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日开学第一天，湖北十堰郧西县城关镇东方小学发生了4死5伤的校园血案。凶手的暴虐残忍令人发指，弱者挥刀向更弱者的现实更是令人震惊。毕竟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杀人的借口，却因女儿报名与老师发生矛盾，身为人父竟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在如此惨案的背后，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类似血案不断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来，全国已经发生过近18起导致学童和幼儿伤亡的恶性事件，导致约180名学生和老师死伤，十堰校园血案是今年的第二起。十堰校园血案的嫌犯陈某是该校学生家长。就目前媒体披露的案情看，陈某女儿正处在在义务教育阶段，却因学习成绩差、暑期作业未能未完成，时值开学，学校却不允许孩子上学。陈某为此曾4次向老师求情，“差不多向老师跪下”，但仍然被拒绝。媒体报道认为，上学被拒一事成了惨案的导火索。但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十堰警方称校园血案非因孩子上学，而是另有隐情，暂时不便透露————案情虽然因为警方的说法变得混沌，要晓以时日才能澄清，但并不能因此改变此案中陈某的家庭穷困，女儿上学被拒等事实，也不能无视血案背后，显见存在的教育公平问题。
在每一次的校园血案发生后，校园安保问题总是被率先被提及，安保责任直接而表面，首当其冲顺理成章。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事端的根源，如教育未能实现平权，教育资源缺失和分配不公等等，往往少有人提及，从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往往步入了治标不治本的误区。事实上，即使将校园安保的堵缺补漏和升级视为当务之急，其本质上也是一个教育公平问题。城乡治安环境的差异、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校园安保投入的大小等等，都与学校和师生的安全息息相关，都可以归结到教育公平的问题上来。十堰校园血案案情所披露的一些细节看，就存在着明显的教育不公,以及受教育者的教育权益受损的问题。
首先，该校以成绩差，暑期作业未完成而拒绝陈某女儿上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严重侵犯了她受教育的权利。在一些学校和教师动辄以拒收、开除等粗暴手段对待学生的现实中，《义务教育法》的强制性荡然无存，这种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甚至在全国范围来说，都是屡见不鲜的常态，体现的是学校教育管理的低劣和教师基本素质的欠缺，也正是陈旧、僵化、效率低下等教育制度弊端的具体体现。其严重性和不可预测的恶果是：姑且承认学校的“并非真要拒收陈某女儿，只是向家长施加压力”的辩解，这样罔顾受教育者权利的做法，终究成了“压垮陈某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十堰校园血案还暴露了当事学校师资设施不足的事实，这也正是全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缩影。该校有900多名学生，却只有17各班，已经超过每班45人的行政限额。而该校当地户籍生仅占学生总数的1/6，无疑会扭曲教育资源的配置，同时又是户籍恶制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祸及教育的一个明证。
另外，嫌犯李某的家庭经济状况、病况等，昭示的是一个生活和权利都缺乏基本保障的社会底层的困境，李某身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在理智丧失的绝望之际，挥刀朝向更弱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变异和认知缺失，无疑可以归咎于教育的不足和社会保障的缺失，更是教育不公的体现。
放宽视界，教育行政垄断，党化奴化教育横行；教育观念陈旧，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巨大，共同涂抹了一幅教育制度陈腐不堪、教育不公处处可见的惨淡图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60%的农村学生，所获教育投入仅占总投入的23%，仅此一项，已经足见教育资源分配的扭曲状况和教育不公的严重程度，也不难感受到，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之下，教育平权之路的漫长和艰巨。
将近些年来频发的校园血案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可以断言，要确保学生安全，避免一再重蹈覆辙，必须从制度层面获得突破，首先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教育上则关乎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教育公平，其次，应该将出现的问题归结到教育平权的基本面上予以解决。一个普世皆知的常识是，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教育公平是社会正义的基石，教育资源的公平和合理配置，是教育成功的前提，也是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保障学生生命安全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校园安全问题的关键。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9-4
标签： 安全
教育平权才是学生安全的根本保障 ——评十堰校园血案
敞开大门后 如何应对安全风险
患者自愿原则是5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精神卫生法》的核心要素，对自愿住院的精神病患者进行开放式管理是否会成为主要方式？开放式病房如何保证患者安全？一旦患者发生意外，谁来承担责任？这一系列问题成为精神科医务人员最关心的事。
患方更接受开放式住院
“患者自愿住院，就应当尽量不限制其人身自由，原则上都应安排在开放式病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党委书记、医疗副院长王向群认为，《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患者自愿原则将得到更突出的体现，开放式病房将成为“主流”。北大六院实施开放式病房管理模式已经10余年，目前只接收自愿住院治疗患者。“病房尽可能为患者提供现有条件下较为宽松的生活和治疗环境，患者将享有现有条件下最少限制的个人行动自由，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患者自愿原则、患者权益最大化，是《精神卫生法》确立的基本原则的重要内容。患者住院方式的改变，患者及其家属对治疗方式的可接受性，会影响到治疗决策，“医院的开放式病房将进一步增多，患者愿意在门诊、社区、居家治疗的比例也可能增多。”
据了解，目前，国内已有很多精神科专科医院实行了半开放或全开放式管理。前不久，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李箕君副教授、张宁教授等牵头，对全国53家以三级医院为主的精神科专科医院和综合性医院精神科进行了开放式病房管理调查。结果显示，在开放式病房，患者自愿入院、治疗依从性更好；与医生能够进行更多沟通，获得更多治疗相关信息；在治疗中能得到更多康复训练等。
调查还显示，现有的开放式病房大多针对轻性精神障碍或其他非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很少收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对此，王向群认为，今后，医院首先要改变“开放式病房收轻性精神障碍患者，封闭式病房收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观念，在坚持病人自愿原则的前提下，患者入住封闭式病房、半开放还是开放式病房，应当根据对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而不是根据患者所患疾病的“病名”来确定。“病情稳定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如精神分裂症患者也可以入住开放式病房，严重抑郁症患者也可能需要入住封闭式病房。”
根据患者自愿原则，封闭式病房的患者在病情稳定时是否可转入开放式病房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如果患者需要“转病房”，必须由封闭式病房和开放式病房的医生对其进行评估，都认为病情稳定后方可办理转科手续。
王向群提出，“以病人为核心”的主诊医生负责制，对病人权益的保护更为有利。主诊医生应该可以根据病人病情变化，决定自愿入院患者是否需要由开放式病房转入封闭式病房，非自愿入院患者病情稳定后是否可以再转到开放式病房。
病情评估是最关键环节
“更多患者选择开放式病房，也使开放式病房的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对病人病情的评估非常关键，患者自杀风险、冲动风险评估尤为重要。”王向群强调，开放式病房中，病人管理的核心是安全，必须对病人病情进行及时、全面的评估，确定是否适合入住开放式病房。
“开放式病房面临的主要是安全问题。”陕西省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领导小组副组长师建国也表示，提高病情评估水平的同时，还应建立风险预防制度。
患者监护人的责任也需要进一步强化。王向群表示，首先院方应当尽到告知义务，为此该院已经制定了知情同意书等系列文件，“在患者已经签署自愿住院治疗知情同意书的前提下，医院还特别要求患者及其监护人签署开放式病房住院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书，以强调相关重要事项。比如，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有权要求患者家属24小时陪住或雇护工陪护。陪住人对患者的个人安全负有责任。”
实际上，要求患者家属陪护也是目前精神科开放式病房较普遍采用的一种管理方式。精神科开放式病房管理调查结果显示，在病房的管理模式上，实行病人“无陪护”的医院较少，要求病人家属全陪护的医院在三成左右；超过七成的医院根据病人病情等原因进行“有选择的陪护”。
近九成的医院因为“患者有自杀风险”而要求家属陪护；七成左右的医院因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差”或“自知力不完整的精神分裂症或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而要求家属陪护。院方对陪护人员会进行安全监护、陪护职能沟通、卫生宣教等内容的告知。
王向群说，在患者入住开放式病房后，必须加强医患沟通、护患沟通及医护沟通，及时掌握病人病情变化并进行病情评估，“根据患者病情变化，因陪住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患者可能出现精神卫生法提及的‘伤害自身’情形时，医院出于对患者安全性的考虑，有权将患者转入封闭式病房，如果监护人不同意可终止自愿住院治疗。如果患者出现冲动伤人行为或危险性，医护人员评估患者不再适合住开放式病房，医院将及时与患者监护人联系，转入封闭式病房并办理非自愿住院治疗手续。在紧急情况下，医院可在家属到来之前将患者转入封闭式病房。”
另外，由于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患者的心理、情绪及行为等方面容易受环境影响出现较大波动，这对开放式病房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和职业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护人员必须规范自身的医疗服务行为，不能因为医疗服务不周给病人造成病情波动。”王向群说。
住院患者监护权不发生转移
一位抑郁症患者要求入住开放式病房，考虑到患者有自杀倾向，院方要求家属陪护，并严格履行了相关告知义务，特别向患者家属强调要密切注意患者人身安全。但在一天深夜，患者趁家属睡着了，在卫生间自缢身亡。
事发后，患者家属认为医院没有尽到看护职责而将医院告上法庭。司法鉴定认为，虽然患者有家属陪护，但在家属睡着的情况下，病房护士未尽到“注意义务”，没有及时将家属叫醒。最后，法院裁定院方在这起意外中应当承担10%的责任。
由于患者病情的特殊性，精神科开放式病房发生患者自杀、自残等意外事件的可能性较大。师建国认为，患者入院后并没有发生监护权的转移，因此，精神卫生机构不是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不应承担监护责任，“在新的法律环境下，医生、患者、家属、社会都会有一个适应过程”。
据了解，《侵权责任法》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目前的法院裁定中，开放式病房中的患者发生意外，医院大多被判定承担1%～10%的责任。对此，相关法律界人士表示，“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是指医务人员应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注意义务是侵权责任的核心要素，是界定过失的基准。“如果一个人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害，那么，一般情况下他应对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来源：健康报http://www.jkb.com.cn/htmlpage/36/369083.htm?docid=369083&cat=0I&sKeyWord=null）监护人陪乘预防精神病人危害航班安全
继一名精神病患者打电话威胁国航两架飞机后，近日，深圳航空公司一架由深圳飞往西安的航班在起飞40分钟后，一名后被证实患有精神病的男乘客使用手表拼命砸机舱玻璃窗，并向其他乘客大吐口水、爆粗口。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陈柱钊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精神病尤其是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因发病时间的不可预料性、侵害对象的随意性以及发病时行为的不受控制性，容易酿成恶性事件，如何综合平衡并有效保护精神障碍患者获得救治的权利以及正常人不受精神障碍患者侵犯的权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新型社会课题。
间歇性精神病患涉案四难
据卫生部调查，我国现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由于综合诊疗体系不完备，对这些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水平偏低，往往导致贻误最佳治疗时机。再加上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不够到位，造成部分有暴力倾向的患者伤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事件时常发生，损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人身和财产权益。
"无行为能力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往往事先能够采取措施限定其行为，因此，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一般是由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引发的。"陈柱钊说，办理此类案件存在患者难鉴别、发案难预防、后果难预测、案后难处理“四难”。
据陈柱钊介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时的思维模式、行为表现等无异于正常人，故无从进行鉴别。此类精神病患者的发病时间、发病地点以及发病的严重程度均无法预料，故无法在事先有效干预，而只能在发案后及时应对。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发病时情感失常、行为失控，侵害目标随意，侵害手段凶残，致使后果难以预测，容易引发群众性恐惧和不安。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家庭难以逃脱"因病致贫"的命运，这使得一方面，被害人的损失难以得到赔偿，另一方面，因为法律不惩治无认知能力时的行为，故除非被强制医疗，否则患者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将难以避免。
患者未发病时犯罪应负刑责
精神病患者危害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应该怎样处置？精神病患者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呢？
记者了解到，深航航班上发生精神病患者用手表砸机舱玻璃窗事件时，机组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并由一名安全员陪同劝导，事发20分钟后平息了该名男乘客的情绪。在抵达目的地后，医生和警方一同将该名男乘客带离了机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刘杨田认为，在触犯刑法的情况下，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并给予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而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警察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由此也引发了另一种担忧：如何保证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被强制收治呢？
在刘杨田看来，即将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的精神卫生法，规定了严格的强制住院治疗制度，将确保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因程序、制度缺失而被强制收治。这些规定综合平衡并有效保护了精神障碍患者获得救治的权利，以及正常人不受精神障碍患者侵犯的权利。
完善致损后救助帮扶机制
“应多管齐下预防精神病患者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陈柱钊建议，建立病情档案机制，进行科学分类管理。相应地，建立对重点对象的监管机制。可将易肇事肇祸或有严重暴力倾向的患者列为重点对象，由辖区民警或社区矫正组织对重点对象的行为进行监控，尽可能地做到"监管在前"，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
与此同时，建立精神病患者进入特殊区域监护人陪同机制。由于患者在发病时的认知能力将大幅降低甚至丧失，因此，可以要求患者在进入特殊领域如乘坐飞机时，应由监护人陪同，以尽可能降低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完善致损后的救助帮扶机制十分关键，一方面应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掌握病情档案的基础上，设立专项资金，重点对易肇事肇祸但家属无力救治的患者，进行强制治疗，同时对患者致损的被害人由政府先行进行赔付、帮扶；另一方面可创新保险机制，增设精神病人危险行为致损险，以尽可能地分散风险。" 陈柱钊说。（来源：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