    1.目前为止,学生们的核酸均为阴性,隔壁寝室楼学三楼出现了一位阳性,没有证据证明学四楼的所有人都与该阳性同学产生了时空交集。学四楼的学生并不是密接,没有转运的理由。

    2.学校的通告里面已经明确指出,学三学四两栋楼的学生都需要“集中隔离”。

    3.有同学致电学工办,对方表示“不一定去方舱”,学校还在与疾控争取,学生们理解学校的难处。但学生们存在被拉去方舱的可能。

    4.参考兄弟高校前一阵发生的事情,兄弟高校存在“告知学生去酒店,最后拉去方舱”的事情,学生们担忧这种情况的出现。

    5.方舱情况非常差,非常差,非常差。

    6.目前情况不明朗,学生们很担忧,很害怕,很抗拒。

    学四楼全体学生的诉求是:

    1.拒绝去方舱,方舱按道理是为阳性病人准备的,如果是在社会资源很紧张的情况下,可能密接也需要去方舱,但是学生们不是密接,现在情况也并没有那么紧张,学生们拒绝去方舱。

    2.希望疾控和学生直接对话,不要把压力都推给学校,激发学校和学生的矛盾,如果要转运学四这些不是密接的学生,请疾控给学生相关的法律依据。

    3.希望疾控和学校尽快一起给学生们一个明确的答复:需不需要转运?何时转运?转运后去哪里?并给学生们明确的、具体的一个负责人,如果最后去的地方和承诺的不同,学生们需要有问责的对象,这是学生们理应拥有的权利。

    上述文章今天在朋友圈疯转,但很快被腾讯封杀,该文章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网友纷纷留言,精选如下:

    1、同济大学学工部发布通报称隔离点为方舱与实际严重不符,目前确定的是崇明集中隔离点,有相应的生活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有同学认为从已获取图片上来看,似乎像是临时的隔离点,环境还是比较简陋的,和同学们理解的“方舱”无异。

    2、全员拉去方舱和全员在寝室隔离有区别吗?我室友前段时间作为密接被拉去方舱,马桶和床之间没有遮挡,洗澡只有一个红色的大盆,为了洗澡烧了七八壶水,房间灰尘特别多,我室友还有鼻炎,真难以想象是怎么忍受过来的。

    3、去方舱干嘛呀?意思是房子不能空,得有人住?

    4、我想补充个别的情况,反正也挺不明所以的。同济四平路主校区已经封闭多日与社会面无接触了,24日查出个阳性,转手就把几条街外全阴的彰武和铁岭校区封了。问老师得到的唯一反馈就是不服你就快点离校吧。

    5、我们学校也有类似情况,并以”其他人都服从“为由进行绑架式隔离。本人没有任何中高旅居史,但依然被强迫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隔离了一周半,期间每天睡眠未超过3小时。希望类似的压迫性的疫情隔离能越少越好,也坚决支持同学正面和防疫办的人交涉,避免校内意见分裂,也希望学校能以学生诉求为第一位,永远是学生的后盾。

    6、同济大学的形式主义不是一天两天了,本人有亲身经历。

  • “愤怒的小鸟”—— 山西学子张文凯被父亲送入精神病院

    在北京市永定门西街国家信访局北侧的一辆深灰色的北京现代轿车吸引了和我同行者的目光,顺着他的指引走到近处时才发现这个车的周身都喷着白色的字,车尾处“愤怒的小鸟”几个字最为显眼,车的右半身是“山西公检法勾结哪家强?”左半身则是“人民需要依法治国”几个字。张文凯是这个车的主人,1969年4月5日出生于太原市万柏林区。现在的张文凯长期居住、工作于北京,经常奔波于单位和信访部门之间,用张文凯的话说,这样告着他们心里还舒坦点。
     
    张文凯并不是无事生非,寻衅滋事,他因为被父亲疏通公安人员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给他造成的伤害及后果坚持要个说法,并为此起诉至法院。
     
    事情还得追溯到1986年,张文凯的父亲张公望,母亲赵改梨都是太原机械集团的退休职工,为了省钱父亲为张文凯选择了不拿学杂费的军校,张文凯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空军工程学院,入学后张文凯感觉这并不是他理想的学校,坚持退学。第二年父亲又不顾张文凯的反对为他报考了合肥工业大学,入学后的张文凯学习成绩优异,但张文凯却适应不了合肥的气候要求转学,父子也因此积怨,经常发生争执。
     
    1988年底,张文凯感觉自己说话越来越不利索了,到医院经过各项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可张文凯却觉得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嘴巴、舌头不听使唤,反映迟钝,有问题检查不出来这让张文凯心情越发烦躁。
     
    父亲看着他这个样子更是心烦,不时的训斥,弄得父子俩像仇人一样经常打斗,忍无可忍的父亲找到厂公安处要让他们帮忙把张文凯送到精神病院。
     
    1990年2月的一天早上,5.6个警察把还睡在床上的张文凯强行带到了山西省太原市精神病院。几个大夫不顾张文凯的挣扎和申辩把他强行带到了3楼病房和真正的精神病人关在了一起。张文凯看着周围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感觉就像到了人间地狱,他此时的念头就是逃出去。终于,他发现了可以逃出去的地方,深夜12点大夫护士都睡下后,张文凯悄悄起身把床单撕成条接在一起,拴在厕所窗户的铁栏杆上拽着往下滑,但是中途绳子断裂,他被种种的摔了下去,头碰到了地上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天快亮了,他担心被抓回去就不顾一切的奔跑,离开这个让他恐惧的地方。他的表哥表嫂收下了他,并带他到医院检查,治疗。
     
    1990年3月初,张文凯出院了,第一件事便是找太原精神病医院的一位姓邵的负责人,责问他为什么不对自己做任何检查,就作为病人关起来。以至于他跳楼受伤。1990年3月7日,张公望见儿子回来后仍不安宁,便带他去了北京,做进一步检查。在北京,张文凯首先到了北京精神卫生研究所,几次检查后,医生告诉他,没有明显的精神分裂等症状,只是有些心理疾病,建议他暑假到北京做心理治疗,并出具了诊断书,诊断结果为:1.人格障碍;2.慢性器质性精神障碍除外。
     
    检查结果出来后,张文凯不时的质问父亲,自己不是精神病人为什么要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并几次找到了当时送他的民警,要求为他恢复名誉,负起他们应付的非法拘禁的责任。
     
    1990年4月21日,他父亲觉得太还治疗好,再次找来厂公安处的几位朋友,趁着早上张文凯还未起床,再次强行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被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就这样张文凯每天像精神病人一样被迫按时吃精神类药物,不吃就要被绑起来电击,张文凯为了不受皮肉之苦,就乖乖的把药放到嘴里吃下,大夫还要让他张大嘴巴检查,嘴里确实没药了才行。
     
    张文凯说,吃完药就是睡觉,到出来的时候眼睛发直发呆就像傻子一样,脑子一点不灵光。
      1990年6月12日,在精神病院住了50天的张文凯在邻居金阿姨的帮助下,终于被父母接回了家。休息两个月后,张文凯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大学校园课堂上,用了5年的时间,勉强完成了别人4年就可完成的学业。  大学毕业后,已参加工作的张文凯利用闲暇时间向太原市、山西省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控告原太原重机厂公安处把他绑架到精神病院的事。
     
    1994年11月,张文凯发现,自己的手足日渐变得笨拙起来。到北京宣武医院就诊,医生的诊断结果为陈旧小脑梗塞。2002年年底的一天,张文凯发现,自己的双手不停地抖动,连拿东西都困难,到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查,结果是脑外伤后小脑半球软化。张文凯意识到,是一生中仅有的那次跳楼逃亡造成的。
     
    为了讨回公道,2003年张文凯起诉至太原市迎泽区人民法院,要求太原市精神病院承担没有精神病而把他当精神病治疗和他被迫跳窗逃走造成的脑外伤人身损害赔偿,并为其恢复名誉。迎泽区人民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是其父送诊,跳窗逃走导致现在患小脑半球软化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了张文凯的诉讼请求。张文凯不服判决上诉到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当时跳窗逃走和现在患小脑半球软化有因果关系,故维持原判决。经过几次上诉,申诉被维持后,2014年,张文凯找到了太原市人民检察院要求监督法院依法审理,太原市检察院却以原判决并无不当为由,对张文凯的监督申请不予支持。
     
    张文凯的父亲张公望懊恼的说,他当初也是一时糊涂,才做了傻事,但他的目的很明确,送儿子去精神病院,有病住院,无病回家,但他也不知道医院为什么没做检查便将儿子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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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学教师、北大学子王培剑因政治言论被强送精神病院

    王培剑是位于杭州的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教师,北大学子,2012年12月7日晚上王培剑险些被送进精神病院,发出这一消息的是王培剑的北大同学滕彪和他杭州的朋友昝爱宗。获悉上述消息后,我于当日深夜电话采访了王培剑老师。

    王说,7日晚上六点多,法学院院长助理和他一起吃饭后来到他家中,委婉地说因为王培剑的政治言论从下周一起学校要对他进行停课,同时这位助理还建议王培剑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随后不久,王培剑的弟弟赶了过来,他是学校专门把他从老家叫过来的。王培剑的弟弟进来后就提出要将王培剑送往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院)。王培剑坚决不从,最后将他弟弟赶出了房间。王培剑说他看到他弟弟当时很焦急,压力很大,相信这种压力是来自学校和有关方面。后来,法学院的书记周泛海也赶了过来,王培剑把房门顶住,坚决不让周进来,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周泛海离去。

     

    对于所谓政治言论王培剑说,近一、二个月来他在课堂上确实给学生讲过。讲的内容主要包括,建议共产党放弃权力,因为共产党与民众构成了主奴关系结构;共产党坚持一党专政,把自己打造成正义的化身就没办法建立稳定的宪政社会;王培剑给学生讲到了六•四事件的真相和经过,并讲到了王震当年“十万人头”的讲话;介绍了知名维权人士滕彪被剥夺律师执照等情况;向学生分享了自己的经历,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时王培剑曾和中国民主党创始人王有才交往过,他因此被监视居住了一个月并在公安局关押了几天;向学生讲述了一些学院限制公民自由的表现和行为,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还向学生讲到了毛泽东等。

     

    王培剑说,他的这些言行都被学校的信息员报告给了学校和有关方面。近段时间来,计量学院法学院以各种方式对他提出了警告。7日学院欲对他这名曾经的抑郁症患者采取行动看来是“忍无可忍”了。

     

    8日上午,我与王培剑又进行了通话。当时王培剑说他上午刚与与法学院的书记进行了交涉,并表示随后将与他的弟弟进行交流。王培剑还表示,与法学院书记的谈话气氛还可以,结束谈话后他还与这位书记来了一个拥抱。对于谈话的内容,王培剑表示以后再谈。当时我感觉王培剑可能暂时逃过一劫了。

     

    谁知第二天,就传来了王培剑已被送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发出的消息说,王培剑是8日中午一点左右被他弟弟王壮剑送到精神病院的。王壮剑虽然否认中国计量学院给他施加了压力,但承认当日王培剑“同意倒是没有同意,我一个人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一定需要有协助的人,找不认识的(学校)保安进行协助,那天还是比较顺利,冲突还是比较小的”。

     

    对于王培剑被关进杭州第七人民医院的最新情况,2012年12月下旬,我又电话采访了在杭州的昝爱宗。昝爱宗说:“王培剑一般情况下是正常的,就是平常情绪上有些小波动,有时爱说些小事情,有点幻想症状”“他曾经二次住过精神病院,都是他家人送进去的。我曾到医院看过他,他们病房里当时有三、四十人,一进病房看到他就和其它病人明显不一样,他还在里面看书”“我认为他没什么大问题,不应该住院”。

     

    对于王培剑为什么不应该住院,昝爱宗说:“没经过医生诊断就认为发病”“没发病就送精神病院这些都是不对的”“现在患心理疾病的人多得很,全国据说有一亿多”“我了解的就在中国计量学院王培剑的同事中,有一个人的情况和差不多。他因为没讲政治问题,就没人强送他到医院去,而是被安排到学院图书馆上班”。

     

    我又问如何看待王培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一些所谓的敏感话题。昝先生说:“王培剑本身是法学教师,宪政这些内容本身就是他专业授课的范围,是应该讲的内容” “关键是看在哪儿讲了,杭州的环境紧,这事要是在广州大学讲可能就没事了”。

     

    滕彪在自己的微博也介绍了王培剑的一些情况,他说到王培剑经历了很多不幸,毕业后分在浙江省女子监狱,但很快离开了。他成为中国民主党成员,也因此在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在律所实习后,司法局拒绝给他发律师证。几个月前王培剑离了婚,一人住在学校筒子楼里,加上停课的打击,心理压力极大。

     

    本刊记者:刘飞跃

    201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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