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媒体热切关注精神病患者，抑郁症、躁郁症这些关键词，都成为媒体增加浏览量的工具。大众喜爱看疯掉的人有多疯，悲惨的人有多惨。台湾女作家林亦含自杀，大家马上追查她小时候被诱奸的惨状，亦想一窥侵犯她的老师有多丧心病狂。连续有学童自杀，大家纷纷揭开各种绝望真相，看看莘莘学子有多惨，家长、老师、社工有多疯。《一念无明》成为一时佳话，大家凑凑热闹，比较一下电影世界与现实世界，哪一边较惨，哪一边较疯，乐此不疲。
对于应该如何看待精神病及精神病患者，一种看似较前进的论述方式，自不是主流传媒般着重juicy的疯癫与悲惨，而是强调须了解精神病患者的处境︰他们经历了什么？正在面对什么？什么将他们迫至精神绝境？有人可能会尝试从这些问题找出社会结构问题；有人则希望唤起大众同情，从而消除精神病的负面标签效应。后者往往将神病患者放在“受害者”位置，并强调他们是个“好人”，甚至有时候将他们神圣化。笔者认为这种论述方式，放在现实处境显得苍白无力，根本无法有助除去负面标签。
先谈谈《一念无明》。试想想，导演与编剧为了令观众同情阿东这个角色，制造了多少对立与映衬的人物设定？父亲与弟弟离弃母亲，只有阿东不离不弃；好友结婚，座上客不尊重一对新人，只有阿东凝神倾听，众人皆醉他独醒；只有阿东接近冬菇头小孩，其他人都受俗世蒙尘，阿东却拥有澄明的童心。简单而言，阿东是个躁郁症患者，同时是观众眼中的“好人”。
一部好的电影，往往能够描写人性的复杂，而不是将人性简化。人有很多面，精神病患者亦然。如果阿东是个好色之徒，如果阿东是个自大狂，如果阿东为求私利不择手段，如果他是个“坏人”，你还会同情他吗？让我先分享两个故事。
我曾经有一个有躁郁倾向的朋友V。他很有才华，年纪轻轻已成立公司，单靠艺术创作足以支撑物质丰裕的生活；他非常自恋，总觉得自己魅力四射，只要他一出手，多漂亮的女生也可玩弄于股掌之间；他非常自大，深觉自己的才能之高，应当上全世界的皇帝才合理，那样全人类定必蒙福；他极度大男人，在他眼中，（漂亮的）女性都需要他保护，而很多时候他也视（漂亮的）女性为性玩物。无法让每个（漂亮的）女生服侍他，或许他会觉得太可惜，也觉得自己太吝啬。
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L，跟他一起有几年时间；另一位朋友Y亦曾长时间替V工作，与他紧密相处过一段时间。你可想象到两人的苦况吗？他们都一致认同，跟V相处日久，心里总是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就是说很inferior，这自然部分由于V总是表现出高人一等，同时亦有成就可依。“我成就，我能干，为何我不可自恋，不可自大？”这就是V的态度。另一方面，两人跟V的感情却又真挚深厚，于是他们陷入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佩服V的才干与成就，另一方面却累积着不甘与郁苦。
V一直都展现出躁郁倾向，平日情绪高涨，他就会像阿东出院后联络到Jenny一样自信满满。阿东问父亲︰“你究竟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V则会问身边的人︰“你到底有什么梦想？”彷佛他们都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可以达成最了不起的事。直至有一段时间，V与L的感情终于出现危机，加上工作上遇到重大挑战，V才始真正“病发”，像阿东一样，不时躲在家中不断哭，不断哭，呼天抢地的哭。
后来，L与Y相继与V断绝联络，V继续“有order地bipolar”，旁人在facebook上只知V的才华与成就，不知V的性情与躁郁，更遑论得知曾经陪伴在他左右的L与Y的心理阴影面积有多大。
再谈另一个故事。
朋友A在某一间设计公司工作，他有一个女同事C，她患有抑郁症。C最初入职时，没有人知道她的病。直到数个月后，C开始无故失踪，主管用尽一切方法也联络不上她，这时A与一众同事方知C是抑郁症患者。工作量不变，上班人数却减少1名，其他同事便需要摊分C的工作量。起初大部分同事得知C的情况，都抱以同情。一众主管亦非常善良，希望大家可以体谅、原谅同事。后来，C失踪的次数愈发频密，情绪与精神状态似乎没有改善。曾经有人劝她转为兼职，她不愿意，声称家里经济压力大，看精神科专科价钱亦昂贵。
这听起来非常合理，可是当A及他的同事发现，C在无故失踪或因病告假时，常常跟男友到处旅行，有一次还飞到欧洲游玩。于是，一众同事的态度逐渐改变。为什么他们会发现呢？因为C每次出游，都会在facebook上载大量游山玩水、天高地阔的照片，偶尔还配上文采飞扬的文字，你说怎令人不为之气结？同事困在公司做生做死，还要摊分C本身的工作量；C却正常出粮，开心旅游，供养父母的责任都由他人摊分。主管对此事感到为难，估计该公司的人事部亦不能随便解雇C，因为这牵涉歧视问题，须考虑到C会否告上劳工处。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些图片与文字，“指引”大家如何面对精神病患者，列举一大堆什么“关心精神病患者不能说的10句话”。如果根据这些指引而坚持政治正确的态度阅读上述故事，结论很可能是︰V与C面对的痛苦有多大，旁人根本不能明白，他们到底面对什么处境，旁人亦未必知道。具批判精神的读者也可能会说︰在V的故事，其实L与Y若感到不妥，应该及早与V沟通，他们所谓的心理阴影，自己也有责任；至于C的故事，C可能正正是情绪出问题，才需要旅游散心。
是的，以上的说法，统统有可能成立，而笔者分享上述故事，相信一定会招来“责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批评。笔者仍然这样做，是想带出一个重点︰精神病患者身边的“一般人”，也可以面对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扭曲的心理，而正正因为他们是“正常人”，因此不会被关注。相信要他们跟V与C“斗惨”，他们很可能不会“认输”，认定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至少V靠着其才干得到一番成就，生活得比L与Y还好；至少C可以利用“抑郁症”这个标签，来争取生活的最大资源，而C的同事却没有。可以想象，要同情精神病患者的论述，对他们来说，是多么廉价与可笑。在这情况下，将精神病患者预设成受害者，根本毫无意思。
两个故事的另一重点是，有时候我们很难分辨出精神病患者所面对的问题，到底是性格问题，还是精神与情绪问题。当然，两者本来就并非可以简单二分，而可能是互为影响。但为了让大众同情精神病患者，电影与媒体往往要将精神病患者塑造成“好人”，才可顺理成章地将他们放进被同情的受害者位置。在现实中，精神病患者在他人眼中却可能不是个“好人”，正如V与C在他们身边的“一般人”眼中那样。那么，我们又是否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不是“好人”而不同情他／她？显然不是，这正正反映出将精神病患者塑造成“好人－受害者”论述方式的无力，它不但将精神病患者与现实简化，也无法让人学懂如何面对眼中不是“好人”的精神病患者。
对于身边没有精神病患者（或就算有但没有为他们带来负面影响）的人来说，要了解、同情、善待精神病患者，是非常容易接受的事情，这亦日渐成为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一种意识形态，犹如在这时代我们要无条件接纳性小众一样。对于受精神病患者影响而感到困扰的人，他们则很可能会说︰“我同情他们，谁同情我呢？”因此，将精神病患者界预设为受害者，根本无助处理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都同意，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所谓精神病患者的话，那么，与其要求人预设精神病患者为受害者，要求人无条件同情精神患者，不如不要界定到底谁人是受害者，而是要同情人的处境本身。更重要的，是着力寻找出令人出现精神或情绪问题的社会结构问题，因为精神病除了源于个人因素，也源于各种社会因素。当然，精神病患者本身的确要面对一般人所不会遇到的问题与压迫，例如要面对西方医学霸权的暴力，医生只懂开药，不去了解每个病人的创伤史、不顾他们的死活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在此不赘。
读完以上故事，读者可能会觉得是道听途说，亦包含传递故事者包括本人的偏见，难以作准亦难以讨论。那么，让我们来作个思想实验︰如果希特拉患有严重精神病，身陷极大痛苦，才迫使他下令屠杀犹太人，你会同情和原谅他吗？如果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难以控制自己口出狂言与推出各种损害人民利益甚至涉及种族歧视（如穆斯林禁令）的政策，你会体谅他吗？
不少专家也曾判断希特拉患有多种精神病，如精神分裂与妄想症等等，当然亦有另一些专家反驳。至于特朗普，今年2月就有33个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与社工发联署公开信，对特朗普的精神状态表示关注，认为他有“将反对者踩烂在脚下”的持续需要，难以容忍任何异见，不能同情他人等等问题。他们相信，特朗普情绪极度不稳，不能胜任总统一职。
不论希特拉与特朗普事实上有没有精神病，相信大部分人面对上述的假设问题，答案也是“不”。或许部分读者会又再有种错觉，认为笔者这样问，是要污名化精神病患者，这当然不是笔者的原意，道理显然易见︰即使特朗普与希特拉真的是精神病患者，也不等于所有精神病患者等于特朗普与希特拉。笔者问这样的问题，是想提出最极端的情况，尝试进一步反思，当我们说“要同情精神病患者”，其实意思是什么？
我们会不其然同情《一念无明》的阿东“意外”杀母，但不能同情希特拉屠杀数百万犹太人，这就反映出我们的“同情”并非无条件，而是会考虑到精神病患者本身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其“清醒程度”、掌有多大权力等等因素。从此，我们会发现，要定出同情与不同情之间的那一条界线，根本不是易事，当中或许牵涉到伦理学的问题，有人可能会重视精神病患者是否有自由意志，有人可能会侧重精神病患者对他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WUkUxl 2017/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