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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18年7月17日消息】本网获悉，昨天上午，山东省聊城市万余名小升初阶段的学生和家长，拉着多条大型横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批评政府和教育局出台的教育政策严重不公。

有在场人士赵伟（音）先生透露，近年来教育部对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在聊城市沿袭多年的“小升初”考试被全面叫停,改为“随机派位”的招生方式。然而,聊城市教育局出台的“小升初”新政几度变异,最终,7月11日聊城几所民办中学将新政中的“面谈”变成了长达100分钟的书面考试,由此宣告聊城的“小升初”并未走出选拔性考试这一违法教育部规定的违规操作，并且即便是“随机派位”的招生方式也变异成“赌博抽奖模式”，导致山东聊城市的教育制度出现严重不公现象。昨天上午，聊城市的万余名小升初阶段的学生和家长，拉着多条大型横幅，走上街头游行抗议，批评政府和教育局出台的教育政策严重不公。
游行过程中，众多家长和学生相约汇集于各个街道，然后拉起多条长形横幅，沿街呼喊口号“我们要上学！”，直至抵达市政府和教育局门前集体抗议。

家长们反映，近年,聊城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义务教育学生入学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文件中指出,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和民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入学,任何学校不得采取考试方式选拔学生,不能搞任何形式的选拔考试。如果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通过随机派位的方式录取学生,一旦被录取,则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交费入学;没有升入民办初中的,必须回户籍所在地片区初中入学。严格实行平行分班,严禁举办各种类型的“实验班”、“提高班”、“创新班”、“英语班”等。

但是，“随机派位”在实际执行中被演绎为了“摇号”,而这被一些家长戏谑地称之为“抽奖”，学生的前途命运居然要依靠这种博彩抽奖的方式决定，许多家长对此不满。《意见》出台后后,聊城市许多家长对新政提出抗议,认为“随机派位就等于拿孩子的命运来摇号,俨然把升学变成了赌博”,并将这一政策定性为“教育上的倒退”。

数日后,《聊城市城区民办学校“小升初”招生办法》出台。根据这一办法,民办中学招生方式为:根据民办学校的招生计划,由学校以面谈的方式确定录取计划的50%;剩余的计划,在未被录取的所有报名学生中,以随机派位的方式确定。在之后的几天里,这一招生办法也发生微妙的变化——不是先面谈,再“摇号”,而是先“摇号”,然后所有报名考生同时参加“面谈”。此后,聊城教育局的官方网站便公布了文轩中学的摇号录取名单。

文轩中学和东昌中学规定,随机派位录取的学生,也参与7月11日的面谈测试,面试成绩作为分班的依据。7月11日上午,家长和学生证实,所谓的“面谈”长达100分钟——其实就是书面考试,而且语文数学英语一门不少。至此,聊城小升初新政貌似落实,实则异化为变相的考试入学——考试并未被取消,分班依然在继续。

和其他城市一样,“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在聊城喊了很多年。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无论是民办初中还是公办初中,历年来都会举办各种形式的“考试”,只不过,几所市属民办中学的考试像“掐尖”一样,将成绩优异的学生揽进怀抱,将达不到分数线的学生拒之门外,而公办初中的考试则是被迫实行,而且对于片内的学生,即使成绩很差,也要照单全收。民办学校挤破头、公办学校难招生。并且，文轩中学和东昌这种持续多年的“掐尖”与“保底”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通过考试招来优质生源,势必在三年后的中考中取得较好的成绩,进而使得学生家长更加青睐,想方设法花费高昂学费甚至行贿托关系也要进文轩、东昌。如此一来,公办中学在家长眼中渐渐地不值一提。

部分家长指出,这一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众所周知,聊城一中、聊城三中是聊城的两所名校,这两所学校历年来的高考升学率最高,尤其是一中,经常会培养出全市的高考状元。中学,则分别是基于聊城一中和聊城三中的有形无形资产逐渐发展壮大的。这就是所谓的“名校办民校”,也是后来出现种种问题的始作俑者。

资料显示,1995年前后,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的文件要求,聊城一中作为省重点中学,不得再招收初中生。1996年,一中在校外成立了一所初级中学。为了纪念聊城一中的艰辛历程,这所初级中学沿用一中曾经的名字“文和轩”,取名“文轩中学”。为了彰显“民办”,这所学校当时的法人代表是一中已经退休的一位教师,而第一届校长则是一中的在职中层领导。当年,文轩中学的人事、财务都是不独立的。文轩成立第一年,一中初中部的教师几乎全部进文轩任教。校长、教师的工资都是聊城一中发放。从第二年开始,才陆续招聘教师。三年之后,东昌完全中学创建,开始与文轩中学分庭抗礼。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文轩中学和东昌中学早已完成了自己原始积累并成功转型,业内也少有人再提及当年两所学校姓公还是姓私这一敏感话题。

一些家长反映，本来小升初，就跟四年级升五年级一样的，在绝大多数国家是没有台阶的，因为它是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免费的、就近的、非淘汰的。造成乱象，完全是因为政府不依法行政，不依法办学。如果政府积极地依法行政、依法办学，这种现象很容易消除。

比如上海，它的小升初就比较平静，原因在于两个基本制度：一、重点学校制度。上海没有一所重点高中有初中部。1999年，国务院关于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高中和初中脱离，初中不允许有重点学校，这是为了保障初中阶段的平等性。在这一点上，上海做到了，山东没有做到。上海的择校竞争主要针对民办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公办教育是政府举办的，不能办成三六九等的等级制，家长的选择需求通过民办学校满足，这是全世界的通例；二、上海规定公办教育不许择校，每一个名额都在网上公布，没有多余的名额。如果公办学校能够收钱，教育的公信力和品质就败坏掉了，变成了过硬的社会关系的竞争，权和钱公然进入教育领域。小升初乱象的制度性的原因就是这两个制度。重点初中的存在，是最根本的原因，它为了自身的利益，从小学开始选拔，把小学教育的生态给破坏掉了，把小学变成了高度竞争的教育。

山东聊城市的教育问题，重要的不是改革招生制度，考试还是不考试，最重要的是缩小学校的差距，学校的差距缩小了，就没有择校的需求了。这在很多地方都试验成功了。聊城的问题恰恰就在这儿，基本没有在缩小差距上做文章，反而持续不断地扩大学校差距。由于“豪门”学校的存在，把整个义务教育的秩序搅乱了。目前，聊城市还在做锦上添花的事情，因为这些重点学校是政府的窗口，有很多政府工作人员的子女在那里读书。现在的改革，政策的制定者，远离市井，高居庙堂，想当然地制定规则。而且他们的孩子根本不用担心进不了重点学校，所以即使现行规则出了问题，他们也懒得去改，因为根本不会危及到他们的利益，所以无论家长们怎样到政府及教育部门去反映，官方都推来推去不给出确定的解决方案，

2018年7月16日，投诉无门的众多家长们带着自己的孩子，冒着炎炎烈日相约汇集到聊城市的各个街道，随后拉起多条长形横幅，沿街呼喊口号“我们要上学！”，直至抵达市政府和教育局门前齐声抗议。

在9月1日开学第一天，湖北十堰郧西县城关镇东方小学发生了4死5伤的校园血案。凶手的暴虐残忍令人发指，弱者挥刀向更弱者的现实更是令人震惊。毕竟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杀人的借口，却因女儿报名与老师发生矛盾，身为人父竟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在如此惨案的背后，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类似血案不断发生，到底是什么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来，全国已经发生过近18起导致学童和幼儿伤亡的恶性事件，导致约180名学生和老师死伤，十堰校园血案是今年的第二起。十堰校园血案的嫌犯陈某是该校学生家长。就目前媒体披露的案情看，陈某女儿正处在在义务教育阶段，却因学习成绩差、暑期作业未能未完成，时值开学，学校却不允许孩子上学。陈某为此曾4次向老师求情，“差不多向老师跪下”，但仍然被拒绝。媒体报道认为，上学被拒一事成了惨案的导火索。但日前又有媒体报道称，十堰警方称校园血案非因孩子上学，而是另有隐情，暂时不便透露————案情虽然因为警方的说法变得混沌，要晓以时日才能澄清，但并不能因此改变此案中陈某的家庭穷困，女儿上学被拒等事实，也不能无视血案背后，显见存在的教育公平问题。
在每一次的校园血案发生后，校园安保问题总是被率先被提及，安保责任直接而表面，首当其冲顺理成章。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是事端的根源，如教育未能实现平权，教育资源缺失和分配不公等等，往往少有人提及，从而提出的应对之策，往往步入了治标不治本的误区。事实上，即使将校园安保的堵缺补漏和升级视为当务之急，其本质上也是一个教育公平问题。城乡治安环境的差异、地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校园安保投入的大小等等，都与学校和师生的安全息息相关，都可以归结到教育公平的问题上来。十堰校园血案案情所披露的一些细节看，就存在着明显的教育不公,以及受教育者的教育权益受损的问题。
首先，该校以成绩差，暑期作业未完成而拒绝陈某女儿上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严重侵犯了她受教育的权利。在一些学校和教师动辄以拒收、开除等粗暴手段对待学生的现实中，《义务教育法》的强制性荡然无存，这种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情况，甚至在全国范围来说，都是屡见不鲜的常态，体现的是学校教育管理的低劣和教师基本素质的欠缺，也正是陈旧、僵化、效率低下等教育制度弊端的具体体现。其严重性和不可预测的恶果是：姑且承认学校的“并非真要拒收陈某女儿，只是向家长施加压力”的辩解，这样罔顾受教育者权利的做法，终究成了“压垮陈某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次，十堰校园血案还暴露了当事学校师资设施不足的事实，这也正是全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缩影。该校有900多名学生，却只有17各班，已经超过每班45人的行政限额。而该校当地户籍生仅占学生总数的1/6，无疑会扭曲教育资源的配置，同时又是户籍恶制侵犯人权，危害社会，祸及教育的一个明证。
另外，嫌犯李某的家庭经济状况、病况等，昭示的是一个生活和权利都缺乏基本保障的社会底层的困境，李某身为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在理智丧失的绝望之际，挥刀朝向更弱者，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变异和认知缺失，无疑可以归咎于教育的不足和社会保障的缺失，更是教育不公的体现。
放宽视界，教育行政垄断，党化奴化教育横行；教育观念陈旧，应试教育大行其道；以及随之而来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当，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巨大，共同涂抹了一幅教育制度陈腐不堪、教育不公处处可见的惨淡图景。官方统计数据显示，60%的农村学生，所获教育投入仅占总投入的23%，仅此一项，已经足见教育资源分配的扭曲状况和教育不公的严重程度，也不难感受到，在目前的教育制度之下，教育平权之路的漫长和艰巨。
将近些年来频发的校园血案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可以断言，要确保学生安全，避免一再重蹈覆辙，必须从制度层面获得突破，首先是要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教育上则关乎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教育公平，其次，应该将出现的问题归结到教育平权的基本面上予以解决。一个普世皆知的常识是，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教育公平是社会正义的基石，教育资源的公平和合理配置，是教育成功的前提，也是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的动力，是保障学生生命安全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解决校园安全问题的关键。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