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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立国等人涉黑案开庭曝指居期间遭刑讯逼供

    【民生观察2024年12月18日消息】2024年11月4日,河北唐山迁安市民营企业家杨立国等20人涉黑案,在由石家庄市鹿泉区国山宾馆南会议楼临时改建的审判庭一审公开审理。2024年12月14日,经过长达40天的审理,法庭宣布休庭,因本案复杂重大,将择期宣判。2024年12月17日,据曝料文章(公众号:八楼听风)称,河北唐山民营企业家杨立国遭遇“近海捕捞”,他在指居期间遭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其中包括:用脚踩在脸上强迫其唱《征服》。警方在侦办“孙久利系列”案件时,发现杨立国及企业拥有大量财产,于是便将此案与杨立国拉上关系。并抓捕了杨立国和企业多名员工,查封其企业和财产,将杨立国和孙久利等人拼凑成一个有20名被告人的涉黑案件。

    公开信息显示,杨立国1963年出生于迁安城关镇公平村,早年做过泥瓦工、裁缝,1988年开始兴办实业,1998年获得迁安市赵店子镇岐阁寺铁矿(后更名为腾龙铁矿)承包经营权,2004年收购秦皇岛市卢龙县鑫兴矿业有限公司(下称卢龙铁矿)。

    目前,杨立国实控企业11家,涉及矿山、房地产、酒店、物业等行业。截止2022年底,企业和个人累计缴纳税款18.29亿元,为公益慈善事业捐款403万元。杨立国曾连续多次当选迁安市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和迁安市工商联副主席,并连续多年被评为迁安市、唐山市劳模。

    2023年2月16日,杨立国突因涉黑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鹿泉分局刑拘,被查封、扣押、冻结资产包括资金10.9亿元、房产104套、车辆8台等。

    杨立国涉黑案历经两次移送起诉、两次退回补充侦查、三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于2024年11月4日一审开庭审理。

    石家庄市鹿泉区检察院指控,为攫取铁矿经营权,1998年下半年,杨立国通过张爱民(已死亡)、王江招募大量社会闲散人员,采用各种暴力、软暴力手段,陆续威胁、逼迫代树军等将迁安市岐阁寺铁矿承包经营权转让给自己,以其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初步形成。为维护和扩大组织利益,杨立国先后招募了孙久利、李向东、朱传玉、陈文雄等人加入“护矿队”,在迁安实施了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多起违法犯罪活动。

    《起诉书》称,杨立国收购卢龙铁矿后,经营期间因采矿问题与刘金涛发生矛盾,授意陈文雄等人招募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充实到“护矿队”。2006年8月5日,双方纠集人员在卢龙铁矿发生持械斗殴,造成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

    鹿泉区检察院认为,杨立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自成立以来,共实施犯罪活动12起,违法活动4起,涉及寻衅滋事、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罪名,应当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共4个罪名追究杨立国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包括一号被告人杨立国等在内多名被告人当庭控诉“指居”期间有遭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和人格侮辱,其中包括:先让看色情视频,勃起后强迫脱裤子;被用脚踩在脸上强迫其唱《征服》;被强迫一边学鸭子走路一边唱“我是一只公鸭子,要找一只母鸭子”等。一旁听者称“震碎三观”。

    此案中,杨立国名下企业仅被查封的现金就超过10亿元。其家人认为,此案“错就错在为了铁矿改造,公司账上现金太多。”

    杨立国的家人称,杨立国涉黑案来源于“孙久利等人系列案件”。2018年,杨立国的前员工朱传玉到柬埔寨谋生。2022年因涉嫌违法被福建警方拘留,转交给河北警方侦查。侦查过程中,朱传玉供述了2006年前后在杨立国所属铁矿打架斗殴的事情,进而牵出2004年之前的保安队的负责人孙久利。

    2022年6月20日,河北省公安厅指定石家庄市公安局管辖“孙久利等人系列案件”。同年10月30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以“620专案”的名义,将该案再次指定给鹿泉公安分局管辖。

    “鹿泉公安分局在办理孙久利系列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杨立国及其企业拥有大量财产,见财起意,遂开始将此案强行与杨立国拉上关系.”杨的家人称,警方发现孙久利20年前曾在杨立国公司干过活,而杨立国旗下有十来个亿的资金和两个铁矿,于是将“孙久利等人系列案件”变更为“杨立国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抓捕了杨立国和企业多名员工,查封了杨立国及其企业的财产,拼凑成一个有20名被告人的杨立国涉黑案,而孙久利则被列为本案第二被告人。

    辩护人认为,鹿泉公安分局未对杨立国正式立案,就对其采取刑事措施,违反了“先立案,后侦查”的要求。“本案连杨立国的立案手续都没有,只有孙久利系列案件即620专案的立案手续。极为荒唐!”

    以《起诉书》中谈及的王江为例,知情者介绍,王江的案子(无论与杨立国是否有关)已经过了追诉期,所谓的受害者当时的鉴定结论是轻伤,不追究,重伤是2022年立案后重新鉴定的,并非案发时的2006年鉴定,而最新的鉴定只用了3天时间就出了结果。

    多名刑法学专家论证认为,石家庄市鹿泉区既非犯罪行为发生地或结果地,也非杨立国居住地,无论法定管辖还是指定管辖都于法无据,该区司法机关对本案都不具备管辖权。

    “管辖权问题的根子在于逐利式执法。”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这也是某种“远洋捕捞”,因为发生在省内,所以可以命名为“近海捕捞”。

    旁听者介绍,杨立国在庭审中辩称自己与孙久利系列案件无关,鹿泉区对其涉黑案没有管辖权。“我要不是有这么多钱,就没有这么多事。”

    20年前就已经因在外喝酒打架被杨立国开除的二号被告人孙久利,亦当庭表示不认可其与杨立国涉黑案有关。“我跟杨立国一毛钱关系没有,因为我20年前就不干了。他就在我旁边坐着,他要是给过我一分钱,你们判我100年我都认。”

    旁听者介绍,律师在质证庭指出42份检察机关问询笔录中,有37份来自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一模一样。多名被告家属认为,这明显是人为拔高凑数,“为了搞钱而搞案子的痕迹很明显。”

    据现场律师和旁听者介绍,11月28日,即庭审第二十四天,杨立国不满庭审走过场,不能保障基本诉权,悲愤下在法庭上拿麦克风狠砸自己额头,顿时血流满面,引发了旁听者的广泛同情。

    当天的庭审中,就涉黑部分第一起寻衅滋事案进行举证、质证。也就是《起诉书》中所称的杨立国、王某与张某民迫使代树军等转让岐阁寺铁矿及其附属第一、第二、第三选矿厂的承包经营权。

    庭审中,杨立国对指控当庭予以否认,并多次请求法庭播放证人、被害人的同步录音录像,但得到的却是公诉人的反对与合议庭的沉默。

    见状,杨立国以手指灯发誓:“如果我实施了这些行为,我全家不得好死!”

    下午,杨立国辩护人指出公诉人《起诉书》制作不规范,导致对杨立国涉嫌寻衅滋事罪指控不明。杨立国也要求合议庭给个说法。

    旁听者回忆,当时杨立国拿起了话筒,强烈要求合议庭明确《起诉书》指控的问题。合议庭置之不理,让公诉人继续举证。

    见状,杨立国情绪完全失控,举起沉重的话筒底座狠砸额头,顿时血流满面。四五个法警冲过来试图控制杨立国。杨强烈挣扎哀嚎,十几名法警一起将杨立国强行摁在椅子上面。

    审判长宣布休庭,医护人员随后进入法庭。此时,杨立国额头正中已经凸起一个大包。他声泪俱下,对审判长痛陈自己的心路历程。

    杨立国表示,在侦查阶段受到不公,以为到了检察院能好一点。结果检察院制造假证据,包庇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又觉得到了法院能好一点,以为审判长会为被告人做主。结果多次要求法庭到石鑫宾馆去取证,去看看被告人遭受长达六个月变相肉刑的地方,合议庭不去;多次要求法庭播放同录,合议庭不播。开庭以来,对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问题,一概不给解决,一直违法推进庭审。

    “现在我再也不相信审判长了,审判长直接把我判了吧!”

    次日的庭审中,杨立国面前的话筒被牢牢地固定在约束椅上,麦克风与底座的连接处被黑色泡沫包裹着,话筒底座被黑色胶带反复缠绕在约束椅的右侧。杨立国周围的法警也增加了一个。

    一位辩护人称,他深深的体会到了杨立国的无助无奈以及公检法的无法无天。“我也不知道用啥渠道能让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检和最高法派人来石家庄市鹿泉区法院,看看这个法庭是怎么审判这个扣押了十个亿的企业家杨立国案件的?”

    在庭审第29天,审理第七起寻衅滋事案。

    《起诉书》指控:2012年9月至12月,迁安市赵店子镇申刘庄村与赵店子村,杨立国任命第八被告人章某华为拆迁组组长,由章某华成立“攻坚组”,“攻坚组成员”到拒不配合拆迁的村民家里寻衅滋事,以迫使他们签订《拆迁协议》。

    一位辩护人称,综合在卷书证、相关笔录和被告人当庭陈述,该案堪称全案最为荒谬的一起指控。

    首先是指控内容的荒谬:据在案书证,本起指控中,拆迁的目的是政府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其责任主体是迁安市政府,实施主体是赵店子镇政府,其中杨立国的腾龙铁矿为政府进行大量垫资并协助政府进行扫尾工作,具体负责派人到村民家里协商,指引村民到镇政府签署拆迁协议并领取拆迁款,同时负责拆迁协议签订后的地面物拆清。

    两个村子一共800多户村民,最后仅剩几十户由于对拆迁款不满意等因素成为了“钉子户”,部分“钉子户”正是本案的被害人。而在双方交涉中的偶发纠纷,成为了本案公诉人指控的内容。

    辩护人指出,如果认定杨立国与章某华是黑社会,那么迁安市市政府、赵店镇镇政府也是黑社会。“不能让杨立国等人为政府‘背锅’。”

    其次是《起诉书》制作的荒谬:《起诉书》称,章某华安排“攻坚组”成员到村民家里实施威胁恐吓等行为,迫使村民签订拆迁协议。但庭审中坐在约束椅中的,仅有杨立国与章某华两个人,没有任何所谓的“攻坚组”成员。杨立国、章某华对“攻坚组”这一说法均表示困惑。

    章某华连续对公诉人提出三个问题,其一,这个“攻坚组”是谁成立的?其二,这个“攻坚组”成员都有谁?其三,这个“攻坚组”是谁调查来的?章某华说“如果不弄明白这些问题,我就成了个糊涂人。”

    然后是笔录制作的荒谬:有辩护人阅卷时发现,在卷笔录中存在大量违法以及违背常理的内容。

    第一,“时空错位”。对于涉嫌到村民家里进行威胁恐吓的“攻坚组”成员,被害人对其体貌特征,竟存在“夏天穿着长袖,冬天光着膀子”的描述。辩护人讽刺道“这哪是黑社会,简直是神经病!”

    第二,“勇敢的被害人”。一份被害人笔录中,前面被害人称到其家里进行威胁恐吓的是腾龙铁矿的人,也是杨立国的人;被问到“为什么这么说”,其表示后来到腾龙铁矿工作时得知的。

    第三,“我怎么会打我侄子?”被害人赵某明笔录记载,章某华安排人对其实施殴打。但章某华困惑道:“我和赵某明父亲关系非常好,赵某明是我侄子,我怎么会安排人打我侄子?《起诉书》怎么这么编故事?”

    第四,辨认笔录的见证人都是被害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94条第2款“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人,不得作为见证人”的规定,本案所有辨认都应该是无效的。

    对于公诉人如此荒谬的指控,七十多岁的章某华使出浑身力气怒吼:“所有被害人都不出庭,《起诉书》纯属编造,气死我了!”

    本案庭审中,杨立国等多名被告人当庭控告其遭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辩护律师团队指出,为将杨立国及其企业打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办案人员将多名嫌疑人“指居”在一个叫“石鑫宾馆”的地方,严重违反了不得在宾馆、酒店、招待所等其他场所执行监视居住的规定。

    “刑讯逼供违法取证,主要集中在石鑫宾馆这个地方。”多名家属声称,鹿泉公安违反法律规定,将大部分嫌疑人集中在石鑫宾馆关押半年之久。石家庄此前曾经爆出过在“指居”期间死亡的暴瑞钦案,涉案警察均已因涉嫌刑讯逼供被立案调查。“我们获知,暴瑞钦案至少三名警察也参与了杨立国案的侦查和讯问活动。”

    杨立国的家人称,为逼迫杨立国就范,办案人员连续给其佩戴手铐四十多天,不给吃饱饭,不让好好睡觉,并威胁抓他的家人。杨立国等人被“指居”后,辩护律师多次提出会见要求,但是鹿泉公安怕律师了解到嫌疑人遭到刑讯逼供的情况,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不让律师会见。

    有被告人在质证时自述,有的办案人员让嫌疑人看色情视频,看你生殖器硬不硬,然后强迫脱裤子。

    被告人郑爱军当庭证实,他已经51岁,一个办案人员把他的裤子给扒了,又给他看黄色录像。见不起作用,一把精油给他抹上了。

    李志强、王春利、张朋等被告人的家属称,三人在被“指居”期间均遭到殴打、变相肉刑、精神控制、威胁等刑讯逼供行为。李志强的家属称,办案人员还强迫李志强听同案嫌疑人被刑讯逼供的惨叫声,李志强曾听到“嘟嘟”的电流声和同案嫌疑人被电击的惨叫声。

    据被告人家属介绍,2024年4月,部分嫌疑人家属和律师向鹿泉区检察院提出书面控告,请求该院对本案中存在的刑讯逼供行为进行调查监督,并提交了调取“指居”及讯问期间同步录音录像、排除非法证据申请。7月,鹿泉区检察院答复家属和律师称,他们经过调查,认为不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当被问及是否查看了“指居”点的监控录像后,工作人员称“指居”点虽然有监控,但监控视频只能保存一个月,现在视频已经被覆盖,所以无法查看。

    “我们反复提出,要求法庭指挥控辩双方和被告人一起到石鑫宾馆进行现场勘验检查,但法庭始终不同意。”一位辩护律师称,鹿泉检察机关放弃了对“指居”进行监管和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职责,甚至在审查起诉的讯问中大量复制粘贴侦查机关的讯问内容,已涉嫌编造证据。另外,涉黑案件所有讯问都依法应当制作同步录音录像,但本案仅移交了少部分同录,既未移送全案同录供辩护律师查阅观看,也不允许辩护律师交叉观看所有同录。

    2024年12月14日,法庭宣布休庭,因本案复杂重大,将择期宣判。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本案明显属于趋利性办案。相对于跨省“远洋捕捞”式执法,本案可称为“近海捕捞”。多名刑法学专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杨立国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致函最高法院为其陈情,希望依法公平、公正处理。

  • 维权人士居无定所 断电断气断水


    (李文足与警察论理)


    (李文足逼迁日记)

    “逼迁”就是逼迫迁徙,即迫使人离开所居之地,这在中国大陆已成为当局打压维权人士的常规手段,而且近来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认真审视“逼迁”现象,厘清其演化脉络,透析其本质特征,知晓其违法侵权,预测其未来演进,对迎应“逼迁”有现实助益。

    一、逼迁上演频繁针对人群不分男女老幼直攻软肋

    9月7日,著名维权人士、社会活动参与者叶海燕女士通过网络向外发出了《叶海燕给全社会的一封求助信》,陈述自己遭遇的逼迁:

    “10年前,我在网络上比较活跃。因为从小就喜欢文学,总爱写些文章,发表下观点,再加上成为一个公益人士,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烈,喜欢多管闲事。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可在2014年,我就退出公益圈了。我已经十年,不出现在公共平台了。

    我想过点平静的小日子。因为我结婚了,有家庭了,必须对家人负责。

    为了过平静的小日子,我渐渐自觉淡出公众视野。不参加公共活动,不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也不像以前那样,随意批判了。在网络上,只发些广告,和一些风花雪月,不涉及敏感话题的文字。

    尽管这样,对我的管制,打压并没有停止过。十年了,我被驱逐了很多次。最近,我在江西做瓷器,我丈夫在草原打理我们居住了多年的院子。从8月6号开始,房东就要求我们退租。我老公并没有想到会是有关部门的干涉。他以为是房东自己的意思。只好借钱租了另一间院子。正当他准备与新房东签合同的时候。有关部门说,因为他老婆是名人,所以他不能住在希拉穆仁草原。随后就开始给房东施压。——”

    一个淡出公益维权圈10年的女士,竟然仍一直被中共当局苦苦追逼得无处安身,屡屡被逼迁“驱逐”,而在10年的忍气吞声后,这次不得已向外发出公开求助,可见现在面临的逼迁更甚于以往,也由此可以想见那些正奔走在维权一线的人士所面临的艰危情境,让人更能理解,今年4月以来在北京的维权人士王峭岭、李文足女士的逼迁遭遇。

    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底在推特分享视频,表示房东找供电局的人来拔除租屋处电表,并即刻切断燃气供应,以逼迫他们搬离租屋。

    与此同时,同样在“709大抓捕”期间被中国当局逮捕关押的维权律师李和平一家人,自4月底起,便陆续遭房东带“彪形大汉”上门,要求他们2週内立即搬走。5月14日,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房东带10多人闯入他们租屋处的小院,威胁若李和平一家若不搬走,房东便会“弄死”他。

    王峭岭写道,虽然房屋租约仍有5年,他们一家也已缴交房租至8月17日,房东仍执意要求他们立即搬走。在李和平表达不同意后,王峭岭说房东把卧室玻璃窗砸了一个大洞。他们打电话报警,警察到场仅说“房东有权力卸自家房子的窗户”。

    王全璋接受DW(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维权律师或异议人士在中国被逼迁的状况一直存在,过去因他们一家住在朋友的房子,所以房东还有一定程度的抗压能力,但近年来,由于他们与房东没有私人关系,所以当警察要求房东逼迫维权人士搬迁时,房东会如“领了圣旨一般”,非常积极地迎合与执行,这也使王全璋一家的租屋处境变得非常艰难。

    他说:“中国当局为何要这么做,根据我的理解,当地辖区的警察有稳控的压力,也就是说他们辖区有一个敏感人士,他们就要在重大敏感时间去稳控这些人。例如外交使馆人员或有重要国际人士访华,或中国两会跟其他重大活动,警察都会安排人手管控辖区内的敏感人士,这会影响他们(房东)的正常工作,他们也会承受稳控的压力,所以产生不想让我们在当地居住的心理,这才出现后来我们被逼迁的现象。”

    王峭岭则告诉DW,虽然他们自2004年起便不定时面臨被逼迁的情况,但手段恶劣的程度是至今年4月底才更严重。她说:“过去房东逼迁,我们会强调租房合同还没到期,若房东反復上门催,我们会坚持至合同履行完毕。但这次房东自己承认毁约,当我们要求把合同履行完毕时,房东很生气,采取暴力手段。”

    5月28日王峭岭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房东带人上门用板手跟钳子把住处的大铁门卸走,而警察直到铁门被搬走后才抵达。当李和平带著警察至房东家理论时,警察仅说:“房东拆自己家的门,没事!去法院起诉吧。”

    王峭岭告诉DW,虽然民事合同纠纷应当透过协商解决,但在房东一再采取暴力而警察又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他们一家面臨的处境非常艰难。她说:“这种官方做后台的逼迁,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情况如实发出来,告诉大家事实真相为何。”

    据悉自2015年709大抓捕至2021年6年期间,王全璋、李文足一家就至少已被逼迁4次。在2023年4月下旬至6月下旬的两个月,李和平、王全璋两家更同时遭受中共北京公安的频频逼迁,李和平、王峭岭一家被逼迁8次,王全璋、李文足一家被逼迁13次。

    由王峭岭、李文足两家遭受逼迁情况来看,今年4月以来,北京当局对在京维权人士的逼迁出现如下明显特点:

    逼迁频率大大提高:短短两个月就逼迁10余次,可见李文足、王峭岭她们,每搬一新居,几天便被迫再搬,甚至出现一天就被逼搬迁情况。

    逼迁手段日益暴烈:由原来的当局给房东施压,让房东毁约拒租,进一步演变到让房东堵锁、换锁、堵门、换门,进而让房东暴力威胁,采取砸窗卸门激烈手段,现在演进到调动黑恶势力上门,并声言要“弄死”租住的维权人士。

    二、逼迁的决策和实施者是中共政府

    众所周知,一切对维权人士的逼迁均来自公权力维稳部门,而直接承办的应该就是各地警方,但是警方常常却隐藏于幕后,通过施压、唆使房东出面逼迫租房的维权人士搬迁,进而推卸自己主使逼迁的罪责。

    然而,李文足被逼迁后前往宾馆及朋友处住宿,而遭到退房与上门查房,赤裸裸地暴露着警方在逼迁中的角色。

    据DW报道:(李文足在遭遇被断电逼迁)事后一週,王全璋一家试过多家民宿或酒店,但都遭到刁难或驱离。5月2日,李文足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他们一家住进北京一家酒店仅10分钟,就被服务人员敲门要求离开。5月3日王全璋返回北京后,发现原本的租屋处依旧处于断电的状况,所以让妻儿暂留外地。

    在被房东强迫搬离租屋处后,王全璋一家仍持续受到警察的各种骚扰。李文足5月25日在推特上发布视频指出,她与儿子暂居维权人士野靖环家中,但警察半夜突然上门,声称有人举报屋内的人涉嫌吸毒,所以要进屋检查。李文足写道:“孩子吓得紧紧抱著我浑身颤抖,边哭边喊害怕,问他们闯进来了怎么办?5位广安门派出所警察再次来敲门喊话,要进屋检查。”

    后来警察持续敲门,并声称若李文足不开门,他们“可能要破门进来”。隔日,李文足在推特发文分享,儿子询问警察是否今夜还会上门来“检查”。她写道:“昨夜广外派出所警察3次要破门检查吸毒,把我和孩子都吓坏了。709事件导致我们一家被分开4年8个多月,团聚没几年,又对我们赶尽杀绝。逼迁变聚众吸毒,难道要把我们母子逼死才罢休吗?”

    由李文足被逼迁后到民宿或酒店仍遭刁难或驱离,显见是警察指使,而到朋友家住,遭警察半夜敲门查毒,更撕下了警方在逼迁中拒绝承认担任主使角色的一切掩藏与伪装。

    三、逼迁手段充满暴力和歧视

    从李文足被逼迁后遭遇,昭示着警察不仅仅是不让李文足她们在京租房居住,而是根本就不允许她们在京驻足,就是想要将她们成无定所。

    据王全璋分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租了房子后又很快被赶走,是因为各地派出所不想面对上级要求对维权人士进行“稳控”的压力,所以才会想办法把他们彻底赶出辖区。他向DW表示:“过去也曾出现过,他们把人权活动人士赶到某处,然后另一个地方辖区派出所拒绝接收。现在各辖区有一个交接的过程,那就是若我们被一个辖区赶走,当我们到另一区租房时,他们会跟当地辖区派出所汇报,而收到汇报的派出所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在当地住下来。”

    警察基于“稳控”压力而逼迁驱赶维权人士,那么他们究竟要将这些维权人士逼到何处?从警察指使逼迁的人向李文足他们叫喊“滚回山东”来看,他们意在要将王全璋、李文足逼回山东原籍,因为王全璋他们户籍在山东。这就揭示出了中共当局推行的属地管理与户籍制度结合的维稳模式,旨在通过“逼迁”来达成将维权人士分隔驱赶到户籍地加以控制,以实现各个击破,各自孤立沙化,形成现代划地为牢,终至禁锢消声的目的。

    四、逼迁的历史沿革与反文明性

    王全璋律师对被逼迁的分析牵涉到中共当局实行的属地管理与户籍制度两方面。

    按照中国当局自己解释,“属地管理”,就是根据所在地域确定具体管理机关,从守土有责的角度确保治理有效。

    “户籍制度”,也就是户口制度,是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

    以户籍来确定属地,由属地来落实管控,这就是当下中共当局统治的权责划分下的治民之策,其实质就是沿袭两千多年前的秦制管控。

    国际公认的准则中,居住和迁徙自由,被认定为是公民人身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其他地方(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定居、就业的权利。

    中国早在1912年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便于第二章第六条第六款规定:“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

    1949中共建政之后,迁徙自由曾一度写进宪法,但很快就名存实亡,1975年被从宪法中取消掉,此后,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均未恢复。

    中国实施户籍制度,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结构有明确区分,曾经政府限制农村人口自由进城。但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需要,农村户籍人口进城务工得到许可,但被称之为农民工,人口在自己国家流动仍需要办理“暂住证”,且城镇与农村户口至今仍保持分离,户籍迁移与改变仍受到种种限制。

    在这种户籍下,中共当局为了达成维稳,严苛将属地管理与户籍结合起来,为各地警方逼迁驱赶维权人士提供着制度与政策依据。

    五、逼迁的违法侵权

    中共当局的逼迁是公然践踏公民的居住权,违反自己制定的法律。

    中国《民法典》对居住权有明确的保护规定。《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的规定可以保障居者稳定有其屋,即便住宅的所有权发生变动或者被设置权利负担,其他权利人如买房人、继承人等后权利人也必须尊重在先居住权的现实,无权要求居住权人搬离。因此,逼迁是赤裸裸的违法行径,必须受到法律惩治!

    中共当局逼迁的种种行径也是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权准则。

    首先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二条“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讯不得任意干涉”,第十三条“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第二十五条“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也违反《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第1款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

    所以,中共当局必须停止一切“逼迁”行径,并依法追究制造“逼迁”的单位与个人的罪责。

    六、从法治的角度和人权的角度来求解逼迁之道

    针对时下愈演愈烈的逼迁,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就得将公权力的目的从维护统治权力转向维护公民权利,此显然需要长期努力,而当下可直接着力之处为:

    一、努力废除沿袭两千多年的专制锢民的户籍制度。中共建政后推行的户籍制度而衍生出的累累罪恶,可谓罄竹难书。远者不说,就是改革开放后对流动人口的管控,保留暂住证制度,进而制造类似孙志刚悲剧就至今仍未终止。2017年北京驱离上百万所谓低端人口,也是以户籍制度为托。今天对维权人士的疯狂逼迁,仍然以户籍为借口。所以,要从制度上结束逼迁,必须废止现行户籍制度。

    2、力促落实《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保障公民居住权的规定,对一切违反此条款的逼迁人与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三、抵制对维权人士的敌对化与污名化,宣传普及人权知识,使民众自觉拒绝参与逼迁,让全社会形成对践行与捍卫公民权利的维权人士以尊重与珍惜。

    民生观察 2023年10月19日

    延展阅读:

    ***民生观察6月28日报道:王全璋家庭被持续逼迁断水中

    近日,王全璋李文足被持续逼迁中,自2023年6月23日被所居住的小区物业断水供应,已经过去三天时间。此前,王全璋家中已被物业停止供电。

    2023年6月23日下午14:00左右,王全璋家位于北京昌平区昌盛园小区的家里被断水了!

    断水后,李文足给昌平区自来水公司打了四五次电话,自来水公司说属于小区物业管,让找物业。

    李文足给物业(百姓人家物业:010-60743238)打了五六次电话,物业说:“有人报水管破裂在抢修,至于什么时候修好、恢复用水不知道。”

    李文足跑到楼下想看看情况。听见看守他们的人说:物业叫来自来水公司的人,在4楼402截了主水管,安装了阀门,控制5楼6楼,5楼6楼就没水了。

    6楼602的住户,给了钱,离开家出去住了

    李文足表示:“昨天跟儿子视频,儿子说,妈妈爸爸,我都想你们了,什么时候来接我啊?

    搬到昌平区昌盛园小区之前,就预料会有恐怖的场面,担心10岁的儿子再受刺激,就把孩子送到湖北姨妈家。这次不是房东出场了,警察亲自威胁、流氓恐吓、百姓人家物业断电断水,幸好没让孩子看见。

    709案发时,儿子2岁半。我带着他到处寻找王全璋,那时候他不懂害怕,就知道爸爸去打怪兽了。现在无法让孩子回到北京,我必须去武汉安抚孩子。”

    据悉,被逼迁的背景是今年4月份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大事,许志永,丁家喜被重判,欧盟官员访华,马克龙访华,德国外长访华,许艳、余文生被抓捕。

    王全璋李文足所居住的小区,稳控的人员不断地增加,甚至让人产生要对他们动手的感觉。

    2023年6月18日,北京市昌平区公安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来继续骚扰王全璋李文足。当日下午16:00点,王全璋律师家里又断电了,还来了一群不明身份的男人,家门口被堵得严严实实。在给王全璋家庭断电之后,这些卑鄙无耻之徒,用喷枪把他们家门口的摄像头喷死了。

    6月19日下午18:00,李文足给供电局打了报修电话,19:00李文足再次给供电所工作人员打报修电话,供电所工作人员答应上门处理。但当工作人员准备上楼时,被楼下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阻扰,无法上楼。

    6月19日,针对中共当局驱逐、骚扰人权律师的事件,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了声明,要求当局履行法定义务,严格遵守国际人权法案,保障人权,还民众安居乐业的权利。

    6月19日晚上9点多,王全璋李文足家的电恢复了。

    6月20日上午,发现之前在家门口围困他们的那群人行为有所缓和。

    6月20日下午15:30分,李文足家的电风扇突然停止了,她摁了下吊灯开关,灯没亮。出门一看,电表箱的门又上了锁。据悉,这是王全璋一家入住昌盛园小区10天时间的第5次被断电。

    6月23日下午,王全璋家被物业停止供水,至今为止已经是三天时间了。

    ***【404文库】叶上雨的原创空间|叶海燕给全社会的一封求助信 09/07/2023

    各位同胞:

    我叶海燕真是走投无路了,才向各位求助。有许多网友或许还记得我。我就是曾经天涯社区因为裸照而走红网络的“流氓燕”。当时的走红,并非我愿意。往事已矣。谁曾想,事隔20多年了。现在的我已经老了,两鬂早已斑白,已为人母,并为人妻。可能有些老朋友还记得雨燕单飞,一个在南方流浪的单亲妈妈。你们记忆中的我,一直生活很艰难。很多朋友想问,这几年我过得怎么样?我很惭愧。我过得比20年前,还要艰难,可是我一直很努力。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写作,还自学了画画,现在在做陶艺。你们都知道,我出生在农村,一直想脱离农民的宿命,想摆脱最底层的恶梦,过一点更有尊严的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我一直在学习,也一直在奋斗。

    这是我最近的一些陶瓷绘画商品。

    10年前,我在网络上比较活跃。因为从小就喜欢文学,总爱写些文章,发表下观点,再加上成为一个公益人士,社会责任感特别强烈,喜欢多管闲事。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可在2014年,我就退出公益圈了。我已经十年,不出现在公共平台了。

    我想过点平静的小日子。因为我结婚了,有家庭了,必须对家人负责。

    为了过平静的小日子,我渐渐自觉淡出公众视野。不参加公共活动,不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也不像以前那样,随意批判了。在网络上,只发些广告,和一些风花雪月,不涉及敏感话题的文字。

    尽管这样,对我的管制,打压并没有停止过。十年了,我被驱逐了很多次。最近,我在江西做瓷器,我丈夫在草原打理我们居住了多年的院子。从8月6号开始,房东就要求我们退租。我老公并没有想到会是有关部门的干涉。他以为是房东自己的意思。只好借钱租了另一间院子。正当他准备与新房东签合同的时候。有关部门说,因为他老婆是名人,所以他不能住在希拉穆仁草原。随后就开始给房东施压。

    当时他已经借钱,辛苦了好几天,把家具搬进了新院子。房东因为害怕上面的压力。要求我们再次搬走。可我们一是没有钱,二是,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他退原来那间房的时候,原房东也告诉他,是因为不堪当地有关部门的骚扰,才不得不收回房子。

    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了。我老公既不能在原来的院子里住,也不让他住在新院子里。他每天在草原上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只能等所有人都睡了之后,才悄悄躲进院子里休息,晚上连灯都不敢开。据说是当地有很多人观察他的动向,随时向领导汇报。万一发现他在院子里,就会为难房东。房东已经崩溃了。

    我其实很不明白。我明明不在草原生活,我也没有发表任何反动的言论。更没有什么出格违法的行为。我一直在安心做我的瓷器,直播卖货。跟内蒙半点关系没有,包头为什么要驱赶我老公呢?他只是一个老实人,平时连朋友圈都懒得发。

    我不是一个坏人,更没有伤害任何人,也不会伤害任何人。

    我这十年,虽然不在公共平台发言,可我对所有关注我的网友,是公开透明的。我的一言一行,大家都能看到。

    我想让大家帮我好好分析分析,当地有关部门这样对我的原因是什么,执法依据是什么?还有,我要怎么做,才能帮助我老公?

    十年了,足以看清一个人的本质。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叶海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第一,我对任何个人,没有敌对意识。我看人,只看本质,不管对方是哪个阵营。我对体制内的人,甚至上门来维稳我的人,都很客气,很热情。没有敌意,更没有恶意。

    第二,我从来不发表反对政体的言论。我只是谈一些具体的事,和我的建议。更不会用难听的话去攻击,不同政见者。我是想说,我有理性也有克制。

    第三,我一直在努力生活。并没有跟外界有任何联系,包括你们所担心的境外。十年了,即使我很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向任何海外大腕求助过。我一直在努力,想过好自己的普通人的日子。

    我一直渴望融入中国社会,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里。希望自己能通过人品,事实,被体制接纳。我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所以,有关部门的工作,我一直积极配合。

    可是,我的努力,似乎在包头并没有什么效果。

    无数人劝我离开中国。我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在叹息。我是一个离不开这片故土的人。虽然社会接受我,爱护我,可政府不接纳我,我该怎么办?

    我在自己的祖国,成为了一个流放者。

    至于原因?

    我想也不过是十年前那些我爱管闲事,惹下的破事。

    我希望所有理解我,同情我的同胞们,能为我说句话。只要大家期待的,我叶海燕能做到的,我都会往前一百步去努力。

    希望你们看在我这么多年,认真生存的份上,帮我说句公道话。让包头当地,给我,给我爱人一份安宁的日子。哪怕给我十年,平静的日子,让我在60岁死去,我也不后悔。

    如果我这几年就死了,真还没过几天平静清闲的日子,那我太冤了。毕竟叶海燕也不是什么坏人。何至于对我这样一个贫困,脆弱的妇女,赶尽杀绝?更不至于为了我,还要去牵连一个普通人。

    谢谢大家。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告诉他们,你眼中看到的叶海燕是什么样的人。

    好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公平公正。

    另外要补充一下,不是所有的省份都会驱逐我。我到甘肃天水住过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人骚扰我们,我们也安分守已画画卖画。这份安宁,对我来说,太美好了!所以,一直很感激。

    也感谢很多地方的网友,邀请我到他们的城市里去居住,谢谢所有善良的人。

    ***德国之声中文网6月23日报道:两个月内13次被逼迁 王全璋律师等人不断遭威胁骚扰

    "709律师"王全璋与家人近期频繁被逼迁,以至于不得不将10岁的儿子送到亲戚家住。与他们有类似遭遇的还有其他律师。当局有可能要迫使他们离开北京。


    (王全璋律师2023年6月20日在现居的昌平家中向美联社记者讲述他与家人被逼迁的遭遇)

    (德国之声中文网)王全璋律师向美联社表示,他目前居住在北京郊区一处公寓,经常被断电。而他的同事包龙军律师则表示,他还在自己拥有的公寓居住,但多次被身份不明的男子团伙堵门而无法出门。二人都是"709律师"–2015年7月9日,数百名维权律师被逮捕。

    人权观察组织高级中国研究员王亚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王全璋等律师近期的遭遇,在时间点上与一系列外国政要访华重合。4月初,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北京,之后,德国外长贝尔博克访华,最近则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北京。她写道:"(与外国政要的)会晤原本是要发出中国在经济与参与上重新开放的信号。但对人权律师及其家人不人道的对待显示,当局想要的不过是加倍打压中国的公民社会。"

    包龙军律师表示,今年4月中旬,维权律师余文生与妻子在前往会晤欧盟代表团的路上北京警方带走。与此同时,还有两位维权律师因"颠覆国家政权"指控被判处超过十年监禁。

    不明身份的男子团伙堵住包龙军和王全璋律师家门。两位律师相信,他们是警方非正式雇佣的,这在中国地方上是时常用来法外施压的一招。

    包龙军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没有像王全璋律师那样被逼迁。但身着便装的男子团伙不时现身,有时不让他出门。他说,这样的骚扰是要迫使维权律师离开北京。他估计,当局可能是想要迫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家乡。

    王全璋律师与妻子李文足在北京一个半月内,已经从公寓到酒店到公寓不断被逼迁了13次。王全璋说,每到一处地点,就有便装男子成伙儿聚集,骚扰房东和邻居。有时,宾馆当天就要求他退房。最长的一次是一家酒店允许他们居住了九天。他们夫妇最后把十岁的儿子送到亲戚家去住。

    而在最近一周,王全璋夫妇居住在北京郊区一栋公寓,房子是一个朋友的。这里屡次发生断电。王全璋说,第一次断电,在公寓外的电表箱里动了一个开关就好了。后来,他发现电表箱被人上了锁,以及断电到了必须有电工来修的程度。

    美联社记者周二在王全璋夫妇现居的公寓楼院子里看到不明身份的七名男子。为应付断电,王全璋夫妇二人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给手机充电,购买了一些饮用水、大米和方便面。尽管他平静地描述这一遭遇,但他的沮丧溢于言表:"当然,我相信我能过上平静的生活。我现在是过一天是一天。"

    "709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也发推特表示,他们经历了多次被逼迁,包括最近被砸卧室玻璃以及拆院门。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最近一条推特是6月20日,入住现居公寓十天内第五次断电。

    ***德国之声中文网(DW)5月31报道:中国加强打压力道 维权律师屡遭逼迁

    自从多名欧洲高官上个月陆续访中,许多中国维权律师与家属传出遭房东逼迁,或遭警察上门骚扰的情况。他们告诉DW,虽然逼迁的问题一直存在,但近期的打压力道确实比过往还强。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底在推特分享视频,表示房东找供电局的人来拔除租屋处电表,并即刻切断燃气供应。)

    (德国之声中文网)自从上个月多名欧洲高官出访中国后,有多名维权律师及其家属遭中国政府逮捕关押或被房东逼迫搬迁。其中,原本应欧盟邀请,在4月13日要与欧盟访中官员会面的维权律师余文生与他的妻子许艳在半路遭警察拘留,上週家属收到通知,证实余文生夫妻已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名批捕。

    另一方面,2015年“709大抓捕”时遭中国政府逮捕、判刑后来获释的维权律师王全璋与李和平跟家人近日分别遭房东施压,要求立即搬离租屋处。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4月底在推特分享视频,表示房东找供电局的人来拔除租屋处电表,并即刻切断燃气供应。

    根据王全璋叙述,他们正常缴交房租,但房东不仅拒收房租,还以欠租为由,要求他们即刻搬家。事后一週,王全璋一家试过多家民宿或酒店,但都遭到刁难或驱离。5月2日,李文足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他们一家住进北京一家酒店仅10分钟,就被服务人员敲门要求离开。5月3日王全璋返回北京后,发现原本的租屋处依旧处于断电的状况,所以让妻儿暂留外地。

    与此同时,同样在“709大抓捕”期间被中国当局逮捕关押的维权律师李和平一家人,自4月底起,便陆续遭房东带“彪形大汉”上门,要求他们2週内立即搬走。5月14日,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房东带10多人闯入他们租屋处的小院,威胁若李和平一家若不搬走,房东便会“弄死”他。

    王峭岭写道,虽然房屋租约仍有5年,他们一家也已缴交房租至8月17日,房东仍执意要求他们立即搬走。在李和平表达不同意后,王峭岭说房东把卧室玻璃窗砸了一个大洞。他们打电话报警,警察到场仅说“房东有权力卸自家房子的窗户”。

    王全璋接受DW访问时表示,维权律师或异议人士在中国被逼迁的状况一直存在,过去因他们一家住在朋友的房子,所以房东还有一定程度的抗压能力,但近年来,由于他们与房东没有私人关系,所以当警察要求房东逼迫维权人士搬迁时,房东会如“领了圣旨一般”,非常积极地迎合与执行,这也使王全璋一家的租屋处境变得非常艰难。

    他说:“中国当局为何要这么做,根据我的理解,当地辖区的警察有稳控的压力,也就是说他们辖区有一个敏感人士,他们就要在重大敏感时间去稳控这些人。例如外交使馆人员或有重要国际人士访华,或中国两会跟其他重大活动,警察都会安排人手管控辖区内的敏感人士,这会影响他们(房东)的正常工作,他们也会承受稳控的压力,所以产生不想让我们在当地居住的心理,这才出现后来我们被逼迁的现象。”

    王峭岭则告诉DW,虽然他们自2004年起便不定时面臨被逼迁的情况,但手段恶劣的程度是至今年4月底才更严重。她说:“过去房东逼迁,我们会强调租房合同还没到期,若房东反復上门催,我们会坚持至合同履行完毕。但这次房东自己承认毁约,当我们要求把合同履行完毕时,房东很生气,采取暴力手段。”

    王峭岭认为,房东若没有警察在背后支持,应该不会采取暴力手段,因为当他们报警时,警察仅会出来“做做样子”,称这是民事纠纷,而房东的做法不算暴力行为。她向DW表示:“这就是胡说八道,并把法律置之一边。”

    北京加强打压力道恐与欧盟高官访华有关 在被房东强迫搬离租屋处后,王全璋一家仍持续受到警察的各种骚扰。李文足5月25日在推特上发布视频指出,她与儿子暂居维权人士野靖环家中,但警察半夜突然上门,声称有人举报屋内的人涉嫌吸毒,所以要进屋检查。李文足写道:“孩子吓得紧紧抱著我浑身颤抖,边哭边喊害怕,问他们闯进来了怎么办?5位广安门派出所警察再次来敲门喊话,要进屋检查。”

    后来警察持续敲门,并声称若李文足不开门,他们“可能要破门进来”。隔日,李文足在推特发文分享,儿子询问警察是否今夜还会上门来“检查”。她写道:“昨夜广外派出所警察3次要破门检查吸毒,把我和孩子都吓坏了。709事件导致我们一家被分开4年8个多月,团聚没几年,又对我们赶尽杀绝。逼迁变聚众吸毒,难道要把我们母子逼死才罢休吗?”

    在王全璋妻儿持续受到警方骚扰威胁之际,李和平一家5月28日再次遇到房东上门强拆铁门的事件。王峭岭28日在推特发布视频表示,房东带人上门用板手跟钳子把住处的大铁门卸走,而警察直到铁门被搬走后才抵达。当李和平带著警察至房东家理论时,警察仅说:“房东拆自己家的门,没事!去法院起诉吧。”

    王峭岭告诉DW,虽然民事合同纠纷应当透过协商解决,但在房东一再采取暴力而警察又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他们一家面臨的处境非常艰难。她说:“这种官方做后台的逼迁,对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抵抗的力量。我们能做的就是把情况如实发出来,告诉大家事实真相为何。”

    王全璋则指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会在短时间内,租了房子后又很快被赶走,是因为各地派出所不想面对上级要求对维权人士进行“稳控”的压力,所以才会想办法把他们彻底赶出辖区。他向DW表示:“过去也曾出现过,他们把人权活动人士赶到某处,然后另一个地方辖区派出所拒绝接收。现在各辖区有一个交接的过程,那就是若我们被一个辖区赶走,当我们到另一区租房时,他们会跟当地辖区派出所汇报,而收到汇报的派出所会想尽办法阻止我们在当地住下来。”

    王全璋认为,中国政府近期加大打压维权人士的力道与手段,可能与4月份发生的几件重大事件相关,其中包含欧盟高官陆续访华。他说:“进入4月份,中国发生几件大事,包含许志永跟丁家喜被判重刑、包含德国外长在内的欧盟官员访华,以及许艳跟余文生夫妇被抓。我们这些际遇跟中国4月份发生的那些事有明显的直接关系,但普通的人可能很难理解。”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情势的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嘉伟告诉DW,他确信这些强制逼迁与上个月欧洲高官访中有关,因为这些国家的使馆试图安排官员与维权律师会面。他说:“可能有高层要求警方将这些活动人士和人权律师赶出北京。我呼吁国际社会更关注这一趋势,因为看到活动人士和人权律师因试图与外国官员会面而受到惩罚,是一件令人愤怒的事。”

    王峭岭跟王全璋都认为,中国政府打压维权人士的手段比过往更严厉,而王全璋也说,他目前还在想办法解决一直被逼迁的困境。他告诉DW:“我目前也没有非常绝对的办法,只能尝试。”

  • 沈英效一家至今居住在高铁红线下

    【民生观察2023年1月29日消息】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果林村村民沈英效一家因未达成拆迁协议,至今仍然生活和居住在赣州至深圳铁路项目路段高铁红线底下,其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据沈英效反映:“赣深高铁于2021年12月10日营运通车,但至今我们仍然生活和居住在高铁红线底下(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范围内)。家门囗就是高铁桥墩,桥梁横跨居住的房屋房顶,房屋顶正上方每天都有高铁营运,疾驰而过的轰鸣声,每趟高铁列车经过的噪音声和震撼感,严重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和居住环境安全。”

    沈英效表示:“每逢下雨高铁桥面的排水孔,排出的水会急速流下来,正好流落在我们房屋顶和家门口,属地完全妄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侵害群众利益,将我们原有的居住生活环境彻底改变了,属地漠视群众,不担当不作为。”

    沈英效认为,上述情况有违《铁路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广州铁路监督管理局推动广东省开展高铁沿线安全隐患专项整治》,《铁路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亦有违《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新规定新制度新要求。

    据悉,赣深铁路项目属于国家级重点工程项目,高铁两侧50米内是红线。根据《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第十条规定,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的范围,从铁路线路路堤坡脚、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外侧起向外的距离分别为:(一)城市市区,不少于8米;(二)城市郊区居民、居住区,不少于10米;(三)村镇居民居住区,不少于12米;(四)其他地区,不少于15米。

    目前沈英效一家要求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依事实,依照合法征地拆迁程序合理拆迁,做到账款相符,被征拆户应得征拆款与已付征拆款账款相符。不允许属地上报申请与下发的“征地拆迁补偿资金”有两本帐,应公示“征地拆迁补偿资金”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的监督。

    相关部门应依法拔付“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给被征拆户,任何人不得强制截留被征地拆迁户的补偿资金。如公民权利被侵犯,“害群之马”应马上被纪律队伍清除。希望相关部门反腐倡廉,彻查此事,以正风肃纪!

    户主沈英效电话:13927458370


  • 李翘楚:被连坐煽颠、监视居住的120天

    2月15日晚十一点左右,昌平区许志永家中,我正忙于武汉疫情的志愿者工作,朋友发来信息询问志永的情况,称“听说他被抓了”,当时我也有大概8、9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他,内心很是焦虑担忧。2月16日凌晨00:26,我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到门外有粗重的敲门声,同时有男性的声音大喊道:“开门!安全检查!”深夜独自在家的我听到这样的响动很是害怕,急忙拿起手机,手颤抖着给朋友发了条信息“门外有人敲门”,慌张的在门口走来走去,最终还是迟疑着去开了门。

    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男性以“疫情期间安全检查”的名义先冲进门,把我推到椅子上要求我坐好,并给我戴上一次性口罩。我正要询问他们的身份,随后进来的一位未穿制服且没有出示身份证件的男性突然从背后给我戴上手铐,说了句:“我们是公安局的”。只见两个先闯进来的脱去身上的防护服,嘟囔了一句“热死我了”。虽然已经连续被国保的车辆跟踪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仍然对于这一次上门始料未及,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房间内已经站了大概10位未穿制服也没有身份证明的男性,我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居家的睡衣,急忙表示需要更换衣服,其中一人跟我说:“稍等一会儿,有位女民警马上就到。”我坐在椅子上又等了5、6分钟,一位拿着执法记录仪的穿着制服的女民警进入屋内,带我进入卧室更换衣服。

    换好衣服重新回到客厅的椅子上,进来一位在2019年12月31日被传唤时见过面的海淀国保,向我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同时面无表情地宣读:“李翘楚,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你进行传唤。”听到这个罪名,我懵了,努力地回想着自己到底哪个行为构成了这个罪行,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不断涌上心头。接下来,该位国保带着两位人员在许志永家的两间卧室进行搜查,而我继续被要求戴着手铐背靠着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从客厅拿出手机、U盘、笔记本电脑、书籍等物品装进密封袋中,之后让我在搜查物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同时在场的还有奥北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搜查的空挡,刚才宣读传唤通知的国保问道:“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他说:“看来我之前告诫你的话全白说了是吧。”许志永家搜查完毕后,他们说接下来要去位于海淀区天作国际小区的我自己家进行搜查,临走时我问能不能带着养在鱼缸中的小乌龟和小金鱼(那是志永的女儿最钟爱的宠物),那位宣读过传唤通知的国保无奈的笑了一下说:“我们没办法让你带着鱼缸呀。”

    大概三十分钟后,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全程一直戴着手铐,路上不敢吭声,心里一直在嘀咕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这么大的阵仗。大概有4、5位民警在我家进行了搜查,我家里空间不大,他们在书架、柜子、床底下、衣柜里翻找东西,翻出了未使用过的一部手机、扫描仪、录音笔、以及我之前给良心犯寄送明信片用过的公民印章,并让我签了搜查物品清单,其间有天作国际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场。我提出能不能吃一粒止疼药,我有偏头痛的毛病,负责搜查的国保给我倒了杯水。临走时我指了指柜子,问能不能把我抗抑郁症的药物装进随身的包里,还是那位负责搜查的国保,迟疑了一下,之后把柜子里的药物全部装进我随身的包里,对我说:“你放心,如果时间比较长,我们也会负责给你开药。”听到“时间比较长”几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可能不是类似上一次的传唤了,我会经历什么,我会失联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未知数。

    半小时后,我背拷着坐在一辆蓝色的商务车上,全程手铐勒得我手腕很疼,我尝试调整姿势却越勒越紧。随后,车到了海淀区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被传唤时也是关押在这里,24小时释放了,所以,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24小时之后我就被放了啊!

    之后,经过验血验尿的体检程序后,我被要求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便衣人员坐在我对面,年轻那个又高又壮,很凶地瞪着我;年长的那个低着头不看我。

    这时,年轻的那个凶巴巴的质问我:“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用提高嗓音表示更加生气的样子:“你是不是在网上乱发东西了?!还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我真的被他的语气吓到了,心跳急剧加速。可是我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错啊,于是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点,尽量不让声音颤抖,我回答:“我只是如实的把自己的传唤经历发布出来,有媒体关注我,给我打了电话,我也只是回答了自己被传唤的经历,这些也有错吗?”

    他不理睬我的反问,继续大声说:“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从戴手铐跨新年回家后,即使是春节期间,都有国保的专门车辆跟踪,他们对我的所有的行踪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问我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所有的行为都等于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的呀。

    见我不说话,另外一位年长一些的语气和蔼地说:“你做的事情肯定会留下痕迹,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找你,你也不用着急回答,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聊。”

    听到这里,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可能会被“消失”吧!想起在网上看到的709律师的遭遇,我不禁哆嗦了。审讯好像快结束了,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许志永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和蔼一点的那个人走到我身边拍了下我的肩膀,回答:“我能跟你保证他现在起码是健康的。”

    审讯结束后,我被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年轻一点的那个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在签字时嘟囔着:“我都不想签这个字”。之后,我被送回办案中心临时关押的房间,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一直戴着手铐,恐惧、焦虑、担忧不断袭来,加上房间内实在太冷,实在困极了,就在冰凉的石板凳上躺一下,可是立刻就感到冰凉刺骨。一夜未眠。2月16日一早,给了我一个菜包子,我申请吃抗抑郁的药,看守人员说:“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要不是发烧感冒之类的问题,再等等吧。”

    在办案中心的时间过得很煎熬,我一方面不断回想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被安上了“煽动颠覆”的罪名,同时担心着已经跟我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的志永:听审讯的意思,他应该是被抓了吧?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呢?疫情期间的防护有没有得到保障呢?另一方面,心里也没有完全放下还在进行中的武汉志愿者工作,方舱的防性别暴力建议写的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前还在沟通的病患家属是不是已经等到了医院的床位……时间就这样在复杂的思绪中度过。

    大概16日下午,我被带到办案中心的大厅,门外的车上下来5、6个未穿制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人,拿出一个黑头套罩在我头上,我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吓得我腿都软了、脑中一片空白,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推进了车里。

    我全程戴着手铐和黑头套坐在车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车行驶了多久,也不知道车被开到哪里。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的周围站着4、5位年轻的穿着制服的女性看守,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正对着我,声音严厉的要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进行检查,并换上她们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衣服和拖鞋。之后,我被要求以双手放腿上的固定姿势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三位看守围站在我身边,戴着对讲机,她们称呼我为“目标”。她们说:“你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我的眼镜被没收了,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敢转动头、眯缝着眼睛用余光打量着房间,居然看见房间里有一扇巴掌大小的窗户,给了我一点点惊喜,因为我可以知道是白天或是黑夜了。

    我不由自主的把头向窗户那边偏了一下,突然传来:“目标!坐好看前方!谁允许你动了?!”吓了我一跳!站在我对面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面无表情,眼睛紧紧的盯着我。我第一次看到真人也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当她们把我的细微的动作、表情的变化等等用她们对讲机汇报时,我才感觉她们也是活人。

    晚饭后,我还是被要求呆坐着。突然门外有动静,两个人影进来了。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兩個穿著便裝的男性進入房間,手裡拿著工作證件,我看不清證件上的名字,也沒敢去問。

    个子高的说,他们是负责我案件的预审,让我称他“李警官”,还说他是2013年”新公民案”丁家喜的主审。李警官拿出一张纸念着,原来是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我正在想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他看着我,声音低沉的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高会被判死刑,我们对你将实行死刑犯的管理制度!你想想那些看守都用什么眼光看你?!”

    “死刑犯”这个词,吓坏我了。我感觉呼吸困难,脑子一片空白。刚才还在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什么,后来听见问我有什么需求。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刻意让自己平静一些,掩饰住在这个四周密闭的小屋子坐着的无助焦虑,我说:“我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直服药,我要求尽快恢复吃药。还要求通知我父母。”

    在笔录上签字时,我看到笔录上的羁押场所叫做“北京市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待所”。唉,这个四周密闭管理森严的小屋子竟然叫“招待所”。

    2月17日晚上,第二次审讯,李警官说:已经书面通知了我的父亲,但对于吃药的事情,由于我之前就诊的协和医院属于发热门诊没办法取得我的病历信息,暂时无法给我吃药。

    但我6月19日回到家时才知道,2月16日我失联后,我父亲先后联系了许志永家所在的东小口派出所和我家所在的北下关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都未告知具体情况,我父亲又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市公安局接了两次电话后就不再接电话了。大概过了一天,我父亲被毫无法律手续的叫去通州区玉桥派出所,见到了北京市局和通州区的国保,他们起先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拿了篇许志永的文章让我父亲阅读,问他有何感想。我父亲很疑惑:你们抓的是我女儿,为什么给我看许志永的文章?难道不是因为女儿写了什么文章被抓的吗?

    国保又拿出一张通知书让我父亲签字,签字后就把文书收走了。我父亲在情急之下根本没看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通知书。

    后来,我父母被北京市局的孙国保约谈时,才知道我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母亲问孙国保:“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孙国保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我母亲追问:“是不是像我们老师平时批改试卷上的主观题一样,觉得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孙国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依法办案。”这种“依法失踪”真的是人生至大的诡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间小屋子里,我头顶上的白色刺眼的灯,24小时亮着。前一个半月,我上午下午都必须连续4小时的固定姿势坐着,吃饭上厕所时可以趁机动一动,我有时会多次要求喝水以换来变换姿势的机会。一天8小时一动不动的坐着,全身都僵硬了,好像血液都凝固了。

    站在我身边的3个女机器人看守,她们看守“死刑犯”的经历,会对她们的人生有巨大益处吗?她们贴身看着我睡觉、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她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后面的两个半月,机器人看守少了一个,我被允许每坐2个小时站起来走动20分钟(在9月9日的国保约谈中,李警官还特意强调:“你站起来活动的机会都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怎么就只说你在里面怎么受苦,我们对你好的部分呢?做人是不是得讲良心?”)。

    由于长时间以同一姿势久坐,我的小腿肌肉开始萎缩,出来后走路都不利索。每天晚上的入睡,正对着头顶明亮的灯光,本来就容易失眠和神经衰弱的我起初根本无法睡觉。我刚用手遮住眼睛,看守就厉声呵斥,有时还会粗暴的把我的胳膊扳下来。我才知道,睡觉也需要固定的姿势,必须仰卧,双手、肩膀、脖子、脸必须露在被子外面,不能有任何遮挡。睡着后的姿势变化,也会被机器人捅醒。

    我渐渐知道了在“被监管场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必须服从看守人员的管理;有任何问题,必须举手报告,看守人员通过对讲机向上汇报,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行;禁止与看守人员交谈;当有人员进入时,不得随意张望;在室内移动时,必须缓步进行,并与窗户和墙壁保持一定距离;内务设施摆放整齐、上厕所洗澡时也必须由看守人员在旁监管。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就会被看守人员和管教厉声训斥,被威胁剥夺每日本来就少的活动时间。

    我被完全剥夺,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人,都可以训斥、威胁、教育我,这个管教系统以“国家安全”之名自赋无限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驶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剥夺生命力的管教系统,妄图把被监管的人变成“听话的机器”,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这个地方在哪里?是用来做什么的?我坐在密闭的房间里全然没有概念,但听觉和记忆力都在那个时间段出奇的好:我每天都能不定时听到飞机起飞降落的轰鸣声,每天晚上耳边也会响起军训拉练喊口号的声音;房间的门在我身后,审讯人员开门走到我对面的椅子处大概有5、6步,我从房门附近的椅子处走到右侧的卫生间大概要8步左右,走到床板处也不超过10步,而床边的窗户我一直无法靠近,窗户也被厚厚的窗帘遮挡,我不止一次的体会着人对于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渴望。通过对女机器人们2个小时换一次班、机动人员每半个小时进来送一纸杯的水,这些规律的掌握,我学会了如何推算此时的时间,而推算时间只是为了在一整天的固定姿势端坐时鼓励自己再撑多久就可以暂时休息一下。

    我体会着颇为压抑的步行活动——被女机器人在身后压着我的脚步走路,三个女机器人看守时,我在短暂的活动时间里,两个机器人一前一后把夹在中间,大概隔开10小步的距离,我必须缓慢的小步走路,身后还“贴”着一个机器人,亦步亦趋的跟着,经常会因为跟得太紧踩到我的拖鞋。

    我本身患有中度抑郁症和焦虑症,至少在指定监视居住的大概前5天,我的抑郁症服药是被迫中断的,我随之出现心慌、焦虑、失眠、头痛等较为痛苦的身心反应。之后,国保去我之前所就诊的协和医院调取了我的全部看诊记录,由我父母定期去医院开药,我得以继续服用抑郁症药物。每天早上,会有两个穿着白大褂自称为“医生”的人来查房,询问我的身体状况。我从前一直将“医生”与“白衣天使”划等号,但在“地狱”一样的环境里,真的还有“天使”吗?

    他们每日的状况询问都是如此机械和冰冷:

    “医生,我一直失眠、心慌、头痛”“那没办法,里面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不可能改变,你如果实在睡不着觉,我们可以给你药”;

    “医生,我连续三四天都在便秘”“我们可以给你药,把治疗便秘的药物增加到4粒吧”“可我吃了药肚子就会绞痛,实在太痛苦”“那没办法,要不你就三天使用一次开塞露吧”……

    指定监视居住大概两个月的时候,里面的环境让我的抑郁症和焦虑症在不断加重,审讯人员告诉我,他们专门为我的抑郁症请了“心理医生”为我看诊、重新制定抑郁症药量。某天下午,“心理医生”在另一位“医生”的陪同下进入房间,他要求站在我身边的女机器人暂时离开房间,表示这样做可以为我创造轻松一些的看诊环境。在女机器人离开的1个小时中,“心理医生”询问我的情绪状况、仔细观察房间内的环境设施、了解我之前的看诊经历和得病前的具体经历。长时间机械化的管教系统让我在遇到一些“人性化”时惊喜万分,也愿意与“心理医生”进行交流,甚至错觉般的认为自己正在协和医院的治疗室里。1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心理医生”提议将其中的情绪稳定剂变成每日两次的定量服用,不再像之前急需时才会服用(因为情绪稳定类药物长期服用容易造成记忆力损害和成瘾)。

    之后的两个月,除了药物治疗,我学会了用饭后呕吐的方法排泄内心的恐惧与痛苦。每天的早饭和晚饭后,我都会举手申请去厕所呕吐,无助的蹲在马桶旁边,感受着胃里一阵阵翻江倒海,通过这样虐待式的自我折磨释放自己无处发泄的愤怒和压力。同时耳边响起看守人员向对讲机里的人汇报“她把刚吃的药也吐了,再送一次过来”、“叫医生给她吃止吐的药”,几分钟后,“医生”便会大步走进房间给我服用止吐的药物。

    我频繁的饭后呕吐很困扰监视居住场所的管教,有次我吐完呆坐在椅子上,管教怒气冲冲的走进房间,训斥道:“是不是我们对你太好了,有时候中午还给你吃水果,还让你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给你把看守人员减少为2个。结果你是怎么表现的?你不停的给我们找麻烦!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咱们就恢复以前的配置好了,一动不动的坐在椅子上一整天的感觉好吗?3个看守围着你好吗?”我在那一刻脆弱无助极了,竟有些反省自己这种自我折磨的发泄方式是否给其他人带去了麻烦,低着头认错。管教继续道:“如果你觉得在这种地方想寻死,那只能是生不如死。”

    我不仅是放弃了对应有权利的诉求,甚至认同他们“将权利作为福利或奖赏施舍给我”的价值体系,我想在这里稍微舒服一些的活下去,就必须配合必须服从。我有时会因为餐食里多了块儿肉、多了些身体活动的时间、多了次洗澡的机会而觉得生理上有所满足,又会惧怕听到管教或审讯人员说“你最近表现不错,没事允许你多活动活动”、“你态度好一些可以给你争取吃肉”、“你配合一些可以给你争取洗澡”……这种扭曲的体系碾压撕裂了我的人生原则、剥夺了我“生而为人”的尊严。

    与此同时,头痛、心慌、便秘、胃病、尿路感染等问题相继出现,在身心极度不好时,最多一天会吃“对应症状”的药物达到十几片之多。预审有次开玩笑似地说:“这是你自己有问题要吃药的,不是我们强迫你的啊”。

    我在取保之后向海淀区公安局申请了信息公开,要求公开我指定监视居住期间为我看诊、查房、开药的医生资质、隶属单位、用药记录等信息。取保监管的一次约谈中,主审过我的李警官说:“我们本来是有上百种理由不给你吃药的,我们担着这么大的风险给你争取来让你继续治疗抑郁症吃药的权利,结果吃坏了也赖我们,你说你有没有良心?”

    我在密闭的房间里不曾得到跟女机器人们说话的机会。有一次下午我端坐在椅子上,身边站着的一位看守人员因为身体不适晕倒在地上,我下意识的想站起来去扶她,嘴里问着“你没事吧?”站在我对面的她的同伴先是向我吼道“目标!谁允许你动了?把嘴闭上坐好!”我解释道:“她晕倒了我想去扶她”“你坐好就行!不要跟我说话!”对面的女机器人训斥完我之后,才将晕在地上的同伴扶到椅子上向对讲机里求助机动人员进来替班。

    把人关进封闭的看管森严的房间,连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都不允许有,满是严格的行为约束和无来由的训斥。在如此的环境下,与审讯人员对话和建立关系便成了我唯一可以开口说话、与人交流的机会。就这样,通过“你只可以跟我们说话”、“你可以在提审的时候放松的坐着或站着、活动四肢”、“我们给你带了些小零食”建立着“囚徒”对审讯人员的心理依赖,甚至把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变成恩赐和奖赏,我难以察觉的陷入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我以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在材料中写下“民警对我耐心教导,没有对我酷刑,还给我争取吃药和身体活动的机会,我为曾经在twitter上对他们的出言不逊深感后悔……”的那一天,我在当晚的睡梦中看到了自己“死去”的躯壳。

    从2月16日至4月底,除了预审出差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提讯至少2个小时,他们说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行是我在网上发布许志永的“煽动性”文章,并拿着后期许志永写的几十篇文章一一打印出来,让我一篇一篇的读,读完后再进行“批判”。那种屈辱的感受一直伴随着我很久,就好像,想咬舌自尽没死成,最后剩了个舌根还要在那里“配合说话”。我被要求对于自己的“罪行”写“悔过书”,他们一再提示我要“掷地有声”,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说道:“你要在悔过书里面写一下你对许志永的思想有怎样的反思和批判。你还要认识到,你帮他把文章发布在网上这种行为,给境外势力攻击中国政府递刀子,应该要怎样改正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要跟煽动颠覆的思想和境外势力划清界限?”

    “悔过书”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本人的罪行指控?我表示怀疑。但在被要求反复修改“悔过书”的过程中,审讯人员和国保们实现了对一个人肉体到精神意志、从反抗的行为到反抗的意识、从独立思考的能力到独立思考的愿望的彻底控制,让我从自己的头脑中生出服从、配合、低声下气,共同达成对人格的凌辱和践踏。不管是抓我的、审我的、看管我的、还是维稳我的,他们的存在,让我永远都逃不出“被关押着”的受难者标签。“我就是太软弱太退让,我写了悔过书,我活该被羞辱”——我在取保后依然不断自我折磨自我否定;“你不是对你的违法行为认罪悔罪了吗?你不是表示要跟什么思想划清界限吗”——那些曾经限制我自由将我处于隔绝状态的人,在与我谈论“承诺”和“道德”。他们用“悔过书”在一次又一次的约谈中羞辱我,让我即使是在离开监视居住场所,依然感受着羞耻和恐惧。

    在提审过程中,他们曾企图说服我去劝许志永认罪,同时问我许志永有没有什么性格弱点,在没有得到回答之后,他们自顾自的说:“许志永现在每天都在问美国的疫情怎么样,特别担心他女儿的安危,我们可以给他这个台阶,如果他肯认罪的话,我们可以保他女儿平安。”

    在24小时的视频监控和看守人员实时汇报的状态下,我的面部表情都属于国家机器,我不敢笑、不敢皱眉,有些时候突然难过的默默落泪,女机器人面无表情的递过来纸巾,当晚的审讯环节预审一定会对我的哭泣进行“慰问”和分析,我逐渐变得不敢哭。记得有一天,之前审讯过我几次的警官来到房间与我谈话,进门看到我便说:“你怎么一副呆傻的表情?是被关傻了吗?还是本身脑子就不好使?”

    作为女性,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上厕所、洗澡,换衣服都要在女机器人和监控镜头前进行。隐私?羞耻感?好像都没有权利在那里谈论了。我不被允许扎头发,想着自己披头散发的凌乱样子觉得很是狼狈,到后期终于申请到了扎头发的一个黑色皮筋。我不被允许穿内衣,在面对男性审讯人员的时候总是下意识的不让衣服紧贴在身上。

    主审我的李警官也偶尔会说些带有性别羞辱的话。有次他们要出差几天,来向我告知近期先不进行提审了,李警官半开玩笑的说“一想到连着几天都见不到,还挺舍不得你的”。在谈到我与许志永的关系时,他将我不断贬低和羞辱:“你听过人殉吗?你觉得自己很重要吗?对于许志永来说,你不过是他的殉葬品”,“你不想等着许志永出来之后一起好好过日子吗?你不想有自己的孩子吗?你看他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你土地肥沃呀”,“你觉得许志永是个硬气的人吗?当然了,他在床上硬不硬我就不知道了”。我已经想不起来自己当时的表情和反应了,但这些话我却记得异常清晰,他们试图通过性别羞辱让我觉得“我哪里做错了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

    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审讯人员不断向我强化“你已经被外界遗忘”、“除了你父母没有人关心你的处境”的与世隔绝感,我在那段时间里经常会感受到“可能被挖个坑随便埋了都不会有人知道”。某个午后,李警官拿来一封我母亲写的信摊在我面前,我也认出了母亲的字迹,上面写着“你要好好配合民警同志的工作,不论你做了什么,都是爸爸妈妈的孩子”,我的内心像针扎一样的疼,充满了让父母为我担惊受怕的愧疚感,低头不语。李警官说:“你父母现在每天在家里以泪洗面,你愿不愿意写封信给他们报个平安?你父母对你的担心也可能是受了什么境外势力的蛊惑,你要在信里提醒他们不要随便跟外界联系。”我的内心极度矛盾:如果我不按照要求写信,我父母会收不到我的消息吧?他们会继续担心我的健康安全为我操劳,那我写封信让他们看到我的笔迹会不会能减轻他们的焦虑?于是我依照要求写了给父母的信“爸爸妈妈,很抱歉让你们为我担心。我在这里一切都好,权利都被保障,没有受到虐待。你们不要跟外界联系,好好地等待我回家。”

    我6月份取保回到家之后得知,我父母看到了我亲笔写的信,便对于我在监视居住的情况放了心,也相信了我对他们“不与外界联系”的告诫,在之后拒绝了与想要他们签授权书的律师进行沟通,只与通州和市局的国保保持沟通,对于国保同意他们为我准备衣服和书籍“千恩万谢”。

    我的提讯一直持续到4月底结束,之后审讯人员找来了海淀区的郭警官作为“帮助我回归正常生活”的人员与我沟通变更强制措施之后的生活问题。

    5月初突然有一天,预审李警官拿着一些纸质材料进来,带着质问的口气大声问我:“你在2月份之前提前签了律师委托书?”我心里很是疑惑,抬头问道:“我难道没有聘请律师的权利吗?我记得法律条文上写过我是可以为自己聘请律师的,律师也可以申请会见我。”李警官回答:“你现在这种情况请律师有意义吗?也不可能让你见到”接着,他把纸质材料推到我面前,指着上面的文字说道:“有人以你代理律师的身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说你被失踪了不知死活,要利用你来攻击中国政府,你现在需要做一次笔录为你自己正名,讲清楚你是不是在与人权律师和境外势力相勾结。本来你这几天就能出去了,你要怪就怪那些在外面给你呼吁的人。我们考虑到你出去之后又让别人利用了,就再保护你一段时间吧。”我心中很是震惊,但也是在关押将近三个月以来,第一次透过这样的方式得知外界有人在关注我、寻找我,我知道自己没有被遗忘,也有了“活着走出去,让自己有机会说话”的愿望。

    在指定监视居住的环境中,我有着让自己好好活下去的方法:我学会了默想曾经看过的电影、诗歌、小说,来填补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时光,那些珍贵的记忆,也让我可以将被“洗脑”的内容慢慢过滤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让自己变成他们所“规训”的机器,我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

    我支撑在那里的很大动力,也来自于我知道,那段时间是我几个月或者往后几年里,能距离许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别渴望有什么特殊功能或者心灵感应,可以与他“对话”。审讯人员把我们的合照存在计算机里拿给我看,我竭尽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我一遍遍的想我们相处的日常生活,让这些情节也能出现在梦境里……

    6月19日上午,当国保向我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的时候,我略显麻木的坐在椅子上,并没有可以重获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后,只有一个人的这条路,要如何走下去。出来后的第二天便尝试梳理自己在里面的经历,竟对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记忆。我们的舆论环境经常强调一个人要好坚强,不畏惧任何磨难,展露自己的软弱是不被鼓励的。更多的关注和宣传给了更宏达壮烈的主题,但心理创伤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刚出来的那些天,惊恐、梦魇、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觉性高、创伤性闪回、四肢发抖……同时,也把自己活成了“准地下工作者”,与朋友见面时会小声说话,警惕的盯着四周。同时,我的父母担心我的安危到神经过敏的程度,经常“自我审查”,担心我每一次出门,担心我说话太多,担心我身边有“告密者”,甚至担心国保对我印象很坏,我感到,我们整个家庭都患上了“侦查狂躁症”。

    我经常梦到自己写悔过书的情境,内疚感和屈辱感不断折磨着我,我不断的自责:为何恭顺的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乱翻我的东西,给我戴上手铐和黑头套呢?为何顺从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处呢?我有什么可留恋的吗?孤立无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缚,这种感受控制着我。我们为体制所压迫,我们每个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建造这一体制,可我们结果甚至无力做出消极抵抗。我们的服从使那些积极为这一体制效劳的人能够为所欲为,一个罪恶的空间得以形成,怎样才能逃离它呢?

    国保们当然知道如何加重我的恐惧感,恐惧感越大,便越能控制我。如果我选择一言不发,他们便把我的恐惧也向更多人传递着。记录下指定监视居住的具体细节和经历,是我对抗恐惧感的方式。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无论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胁,还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再隐忍和沉默。

    即使说出来的代价是再次失去自由,我也不后悔自己的经历书写,因为我知道,在我鼓起勇气说出真相的那一刻,国保们努力创造的屈辱感、恐惧感便被轻易打破了。如果不能勇敢的讲,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动。我们应该不回避、不嫌麻烦的讲,还要讲出细节、创伤和软弱,那些避而不谈、隐而不宣的,正是他们害怕我们去做的事情。

  • 居住在无锡的四川成都异见人士佩利遭驱赶

    【民生观察2017年11月26日消息】本网获悉,现居无锡打工的四川成都异见人士佩利(本名:程婉芸)遭到驱逐。

    据了解,上周二(11月21日)上午,佩利在无锡曹张新村的租屋突然有人敲门,佩利打开门看到一老一少两位女士,说是派出所和社区例行清查流动人口办暂住证,他们让佩利登记了一个表格后索要了她的手机号码,并且还为佩利拍了照。不料,晚上房东回来就冷着面孔让佩利三天内搬走,一不退还已缴纳的租金,二不提供违约金;三不提供任何合理合法的逼迁理由,并威胁佩利:如果到时不搬,将砸烂门锁并抛弃她的行李物品。

    佩利说:“为什么中午派出所上门登记晚上房东就以要卖房子为由赶我走?并且急不可待的限我三天时间找房子,三天我能找到合适的房子吗?如果三天找不到房子,这天寒地冷的我怎么办?”她认为这次派出所上门后即被房东驱赶这事儿太巧合。

    对此,本网人权观察员联系了无锡的维权人士王译女士,她表示:“派出所中午上门登记,晚上房东就限时让佩利搬家,这样极度巧合的事显然不正常。我与华春辉在外租住房子也多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以前的就不追溯了,比如近几年2013年在南京,2015年在西双版纳;2016年在广州,我们都被房东驱赶多次,特别是去年在广州,我们呆了两个多月却被迫搬了三次家,几乎天天有房东上门驱赶,我都快崩溃了。”

    王译说:“其实,房东也是因为恐惧才赶我们走的,最后他们都承认是国保警察逼迫他们驱赶我们的。这也是中国大陆异见人士在外地生活,遭本地国保警察用卑鄙手段打压驱逐的惯用伎俩。可以说已经属于常态化了。”

    据悉,佩利从本月21日至今努力与房东沟通失败,今天她终于无奈搬出了之前一直比较满意的、住了不到两个月的“家”。对此,王译女士非常气愤,她说:“我感觉无锡当局是得知我和华春辉不在家的空隙趁此机会驱赶佩利的,如果我们在家他们驱赶佩利,我就会毫不含糊地让佩利住到我家。现在我可以想象消瘦弱小的佩利,在大冬天拖着大包小包无助站在无锡街头的悲凉与无奈。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佩利,在这个寒冷的季节给她温暖,让守望相助不要成一句空谈。”

    根据网络公开资料,佩利(本名程婉芸),四川成都异见人士,1970年生人,人权捍卫者,普世价值的推崇者;多年来一直坚持在网上线下为弱势群体呐喊,现实中也多次到街头围观声援维权案件,多年来默默坚持为墙内政治犯家属送饭。尽管她身材弱小,但她敢作敢当、敢说敢为且不计名利。为此她曾收到当局多次打压驱赶及拘留。今年9月14日,她最近一次到天津街头围观声援屠夫,当天被天津当局抓捕扣押一天,后被四川成都当局押送回成都。

    【附:佩利(程婉华)的维权经历】

    2009年至2010年,她以志愿者身份参与北京公盟的教育平等权运动,参与现场活动与请愿。其间多次被警察约谈并到工作单位威胁支持她的公司员工。

    2011年2月27-3月27日,因茉莉花事件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在北京被抓,先后关在通州看守所与北京一看,与死刑犯同关一室。狱中被通看的牢头屡次欺负。取保候审后释放。这次被抓,她失去了最有保障的一份工作。她被捕后家人完全不知。源于她是单身母亲,女儿当时正在异地上中学准备参加高考,突然联系不到母亲,她的生活费都没有着落。后辗转经她的一位好心同事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女儿选择了一个人承担这这件事。

    2013年2月因在腾讯微博学习粉丝团帖子后发帖“狙击手给老子干掉他”,被四川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关押在西充县看守所。后在网友呼吁支持下,改行政拘留四天后释放。
    2013年6月1日,因在财富论坛期间于成都宽窄巷子举牌声援叶海燕等人抗议海南校长开房强奸学生案,被带回在西充黑监狱鑫园宾馆秘密关押一周后释放。

    2015年6月4日,因纪念六四在面部用口红涂抹8964字样并在春熙路步行街防爆车及派出所前巡回示威,被成都春熙路派出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于成都看守所,30天后取保候审。进去后绝食抗争。后在三医院与杀死母亲的精神病人同关一狭小屋子,被以治疗名义恐吓虐待。期间成都与西充国宝到她家里骚扰调查,从她父母同学和孩子处取证,试图将她打成精神分裂症。这件事给她孩子留下了巨大阴影。被抓前,她所工作的公司被网络诈骗款项,她因纪念64被捕后,成都国保对她公司老总进行诱供试图栽赃她是诈骗犯未得逞。

    2016年6月,因梁太平被捕她欲往其家乡声援,被国宝警车追赶截回,被殴打羞辱后秘密关押在黑监狱三天。

    2017年4月,成都陈云飞开庭她到现场声援,被从现场带走被警方推拉殴打手臂受伤,关押半天后被送回老家。

    2017年9月,赶赴天津二院参与屠夫吴淦庭审围观。被天津警方抓到派出所,后被老家西充国宝带回四川。因拒绝被强制要求去以前的黑监狱录口供,与国宝之间发生撕打,后被派出所警察与流氓国宝谩骂殴打后释放。

    数年间,因上述经历,多次在找工作过程中因网络上记录的被捕记录而失去工作机会。家人经常被骚扰恐吓,父亲身体直接受到影响,她的女儿和侄女被以工作和前途来威胁。除了直系亲属,国宝甚至威逼利诱她的亲戚以备达到控制她的目的。

    2016年至2017年,因她在网络上的言论记录,多次租房被拒;11月,无锡警方以清查流动人口办理暂住证的名义找到她的租房处,当天房东便逼迫她三天内搬走并不提供任何合理合法的理由,威胁如果到时不搬,将砸烂门锁并抛弃她的行李物品。

  • 广州维权人士张五洲今早外出时遭拦截殴打

    居住在广州的维权人士张五洲今天早上外出前往医院时遭拦截殴打,后来又被带到派出所传唤,滞留六七个小时才获释。

    今天下午张五洲告诉民生观察人权观察员,她今天早上6点多出门打算去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看望好友黄燕,然后准备去广州中国酒店观看美国总统大选的活动。将近八点张五洲从越秀公园d1出口出来,马上被三个不明身份人员拦住,这些人把她拖到马路边让她蹲下,张五洲向路人呼救,有人上来询问,拦截张五洲的人拿出证件要求路人不要多管,期间张五洲遭到殴打。

    将近9点张五洲被带到越秀区流花派出所,随身携带的药物等物品被警察扔了一地,后以涉嫌扰乱单位秩序开始给张五洲做笔录,问她为什么要去中山医院,张五洲说去探望同为维权人士的好友黄燕,并且自己也去看病。又问张五洲为什么要去中国酒店,张五洲回答去观看美国总统大选的活动,警察就开始追问从哪知道的消息……做完笔录后将张五洲滞留在派出所,中午没有让吃东西,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将她释放。

    张五洲说,因为替弟弟张六毛申冤,她多次遭到迫害,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差,不明白广州警方为什么要这样针对她。

  • 709事件被监视居住的隋牧青律师因病提前获释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年1月7日消息:2015年7月10号被警方监视居住的广州隋牧青律师因病提前获释。同时北京锋锐所黄力群律师、出纳王芳也被释放回家.
     
    2015年7月9日起,当局对国内人权律师展开抓捕,多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被刑拘,其中广州著名人权律师隋牧青于7月10号被带走监视居住,日前其代理律师发出消息,隋牧青已经因病提前获释返回家中,等待1月10日监视居住期满。
     
    以下隋牧青代理律师蔺其磊代隋牧青律师转发:
    声明
    1.首先对于各界朋友的关注、声援由衷感激,本人将持续关注709其他受难律师之命运。2、我之监居是1月10日到期,系因病得以返家,后续仍可能面临取保等刑事措施及行政处罚,不得公布消息是变换监居地址的条件。鉴于本人目前的健康及家庭状况等方面的综合考虑,不宜即刻发布相关消息、声明,待监居期满后将择机发布相关信息、声明。
     
    隋牧青是广州著名人权律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因多次代理政治维权类敏感案件,近年来成为广州的维稳对象,隋律师还帮郭飞雄、唐荆陵等多位著名民运人士提供法律援助……去年隋律师被抓后,各界朋友和人权律师积极声援救助,包括举牌穿文化衫等方式表达对隋牧青律师的支持。

    图为广州著名人权律师隋牧青

  • 北京大兴区宝祥居拆迁断水断电 起诉律师猝死警察抢尸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1/14消息:今天早上,居住在北京市大兴区宝祥居的孙先生紧急致电本工作室说他邻居秦国章律师在家突然死亡了。而宝祥居因拆迁,近期居民被断水断电,断水断电后秦律师等居民不得不在家使用煤炉子,为此秦国章律师正在起诉该小区物业公司。
     
    以下是孙先生发来的情况介绍,具体情况我们正在了解中。
     
    附:
     
    2015年9月16日凌晨两点左右,北京市大兴区宝祥居开始被断水断电至今…所在居民找了:镇、区、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还有“北京日报”也报道此事但至今无果…没有办法,住在宝祥居的居民只能过着没有没电的原始生活!
     
    北京的十月天气就开始慢慢变冷了,宝祥居居民a座235秦国章律师在家开始升起了煤炉子!同时秦律师也在为断水断电问题起诉物业,在2015年11月10日秦律师接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事传票,12月1日在红星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开庭。
     
    但是在2015年11月13日,秦律师在家卧床不醒,999急救医生中午十二点左右前来确定死亡。死亡原因有可能是煤气中毒,有可能被冻死,有可能其它、可能?下午三点左右警察要抬尸体,但是直系亲属还没有赶到场,宝祥居所在的邻居都不让警察抬走,希望能等亲属来了再抬走,对死者秦律师的尊重。警察没有理会邻居的阻拦,派来六十多位警察、协警阻拦大家不让靠近。有一位走路不方便的邻居被推倒在地上并带走,也一位年迈的老太太被推到在地并且被警察强行带走,还有一位年轻的邻居受伤并也被警察强行带走,在邻居的哭喊声中,秦律师的尸体就被抢走了!宝祥居的居民跟到西红门警局,希望他们能放“人”,结果去的十几个居民也都被扣留,并控制所有通讯工具,在外面的家属都十分担心!在这个和平的年代,希望秦律师一路走好!

  • 湖北省竹溪县鼓楼社区居民诉城管不作为

    我们是十堰市竹溪县鼓楼社区居民,今天向您反映情况,也是实在没有把办法了才向您求助,希望通过你们,从而监督竹溪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执法行为。
     
    2009年一家名为“竹溪县春海房地产公司”的购买了原县医药公司位于城关钟鼓楼32号西药仓库,用于开发商品房,该房地产开发商为扩大建设面积取得更大经济收益,进行了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湖北省实施(城乡规划条例)办法》要求的规划设计,七层建筑本应距离10多米距离,开发商财大气粗,地下室挨着我们住房1.5米,地上距我们原有居民客厅6米,建成将会严重影响我们通风、采光,因此一直未能获准县规划局审批,但是春海房地产擅自在2013年底开工建设,县规划局在2013年12月16日对该违法施工报县住建局,作为违法案件移交竹溪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处理(案件移交登记表为证)。鼓楼社区居民也多次到县住建局、县规划局、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举报春海地产违法施工行为,县规划局答复没有审批这个项目,案件移交到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了,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答复已经下达了《停工通知书》,属于擅自复工从事建设。半年来各执法单位推来推去,没有一个执法单位制止,任凭违法建筑一天天发展。我们反映情况到成了不安份守纪、无理取闹的人,综合执法局没人搭理我们。
     
    我们的理由:
     
    1、竹溪县春海房地产公司原本购买的是县医药公司位于城关钟鼓楼32号西药仓库开发商品房项目,后增加购买了6户居民房,“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十堰城区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十政办发〔2012〕154号)”文件规定,申报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 1、用地面积与改造房屋面积指标要求:用地面积不小于10000平方米,被改造房屋建筑面积不小于5000平方米,春海房地产项目总共才占地1374.42平凡米,为什么2013年能够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是否符合棚户优惠政策要求;
     
    2、凭借《竹溪县城区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计划审批表》,在没有获得任何建设合法审批手续施工情况下,就一直施工建设就是违法;
     
    3、县规划局立案后,案件移交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为什么综合执法局只下达《停工通知书》了事,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施工,任凭违建行为扩大;
     
    4、2012年3月12日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竹溪县县城规划区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第二十一条 建设业主在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正式证件,完善相关手续后方可向住建局建工股申请开工放线。春海房地产一直违法施工快一年了,竹溪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明知春海房地产一直违法施工,周围居民在执法局举报数十次,为什么不能依法办事,就答复群众说:“已经下了《停工通知书》,他们是擅自复工从事建设”就了事;
     
    5、再不制止违法行为,侵害事实形成后,竹溪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真的可以拆除违法建筑吗?还是罚点钱,违法就变为合法了?那周围居民的通风、采光权谁来维护?
     
    6、我们提出了听证申请,但听证会没有召开,也没有人打理我们,建设部门态度是否符合法律要求?
     
    有钱能使鬼推磨,春海房地产到底是那来的底气?竹溪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明知一个《竹溪县城区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计划审批表》是同意纳入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审批表,并不是《新建七层住宅楼修建性详细规划》审批通过,可手握公权力的执法局偏偏指鹿为马,用《棚户区(危旧房)改造计划审批表》作为敷衍老百姓的“尚方宝剑”,任凭违法施工继续,还解释说政府同意了,不让他建是不可能的,不让建他损失有点大,谁负责?综合执法局把法律放那去了!为什么不考虑如果居民和开发商的人发生冲突,造成人员伤亡,责任又会是谁的?为什么不考虑“法律”的尊严!

    鼓楼社区居民也多次到县住建局、县规划局、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举报春海地产违法施工行为

  • 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小区居民诉十几年办不到土地证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10-7消息:近日,湖北省随州市擂鼓墩小区有居民发出消息说,擂鼓墩小区500多户居民,许多十几年前就买了该小区的房子。现在房产证办了,但土地证却迟迟办不到。
     
    据该小区一居民向本工作室介绍,他们为此找到当地土管所,结果所长告诉他们说办不了,   因为开发商将本来建五层的房子,为了多赚钱加了两层,变成了七层,所以土管所不给办理土地证,即使办的话居民的土地面积也会缩小。
     
    居民们找开发商,一直没有一个结果,就这样事情一直拖了这么多年,大家不知到哪里能讨到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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