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尊重

  • 请以尊重公民权利的方式鼓励生育

    ——从电话催生谈起

    (一)多重的人口危机

    大约在30年前读中学时,笔者就对强制计生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行为深恶痛绝,彼时不懂得什么是人权,就是单纯地出于朴素的正义感,痛恨执法方式的野蛮。

    大约从20多年前,我就开始在凯迪和天涯发文或跟帖,对城市严格“一胎化”,农村“一胎半”化政策的极端非理性及其必然造成的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及人口生态的颠覆性巨变进行预警和抨击,当然从理念上也反复强调生育权乃人的基本人权,不应该被褫夺。虽然凯迪和天涯已成过往,但写过的部分文章还留存着。

    大约到了2010年左右,严苛计生导致的恶果开始集中展现。情形已经到了迫切需要改变的地步了,但由于政策的惯性,由于计生利益共同体的结盟阻挠,错失了矫正的时机。如果在2008年左右能终止计生政策,具备较高生育意愿的70后还能赶上要二胎的末班车,不仅会改善人口结构,也会由于70后的二胎普遍化,显著提高新生代青年日趋走低的生育意愿。然而,非常令人惋惜的是错过了这一段宝贵的时机。

    在计生导致的人口问题已经无法再掩饰的时候,当局也没有当机立断的终止,当时的人口专家仍然对政治高层进行恫吓,虚构放开二胎的可怕后果,2014年中国人口学大佬翟振武在《人口研究》发表论文,他预测如果全面开放二胎的话,第二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4995万人,中国人口出生率将达到4.5(平均一对夫妻生育4.5个子女)。导致高层拖到了2016年才整体上放开二胎,此时本应该彻底终止计生政策,允许家庭自由生育。

    至此,彻底断送了70后这一代生育二胎的机会,中国生育观念和意愿彻底被摧毁,然后就出现了如今生育率断崖,新生儿螺旋下坠的过程。

    我这样一个独立的知道分子,仅凭常识就能清醒判断的人口危机,集合了全部智力资源的政府竟然意识不到,这让人很绝望。

    其实“人口”这个词经常给笔者以不适感,我讨厌把人当客体来研究,但从经济角度看,人又的确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笔者就姑且使用它。

    人是发展的目的,且是唯一的目的,而人口则是一个国家发展的磐石,没有人口一切成空。对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政府集合了那么的多所谓人口学专家,其认知竟然如此地反常识,让人纳罕。

    在笔者看来,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危机,但没有哪种危机比人口危机更致命,几十年的强制计生,已经根本上改变了汉人的生育观念,加上持续的收割,年轻人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叠加经济下行、失业高企,更加恶化了生育环境。2023年最早传出只生了788万新生儿,后来官方公布的数字是902万,基于我个人的判断,我相信788万更接近事实,可即便是902万,也是极低的数字了。

    中国人口的危机,其衍生性的问题集中出现:幼儿园大批倒闭,医院妇产科门可罗雀,婴幼儿产品销量惨淡,楼市也无人再接盘。

    高层至此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启鼓励生育的政策,2024年10月19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把手亲自抓落实。

    (二)电话询问生理周期侵犯隐私权

    网上有很多女性反映,最近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她们生理周期等隐私信息,劝她们生育。

    面对中国人口的如此危局,笔者欢迎鼓励生育的政策出台。但是,鼓励生育应当谨守鼓励这一原则,不能再以侵犯人权的方式推进。在具体执行中,也应该充分尊重公民的隐私权,社区人员询问公民生理周期的行为,这明显是侵犯隐私权的不当行为。

    按照通说,凡是公民不想让别人知道,且与他人利益和社会无关的信息,均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一个人的生理周期属于私密信息,哪怕你打电话的社区人员是女性,人家也不想告诉你,这也是网络上被骚扰者发帖吐槽的原因。

    社区人员抗辩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孕妇和代孕者提供及时的服务,但这种抗辩不能作为免责事由,初衷好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该条法律也对隐私下了一个定义:“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社区人员打电话询问公民生理周期就属于“刺探”隐私的行为,这一行为一旦实施,即便没有获得实质性的隐私,也已经构成侵权。

    其实《民法典》第1033条对此规定的更明确,“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1)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

    除了《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规定了保护隐私权的条款,该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刺探”公民的生理周期信息自然也是一种“非法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

    (三)应该如何正当的鼓励生育

    最新的生育率数字,显示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0,也就是平均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再看看适龄男女结婚率,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下跌。以中国人口如此严峻的局面,早就应该推出切实的的鼓励措施了。

    所以鼓励生育没有问题,但鼓励的方式要正当。要从内心承认生育是公民的一项权利,而不是义务,要承认过去40年的强制计生是亘古未有的人权之殇,给受害人造成了此生永难痊愈的伤害,那些失独家庭所承受的痛苦,更是无人可以体会。

    哪怕是从解决人口断崖,重新唤起国人生育意愿的目的出发,政府也应该进行一次正本清源的检讨,对几代受害人进行道歉补偿,特别针对当时或主动或被动响应政策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失独家庭进行补偿,并退还曾经超生罚没的款项,以求得受害人的谅解,实现在这一问题上的社会和解。

    在反思和检省的基础上,要审慎地制定可持续的鼓励政策,而且应该采取系统性的思维来解决。因为生育意愿持续走低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经济补贴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也最直接,生育补贴笔者建议分成两块,一块是补贴家庭的,目的在于分担养育新生儿的负担,一块应该直接补贴孕妇本人,规定该补贴有人身属性,因为生育客观上会导致职场晋升受挫,单靠政府对用人单位进行理念引导,并不能解决女心现实的损失,那就在经济上进行补贴。

    有人可能对国家补贴表示异议,认为既然财政来自于全体纳税人,就应该全体国民一律平等。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并不恰当,生育不仅涉及种族存续,而且新生人口是未来的纳税主体,生育孩子的确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所以给予她们补贴,个人以为不违反平等原则。

    另外,笔者认为也可以考虑对婚姻法进行部分修改,充分保障生育女性的权利,根据生育孩子的数量,在财产分割方面体现出女性的牺牲。

    当然,以上只是笔者的粗浅想法,权当抛砖引玉,但必须坚持一个正当性原则,不能再以过去那种无视人权的方式。

    2024年11月7日

  • 强打疫苗是对生命缺乏起码的尊重意识

    近来,中国北京、三亚、重庆等等许多地方纷纷传出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变相强制民众打新冠病毒疫苗的消息,引发民众忧虑与社会恐慌。在公民被剥夺了获悉疫苗是否按国际标准严格科学验证情况下,在至今未有权威可信数据证明安全时,强制公民接种,显然违背公民自愿原则,是对公民健康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生命缺乏起码的尊重意识。

    3月25日,重庆市小康集团发布名为“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称:“各单位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按照‘应接尽接’的原则……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单位负责人和党员干部带头,积极动员和组织本单位18-59岁的员工,除孕妇、哺乳期妇女……其余人员在2021年4月30日前在驻地街镇医院接种完毕。”通知还称:“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不力和发生问题的单位和个人,集团将从严追责问责。”

    3月23日,海南省三亚市鸿港市场有蔬菜商户对媒体披露:“23号才通知的(不打疫苗不让进市场),24号都必须要打的,”“(不打疫苗不让进)导致卖货量少了百分之三十。”“整个三亚现在都让打疫苗,强制性的。谁想去打疫苗啊,再说这个疫苗还在实施阶段,谁知道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另有鸿港市场水产品零售商说:“24号早上开始,城管有一百多号人来把守,市场里面的保安也全部出动。”“每个人有健康码,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他查你的健康码,如果没打的就没有一个平图,如果打了就有一个核酸检测的二维码,如果没有二维码就进不去。”该零售商还说:“如果要不是这样强制执行,谁会愿意去打。”

    3月1日,北京疾控中心发文称,18岁至59岁无禁忌症人群都应接种新冠疫苗。有知情者对媒体披露“从(其所在企业的)通知内容本身来看,没有太大的强制性的意思,也没有过分的约束,但是从实际工作来看,集团要求我们按周上报疫苗接种情况以及疫苗接种意愿统计情况,如果你不打疫苗或者暂时不接种疫苗,未来有可能会接受到公司领导的询问或者是相关部门的调查。”

    从表面来看,政府让民众打疫苗似乎是关心民众生命安全,是为民众健康着想。尤其在当下世界新冠病毒肆虐,中国大地依然面临新冠病毒严重威胁之际,打防治疫苗的确成为一种需要。然而,依照国际惯例,作为涉及每个公民生命安全的疫苗,理应通过严格的国际公认的科学检验标准,以保证疫苗有效与安全下,才能普遍推广接种。但是,中国当下给民众接种的疫苗,究竟有多大安全有效,至今没有得到切实可信的科学验证证明,广大民众对此缺乏充分了解,而一些有限的渠道却不断披露出疫苗带来对接种者的危害,因此无法对疫苗建立起应有信心。在此情况下,政府强制推行接种疫苗,不仅对公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没有保障,而且也严重违背公民自愿原则,使公民陷入恐惧之中。

    从中共将给民众接种疫苗当作“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推行,可见这场打疫苗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而拐离为了公民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目的。更有甚者,从中共统治大陆的过往使用疫苗的历史来看,屡屡发生危害数以万计公民生命的毒疫苗、假疫苗、变质疫苗等等事件,使至今仍有无数受害者挣扎于病痛之中。这种对成熟疫苗的生产与管理事件,使公民有理由怀疑当下匆忙以政治任务来推开的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共产极权主义来到人间,就以阶级斗争为政治运动的形式而意欲达到所谓阶级解放的政治目标,以实现先进的无产阶级(其实是极权统治集团)对人类的统治,由此共产极权者将普通民众都当作阶级斗争即政治运动的工具,而缺乏对生命的起码的尊重。因而,共产极权的历史都是血淋淋的剥夺民众的生命史。从国际研究共产极权运动史资料显示,共产运动带来人类数亿人的死亡。而中共在中国产生以来,抛开抢夺政权时期的所谓革命带来的死亡人数,仅仅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通过掀起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反精神污染,六四屠杀,镇压维权、镇压信教等等政治性运动,就带来八千万无辜生命罹难。可见,中共极权集团对民众生命的漠视,将民众完全变成政治工具的现实。

    由于中共极权集团没有对民众生命的起码尊重,也是这次新冠病毒肆虐的根本性原因。当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之初,中共没有基于对民众生命安全的考虑来及时向社会预报实情,而是本着政治需要来压制疫情披露,惩处知情医生的报警,由此麻木了社会的警惕,延误了社会的防治,最终促成全球性灾难。

    今天,在全球遭受新冠毒害之际,中共当局又以所谓防治新冠之名,在没有严格科学权威的可信的验证前提下,而以政治高度来强行推广疫苗接种,实质仍然是无视公民的健康与生命,只为政治目的掀起又一场涂炭生灵的政治运动。本质上与新冠爆发之初的惩处报警者一脉相承,这对民族带来的灾难后果是可想而知。

    中共当局只讲政治需要而将公民当作政治工具,漠视公民健康与生命安全的行径,必将长久给民族带来无尽灾难。对此,全民与世界各国都应保持高度警惕。

    民生观察 2021年3月28日

  • 缺失尊重生命意识下的社会乱象

    据中国大陆官媒报道,2020年4月18日,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盛和府建筑工地自卸车倾倒土方时,将在工地玩耍的4名儿童压埋,致其不幸死亡。该恶性事件报道后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4月21日中国大陆官办的红星新闻、上游新闻、新京报等三家媒体记者在征得受害人家属同意后前往采访,结果遭到口罩蒙面的“不明”身份人员阻挠、围殴甚至被抢走手机,撕破衣服,弄坏眼镜,抓伤身体,卡勒脖颈……

    事发后,红星新闻、上游新闻等媒体纷纷曝光,面对汹涌的舆情,原阳县一位姓卞的副部长居然栽赃家属,对媒体说打人者都是受害人的家属。这个说法,显然与此前村民为保护记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自相矛盾,也与现场口罩女子说“没得到政府正规通知不能进”相矛盾。

    4月22日有媒体报道,上述记者被抢的手机已经送回来了,不过手机已被刷机了,信息全部被删除了。

    该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其媒体前往采访被暴力阻扰事件,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其实本质上都是漠视生命。因漠视生命而轻施工安全意识与保障,致使儿童遇难,因漠视生命而觉得企业名誉与经济效益比生命重要,进而意欲掩盖致人死亡的罪错。所以施工单位及其施工人员,和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人员,都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意识,而是将别的利益置于生命之上。

    至今虽然没有披露出暴力阻止记者采访势力究竟是些什么人,但是无须怀疑的是,这些人肯定是当地权贵,是与企业施工利益相关,且得到利益相关权力部门支持甚至指使,或者不排除就是当地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是中国大陆近几十年来的正常现象,而如果离开了权力的背景,恰恰是不能理解而不符事实的。

    在此本文不想探讨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违法侵权,而是想说说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屡屡发生种种离奇的人命事件,小的不说那些强制拆迁致人死亡,各种层出不穷的事故,每年致人死亡数达十万百万计。其中很多事故是可以避免,但却反复发生。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对生命缺乏应有的重视,显然是最根本性的。

    今天中国大陆普遍缺乏生命安全意识,没有培养起敬畏生命,生命至上的信念准则,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那么中华民族是否有史以来就缺乏生命敬畏意识呢?从几千年中国历史来看,的确有各种史料证明,如长平之战一次坑杀赵军40万,历朝皇权更替,多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充满血腥屠杀的历史,其中对生命的轻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样的民族的确是严重缺乏对生命敬畏的意识。然而,历史上的帝王却又不断上演出种种珍惜生命的故事,如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丹,刑不上大夫。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事实存在权贵惜命如金,而民众命如草芥的截然不同情况。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生命的轻重与地位相应,是权与利决定着生命的轻与重。而这种生命的轻重观本质上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将生命世俗利益化。而真正尊重生命,就应该是不分身份地位,只要是人,命皆宝贵,王侯将相与平民百姓在生命价值上一样。

    中国历史上缺乏对生命尊重意识,故而出现种种生命悲剧。然而,到了现代,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不仅没有尊重生命及生命平等的意识,而且将个体生命完全工具化,将民众生命当作实现极权理想的工具,由此提倡所谓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将个体献出生命作为政治崇高来教化,以致从小孩上学的少先队,到中学的团员,到所谓的党员,宣教的宗旨都是要献身,都是时刻为了党的需要牺牲生命。这种将个体生命时时置于随时失去地位的意识是共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原形,即根本不管个体生命的意义,更没有个体生命的价值,因此不存在任何尊重生命的意识。

    共产极权在中国大陆统治以来,正是因为这种完全无视个体生命,不尊重个体生命的意识,致使一次次政治风暴肆虐,在70年统治中制造了8000余万无辜生命的罹难。正是这种漠视生命,才会祭出“稳定压倒一切”。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肆意屠杀;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让民众饿死。直到今天中国武汉病毒泛滥,世界有各种不同解说,但无论千万说词,最终都离不开对生命的漠视。因为对生命漠视,缺乏起码尊重生命的意识,故而才会为了政治面子或稳定而掩盖疫情,这对于世界那些将生命尊为至高价值的文明民族,是根本无法理解,更无法容忍的,然而,在中国当下,这却是必然选项与政治正确。所以,在中国发生武汉瘟疫,从无视生命价值的角度,完全是一种必然。

    今天河南发生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为掩盖事件暴力阻止记者事件,无非是中共极权漠视生命意识的社会侧影,是一种毫无悬念的事件,而如果不发生这种事件,那才是一种意外。

    中国大陆今天不断上演的各种生命死亡事故,本质上都可追溯到对生命缺乏应有尊重。而导致今天中国社会如此漠视生命,共产极权消灭个体生命的意识又是毒化之根。所以,中国要想真正扭转这种生命事故频发与漠视生命的掩盖现象,就必须结束极权将个体生命作为政治理想的工具化,树立现代文明的生命平等与尊严意识,将生命至上当作社会基本价值。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2日

  • 尊重人权 关爱生命——2014年农民工讨薪遭暴力伤害案件统计

    2014年12月26日,一张名为“警察打死讨薪女民工,倒地后仍遭脚踩头发”的照片及其相关事件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开来,引起舆论巨大关注,至此12月13日山西农民女工周秀云惨死派出所一案终于浮出水面——为了讨还房地产商拖欠的薪水,自周口郸城县47岁的农民女工遭到数名警察暴打,倒地之后一动不动,头发被警察踩在地上。被带至派出所之后周秀云惨死,其丈夫王有志被警察打断6根肋骨,儿子王奎林和其他几名工友也遭到一顿毒打。此后王有志一家和其他工友四处上访,举牌为周秀云伸冤……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山西省太原市政府1月2日晚终于召开“12·13”案件新闻发布会,太原市公安局长汪凡代表太原市公安局对死者表示沉痛哀悼,向受害人家属和社会道歉。目前打人的警察已被带走调查,此案进入司法程序。
    岂料一波未平,另波又起。2015年1月19日,河南冀州市因凯隆御景开发商拖欠工程款,就读于河北冀州某中学的四川巴中籍女孩,14岁的袁梦替父讨薪不幸坠楼身亡,其生前最后一句话便是:“我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去要回工钱!”女孩坠楼惨死再度引发全国舆论对讨薪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高度关注。
    有研究表明,目前的欠薪情况,有95%以上都发生在农民工群体身上。但我国并不缺乏维护农民工薪酬权利的法律,既有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各地也有不少地方性法规和相关规定。就连刑法修正案(八)第46条,也作出明确规定:“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法律监管“不到位”的同时,当农民工前往相关政府部门维权的时候,常常遭到各部门相互推诿应付,在求助无门的绝望之中他们只能采取堵路、跳楼、游行、示威等方式表达诉求,却往往因此而遭到警察的暴力镇压和雇主的殴打,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我们的收集从2014农历春节开始至今,全国所发生的大大小小讨薪的事件。据本工作室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国因工厂企业倒闭(包括老板跑路失踪的情况)在内的讨薪案例有42起;因工厂解雇工人赔偿不合理的讨薪案例有2起;关于城市环卫工人的讨薪有1起;尽管建筑工程或房地产企业的讨薪案例只有18起,但发生了四名死者和十名重伤者的惨痛伤亡,而且有数个案例与当地政府部门有关。这样,全年民工讨薪遭暴力伤害案件达六十三起。
    在所有案例中被警察(少数案例中是身份不明者)打伤和抓捕的人员不计其数,不仅是讨薪的工人被打,甚至连围观拍照的路人和前往采访的记者都不能幸免。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剔除了那些工人和平抗议,并未发生肢体冲突的讨薪事件,所以实际欠薪的情况应该比这份报告更加严峻。
    民生观察注意到2015年1月15日,人社部、发改委、公安部、住建部、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等10部门联合部署,启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将为农民工追讨工资,确保完成春节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目标任务。对涉及1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必须在法定期限内结案。
    暴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殴打农民工不仅使情况恶化,同时也是严重的犯罪。新法规出台也许是一个信号,期待讨薪的农民工能拿到工钱安心回家过年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因此,民生观察工作室呼吁各地区政府部门停止暴力阻止农民工的合法维权行动,遵守法律,尊重人权,做好与老百姓切身利益攸关的工作,不要让“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年2月2日
    2014年农民工讨薪遭暴力伤害的案件
    1.2014年2月14日,江苏省无锡市振达钢管集团面临倒闭,发不出工资,干了十几年的老工人集体讨薪维权,遭到警察镇压殴打,多人被捕。
    2.2014年2月17日,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金辉煌婴儿制品厂374名工人年后回厂开工时,发现工厂被封,政府告知老板已跑路。于是工人堵路讨薪,遭治安队殴打,有40名工人被抓捕。
    3.2014年3月6日,赵智明等21名广西籍农民工,到位于广东省英德市郊的中铁十五局广乐高速T22标项目部,讨要被拖欠工钱。自2013年9月起,赵智明等人长期被拖欠工资,几经讨要,到春节后仍欠薪14万多元人民币。13日再次讨薪未果的赵智明等人离开后十几分钟,一伙手拿砍刀和铁棍的人截住赵智明等人进行暴打、砍杀。赵智明、唐阿明被砍伤倒在地上,警方立即通知120救护车到现场救治,后经医生检查证实赵智明因失血过多死亡。唐阿明重伤住院治疗。
    4.2014年3月17日,广东省佛山市,因拖欠员工2个月左右的工资,老板失踪,樱达电器有限公司容桂厂区数百工人到容桂街道办讨薪,遭警察驱散,有工人遭殴打和抓捕。
    5.2014年4月7日,广东省东莞市冠峰公司宣布结业,此前公司已单方面解除与工人的劳动合同,没有任何赔偿。4月10日,冠峰针织有限公司百名工人“跳楼”维权,要求公司支付赔偿金,遭警察殴打。
    6.2014年5月4日,浙江省兰溪市亚太家纺有限公司在倒闭前拖欠员工三个月工资,数百工人打着横幅游行至市政府讨薪,期间有警察与工人发生拉扯推搡,工人被打倒在地。
    7.2014年5月6日,福建省厦门市超雅乳酪近40家门店在4月份陆续关闭,拖欠员工工资3个月。超雅乳酪200余员工拉横幅讨薪,遭警察殴打。
    8.2014年5月21日,辽宁省大连市柯尼卡美能达精密光学(大连)有限公司全体工人罢工,上千人到金州新区管委会抗议公司裁员补偿不合理,当局出动特警、警察镇压、殴打工人,6人被打伤,至少7人被抓捕。
    9.2014年5月21日,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谷山庭苑工地,因开发商拖欠4万余元工资,民工杨小云讨薪过程中一怒之下关闭了施工机器,5名民工遭到20多人持2米长铁棍围攻受伤,其中2人肋骨被打断。
    10.2014年6月4日,福建省福州市恒质鞋业有限公司工人游行讨薪被警察镇压,多人被殴打,十余人被抓捕。恒质鞋业拖欠400工人2个月工资约500万元,并私下搬走厂里设备,3日,工人曾到马尾区政府讨薪,但只得到补发基本工资1147元的答复。
    11.2014年6月6日,四川省绵阳市安县,因房地产商拖欠半年工资,银都宝座建筑工人堵路讨薪,遭警察殴打抓捕。
    12.2014年6月7日,江苏省常熟市梅李镇,瀛环织造印染有限公司老板拖欠工资数月后跑路,200余工人拉横幅游行,遭近百警察拦截殴打,2人被抓捕。
    13.2014年6月9日,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因老板拖欠工资数月后跑路,金鹭服装和德锦服饰400工人聚集县政府,将交通阻断讨薪,遭大批警察镇压,多人被抓捕。
    14.2014年6月20日,江苏省苏州市三熊印染厂倒闭,拖欠工人平均近万元工资。工人到镇政府、市政府讨薪无果,百余工人聚集市政府讨薪,被特警镇压,多名工人遭殴打抓捕。
    15.2014年6月23日,河南省郑州市摩力雅服饰有限公司因老板欠薪跑路,200工人维权无果,将交通阻断讨薪,被大批警察驱散,多名工人遭殴打。
    16.2014年6月30日,黑龙江省伊春市,西林钢铁集团拖欠上万工人工资长达半年,无力偿还集资款,引发数千工人罢工。工人凌晨3点开始陆续聚集到哈尔滨至伊春铁路线,卧轨阻断交通。中午,示威人数增至3000余人,有大批武警、特警到现场戒备,伊春火车已全部停运。截止下午5点,工人仍在与警察对峙。晚上,工人被暴力驱散,多人被殴打抓捕。
    17.2014年7月21日,湖南省怀化市,因被拖欠工资40余万,SOS酒吧百余员工在酒吧门口打出多条横幅讨薪抗议。23日讨薪员工遭大量持枪特警、武警殴打。员工称,酒吧有多名股东系市内知名官员。
    18.2014年7月25日,江西省高安市新街镇新澳实业有限公司老板拖欠4个月工资跑路,200工人堵路讨薪遭警察殴打。
    19.2014年7月29日,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晋云瑞龙房地产开发公司拖欠工资,百余农民工讨薪无果,到县政府堵路,遭警察殴打抓捕。
    20.2014年8月19日,辽宁省鞍山市华川地产开发商拖欠工资五个月,大量建筑工人拉横幅堵路讨薪,遭特警群殴。
    21.2014年8月20日,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名雅鞋业老板拖欠工人工资500余万跑路,400余工人拉横幅到东坑镇政府讨薪,遭大批警察驱赶,多人被殴打抓捕,一名工人因躲避追打被车撞伤。
    22.2014年8月23日凌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NEW CLUB酒吧百余员工堵门讨薪,遭大量特警殴打抓捕,期间一名员工被警车撞倒,欠薪老板被警察强行带走。员工称,酒吧开业以来已拖欠员工工资数月,因大股东是官二代,没有一家媒体愿意报道。
    23.2014年8月25日,广州省东莞市因更换环卫承包队,数十名环卫工人聚集在东门广场讨薪,突遭二十多人手持钢管的殴打。六名环卫工被打伤,三人伤势严重,两路人因拍照也被打伤。
    24.2014年8月29日,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农民工为政府建房后工资被拖欠,数十人讨薪无果后堵荥经大桥抗议,遭警察殴打并鸣枪恐吓,最后,一名农民工被几个警察放到在地强行铐上手铐带走。
    25.2014年9月1日,福建省晋江市强博鸿服饰有限公司老板跑路,拖欠300工人工资上千万,工人游行到市政府讨薪,遭警察暴力拦截,多人被打伤流血,2人被抓捕。
    26.2014年9月4日,河南省巩义市中迈电力有限公司数百工人拉出多条横幅,聚集市政府追讨还被欠15个月的工资、生活费、集资款及利息、医保、社保等,有工人被抓捕。
    27.2014年9月13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杭州戴德实业有限公司上千工人因工资被拖欠4个月,将阳城路交通阻断追讨工资,随后遭特警镇压,多人被殴打,3人被抓捕。
    28.2014年9月17日,上海丽池集团丽曼SPA主题酒店员工到市政府讨薪,遭警察殴打抓捕。丽池集团拖欠员工工资5个月,老板陈续华已跑路,员工此前曾到劳动局、法院讨薪,均无果。
    29.2014年10月1日,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堰桥镇,湘乐贸易有限公司老板卷款跑路,拖欠百余工人工资数月,当地政府以“十一”为由拒绝立案,工人无奈游行到惠山区政府讨薪,遭警察镇压,多人被打伤,2人被抓捕。
    30.2014年10月4日,在上海有60余家门店的中医养生机构上海康骏于近日倒闭,拖欠员工3个月工资未发,工人此前曾到劳动局、市政府等地讨薪未果。2000余名员工到上海市政府静坐讨薪,遭大批警察镇压,多人被殴打,20余人被抓捕,另有数百人被带至救助站扣押至当天下午。
    31.2014年10月13日,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威格森新材料有限公司拖欠工资,200工人讨薪遭大量警察镇压,多名工人被打伤入院。
    32.2014年10月13日,广东省深圳市,新济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老板欠薪3个月跑路,工人堵高速路口讨薪遭警察暴力驱散。
    33.2014年10月13日,福建省晋江市杰霖鞋业有限公司倒闭,老板拖欠工人3个月工资后跑路,百余工人一早将晋江阳光路阻断讨薪,遭大量警察镇压,7名工人被抓捕。
    34.2014年10月16日,上海高建服饰有限公司上千工人罢工堵路,抗议公司拖欠工资、欠缴养老保险,遭大批警察镇压,多人被殴打抓捕,被抓捕的工人至今下落不明。
    35.2014年10月25日,广东省恩平市景瑜陶瓷有限公司工人堵路讨薪,被警察驱散,数名工人被抓捕。因公司拖欠工资三个月,景瑜陶瓷数百工人于23日发起罢工,并设置路障、拉横幅将厂外交通长时间阻断,24日,工人曾到市政府讨薪,但无果。
    36.2014年10月27日,广东省东莞市翔威服饰有限公司工人维权讨薪,遭200警察镇压,多名工人被打伤。
    37.2014年10月31日,广东省东莞市台资兴鸿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欠薪2个月跑路,守厂数日无果的700工人,在到镇政府维权中途被大批警察拦截镇压,多名工人被打伤,至少4名工人被抓走。
    38.2014年10月31日,广西桂平市大成陶瓷有限公司拖欠300工人工资5个月,工人到桂平市政府讨薪时遭上百警察镇压,8人被抓捕,其中3人被拘留10天。
    39.2014年11月1日,福建省石狮市,逸斯美服装有限公司工人因被欠薪3个月发起罢工,并在当天游行到市政府讨薪未果。3日三百名工人再次到市政府讨薪,遭警察镇压,多人被殴打,20余人被抓捕,其中部分工人系被警察以谈判为名骗入政府进行抓捕。
    40.2014年11月7日,海南省三亚市瑞城假日酒店工程拖欠工资近一月,50余名农民工欲徒步到劳动局讨薪,遭大量警察在途中拦截,当场抓走十余工人,并使用辣椒水等喷射、殴打工人,致使十余工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入院。
    41.2014年11月7日,在吉林省大庆市大同区,由于长期拖欠工资,卓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门外有农民工聚集讨薪,结果出来几个年轻人对民工大打出手,致两个农民工受重伤。其中民工赵会权被打成重伤,送医治疗后接受手术,被摘除脾脏。
    42.2014年11月17日,吉林省延边汪清县地球卫士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拖欠上千员工工资上亿达十月之久,五险一金两年未缴纳,再找新工作由于保险衔接不上,用人单位不能聘用,致使上千家庭无法正常生活。员工到当地劳动部门举报,希望得到解决,劳动部门以各种理由推托,三四个月没有结果。七八百工人上街抗议,在冬天零下10多度,还在为自己的血汗钱呼喊:“合理维权,要钱吃饭!”结果遭到武警暴力镇压,上百人被抓捕。
    43.2014年11月17日,浙江省诸暨市世纪之星服装厂三个月没发工资,一百五十余工人去劳动局讨薪,结果被警察暴力镇压,抓走11人,打伤7人,其中有两名重伤者。
    44.2014年11月17日,江苏省扬州市高老庄大舞台拖欠员工工资近三个月,四十多名工人寻求各级政府帮助,无人理会,最后找到市政府,却被几十名保安拳打脚踢。
    45.2014年11月18日,四川都江堰市胥家镇某灾后安置房项目工地发生劳资纠纷,雷某、廖某等数十名某劳务公司人员到都江堰市胥家镇某项目工地向四川三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承包方)讨薪未果,双方发生纠纷,继而发生打斗,致雷某、廖某受伤,其中1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46.2014年12月2日,天津市宝坻区牛道口镇鼎轶制衣有限公司200工人到镇政府讨薪遭警察镇压,多名工人被殴打抓捕,一名围观的学生因拍照被抓捕。
    47.2014年12月7日北京南站大平台处,上百名为三栋居民楼做外墙保温的工人讨薪。据说是老板在工程没完工的情况下携款逃走。工人的抗议引来四辆警车和约20保安,警察与农民工发生冲突,其间一名农民工倒地之后,被120拉去医院输液。
    48.2014年12月10日上午,因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通乡油路工程长期拖欠农民工工资,多名农民工前往巧家县委大院讨薪,在与副县长唐国彪理论时,他竟然笑称:“随便你们上访,死了人事情就好办了”一农民工一气之下当着副县长的面拿出敌敌畏一饮而尽……
    49.2014年12月16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裕西公园休闲园200工人堵路讨薪,遭警察殴打,有工人被打伤入院。
    50.2014年12月24日,广西钦州市灵山县同方和宸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约700名工人发起罢工抗议活动无果。2015年1月7日700名工人再次示威,打出大型条幅到灵山县政府门前讨要被拖欠数月的工资,当局出动大批警察抢夺横幅,并抓走数名维权工人。
    51.2014年12月26日,广东省惠州市新信利实业有限公司拖欠工资、关厂未赔偿工人,300工人拉横幅游行到政府讨说法,中途遭大量警察暴力镇压,10余人被打伤入院,60余人遭抓捕,其中13人被关押至今。
    52.2015年1月1至4日,山东省滕州市辰龙集团金达煤矿数百工人罢工,连日到市政府追讨被拖欠半年的工资以及年终奖、养老保险等。4日,示威工人遭镇压,一名工人被打伤入院,6名工人被抓捕。
    53.2015年1月7日,安徽省宿州市泗县,安徽国视星光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5D影城综合体项目工程拖欠工资长达一年多,农民工在讨薪维权过程中找到四五个不明身份的人员拳打脚踢,农民工沈秋生大腿被打断,还造成鼻梁骨折,你脑震荡等身体多处部位受伤。
    54.2015年1月12日,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的货车司机杨小兵,为周礼镇某道路施工点拉活干了7个多月却没有领到工钱,在讨薪的过程中突然被人殴打,杨小兵被打倒在地之后,还有人开皮卡车撞他,从他身上碾了过去!暴行导致杨小兵严重受伤,全身多处骨折,还在医院接受救治。
    55.2015年1月16日,广东韶关新丰县百多名农民工因横江商贸物流城工地欠薪,一连两天到县政府信访办讨说法,约130名工人没有堵路,也没有争执,却被政府动用民兵驱赶,并抓走14人,其中6人被行政拘留,另有7人被打伤,2人仍留院治疗。
    56.2015年1月17日,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彰新服装服饰有限公司老板拖欠300余工人3个月工资跑路,工人讨薪无门,到县政府堵路,遭警察镇压,3名工人被打伤入院。
    57.2015年1月19日,广东省佛山市,安博基业电器有限公司老板于2014年12月跑路,因拖欠工人2个月工资200余万元,百余工人到顺德区政府维权,追讨被拖欠的工资,遭警察镇压,十余工人被抓捕。
    58.2015年1月20日,河南公共频道两名记者前往洛阳伊川鸣皋镇,新农村改造项目民工讨薪现场采访。一名自称镇政府特派人员与多名不明身份者,撕记者证,砸摄像机,殴打记者。记者报警,一个小时后警察到现场。现在,一名记者受伤住院。
    59.2015年1月22至23日,山东省德州市,国企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拖欠工人工资4个月,欠缴社保5年,引发上千工人罢工,连续两日游行示威阻断城区交通,与大批警察对峙,期间有6名工人一度被抓捕。
    60.2015年1月23日,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兴鹤电子有限公司上千女工罢工,围堵县政府追讨被拖欠5个月的工资,遭警察镇压,多人被殴打抓捕。
    61.2015年1月27日,河南省安阳市400建筑工人游行到市政府,追讨被龙跃新世纪楼盘开发商拖欠一年的工资,遭大量警察镇压,1人被殴打致重伤,3人轻伤,1人被抓捕。
    62.2015年1月27日,广东省深圳市,水谷玩具(深圳)有限公司老板私下转移资产后跑路,五百名工人自1月16日发起维权讨薪,持续一周的抗议工人遭到数十消防武警殴打,一名女工被打伤入院。
    63.2015年1月29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宏胜玩具厂的老板失踪,约四百多名工人游行到横岗街道办堵路抗议,要求政府出面帮助工人讨薪,他们手持“坚决维权,还我血汗钱的”的横幅,现场有大批的防暴警察戒备,有目一名女工被当地治安员打伤。
    注:以上案例来自新华网、凤凰网等国内外媒体。

  • 尊重患者选择 避免“被精神病”

    家里有了惹事的精神病人,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因为不少患者家庭贫困无钱医治,或者患者本身不愿意,为此,很多家庭或用铁链锁住亲人关在黑屋内或强制送往医院,甚至导致了一些本没有精神病的人“被精神病”,湖北省十堰市网友彭宝泉与河南漯河市农民徐林东“被精神病事件”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然而,这种现象今年将得到改变。10月10日是全国第2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宣传主题为“发展事业、规范服务、维护权益”。在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上,强调了今年5月1日全国开始实施的《精神卫生法》在避免出现“被精神病”现象的同时,也应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A 维护患者权益,住院与否由患者自定
    南宁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在活动上透露,广西精神疾病总患病率约为25.08‰,据此估算,南宁市精神病患者约有16.5万人,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6.39万人,重性抑郁患者3.54万人。即便我市有这么多重性精神病患者,却仍然有不少患者明明有病却不愿意主动去医院就诊,“我没有病,我不要治疗!”一些人在被家属带到医院就诊时,常常对着医生大吼称自己没病。
    对于有些患者不愿就诊的情况,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许祖年指出,应该尊重患者的选择。因为新法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这也就意味着,“被精神病”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小。
    因此,精神障碍患者只有在发生“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况下,才能采取非自愿住院治疗。对于那些既没伤己也没伤人的患者,只能由医生对家属及其患者本人进行劝说,最终住不住院仍由患者自己说了算。
    B 精神病患者肇事,监护人需担责
    针对有些患者不愿意就诊,或者有些患者的家属没有能力给患者就诊的情况,在家中治疗往往成为很多患者的选择。那么,这些精神病患者特别是一些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等一旦肇事肇祸该怎么办呢?
    以往很多市民认为,如果精神病患者一旦肇事肇祸,只能“认栽”自认倒霉。然而,在新法实施以后,明确了监护人的责任。“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结论表明精神障碍患者应当住院治疗而其监护人拒绝,致使患者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或者患者有其他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情形的,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C 一人患精神病,多方伸援手
    众所周知,精神病是慢性病,而且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比较重,常常出现“一人精神病,全家绷神经”的无奈局面,然而,这种局面将有所改变。
    许租年指出,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为患者考虑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目前我国已将精神障碍患者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范围,也就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医疗费用的报销。
    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各部门应当优先给予医疗救助。例如,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许祖年说,自从兴宁区实施“686”项目以来,对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建立档案,对重症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进行免费住院治疗,确保了病人在医院有人管,出院有人监护。项目实施后,兴宁区精神病人打人骂人、毁坏公物现象下降了70%。据介绍,兴宁区这一做法和经验已经推广到整个南宁市。
    相关链接
    精神病患者资助项目
    目前,南宁市正在实施救助精神病人的“686”项目,正式名称是“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该项目从2008年起首先在南宁市兴宁区实施,从今年起扩大到南宁市六县六城区。该项目登记、评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随访有危险行为倾向的患者;免费向有危险行为倾向的贫困患者提供精神疾病主要药物治疗,免费化验检查,应急处置患者,免费紧急住院。(来源:南宁新闻网-南宁晚报         作者:记者 苏喜琳http://www.nnnews.net/health/201310/t20131017_588671.html)
     回目录

  • 爱与尊重是对精神病患的最好治疗——关注这个脆弱的群体

    偏见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对事实真相缺乏足够认识,因而造成误解。怀有偏见的人往往并不自觉,一般情况是误解愈深,成见也愈严重。

    很多人对精神病患者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也产生许多错觉、误会,甚至偏见和歧视。要破除偏见,必先消除误解,看清事实的真相,那样精神病患者才可以重获机会,得到公平对待,成为社会的一分子。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心扉,踏出寻求真相的第一步!

    一、小安的故事——

    在孤独与无助中踽踽独行

    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备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缺乏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方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

    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方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2008年,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2009年,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地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路。”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在后来的很多天,那双眼睛都让我难以忘怀。

    二、伤痛——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

    ◇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病障碍者

    ◇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

    “精神病患者”——一个被填充了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事实上,几乎在每个人身边,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

    1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病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然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尚不足5成,就诊率则更低。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一项涵盖中国12%成年人的大型调查显示,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总现患率为17.5%。其中心境障碍为6.1%,焦虑障碍5.6%,物质滥用障碍5.9%。对于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40岁及以上人群现患率高于40岁以下人群。男性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是女性的38倍。农村居民重性抑郁障碍、心境恶劣障碍和酒依赖的患病率高于城市居民。

    不仅成人群体,儿童一样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千八百多名家长近三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造成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题。

    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已由1989年的占总生病率的20.23%上升为1998年的27.03%;天津市对5万名大学生所作的调查中,有心理障碍的占16%以上。北京大学近十年来因心理疾病休、退学人数占总休学、退学人数的1/3左右。杭州市科委从7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抽取2961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占25.39%。

    2002年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在15至34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中国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他们长期失业,耗光了积蓄,变成家属的负担。

    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

    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越来越严重的歧视。

    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重要参与者。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三、救赎——

    精神科床位少,医生和护士不足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

    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

    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

    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如今,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李妍)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xzfzb/html/2012-06/26/content_367300.htm)

     回目录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