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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2年7月24日消息】本网获悉，长沙富能公益三之一的吴葛健雄，被湖南当局秘密审判获刑三年，现已于2022年7月21日刑满释放。

据悉，吴葛健雄已于7月21日下午16点多回到家中，他于早上6点多被赤山监狱从沅江开车送至杭州司法局，历时10个多小时，十分疲惫，暂时需要静养。

历时三年，吴有水律师终于与儿子团聚，百感交集。他感谢朋友们的关心！

“长沙富能”案发生于2019年7月22日，当局分别在深圳及长沙抓捕“富能”公益机构的负责人程渊和工作人员刘永泽（刘大志）与吴葛健雄，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同年8月26日被以相同罪名逮捕，后羁押于长沙的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办案单位则是长沙市国安局。

三人从被捕至羁押期间，一直未获准律师会见，且三被告案件从起诉、庭前会议到开庭审理，当局一直以秘密形式进行。当局一直拒不承认家属聘请的律师，律师与家属多次向当局交涉，亦透过申诉形式控告办案单位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的违法行为，亦无果而终。

2020年9月初，“长沙富能”三被告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长沙中院秘密开庭审理，当局宣称“公开审理”，但家属却未收到有关通知，连长沙中院的开庭公告中亦未见该案信息，已开庭的消息亦是在与官派律师交涉中无意得知。

直到2021年8月，家属经多方打听才获知，程渊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刘大志（刘永泽）、吴葛健雄也已被宣判，分获有期徒刑两年和三年。

吴葛剑雄：出生年月不详，湖南省长沙市人，外称“小吴”，弱势群体维权诉讼代理人，民间公益组织“长沙富能”NGO成员，中国曾押政治犯。

因积极从事公益维权活动，代理多起维权诉讼案件等，深受大众欢迎；近年来因在参与公益维权同时，与机构其他CEO成员和海外人道服务机构往来较多，遂遭中共当局警觉及严密监控。

2019年6月，因对香港「反送中」抗议有同情言论，同年7月21日遂与另两位公益成员一同被湖南省长沙市国安局警方从公司办公室带走，次日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据悉，其事先委托代理律师向长沙市国安局了解详情遭拒，仅告知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后其代理律师被强行更换为官派律师；2019年8月26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转正式逮捕，并被羁押于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

2020年9月初，其三人案在长沙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庭受审，但一直只审未判；2021年7月20日，终被长沙市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统一宣判，吴葛剑雄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刑期至2022年7月21日。

此前在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衡州监狱第四监区服刑，后转至赤山监狱服刑。

郭飞雄先生，要去美国照看他那病重的妻子。

结果，在机场，被拦截了，再然后，便沓无音信了。大概率是被中共的有关部门给关押到某个秘密的地方了。

和朋友给通电话时，朋友谈到了中共的这一不人道的行为。除了郭飞雄之外，一个多月前，公益机构“长沙富能”被抓捕的三个人中，吴葛健雄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母亲突发重病、继而病故。然而当局罔顾其父的再三申请，拒绝吴葛健雄回乡见母最后一面。

“人道？”我在电话里问，“什么时候听说过中共也讲人道？”

朋友说：“不是还有‘革命的人道主义’吗？不是还有‘社会主义人道’吗？”

是了，中共确实也谈过人道，谈过人道主义。但他们的人道，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他们认为，人们一般所说的人道，是抽象的人道，是认为用之四海皆标准的“普适的、资产阶级的”人道。而共产党人只认为，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种“普适的”“抽象的”人道主义。

共产党认为，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存在所谓的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两次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都驳斥过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是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该段内容引自中共理论家胡乔木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下面我用通俗的语言来作一个解释。

在中共看来，人只是一定社会关系中才具体地存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奴隶和公民”不可能“两者都是人”。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和敌人”也不可能两者同时都是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对共产党有帮助的“人民”才能算得上是“人”，而“人民”之外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都不能算是“人”，而是要在“人”之前加上一个字，即是“敌人”。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什么是敌人呢？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标准是不相同的。今天的“朋友”甚至“同志”，随着革命的“需要”，明天可能就是“敌人”了。同样，昨天的“敌人”，由于革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可能成为“朋友”，即人民的一部份。

所以，在中共的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人民”和“敌人”，只要根据革命的需要昨日的“人民”或以认定为“敌人”，昔日的“敌人”，也可以认定为人民的一部份，即“朋友”。

除了对外部“敌人”不用讲“人道”，就是在自己内部，与当权者意见不一致的人也是一样。

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当年中共在苏区“肃反”，杀人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83年，江西有23万8千多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

中共建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之后，外部不同意见基本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开始内部的斗争：从庐山会议斗争彭德怀、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只要与当权者毛泽东意见不同的人，即便只是一时“站错队”，均被无情的打倒，遭受非人道的折磨。文革之后，依然如此，从1989年的“六四”屠杀，到本世纪初对法轮功人士的残酷的血腥镇压；从新疆到西藏，再到最近的香港，他们何曾对不服从自己的人讲过什么“人道”？而中共纪检、监察部门对“党政干部”的“双规”、“留置”也频频闹出酷刑和人命，也早不是新闻。其实这些同样都因为，在中共的那里，凡外部不服从者、内部“站错队”者，就根本不能算是“人”，既然不能算是“人”，也就无所谓“人道”可言。

郭飞雄一直以来，都是以“异见人士”而存在。而吴葛健雄和长沙富能，也是“噪音制造者”。这些人，当然就是不迷信中共那一套独裁理论，不盲目服从中共集权统治的，这些人，在中共的眼里，根本就不能算是“人”。怎么可能与郭飞雄、吴葛健雄这样的人谈“人道”？

所以，别听中共谈“人道”。在中共的眼里，暂时听从他们的人，暂时算是“人”；不需要或者不听从的时候，则不能算是“人”。而对那些反对他们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坚决不能算是人了。既然连人都不算，有什么权力要求“人道”？

卞逾明
2021年2月5日

【民生观察2020年9月16日消息】2020年9月16日上午11点15分，“长沙富能”公益案三家属施明磊、程晓涓、吴有水来到湖南省高院，对长沙市中院参与长沙公益案秘密审判的人员，以及非法拦截家属的法警进行投诉：

一、投诉法官赵喆
秘密开庭，当事人律师递交辩护手续他拒接，躲避律师近90天，开庭6位律师没有上庭，家属没有收到开庭公告。

二、投诉非法拦截家属的法警
1.法警头目（女，430131，拦截家属并把通往办事大厅的门锁上，并把家属要求去办事大厅的行为定为闹访的女法警)。
2.法警（43A076），拦截了家属还要家属自己猜为什么被抢被拦截。
3.法警政委向政委，下命令拦截家属的人。
4.法警头目：431028，下命令拦截家属的人。

湖南省高院的工作人员分别输入了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的名字，然后他们说该案没有立案。问三家属是不是搞错了?

秘密开庭都开完了，长沙市中院竟然没有立案，这操作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

三家属预告：我们已经给法警、向政委及警号为431028的法警头头一个解决方案，让他们好好讨论下，明天家属会继续去办事大厅查询结果：“喊上所有法警，跟着我们进入办事大厅查询案件审判结果。”

据悉，“长沙富能案”三被告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已于上周在长沙中院秘密开庭审理，当局宣称“公开审理”，但被告家属却未收到有关通知，连长沙中院的开庭公告中亦未见该案信息，已开庭的消息亦是在与官派律师交涉中无意得知。

该发生于2019年7月22日，当局分别在深圳及长沙抓捕“富能”公益机构的负责人程渊和工作人员刘永泽（刘大志）与吴葛健雄，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羁押在位于长沙的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办案单位则是长沙市国安局。三人从被捕至今已有一年多，但至今未获准会见律师，并且三被告案件从起诉、庭前会议到开庭审理，当局一直以秘密形式进行。一年多来，当局一直拒不承认家属聘请的律师，律师与家属交涉无数次不果，亦透过申诉形式控告办案单位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的违法行为，但均无果而终。

“长沙富能案”中被拘押的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诉讼。

长沙富能案被拘押人士程渊的妻子施明磊于9月11日前往长沙市中级法院问询案件进展情况，从主管该案的法官赵喆电话中确认该案已于上周开完庭，该法官并在电话中公然声称该案是“公开审理”及“保障了当事人的一切权利”，而身为案件当事人的妻子居然没有得到开庭通知，并家属委托的律师从未被允许介入该案，且官方指定的律师姓名都不让家属知情，如此开庭居然说公开还保障了当事人权利，这不仅是公然无耻撒谎，而且完全抛开一切执法程序与法规，是赤裸裸地以文革阶级斗争的专政来代替执法。

据被控“长沙富能颠覆案”当事人之一的吴葛健雄的律师吴有水于9月10日前透露，由官派律师陈汝超方面得知，富能案已于上周在长沙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庭，并且庭审已经进行完毕，但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判决书。

9月11日，施明磊在律师陪同下带着女儿去长沙市中院问询案件进展，希望确认开庭信息是否属实。法官赵喆和黎军副院长仍然拒接电话，办公电话连书记员也不接，打刑庭电话称不知该案情况，要他们联络赵喆。施明磊一行没有等来赵喆法官，并且被一群法警围堵，不让谢阳拍照。

最后法警负责人打通赵喆电话，确认上周已开完庭。随后，施明磊一行去了长沙中院立案庭查询窗口，查询案件进度，工作人员分别输入“程渊”，“刘大志”（刘永泽），“吴葛健雄”三人的名字，搜索结果一片空白，称该案根本没有录入系统，工作人员也表示自己不知道。

面对如此情况，法警负责人竟然转告主管该案法官赵喆的话称该案是“公开审理”的，“保障了当事人的一切权利”。

施明磊觉得太荒唐，她在推特上三问赵喆法官：一是她下载备份了中院网站上赵喆接手该案以来的所有案件公告，没有该案的任何记录；二是程渊的辩护律师张磊、谢燕益都没有上庭，当局却叫公开审理；三是开庭没有通知家属，显示案件完全是黑箱作业。

长沙富能联合创办人杨占青认为，此案表明当局对公益人士的迫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连家属也不通知开庭时间，完全秘密开庭，这是在以前的公益维权人士被打压案件中还没发生过的。

杨占青觉得这一方面表明了当局在对公益维权人士越来越仇视的趋势上更是变本加厉，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一些具体因素导致的，比如可能是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三人遭受酷刑导致身体健康问题，当局不敢让家属知道，就不通知家属开庭信息，避免家属参加和外界知晓，或者可能是当局连庭审的基本程序表演也懒得做了，完全强审强判，就不愿让家属看到法官、检察官和官派律师的严重违法行为；还有一种可能是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三人坚持不配合他们庭审表演，法院担心三个人当庭翻供，就不敢通知家属参加。

“长沙富能案”中被拘押的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诉讼。

2019年7月22日三人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在被羁押一个多月后于8月26日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

拘押程渊当天，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被办案人员违法采取戴黑头套、手铐、连夜审讯20多个小时，还被警方拿程渊女儿要挟以使其屈服，并且随后对施明磊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扣押其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包括证件、手机、电脑、医保卡、银行卡，并在第二天冻结了施明磊的银行账户，导致其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得不为生计问题疲于奔命。程渊的哥哥因在推特上质疑此案而被警方两度传唤。

富能案三公益人士自刑拘至今未能见到家属聘请的律师，并且家属聘请的律师还遭官方强行解聘，官方强行为当事人指派律师，代理该案件，而官派律师的资料信息一直拒不告知家属，承办该案件的法官对家属一直避而不见，令家属求告无门十分无奈。

程渊妻子施明磊依照法律程序，一年来多方向有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但均遭无声回应。在历经一年多的长沙国安等执法部门完全黑箱化作业后，长沙检察部门居然秘密将案件起诉到了长沙中级法院，并于7月中旬秘密召开了没有家属及其委托律师参与的秘密庭前会议，且于9月上旬在不发开庭公告，不通知家属，不告知家属委托律师情况下秘密开庭审理。

从长沙富能案三公益人士被拘押，家属被连坐，到不许聘请律师，不许家属与律师会见，不许通信联系，拒不依法对家属及外界透露任何案件进展情况，主理法官拒不回应家属咨询，拒不会见家属聘请的律师等等整个过程，可以看到长沙执法部门完全抛开了中共自身颁布的执法程序与法条，整个案件办理中没有丁点法律的影子，只有文革时期阶级专政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

值得外界高度警惕的是，长沙富能案并不是今天中国执法中的特例，因为近年来正在办理中的余文生律师案，覃永沛律师案等等案子，都是没有任何按照法律程序办理的痕迹，都是完全抛开中共自身颁布的法律如律师会见，家属联系，对外公告等等程序规定，而是完全黑箱化作业，是典型的文革砸烂公检法司后的阶级专政作派。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当局今天事实已经完全步入了抛开一切法制而镇压一切不甘被奴役人士的阶级专政时代，恢复了文革只讲斗争不讲法制的习性。

应该看到，中共当局今日如此野蛮赤裸裸抛开法制恢复文革阶级专政习性，是与中共党魁公然要求政法姓党紧密相联。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后，公然发出政法姓党、媒体姓党，一切服从党等等以党的名义专政的口号，事实就是向世界宣示党意志就是一切，中国统治由党的意志决定而不是法律，这就明示着中共极权集团完全不顾文明世界的人权、法治、公平、正义等等准则，一切惟中共集团意志为准则。

长沙富能三公益人士被中共集团完全抛开法制整个黑箱造案的事实，向世界宣示着中共极权集团已经完全步入了砸烂公检法的文革时代，今日中共的公检法已经完全没有维护公平正义的执法的成分，只有充当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打手的阶级专政角色。对此国人及文明世界应该保持清醒认识。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13日

湖南长沙从事防艾滋病传染、残障人士权益保护工作的三义士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自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刑事羁押，8月26日被长沙市人命检察院刑事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至2020年3月25日，为最近一次延长侦查期限即将到期。

家属得知三义士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的消息后，在第一时间，根据当事人本人的要求，为三人聘请了辩护律师，各辩护律师也在第一时间将办案的委托手续交给办案机关即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但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假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会见当事人需经办案机关批准的规定，将会见“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变成了“一律不允许会见”，而且非法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律师可以和自己当事人通信、电话的权利，致使三当事人的六位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始终不能履行辩护职责。

2020年3月16日，在长沙的各辩护律师突然接到长沙市司法局的约谈，声称三当事人已经解除与所有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的委托，另行委托律师。对此，我们全体家属深感惊诧！我们一致认为：三当事人所谓的解除家属所委托的律师，并不是三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办案机关肆意剥夺三当事人受辩护权的恶行。理由如下：

1、三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家属都是依据办案人员传达的当事人自己的要求或事前谈话明确的意思表达进行聘请的，在律师一直没有正式能够开展辩护工作之前，三当事人又突然一致解除原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如果不是办案单位假传当事人的意思的话，显然是因为他们遭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威胁或者逼迫。

2、所有的辩护律师完全没有机会开展辩护工作，连最基本的会见也从未能完成，三位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作出对辩护律师工作能力的判别，从而重新作出委托辩护律师的决定。

3、纵然当事人认为需要解除原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完全可以通过办案人员向当事人的家属传达，或直接向受委托的辩护律师传达，并出具当事人自己签署的解除委托说明，而非通过律师的律政主管部门即长沙市司法局以对辩护律师进行约谈甚至威胁的方式，要求原辩护律师不得再履行其与家属签订的辩护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

4、三位当事人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是分别单独羁押的，完全不可能有机会会面，更无可能会一起商谈约定。但是，他们三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时间解除自己要求家属所委托的辩护律师，这显然是三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都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和逼迫。

鉴于以上理由，我们声明如下：

1、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官方指派的辩护律师，即使当事人自己真的意愿需要变更辩护律师，也必须由我们家属自己来委托，而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指派。

2、我们也绝不接受任何所谓的法律援助律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并非无法支付辩护律师的律师费，根本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法律援助”。

3、任何非经我们家属认可，只是根据官方的指派而参与三人案件辩护的任何律师，即使持有所谓三当事人自己签署的“委托书”，我们也只视为该委托是在被严重威胁和逼迫情形下签署的，而非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4、鉴于此，任何未经与家属沟通而秘密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我们全体家属将不惜以一切手段，暴露他们丑陋的恶行并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处！

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