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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院上市背后:中国每8人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

    近日,温州康宁一家精神病院冲击IPO,招股说明书显示过去3年该医院毛利润率38%,常年入住率达96%。中国真有这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吗?答案比你想象的要多。

    一、每8人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 7成患者未治疗

    参考消息网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中国,差不多每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公众对精神疾病知晓率低、识别率低,很多人定义中的精神疾病仅有重症“精神分裂”,通俗的称为“疯了”。事实上精神病患多种多样,一般特点包括异常的思维、观点、情绪、行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对现有精神疾病进行分类,其包括四百种疾病,全球患病人数较多的有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痴呆症、发育迟缓、精神分裂症等。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册的精神疾病总数也接近400种,分为10大类72小类,失眠症、厌食症、酒精依赖、失眠症、自闭症等都在其列。1990年5月17日前“同性恋”也在世卫组织的精神病名册当中。

    全球对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都严重不足,治疗供需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世卫报告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未被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在76%至85%(中国正在此列)。

    本该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未被治疗,除了认识不足,资源也不够。

    二 、1万个病人“挤不上”2张床 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

    与庞大的病患人数相对的是我国精神病领域的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且分布不均,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在卫计委计划中我国精神疾病治疗条件将会明显改善, 到2020年现有的2万名专科医生有望翻倍升级为4万名。

    家庭负担重 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

    从数据上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

    温州康宁精神病院招股书中绝大多数患者治疗费在10万以下,但也不乏治疗费三四十万的患者。

    据卫生部调查,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总负担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许多病人家属不愿承担高额诊疗费用,拒绝将已基本康复的患者接出医院,有病人住院甚至超30年。

    相比该治疗的未被治疗,却有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因过渡治疗而占用医疗资源。

    三、认定标准低 监护人权利大你也有可能“被精神病”

    有病没病患者和监护人谁说了算?

    作为一种特殊疾病,目前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对精神病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诊断,“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甚至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一则来自《南方日报》的新闻称:2005年广州一对夫妇发生口角,大打出手。随后妻子电话至广州脑科医院,声称自己的丈夫疯了,请求帮助。脑科医院立刻派车前往,与妻子签订监护人委托书。当天深夜,身在家中的丈夫即被两个冲进来的护工用手卡住脖子,绑送往医院。

    这个荒诞的案例却是“合法”的,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条、三十一、三十六的规定,妻子有权向有关医疗机构申请对其丈夫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二十八条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三十条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第三十一条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第三十六条规定: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

    中国精神疾病认定标准普遍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中国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外,亦参照中华医学会制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这比多数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所规定的标准低。

    以上两个因素叠加,可能造成很多人“被精神病”。该治疗的未治疗,不该治的却可能被过渡治疗,精神病院冲击IPO的新闻背后更该被关注是中国精神病患者的现状以及被人们忽视的精神卫生领域。

    (来源:搜狐新闻 http://www.sohu.com/a/213101009_157078 2017-12-28)

  • 上访就有精神病 黄康林为儿申冤被三入疯人院

    黄康林,男,今年70岁高龄,家住四川省仁寿县新店乡三星村,2005年9月29日他唯一的儿子黄清和被凉山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凉山周末》报曾就该案对黄康林老人进行过专访,并以“真的杀了人就应受制裁”为题刊登了老人对该案的看法。这足以说明黄康林老人是个在正常不过的人,然而他却因为不服法院对儿子的判决申诉上访被劳教1年3个月,3次关进精神病院共3年多的时间。
     
    说起他儿子的死,黄康林老人总是痛苦不堪,他不相信儿子会杀人,他总想弄个明白,但自从他儿子被抓到被执行死刑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儿子,他说,“拿到逮捕通知书我就找公检法机关,我要见儿子问个清楚,他到底有没有杀人,可我从来没能见到过儿子,法院开庭时也不让我参加庭审,也不让我请律师,也没给我判决书,判决后也不让我会见,关于我儿子的判决书我还是花200元钱从别的律师那买来的复印件”。
     
    黄康林老人看着判决书联想到公检法的做法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没有任何直接证据仅凭投案自首的安佳林和同案犯的供述及他儿子的口供就认定是他儿子6人合谋杀人,这实在有些说不通。他从和他儿子一起受审的几个同案犯家属那了解到,法院审理时没有一个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出庭,也没有人旁听,只有检察院作为公诉方出庭。而法院对此解释为,被杀害的6人都是从事不良职业的女性,住所不定,黄清和等人杀人后碎尸抛尸海河内,没有找到尸体,无法核实身份,故没有附带民事原告出庭;因为时间久远办案机关没有找到作案工具。黄康林老人对此解释难以接受,自此开始申诉,直至2006年进京上访。
     
    2007年10月份的一天,他在北京上访期间被北京警察抓住送到了马家楼,第二天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把他接到了驻京办住了两个晚上后乡政府来人接他要让他回地方。然而回到地方乡政府的人并没有把他送回家,而是把他送到了仁寿县精神卫生保健院,大夫也没给他做相关检查就把他收入到病房。
     
    黄康林说,第二天,大夫在我的两个耳朵上夹了夹子通上电,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过后还给吃药,不吃药还给过电,没办法还得吃药,一天吃两次,吃完药头晕迷糊,就像瞌睡一样,可难受了。这样过了7、8天后乡政府和精神病院的大夫把我送到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检查,检查完专家给我说我没精神病,下次再上访就有精神病了。就这么又把我送回了精神病院。检查的时候乡政府还叫去了我老婆,他们骗他说我病了让她签字,她不识字别人代签的。送进去的时候家里也不知道,住了10几天后乡政府把我接出来的,手机什么都给收走了。
     
    出来后黄康林老人继续上访,2008年3月黄康林在京上访再次被抓回去送到了仁寿县精神卫生保健院接受强制治疗,吃了几天药后,黄康林说什么也不吃了,他说,“专家都说我没精神病凭什么让我吃药,我不吃药了”。这次大夫没再过多难为他从此给他停了药。直到当年的11月份,黄康林记得大概是10日,黄康林被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关到了仁寿县看守所对外的一家宾馆,把他关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6个人看着他,每天让他学习写《信访条例》还逼他写不上访的保证书,最后他口头承诺不上访了才让他出来,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关了他1个多月了。
     
    2011年4月,黄康林在北京永定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住宿,刚住下2个多小时就被劫访的抓走,他说“你们不要抓我了,我买了火车票,要回去了”。但劫访人员不听他的,又给他买了另一车次的车票强行把他押送到火车上,回去就直接送到了仁寿县精神卫生保健院。一直到2013年5月15日在他妻子和女儿的努力下乡政府才让他出院。黄康林说,这次把他送到医院家里人也不知道,后来我借别人电话通知家里才知道的,这次在医院还给我做了鉴定,大夫逼着我吃药,我死都不吃,大夫让我签字不吃药后果自,我签的我没精神病拒绝吃药。
     
    2011年11月20日,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中载明,委托给黄康林做精神疾病鉴定的是仁寿县新店乡人民政府,鉴定意见为,黄康林患有明显的偏执性人格障碍,其反复上访与个性缺陷和不接受儿子犯罪的精神刺激有关。该鉴定书中还载明,2007年10月2日,华西医院司法精神鉴定时所作精神科检查,未发现精神病性症状。2008年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也曾给他做精神鉴定,鉴定后黄康林被劳动教养,但至今未给他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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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外精神病防治: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咨询

    据悉,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大多数国民都不会缺少两种私人医疗服务,一是牙科医生,二就是心理健康服务。心理健康服务对于他们就是生活的必需品。在美国,甚至于大多数人一遇到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心理困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向自己的心理医生求助。

    与之相反,在中国,心理健康服务没有重视,我们遇到问题一般总是先想到找家人或朋友倾诉,但是他们没有专门的心理知识,无法正确地去排解心理障碍。再加上像郑民生一样内向的人,也无法敞开心扉。

    当心理治疗在国外已是一个比较发达的产业,中国至今还没有一个正规的心理治疗培训机构。更重要的差距在于整个社会的精神卫生意识:国外看心理医生很正常,中国却很少有人会这样做。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咨询委员会副主任郑日昌教授介绍说,国外不管是学校、企业,还是军队、社区,甚至监狱,可以这样说,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心理咨询机构,不管是官办的还是私人的。

    一些大的公司和企业会在自己内部设一个专门的独立的心理咨询机构,也可采取被称为EAP(员工援助)的形式,作为一项福利,像买保险一样,委托某一心理咨询机构,按员工人头,每年将一定款项划拨到该机构去。在此过程中,员工遇到心理问题可随时去咨询,由企业买单,不用员工自掏腰包。这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为员工建立必要的心理干预机制,是很普遍的现象。

    郑教授强调,解决心理问题,一定要用专业的科学的方法,还要有专业的心理咨询队伍。因为它既不是身体疾病,也非思想品德问题,而是一种心理困扰、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它牵扯到社会各色人等,涉及婚姻、家庭、子女、事业等方方面面问题,一定得由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专业人员来做,这样才更有利于社会安定。(来源:中顾网http://news.9ask.cn/xsbh/xsdt/201004/478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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