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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华大学的耻辱 许章润先生的光荣

    7月18日,前清华大学著名法学教授许章润先生终于接到清华大学以其发表文章而开除其教职的通知。这是清华大学极其耻辱的一页,必将遗臭清华史册,却是许章润先生人生的荣光,从此再不受中共极权的玷污。

    据媒体披露,许章润先生今年7月6日遭中共当局污称“嫖娼”而抓捕,后在中外舆论强烈关注与谴责下,中共当局于7月12日将许章润先生释放回家。直到本月18日许章润教授才收到清华大学7月15日作出的《关于给许章润开除处分的决定》。校方决定虽仍污许章润先生,但也不得不承认因许章润先生近年来的文章而作出处罚。可见,中共当局不管如何使尽卑劣手段,仍掩盖不了因言治罪的实质。

    令人悲哀的是,清华大学曾经是举世学子们景仰的高等学府,今天却沦落成极权统治的帮凶,居然对自己践行宪法言论自由权利,心怀家国忧思而秉笔直书的许章润教授开刀,完全抛开了清华建校历史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也辜负了清华历史上的梅贻琦、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吴宓、冯友兰、陈岱孙、叶企孙、吴有训、熊庆来、顾毓琇、朱自清、张奚若、费孝通、潘光旦等等众多名师大家,力证了清华大学业已由学术思想宝殿变成了极权奴化教育的衙门。

    许章润先生,1962年10月25日出生于安徽庐江县。1979年7月,他从庐江县盛桥中学高中部毕业。同年9月,其前往西南政法学院(今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就读。1983年9月,他进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就读。在1980年代初,经由王小波的引荐,许章润曾经前往梁漱溟位在北京市木樨地的住所,与后者进行会谈。他还曾经担任过法院书记员,但因为多次遭到上级批评,最终选择离开。1986年7月,许章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并在同年留校任教,为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在这一时期,他调查中国国内数个监狱与劳动教养所。他还曾经获得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2年4月起,许章润担任中国犯罪学研究会理事。1994年,他携带家眷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在该校法学院攻读法学。在出国前,著名的法学家江平曾经与其有过交流。1996年7月至2000年7月,他成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人文学院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1998年11月起,他则担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2000年,在经过6年的学习,他获得法哲学—法律史博士学位。

    2000年,许章润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获聘担任副教授、教授、博士导师,还兼任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主编等。他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士,并曾担任过世界华人法哲学协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律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等。他还在华东政法大学、南京大学法学院、华南理工大学、江苏大学等多所中国大陆高等院校,担任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职务。

    许章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法律哲学、法理学、西方法律哲学、政治哲学、宪政理论、刑事法学、儒家人文主义的法学理论等方向,并发表有关法理学和刑事法学方面的论文著作。2002年,他获得清华大学的最高学术奖“学术新人奖”、及清华大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隔年,他发表其在法理学领域的第一本论著──《说法·活法·立法》。而在数场演讲中,他还提出“汉语法学”的概念,并发表一篇题为《汉语法学》的短文。从2004年起,许章润开始担任主持《汉语法学丛书》、《历史法学》集刊的主编。

    2005年1月13日,他被官方机构中国法学会评选为第四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还曾经获得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同年,对于《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提议废止,他认为能够吸引其他省市人才前来创业。而在同年的第四届十大青年法学家论坛上,他更公开表示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暂住证制度涉嫌违法,应当废止。2006年,对于中国政法大学首次依照各省人口比例招生,他则表示支持该项促进教育公平的制度改革,并强调应该真正实现公民教育权的平等。

    而在2008年许霆恶意取款案中,许章润支持银行需对自动提款机安全漏洞负责的观点,认为改善制度环境本身的漏洞,更胜于要求公民自律。2009年,许章润等5名著名教授敦促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引咎辞职。对于打黑除恶专项行动,许章润则在重庆市于2010年举办的涉黑性质犯罪与法律控制理论研讨会上,强调必须以恢复公共秩序为目标。同年冬季,他初诊罹患肝癌,在3个月过后才被告知是误诊。此外,许章润还曾经担任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也曾经是德国波恩大学访问学者、法国艾克斯-马赛第三大学访问教授,他还是独立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特约研究员。

    2012年6月,在许章润等人发起下,清华大学召开首届世界华人法哲学年会。同年,他与万圣书园创始人刘苏里就“国家理性与建国道路”展开对谈。2013年1月,许章润的散文集兼短论集《坐待天明》出版,并在隔年入选“2013年十大法治图书”。而从2013年开始,他还陆续发表《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重思中国立国之基》、《保卫“改革开放”》、《盛世危言中国在临界点上》等一系列的演讲和文章,批判中国当下的政治和社会运行模式。

    2014年12月,《汉语法学论纲》出版,着重于现代中国政道与治道的法理表达。隔年1月30日,经过评选,《汉语法学论纲》名列在“2014年十大法治图书”首位。2017年,许章润等学者就北京市驱赶外来居民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行动,提出合宪性审查。2018年7月,他在互联网上发表《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一文,系统性地批评中国现行政治与社会方向、以及领导人的倒退趋势。该篇文章引起巨大的共鸣与反响,也是许章润影响力最大的文章,但造成政府的不满。

    同年年底起,他还先后撰写有关纪念1978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低头致意,天地无边》、《自由主义的五场战役》、《中国不是红色帝国》等文章。2019年3月,清华大学暂停许章润的一切教学职务和学术工作、禁止上课招生,并且启动调查程序。这次停职被怀疑是因为其在过去的文章中公开批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该次事件在中国引起广泛的回响,有数百人连署公开信声援。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明通支持声援行动,亦有7位国际学者敦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先生教职。

    2020年2月,许章润先生针对中国疫灾而写出了《愤怒的人民已不再恐惧》,5月21日,他发表文章《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分析了中国在疫情下暴露的种种问题,呼吁制度改革。

    作为学院派学者许章润提出以观念推动现实前进;他亦认同汉娜·鄂兰的观点,认为思想者应该以思想对现实提出意见。在2014年的一次辩论会上,他曾经明确表达过“绝对的主权不存在,而绝对的人权一定要存在”的概念。他批评中国的党国体制,认为该国政府正在朝向“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发展,并且质疑中国的政治现状。他明确表达“再度闭关锁国”与“极权主义政治全面回归”等八项担忧,以及提出“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政府公开平反六四事件”、“停止对于外国的援助”、“实施官员财产阳光法案”、“制止个人崇拜”等八项建议。他也曾指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机关,建立行贿纪录档案是其业务行为。

    据知情人士分析,这次拘押及清华大学开除许章润教授,应与其新近在美国纽约出版了自己近3年来的文章文集。原本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今年上半年要出版许先生过去3年发表过的10篇文章,但后来在中共当局与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社长都警告他后,这本书便没出版。之后纽约一间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书,而书刚在两周前问世,许章润即遭抓捕,最后中共当局指使清华大学开除许章润先生。

    纵观许章润先生几十年来致力于推进中国现代文明转型,力促中国步入人类普世文明大潮,落实公民权利与宪政民主,为此他不辞辛劳,拖着沉疴之躯,四处奔波宣讲,彻夜著文疾呼,终至被极权统治者忌恨,而以污名将其拘押并作出开除。

    由许章润先生遭遇,让世界再度看清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没有了大学,只有充当极权帮凶的衙门。曾经风光无限的清华大学也只能成为阉割自己教授学术思想的极权走狗。而在中国如此严酷状态下,许章润先生仍坚持迎刀而上,为民请命,真可谓当世英杰,必将青史永垂。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18日

  • 梁艳萍事件证明中国大学党校本性

    日前,湖北大学因言论开除教师梁艳萍党籍并记过及停止其教学的决定如期而至,虽然这引起了网络一片愤怒,但在今日中国如此情形实在是司空见惯了,已经无法记清梁艳萍老师是近年来因言论被处理的大学教师中的多少位。中国这些标称大学的单位,如此疯狂惩处表达思想的教师的行径,一再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没有大学,中国只有党校。针对中国如此状况,文明世界应该高度警惕,彻底认清中国这些标榜大学的党化性质,坚决拒绝并抵制与这些党校的任何科研合作与支持,并自觉防范这些党校的侵袭与毒化。

    大学教育是传承人类文明的重地,原本应该秉持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然而,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将教育完全政治化,使教育成为极权统治的工具,成为驯化民众,奴役民众,使国民完全丧失自我而成为统治大厦上的砖瓦与专制机器上的螺钉。为此中共当局持续而严酷清剿大学中一切不能丧失自我而保持独立意识的教师,将一切极权授予话语外的良心表达当作专政对象,发起一波又一波的镇压与清洗狂潮。

    梁艳萍老师仅仅因为通过网络表达了对作家方方记录武汉病毒疫情的支持,结果竟然就遭致如此严惩。

    据湖北大学官网6月20日发布声明指,学校召开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展专题学习,通报有关工作。会议通报了对文学院教师梁艳萍的处理情况。通报称,梁艳萍在社群网路平台上多次发布、转发“涉日”、“涉港”等错误言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社会上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湖北大学校方指,“经校纪委研究、校党委审议,决定给予梁艳萍开除党籍处分。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梁艳萍记过处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

    通告称,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教育部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等重要精神。通告称,“与会同志一致表示,赞成和拥护学校党委的处分决定”。据悉,梁艳萍是第一位因发表支持方方言论,而遭到供职学校介入调查并受到处分的大学教授。方方在疫情期间拟写的《武汉日记》引发国际关注后,遭到了中国大陆极左分子围剿。

    梁艳萍,女,湖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61年出生于山西省大同市赐福庵10号。曾在山西大同十里店村下乡插队。1991年毕业于山西省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1994年考取湖北大学文艺学研究生,师从涂怀章教授,1997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7月留校任教,从事文学美学、文学批评、文艺创作美学的教学与研究。2003年考取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西方美学方向)博士研究生,师从美学家张玉能教授。著有《古典诗意赤子情怀——叶大春论》,译有《自然美的鉴赏》等作品。2011年获得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是日本美学会会员,中华美学会会员,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湖北省美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主持项目有2009国家社科项目:《战后日本美学发展进程研究》、2008教育部社科项目:《当代日本美学史纲》等省部级项目近10项。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优美论,游戏论美学,);日本美学;文艺美学与文学批评的教学与研究。科研成果丰硕,著作及译著等身。

    梁艳萍实名认证微博帐号为“漫游者粒子”,她的微信名则是“粒子”。她是因为这次湖北作家方方日记遭致五毛左棍们围攻而起来发表支持方方言论,结果招致左棍们举报,网路截图指,她曾在2019年11月8日发文悼念在香港反修例示威中坠楼身亡的香港科大学生周梓乐,祝他“一路好走”。同年10月5日,梁艳萍发了一张戴著黑帽黑口罩的自拍照,也被解读为声援反送中示威者。

    还有左棍翻出她曾在2012年12月9日发文质疑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遇难数字,点名某网友要求提供30万人名单,“你把三十万的名单拿出来啊?你说三十万就一定要承认是三十万,有这样的道理吗?”她因此被指控是“精日分子”。

    2020年4月24日,湖北大学官方微博一度发布“情况说明”称,就梁艳萍发布不当言论一事,高度重视。经查证,该言论是她去年(2019年)在个人微博发布,“当时学校已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其本人也删除相关言论及转发文章,并作出检讨”。

    但湖北大学其后删除上述的“情况说明”,并于4月26日宣布,关于网友反映梁艳萍在其个人社群平台发布“有关不当言论”一事,学校高度重视,已经成立调查组,正在进行深入调查,将视调查情况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梁艳萍被举报后,已删除所有社群平台的发文,并保持缄默。尽管如此,中共湖北大学仍然于6月20日对梁艳萍作出严厉惩处。

    回想近年以来,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对大学展开疯狂的言论与思想清剿运动,大批教师因言论遭致惩处。据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1月以来,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杰鹏副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谭松教授、唐云副教授,齐鲁工业大学刘书庆教师,山东工商学院李默海副教授,北京建筑学院许传青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翟桔红副教授,厦门大学尤盛东教授、周运中教授,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电子科技大学郑文锋副教授,四川轻化工大学李志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聘教师周佩仪,以及今天的梁艳萍教授等等,他们有的被或解聘,有的被开除或行政记过,有的被提前办理退休等。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如此持续严酷以言治罪大学教师,不仅公然违反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承诺,而且也一再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标榜的大学姓“党”,事实就是中共极权统治下的党校,是服务于极权统治的,是极权统治的工具之一,而不是文明世界通常意义上的大学。所以,文明世界应该看清中国现在大学的本质,绝不可以文明世界大学标准来对待。否则,人类文明必遭毒害。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25日

  • 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导读《精神病大流行》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虽然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如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但对于台湾目前过度一面倒的精神医学信息,这本书的出版绝对可以产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文:彭荣邦(任教于慈济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专长是现象学心理学,拉冈式精神分析,以及批判心理学史)
    大概很少有一本书像这本一样,〈前言〉几乎就是一份清楚的「自我交代」。
    本书作者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是位杰出的医疗记者,他为《波士顿环球报》所写的系列医疗报导,曾经让他和共笔的同事一起获得1999年普立兹奖公共服务项目的提名殊荣。除此之外,他也是专门出版临床试验新知及媒合临床试验的全球性网络平台CenterWatch的合资老板。
    在《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之前,他曾经写过《疯狂美国》一书(2002年初版,并于2010年再版),深入检视了美国治疗精神病患的历史。照理来说,他应该相当有资格谈论精神疾病的相关议题,不需要进行这么多的「自我交代」,担心读者会误解他写这本书的意图。
    可就像惠特克在〈前言〉的一开始就明白指出的,精神医学及其治疗的历史在美国社会是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或者说,是个很容易激化立场的「政治地雷区」。「自我交代」因此是他不得不穿上的防护衣。他必须告诉读者,他不是别有所图,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质疑精神医学的主流说法;甚至,以他身为出版社老板的立场,或许不淌这趟浑水才是明智之举。笔者自己也观察到,过去几年来在台湾精神医疗议题的公共讨论的确也渐趋火爆。或许在这篇导读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先简单地考察一下,至少在欧美的部分,这个政治地雷区是如何成形的。
    反精神医学运动的起落
    1960年代,对于长期受娱乐文化洗礼的读者来说,最直接的联想可能是「嬉皮」、「大麻」、「反战」或「摇滚乐」。这些浮面的印象没有太大的差池,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存在于当时欧美社会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现象──对旧有体制不满、甚至起身抵抗。在精神医学界,1960年代也一样动荡不安,因为后来风起云涌的所谓「反精神医学」运动,也正是在当时那种「反叛」的时代氛围之下成形。
    提到「反精神医学」运动,论者往往把它早期的发展和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及著作勾连在一起,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连恩(R. 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Asylums),以及萨斯(Thomas Szasz)的《精神疾病的神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不约而同地,这些学者都对「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当作如同「身体疾病」一般的疾病实体来认识和治疗,提出了来自不同思考方向的深刻质疑。
    连恩认为,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不一定非得被视为某种「疾病症状的表现」,它也可以被视为患者「存在经验的表达」。这意味着,精神病患者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懂得如何聆听,我们就可以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主体经验,接近他们的世界。
    傅柯在《精神疾病与心理学》(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 1962)时期的立场和连恩接近,也认为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能以身体疾病的方式来认识,而必须从患者的存在经验来加以掌握。可是到了《疯癫与文明》,傅柯就远离了存在现象学的立场,而是把精神疾病视为当代社会在理性化过程中,对「疯狂」经验的排除与禁闭。因此,「精神疾病」并非如物体一般实际存在,而是由精神医学参与其中的、当代社会复杂权力知识关系所形构。
     
    相对于傅柯宏观的历史论述,高夫曼的《精神病院》则是具体而微地从绵密的人际互动中,考察「精神疾病」是如何在精神病院这类全控机构内被模塑成形。高夫曼的考察发现,「精神疾病」的实体性是病患在自身社会网络中被以特定方式标签化(污名)的结果。萨斯则在《精神疾病的神话》中明白地指陈,精神疾病不是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它的圈围和界定其实仰赖的是一套诊断标准,是被制造出来的「神话」,和身体疾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这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并不见得认同自己被归类在所谓的「反精神医学」的阵营(「反精神医学」是后来才由南非精神分析师戴维・古柏〔David Cooper〕给出的命名),傅柯及连恩即曾如此公开宣称。他们之中,有些人确实积极参与了精神医学体制的改造,例如高夫曼和萨斯,他们在废除非志愿性精神住院治疗联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萨斯的言论尤为辛辣,立场始终坚定,参与行动上也最积极,因此一直被视为美国「反精神医学」运动的旗手,虽然萨斯觉得自己不是「反精神医学」(anti-psychiatry),而是「反强制精神医学」(anti-coercive psychiatry)。
    在重量级学者的思想支持及反文化的时代氛围支撑下,反精神医学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促进欧美国家重视精神病患的人道照顾,例如精神病患照顾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及小区精神医疗体系的建立,有重要的贡献。然而,正因为反精神医学的重要支持火力来自于其他的反文化团体,例如同志团体、女性团体或黑人团体,这些同盟力量的消散自然也成了反精神医学运动的隐忧。
    在反文化健将被学院吸收为明星教授、政治保守势力重新盘点集结、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等因素下,反文化力量的形态由台面转入日常;反精神医学运动也失去了从旁襄助的力量,在1980年代初期急速退温。在英国,连恩及其同盟友爱兄弟协会在金斯利会所建立的实验性治疗小区难堪落幕,友爱兄弟协会也随之分崩离析,反精神医学运动几近瓦解;而在美国,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发展则是随着萨斯与山达基教会的合作,一步一步踏进了政治地雷区。
    是合理批判,还是恶意毁谤?
    山达基教会(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是由罗恩・贺伯特(L. Ron Hubbard)于1950年代初期成立的新兴宗教组织。它的组织庞大、信徒众多,而且具有相当的政经实力,不过由于其行事上的争议,在美国和不少国家都被视为异端。不管是从历史恩怨(有些精神科医师认为贺伯特有严重精神疾病)或是从教义(山达基认为精神医学否定了人的灵性,提供错误的治疗)来看,山达基教会对当代精神医学的作为相当不认同,同时积极抵制。
    问题是,如果考虑到批判主流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萨斯和山达基教会的合作,的确出现了削减论述能量和挤压论述空间的后果。萨斯及其他反精神医学运动倡议者的形象被极端化了,他们的著述因此失去应有的力道;批判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也被激化了,进到这个场域发言的人很容易被贴标签,也很容易用标签对待发言立场不同的人。姑且不论山达基教会的功过是非,但明白摆在眼前的是,这个宗教组织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是正信宗教,如果需要取得公众认同,与这个教会扯上关系绝非明智之举。
    因此,萨斯和山达基教会的合作,对反精神医学运动来说,就出现了额外的政治变量。萨斯本人在2009年的访问中,提到他为什么和山达基教会一起成立了「公民人权委员会」(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他指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山达基教会是唯一一个有钱、有权、够活跃,而且愿意为精神病患的不当监禁付出的组织;虽然他并不相信其教义,但是他并不后悔自己和山达基教会合作。
    重启反思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
    惠特克在本书中就指出,山达基教会与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合流,表面上是主流精神医学出现了强大的对手,但实际上却是适得其反。山达基教会似乎在无意中成了主流精神医学的「队友」,让他们得以轻松对付批判的力量;因为主流精神医学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对手标签为「山达基同路人」,根本无须正视其提出的论据。
    从这个脉络来看,惠特克的著作因此有了特别的意义:他想藉由《疯狂美国》和《精神病大流行》,重新打开反思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惠特克在2010年为《疯狂美国》再版所重写的序言,和《精神病大流行》的序言类似,都有清楚「自我交代」的意味。这样的自我交代,表面上看来像是自我保护,但从论述策略来看,却是一种必要的「切割」,因为他想重起炉灶,再次开启反思当代精神医学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疯狂美国》和《精神病大流行》是姊妹之作,都是惠特克针对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的当代精神医学所做的重要批判。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惠特克首先是以「历史」为其论述的主要武器。他在《疯狂美国》2010年版的序言里提到,这本书的副标题「糟糕的科学、糟糕的医疗,以及对精神病患的持续不当对待」(Bad Science, Bad Medicine, and the Enduring Mis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正是一个清楚的宣言,他想藉由这本书重述精神医学的历史,而且说的是一个跟精神医学主流叙事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个论述策略,对于已然被封闭的论述空间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任何一个体制的掌权者,都会对这个体制如何走到现在有一套官方说法,而这个官方版本的叙事往往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历史,凸显了某些历史事实(例如,为何是我当家作主),却也遮蔽了另一些(例如,某些关键事件的发生只是历史的偶然)。掌权者很在乎这个官方历史,也会不断地添加新事迹,小心地维护着这个历史,因为其权力的正当性就建立在这个历史叙事之上。
    当代精神医学的官方历史所说的,几乎就是一个生物精神医学的进步史,而我们所有人,都因为生物医学的进步受益。这个以生物医学为主的历史叙事,对精神医学中的其他治疗范式(例如精神分析),或其他文化的治疗范式(例如台湾的牵亡仪式),或者以边缘化或古董化的方式处理,或者根本就省略不提。
    官方历史本质上是一种维护体制的历史,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历史视野,我们就很难跳出体制的意识形态框架,想象出其他的可能性,即使当前的体制已经陷入危机。幸运的是,真正的历史——事件因为各种可能性条件的因缘聚合而浮现或隐没——其实并不是这么「干净」地线性开展,而是充满着冲突、断裂和替代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只要有足够的历史材料,它总是蕴含着另一种叙说的可能性,一旦以不同的方式叙说,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就会随之变化,而改变体制的可能性就蕴含于其中。
    接续着《疯狂美国》对当代精神医学主流历史叙事的松动,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更使用了另一个或许让某些人恨得牙痒痒的论述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代精神医学强调实证研究的「让证据说话」,然而,不管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或证据的解释上,却不时出现选择性强调或是有意无意的疏漏。因此,惠特克特别强调,他不仅愿意接受实证研究「让证据说话」的游戏规则,而且他用来左证论述的数据,几乎都出自精神医学的主流期刊。
    只不过,他问的可能是当前研究范式不常提出或试图回避的问题(例如,服用某种精神药物的长期成效),他所累积的论述证据和观察,可能来自目前的精神医学忽略、甚至视而不见的研究或个人经验。
    台湾:美国主流精神医学全球化的现场
    1950年代之后的「精神药理革命」影响的不只是美国,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特别在1980年代之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精神药物治疗模式,几乎是以肩并肩的方式,快速扩张到全球各地。虽然著名的精神科医师及医疗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早在1988年的著作《反思精神医学》(Rethinking Psychiatry)中就指出,我们必须正视为什么占了全世界80%人口的非西方社会,必须沿用一套深植于欧美文化的精神医疗模式,但是他与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太大地撼动精神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
    让我们暂且搁置对精神疾病生物性的争议,任何一种所谓的「精神疾病」,它都有疾病诊断道不尽、甚至忽略的主体经验,而且是由精神医学参与其中的复杂权力知识关系,和病人日常生活的绵密人际互动所形构。换句话说,「精神疾病」的实体性,其实是一种镶嵌于特定时空、社会文化的整体部署,牵一发而全身动,我们在惠特克的历史叙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笔者认为,这也是凯博文多年来提倡精神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的深刻意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国主流精神医学的全球化,就成了一件相当可疑的事情,因为它的整体部署,很难拆解输出而不改变本质。「精神疾病诊断」及「药物治疗」是最容易跨国输出的部分,但是构成「精神疾病」整体部署的其他向度,例如社会福利、特殊教育,以及其他接应精神病患的体制和人际网络,恐怕就很难跨越国界,或至少在速度上远远落后。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只有「部分输出」的精神医学,很可能改变或遮蔽了某些正在酝酿中的历史过程。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诊断及药物治疗在台湾所引起的激辩,我们或许可以试着这么理解。即使精神科医师怀着最大的善意给予治疗,但因为这个「精神疾病」的整体部署只有部分输出,原本对病人较为全面性的接应,到头来只剩下药物治疗。结果是,精神科医师越努力,整体偏斜越严重,可能引发的争议就越多。不仅如此,部分学童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坐不住」,可能和台湾社会正在经历的快速变动有关。ADHD的质疑往往是由学校老师发动,而这其中有多少复杂问题是被单纯地「医疗化」,笔者心中一直存有疑问。
    ►谁得了「不专心」的病?注意力缺失症(ADD/ADHD)的社会学观察
    虽然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如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但对于台湾目前过度一面倒的精神医学信息,这本书的出版绝对可以产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来源:关键评论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885  201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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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秋已开学 中国政府应让失学的访民子女们回到校园

    ——民生观察的紧急行动呼吁
     
    近日,民生观察多次接到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拨子乡二拨子村村民王凤梅的投诉,反映丈夫遭长期非法关押,儿子现失学的情况。王凤梅的丈夫叫刘海满,2009年因一起机动车肇事赔偿案,刘海满、王凤梅夫妇认为当地法院判决不公走上了上访路。因上访刘海满曾于2012年4月18日上午被青龙县公安局法制科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送往秦皇岛市海港区劳动教养所劳教1年。刘海满曾患脑梗,现在只有半边身子能动,靠轮椅行走,属二级伤残。
     
    2016年7月19日,刘海满坐着轮椅又到秦皇岛市政府上访,结果青龙县公安局和三拨子乡政府的人来后将刘海满押回。回到青龙县后,刘海满先是被关到青龙县九洲旅馆一间没有窗户的暗房里。由青龙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警察和乡政府共六名人员轮流看守。在这里被非法关押了十八天后,由于家属在网上曝光,刘海满又被转移到青龙县第三小学旁边的一处民房内关押,至今已整整两个月了。王凤梅和儿子曾到黑监狱探望刘海满,刘海满说他在里面洗脸洗脚都不行。
     
    刘海满、王凤梅夫妇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名叫刘赐雨,今年十岁。刘海满、王凤梅因上访无法照顾儿子,就将刘赐雨一直寄养在吉林王凤梅的妹妹处,今年刚刚小学三年级毕业。现在王凤梅的妹妹无法继续承担刘赐雨生活上学的负担,今年暑假王凤梅将刘赐雨接回到青龙县。由于在老家的房子早已破败不能住人,王凤梅刘赐雨母子现暂住在青龙县二百商厦5楼一小旅馆内。
     
    现在,全国中小学早已开学,本应读四年级的刘赐雨却失学未能回到校园。因为他户籍原本是在乡下,青龙县城的小学要求提供其父母在县城的住房证明、务工证明、水电证明等才肯接收他,但王凤梅提供不出来,她找到三拨子乡政府,三拨子乡政府称他们无法解决。看着其它孩子早已上学,王凤梅母子曾到秦皇岛市政府前搭棚请愿 ,刘赐雨还打出了“我要上学”的标语。
     
    近日,民生观察还接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县丰李镇在北京访民胡大料发来的消息说,她五个在京子女至今未能上学。胡大料现在五个未成年小孩跟着他们夫妇流浪在北京,大的十六岁,小的只有八岁,这五个小孩是李文辉,男,2000年3月12生;李沙沙,女, 2001年6月5日生;李新辉,男, 2003年12月27日生;李文坛 ,男,2005年12月9日生;李文普 ,男,2008年9月16日生。2009年胡大料全家来到北京后,一直由在京的好心大学生捐资这五个小孩就读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但2015年大学生们无力继续资助了。由于胡大料的多次索要,也出于维稳的考虑,丰李镇政府支付了2015至2016学年胡大料五个小孩上学的费用。但是今年九月开学后,尽管胡大料多次向丰李镇政府提出小孩上学的问题,但丰李镇政府至今仍拒绝再支付学费,造成这五个小孩失学至今已近二十天。另据悉,重庆访民冉崇碧12岁的女儿失学已五年了,而在京访民侯家贵说,仅他知道的在京流浪失学的访民子女就达二十多人,全国各地肯定也存在这种情况。
     
    上学是每个孩子天赋的权利,更是政府法定的义务。在此,民生观察紧急呼吁中国各级政府,排除干扰,克服困难,迅速采取行动,无条件地将失学的访民子女们一个都不少的送入校园。
     
    2016年9月19日

    刘赐雨

    在帐蓬内自学的刘赐雨

    刘赐雨探望黑监狱内的父亲

     现在黑监狱内的刘海满


     
    在京失学的访民子女们
     

  • 江苏南通葛金忠送小孩上学的途中被抓走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1-20消息: 11月18日上午,江苏南通葛金忠在送小孩上学的途中,被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观音山派出所的人强行抓到派出所,葛金忠就这样不明不白,没有任何理由,被关进了派出所。派出所人员还打电话给葛家人说葛金忠在派出所,要拘留几天。
     
    葛金忠家人知道这个消息后,随即找到派出所,质问葛金忠犯了什么法?派出所里的人不让葛金忠的家人进去,问什么也不搭理。
     
    葛金忠一家人是地地道道的老百姓,他们家都是替别人打打工为生,挣的都是幸苦钱,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盖了房子,2009-12月却被暴力强拆,为此葛金忠开始了上访。
     

  • 医学的重大新战场:精神疾病真的存在吗?

    DSM(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美国精神医学的权威词典——的最新版本,声称儿童的害羞,痛失亲人之后的抑郁,甚至网络上瘾都可以被归类于精神障碍。这激发了专业领域的强烈反对,以及对于既得利益在诊断里扮演何种角色的疑问。
    英国临床心理学协会呼吁摒弃精神病诊断,与此同时,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DSM-5正力求把更多的疾病收归其中。
    它有着不起眼的、缩写的标题:DSM-5,除了精神健康专业领域之外,并没有人知道它这个标题的含义。
    但是,早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公布之前一周的星期三,这本精神医学的疾病词典所触发的激烈的争吵就已经跨越大西洋,并已带动一场有关如何现代社会应该治疗精神困扰的深刻辩论。
    批评者称,美国精神医学协会日益冗长的手册将把数百万人不必要地归类为有精神疾病。例如,儿童的害羞,脾气的失控,心爱的人去世之后的抑郁,都将可能成为能用药物来解决的医学问题。同样的还有上网成瘾。
    此类的说法难免成为精神医学批评者的有力武器,他们相信手册上描述的许多状况仅仅是制药巨头利益驱动之下的虚构。
    一个令人不安的画面出现了:共同的既得利益者——精神医学行业与大制药公司同流合污。正如作家乔恩•龙森,在最近的一次TED讲座半开玩笑地说:“是否有可能精神医学的强烈专业欲望能把基本的人类行为都贴上一个障碍的标签?”
    精神医学的支持者反驳说,这种说法是愚笨、具误导性和无益的。他们抱怨说,攻击他们职业的言论本已疲软,但该手册的高调发行已经成为一个借口,这些言论再度火热。
    但即使是精神医学的捍卫者,也承认该手册有它自身的问题。精神医学教授兼DSM-4委员会主席艾伦•弗朗西斯,在自己的博客上,攻击新手册的制造过程“偷偷摸摸、封闭且草率”,并声称它“收录了新的诊断,并且降低原有诊断的门槛,扩大了本已夸大的精神医学的界限,并迫使诊断的拓张变成恶性膨胀“。
    精神卫生领域的其他人批评得更加激烈。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是美国政府在精神疾病的研究和预防的领导机构。最近,它的主任托马斯•因塞尔也抨击手册的“有效性”。
    而现在,在新一轮的重大争议里,精神疾病诊断的本质已经受到质疑。英国临床心理学协会(DCP)是英国心理学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1万多名从业者。DCP明天将发布一项声明,呼吁放弃精神疾病诊断,并发展替代性选择,不再使用“疾病”或“障碍”等语言。可以说这是这个职业群体前所未有的惊人举动。
    该声明称:“精神医学的诊断往往表现出客观叙述事实的样子,但实际上,诊断是建立在对行为的观察和解释以及自我报告的基础上的临床判断,因此容易变化和偏颇”。
    语言也许晦涩难懂,但其含义是明确的。根据DCP所述,“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人格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品行障碍等等诊断的可靠性有限,有效性值得怀疑”。
    诊断常常被形容为精神医学的圣杯。没有它,精神医学的基础不稳。出于这个原因,东伦敦大学的名誉退休教授玛丽•博伊尔认为, DCP的声明所造成的影响标志着这场精神健康辩论的一个戏剧性转变。
    “这份声明并非只是关于精神病诊断和及其缺乏证据的许多问题,”她说。 “这是呼吁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心理健康问题,不再把心理健康问题看作主要由生物原因所导致的疾病。”
    精神科医生们说,这样的申明在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次,而它们忽略了堆积如山的经过同行评审的研究论文,包括遗传学领域的重要研究,那些研究表明生物因素在决定精神健康方面的重要意义 。据医生们称,这样的申明也歪曲了精神医学的立场,忽视了精神医学也强调社会环境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多数精神科医生承认,精神障碍的诊断是不完美的。但是,正如哈罗德•科普洛维茨这位领先的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医学家在《赫芬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所解释的,“DSM中的行为列表以及我们使用的其他评估量表都是一些工具,帮助我们尽可能客观地去看待行为,找到其中的模式和关联,以促成更好的理解和治疗”。
    独立专家们也说,很难想象没有诊断的心理健康领域将会如何运行。 “我们知道,对许多受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的人而言,接受DSM-5等资料指导下的诊断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心理健康慈善机构“心灵”的首席执行官保罗•法默说。 “诊断可以为人们提供适当的治疗,并能给人提供接触其他支持和服务以及福利的渠道。”
    但连法默也承认,诊断是不完善的。“例如,平均而言,一个患双相情感障碍的人需要10年之久才能得到正确诊断,其间他的心理和身体健康会受到一系列的影响,比如错误的用药所引起的副作用,”他说。
    但是现在英国临床心理学协会(DCP)声称诊断不仅是不科学的,而且还是无益和不必要的,这已经改变了关于诊断的辩论。
    “你不一定先要有一个诊断,才能去服务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这听起来奇怪,但是事实”,露西•约翰斯通博士说。作为临床心理学家顾问,她参与了英国临床心理学协会(DCP)的声明拟定。
    “我们不否认,他们是非常苦恼和需要帮助的人群,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些体验只能被理解为有生物原因的疾病,相反,现在有大量证据表明,人的崩溃是在复杂的社会和心理情境下综合导致的结果,包括了丧失亲人,贫困和歧视,创伤和虐待”。
    埃莉诺•朗登有幻听体验,她之前被告知有精神分裂症,且那比患上癌症更糟,因为患癌症“比较容易治疗”。她解释说她的自我突破是源于某次与精神科医生的会面。这位医生让她跟他说说一些关于她自己的事。在学术期刊《精神病》的一篇文章里,朗登回忆说:“我就那样看着医生,对他说:我是埃莉诺,我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
    朗登写道:“医生用平静的爱尔兰腔调的嗓音说了一句非常有力量的话:我不想知道其他人都告诉了你什么,我只想了解你”。
    “这是第一次,我有机会看到把自己看作有生活故事的人,而不是基因决定的精神分裂者——作为精神分裂者的我脑部化学物质异常,有生物性的缺陷和不足,这些都超出我治愈能力之外。”
    正在学术界追求事业的郎登,如今是一个反对诊断的社会运动人士,她认为这次谈话是她在治愈过程中摆脱药物的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我很自豪能成为一个有幻听体验的人,”她写道。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殊和唯一的体验。”
    她的故事鼓舞人心。但是,专注于一个人的经验会忽略其他人——那些相信他们的心理困扰有生物医学根源的人——的证词。事实上,很多人报告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的痛苦有明确的原因,并坚信他们的生活故事对于他们的精神状态影响甚微。
    尽管如此, DCP相信心理健康治疗领域将受益于“范式转移”,从而减少对心理健康的生物方面的关注,而更多的注重个人和社会因素。
    “简而言之,我们不问‘你有什么问题?’而是要问:‘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约翰斯通说。“一旦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心理学的证据,显示生活事件以及人们对生活事件的理解,是如何导致他们遭遇当前困境的。”
    远离生物医学的转变会帮助那些精神医学的批评者,他们质疑社会依赖于使用药物或如电休克治疗等干预措施治疗精神崩溃。
    最新数据显示,从2008到2011年,英国抗抑郁药的处方增加了近30%。
    《英国医学杂志》网络版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只有七分之一的人实际受益于抗抑郁药”,并声称四分之三定义精神疾病的专家与药物公司有关联。
    伦敦国王学院(KCL)心理医学系主任西蒙•威斯利爵士教授辩称,他的职业一直强调需要“全面地看待一个人,甚至把个体放在家庭和社会背景下去看待”,并认为精神医学“由生物学家操控”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KCL将在六月初举行一个关于DSM-5影响的重要国际会议,将会概述上述观点,而它经常会在激烈的辩论输掉。
    事实上,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声势浩大的针对精神医学的批评逐渐领先于DSM-5的出版。出于平息风波的一种尝试,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长苏贝利教授承认,“很多针对DSM的批评”是成立的,但他警告这些争论是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专注于真正的挑战,那就是向患者及其照顾者提供高品质的精神健康服务和治疗“。
    贝利坚持手册的出版“不会在英国国家健康服务(NHS)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方面有任何直接的影响”。但是,它将引发关于人们如何看待心理健康的更广泛的辩论。正如威斯利教授所承认的,精神医学的批评者们将抓住手册里愚蠢可笑的心理障碍新类别,以强调这个专业“把常态行为医学化”的观点。
    这里存在一个反讽。精神医学身负重伤,而大部分的伤害似乎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这些感情的创伤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痊愈。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是如何变化的
    在新的手册DSM-5里面:
    破坏性情绪失调症,或称DMDD,用于诊断异常严重和频繁的脾气爆发。
    过度进食障碍。对于那些在三个月内过量进食12次的人。
    囤积症,定义为“持久的对于丢弃东西的困难,或难以与物品的堆积做分离,无论物品实际价值”。
    对立违抗性障碍,如一位批评者所描述,这是使得孩子们对父母说“不”超过一定次数的一种情况
    手册之外
    词条“性别认同障碍”被替换为“性别焦虑”,用于那些坚信自己生错了性别的儿童和成人,这一改变是为了去除与“障碍”一词相关的污名。专家们把这一改变比作是1973年版DSM将同性恋从心理障碍的分类中去掉。
    未来
    性欲亢进和网络成瘾都将被包括在手册其中一章里,该章节建议这两种情况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可能会成为精神障碍。(来源:英国卫报http://www.guardian.co.uk/society/2013/may/12/medicine-dsm5-row-does-mental-illness-exist
    翻译:黑羊    校对:Zhiying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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