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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0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称，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花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对话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花某英。以下是对话实录（对话时间2022年2月12日16点）：

问：徐州方面是怎么找到你的，是电话还是现场？
答：人找来的，大概一个礼拜前，来了三个人。晚上11点到我家门口给我打电话，我都睡着了。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有点事想了解一下，就带我到了镇上派出所。他们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姐姐失踪了，姐姐叫什么名字，刚开始还问了我有什么亲戚，我就把我的小姨小舅的信息给了他们。
问：他们当时有给你看视频吗？
答：没有。就说那个可能是你姐，就这样说的。
问：后来警方告诉你DNA鉴定结果了吗？
答：没有，他们没有告诉我。
问：你姐姐是哪一年出生的，有印象吗？
答：我不知道她是哪一年出生的，但是我妈和我说过，我姐比我大9岁。
问：你是哪一年的？
答：我是1988年出生的。
问：那你应该对你姐姐有印象啊。
答：没有什么印象，我大概7岁的时候她就嫁过去保山了，我都不记得她的样子，后来她第二次回来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妈跟我说的有一个姐比我大9岁，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她用的雨伞不是烂了吗？她就用那个布给我做过一个花裙子，然后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问：做裙子是什么时候？
答：应该是还没出嫁的时候。
问：你读书到几年级？
答：我读到5年级。
问：你姐姐去江苏的时候，你在家吗？
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说是我妈的亲戚带走的，然后是带到什么地方去，她也不是很清楚。
问：她有没有往家里写过信？
答：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没有。走了就走了，我妈就是说找不到了现在失联了这事也不知道咋办。
问：没有尝试过寻找吗？
答：反正她就说想找带走她的那个人（桑某妞），她听别人说是那个人回来过，但是她一次都没见过，所以就问不到。
问：徐州警方说提取了你的DNA，是怎么提取的？
答：他们也没说要拿去做比较，就直接就说需要抽弄点我的血，在我的手指上扎了一下。
问：还提取了你母亲生前的遗物，是什么？
答：我妈给我留的一件衣服他们拿走了。
问：是一件什么样的衣服？
答：就是我们那里的民族服装，用汉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基本上都是我妈礼拜天去教堂时候穿的。
问：你出去打工，还带着妈妈的衣服。
答：我妈去世后我拿回来的，我就她那一件衣服，她没走之前给我的，所以我就留个念想。
问：***妈最后的情况怎么样？
答：2019年4月份到10月份，我妈病重，我就回来照顾她了。她得的是食道癌，很痛苦，吃东西是吃不下去，食道那里给堵住了，吃一点吐一点，后来连水都喝不下去了，打针连血管都找不到了，等于活活饿死了。
问：你后来看到那个视频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感觉是你的姐姐吗？
答：我感觉不出来，让我用肉眼去看的话，我绝对没办法。
问：听口音呢？
答：她口音不是很清楚，也听不出来。
问：如果徐州警方已经认定她就是你姐姐了，你有什么想法？
答：如果确定是我姐的话，我肯定想去看一下。
问：他们（徐州警方）现在和你联系了吗？
答：没跟我联系。
问：你们现在在周口靠什么为生?
答：我现在没有上班，我老公赚钱，他是跑外卖的。
最后，光某英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江苏那边的人说是确认了我姐的话，我能跟他们要求看DNA吗？”

被遗忘又被想起的小花梅

小花梅是谁？
如果不是这份徐州官方通报，在小花梅出生的村落，在跟随改嫁的母亲生活过的另一个村落，她的邻居、儿时玩伴、老支书、她的舅舅、堂弟、表弟，都遗忘了她的模样。现在，他们仔细看着视频中被铁链拴身的“八孩女子”，耐心辨识她说话的口音，比对她的五官、眼神，却无法确认，视频中的杨某侠就是小花梅。
他们能回想起来的小花梅的模样只是她小时候有一张白白胖胖的脸。他们努力想起的过去，却呈现出小花梅、她的母亲、她的生父及其三个继父，曾经在怒江边碧落雪山深处的悲苦人生。

在子里甲乡亚古村
怒江州福贡县子里甲乡亚古村，位于怒江边，是一个傈僳族村落，村里现有469户人家，部分人口是近年从附近村落搬迁来的。2020年1月通车的“美丽公路”就从村边通过。依靠便捷的公路和近年实施的扶贫措施，亚古村民的生活已明显得到改善。
2022年2月7日，徐州发布通告称，警方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亚古村村干部及村民比对照片、口音，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
木娜是土生土长的亚古村人，她现在的家在亚古村主街的中段，之前她家在亚古小学旁边，离小花梅家很近，“我们差不多就是邻居”，木娜说，“小花梅是随母亲从匹河乡改嫁到亚古村的，她来这里后还上过小学，经常从我们家门前经过，我们没有过多交往，但那时候，她是正常的，后来听说她从保山回来就有点不正常了”。
木娜看了两遍铁链女的视频，又把手机凑近耳边仔细听，“这个说话的口音听不出是我们这边的，长相也认不出来”。
木娜也是傈僳族，平常讲傈僳语。
南安建村村干部刘秀珍也不能确定铁链女是本地口音，我们离开后，她又反复听了很多遍，然后发来微信说“有点像彝族口音。”
今年68岁的于罗四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任亚古村村长，小花梅母亲普桑玛的第三任丈夫是他老婆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小舅子。有这层关系，他一直叫小花梅为“阿花”。
“阿花小时候脑子没病，后来嫁去保山那边，回来后有点不正常了”。老村长于罗四说。“她洗被子，就把整个被子放进盆子里洗，不把里面的棉花拿出来。应该是在保山那边受了什么刺激。”
小花梅从保山返回后的反常举动也得到亚古村木匠桑开益的证实，2022年2月10日，他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新房，他已得知铁链女和小花梅的事，看视频的时候说铁链女和小花梅的脸型有点相似。但他旁边的女人并没附和这一说法，“太多年过去了，我们认不出来了。”她转头对桑开益说：“你喝了酒，就别乱说啊！”
小花梅曾经的家在山坡上，一个名为三玛付的女子带我们走过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指着一片废墟说，她的家是这里。
在靠近南安建村美丽公路边的山坡上，曾经因拐卖妇女被判刑的娜某言如今寄居在一间借来的简易房里，向我们抱怨没有依靠的生活。她“认不得”铁链女，也对“小花梅”毫无印象。当有人提及她拐卖妇女的过往时，就再也不愿交谈，除了说“记不得”，然后在警惕中沉默。

匹河县普洛村
小花梅出生地是云南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麻子一窝村民小组，这个村落位于海拔1900余米的高寒之地，一条水泥路与外界相连。沿着曲折狭窄的山道蜿蜒而上，内心充满恐高感。
“普桑玛已经死了三年多了，她是得了食道癌死的”。普洛村一位村干部说。
普桑玛是小花梅的母亲，这个女人的一生充满坎坷与悲苦。
她跟麻子一窝村民小组的思罗子结婚后生下小花梅。思罗子是一位在铁房干活的打铁人，虽然收入很低，但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人们已无法记得关于思罗子这个人的更多详情，只是说他是个好人，后来掉进怒江淹死了。有人说他是见义勇为救落水儿童时淹死的，也有人说他打鱼时失足落水的。桑普玛的弟弟、小花梅的舅舅李永元说，“思罗子就是淹死在怒江，具体怎么淹死的，谁也不知道。”
思罗子落水而亡的悲剧，也造就了普桑玛和小花梅的人生悲剧。因生活所迫，普桑玛带着年幼的小花梅，搬到亚古村，嫁给比她年长许多的亚古村村民恒益占，生下了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花某英。
普桑玛嫁过四个男人，这四个男人都相继死去。小花梅失踪后，她经常哭诉：我女儿不见了，找不到了。
在普桑玛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她搬回老家普洛村麻子一窝村民小组独自居住，她每天都喝很多酒，然后在酒后哭泣。
在她离世的前，她的另一个女儿花某英从河南周口回来照顾她，2019年，母亲死后她便离开了。
普桑玛的弟弟李永元说，他姐姐死的很难受，食道癌让她无法进食，“也肯定惦念再也没见到的另一个女儿”，他说。今年58岁的李永元至今独身，他确认不了视频中的铁链女就是自己的外甥女，他也无法准确说出小花梅是哪年出生的。
桑碧生是小花梅的堂弟，他之前已看过被铁链拴身的女子的视频，他说那是徐州过来的警察发给他的，他们在2022年2月6日晚上22点52分当面互相加了微信。“无论被铁链拴着、生8个孩子的女人是谁，干这个事的不是人”，他说。
我们离开的时候，徐州警方还在怒江走村进户继续工作。

手记：跟所有人一样，我们也想得到真相。

一、缘起

2月7日徐州警方发布信息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以下简称八孩母）是云南怒江福贡县人，我立即把消息转给了怒江的朋友H，并请他帮忙核实。
然后马萨留言说，这事儿值得咱们去一趟。我立即赞同。
我对怒江有感情，从2005年第一次徒步“最后的马帮茶道”进入独龙江，到后来怒江建坝的联署，到2007年9月一个月内三进怒江，其中还在独龙江被困了一个星期，再到后来政府搞“三区三州”深度扶贫，都有深度的参与和探访。
在我眼里，怒江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穷，穷到没朋友的那种穷，在精准扶贫之前，如果说云南其他地方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观，但是怒江却见不到明显的痕迹，囿于交通和地形地貌，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出不去，城镇化需要巨量的资金，更难；一个是美，美到无法言说的那种美，原始的高山峡谷，三江并流，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民族民俗文化。
对于外人，领略怒江之美的人更多，体悟怒江之穷的人很少。
由于感冒，我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只能自驾车，沿途出了一点小状况，耽搁了大约一个小时，到大理收费站接上了马萨和TM。
车上我们再一次明确了此行的目的，第一，福贡县亚古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花梅；第二，如果有，小花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至于小花梅是不是八孩母，实话说，这超出我们的调查能力范围，是无法做出判断的。
此前网上舆情汹涌，我们虽然愤怒，但也没有逞情绪的口舌之快。徐州警方被放在火上煎烤，现在突然指向云南，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地的事实核查。
这是一次老媒体人自愿自发自费的事实核查行动，内心深处，大概还有一点点对行业旧时光的救赎。

二、初探

2月8日，正月初八，晚7点，我们抵达六库。
朋友H安排了晚饭，烤羊排，喝一种38度的石斛酒。席间话题围绕“小花梅”展开，另一作陪的小朋友是个90后傈僳族，他说他的四个姐姐，都嫁到了山东。在很多年前，这里的女子外嫁现象，非常普遍。
这一日早晨，当地福贡警方也派员去亚古村做了调查，并邀请了当地融媒体全程拍摄。但是直到晚上，并未有任何信息露出。
我从县政府的朋友得到的消息是：小花梅确实是亚古村人，小花梅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目前徐州警方调取了八孩母和小花梅的妹妹的DNA进行检测对比。
所以到这里，还不能确定八孩母就是小花梅。
地图上看了一下，亚古村就在219国道边，距离六库100多公里，车程2小时。
下半场，朋友H喊来另一位朋友，说明早安排他的弟兄带我们直奔亚古村委会，找村主任了解情况，然后再上山找其他线索。
感觉这个调查轻而易举。是夜，大家既痛心又开心，四个人喝了6瓶半石斛酒，都醉了。
次日早，H告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当地政府已经下了舆情管控的命令，昨晚的朋友不能带我们前行；一个是进入福贡县必须持48小时核酸报告，否则无法进入。
无奈，我们临时去了怒江州人民医院做检测。
这对我个人意义重大，因为自疫情以来，我尚未做过任何一次核酸，自诩是“一个完整的人”。马萨记录了这一重要的时刻，说为了寻找小花梅而破防，值了。
午饭后马萨说有北京的自媒体朋友也正赶过来，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李良华同学。良华算是供职于一家医疗媒体，出的是公差。
良华曾于多家媒体从事深度报道，非常健谈，甫一见面，既将共识的调查报道江湖上的兄弟姐妹们梳理了一个遍。
有他的加入，我想是有力地充实了我们队伍。
我们沿着219国道向福贡县出发，途径唯一的防疫站匹河乡防疫站，检查人员仅仅看了健康码和行程码，并未过问核酸检测情况，我有点小失落。
219国道是目前中国最长，并且唯一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的国道。起点是新疆阿勒泰，终点是广西东兴，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号称“海拔最高、道路最险、环境最恶劣”。
从州府六库到最里面的贡山县丙中洛，仅长286公里，是219国道中紧沿着怒江行走的一部分，左边是高黎贡山，右边是碧罗雪山，这是目前大峡谷唯一的对外通道。在过去的20年里，我听闻了这条路上无数的事故，落石、泥石流、塌方，每一次都有人因此丧生，但是峡谷里的人要出来别无选择。
2019年年底，云南的一家大型国企投入近69亿元，将原来的老路扩建成为二级公路标准，成为现在的“美丽公路”，将原来8小时的车程缩短一半。
9日下午3时，我们抵达亚古村。亚古村村口就是一间教堂，大门紧闭，非常显眼。此前曾有在当地常年从事社区工作的花花叮嘱我，进入傈僳族和怒族的这些村寨，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习俗，比如双手握手，吃饭前等主人的祷告等等。
我们吃过午饭，随即前往村委会。村委会设在一片异地搬迁的新楼里，和全怒江州异地搬迁的楼房相似，这些楼外表呈明黄色，饰以傈僳族怒族等特色棕色纹饰，并都立有大标语“感恩共产党，感谢总书记”。
对于怒江这种98%的国土面积都是高山峡谷的地方来说，异地搬迁应该是最好的脱贫方法。于是从扶贫攻坚以来，整个怒江州先后有10万余人从山上搬进了楼房，占全州人口的五分之一。
亚谷村委会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询问得知村主任和支书都不在，打电话也不接，估计是这两天被各种电话询问，一看是外地号码，已经有防备之心。
本来预料中极其简单的求证，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是夜宿福贡。旧年的气氛未去，夜空里烟花绚烂。如果小花梅没有离开福贡，还应该沉浸在这年味之中。

三、再探

10日早，我翻出小花梅的视频，仔细看了几遍，其中语言模糊部分，我觉得和怒江本地人的口音相似。此前有网友说让她说一段傈僳语，不就立即破案了吗？
我把视频发给了一些傈僳族朋友，请他们辨认视频中女子的语言是否是傈僳语。
小花梅持续发酵，期间不断有朋友传信息来。其中一个比较有价值，就是2001年新华网转载了《滇池晨报》的一篇报道，里面提到亚古村支书报警本村有两人走失，后警方出动在保山市的芒宽镇解救了二人，同时将南安建村的娜某，子里甲村的娜某，以及亚古村的车某三个人贩子抓获。
我们决定从外围先入手，了解一下当年这个地区的妇女被拐卖情况。此时，“先生制造”专访陈业强的文章已经刷屏，里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有兴趣了解这些的朋友，可自行搜索。
如果没有小花梅这件事儿，陈业强的那本《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估计都没什么人关注。
看来，人类学家和调查记者才是近亲。另，小花梅事件发酵到现在，也就是这个“先生制造”出了这么一篇相对严肃的文章。媒体境况，大概也就这样了。
还是花花帮助了我们，找到了南安建村宗教科的刘老师。我把视频拿给她看，她辨认女子的口音，不是傈僳语，也不是怒族语。
她简单地介绍了20年前当地的女子外嫁情况，和陈业强说的差不多。不过因为在当地获取不到尊严，很多女子后来也陆续返乡，有的甚至带着孩子跑回来，在这边找个人继续嫁了，大部分也不用领结婚证。
拐卖的事情也挺多，她们村子就有个人贩子娜某，前述新华网的新闻里的人物。刘帮我们找到了电话，我们辗转找过去，在219国道旁边半山的板房里，我们见到了她，如今已经60多岁，一心想着让政府补贴建她的新房子，欲聊当年往事，她立即缄口不言。
想一想时过境迁这么多年，放在眼下的场景，谁还会提这种往事，也就释然。
听说我到了南安建村，H给我发来几个字，“中国的南安建，世界的俄科罗”，说这是怒江州脱贫攻坚最为坚硬艰苦的两个村子。村民都是“住着木楞房，窝在穷山坡。挣钱无门路，两眼无光芒”，工作组穷尽了办法和手段，才将一部分搬下山，一部分人盖上新房。
下午一些朋友陆续传来消息，说无法辨认视频中女子的语言，但是肯定不是傈僳语和怒族语。刘老师后来给我发信息，说可能是彝族话。
其实这个环节是我一个耿耿于怀的，如果徐州方面怀疑八孩母就是福贡的小花梅，在她神志清醒（假设她真的有精神障碍）的时候，找个当地人用傈僳语通个电话，从语言上不是很容易鉴定吗？

四、证实

我们决定采取最笨的办法，就是回到亚古村一家一家去走访。
亚古村虽然是一个村，但是因为紧邻219国道，往来商客频繁，主街上还有酒店和KTV。
现在回头看徐州方面的第三次发布，有一句是“以亚古村为重点，扩大多个乡镇调查走访，并发布协查通告”，“还组织干部比照照片、口音”，事实上亚古村就一条主街，人流也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先从商店和饭店的老板开始，打探情况，无人知晓视频中女子，也都否认有人来调查过。
徐州发布里的这个说法，既草率又官僚。
久寻无果，正绝望想要再去村委会硬闯时，路边一削姜片的大姐引起我们注意，马萨说再问问这个吧。
我把视频拿给她看，她说不认识，我说知道小花梅不，她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早年她就借住在现在的亚谷完小旁边，小花梅经常到她那里玩，印象中“胖乎乎”的。我们蹲在门口聊天的时候，两名身穿夹克带手包的男子转过了街角，显然他们是从徐州来的，也正和我们一样在做调查。
这位木大姐对小花梅的家世颇为了解，说她的妈妈名字叫做普桑玛，80年代从匹河乡普洛村带着小花梅改嫁过来，前夫系溺水而死，在亚谷和改嫁的丈夫又生了一个妹妹，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又改嫁了两次，送走四任丈夫后，三年前她也孤独死去。
随后我们探访了小花梅曾经的房子旧址，现在已经荒草丛生。在旧址下面道路旁的一处正在施工的民房里，又遇到了普桑玛生前的邻居。
这哥们显然是喝多了，指着视频里的女子说，就是她就是她。他媳妇在旁边则不停打断他，你一个喝多了的人胡说什么。
这是在我们所有走访中（包括后来她的舅舅等）唯一指认小花梅即是铁链女之人，但显然无法采信。
至此，我终于发了一条朋友圈，亚古村确实有个小花梅。
很多人留言，是不是就是八孩母，我说不能确定。
终于找到了小花梅，心情转好，走回街上准备去老支书家拜访，孰料一辆警车正好停在街心，三位民警一看我们是陌生人，上前例行盘问登记，我们积极配合，倒也无大碍。但是良华兄弟看到民警，凭借多年调查记者的经验，转头连夜开车跑回了保山。
中国的调查记者多年来形成的与公权力的“猫鼠游戏”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甚至杯弓蛇影，我深表理解。
老支书的印象里，没有什么小花梅，大家都喊她阿花，是个圆滚滚的小姑娘，小时候未见智力有什么障碍。但是流传甚广的是，小花梅94年嫁到了保山，据说遭到了前夫的殴打，回来后精神有些失常，洗衣服的时候把棉被带着棉花一起洗了。
这是目前唯一被多人证实小花梅可能有精神障碍的说法。
老支书回忆的另一个细节是，普桑玛嗜酒如命。自从小花梅走失后，夫妻二人经常念叨女儿死了，女儿死了，整日借酒浇愁。为了喝酒，把田地抵押了出去，最后，把房子拆掉木材卖了换酒。
当日晚，徐州警方发布了第四份通报，说经过DNA对比，小花梅确系八孩母。
但是网络上依旧舆情汹涌，更多人和我说，到底该不该相信徐州方面的话，并表述徐州这个场面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五、亲人

确定了小花梅是真实存在的，徐州方面说DNA能对得上，小花梅就是八孩母。那除了那个妹妹，小花梅在世间还有没有其他亲人？
11日早，我们奔赴小花梅的出生地——匹河乡普洛村，寻找小花梅还在世的亲人。
到村委会说明来意，他们派了一个年轻的武装干事陪我们去小花梅的姨妈家走访，也就是普桑玛的姐姐家。
路上小干事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徐州调查组打来的，请他陪他们去一趟麻子一窝村。小干事说正陪另一拨人去探访，对方询问我们的身份，我通过免提告诉他们，是来救援的。对方无话。
我心里其实很想和他们聊聊，他们的工作的进度，以及这件事情的各种。
小花梅的姨妈家无人，我们在山下找到了正在帮邻居修葺房屋的表弟。
对于小花梅，表弟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她比他大2、3岁。表弟是1980年生。这是目前所有走访中唯二能够明确给出小花梅的年龄范围的表述（另一个是她的妹妹的表述，小花梅比她大9岁，而她是1988年生）。

小花梅舅舅李永元

她的舅舅李永元58岁，读书到初中，会写字，至今单身，他说这村子周边有50多个光棍，讨不到老婆。他介绍说家中有5姐弟，小花梅的妈妈排行老二。小花梅的的亲生父亲思罗子就住在麻子一窝村，是打铁厂的临时工人，在某一年的6月份，下河游泳溺水而亡。随后妈妈带领小花梅改嫁到亚古村。
由于亚古村与普洛村相隔10多公里，道路难行，此后交往很少。
据他们了解，小花梅走失后，也曾尝试报警，无果。而此次抓到的人贩子桑某妞，也正是普洛村人。至于桑某妞是如何与小花梅沟通并未经父母同意就带走的，无人知晓。
桑碧生是李永元的侄子，在他的手机上，我看到2月6日晚上10时52分，江苏一名卢姓警官加了他的微信。而此前一天，江苏警方走访了李永元，并请他辨认视频中的女子。
事实上，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辨认出来那个带着铁链的女子，是不是他们的亲人小花梅。
我把徐州方面最新的发布消息转给了桑碧生，他才知道，那就是他的姐姐。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OchXZ-os3ly_eeRMCLmNA

尊敬的黄书记：您好！

我叫沈爱斌，48岁，住无锡市梁溪区广益佳苑，联系电话：18912369930。

今天，我要公开向您举报无锡个别腐败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以掩盖、歪曲、捏造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段，将我见义勇为的行为枉法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致使我遭到枉法判刑“双开”，详情如下：

事件经过：2013年6月18日，无锡市滨湖区太湖街道维稳人员将五位访民（丁永金、丁鸿祥、丁国英、杨剑艳、周静娟）从北京截访后押回无锡，自19日起，太湖街道“联席办”以举办“信访群众法制教育学习班”的名义，将五人非法拘禁在锡山区安镇东郊商务宾馆内。

2013年6月22日深夜，我和无锡其他维权人员20余人，将这五位被非法拘禁在东郊商务宾馆内的访民营救出来。

在营救过程中，因遭到宾馆房间内负责看押的黑保安堵门阻挠，无奈之下，营救人员就采取踢开房门的方式实施了营救，因此，有几扇房门被踢坏。同时，我们还有多人进行了全程拍摄，视频充分证实了被营救的五人当时处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拘禁状态。

无锡政法委蒋洪亮书记成立了“622专案组”，指令公安对我们实施抓捕。

2013年6月26日中午，我被滨湖公安分局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传唤到东绛派出所，经历酷刑逼供后，我先后被非法拘禁到和平宾馆和宝龙宾馆，7月3日晚再被传唤到东降派出所，再次被酷刑后，被刑事拘留到无锡市第一看守所，同时被刑拘的还有其他十几人。随后，我和另四人被滨湖公安分局以“抢走办班学员”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申请批捕并移送滨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因时任无锡市委书记的黄莉新邀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检察院的专家前来“把关”，在二位“专家”阅卷后得出“此案不能继续，‘政府学习班’涉嫌非法拘禁”的结论，于是，2014年3月18日深夜，即滨湖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最后一天，我们五人莫名其妙地被滨湖区检察院强制取保候审。

从2014年3月20日起，我们五人每周四都去滨湖区检察院控告滨湖公安分局在侦查过程中殴打、体罚、虐待、恐吓、威胁、酷刑逼供、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这激怒了穷凶极恶的滨湖公安和检察院，5月15日我们在滨湖区检察院申控中心门口遇见公诉科科长项勉，我们要求他说明为何审查起诉最后一天强制对我们进行取保，而没有依法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理由时，项勉科长恶狠狠的对我们说：“你们不要猖狂，我会起诉你们的，你们给我等着！”

2014年5月29日，在我们第11次前往滨湖区检察院，要求其依法履职，对我们控告的事项进行查处并给我们答复时，再次被滨湖区法院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逮捕我。

2014年5月31日，我收到了滨湖区法院送达的滨检诉刑诉[2014]63号《起诉书》。滨湖区检察院公诉科项勉科长果然说到做到，他以歪曲、捏造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方式，将我们在营救受阻时踢坏的几扇宾馆房门作为“犯罪事实”，再通过虚抬物价，违法加开税收发票等手段，以5049元（5000元为立案标准）的评估价，以“故意毁坏财物罪”提起公诉，枉法追究我们的刑事责任，这是典型的滥权迫害。

2014年11月27日，无锡市滨湖区法院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2014）锡滨刑二初字第0118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我一年六个月徒刑。
我上诉后，无锡市中级法院于2015年2月5日作出（2014）锡刑二终字第00140号刑事裁定书，枉法维持一审判决。

2015年3月5日，我被无锡市锡山区城市管理局开除公职，同年7月2日被开除党籍。

故意毁坏财物罪纯属滨湖区检察院和法院勾结，通过滥用职权和枉法裁判的方式，以掩盖、歪曲和捏造事实，以及断章取义的手段，蓄意对我实施的打击报复。

因为我们营救的五位访民正被滨湖区太湖街道“联席办”以举办“信访群众法制教育学习班”的名义非法拘禁在宾馆房间！正是因此，江苏省高级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的“专家”才得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不成立的结论。

一、丁永金等五名“学员”被以举办“信访群众法制教育学习班”的名义非法拘禁。

1、从案卷中侦查机关向检察院提交的滨湖区太湖街道“联席办”制作的《信访群众法制教育学习资料》，即可看到：“学员”是被强制性关押到秘密地点“学习”，期间不准会客，必须经审批同意后方可解除离开，即在“学习”期间没有人身自由，是被非法拘禁！

由此得出，2013年6月19日至22日，太湖街道联席办对丁永金、丁国英、丁鸿祥、杨剑艳和周静娟五名进京上访人员在锡山区安镇东郊商务宾馆内举办的“信访群众法制教育学习班”，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非法拘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2、从侦查机关提供的其给看押丁永金等五访民的黑保安制作的笔录，也能证实五访民被非法拘禁。

3、从我们营救现场拍摄的视频（供调查提供），更能全面客观体现五名“学员”被非法拘禁这一客观事实。

二、我们营救被非法拘禁“学员”受阻而踢门营救，踢坏几扇门依法不应当负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本案中，东郊商务宾馆为太湖街道联席办提供非法拘禁的犯罪场所，与太湖街道联席办构成共同犯罪，且营救过程中造成宾馆几扇房门损坏不属于“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情形，依法不应当负刑事责任。

三、一、二审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滥用职权、枉法裁判。

滨湖区检察院赵文清副检察长和公诉科项勉科长，公然违反《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明知依法不应当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的情况下，仍然以滥用公权的方式，恶意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典型的滥用职权、徇私枉法。

滨湖区法院王锐审判长、许克兵审判员，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肆意践踏法律，对我进行栽赃陷害。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明显错误的情况下，仍然作出维持一审判决的裁定，赤裸裸地充当一审枉法判决的保护伞，这是依法治国和司法改革的悲哀，更是典型的对抗中央，凌驾法律。

尊敬的黄书记，上述证据足以看出“故意毁坏财物案”系典型的冤假错案！因我与被营救者没有利害关系，我的营救行为不仅属于正当防卫，更属于见义勇为。

从本案更能看出，十八大以来，无锡腐败官员不收敛、不收手，在十八届四中全会落幕的第二天开庭审理此案，一个月后作出枉法判决。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恳请黄书记指令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或无锡市人民检察院依法纠正此案，严惩滥权枉法的办案人员，还法律尊严，还社会公正，还我公道！谢谢！

此致
敬礼！

致信人：沈爱斌
2020年4月6日

沈爱斌简历：

1973年10月15日出生，江苏省无锡市人，退伍军人，原无锡市锡山区城管局城管大队长，维权公民，公民记者，中国曾押维权人士。

2013年6月23日，因与丁红芬，沉果冬等20余人一起营救被非法拘禁于当地东郊旅馆内“黑监狱”的访民，及时救出5人（其中包括一名82岁的老妇人），遂被无锡市滨湖区警察于6月26日从家中带走；7月3日，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犯罪，并遭到刑讯逼供；8月6日，被警察正式逮捕；后因无锡市滨湖区检察院发现证据不足，两次退侦，于2014年3月18日被取保候审；2014年5月19日再次因“2013.6.23营救黑监狱受害人事件”被刑拘，关押在无锡市第一看守所，后被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正式批捕；2014年11月27日，被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法院以同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15年3月12日刑满出狱后，依然坚持维权，同时累遭遭受法律非法监视，跟踪，预防和传唤等迫害；2016年4月13日，因无锡市再现4·13大抓捕访民事件再次被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刑拘37天，释放后旋即被监视居住；同年8月23日因恐其在G20峰会期间持续维权而被无锡市警方行政拘留10天，同年9月2日被警察以涉“寻衅滋事罪”继续刑事拘捕，后被转为正式逮捕；2017年5月27日，被江苏省无锡市滨海湖区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2019年1月23日刑满释放。

此前曾被羁押于江苏省无锡市第二看守所。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7日消息】本网获悉，上海访民洪仙华4天前到上海市委、市政府伸冤，后被上海塘湾派出所警察抓走关押一天，之后又警方以其涉嫌“寻衅滋事罪”，送往上海闵行区看守所刑事拘留。

据上海“民告官”志愿者宋嘉鸿（电话：17717085149）介绍，4天前上海访民洪仙华到上海市委、市政府伸冤，后被上海塘湾派出所警察抓走关押一天，次日洪仙华又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送往上海闵行区看守所刑事拘留。

洪仙华因自家三层楼私房（建筑面积550平方米和宅基地）在征地拆迁后仅给予拆迁安置180平方米，而拆迁款69万元分文未给，由此她开始踏上信访维权的道路。洪仙华曾告诉他，上海闵行区吴泾镇党委领导朱国兰在征收她家房屋时，摇身一变成了拆迁公司法人，朱国兰在当地一手遮天，动用黑社会人员胁迫洪仙华一家签协议，如不签就动用黑社会人员上门打砸骚扰，洪仙华的婆婆曾因遭到拆迁人员恐吓而含冤去世。

洪仙华在财产遭侵害后，又在常年的上访维权中多次被扣押、拦截、拘留、关黑监狱。去年北京开二会，洪仙华因进京上访，被上海当地维稳部门截回关进黑监狱遭投毒，至今双脚仍有溃烂；今年二会期间，洪仙华在北京医院看病再遭北京警察扣押，送回上海后被闵行区吴泾镇政府再次关押黑监狱长达10天。

2018年3月9日，洪仙华到北京华医皮肤病医院看病，北京维稳部门出动便衣警察来到医院取走了她的化验报告，并强行将她带走交给了上海驻京办，当天晚上她被关在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被上海驻京办交给上海闵行区政府截访人员，后被押送回上海后直接进当地派出所审讯做笔录，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多，仍不放她回家，随后被带到黑监狱关押拘禁，一直到两会结束才释放她回家。

2018年3月30日，洪仙华再次进京上访，却在北京西红门地铁口乘坐地铁时，被北京警察查验身份证时非法扣押，后被送往久敬庄关押，次日被上海维稳人员强制遣返回上海关押。

2018年6月9日，山东青岛举办“上合组织”峰会，6月7日洪仙华与上海数十名维权人士参加旅游团来到青岛观光旅游，却被山东警方非法围堵遣返上海。

2018年6月13日，洪仙华来到上海市委、市政府伸冤，被警察抓走关押，后又以其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

知情人宋嘉鸿介绍，他本人曾长期担任党委与仪表局联社秘书的工作、信访工作，也曾与公安局干部一起办过案子。根据他的判断，此次警方对洪仙华刑拘的所谓依据，多数为《刑事诉讼法》第八十条之规定，如果依此对对洪仙华刑事拘留，那么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所适用的法律、认定事实就是大错特错了。因为洪仙华4天前到上海市委、市政府伸冤，这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况且洪仙华在伸冤期间并未有暴力过激行为，也未引发社会骚乱，警方此次刑拘洪仙华主要是报复她在“上合峰会”期间不听劝阻执意前往青岛旅游，导致上海警方维稳不力受批评。

对于此次洪仙华遭刑拘，宋嘉鸿认为：

一、洪仙华不就是到青岛旅游了吗？因为习近平在青岛“上合组织”开峰会，警方就随意定别人的罪，这本身就执法犯法。一个青岛旅游;一个开峰会，完全是两件风马牛不相干的事，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由此可见羁押洪仙华办案人员上报的因果关系是伪造的，这就是公安流氓经常惯用的伪造因果关系手法，首先是办案手法错了，这是错误之一。

二、“寻衅滋事罪”是由过去的流氓罪演变过来的，访民都是冤民，尤其是遭强拆的，无家可归了。可以说，洪仙华每时每刻都在为生存而奔波，为最起码的栖身之处在努力，这与好逸恶劳、无事生非、敲诈勒索的社会流氓截然不同，其次把定罪罪名定错了，这是错误之二。

三、从《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看，其中四种情形之一的可判刑：1、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2、追逐……恐吓他人……;3、强拿硬要……;4、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以上四种情形没一种符合洪仙华去青岛旅游，再者办案人员适用法律错了，这是错误之三。

四、法律专家意见“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必须具有两大特征：嫌疑人必须寻求精神刺激和社会秩序严重后果，对照洪仙华房屋没有住，把宪法当作生命，哪来精力去寻找“精神刺激”？至于严重后果，青岛究竟火车发不出了，还是飞机上不了天了，简直是子虚乌有！关键不听专家话错了，这是错误之四。

综上，把洪仙华去青岛旅游定为“寻衅滋事罪”，这实属冤假错案，开创二十一世纪之最，这是上海腐败分子与当前贯彻中央“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唱对台戏最重要证据。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7/20日消息：今天早上8点左右，数十人手举条幅，写着我要生活——还我工资，还我集资款，还我血汗钱等横幅围住潜江市委市政府大楼讨薪，两侧还站了不少工人，据现场人士介绍大约有300人参与了今天的维权活动。
 
今天上午8点，维权人士伍立娟来到潜江市政府找领导反映问题，下车就看到市政府门口有不少人堵住了门口还拉横幅，伍立娟通过与工人交流才知道他们是潜江市“巨源集团公司”的工人，这公司是做压榨油的，因运作资金不足要求职工集资，集资金额不等，有的集资百万，有的几十万最少也是几万元，现在资金断裂集资款无法兑现，职工工资还拖欠几个月的，厂里几千人今天来维权的有三百来人。
 
据悉，现场除了该厂维权人士外，还有熊口农场问题、占用土地问题、村干部派人殴打村民等问题来上访的访民。
 
而路边的警察严阵以待，各单位领导也在聚在市政府大门口，劝属于自己单位的人不要堵门影响不好，公民伍立娟介绍，市信访办几个领导都在门口，武警车都在路口等候。

伍立娟说“我办完事出来，看到门口抗议者还在继续堵门，信访局局长袁有兵副局长杨局长都在门口。
 
伍立娟电话：13707227753

2015年3月30日上午，河北沧州维权人士郭起真和妻子赵长芹听说上级领导到沧州，便前去沧州市委反映冤情。当时沧州市委内有一个很多人的上访群体，政府方面则调来了大批警察。郭起真和妻子赵长芹就站在沧州市委外，没有进去，只是打了下标语。
 
就在这时，警察冲过来将郭起真夫妇的标语扯下，强行将二人抓到沧州市南环派出所。在警方折腾下，郭起真血压高到208，出现晕厥、哎吐等症状。警方把郭起真夫妇拉去沧州二医院后，便杨长而去。现二人还在医院内，无人付药费。
 
郭起真，原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二十年前的1996年，一对新婚青年被在家中凶杀、肢解、财物抢劫一空。六天后，当地电视台滚动播报警方侦破该案、抓获凶犯兄弟两人。案件侦办干警荣获集体一等功。
这被逮捕关押的杀人犯，是郭起真的邻居。他深入分析了案情，发现诸多疑点，用事实证据向公安局反映，所谓的在押犯罪嫌疑人不是罪犯，是错抓人了。为此，郭起真引来系列迫害。
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在郭起真不懈反映下，终于三年后无罪释放。
郭起真反“假案”三年来，被施以控制人身自由、拘留等迫害，案子终于真相大白，认定错案放人了，应该解放郭起真了吧。非然也！
做假案的司法者没有被应有的追究，而郭起真从此成国家的敌人了。郭起真，由此对司法黑暗、行政权力问题进行研究，发表见解。因为如此乱说乱动，被以煸颠罪判决四年徒刑。
 
李向阳愤然而书。
2015年3月30日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2/5消息：今日，湖北省潜江市委门口出现二十余名农民工讨薪，农历年底将至，到处都是缺钱的景象，这些民工有几百万的血汗钱被开发商欠了两年时间。他们先找到开发商售楼处讨要，开发商说是政府没有钱给他们。楼已经售完入住两年了还不给钱，农民工只能在售楼处堵住开发商老板讨要，老板没有钱看到人多最后溜之大吉，农民工无奈只好找到市委市政府门口讨要。
 
在潜江市委市政府门口坐的二十余位讨薪农民工，他们一整天都等在市政府门口，吃饭时间也未曾离开，并拉着横幅写着《湖北盛远开发商还我农民血汗钱》的字样，市委门口有大量警察、警车、特警等在待令，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今年农民工讨薪异常突出，山西太原出现农民工讨薪死亡；陕西出现农民工戴面具讨薪；13岁的小女孩为父母讨薪跳楼等等层出不穷的讨薪现象，均反映了社会缺乏对底层人民缺乏最基本的安全保障。
 
公民伍立娟说：“城市建设离不开农民工，他们为高楼大厦付出血汗，到头还拿不到钱？政府与开发商还有一点良心吗？为什么没有出现公务员讨薪？为什么没有出现市长讨薪？公安局局长讨薪问题？难道农民就应该讨薪吗？。今天也是去讨薪的，我与政府签订三年的公益岗位工资，2013年已经拿了，2014年没有拿一分钱，还欠我的，现在已经是2015年了，我也想跳楼讨薪，但是生命更可贵不能死，要继续讨薪，和谐社会就是这样和谐农民与下岗人员的吗？”。最后伍立娟斥责道——请湖北潜江市及时处理农民工与下岗人员的工资问题、并请社会各媒体关注。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9-23消息：本工作室此前曾报道了辽宁抚顺访民张绍琴被判刑的消息（辽宁抚顺访民张绍琴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4/0908/10818.html）。今天张绍琴案二审开庭。
 
据张绍琴的丈夫告诉本工作室，今天的庭审由抚顺市中院在抚顺市看守所进行。法庭上检方拿出了二张图片，分别是张绍琴等访民在抚顺市委门前的马路上及市委对面人行道上行走的画面，检方说这就是张绍琴在“寻衅滋事”。另外，检方还说张绍琴在北京上访期间被北京警方训诫了十次。
 
对于那二张图片，张绍琴的丈夫说当时和张绍琴在一起走的还有许多访民，而且也没打标语什么的，怎么就寻衅滋事了呢？
 
今天的庭审结束后，法院未当庭宣判。
 

在河北省定州市委门前，几个警卫只要是访民求见领导，一律不给联系。在定州市的这两天我也天天去市委，要求警卫给我联系市委王秘书，还借他的钱，也不让见。

聚在一边的访民都说，8月15号巡视组一来市委门口就挤满了人，都没见着领导。 由此可见在群众切身利益面前，党的群众路线“最后一公里”是不容突破的。为了守住这个底线，甚至借出去的钱都可以不要，也不能让我见领导

我是去年9月30日被定州市公安局肖福娣政委被骗回去拘留的，释放出来没有回京的路费，又无家可归，无亲可投，那个部门都不肯给我安排住处的情况下，只好在市委门口举牌求见周胜会书记，市委王秘书借给我100块钱，现在就连还钱也一样不给联系。

在河北省定州市委门前，几个警卫只要是访民求见领导，一律不给联系。在定州市的这两天我也天天去市委，要求警卫给我联系市委王秘书，还借他的钱，也不让见。

聚在一边的访民都说，8月15号巡视组一来市委门口就挤满了人，都没见着领导。 由此可见在群众切身利益面前，党的群众路线“最后一公里”是不容突破的。为了守住这个底线，甚至借出去的钱都可以不要，也不能让我见领导

我是去年9月30日被定州市公安局肖福娣政委被骗回去拘留的，释放出来没有回京的路费，又无家可归，无亲可投，那个部门都不肯给我安排住处的情况下，只好在市委门口举牌求见周胜会书记，市委王秘书借给我100块钱，现在就连还钱也一样不给联系。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2-27消息：今天上午，维权人士毛善春给本工作室发来消息称，昨天与他一起在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起诉曲阜公安非法殴打、驱逐他们的冯岩律师，在今天上午到济宁市委门前去抗议后就“被失踪”。目前，他们在济宁的所有朋友都联系不上他。
 
另，毛善春还告知本工作室，薛富顺观察团成员徐知汉，今天早上在济南市被他户籍所在地的河南省国保警察开车带走。目前，他的手机已被关机。据悉，徐知汉是因为前期积极参与山东薛富顺离奇死亡公民观察团，并且多次与其他公民亲一起亲赴山东济南、曲阜等地去实地了解薛富顺离奇死亡的原因而遭到国保警察的维稳监控的。近日，全国两会在即，他户籍所在地的河南国保警方要求他返回原籍“保持稳定”，然而徐知汉却对这种非法维稳予以的严词拒绝。昨天下午，河南国保驱车跨省来到了山东济南徐知汉的暂住地，反复敲门要求徐与他们一起返回河南配合他们的维稳工作，但是徐知汉却坚守屋内不肯开门予以配合。今天上午，徐知汉因为要出门购买食物，值守在门外的河南国保就乘机将他控制，强制将他带上了一辆河南籍警车（车牌号：豫Q3972警）离开济南返豫。

冯岩律师去济宁市委抗议前制作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