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学者

  • 拘押上书宪政学者张雪忠是违法侵权

    据推特与民生观察报道,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青年宪政学者张雪忠先生,因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于中共人大与政协“两会”召开前上书议政,5月10深夜,遭到上海警方上门带走,至今与外界失去联系。

    5月9日,张雪忠先生通过网络发出了自己《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的公开信,精辟而通俗地阐述了现代政治学的一些常识问题,力证了中国两会代表的伪代表性,与中国现行《宪法》的伪宪法性。

    张雪忠先生直言中国现两会代表的伪代表性:“你们并不是中国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代表(代议者)。现代政治代议制是以国民主权原则为基础的。虽然组成全国性代议机构的代表们在行使职权时,也就是在进行审议和决策时,应该具有一定的相对于选民的独立性,但他们的代议职权必须是源于国民的授予和委托,因此必须经由定期的、自由的和有竞争的选举而产生。但你们的代表身份,并不是经过公正的选举而获得的。实际上,我们的国家还不存在这样的选举。”

    同时,张雪忠先生精辟指出中国现行“宪法”的伪宪法性:“现行‘宪法’是全国人大产生和行使职权的依据,但它本身却根本不是一部真正的宪法。”、“宪法应是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产物,是国民政治意志的书面化和固定化。”、“它的制定和修改就必须包含国民参与的环节,并且是决定性的和权威性的环节。这种参与可以是直接的,比如,以全民公投来决定一部宪法草案或一项宪法修正案能否生效;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由全体国民出于制定或修改宪法之目的,选出一个特别的制宪会议,并授权后者直接制定或修改宪法。这里的关键是,不能由宪法所创设的政府机构(包括立法机构),成为制定或修改宪法的权威机构。也就是说,制定宪法的权力(制宪权)和宪法创设的权力(宪定权)必须要有所区隔,否则,宪法就无法起到限制、规范和约束政府权力(宪定权)的作用。但是,我国现行“宪法”的制定,并未包含国民参与的程序。最初制定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不是由全体国民自由选举产生的,因而并不是一个可以贯彻全体国民政治意志的正当的代表机构。而且,全国人大也不是一个特别的制宪机构,而是依照宪法规定产生和行使权力的宪定机构,由此便出现了一个荒诞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全国人大是一个日常的、普通的立法机构(政府分支机构之一),它的产生和运行必须受到宪法的规范;另一方面,它又是宪法的创制者,可以自行制定和修改宪法。这样一来,全国人大既是由宪法创造的,又是创造宪法的,就好比一个人同时是另一个人的父亲和儿子!况且,宪法本来是全体国民用来约束在一切政府机构(包括立法机构)的,但如果普通的立法机构可以自行制定和修改宪法,这样的约束作用就完全丧失了。”

    正是中国现两会代表伪代表性与现行宪法的伪宪法性,导致了中国社会百病丛生及本次武汉疫病祸害,为此张雪忠先生提出8点建议并附上自己精心编撰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

    张雪忠先生说:各位代表,虽然我基于自身的政治信念,无法认同你们身为人民代表的正当性,但我亦认为,你们已经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国家权力机构,因而完全可以启动国民制宪程序,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及现代化作出重大的、历史性的贡献。在此,我谨以中国公民之一员的身份,向你们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虽然全国人大作为一个常规的、普通的立法机构是不正当的,但它可以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启动国家政治转型的特别机构,且该特别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制定选举规则和任命中立、公正的选举委员会,并委任该委员会组织自由、普遍和直接的选举,以产生新的全国性的代议机构。该代议机构为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以下称“最高过渡权力机构”)。

    (二)最高过渡权力机构有权组建过渡时期的最高行政机构,并任命该机构的官员,同时有权对各级司法机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三)最高过渡权力机构有权颁布必要的法令,完成各级地方代议机构的选举,并产生各级地方行政机构。

    (四)最高过渡权力机构一经产生,即应尽快创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并委任该委员会起草一部合乎现代政治原则的宪法草案。宪法草案起草完毕后,应交由最高过渡机构进行表决,若表决未通过,则应发回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修改;若表决通过,则应付诸国民投票,并于投票通过后予以实施。

    (五)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立即释放全部政治犯和良心犯。

    (六)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立即开放党禁、报禁,容许人民自由结社和自由创办、经营新闻媒体。

    (七)为给最高过渡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应作出决议,规定任何政党均不得再享有国家公务机构的地位,任何政党成员均不得再享有国家公务人员的待遇。

    (八)最高过渡权力机构首次集会时,作为特别机构的全国人大即告解散。依新宪法产生的全国代议机构首次集会时,最高过渡权力机构即告解散。

    从张雪忠先生通篇论述来看,完全是基于学者的学理常识与中国现实而言事,而没有任何个人感情偏激之词,体现了张雪忠先生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张雪忠先生的公开信,是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是担当公民参政议政职责,是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而奋起的疾呼,因此是完全合情合理合法的。

    然而,如此理性上书,居然遭到警方拘押,这显示了中共当局对公民权利的肆意践踏与对自身法制的完全漠视。在中共两会召开前夕,中共当局公然拘押上书议政的宪政学者张雪忠,宣誓着中共当局拒绝一切政治改革,禁绝一切公民权利,抛弃一切法制文明,对抗人类历史潮流的决心。文明世界应该对此保持清醒认识与高度警惕。

    附张雪忠先生简介:

    张雪忠(1976年-),中国江西省上饶市余干县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以敢言抨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著称,并且因此被华东政法大学停止授课资格。2013年12月被华东政法大学正式解聘。2019年,张雪忠的律师执业证被吊销。

    学术经历

    张雪忠先后就读于江西省万年师范学校与江西教育学院。1998至2001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至2007年就读于华东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研究与教学领域为民法。

    政治言论

    张雪忠以敢言著称,多次就敏感政治话题发表直接观点,因此屡受打压。

    张雪忠长期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专栏文章。知名文章有《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等。张曾在校方的年终考核中被评为“不合格”,据信与这些文章有关。

    2011年5月13日,张雪忠发表致教育部与教育部长袁贵仁的公开信:“关于取消大学及研究生入学考试“政治”科目以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课程从大学公共必修课程中去除的公民建议书”。建议书长达万余字。张的新浪微博被删号。同年7月,教育部回函称张学忠的“建议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2012年10月11日,张雪忠发表“就政治课问题致教育部长的第二封信”。

    2012年7月,香港因中国官方强推“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发生大规模反洗脑抗议活动。张雪忠高调支持此行动,并因此在2012年9月8日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

    2013年5月,张雪忠首先在网络公开一份中国官方的“七不讲”的内部材料的内容。其后得到其他学者和教授的证实。“七不讲”是中共中央在2013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令,确定七个领域为禁区: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随后“七不讲”成为网络禁词,张的新浪微博再次被删号。

    2013年6月,张雪忠在网络发表题为《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的文章。文章发表之后几天,张被学校领导约谈警告。相反,他告诫学校领导,自己被解聘会给学校形象带来长期的危害。同年8月份张被停止授课资格。

    2013年12月9日,张雪忠被校方正式免职。校方否认免职是因为他写作的《新常识》一书以及《2013反宪政逆流的根源及危险》等文章。校方指“张雪忠在本轮聘期内违规利用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变相强行公开发表《新常识》,向全校教职工强行传播其政治观点,还利用其教师身份在学生中传播其政治观点”,“严重背离高校教师职业操守的行为及张对其错误没有认识及改正表现”。[3]在校内匿名评价老师的“评师网”上,张雪忠得分为4.6分(总分5分);站上的21篇帖子大部分都是称赞他的。

    张雪忠被学校开除后,自称中国官方又施压张雪忠挂靠的律所,迫使他离开,又没有其他律所聘用张雪忠。2019年4月4日,上海市杨浦区司法局以张雪忠几年没有被律所聘用为由,注销他的律师执业证。

    2018年8月张雪忠致信中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启动全民制宪程序、创建现代政治体制。建议书附张起草的《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

    2020年5月9日,张雪忠发表“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全体代表”的公开信,10日深夜被上海警方上门带走。

    民生观察 2020年5月11日

  • 维族学者伊力哈木获萨哈罗夫奖

    【民生观察2019年10月25日消息】本网获悉,10月24日欧洲议会将今年的萨哈罗夫人权奖,颁发给正在新疆监狱服刑的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

    伊力哈木原是中央民族大学教师,1969年10月25日出生,今天恰好是他50周岁生日。

    2014年1月15日伊力哈木被乌鲁木齐公安局从北京家中抓走后,随即以涉嫌分裂国家罪刑拘,同年9月23日,乌鲁木齐市中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伊力哈木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同年11月21日自治区高院未开庭审理就直接驳回。判决生效后,同年12月12日被送入自治区第一监狱服刑。

    无期徒刑的刑期是从判决生效时间算起,如今,伊力哈木服刑快五年了。从2014年1月15日刑拘至今,已失去自由五年零九个多月。

    按照法律规定,无期徒刑服刑两年后可以减刑,但一直没有这方面消息。

    今年9月30日,伊力哈木获哈维尔奖,今天又得知其获得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人权奖。

    【伊力哈木简介】
    伊力哈木·土赫提(维吾尔语:ئىلھام توختى‎,拉丁维文:Ilham Toxti;1969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维吾尔族经济学者,出生于新疆阿图什,先后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本科、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截至2014年为中央民族大学国际结算专业的副教授。曾为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维吾尔在线”网站的创办人和站长,主要研究新疆地区的收入差距及失业问题。

    2014年7月30日被乌鲁木齐市人民检察院以“分裂国家罪”的罪名对伊力哈木提起公诉。中国政府指控伊力哈木与境外“东突”势力勾结,利用互联网鼓吹“新疆独立”,利用讲堂煽动暴力、“推翻政府”、从事分裂活动,还公开了他涉嫌煽动暴力的讲课录像。伊力哈木长期受到警方监控,包括跟踪、警告、禁止出门。但伊力哈木否认分裂国家的指控,并称自己没有支持新疆独立,在2014年的法庭上多次称“我的自治观点很明确。”、“我是自治派。”、“我希望新疆以联邦的形式留在中国。”他经常呼吁中国当局处理不满情绪以避免新疆的暴力活动。

    2014年9月23日,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一审宣判,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伊力哈木的律师李方平表示伊力哈木是因为言论自由而被定罪,辩护律师小组将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11月21日向伊力哈木·土赫提宣判、送达了二审刑事裁定书,二审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4年他获得了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2016年获得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提名。同年10月获得马丁·恩纳尔斯人权捍卫者奖。2019年获得哈维尔人权奖。2019年10月获欧洲议会的萨哈罗夫奖。

    【创办维吾尔在线网站后】

    伊力哈木于2006年创办了维吾尔在线网站。维吾尔在线网站以中文与维吾尔语发表,该网站多次转载用“东突厥斯坦”代指新疆,宣传泛突厥主义的文章,中国政府曾多次关闭该站。2009年3月的访问中,伊力哈木批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无能”。

    2009年7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在7月5日的乌鲁木齐七·五暴力事件后的电视讲话中,宣称维吾尔在线网站“大肆进行煽动宣传,传播谣言”。7月8日凌晨后,伊力哈木与外界失去联系,据传已经被捕。7月13日,中国作家王力雄发出《关于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遭拘押的呼吁》,数百人联署。8月23日,伊力哈木得以获释回家,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与外界失去联系期间,他和家人被软禁于北京的周边地区,看管他的人“很礼貌,除了程序不合法”。有关此事,官方曾在宣判时又称,是在“维吾尔在线”煽动性的文章及伊力哈木·土赫提煽动言论的影响之下,买买提江·阿不都拉等策划、实施了非法聚集,引发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

    2013年10月,伊力哈木·土赫提对于中国政府严格控制维吾尔人说“根本原因是汉人不信任我们,这一点对人们在新疆的生活产生了侵蚀性影响”、“事情正在变化,越变越糟。”两周后发生天安门撞桥事件,他自称于周六11月2日开车带孩子及妻子外出时遭三名守候在社区外的国保便衣公安驾车冲撞车尾部及恐吓。伊力哈木又说,肇事公安不断威胁他,而且脏话连篇。伊力哈木说,家人和孩子的生命正受到威胁,他已不敢再把两个孩子送去幼儿园。之后,伊力哈木出门继续有人跟踪,他说:“我接受媒体采访,是因为我说了实话,要是因为我替我的民族说话而我受到生命威胁,我就让他们放马过来,要是所有的警员,所有国保都这样,这个国家没有未来,我们维吾尔人也没有未来。”

    2014年1月15日下午3点半左右,伊力哈木·土赫提与母亲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他所创办的维吾尔在线也被封锁。三十多名警察搜查全家并拿走四台电脑、三个手机(包括古再努尔的手机)、活动硬盘、上课教案、学生试卷和论文、书籍等,直至晚上9点多警察才离开。

    【主张简介】

    伊力哈木主张“在新疆面临着民族矛盾激化危险、讨论民族问题时观点容易极端化的大环境下,用我们理性、健康的声音与极端化的声音争夺观念的市场,影响社会情绪向好的方向发展,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之一”。

  • 餐刀劈母头 杂物堆满屋致抑郁 学者:全港四成人受精神病困

    今日(10日)是世界精神健康日,有学者推算,全港至少有4成人口受精神病困扰,当中包括精神病患者家属。
    有精神病患者母亲,因一时心软容许患病女儿停药,其后险被病发女儿用菜刀劈伤;亦有患者女儿因不察觉家母异常行为,习以为常后导致全屋被杂物堆积,自己反过来情绪受困成抑郁症。凡此种种,都显示我们应留心精神病患者的需要,提供援助和治疗。
    本港一项研究就指出,发现精神病患者若不及早求医,病情除困扰患者自身外,亦会为其家人带来生活和情绪上的影响;而家属对精神病认知不足,亦会令患者延误治疗。
    现年60多岁的Lily,女儿于中学阶段被老师发现行为异常,其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治疗初期,女儿病情尚算稳定,直至一天女儿因药物有引致水肿等副作用而不愿服药,Lily又以为只要自己全心全意照顾女儿便足够,于是默许停药,岂料令女儿的病情出现反复,更差点酿成悲剧。
    Lily忆述指,女儿常偷偷把食物藏于衣物间,一次Lily按耐不住责怪女儿,女儿竟因此先以餐刀劈伤Lily前额,后再拿出菜刀挥向Lily,幸Lily及时将女儿靠墙按住并连声道歉,才化解危机。
    病患家属难耐困扰 患抑郁症
    除了人身安全问题,照顾重症精神病患者更会消耗家属大量意志力,造成精神困扰,甚至连家属也会因此患抑郁症。
    阿猫(化名)的父母于其幼儿园阶段离婚,她怀疑妈妈由当时开始患上精神分裂症,多年来一直没有就医,病征也慢慢浮现,最明显的是堆积杂物和经常怀疑有人偷钱,惟阿猫和其姊姊无法识别此乃精神病病征,一直不理解为何妈妈如此「古怪」。
    她忆述妈妈当时堆积杂物的情况是「连坐都无位坐」,又因经常怀疑有人入屋爆窃而频频换门锁至大门损毁,严重影响到一家人的正常生活,令阿猫更因此而患上抑郁症,但就诊时间竟比妈妈更早。
    同路人可助病人及早求医
    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谢树基指出,精神病人一般靠家人或朋友发现病征并劝其就医,若家人并无相关认知,小区支持便变得重要。他续指,精神病康复者家属因长期照顾病患者,累积了不少相关知识、技巧、耐性及说服力,建议政府应善用他们的经验,让他们于小区精神健康服务的层面,受薪服务其他有需要的患者家属,除医生和社工外,担当病人及其家属「同路人」的角色,给予精神支持及提供相关知识,促成病人早日就医。
    全港约4成人口受精神病影响
    谢树基表示,中大与港大合作的精神病研究发现,全港有逾90万人有普遍精神病(如抑郁症、焦虑症等),另有逾17万人口患精神分裂、郁躁症等重症精神病。他称,大部分受情绪问题困扰的人一般会向身边2至3名家人或朋友求助,而后者在缺乏支持下,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故推算全港受精神病症困扰的人口达4成。他重申,精神病患者需要受照顾及社会支持,亦不能忽视患者的照顾者。
    (来源:香港01新闻http://www.hk01.com/%E6%B8%AF%E8%81%9E/47574/%E9%A4%90%E5%88%80%E5%8A%88%E6%AF%8D%E9%A0%AD-%E9%9B%9C%E7%89%A9%E5%A0%86%E6%BB%BF%E5%B1%8B%E8%87%B4%E6%8A%91%E9%AC%B1-%E5%AD%B8%E8%80%85-%E5%85%A8%E6%B8%AF%E5%9B%9B%E6%88%90%E4%BA%BA%E5%8F%97%E7%B2%BE%E7%A5%9E%E7%97%85%E5%9B%B0%E6%93%BE  2016-10-10 )

    回目录

  • 防止“被精神病” 学者建议强制医疗纳入人权保障体系

    最高检上月审议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试行)》(下称“检察办法”)已于本月初开始实施。对此有学者指出,除了应细化检察机关监督过程以外,对在强制医疗方面有争议的非刑事诉讼,法院也应有裁决权,以防止某些行政机关造成民众“被精神病”现象。
    “检察办法”对于检察院执行强制医疗检察过程中的评估、监督内容、解除等方面都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其中,针对解除强制医疗活动检察,检察办法明确规定:“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被强制医疗人,强制医疗机构是否依法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送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法院。”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建伟告诉财新记者,出台该检察办法的目的是让检察机关的监督权限和事项更加具体化,令精神病人确实得到强制医疗,并使不该进行强制医疗或者经医疗后病情好转、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病人能够及时从强制状态中得到解脱,有望在保障法律落实的同时能够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
    在强制医疗实施过程中,“被精神病”现象一直为人诟病。张建伟认为,除了需要警惕行政机关把上访人员关入精神病院的现象,还需要注意“被亲属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医疗”的情形,例如,近日驻马店市一同性恋男子就被妻子及家人送入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遇有此种情况,当事人及其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存在争议,应赋予他们诉诸司法的权利。
    “被精神病”侵犯了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对此张建伟建议:“除了目前法律规定的刑事诉讼中暴力型精神病人由法院进行裁决,刑事诉讼领域以外涉及的其他精神病医疗,如果产生强制医疗问题方面的争议,法院也应该作为一个裁决机关进行裁决,尽量避免出现恣意侵犯人身自由的情况。同时在整个国家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之下,把强制医疗问题纳入到人权保障体系中来进行总体的设计。”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制度实施至今,除刑诉法规定的强制医疗由法院决定外,从诊断到决定入院均可由一家医疗机构决定,这种现象存在争议;而针对进行强制医疗的场所,究竟应设在原有的精神病院内还是新建专门的强制医疗机构,法律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
    张建伟认为,支持在精神病院内进行强制医疗的观点,大多是认为精神病人应该按照医疗制度来进行医治。如果设立专门的强制医疗机构,则需要考虑医疗人员的来源问题,以及医务人员身份是否带有警务人员性质。“但目前的现状是,国内精神病医生数量不够充足,整个刑事司法实践中产生的需要强制医疗的病人数量,是否多到需要设立专门强制医疗机构,这也缺乏细致的研究。”
    在具体规范方面,张建伟还认为需要适当扩大强制医疗的对象,除暴力型精神病人外,在刑事诉讼过程甚至执行过程中发病的精神病人也需要考虑被纳入强制医疗范围之内,例如做案时无病但被拘禁后产生拘禁型精神病便是和此。除此之外,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中,一些原则性框架还需要进一步细化,检察机关先行一步,其他机关也应跟进。
    (来源: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6-06-15/100954939.html 2016年06月15日 16:25)

    回目录

  • [图文]本刊专访:国内专家、学者评刚通过的《中国精神卫生法》

    2012年10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精神卫生法》。该法确立了精神障碍患者自愿住院原则,同时保留强制医疗的规定。将于2013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该法自1985年开始起草,酝酿27年,一度被称为“难产”的法律。其立法,分为三个阶段:卫生部起草阶段、国务院法制办审查修改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阶段。备受瞩目的精神卫生法一出台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国内外对这部法律的评价褒贬不一。

    最近,针对这部法律的出台,《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专访了几位长期关注精神卫生领域的专家、学者、律师及国内NGO负责人,他们从不同角度谈了对这部法律的一些看法。

    陆军(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研究员,公共卫生社会工作者,国内著名NGO负责人):

    首先,这部法律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才制定出来,这个进程非常的慢,这体现我们国家对精神卫生领域的重视不够;同时也说明我们国家对精神卫生领域的侵权状况重视不够。

    其次,这部法律有进步的成分,就是对强制收治有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对遏制以往的被精神病现象有一定的作用,但具体的效果还有待于观察。

    第三,这部法律在其内容中吸收了一些国内NGO和公益律师的观点。应该说在今后相关的精神卫生的立法中都应该重视国内NGO和法律界的观点。该法制定的背景是在制定的前二十年,法律界的观点是被忽略的,主要采用的是卫生界的观点,这部法律以前的版本都是过多的体现了医生的意见和观点,而对于一个法律,尤其是对于一个剥夺人身自由的法律,没有法律界的观点肯定是不行的,好在其最终的这个版本还是吸收了一些法律界的观点。

    第四,从字面上来看,这部法律对精神病人的权益的保护应该是有所进步的,因为以前我们国家在精神卫生领域没有相关的立法,对精神病人都是依据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行规来对待,因此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权力得不到限制和规范,而这次毕竟有了专门的法律,这部法律比医疗机构的行规要完善一些的,因此对精神病人的权益应该得到进一步的保护。

    第五,这部法律仍然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希望立法、司法、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该积极的出台一些配套的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等,将这部法律的内容细化,尽可能使其完善,将其中不合理的部分通过后续的立法尽快进行完善。

    张赞宁(著名律师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精神卫生法基本上分两部分,一个是对精神病人的保护,另一个是杜绝“被精神病”的发生。

    首先,精神卫生法对精神病人的保护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比如说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应当全部免费,这一点做得还不到位。现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规定由地方财政解决。地方财政出于地方保护主义考虑,往往会拒绝对流浪汉、身份不明的精神病人的救助。应明确规定由国家财政开支,如从地方财政开支,应明确规定,不得拒绝对流浪汉、身份不明的精神病人的救助等。

    其次,对精神病人的生命健康权利的保护,对于精神病人触犯刑法,是应该免除其刑事责任,但这次的精神卫生法对这个问题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刑法和刑诉法的修改也没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现行法律只赋予公安、法院、检察院有提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权力,但是律师包括精神病人本人及其家属提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申请后,如果公安、法院、检察院不予准许,就只能按精神正常人进行判处刑罚。这对精神病人权利的保护方面是个极大的缺失。

    第三,对被精神病的限制包括:其一就是公安部门可以自办精神病院,这是个很怪的现象,我一直在强调要取缔公安机关自办的精神病院,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也才能较好的解决被精神病的问题。但精神卫生法并没有禁止公安部门办的精神病院的规定,也没有取缔公安机关已开办的精神病院。

    第四,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治疗应有司法审查程序。现在的状况是:只要公安部门送来了“精神病人”,医院就接收,而且剥夺了家属有接其出院和探视的权利。如何维护被强制治疗精神病人的权利及其家属的权利,这个问题在精神卫生法中也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总之,还没有与世界公约如《夏威夷宣言》、《马德里宣言》等接轨。

    李仁兵(精神病人权利案件代理律师 中国病人权利项目组协调人):

    首先,对于这部法律,总的印象来讲不很好。尽管有法总比没法好一点,但是,有时候一部法律的出台,假如它不是劝阻一种社会的建议机制或者管理体制,而是在固化现有的一种违反人性的管理模式的话,那么说它是一部恶法也不为过。它的制定其实就是把现有的一种管理模式、对精神病人管理的那种不人道的模式固化了,对这种权力结构固化了。这部法律没有真正按照这种精神卫生法律本身的法律关系去进行一种制度性的构思和设计,反而把现在那种把人的人身自由尤其是精神病患者的人身自由交给了医生,而没有依据法制的精神交给法官。所以这种通过法律固化了的是一种未能劝阻对人身自由的侵害和捍卫的制度。
    其次,这部法律与其说它是一部社会管理法,还不如说它是一部行政管理法。因为它看上去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及其他的卫生行政管理方面的条例没什么两样。它对精神病人强制收治这一块缺乏一种基本的程序性的保障。它现在的授权是针对侵权之后的,也就是事后的补充认可或救济,而对于事中的就是说收治过程中的司法干预没有确立。一个人丧失自由以后,你让他再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将是多么的困难;一个人受到侵害以后,仅仅通过损害赔偿来实现救济,是多么的无力,也是不足的。而更多的,在他受到侵害的过程中,在他失去自由的过程中,需要有一种理念、一种制度来捍卫他的自由,来保障他的权益,这就是程序保障他固有对自由的一种价值、他的及时的反阻自由的被侵害。而不仅仅是通过事后的一种所谓的救济,那这样就失去了一种法律制度的一种本身的价值。所以,从这部法律我们可看到,它没有设立一个精神卫生法庭,没有赋予这个疑似精神病患者一种自主委托律师或者委托第三方代表他通过法院来进行救济的一种途径。也就是说,在强制收治或收治过程中,没有一种司法的介入制度。而在世界很多精神卫生法比较成熟的国家,都有这种制度。联合国在关于精神病患者健康权力的原则里面,试设了一种事中的干预程序。也就是说,在司法上,他有一种独立机构干预的机制,也就是赋予疑似精神病患者的一种辩论权。那就是收治过程中,有一个辩论的场所,来进行一个衡量或测定。那么,反观我们的这部法律,医学鉴定却成为他最终关或不关的一种定论,也就是说,它赋予了医生最高的权力,而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权应当由法院行使的这个最基本的司法原则在这里被颠覆了。这部法律的内在缺陷就在这里了。所以它是把现有的已经存在的这种制度固化而不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制度。所以,很多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因此,这部法律实施后,精神病强制收治照样会横行,它不会因为这部法律而收敛。有些人评价这部法律能够杜绝对被精神病即对精神病的强制收治,我对此不抱乐观,而是认为会更加严重,权力会更被滥用。因为司法是我们最后一道救济手段,我们不能在仅仅出现侵权损害后果后,在纠纷发生后再去寻求救济。而应在其违法实施的过程中,就去阻断。这也才能体现作为一部法律的内在的、社会的程序性价值。这就是说,要在精神病人被收治过程中就进行提前干预。不是说等人关进去了以后再监督、想办法,再努力把他给救出来,或者发生损害后果以后,才去救济,也就是这个程序的保证作用没做到。所以说,这是这部法律极大的内在缺陷。这个不解决,这部法律是不会成为很诚实、完美的法律的。
    再次,这部法律在社会制度的创新方面也乏善可陈。传统的一些比如形式化严重的、多被诟病的社区、妇联等组织,在精神卫生管理方面根本起不到丝毫好作用的一些官方性的社会团体,反而被其以法律的名义把他们在精神卫生方面的地位明确了,而把很多民间的、公益性的,在精神卫生行业做出了很多救扶帮助工作的这些组织排斥在外,而这些民间的组织,恰恰在精神卫生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是真正应该得到政府的确认和扶助的组织。而传统的所谓基层管理组织,以法律形式摆在一个很显著的地位,是对精神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禁锢。从该部法律的宣传中也可看出,它本身就是在固化一种原有的社会管理模式。黄雪涛律师对这部法律过高的寄予希望,还给这部法律打了七十分的高分,我认为太乐观了,顶多能给四十分。这部法律存在内在缺陷,本身就没理顺,尚待验证。
    再补充一点就是,这部法律对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的补助也缺少实际的内容。在这方面,法律并没有规定有专项资金,而是把很多的救助、治疗等都纳入大病保险的范畴,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对疑似精神病患者,应该设立一个单独治疗的救助基金,而不是笼统的列入大病医疗这个大池子里面。而这个大池子也恰恰没有列出各项专项基金来,很多救助资金能不能到位,这个大池子也没能去有效疏浚,所以,保证补助资金到位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精神卫生这块将来要做好的话,是反映一个大国、一个社会很理性的对待精神病患者或者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态度,同时,也是在很好的保护每一个人的人身自由。这是以一种大国风范来追逐文明世界的社会文明和社会制度,是这个国家更自信于文明世界的前提。

    (采访:本刊编辑柳梅)

    回目录

  • 七、民间行动与倡议:学者评估我国地方精神卫生条例的不足

    近日,在2012年第2期《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上,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狄晓康、肖水源共同发表论文,旨在了解我国大陆地区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在内容上的不足,为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建议。研究指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需要在对非自愿就医的标准、批准机构、复核机构、实施步骤、期限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需要规定切实可行的审查、监督机制及司法救济途径;需要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就业、住房权利和社会保障制订具体的规定或实施细则。

    采用专题讨论的方法,对我国大陆地区六部地方精神卫生条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检查清单》进行评价。

    结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立法检查清单,六部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彼此之间相差不大,六部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在自愿入院、自愿治疗、非自愿入院、非自愿治疗、社区中的非自愿治疗、特殊治疗、监督调查机制、犯罪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处理、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就业、住房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较少。(来源:医脉通)

    本刊编辑:

    刘飞跃

    柳梅

    发行:民生观察工作室

    回目录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