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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份，本刊志愿者在北京遇到了上访的宋嘉鸿，得知，他曾被医院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医院为此隐瞒多年，当宋嘉鸿经过法律途径要求医院公开说明理由时，医院的回答中以“尊重个人隐私权”为由而否定了医院向病人履行告知义务。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正是中国政治动荡的高峰期，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针对四人帮的打击全面展开，当时的双打运动【指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行的双打】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各社群企业团体中展开。

本文主人公宋嘉鸿，男，59岁，汉族，中国江苏省人，住址：上海市国和路市光三村81号503室，上海无线电三厂（以下称为老厂）下辖江西小三线（以下称为新厂）下岗职工，当年正好是江西新厂双打办公室成员，在一起由偷情最终演变到迫害栽赃别人性命的案件中，个性耿直的宋嘉鸿，不愿意看到受害人被冤屈，挺身而出替其发言，却被双打办公室政治部主任、保卫科长两位负责人压制住。又因为一些其它案件发生，他最终决定离开厂区回上海投诉去。
 
1978年4月9日，宋嘉鸿请了事假先回上海再去中纪委，当时在上海老厂里有个江西新厂办公室，专管江西到上海出差人员，1978年4月15日，该办公室负责人樊柳英主动找到宋嘉鸿说帮他搞个病假条，抵消新厂的事假，由于是熟人主动帮忙不好拒绝，他就答应了。
 
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早已是一个预定好的阴谋。老厂医务室诊断开出的病假理由是“神经衰弱”，并提醒他老厂的病假没用，须到静安区中心医院去，负责人樊柳英说帮他在问问老中医，先不用去静安医院。
 
1978年4月19日，宋嘉鸿门口来了一辆厂车，他以为是送他去静安医院的，谁知该车径直驶向上海市精神病总院（后来改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当他们到医院后，宋嘉鸿才知道挂号都办妥了，初诊医生给开了一周休息，但医院没有给诊断结果，樊柳英则说“严重神经衰弱”。
 
2004年11月，宋嘉鸿因为案件需要，调取病例拿到上海市精神病院”病史”，才发觉问题的严重性，当年送他到精神病院时，老厂区出了介绍信，该信的内容说他已经“精神失常数月”，但是介绍信必须老厂主管生活的副厂长批示，可厂长没批，不知道樊柳英主任如何搞到的；老厂医务室为了配合病假只是诊断为“神经衰弱”，不知为何变成了“精神失常数月”。
 
除了厂区的问题，宋嘉鸿还发觉医院也有问题，从1978年4月19日初诊开始，复诊二、三均未有诊断结论，稍微有点医疗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门诊72小时就能出诊断结果，病例本一直到7月5日才开始记录他为“似乎假性幻觉”，到1978年8月1日记录“误诊”变成了“反应性精神病”。
 
宋嘉鸿说：“这不是看病，是在要口供，这是典型的造假，所以精神失常数月这个词真是栽赃的不得了，生怕我提前到北京，经过101天的鉴定，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才下了“反映性精神病”结论，时间已经证明，这是不负责任的违法行为，因为任何医疗行为不能离开及时与准确”。
 
2004年，宋嘉鸿向徐汇区法院起诉，状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希望对方撤销对他的“反映性精神病”的错误结论，并赔偿经济损失2.49万元，及全部诉讼费，遭上海徐汇区立案庭拒绝。
 
2005年，宋嘉鸿向上海市卫生局提出请求函，要求查问医院当初为何不告知病人诊断结果，荒唐的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回复，以“尊重个人隐私权”为由而否定了医院向病人履行告知义务，其《病假证明》除姓名外，均呈空白状态，实际上是支配了病人的隐私权。
 
宋嘉鸿认为：“这样的处理结果，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而且不遵守医疗法规，已构成侵犯公民知情权”。
 
为了自己的清白身份，宋嘉鸿这十多年来一直奔波于上海到北京之间，但是穷尽司法程序，那么遥远的事情估计也很难还他一个公道了。为何会被无缘无故的鉴定成“精神病”，宋嘉鸿说“1978年4月从江西单位请事假回上海，主要任务是向中纪委反映厂党委与当地公安局私放及包庇奸淫幼女、破坏军婚、逼死人命与投毒诬告等重大案件，现已得到证实，上述案件与上海市公安局某些贪官为了既得利益赴江西插手有密切关系”。

宋嘉鸿本人
 

三厂的介绍信

病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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