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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大陆官媒披露，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近期张贴给民众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要对“一户一宅”制定标准，农户只有一个子女的认定为一户，两个以上子女，但只有一个儿子的，认定一户，两个以上儿子，父母随其中一个儿子居住，认定一户，而且规定超过167平方米标准的住宅，其占用部分要按阶梯收取“有偿使用费”。比如一幢300平方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540元人民币费用（81.65美元）。而一幢500平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人民币2,455元（371.24

美元）。此消息一经传出，农村居民质疑，城市可以一户多房，农村却要取消一户多宅。更多农民表示，“宅基地”是祖先留下的土地，政府这种收费对农民肯定不利。

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传言由来已久，今天中国大陆媒体公开披露石婆固镇公开信，坐实了这个传言，说明中国大地对农村宅基地收费时代已然到来，而绝非河南石婆固镇私自所为。事实上，中共早前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了有关农村宅基地收费标准，如河北省当地农村宅基地的标准面积约为200平方米，城市或郊区面积约120平方米。地方法规将用于超过标准地区的部分收费使用，超过20平方米以内的不收费，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开始收费，具体标准如下：0~220平方米的部分不收费;220~270平方米的部分3元/平方米;270~320平方米的部分6元/平方米;320~370平方米的部分9元/平方米;370~420平方米的部分12元/平方米;420~470平方米的部分15元/平方米;470~504平方米的部分18元/平方米。

对照河北，今天河南石婆固镇收费标准显然更低，以167平米为收费起步点。由此可推知全国更多地区应该出台了各种不同收费起步标准的政策法规，并且借本次农村土地确权而展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的大规模收费。

据现今中国人口分布状况，居住于农村人口仍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农村宅基地收费是中国农民普遍面临的情况，这样一来，宅基地收费不仅涉及到广大民众，将对全国大多数人口带来负担，而且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千百年来的农村土地使用观念。

中国农村宅基地多是千百年祖辈传承的财物，与世代安居及祖业承继根深蒂固的理念相关。应该说中国传统千百年中并没有出现过向祖业宅基地征收费用之说，而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先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农村千百年传承的祖业宅基地也变成了集体所有，但几十年来，中共还是没有因此设立什么征收费用，还将宅基地当作村民自然传承的产业存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共极权统治日益深化，对社会资源管控日益精细与严密，对农村宅基地终于开启收费的闸刀。

中共今天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不仅增加着农民的直接经济负担，破坏了固有宅基地世代传承习惯与观念，而且向整个社会宣示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一切民众生息之地尽在共党掌控之中，必得共党批准，方有立足生存之地，且立足生存之地也必须时刻承受听党话，服从党管，时刻服务党的需要，时刻接受党收费与征收。也就是说，这种对宅基地的收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共党需要且能够统治、勒索全民的宣示。在这里，农民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等基本权利事实并没有得到保障，而是成为公权力随意切割榨取的对象。

从农民世代传承的宅基地被收费，可以看到农民地权的缺失。同样，农民承包耕种的土地经营权也是没有保障的。虽然中共一再表示说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而事实上全国各地只要政府需要征用土地，就随时不管承包权，有的甚至签订承包权没几天，政府就前来征用，根本不考虑承包经营权保障问题。因此，中国农民事实上是没有土地使用权可言的，从宅基地到承包地都没有权利保护。

当然，在中国当下不仅农民土地权利没有保护，随时可以被公权力收费、征占，事实上在中国所有公民的无论经济权利而或政治权利都是没有保障的，都随时面临被侵害与剥夺。只要公权力需要，随时就可以将公民的权利变成渔利的对象。由此可以产生计划生育，将公民生育权变成权力罚款与收费对象，甚至在人大政协上还出现对呼吸空气的征税提议，并且很可能在不久将来成为现实，至于饮水缴费，那已经成为了边远山村都逃避不了的课题。由此可见，一切的自然资源都将成为权力苛税收费的对象。在中国今天，公权力可以肆意根据需要列出种种千奇百怪的名目来收费，而公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承受剥夺的份。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依靠暴力抢夺得来的政权，又依靠暴力掠夺来维持统治，自然不可能给予公民任何真正得到保护的权利，因为任何切实得到落实的权利，都将成为权力肆虐的阻碍，所以极权统治从来不容许任何公民权利得到落实。中国今天农民宅基地收费，既是中国农民丧失安身立命基本地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公民缺乏基本权利保障的写真。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16日

采访对象：邓福全
时间：2020年6月17日
地点：四川成都

“被精神病”是指正常公民或无攻击性的精神病人，被违背本人意愿强制送进精神病院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遭受严重威胁。

“被精神病”的社会危害性：1、侵犯公民权利：人身自由、财产权、名誉权等；2、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家庭关系不美满，公民内心恐惧，怕“被精神病”故对不良现象不敢指出；3、恶化医患关系：医生误诊或谋取私利，恶意收治；4、影响政府形象（针对政府送治的情形）政府公信力下降。

为了克服“被精神病”的恶行，中国2013年生效的《精神卫生法》加入了很多针对性的条款，在那之后如果再发生“被精神病”案件，相关人员将会被追究法律责任。然而，现实非常残酷，一些地方政府及当事人的亲属，依然会利用权力与金钱打通各处关系，以貌似程序合法的方式，把他们认为的“麻烦”人士投入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整治。

2020年6月3日，民生网志愿者获悉四川维权人邓福全在2019年曾被精神病关押两个多月，就于6月17日对他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做了采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邓福全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关进精神病院的情况。首先，请你简介一下你为什么事情开始上访？是什么人把你关进精神病医院的？

邓福全：我是四川南充蓬安县人，今年50岁，曾于1986年入伍服役16年，由于我所在的炮兵部队在实弹训练和演习中缺少保护措施，导致我的双耳听力严重失聪，身体残疾。复员后，我多次向南充市民政局提出抚恤补助等正当要求，但都石沉大海，后被逼开始上访，之后就被南充市警方列为维稳对象。2019年8月12日，我去北京探访战友，很快被跟踪而至的蓬安县三名国保警察抓住，并遣返回南充市。回到南充后警察先把我行政拘留15天，期满后又被转为刑事拘留20余天，出了看守所又被送进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两个多月。

志愿者：警方拘留你的理由是什么？行政拘留15天的罪名是什么？

邓福全：理由是“担心我在外面跑可能会惹事”。行政拘留我15天的罪名是“寻衅滋事”。事实上，这完全是凭空捏造，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在我离开南充到北京之前，曾主动向国保提出申请，后经他们同意我才出行的，如果没有他们同意，我购买火车票都会遭到拦截。

再说，我到北京后完全没有违法，只是探访老战友叙旧，北京警方就从来没说我违法，南充国保追踪到北京抓我，主要还是所谓的预防性维稳，将没有违法犯罪的我提前控制起来，以达到他们绝对安稳的不法目的。所谓的“寻衅滋事”，完全是子虚乌有，我从离开南充到北京的日子里，一路都没有扰乱社会秩序，全程都是平和处事，甚至连上访都没有去，纯粹是找战友叙旧，警方为了绝对的维稳，就以宽泛的口袋罪“寻衅滋事”为由，把我带回四川南充拘留稳控，如果我在北京违法了，那也应由北京警方处置，四川警方怎么会跑到北京抓我拘留呢？

志愿者：你被行政拘留15天后为什么没有获释，反而又被转为刑事拘留了呢？

邓福全：我听几名警员之间谈话说，2019年10月1日，北京要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庆，要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活动，中共领导人要检阅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所以全国的维稳任务非常重，要提前将各地的维稳对象控制起来，以防止他们跑到北京或重要地点制造“杂音”，给中共庆典添乱。所以，在我被行政拘留期满后，他们再次找借口把我转为刑事拘留，送进了看守所羁押稳控。

志愿者：你刑事拘留了多少天？
邓福全：刑事拘留了20天。

志愿者：为什么刑拘20天后又被转去精神病医院关押呢？

邓福全：因为刑事拘留一般不超过37天，此时北京的国庆大典仍没有办完，并且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还将在2019年10月18-27日在武汉举行，所以四川南充警方为了延长对我的稳控，就再次找借口把我转去了精神病医院控制，一直要等到这两个重大维稳期结束他们才会释放我。

志愿者：是谁把你送进精神病医院的？

邓福全：是南充市蓬安县警察把我从看守所接出来的，出了看守所就直接把我转送到精神病医院隔离关押了。为了完成表面上的合法性，他们还跑到我家里，游说我家人同意送我就医，警方告诉家人说，住院的费用不用我家出资，由警方全部承担，家人拗不过警察的纠缠，只好配合他们了。

志愿者：有媒体报道，长期以来我国精神病医疗有制度性弊端，绝大多数精神病人由家人负责看管和医疗，而且政府不断强化家庭责任，用"医疗看护"制度将这种责任推到极致。因此，当家人出于利益冲突将当事人送进精神病院时，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而"医疗看护"制度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能力。其次，我国精神病医学把部分强制收治当做自愿治疗，如果当事人拒绝住院，就把送治人的意愿看作是当事人本人的意愿，实际上是把违背当事人意愿的"非自愿治疗"说成是"自愿治疗"。还有，我国卫生系统收治标准过低、范围过宽，在现实中，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作出要求，乃至医院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医院就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这种收治方式与绑架无异。或者医生直接把持谁有精神病的特权，而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无疑加重了被关押公民的痛苦和伤害。你认为，你是否也遭遇了这种情况？

邓福全：是的，我就是这种被强制收治的被精神病者。我平日里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和自残的情况，警方甚至我的家人都无权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整治，这严重违背了我“自愿治疗”的意愿，也严重侵犯了我的人身自由权利。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医院被关了多久？期间是如何治疗的？

邓福全：我被关了2个月之久，所谓的治疗就是强制吃药，至于吃的什么药医生也不告诉我，只是每天逼迫我吃，不吃就会被捆绑灌药，严重时还会电击“治疗”。

捆绑灌药，就是把病人按倒在床上，再用绳索把病人四肢捆绑在床上，再用钳子或筷子撬开病人的嘴巴，然后把药物塞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再用手电筒照看，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医护人员才离开。有些倔强的病人嘴巴都被撬流血了。

电击“治疗”，就是用电疗仪电击病人的头部，电疗仪的电压是由医护人员掌控调节的，常被用来打击报复那些不听话的人。你如果不听话、不服从他们，他们就会调高电压，用高强电流把打的你投降为止，而且还不留下什么伤痕证据。

志愿者：你被关了2个月之久，是每天都关在病房里吗？能不能下楼散步、晒太阳？

邓福全：就是每天都被关在病房里，楼道里有大铁门锁着，根本就不让我们出门下楼，完全没让我们出去散步、晒太阳。关在病房里2个月时间，几乎与世隔绝，每天只能与精神病医患接触，时间久了，真的就变抑郁了，没有病也关出病来了。精神病医院比看守所还残酷，我被拘留期间，看守所还让我们放风、散步、晒晒太阳，还可以与正常人交流。但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完全就是囚禁，周围都是精神病患者，他们疯疯癫癫，甚至时有暴力行为，这让我无法与他们正常交流，还导致我时常恐惧，致使我身心饱受摧残。

志愿者：据悉，很多药物都有毒副作用，服药前，医生应告知你注意事项，他们告诉你了吗？你服药后，身体有什么感觉？

邓福全：我问过医生给我服的什么药物，但他们一概不理。我也担心药物会有毒副作用，曾拒绝服药，但医护人员强迫我服药，如果不服，他们就会捆绑强行灌药。我被迫吞服了药物后，主要就是大脑昏昏沉沉，意识模糊，全身乏力，长时间的昏昏欲睡，也时有恶心呕吐的感觉。

志愿者：关押两个多月时间，你在精神病院里适应吗？想家吗？要求过出院吗？

邓福全：我被关在精神病院里非常难过，比关在看守所里还难受，每天被囚禁在病房里没有自由，每天被真正的精神病人包围着，时常看到病人被捆绑、被电击的痛苦哀嚎，我的精神压力很大。我被关在里面非常想家，非常想念外面的朋友，我曾多次要求出院，但是医院就是不放，医生说除非警方通知放人，医院才可能放行。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谁接你出院的？住院费用是谁付的？

邓福全：我是被关了2个多月后，直至“国庆大典”和“世界军运会”结束后，南充市蓬安县国保才通知医院放人。起初，警察让医院放人的时候，医院还不肯，院方为了延长收治时间，增加创收获利，找出各种借口拖延放人，最后，不得已，警察找熟人疏通关系才释放我出院的。住院费用是警方出资的，我自己和家人都没有出钱，是警察把我接出来的，警察不来，医院是不会放我的。

现在的医院都以盈利为目的，在利益的驱使下，将精神病医疗当作一大赚钱渠道，有的医院把非自愿收治视为普通消费，只要有人送上门，管他是否有精神病，只要有人出钱，就视为有病收治。而往往送病人进院的是维稳官方或者亲属，政府或亲属送来的“病者”入院，即使是“被”精神病了，也有政府或家属撑腰负责，医院只管收治赚钱，不管病情是否属实。不仅如此，有些医院甚至千方百计的延长关押收治时间，以赚取更多的不义之财。实际上，将没有暴力危害的人强行送到精神病医院隔离治疗，这属于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的犯罪行为，无论是强行送医的警察或者亲属，还是强行收治的医院，他们都涉嫌严重违法犯罪。

志愿者：你出院后，想过依法起诉他们吗？

邓福全：想过，我被无缘无故的拘留、被关押精神病院近三个月时间，身心备受摧残，日常工作无法完成，给我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本想找律师控告警方和医院，但无奈拿不到住院证明、证据。我曾经找医院索要住院证明、病例记录、出院证明等手续，但医院说是警方送医并给付住院费的，所以住院证明只能交给警方，不会交给我的。最终，由于难以取证，加之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我和朋友认为控告警方和医院的胜算不高，最后就不了了之。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愿你早日维权成功！
邓福全：谢谢大家关心！

采访对象：吕千荣
时间：2019年11月17日
地点：浙江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28弄

前言：由于中共大搞一党专政垄断，严防死守一切可能反对其专有特权的国民，就不择手段的大搞恐怖镇压统治。为了保有其专政特权，他们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在实施的过程中常罔顾人权法治、漠视人道、泯灭人性的殴打、拘禁、判刑（党治法庭）、甚至以关精神病院、强迫服药等手段来打击报复镇压“反党”人士。2019年11月17日，本网志愿者应邀探访了安徽籍异议人士吕千荣先生，对他因为参与维权及发表不同政见被警方强制关入精神病的遭遇做了一次访谈。全文如下：

志愿者：吕千荣先生你好！据悉你因为参与维权以及上网发表不同政见，被维稳警方以精神病为由强制关入精神病院整治，请问确有其事吗？

吕千荣：有，确有其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人，1995年间我出于正义感，开始举报本地镇村干部使用殴打、关押、赶牛、拉猪、抢粮等手段，随意摊派加收农民税费，且涉嫌贪污挥霍公款，之后我就开始遭受长时间的打击报复,并在1年多后把我送进了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劳教了3年多，直到2000年才获释。释放后，我又因为发表不同政见给民众听，后被以“政治犯”的名义监控维稳。

2010年以来，我开始上网撰写政论文章，其代表作有《中国只有结束共产主义独裁暴政，中华民族才能新生》、《全面揭秘中共的卖国史和杀人史(上)》、《全面揭秘中共的卖国史和杀人史(下)》、《六.四，今夜我无眠》、《是谁一次次让中华民族蒙羞》，这些文章在天涯杂谈、凤凰论坛、百度空间发表后，曾被全国许多网站转载、《取消城管，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期盼》、《到底是谁给了奸杀少女、摔死幼童的李昌奎免死的金牌》、《如果药家鑫不判死刑,就会给中国判了死刑》、《如果枪毙了夏俊峰,就是枪杀了中国弱势群体对社会正义的期盼》、《孔庆东的荒诞言论和“重庆模式”，其实都是文革余孽在作怪》、《支持任志强，揭露共产主义给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等。2014年下半，我的政论及时评文章开始被国内论坛、博客全面封杀。2014年前后，我又翻墙转到海外网站撰写政论。2016年5月，我在江苏常州市租住地遭国保传讯警告、禁言。

2018年开始，我又在境外网站发表了不同政见，其中主要是纪念1989年6月4日学生运动的。当年7月4日，我户籍地安徽霍邱县临水镇副镇长、派出所警察和张庙村的中共支部书记等人，突然来到我在江苏常州的暂住地找我，说是来关心看望我的，期间警方及村支书问我精神方面有没有问题？并且说政府可以出资帮我免费检查治疗。我回答说“我没有精神病，你们想让我去我是不会去的，你们要抓我就抓，不要找借口关我精神病院”。随后，这些官员要求我今后不要再在网络上发表所谓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我反驳说，自己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监督政府、抨击邪恶、对国家社会有利的，中共是体制性独裁邪恶的，自己只不过是说出了事实而已。

除此之外，这些官员在找我之前，已经先到我妻子打工的工厂威胁了我妻子，逼迫她签字同意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诊治”。我妻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农村家庭妇女，她直接给官员说：“不同意把吕千荣关进精神病院”。官方反问说你如果不同意，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吕千荣给抓走、整治的。至于你，你现在精神还正常，以后你精神也不正常了，你想送吕千荣进精神病院也没法送进去了。至此，当局已经公开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以制止我撰文反对共产极权统治。

志愿者：那你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事情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整治的？是什么人把你关进去的？他们以什么理由关你精神病院的？

吕千荣：2018年8月1日，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警察沈斌和王震找到我，指责我发表了一些“对国家不利的言论”，以及纪念六四学运，以我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对我进行传唤、抄家。警察在抄家的过程中扣押了我家的监控摄像头、录像机、笔记本电脑等物品。之后，又把我带到了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留置。至晚上7时许，多名警察决定把我强制送进了“常州市德安医院精神病科”整治。

志愿者：你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后都有哪些遭遇？

吕千荣：关押期间，常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警察多次到医院强行要求我删除自己的推特、脸书、谷歌邮箱、博客等账号，医生也每天强迫我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在被关押了50多天后，警察再次来到医院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出院，如果不想继续被关押，就得给警方写一份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发表“对国家不利的言论”，以及不给常州市警方添乱尽快搬离常州市。我由于被长时间关押、迫害，身心俱疲，最后被迫给警方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在网上发表对国家不利的敏感言论了，并且尽快搬离常州市。

志愿者：他们是怎样强迫你吃药的？

吕千荣：他们先是几个人把我按倒在病床上，然后用约束带把我的四肢捆绑在床上，再动手扒开我的嘴巴，然后就把不明药物塞进我的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他们还拿来手电筒照我的嘴里，检查我有没有把药埋藏在舌根处，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他们才离开。他们硬是把我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啊，把我的全身肌肉都捆麻木了。

志愿者：你被强制灌药后，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吕千荣：被灌药后不久，我就开始头昏又头痛，之后就出现昏昏欲睡的症状，整天精神萎靡不振，估计药物里含有镇静剂之类的东西，那些药物应该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

志愿者：你被关精神病医院后你和家人有没有要求出院？

吕千荣：有啊！我多次向医院表明我没有精神病，医院也为我做了精神病测试及鉴定，结果显示我没有问题，而且测试我的智商还不低。平日里我也没有暴力攻击他人。最后，医院只是说不管你有没有精神病，只要是警方让收治的我们都得收治，如果你及家人要求出院，那必须得到警方的同意并且由警方来接走，否则医院是不会放人的。

志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据您所讲，你和你的家人都曾强烈要求医院放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吕千荣：医院说，我的送医人和住院费用是常州市维稳警方办理的，所以没有警方或政府的同意医院是不会放人的。家属要求放人没用，只有警方说什么时候放人，医院才能什么时候放人。显然，警方以及医院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这是在找借口非法拘禁、迫害我这个“政治犯”。

志愿者：那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吕千荣：2018年10月16日，在我被关进精神病院75天后，才被常州警方通知医院释放的。出院前及出院的时候，警方都一再要求我向他们保证，以后不在网上发表对党和国家不利的言论，否则会延期释放或者再次抓进来“诊治”。

志愿者：你出院时有没有拿到病例及缴费单据？

吕千荣：没有，我找医院要了，但是他们说是警方送医并且诊疗费也警方出资的，所以病例和缴费单要交给警方，不会交给我个人的。

志愿者：你出院后害怕再次被关进去吗？

吕千荣：是的，我是害怕再次被关进去，所以被迫按照常州警方的非法要求，尽快搬离了江苏省常州市。由于我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出来后我又断断续续的发表一些不同政见，但又因为害怕再次被关押整治，所以就四处流浪，以摆地摊卖老花镜为生。在中共一党统治下，公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你只要发表了不同政见，维稳警察就会不择手段的打压你、迫害你。

志愿者：由于时间有限，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谢谢你接受了这次访谈！

吕千荣：不用谢！我希望中国早日结束垄断专制，让中国人民早日获得言论自由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自由民主！

采访对象：王树英（女）
时间：2019年9月8日
地点：湖北省孝感市王树英家

前言： “被精神病”意指本非精神病人，却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来治疗。在中国众多的“被精神病”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公权力的身影，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对待有违稳定大局者的“非常之道”。被认定的“精神病”患者无法自证正常。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路。将一个正常人收治到精神病院，隔离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的现实土壤，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背后的恶毒逻辑令人发指，为其撑腰的公权力令人胆寒。
2012年10月，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确定了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自愿原则，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然而，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种美好希冀，各地被精神病案例仍层出不穷，如：2013年6月21日，湖北省孝感市女访民王树英，因为准备出门上访，被街道办事处曾主任以及三名派出所的人强行抓进孝感市精神病院关押。 6月24日，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要求王树英写保证不上访就放她出院。王树英不肯，她只写了“听领导的话”，这样她才被释放出来。2014年10月11日，王树英在孝感火车站展示申诉材料的时候，其辖区“三里社区”工作人员及派出所警察突然从一辆车里冲下来了，粗暴的把她抬上车再次扭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数月之久。
法律未出台前，基层政府尚可以法无可依为由，而法律出台后“精神病”标签的撕贴由人，使基层公权力滥用再无遮羞布。事实上，一些手握公权者借“被精神病”来实施打击报复，用来解决影响地方稳定大局的“刺儿头”，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一种野蛮的非法手段。强行“宣判”一个健康人为“精神病人”，反映出公权力不受制约下对公民私权的肆意摧残和践踏。

2019年9月8日，本网志愿者来到了孝感市对王树英被精神病的情况做了一次专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王树英你好！请介绍一下你被精神病的经历。

王树英：我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三里棚社区居民，1962年3月16日出生，原是河北秦皇岛人，上世纪90年代随亲戚搬到孝感市居住，之后在孝感柴油机厂以理发为业。在2002年11月29日，我参加在孝感市玉泉路举行的即开型福利彩票抽奖活动，当时我在售票处幸运摸到一张梅花奖票，这是特等奖票，不幸的是，该特等奖票当场被举办此次彩票摸奖活动的民政局现场女工作人员抢走，我随即向三里棚派出所报了案。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后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王树英报案情况与实际不符，于2003年4月2日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对此决定我表示不服，开始逐级申诉、上访，至今已十多年了。
因为坚持上访，孝感市公安局就把我列为维稳打击对象，一次次的逼迫我停访、息诉。严重的时候，当局不惜指示闲散人员对我下黑手，例如2011年4月6日，我正准备出门上访，却莫名其妙地被人驾驶摩托车撞伤了腿，直到现在还留有后遗症。2012年间，我又两次去上访，却两次被当局指示闲散人员绑架到宾馆关押囚禁，一次17天，一次一个月之久。

志愿者：那你什么时候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呢?

王树英：是在2013年6月下旬，当时我们三里棚街道办的几个人突然找到我，逼迫我签署永远不再上访的《停访息诉保证书》，我坚决不签，随即遭到他们殴打，被打伤后，我去找街道办事处的书记理论，去了街道后却又被几个人像土匪一样给拽出来了。被打伤之事未能解决，我休息了个一周后又去找区政府投诉。2013年6月21日，当我在孝感市孝南区区政府门口准备找区领导时，我们街道办维稳办的郑（音）主任以及三里派出所的一名刑侦警察和一名不认识的人突然赶来，他们一下车就凶狠的把我按倒在地上殴打，把我身上都打的清淤，然后就七手八脚的把我抬上汽车扭送到了孝感市东门精神病院关押。
期初我被扭送进去的时候，一位有良知的医院负责人还斥责他们说“现在《精神卫生法》规定坚决不准收治上访人员，你们把她送来我们怎么办？”后来我们社区的叶金刚（音）书记说“绕开这个负责人让医院收治。”最后还是把我关进去整治了4天时间。

志愿者：关在精神病院有没有给你打针吃药？

王树英：开始医院要给我打针，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根本没有精神病，只是上访被非法维稳关进来的，最后就没有打。我在里面明显感觉到被维稳部门指示医院折磨我，因为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紧邻厕所的杂物间里，睡觉都不给铺盖，只有一张草垫子铺在板床上睡。

志愿者：关押期间你有没有给你做精神病鉴定？没有病例等手续？

王树英：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做精神病鉴定，完全没有任何手续，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关押了4天，离开医院时叶没有给我任何手续。

志愿者：那收治在精神病医院里的费用谁出的？

王树英：政府出的。

志愿者：《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按照你说的情况，你就不是自愿治疗的。

王树英：我不是自愿的，完全就是绑架进去的，几个维稳人员殴打我，把我抬上汽车强行关进来的。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王树英：是在6月24日，我们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再次要求我书写息访的保证书就放我出院。对此我表示拒绝，因为我根本没有精神病，上访也是我的合法权利，但鉴于不写保证书就会被一直关押，最后就折中的写了一份“我以后要听领导的话”，就这样才被街道办领导同意释放出来。

志愿者：现在向你了解一下，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间？

王树英：第二次是在2014年10月11日。当天上午我准备在孝感火车站向路人展示我的冤情材料，在我还没有摆放好材料的时候，一辆汽车突然驶来急停到我身边，然后车里就冲下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的就把我粗暴的往车上抬。抬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人当中有我辖区派出所的人，还有我们三里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开车直接把我送到孝感精神病院新院区强制关押。随后，我所在的孝感市三里棚社区的维稳人员和公安、信访局的多名人员来到精神病院，明确告诉我要关我一个月，当局还给精神病医院交了一万元的“药费”，还说“药费”不用完是肯定出不来的，最后关了我六个月时间，2015年的新年我都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

志愿者：维稳人员把你送去精神病院，该院不问明情况就收治了吗？

王树英：直接就接受关押了，维稳部门与该院副院长早就沟通好了的，并且这个精神病医院是民政局开设的，副院长又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收治一个访民的话，民政局会给医院支付费用，他们有利可图。

志愿者：你被突然送进精神病院，你的家人没有去寻找你吗？

王树英：找了，我女儿四处打听，最后得知我再次被维稳部门关进了精神病院，我女儿要求去探望，但是社区维稳人员不让。大约一个月后，我女儿偷偷找到精神病院要求探视我，但是医院不准，并且医院还通知了社区维稳办，社区维稳人员立即赶来把我儿女也抓起来打了一次“电针”，还恐吓她说“不许私自来探视，不然把你也关进去。”，之后，我女儿也被维稳办主任唐文胜（音）关押了一个月。此后，汤文胜（音）陪同我女儿到医院来看过我一次，要我女儿劝我以后不要上访了，并且强迫我女儿在我的入院证明上签名“家人同意把王树英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维稳部门是想把我非法关进精神病院一事，以家人送医的名义合法化处理。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在里面都有哪些遭遇？

王树英：第二次医院强行给我打针喂药了，也不知道他们给我打的什么药物，最后导致我的脖子右侧长出了一个大包块，现在还隐隐作痛。我不想打针吃药，但是如果拒绝打针吃药，医院就会暴力处置，因为我看到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就被他们强行用筷子撬开嘴巴喂药，有的人嘴巴都被撬出的流血。医护人员还恐吓我说必须要打针，如果不打针就会向其他病人一样，强行捆绑起来注射，而且捆绑还不是一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直到值班医生下班才会松绑，我亲眼所见其他病人被捆绑时的痛苦，所以就不敢拒绝了；还有，医护人员还故意让其他精神病人跑到我的床铺边拉屎拉尿，弄的臭气熏天也不让人打扫，让我恶心的要命，导致我根本就吃不下去饭；医院还专门在我的头顶上安装了一盏亮灯，24小时不熄灯，一直照射了我半年，让我睡觉都睡不好，不得已我只好蒙着被子入睡，呼吸很困难，夏天又热的难受；我认为，这是维稳部门与医院专门针对我实施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让我知道被关精神病院的厉害，以后就不敢去上访了。

志愿者：在里面有没有挨打的情况？

王树英：精神病院的医生没有打过我，但是病房里的精神病人莫名其妙的打过我。刚进去进医生给我吃精神病药，我不吃，偷偷藏着。主治医生给还我打针了，说是我有心脏病，但有别的医生说我不是心脏病，是心急病。针打了之后我头昏的很，特别难受，想死的心都有了，想自杀，有几次我难受的拿头撞墙。关在里面，我坐不住，站不住，身心极度疲惫。晚上灯泡也照着，还有精神病人捶门，睡不着觉，我要睡眠药吃，医生说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对身体有害。我在里面哭，眼泪住下流。在里面我还遇到一个上访的，已经关了七、八年了，我恐怕自己也是叶出不去了，非常绝望。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王树英：我是在关了半年以后的2015年3月31日出来的，当时正直2015年的全国两会开完。出来的时候是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的白刚（音）副所长和我女儿三人来接我的，他们带着我女儿强迫她在出院手续上签字后才释放我的。出院第二天，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白刚（音）副所长再次找到我，他们提前给我买了火车票，强行送我到老家秦皇岛。我老家是秦皇岛人，小时候随舅舅落户孝感，还有妹妹在老家。他们威胁我一年内不能回孝感”。 当局还要求我不能再上访，不能再“乱说乱动”，否则会再次整治我。我在老家是秦皇岛住了几个月后，为了控诉非法维稳，我再次到北京市上访了。

志愿者：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王树英：没有。政府部门后来说以“救助”的方式给我解决一部分钱款，但是我没有同意，我不要救助，我要的是依法处理这些非法侵权问题，要依法惩办这些违法人员及给予我合法的赔偿。

志愿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谢谢你！

采访对象：杨志祥
时间：2019年7月12日
地点：四川省雅安市客运站

前言：在中国,当弱势群体执着于捍卫公民政治权利、私有财产权利之时，中共当局除了会罗织罪名抓捕他们外，还会采用强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迫害他们。中共治下的公安、检察院、法院以及医院等部门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最核心利益就是自己政权稳固，因此他们制定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目标。“稳定压倒一切”就可以压倒人权、法治、公民权利以及人性良知，一旦有人执着于维护公民权益，坚持上访，并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中共维稳当局就会不择手段予以打击、稳控，这当中就包括将信访人员强送精神病院稳控迫害，医院由于必须接受党的维稳命令，就罔顾事实的配合政府维稳迫害。

2019年7月12日，本网志愿者对四川雅安被精神病人杨志祥做了一次专访，内容如下：

志愿者：杨志祥你好！据悉你因为坚持上访维权，被雅安市维稳当局两次关进精神病院稳控，能请你介绍一下事情经过吗？

杨志祥：好的，我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2016年4月11日，因为我们地方政府批办的煤矿发生采空区塌陷，导致我家房屋受损成为危房，以及地方政府盗伐我家林产不予赔偿，我开始四处上访告状。2016年2月间，我来到北京市上访，在刚刚邮寄完材料的时候，雅安市沙坪镇镇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及警察，就在北京市邮电总局门前拦住了我，说是带我回家解决问题，但是回到雅安市后他们就把我关进了雅安看守所，拘留了43天。拘留结束后，政府和警方人员又把我转移到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关押。关进去以后，医护人员就把我捆绑在床上，试图给我强行打针灌药，后被我的亲友知晓，家人赶到医院严正声明我没有精神病，禁止给我胡乱打针吃药，最终才制止了强行治疗。这一次我被关在医院里27天才得以释放。

志愿者：押送你进精神病院的时候，有没有政府人员或警方人员签字送医？

杨志祥：当时没有官方人员签字，我们沙坪镇的党委副书记对医院说，先把人收治起来，一切由他们负责。之后，政府人员找到我母亲说是我得了精神病要治疗，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他们就诱骗她按了一个手印算是亲属签字。再之后，我的亲友得知了这一情况后都对我老母亲说，杨志祥哪里有精神病？根本没有，这是政府为了打击报复他上访，在非法构陷他、迫害他。老母亲清醒后赶忙跑到医院要求放人，但是医院不肯，最后老母亲就呆在医院里一直陪我到出院。

志愿者：你被关在精神病院27天，这期间的费用是谁缴纳的？你出院时有没有拿到病例及诊疗证明？

杨志祥：住院费用我是没有缴纳过，不知道谁缴费的，估计是政府部门缴纳的。我出院时找医院索要过病例和诊断用药证明，日常看病，病人的病例等资料都是病人所有，但是医院就是不肯给我，只说是“这是政府行为，资料不给我个人。”

志愿者：你认为政府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的目的是什么？

杨志祥：我认为他们就是想阻止及恐吓我以后不要去上访，状告地方政府。

志愿者：你关在精神病院27天时间里都有哪里经历？

杨志祥：我在里面感到很恐怖，我亲眼看到好多精神病人自虐，他们有些人会自食自己的大小便；有些人会殴打他人或暴力自残，这让我完全没有安全感，夜晚都不能安心的睡觉，由于睡眠不好加上精神紧张，导致我每天都头昏脑涨。还有，我还担心自己会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会被常年关押在此，因为我病房里就有多名被常年关押的上访访民，其中一位老人被关在这里十七八年了，他是林山县（音）人，所以我非常害怕。

志愿者：《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请问你自愿治疗了吗？你此前有没有暴力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

杨志祥：我不是自愿治疗的，我根本就没有精神病，是政府人员和警察把我强行扭送进去的，是他们暴力绑架我上车押去的。我此前也没有暴力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这完全就是政府为了阻止我上访，对我实施的非法稳控和迫害。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志愿者：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费用是谁出的？出院以后你拿到病例或证明没有？

杨志祥：不知道是谁出的钱，反正我是没有出。我的病例我也没拿到，我曾找医院索要过病例，但是医院说“如果你要拿走病例，就让你大姐来把住院费用交齐了。”我回答说：“我没有精神病，况且住院又不是我和大姐要来的，是政府人员绑架我来的，凭什么要我和大姐交住院费？入院的时候政府人员说一切由他们承担，我大姐没有义务承担。”

志愿者：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法律途径去起诉政府和警方？

杨志祥：想啊！我一直都想起诉他们，但是政府和医院不给我证明、证据，缺乏证据我很难起诉的。

志愿者：有过两次被关精神病的经历，你还会继续上访维权吗？有没有可能会被再一次关精神病院？

杨志祥：我还会继续上访维权，因为维权不违法。问题必须要解决，一天不解决我就会坚持上访。以后上访，我估计还可能被关精神病院，甚至比前两次还可怕，但是我不会屈服的。

志愿者：好的，谢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杨志祥：也谢谢你们关注！

杨志祥电话：13111831365

采访对象：陆立明

时间：2018年4月19日
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陆立明家中

前言：多年来，中国政府和警方经常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强制把一些他们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的人关进精神病院，以便使异见人士、维权人士噤声。中国新的《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1日起实施，该法规定，实行精神障碍者住院治疗的自愿原则；精神障碍的诊断由精神科执业医生作出。中国官媒称，此法有望结束“被精神病”的弊端。然而现实却是，中共治下的所有的法律，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与警方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和使用。如此一来，被精神病现象还是会变相地层出不穷。新法要求，是否关进精神病院由医生诊断，但绝大多数的医院和医生都扛不住公安局、检察院的指令，他们发一道命令，让医生写什么，医生就会写什么。而且公安局和检察院会说，他们是依据法律和医生的诊断来把某人关进精神病院的，从而让受害者百口莫辩、苦不堪言，让新法成为一纸空文，让精神病院继续成为不同政见者、维权人士们的人间地狱。

2018年4月16日，民生观察网志愿者联系到上海一位被精神病者陆立明先生，陆立明介绍，他生于1946年，今年72岁，2006年他因位于上海市佳木斯路唐家宅14号的房产被政府强拆开始上访。上访后，他又多次被政府维稳人员暴力截访、毒打，在新的《精神卫生法》实施3年后，他又被地方政府和警察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整治。2018年4月19日，民生观察网志愿者来到上海陆立明家，对他被强迫送进精神病院维稳的情况做了专访，内容如下：

志愿者：陆立明先生你好！请你介绍一下你被政府维稳部门强制关进精神病的具体情况。首先，请你简介一下你为什么事情开始上访，上访后都经历了哪些打压？

陆立明：我是因为自己位于上海市佳木斯路唐家宅14号的房产，在2006年间被辖区政府强拆开始逐级上访的。上访以后，我多次被政府维稳人员暴力截访、毒打，而我反映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2016年2月9日，我开始来到北京中南海找高层领导控告上海市政府渎职不作为，纵容属下非法暴力强拆公民房屋的恶行。但是就在中南海附近，我却被警方盘查后抓到府右街派出所审讯。在派出所从早上到晚上警察也不让我吃饭喝水，还多次殴打我，之后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北京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精神科关押整治。

志愿者：你被关进医院精神科后有没有被强制打针吃药？

陆立明：没有打针，就是强迫我吃药，吃的什么药他们也不告诉我。我刚被送进医院的时候曾告知医生说“我被警察打伤了，我的手现在还是红肿的，头上也肿起了包块，我需要先治疗身上的伤情”，但是医生们却喝令我闭嘴。他们根本不管我身上殴打伤，却要对进行所谓的精神病的治疗。

志愿者：他们是怎样强迫你吃药的？

陆立明：他们先是几个人把我按倒在病床上，然后用约束带把我的四肢捆绑在床上，再动手搬开我的嘴巴，然后就把不明药物塞进我的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他们还拿来手电筒照我的嘴里，检查我有没有把药埋藏在舌根处，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他们才离开。他们硬是把我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啊，把我的全身肌肉都捆麻木了。

志愿者：你被强制灌药后，身体有什么反应吗？

陆立明：被灌药后不久，我就开始出现昏昏欲睡的症状，整天精神萎靡不振，估计药物里含有镇静剂之类的东西，那些药物应该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

志愿者：你被捆绑起来，那吃饭、喝水、上卫生间怎么办？

陆立明：吃饭的时候，他们给我解开一只手，让我用一只手凑合着吃；喝水的时候他们会让其他精神病人给我喂水，这些真正的精神病人大都神志不清，时常把水杯里的水泼洒在我的脸上、身上、床铺上，让我睡在上面很难受，这家医院居然让精神病院护理其他病人，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精神病人本身就是病人，况且他们还有精神问题，万一他们病发袭击被护理的人怎样办？这非常危险，我也非常担惊受怕。还有，这里面喝水的杯子都是医院让病人们混用的，非常不卫生，有的病人有感冒啊、口疮等等疾病也都是共用一个杯子喝水，真不知道卫生监督管理局是怎样监管这家医院的，万一哪个病人得了传染病，然后共用一个杯子喝水就有可能相互传染。我原本不想喝混用水杯里的水，但是我被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期间我让医生给我拿一个一次性的水杯喝水，但医生不予理会，在口渴难耐的情况下，我也不得不喝下这混用水杯里的水。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上卫生间怎么解决？

陆立明：小便的时候，医生不肯给我松绑，而是让其他病人拿来尿壶给我接尿。那些接尿的精神病人们神志不清，手脚不便，他们一次次的把尿液撒漏在我的裤子和床上，把我身上搞的异味很大，并且那时候还是冬天，湿漉漉的裤子和床单我睡着特别难受，我叫医生护士给我更换他们也不换。大便的时候，医生就派来几个人给我松绑一会儿，但他们会站在卫生间门口看着我，等我解决完毕他们立刻就把我拉上床再次捆绑起来。

志愿者：哦！这很不人道啊！

陆立明：哪里有人道啊！到最后一天，有一个老人就要断气了，医生把他弄出去抢救，之后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床上捆绑。我看到这张床上水迹、尿迹、大便到处都是，简直一塌糊涂，我强烈要求医生更换床单，但医生就是不换，直接把我推到这张床捆绑了起来，我反抗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我捆绑的更紧，让我完全不能动弹。最后，我只能痛苦的躺在这个床上仍受污垢，实在没有办法啊！

志愿者：医院管理应该是有基本的卫生要求的嘛！比如一人一个水杯、一人一张床单等应该是最基本的卫生要求，应该是必须做到的嘛！

陆立明：这很可能是医院听从警方的要求，故意残害我、迫害我、打压我，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折磨我，让我感到害怕，以后就不敢再去北京上访了。甚至，他们有可能想把我整死，把我整死了以后就不能北京上访了，上海的非法强拆政府就不怕被举报了。

志愿者：对医院的这些卫生问题以及对你的虐待，你出院后可以去投诉他们啊？

陆立明：无法投诉，因为投诉需要讲证据的，我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我的手机及所有物品都被提前扣押了，我想拍照取证都无从下手。我手上没有证据，到卫生局去投诉那是空口无凭嘛！再说，我是被警方送进去的，医生曾告诉我说，我是北京市政法委书记亲自拍板把我送进来整治的，政法委书记拍板送进来的人，卫生局也不敢管的。

志愿者：你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是怎么被放出来的？

陆立明：2月11日下午出来的。我被抓走的时候曾经给一些访民朋友们发出信息，2月10日大年初三，我的访民朋友何茂珍、张雄明、毛菊华、金月花、王承起、何国光、陈宝良等人就找到医院要求看望，但是医院严词拒绝拒绝了。之后，这些访民朋友联系了很多网友帮我呼吁，最后在舆论的压力下，院方才同意由我的家属来北京把我接回上海去。2月11日下午，我的妻子从上海赶来北京把接出了这个精神病院。

志愿者：出院后你做了些什么？

陆立明：出院以后，我被妻子带回上海疗伤，伤情好转后，我又于2016年5月3日来到北京上访。这一次，我去了美国大使馆、中南海等地投诉、控告，后被北京警方抓住后，他们给我戴手铐脚镣押送回了上海。回到上海后，我又被上海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0天。拘留获释后，我又在2016年5月28日再次来到北京信访，信访的过程中我向北京中南海大院投递了上访材料，到了2016年6月1日，我即被上海市杨浦区警方以涉嫌“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刑拘，同年7月初我被杨浦区检察院正式批捕，关押在上海市杨浦区看守所，其后我就被上海市杨浦区法院以“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判刑1年6个月，直到2017年11月30日才刑满释放。

志愿者：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你还会坚持信访维权吗？

陆立明：继续！直到我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违法犯罪分子被依法处理为止。

陆立明电话：18721840948

采访视频：https://youtu.be/FW_iqHUqERA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5/29消息：昨天下午，唐荆陵的代理律师刘正清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唐荆陵，因一审开庭时间（6月19日）临近，当局为防范他将其辩解意见与律师交换意见（此举严重违法），竟在会见前让唐荆陵将原衣服全部换掉，穿他们提供的衣服。
 
唐荆陵向律师介绍说，现在书仍然送不进，唐欲跟所长交涉但所长一直不跟他见面，他跟主管讲，主管却说此事要由上面决定，说是领导不同意。本周一唐给本案主办公诉人侯向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他来收其辩解材料，但现在仍无回音，案子就要开庭了，法院也不来听取其辩解意见和收取辩解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