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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惧怕民声的两会岂能代表人民?

    一年一度中共全国政协与人大两会3月4日、5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当局各级维稳机构如临大敌般对全国上访民众、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等等的严控,向世界昭示着中共两会惧怕听到民众的声音,拒绝听到权力集团之外的异议,力求全国只是一个为极权统治歌功颂德的声音。这种禁绝民声,惧怕民情,视民为敌的所谓两会,当然不能代表人民,而是人民的敌对,是欺世盗名假人民之名而行极权权贵违法侵权渔利分赃之实的会议。

    据“民生观察”不完全统计,今年2月以来中共当局为了确保两会所谓胜利召开,一如既往地在全国掀起疯狂严控上访维权群体,至3月3号所统计到被各地维稳机构稳控信息就达65条,波及人员上百人。这些人要么被绑架,要么被软禁,要么被强迫旅游,要么被关黑监狱,甚至还有的被拘禁。

    民生观察3月3日所发最新第六集的“各地访民被维稳情况”,就集中反映出中共当局惧怕民声,肆意践踏人权的嘴脸。

    随着全国两会将在北京召开,各地对访民的维稳力度愈演愈烈。2021年3月1日至3日全国各地访民被维稳情况如下:

    1、2021年3月1日,北京高家场46-3号(黑监狱)领导在重庆曾文住宿的地方去关心曾文,说明天梁平的领导还是工作人员要去找他。

    2、今夜(3月1日)强降温,风大,派出所辅警很辛苦!他们在贵州民族大学退休教书匠黄椿家楼道口,要值守到明天早晨8点钟。从2月27日到3月15日,每日三班倒,24小时不间断。派出所辅警负责值守夜班(从凌晨0点到清晨8点),正式民警的月薪比辅警多得多,但苦活脏活基本都是辅警协警这些临时工们干。

    3、3月2日,进京告御状的上海访民王秋阁刚到上海了,有十几个人把他接出站,然后被带到罗泾派出所做笔录,现在派出所听候发落。王本人庄严承诺:不拘留不关黑监狱,下午立刻马上购票北上。

    4、3月2日,五位上海上访人被拦截,现被稳控在崇明岛(黑监狱)。

    5、紧急关注:2021年3月2日上午,参战军人江世友在重庆西站买火车票到广安去看战友,刚上火车被重庆渝中区南纪门派出所民警和社区主任,队员共三人拦截。今天,江世友已平安到家。江世友因房屋被强拆、被火烧毁三栋平房门面至今13年,他多次向相关部门负责人反映,要求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安置赔偿,但均未给于妥善安置。

    6、3月2日,重庆曹素在西安被截访人员拦截了。说重庆公安给他们发了协查通报,警号为0552124的警察拿走曹素身份证,曹素问:我违法犯罪了吗?凭什么协查通报我?该警察说他不知道,曹素说:不知道你们还配合?

    7、3月2日,重庆渝中区叶光福进京为母亲申冤,现在宝定被拦截。其母亲被当地政府拖走19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请友友们关注。

    8、紧急关注:2021年3月2日上午,被强拆维权上访人刘仁芳、熊世容在火车上被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南纪门派出所民警拦截,强行扣押,请大家关注!

    9、重庆维权当事人曹礼淑在高碑店东站失联。2021年3月2日星期二,曹礼淑从重庆出发,途径西安北站和河北省高碑店东站。在西安北站被西安北站派出所的警察拦截,导致高铁晚点二十多分。曹礼淑当天下午六点多,到达高碑店东站的时候,要求补票,被高铁工作人员拒绝。之后曹礼淑给一个浙江省的网友发了视频,给她的弟弟曹礼彪打电话求助之后,就再也联系不上。曹礼淑的手机号:17815134737,现在能够打通,但无人接听。现在,曹礼淑七十多岁的母亲李开先女士和全家人都很担心曹礼淑的安全。请朋友们对维权当事人曹礼淑给予关注。

    10、3月2日下午3点多,上海静安区陈廷兰、秋明泽在北京检察院上访,被地方拦截了。当天下午5点36分,秋明泽被送上回上海的高铁,不知道回家是什么情况,敬请大家关注!

    11、3月2日,四川省成都市王蓉文被从北京押回成都后失联。据说被铁门关押隔离,请大家声援她,呼吁同行同待遇,跟她一起的截访人也应该一起隔离!

    12、2021年3月3日,重庆九龙坡区的陈明霞坐404路车到重庆北站,准备去看病,被地方截访人员强制拦截。

    从上面各种截访信息可以看到,各级政府充分调动,全国交通、公安高度配合,将各地上访维权者围追堵截,完全不顾公民信访权,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肆意对上访者剥夺基本人权,任意强迫失踪,甚至人身伤害。

    与全国严控上访维权群体相应的各地政府还对一切不顺服于权力,不为极权唱赞歌者采取禁声,甚至强迫控制。如北京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著名记者高瑜,学者章诒和及一批异议维权人士被警告两会期间不得发声,还有贵州原人权研讨会成员纷纷被强制带离居住地而到外地“旅游”控制。

    中共当局因为召开自诩代表人民的全国人大与政协会议,居然如此调动各级专政机能,疯狂违法侵权,目的就是要达成对权力统一定调赞歌外一切其他声音的禁绝。中共当局如此惧怕民众发声,不仅严重违反自己颁布的宪法、刑法、信访条例等等,也公然蔑视国际人权准则,违背人权公约,肆意践踏公民权利,同时也表明了中共极权与民为敌,欺诈奴役民众,惧怕民众觉醒的现实。历史事实一再证明,一个惧怕民声的会议绝不会代表人民,一个践踏民权的政府绝不会为民服务。

    民生观察 2021年3月5日

  • 军官打士兵:岂能不了了之!

    【民生观察2021年1月25日消息】新世纪的开元之年,中国十五集团军空军第44师司训大队,来到四川南部县招募新兵。经过严格的目视筛选、体检淘汰和家庭政审等程序,征召了该县南隆镇人汪小燚作为新的战友。在南部县人武部门的积极配合见证下,汪小燚梦想成真的成了空军的一员,兴高采烈又满是希望的来到湖北部队所在地。

    2001年6月9日,仍在接受新兵训练的汪小燚,不假外出到地方网吧上网,被司训大队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此后变的有些乖巧的汪小燚,突然接到家里要求奔丧的紧急电话,由于请假过程中与部队领导发生争执,随后被军队“军规”暴力袭击,又在一系列的体罚惩处和精神虐待下,导致心理崩溃目光呆滞身体不振,处于障碍性精神病的早期症状。于是2001年7月13日,被部队领导像押犯人一样遣送回原籍南部县。

    汪小燚的母亲罗玉英说啥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非要南部县和空军44师给一个说法。经过母亲罗玉英的长期抗争进京上访,南部县人武部、空军十五军第44师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和汪小燚以及他的母亲罗玉英等军地三方,达成“错误除名和受虑待导致左肾体积缩小,肾功能重度受损,延迟性心因反映之精神障碍和病毒性脑炎"的善后处理而且公证的《6.12协议》。之后军队不知从何说起的缘故,认为自己不该承担又撤销了公证。随后,母亲罗玉英立即要求“为其子办理退伍证和伤残证,并赔偿全部的损失。”

    2004年6月12日,罗玉英、汪元培夫妇得知部队“同意为汪小燚办理有关复员手续”后,与部队再次达成协议:一是部队一次性给予汪小燚救助金15万元。二是部队负责积极向上级主管机关和地方民政部门申报汪小燚办理病残手续。这一次,又是空军彻彻底底的再一次食言,没有兑现向病人汪小燚和家属罗玉英的承诺。直到如今,军队既没有给一份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做出新的补救方案,一拖就是接近20年的时间。

    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边是军队内部的领导和管理制度的更替变化;一边是汪小燚身体状况的不断恶化,开支逐年增加显得入不敷出;一边是地方政府得到军队方面关心承诺的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够监护医治汪小燚以及善后的所有开支。地方政府也意识到当前的办法不是一劳永逸的长久之计,便鼓动汪小燚的母亲罗玉瑛、父亲汪元培,到湖北的部队和北京的军委投诉喊冤。

    上百次的越级上访,消耗了罗玉英一家全部的血汗、精神和财富。汪小燚越来越不能自理,罗玉英夫妇的心里承受力、行动活动力,也到了不是崩溃就是自我死亡的撩到境地。

    2012年,汪小燚的母亲罗玉瑛在北京军委大院门口,用摆地摊的方式抗议喊冤,恰好被出入大院的军委领导看见,天助自助的安排了秘书予以接待。这个时候,汪小燚的悲剧案情得到了一点的希望。经过2014年、15年和16年多次对抗、沟通和妥协谈判,也在自媒体朋友和志愿者的帮助下,于2016年达成一份可以彻底解决的协议。不过,就是这么一份有些接近真实的内部协议,最后依然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贯彻落实,背信弃义不守承诺抛弃原则的一方,依然还是霸气强硬的军队。在阳光公平和追责的面前,空军第44师的某些领导再次暴露了毫无人性、原则底线和面对现实的残狠一面。

    2020年12月北京疫情彻底解除,罗玉英携带南部县信访办督促函,再一次来到全军信访接待办公室。空军信访处安排罗玉英找十五军保卫处,陪同的还有四川南部县委、政府、人武部等数人,一起来到十五军保卫处。接待和等待又是一个多月,无任何回应或书面答复,保卫处工作人员的电话也成了空号。这样的一切,只能叫人心寒震惊!

    中国空军44师司训大队赵玉民打兵致残,还弄虚作假掩盖真相,官官相护逃避责任。十五军纪委受命督办调查处理,十五军保卫处李兵阳军官临阵脱逃。一个月以来,既不接待当事人家属,也不面谈南部官员,似乎已经消失或者是死亡。这就是20年以来,第44师空军部队的领导,面对自己的错误采取故意的失职,给地方政府和当事人搞起臭名昭著的空城计。

    中国军队、中国军官殴打士兵,在军队内部似乎并不稀罕,但像空军第44师司训队,打了不担责的军官,似乎在全国为数不多。这到底是司训大队内有更加牛气的保护网,还是这个军队内部的生活作风和军人习气,就是这么霸道恶劣充满匪气?这样的军队还有战斗力吗?还能够凝聚军魂保家卫国吗?

  • 闲话岂能玷英豪 奸臣酷吏善耍妖

    ——济南志士于新永将罹狱灾

    于新永自2018年5月16日被刑拘,至今已被羁押在济南看守所八月多。截至2019年1月10日我已会见于新永8次。现案卷已移送至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三个月多,至今未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我前几天打电话问,法官让我继续等。

    于新永生于1963年,天性儒雅,待人谦和;心系苍生,关心国事。1980年考入山西财经大学,1984年毕业后就职于山东省冶金工业厅,后辞职下海。

    近年于新永协助一些蒙冤的访民维权,帮他们整理控诉材料并出谋划策等,也时常陪他们一起去相关部门据理力争,由此赢得了很多访民的亲近和尊敬。为推动依法行政,于新永曾多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也曾起诉山东省监狱管理局、大众日报社等部门,由此遭受一些政府官员的痛恨。应该说于新永的行为正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缓解官民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符合党中央倡导的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理念。

    然而窘迫之处在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与某些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常存在矛盾和冲突,党中央倡导的经常是一些地方官僚要费尽心思变相抵制的。

    所以于新永遭受打击报复,被以莫须有的寻衅滋事和侮辱罪关进看守所就成为预料之中的事。

    关于寻衅滋事的证据,主要是于新永曾两次参与由他人组织的在人迹罕至的立交桥下、水库边纪念“陆肆”的活动。“陆肆”是个敏感话题,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我知道死了些人是事实,我也知道很多人怀有浓重的“陆肆”情结,年年都要有那么几日郁结于胸,搞纪念活动不过是为排解情绪而已。于新永参与的纪念活动于公共秩序是不可能有任何妨碍的,以此作为犯罪证据显然是没有人信服的。

    下面我要重点说说于新永涉嫌的侮辱罪:

    于新永曾在博客里发过几篇评论文章,其中一篇有抨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言论,此文阅读量为26。另一篇文章中,他点评了汉宣帝和辅政大臣霍光的历史,也顺手不指名点评了两位国家领导人,并抨击了现行体制。其实汉宣帝是于新永最钦佩的一位皇帝,称其是历史上免除百姓赋税最多并实现了国富民安的好皇帝。此文阅读量为47。

    都知道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批评和控告同样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更不用说发点议论和说点闲话了。况且任何人都应该经得起现实和历史的褒贬,真正的英雄豪杰不会因坊间杂议而 被玷污英名,昏君奸臣也终究逃不过现实和历史的唾骂,靠权力和暴力沽名钓誉、压制言论者如王莽,不是已经沦为历史的笑柄吗?于新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权歌颂和批评在世的当权者,更有权褒贬如汉宣帝、毛泽东、刘少奇等历史人物,不管他们是历史伟人还是窃国大盗。现实正是,老百姓哪天不在茶余饭后评论他们呢?都二十一世纪了,难道还有谁能堵上亿万百姓的嘴?于新永的评论不正是夹杂期间的一点儿闲话吗?
    即使于新永的闲话不符合党的主旋律,但以上述微小的阅读量而言,显然也不可能造成任何社会危害,更谈不上对谁造成了侮辱。况且我泱泱大国的历任领袖,有那么心胸狭隘的吗?
    然而于新永还是被羁押了。据说对这起完全属于打击报复的案件,济南公安和检察部门的一些人也感到不平。

    由此不难判断,打击迫害于新永既不体现官意更忤逆民意。这显然是一小撮惯于独断专行的奸臣、酷吏于背后耍弄妖风,以图对权力监督者杀鸡骇猴,继续维系他们对百姓随意驾驭并谋取私利之目的。

    于新永被历下区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后,历下区检察院曾在批捕时将罪名变更为侮辱。侦查结束后,历下区公安局和历下区检察院最终还是将两项罪名都列入了起诉书。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侦查和公诉人员偷懒和推卸罢了,他们都把难题交给了历下区法院。

    我最近看了《秋白之死》、《人间正道是沧桑》等几部电视剧,印象最深的台词就是“相信党、相信组织”。

    正因为有那么多优秀的中华儿女“相信党、相信组织”而前赴后继地赴汤蹈火,我们今天才得以能吃饱穿暖、安居乐业,我们还有啥不知足呢?所以我相信各级政府的官员们多数是讲法治求和谐的,善耍妖风的奸臣酷吏毕竟是一小撮,他们的阴谋终究难以得逞,也成不了气候。我同时也相信历下区人民法院能作出经得起法律和历史考验的公正判决。

    相信党、相信组织,当然也要相信法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北京市道衡律师事务所 刘建军
    2018年1月20日

  • 统计病患数岂能仅靠推断

    近日,一篇网文称,湖南有精神障碍患者1200多万。此数字之大,令网民纷纷吐槽:“湖南一共7000多万人,那岂不是说每7个湖南人里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4月21日,湖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陈焱称:“这个数据是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推断”(4月22日《京华时报》)。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在我们的身边,竟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7比1的精神病患者数据,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总感觉这事太离谱。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进入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也随之增多,精神病患者数量呈上升趋势可能也是不争的事实。可精神病患到底增加多少,只能通过准确的统计才能得出权威结论,并给相关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不客气地讲,用推断代替真实的调查统计,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做派,其得出的结论肯定经不起推敲。也不知道,这种靠主观臆想敷衍了事的“专业精神”是怎样炼成的。但可以肯定,凡弄虚作假的数字,不但犯了统计学的大忌,更与执政为民的理念格格不入。
    当下,精神疾病已经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与社会问题,对精神病患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已成社会共识。这就首先需要准确统计精神病患数据及分布特点,做到家底明,才能更好地提高救助效率。因此,事关公众知情权的精神病患数字,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统计,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地凭空捏造。如果连这点最起码的工作态度都没有,又何谈科学精神和为人民服务?  
    (来源:法制网2014-04-23 09:53:53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tegrity-observe/content/2014-04/23/content_5472152.htm?node=4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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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卫生立法,人大岂能一拖再拖!

    本刊特约评论员卫子游

     

    2012年8月27日至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京举行,广受关注的《精神卫生法》虽经审议但再次被搁置。一部外界满怀期待的法律为何如此难产呢?立法者的一再拖延又说明了什么?

    近几年来,广西“省三好学生”马加爵杀人案等与精神疾病有关的恶性案件频发,而这两年网络上更是迭爆武汉市徐武和不少访民横遭“被精神病”,还有不少贪腐官员也表现出严重的性变态和精神变态,精神卫生问题持续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热点。用百度搜索“精神卫生法”,相关结果396,000个,搜索“精神疾病发病率”,相关结果高达5,700,000个。对于一般不大了解精神卫生的人,通过搜索可以看到,世界精神病发病率一般在2-4%,而在中国,网络上的资讯则说已高达15%左右,严重精神病发病率约为1-1.5%。一种不无夸张的说法是,中国现在有“1 亿精神病人和数亿疑似精神病人”!精神疾病被某些媒体和专业人士称为威胁中国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

    然而,与其它所有疾病不同,对于这个“头号杀手”,我们不仅在预防和治疗的设施、人才、科研和投入各个方面都严重不足,而且在立法上竟然还是个空白。这种状况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方面,学生在学习期间精神的健康成长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另一方面,精神病患者得不到优良心理医生的前期干预和专业的精神病院的诊治,病情得不到控制和康复;第三方面则是大量完全没有精神病的正常人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有时被亲人或利益敌对者或公权机关给无端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精神和肉体饱受摧残,精神病院和医生出于赢利的目的,不惜把好人治成精神病人。精神卫生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精神病人的事情,现在已经与我们每个人直接或间接相关了。

    无论是相对于人类社会对精神疾患的重视程度,还是相对于世界各国精神病的立法进展,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精神卫生法律这一事实,都与一个人口大国和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严重不相称。从1948年联合国大会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以来,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相关组织就不断通过了一系列保障精神病人的国际法律和宣言,1971年联合国通过了《精神发育迟滞者权利宣言》、此后又通过了《残疾人权利宣言》、《保护精神疾病患者和促进精神保健的原则》等,世界精神病学协会(WPA)、世界心理卫生联事会(WMHA)等机构则于1983年通过了《夏威夷宣言》,1989年又先后通过了《精神疾病患者权益和保障的声明》、《精神病人人权宣言》等。据悉,“目前接受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160个成员国中,已有3/4以上的国家制定了精神卫生法,欧洲、美洲各国基本都已立法;精神卫生法在美洲覆盖了87%、在东南亚覆盖了95%的人口;即使在非洲和中东地区也有59%的国家制定了精神卫生法;在西太平洋地区主要国家和地区中,现在只有我国和老挝、柬埔寨等国尚未颁布精神卫生法。我国也是世界上人口大国中唯一没有制定该法的国家。”(以上数据均来自于百度搜索。)

    中国精神卫生为什么至今没有立法?从表现在台面上的因素看,也是从立法技术层面说,现在的草案不成熟,存在严重的争议和利益冲突,导致立法困难,是不得不予以搁置的重要原因。由卫生部于1985年组织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受到多方面的强烈反对和质疑。反对者认为,精神卫生立法绝不仅仅只是个医疗问题,涉及人身自由、监护制度、行为能力制度、刑法、法律援助、司法救济、社会福利、社区服务等多种制度,远远超出了精神科医生的能力。

    精神卫生法律应体现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尊重精神病人权利为前提,从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出发,确立开放式社区治疗原则,自愿治疗原则及最少限制原则,而这些宗旨和原则在该草案中都没有得到体现。该草案甚至可以说是以违反这些世界公认宗旨和原则为宗旨和原则的。质疑者认为,卫生部单方面提出的草案是精神病医学专家垄断立法的产物,未能吸纳人口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学者,前期也没有经过公众辩论,立法质量低下。精神病医生受行业利益驱使,在草案中企图通过立法扩张自身权利,草案条文存在对精神病患者的制度性歧视,同时拒绝接受司法监督,把法院排除在非自愿住院程序以外,同时转嫁非自愿住院中的法律风险,极力将责任推卸给“监护人”。 草案将收治对象扩大为“疑似精神病人”,挤占心理医生的市场空间,是从行业利益出发扩大客户群体这一内在动机的表现。 

    然而,如果从没有拿到台上面来的原因说,导致精神卫生立法一拖再拖的深刻原因,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官老爷机构的极度低效率和渎职。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养老机构,在我国现行政制中既好像非常崇高,在公众舆论中通常又被视为似乎可有可无。其实这是误解。不管我们高兴不高兴,承认不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老人们都在代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担负着为14亿人的大国制定基本规则的重任,承担的是过去被称为“制礼作乐”的、通常由皇帝掌握的国家最高也是第一权力。如果立法不重要,立法机构就不应当被称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果立法非常重要,那么,该立的法不立,就必然会造成极其巨大的损失和极其严重的后果。精神卫生立法在我国已经延宕了26年,马加爵因精神不正常杀害同学案,徐武因得罪权力部门“被精神病”案等恶性的精神病案,都是在这26年间发生的,精神卫生法一日不立,目前精神病领域存在的种种乱象就必然会一直混乱下去,并威胁我们每一个国民。这种紧迫而重要的工作,换了任何一个认真负责的机构,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有什么冲突不能协调?何况精神卫生的立法在世界范围内有丰富充分的资源可资借鉴。有什么理由还要继续拖延?

    唯一的理由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与国民切身利害不关痛痒,这种制度是脱离国民的。国民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官老爷们既没有事实上的选举权,也没有事实上的罢免权,同时还没有问责机制。这就是这个机构在对外发布信息时,傲慢地对为什么没有完成精神卫生立法连提都懒得提一句的原因所在。正是违反常理的多层间接代表机制在保护着这些官老爷们,让他们能够高高在上,可以光拿钱不干活,可以满世界旅游随便花纳税人的血汗钱丝毫也不心疼,能在离开人世之前倍享悠闲和尊荣,搞了点事就成了不得了的伟大功德,可以到处大吹大擂,当他们什么都不搞,国民拿他们毫无办法。这样的官老爷机构,有时间和动力制定出纤细而完整的压制和剥夺公民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一整套法律法规,可以急急忙忙推出一个打击互联网言论自由的条例,也有充分的时间把强奸幼女罪偷换为嫖宿幼女罪,却就是没有时间批准《联合国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就是没有时间对精神卫生法律进行充分的讨论和表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似乎把精神卫生立法当作了一个可掏出来,也可不掏出来给国民的囊中之物。这是一种傲慢和不负责。我们要问,精神卫生立法,人大岂能一拖再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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