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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喜,必胜!

    百年前鲁迅见其父被庸医所误,从而学医以改变国民的体魄,不料看到一群愚昧的国民为在自己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喝彩,而弃医从文,以期改变国民的精神。百年后的中国国民的体魄倒是是健全了,由于长期的洗脑教育,脑却致残了。我不知道家喜当初考入北航学习航空技术是不是因为中国太弱而为“厉害了,我的国!”的战狼嘶嚎声再添高一点分贝。他在任北航总公司工程师期间放弃大把赚钱的机会,改做专职律师,这是确凿的事实。

    是文革出生的家喜,悟出了法制中国、文明中国远比战狼嘶嚎声和谐美丽的缘故吧!最终还是弃工从文了。以法制中国渐渐步入世界现代文明,仅仅做律师按恶法打几场官司,自然是不够的。须把普世的法制精神引人中国的政治生活。第一要务便是从源头上树立起人们的观念,其次就是要在立法上与世界文明接轨。仅靠做律师赚点钱而没有政治上话语权的,无异于无本之木,徒有空想而已!于是他就以极大的热忱投入政治活动。加入黑帮似的中共组织成为其机器上一颗螺丝按其固定程式的运转,固然是不能的,总得要有点自己的思想和声音。于是他就加入了中共花瓶党——中国民主同盟。孰料,昔日那个争民主,反独裁的政治组织早已蜕变为中共摆设的花瓶,需要演戏作秀时,或中共自己不方便出面时,由他来表演一下。这与家喜的期望,可谓南辕北辙。

    于是,家喜成了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家,和许志永,赵常青等人积极推动“随迁之女就地高考教育平权”活动。继而要求官员财产公示……。这些于国于民的好事,在一个正常国家,正常的执政者都应该要做的;况且,就算是一时做不到,或者家喜的主张错误,不予采纳,也不至于要动用国家暴力机器予以镇压吧。皇权专制时代,素有收买人心的好事只能由皇帝自己做,别人是不可染指。否则,必遭猜忌惹杀身之祸。譬如,以为是刘邦自己人的萧何,也不得不自污免祸。中共虽号称马列政党,与皇权专制政治无异!在嗜权方面还胜皇权专制时代的皇帝。自己人萧何尚如此,况且,家喜一个非赵家的外人呢?家喜当然懂得这个官场秘笈,但为了美丽中国,他毅然前行,犹夸父逐日,就这样被中共的口袋罪——罗织进去了!这是第一次。完全符合强盗假想防卫的逻辑。

    家喜算是完成了弃工从文第一次的角色转换。但他没有鲁迅那样幸运,在那个时代,鲁迅尚有逃过追捕的空间和环境;在当代中国家喜是插翅难逃。

    家喜的第二次角色转换,由商业律师再次转型投入新公民运动。颇似美丽岛事件的辩护律师陈水扁,放弃大把赚钱的商务业务,从事政治性辩护。家喜同样没有陈水扁的幸运。之前的国民党虽与共产党同为极权性政党,但在欧风美雨浸染下的国民党是有底线的!还不致于连辩护律师也搭进去。

    家喜作为一个商业律师,如果精致一点,混个什么人大代表,再借“民盟”的光环,时不时抛出个不痛不痒的提案,刷刷存在感,博博眼球,想必会将花瓶玩得出神入化,名利双收。然而家喜耻于此。

    家喜由商业律师转换为人权律师,期间他不仅身体力行投入新公民运动,还为冤屈的人们做了大量的辩护工作。结果,他为别人追求自由,自己却失去了自由。

    据一位前丁家喜的辩护律师披露,当局为罗织他的“罪证”,将他在各地“串联”启蒙公民意识的材料就多达几十本,厚达数尺。与其说是“罪证”,还不如说是当局给家喜的未来的嘉奖状,是家喜的荣耀。

    诚如家喜第一次判刑在在海淀法庭上陈述时所说“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飓风是挡不住的,不会以独裁者的意志而转移。蝴蝶翅膀的扇动只是本能的反应罢了!愚蠢的独裁者以为杀了蝴蝶,就能阻止飓风,是何等的自欺自慰呀?!

    这次的法庭陈述,家喜更胜一筹,预言“专制必亡!”

    摄政王载沣面对人民的怒吼,王朝垮台前,他很自信,他说“不怕,有兵在”。赶走了袁世凯,自己掌握了军权,结果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暴发,“有兵在”而有恃无恐的载沣及其亲信们,却指挥不动军队了。又不得不请回袁世凯,结果大清被袁世凯死了!今天那个不可一世的独裁者,众目睽睽之下,架出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当年的载沣何其相似。百年前袁世凯玩死了大清,难道我们就窥探不出百年后的那个独裁者,不仅会把自己玩死,还要把牠所依附的那个政党玩进历史的垃圾堆吗?!亡秦者,秦也!

    愿家喜“专制必亡”的预言成真!蝴蝶齐飞,初阳百鸟齐鸣,黎明随雄鸡高歌而来!

    家喜集蝴蝶、百鸟、雄鸡于一身。让我们齐声朗读丁家喜的法庭陈述《专制必亡》中的“堵死了专制政权垮台的1000种可能,但专制政权依然会以1001种方式垮台,……让我们开始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同时不忘为家喜呐喊助威!“家喜,必胜!三,二,一!”

    民生观察 2023年5月10日

  • 悼念六四33周年,反思民运经验教训

    33年前的今天,中共动用军队在首都北京野蛮、残暴地真枪实弹镇压学生民主运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33个年头过去,“六四”英魂念兹在兹的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愿景不仅未能实现,中国的人权更每况愈下,维园烛光晚会成为绝响,中国的专制体制以前所未有的霸凌和压迫四处出击,中共内部发出了“百年变局”为名的东升西降判断。拜登日前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典礼发表讲话时提到,他在当选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告诉他“民主政体在21世纪无法维持,专制政体将统治世界。”

    33年过去,血泪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共不会平反六四,不会实行民主,不会松绑自由,只有抗争才能结束中共的极权统治。33年过去,中共从没停止对民间疯狂地打击、镇压、清场,这并没有令人吃惊,作为结合了列宁主义政党与东方专制主义两大人类邪恶制度的毒瘤产物,中共的反人类、反文明特性决定了它必然对一切威胁其极权统治的因素除之而后快。

    33年过去,中国的民主运动从未止息,无数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百折不挠,血已流,夜更央,固然中共专制政权是箝制、扼杀中国自由之路的元凶,但也不能回避目前中国民间自身的困境状况,反思中国民主运动33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才能在未来中共专制崩溃的时间窗口打开时民间能成为可以博弈的力量。

    三十多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囿于自身的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问题亟待改进。

    首先是亟待改变各自为战的状态。多年来,以年代、知识背景、地域、路径抉择等的不同,中国民间形成了大小不同的圈子。在极权专制下的中国民主运动,其组织化程度都是比较低的,中共不会给予民间有一个从孕育、诞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既因为中共对民间组织化的恐惧而进行打压,也因为自身人为因素,中国民间的圈子很难形成共识和交流,迄今为止除了在2008年的零八宪章运动突破了阶层、圈子的限制而形成运动共识外,基本上分隔各自为战,没有握指成拳形成合力。

    零八宪章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等不同叙事的民间政治反对运动,就影响与社会动员而言,基本没有超越零八宪章运动的高度,最大原因就是各自为战,没有打破圈子限制,没有与其它民间反对力量形成交流、合作行动。

    不管是风险考虑还是人性方面的考虑,目前中国民间确实很难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统一性组织,但是低组织化并不是就要各自为战,突破限制,构建民间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的信任网络,以信任网络达成基本的底线共识。一个成功的民主运动,不可能是画地为牢的单一社会成员能够动员起来的,所以多年以来的分隔各自为战必须予以改变,这个工作是民间亟待完成的。这个基础不构建,就很难在未来的时间窗口形成民主运动的合力。

    其次是亟待改变路径选择以及心理状态。三十多年来时局未予改变,习近平政权上台以后民间更日益维艰,民间自我期许的推动社会路径选择一次次被证伪,从维权运动个案推动法治论、公民社会发育论、法治先行论、党内民主改良论、中产阶级壮大论等社会变革话语体系先后破产,民间自由一天天逼仄,社会空间一天天缩小。

    路径的破灭,氛围的逼仄,使民间的心理近几年来也日益浮躁,求变心切,愈加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改变上,先是意淫郭氏爆料革命,然后幻想美国出兵中国等等,从郭粉到川粉,信奉者众,情绪宣泄,莫不如是。在中国的新冠疫情爆发后,又有相当一部分人幻想民众起来反抗,无视疫情反而导致中共强化了对社会控制,中产阶级无力的现实。

    说到底,希望在于民间的协力,改变始于民间的抗争,没有打破间隔的合作,没有像“六四”先辈牺牲的勇气,寄托于各种“走后门”的安全线推动,是对民主运动的矮化和伤害,是专制乐见的结果。

    在这追念33年前勇敢地为自由牺牲的天安门先辈的时刻,中国民主运动将继续英魂们未竟的事业,自由之火生生不息,直到未来的一天重新燃起在天安门前。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4日

  • “六四”32周年前大镇压再暴中共违法侵权本性

    1989年中共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惨案”,从此每年的6月4日前后期间,被中共列为敏感期,中共持续不断对全国胆敢祭奠大屠杀中死难英烈的人士展开大抓捕,上演出中国一场场人权灾难。今年是“六四”32周年,连日来,随着6月4日临近,各地纷纷传出民主维权人士遭拘押、传唤与失踪,相对于过往年月,今年不是传统逢五逢十的大年,却有着更严酷的镇压气氛。显见,中共当局随着统治危机加深,而变本加厉抛开一切法律,罔顾基本人权,挑战普世文明的本性更为赤裸。

    据媒体披露的有限信息:广州:5月28日中午有人打电话给身在广州的王爱忠,称其车被刮,诱其下楼,将人带走。随后,九名警察到王爱忠家搜查,向王妻出示了搜查证,搜走29本书,两台电脑,一部手机。王的岳母受到惊吓。随后,还将王妻传唤到派出所,询问王爱忠的交往及言论情况,并警告勿发声。

    王爱忠1976年生,祖籍中国浙江省金华市,现居住在广州,南方街头运动倡导者之一。王爱忠因长期致力于推动南方街头运动,受到广东警方高度关注。2014年5月29日,六四25周年前夕,王爱忠被广州警方于家中采取强制措施,随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关押在广州天河看守所,2014年6月25日取保候审释放。王爱忠是近年来一直坚持发声的民主人士,其在twitter上的言论一直被中共当局密切监控。此次被抓捕,很可能是因言获罪。王爱忠的太太总是提醒他会再进去的,他却说“总是要有人付出、去做这些的。”

    四川;黄晓敏女儿5月29日打给朋友电话说:黄晓敏刚刚用警察的电话通知她,因“寻衅滋事罪”被拘留了,最近警方会给她邮寄相关的法律文书。并且黄晓敏预估自己可能再度面临被判3年以上徒刑。

    黄晓敏1962年10月18日出生,网名“牛鬼的儿子”,河南省新野县籍人,前新疆喀什市疏勒县农三师党校教师,六四民运参与者,自由撰稿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四川泛蓝联盟召集人之一。早年曾生长于新疆喀什市农三师伽师总厂,后从喀什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就职于新疆喀什农三师党校任教师;1996年辞职后,前往四川省成都市居住至今,2012年1月成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2009年2月23日,曾因现场采访鲍俊生等上访人员在四川成都中级法院大门外举行的“链子门”事件抗议示威活动,要求释放2008年5月被捕的“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等,并与友人共同拍录像像,发往海内外媒体刊登,遂于2009年3月1日被成都市金牛区警方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捕、刑拘,同年4月1日被正式逮捕,并被关押于乐山市看守所;2010年9月28日,被乐山市市中区法院一审以同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二审依然维持原判,刑至2011年8月31日被释放;出狱后,因继续参与维权活动,接受外媒采访,在网上发表有关民主维权文章,2017年4月-5月,又因积极介入了云南省委党校退休教师子肃发表公开信要求中共19大开放直选、选举胡德平为总书记事件,遂于2017年5月18日被成都警方秘密绑架,自此失联,家被查抄;其家人为知其下落被迫做寻人启事,后得知其早已被成都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18年2月,其案被成都市金牛区检察院起诉至金牛区法院;至2019年7月,被成都市金牛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2019年11月17日,刑满释放。此前被羁押于成都市看守所。2021年5月29日,又遭当局拘捕。

    贵州:5月30日,知情人士披露,贵州大学被开除的杨绍政教授大概是5月18日失联。据其夫人介绍,他那几天在忙着维修一栋旧房子,回家不多,但是每天跟家里有电话联系。最后一次通话是17号下午,没有感觉异常。杨教授再度被强迫失踪,从过往经历可知显然与即将到来的“六四”相关。

    湖南:5月30日晚上9点20分,湖南民主维权人士陈思明因拍摄纪念六四照片发布在网路,5月31日上午9:53,陈思明匆忙发推特说:“国保来电话了,要我去株洲市公安局芦淞分局庆云派出所。”9:59再发推说:“我要关机了。出狱后,再向大家报平安。”6月1日,网友披露,陈思明被芦淞分局带走做完笔录后送往430拘留所,又是行政拘留15天。本次陈思明被带走拘留正因他在网络发言“自2017年起我已被拘留4次,其中三次因纪念六四,一次因全民共振。今年六四又快到了,29号有人传警察的话给我,说今年纪念六四不会只是拘留那么简单。而我依然要纪念这个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日子,这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们缅怀六四英烈。愿我同胞勿忘六四。忘记历史的民族没有未来。”并发出纪念六四照片。

    从全国各地传出消息,5月31日、6月1日,北京、河北、广东、广西、四川、河南等等地方警方对当地民主维权人士展开全面口头传唤,发出威胁警告,不许参加任何纪念六四活动,不得接受采访,不得写纪念文章,否则面临严惩等等。

    在六四32周年来临之际,从中共在各地展开大肆抓捕,而抓捕对象是各地公民维权领军人士来看,中共为了维护极权稳固,借六四之机,主动出击,镇压那些追求人权法治民主的普世价值的人士,以缓解自身统治危机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中共当局于六四前夕对各地民主维权人士大肆抓捕,传唤、威胁,是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国际人权公约,也违反中共自己颁布的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承诺,公然践踏公民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等等基本人权。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谴责中共当局违法侵权,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借六四镇压全国民主维权人士,释放王爱忠、黄晓敏、陈思明、杨绍政等等被拘押与强迫失踪人士,切实保障公民宪法权利!

    民生观察 2021年6月3日

  • 许志永:劝退书

    七年前,我写过公开信,希望您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那曾是国民众望。您把我投入监狱四年。如今,您的手下到处找我,要把我再次投进监狱。

    可我依然心怀善念。对所有人心怀善念。我不觉得您是恶人,只是不够聪明。所以再劝一次。亦是众人之期望:习近平先生,您让位吧。

    您不是政治家

    政治家有思想。至少,清楚方向。邓是简单实用主义,白猫黑猫,改革开放。江是三个代表,闷声发财。胡是和谐社会,不折腾。您的思想呢?

    中国梦?抄美国,说不清内容。民族复兴吗?何朝何代为标杆?强权扭曲市场,经济每况愈下,如何复兴?美丽中国?只顾外表,人民对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追求呢?四个自信,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名词一箩筐,不知所云。

    您要把中国带向何处?您自己知道吗?边喊改革开放,边为马列招魂。边讲治理现代化,边强调党领导一切。边安抚民企,边做大做强国企。民主法治,还是一尊独裁?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现代化,还是文革化?前三十年阶级斗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您说前后不矛盾,世界哪还有矛盾呢?不是我看不明白,不是大家看不明白,是真不明白。

    政治家意志坚定,百折不挠。邓三起三落,最后统领中国的还是他的“白猫黑猫”。八九之后,南巡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很多人幻想中国有一强人领导,但您让他们失望了。您左摇右摆,游移不定。普京闪夺克里米亚,您也想在南海试一把,可优柔寡断,修了机场就算了。钓鱼岛折腾一年,巩固了美日同盟,放弃了。洞朗修路,莫迪一硬,就认怂了。

    您不是普京,不是莫迪,更非川普。本能喜欢文革,不是左派,本能倾向民族主义,不是鹰派。您什么派都不是。喜欢回到文革,有机会就试探,遇到墙就退缩。嘴边自信越多,心中自信越少。有一视频,您双手插兜,旁边川普看您一眼,您立即把手拿出来。中国是大国,领导者怎能如此不自信?

    政治家有格局胸怀。您发明一词“妄议”,党员干部发牢骚作为贪腐头条罪状。诸多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曾是改良派,理想民主宪政,希望渐进实现。胡温时代尚有空间,如于建嵘先生曾是体制内人才。可您眼中,有民主宪政思想,“两面人”,坚决不用,还要打压。有几个铁杆“一面人”呢?改革开放四十年,文革遗老实属稀有动物了。慈禧用汉人张之洞、李鸿章。到载沣,几乎只用满人了。有几个社会精英是一面人呢?顺应潮流治国有方,大家就跟你走。若是无道昏君,凭什么要别人陪你殉葬?

    政治家用人,五湖四海,选贤与能。邓把胡调北京,扶高位,不必曾是酒肉兄弟。江胡虽有派系,也知各门各派有所平衡。可您呢,除闽浙新军,没别的了。一起酒肉小兄小弟才放心。非举贤不避亲,实乃团团伙伙。上梁不正,嫌下梁歪,官场乌烟,谁是俑者?中国没人才吗?帝师三代,江郎亦会才尽,鸡肠小肚,怎堪千里马驰骋?

    政治家懂治国理政,抓大放小。邓手握桥牌,大事底定。您身兼十数组长,大事小事一把,足球厕所一锅。文山会海多如牛毛,看一遍亦顾不暇,怎能高瞻远瞩治国理政?财经工作,也是组长,总理职权在哪?您擅长经济吗?自己不擅长,交给擅长者,此政治家基本素养。

    政治家决策有现实感,有判断力,知可行不可行。可您的大手笔,如雄安新区、一带一路、精准扶贫,为不可为,却不自知。

    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千年大计。遗憾无天时。上海深圳崛起于改革之初,中国巨大经济洼地,人口红利丰厚,世界看好。今日中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下行漫长周期,四面更是楚歌阵阵。

    无地利。历史造就大上海,民国远东第一都市,深圳比邻香港,当年四特区,唯深圳兴,地利使然。雄安不靠海,无交通,飘在北京文化圈之外,且是无法耕种的水涝洼地。仅基建交通足以劳民伤财了。

    无人和。当年改革开放举国共识,如今一片水洼里起新城,决策者内部,党务和国务院多少共识?强令国企员工报到,周末还回北京,家在那里。当年一声令下三线建设,极权鼎盛无暇人权,如今时代不同了。

    疏解人口本是伪命题,自身眼光、规划、管理的问题,怪人多,要“驱逐低端”。八不靠之地起新城更蛮憨无际。城市兴起人类文明发展之规律,您了解过吗?无天时,无地利,无人和,怎么就拍脑袋千年大计呢?

    一带一路,貌似宏大战略。外输产能,控弱国经济,左右其政治,打造强权新秩序。经济目标,跟穷人做生意,赚不到钱,若能赚钱,华尔街早去了。中国数十年外汇靠富人,靠欧美。投资失控,基础设施投资几乎泛化到全世界穷国,5年仅央企承担3000余项目,遍布185国。万亿财富水漂连连,民间戏称“大撒币”。中国有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吗?产能过剩怎么办?尊重市场规律,不搞运动,不折腾。政府协助输出,但不主导,不强令。

    政治目标,当年第三世界战略,控制大大小小独裁者,即控制了诸国政治,成功跻身联合国。可如今,诸国已民主,阳光之下,蓝金黄丑闻迭出。新当选执政者不买账,诸多项目搁浅。貌似聪明,时过境迁,东施效颦,淮北种橘。

    精准扶贫。听着很细致,很有效。特定自然环境,某企业扶持网红农产品,确实有点效果。优质农业投资销售,本应市场行为,被当作精准扶贫成果。产业扶贫,当依靠市场而不是政府,背离市场规律最终一定失败。异地搬迁,山上搬到山下,房子外表漂亮,可无处就业,生活不便,大量空置。更理想化的,精准扶到个人。市场经济下,若非大病、年老致贫,多是懒惰愚笨致贫。非要他富,立项给十只羊,过一年,没了。巨额人力物力,竹篮打水匆匆过场。

    这本是简单的事——社会保障:教育免费,大病免费医疗,每月500元养老金,足矣。政府该做的,兜底,其他交给市场。可十年了,养老金从60涨到100。精准扶贫耗费的资源,早解决贫穷了。为什么把一个简单的事做那么复杂?认知不到位,理性不到位。

    您无能处理重大危机

    政治家临危不乱,危中见机。而您每逢重大危机,束手无策。仅举三例。

    中美贸易战。若自始清楚认知,谦逊应对,视挑战为机遇,痛下决心,深化改革,不至如此被动。知己知彼方百战不殆。可您不知彼也不知己,一上场就撸起袖子,要以牙还牙。对方出招,两回合即见胜负。川普好斗,但能斗起来需对方配合,美日、美欧贸易战握手言和。

    有人说,人家不要钱,要命,共党的命。1990年代,冷战胜负已分,为何世界不要共党的命?彼时中国改革开放,尚能看到希望。然近年来历史倒车不停,改革后退,民主后退,人权后退,终身制恢复,马克思主义大旗高举,冷战重启,就不偶然了。中美贸易战,不在经济,在意识形态,是冷战继续,折腾的结果。

    香港民主示威。世界潮流浩荡,香港争民主取得进展不是偶然。邓的战略,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更不用变,不是要香港向大陆看齐,是要大陆向香港看齐。然二十多年尤其七年来,贵党在港咄咄逼人,不断蚕食自由、法治。201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格局重大变化,彰显于香港这前沿阵地,市民赢得反送中,且易守为攻。

    明智的领导者,当顺历史潮流,放手香港民主自由。从您自身利益出发,放手香港不会冲击大陆,本来两种制度。可您选择了一条最不利己的道路:抗争——不让——更激烈的抗争——让步一点——抗争——不让——更激烈抗争——再让一点,步步被动。不过以民主自由之立场,难得好事,有助唤醒大陆国民之勇气。

    武汉新冠疫情。2019年12月1日出现感染者,12月底武汉医院已经爆满,公安训诫恐吓八位医生,央视辟谣,官家合谋封杀真相。至少1月12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病毒基因组时,您应该已知,却迟迟不批准公开真相,致疫情爆发举国灾祸。2003前车之鉴近在眼前,您就一点敏感性没有?

    灾祸即来,指挥失当,部署混乱。一声令下,武汉封城,不懂现代社会的运行规律,该精准的,专业隔离,您大水漫灌,900万人隔离。医疗资源紧张,医院人满为患,大批感染者无法确诊,更无法隔离治疗,疫情快速蔓延。更频发感染者得不到医治而自杀、父亲被隔离脑瘫少年死去的人间惨剧。政府的工作当是信息透明,科学引导,专业救治,积极救助。您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一片狼藉。

    您不是政治家。跟邓比,差很远。本没什么。可您不自知。自以为比他厉害,要比肩毛。常念错别字,还乐于引经据典。庸庸碌碌,却大兴个人崇拜。年轻时不料如此高位,尚谦卑。如今您变了。一因人性,前呼后拥,难免膨胀。一因体制,封杀言论,只剩阿谀奉承,没有不同声音。

    切莫逆流历史

    不聪明,可原谅,天才凤毛麟角。自比毛,尚可理解,认知有限。您最大的问题是,总想逆流历史,回到梁家河。

    改革开放是极权退潮,释放自由。党从无所不在渐渐退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是改革方向。权力从经济领域渐渐退出,萌发私有财产自由市场,有了三十多年繁荣进步。可您执着于“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国企党委说了算,私企也得设党支部,冯仑们也被强制退休。多年创业积累的财富,私有财产,无条件给党支配?这不就是共产吗?实验多年的村民自治,村主任改由书记兼任。连小区业委会主任也要党员了。从渐渐退出到全面回潮,历史在倒车。

    市场经济,核心是私有产权和市场配置资源。一大二公到私有产权,计划决定一切到市场决定作用,三十多年之改革大势。可过去几年,您强调做大做强国企。为什么不说做大做强民企?骨子里有偏见,骨子里还是共产,民营企业家怎能安心?再多定心丸有什么用?为何一句民企使命终结,轩然大波?这是中国,公私合营一大二公反右文革惨痛记忆近在眼前。党的特色是运动治国,改革开放多年渐渐淡化。可您喜欢运动。一场环保风暴,千万家企业破产倒闭。不是市场,是权力,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从市场趋势到计划重来,历史在倒车。

    集体领导,共产党多年改革趋势。1980年代邓倡导集体领导,八九之后回潮,自称二代核心。江胡有核心,但基本是集体领导,常委各管一摊。可是过去几年来,集体淡化了,个人突出了。2018年泼墨之前大约半年,新闻联播只剩您一人了,其他常委不见踪影。大街小巷巨幅画像,“撸起袖子”豪言壮语。泼墨之后个人崇拜有所收敛,尚看不出停止迹象。有人说,中国需要强人。蒋经国式的威权,中国需要。可您无顺应历史潮流之意愿。若是逆历史潮流所谓强人,只会祸害中国。中国最需的,是自由!有自由,才有创造,才有发展。从集体领导到个人独裁,历史在倒车。

    废除终身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训的总结。江胡基本循前规,两届任期。胡更树表率,不贪恋权力。普京任职廿载,趁年轻钻了法律空子,人家没修改宪法。真牛人,需要修改宪法吗?邓无职无位,让谁下台谁下台。您不一样,堂而皇之修改宪法,三十多年前写进宪法的任期限制被删除。何至如此下策?莫非谁黑了您一把?修宪之后,《经济学人》率发系列宏文,国际社会眼睛一亮,看明白了。一位企业家朋友说,修宪之后六个月,国内精英们,民营企业家、国企高管、体制内官员,迅速共识:他不行。恢复终身制,历史在倒车。

    袁世凯逆流历史,以为自己很强大。远不止提拔晋升小恩小惠,将军们大都是他一手从小站带出来的。一夜间倒戈纷纷。真正的强人,领兵打仗血火洗礼极其聪明强悍,才有资本逆流历史,袁世凯都不算。您跟他比,差的太远。项城尚且不能,您做什么梦呢?提拔几个将军大员,给军人涨涨工资,就能千秋万世?这些载沣做得更好。

    莫让维稳耗竭中国

    因不自信,四面鬼影,拼命维稳。

    十几年以前偶尔听说政府裁员,最近几年再不提精兵简政。各种保安、特勤不断增加,大批基层公务员不干正事,忙于维稳。有人说,这也解决就业。不生产,不创造财富,反而压制创造,此等就业不如给全民印钞。一个国家,越来越多人不生产服务,监控生产者、路人、行人,谁来养活他们?

    新疆几乎“道路以目”了。以教育培训之名任意羁押。有朋友讲新疆故事,去超市,几百米路四次安检。手机被恣意打开检查,个人隐私尊严尽失。大批汉族人逃离,越来越紧张压抑,比《1984》还过之。古今中外哪个政权如此治理国家?新疆模式还要在内地推广,城市地铁安检,两亿多摄像头,还在快速增加。

    为维稳,武汉公安恐吓羞辱披露真相的医生,央视辟谣打压言论,隐瞒疫情,终酿举国灾祸。稳定压倒一切,压倒中国人的自由、尊严和幸福。而体制真的稳定了吗?害怕一切变化意外,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视一切抗议为无序混乱,以一切手段压制打击。医学有个常识,多年不感冒者易得不治之症。过于稳定缺乏变化的系统,一旦生病,无药可救,自掘坟墓。

    维稳费早已超军费,还在快速增加。一说维稳就有钱,无穷无尽。其他所有经济、民生都要让路。养老金三六九等,农民生不起大病,本应用于社保,钱都去维稳了。社会更加不公,更不稳定。中国已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无限度投资基础设施,无限度撒币,更无限度维稳,您正在掏空中国,打造一个人人负债的“美丽穷国”。经济衰退,天量债务,某些地级市政府已发不出工资。天量维稳费从哪里出?最后靠印钞,通货膨胀,全体国人买单。大量国民本是房奴,被政府剥夺过一轮。通货膨胀再剥夺一轮。如此下去,恐怕用不了几年,多数中国人要陷入贫困。很多王朝末年,财政枯竭,帝国耗尽财富才算结束。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夜回到文革前,难道这就是国人的宿命?

    中国不是您梦中的高歌猛进,太平盛世。我为中国的未来深切忧虑,担心这越来越绷紧的体制突然脆断而公民社会尚没准备好。负责任的公民,我们是建设者,多年一直如此。希望贵党多年自诩的党内民主还没有彻底死去,还有点改良空间,也给公民社会多一点成长时间。

    您慨叹苏共结束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一尊高高在上,万人匍匐在地,专制体制决定了,皇帝身边云集奴才屁精,怎会有堂堂男儿?皇帝新装大游行,国民莫敢妄议。现在,我是那个说出真话的孩子。

    有时仰望星空,我是谁,为什么来到这世上?您叩问过吗?有时站高处回望尘世间,渺如尘埃的自己。您回望过吗?生命如此匆匆,何苦执迷,何苦虚妄?您沉思过吗?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何来江山一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何苦逆流而动?两届期满,归家休息吧。经言亢龙有悔,莫到尴尬悲剧时,悔之晚矣。

    2020年1月流亡中

  • 39年前奸杀案凶手遗书:DNA能还我清白

    【民生观察2019年5月29日消息】今年65岁的陕西凤翔人付存绪去年大病了一场,他患有腰间盘突出、脑梗和心脏病。那桩奸杀案和他纠缠在一起已经39年了,他始终不服气、不认罪,但对于能否活到案件再审的那一天,他心里没数,于是最近写了封遗书,郑重交代后事:“如果我死了,请留下我的毛发,只要有人给我做DNA鉴定,就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1979年12月底,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柳林镇干河村发生一桩强奸杀人案,警方迟迟未宣告破案,直到案发半年后,有过婚前性行为的付存绪被锁定为嫌犯。但这桩案件疑点重重,付存绪在看守所被羁押了12年,一审才宣判,1991年12月,宝鸡市中院认定付存绪犯有奸淫幼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生效后,付存绪被送往渭南监狱服刑。2006年4月,付存绪因病被假释出狱,2008年正式刑满释放。

    39年里,付存绪无数次自辩是被冤枉的,寄出一封又一封申诉书,始终没有等到他想要的“清白”。遗书中说,他愿留下毛发作DNA以证清白。

    付存绪脸色蜡黄,前额的头发快掉光了。走路时,他腰杆挺直,步子迈得很快。大多数时间里,他习惯靠着沙发或蹲在地上翻看案件材料。经历长年的牢狱生活后,久坐或久站都让他的腰、腿难受。

    2018年5月19日下午,凤翔县柳林镇一家茶馆里,刚落座,付存绪就将挎在右肩的黑色文件包取下来,掏出一沓整齐的申诉材料,话题引回39年前。

    1979年12月20日晚上,陕西宝鸡市凤翔县柳林镇干河村漆黑一片,村民高林(化名)送13岁的女儿刘丽去上扫盲夜校。高林患有坐骨神经痛,行走不便,刚出家门100多米,妻子向他喊话,“路上遇到人,就不用送了。”

    据高林事后讲述,行至学校大路时,他们碰见一个身高约1.6米,身形驼背的男子。此时,女儿认为不用送了,就让高林回家去休息。父女分别后,意外很快发生。

    十多分钟后,刘丽躺在学校西侧的一块田埂上,“上衣被卷起到乳房以上,左腿裤子全脱,右腿裤子褪到了膝盖处,口鼻、阴道出血。”

    夫妇俩哭喊着求救,送医后,刘丽经抢救无效死亡。尸检的结论是:死者系被他人勒扼颈部窒息死亡。

    接到报案后,凤翔县公安局迅速展开侦查,案发现场勘查笔录显示,“突发现场发现的一行负重足迹,足迹长27厘米,还有两人并行拖拉痕迹及搏斗痕迹。”

    当晚,凤翔县公安局在村大队设点,重点查找手脸部有伤人员。经查看,付存绪的手脸部等处均无伤痕。警方还看了他的衣服和鞋子,并在本子上做了记录。随后,付存绪返回家中。

    付存绪回忆,案发当天,他在村北看水泵浇麦地。等到晚饭时,堂兄端面回家说:“水泵房西边不知道谁把上夜校的女娃捏死了。”此时,他才听说一些案发情况。

    《破案总结报告》称,侦查机关围绕作案时间锁定了38名犯罪嫌疑人,随后又以不具有作案时间而排除37人。从案卷材料上看,大量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是通过证人走访而形成的孤证。如何区分这些孤证的真伪?侦查机关未作合理说明。

    说起这些,付存绪有些激动。他梗起脖子大声说:“半年时间里,公安对数十人进行怀疑审查,怎么就确定是我了?真是胡扯!”

    案卷中一份《情况说明》记载,办案人员迟迟无法破案。后来,有人发现付存绪曾向村民打听侦办情况,再加上他与女友有过婚前性行为,这一点被解读为“流氓成性”。付存绪由此进入办案人员的侦查视野。

    付存绪回忆,1980年6月4日下午,他路过干河村小学去供销社买烟时,镇上派出所的两名民警把他喊住,叫他跟着前往一户韩姓村民家中。

    付存绪没多问,只管慢慢跟在后面走。路过一口水井时,他还试图凑近,看看井里有没有水。“我从来没做啥坏事,我那时一点也不心慌。”付存绪没想到,他即将失去自由。

    到了韩姓村民家里,派出所几名办案人员迅速用麻绳将付存绪双臂捆住,背在身后。问一会儿,打一会儿,三天三夜里,办案人员轮流对他采用“车轮战”、“疲劳战”等方式逼问,1979年12月20日晚6到7点他都去哪里了。付存绪仍然照实叙述。

    对方说:“你狗日的不老实!你从大队出来,在十字路站了一会儿。有几个上夜校的学生见你来,你走到水泵房那里你一直向北走了。”

    付存绪说:“我确实从泵房那里向东看水去了,没有向北去!”话刚说完,几人上来就在他的头部、胸部、背部,用脚和拳头乱踢乱打。时逢六月,付存绪穿着单衣衫,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到处是淤血,血渗湿在衣服外。

    “一个胖小伙跳起来,一脚将我踏倒在地,在裤裆里猛踢。几分钟后,我闭过气没有呼吸,后来小便失禁达半年之久。还用木凳砸脚趾,我左脚指骨折,几个月不能走路。”对于审讯的具体细节,时隔多年,付存绪说自己仍然记得清晰。

    “问我晚上啥亮哩?我说月亮,他们说不对,是人手里啥亮哩?我又说是马灯。说完又被劈头盖脸打一顿。他们说拿的是手电,记住!”

    连续几天不分昼夜的审讯之后,付存绪又疼又饿,他有些神志不清了。“只好是他们怎么教,我就怎么说了一遍。背熟这些口供,才能免受皮肉之苦。”

    1980年6月8日,付存绪又被带到凤翔县收容站,继续接受讯问。而判决书显示,付存绪于当年的7月4日才被刑事拘留,四天后被正式逮捕。

    参与讯问的公安侦查人员后来接受检察机关调查时,承认曾殴打过付存绪。1980年6月10日的一份笔录显示,侦查人员承认,不允许付存绪睡觉,连续讯问其到凌晨四点钟,得到笔录,才让他休息。一小时后,又把付存绪叫醒。

    此外,案卷中付存绪的多份口供内容也可以看出办案人员疑似对其指供逼供。其中一份笔录中,付存绪开始做无罪自辩,但后来就出现“不说话”、“哭”、“你们怎么说都行,我按手印就是”这样的表述。

    1991年12月6日,付存绪案在宝鸡市中院一审开庭。庭审一开始,付存绪即称自己的有罪供述是被刑讯逼供的结果。

    一审律师李福林让戴着脚镣的付存绪走出被告席,沿着法庭走几步,又现场量了他的身高和脚长。此前有证言称,受害人之父将女儿交给一个身高1.6米左右,驼背的男子。“大家都能看出来,付存绪不是驼背,他实际身高约1.72米。此外,案发现场留有一个27厘米的右脚鞋印,这与他的赤足大小才一样,如果穿鞋,肯定大于27厘米。”李福林说。

    李福林认为,此案证人证言与付存绪的身体特征存在明显的矛盾。“除了付存绪的口供,没有能直接证明他作案的物证。”

    律师还提出,第二作案现场离死者近五米处一土块上的血迹,这个血迹既不是受害人的,也不符合被告人的血型。血迹究竟是谁的?侦查机关亦未作出合理解释。

    1991年12月18日,宝鸡市中院对此案作出刑事判决,认定付存绪于1979年12月20日在马家沟浇地过程中见路上有上夜校的女孩,遂起强奸歹意。后于21日七时许,在二队配电房附近遇到受害人,尾随行至学校附近,将受害人拖入路旁并实施强奸,受害人因窒息死亡。宝鸡市中院认定付存绪犯有奸淫幼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时任凤翔县检察院刑事科科长的严明堂,今年已是87岁高龄,他曾在批捕前后两次提审付存绪。

    2018年5月26日下午,严明堂仔细看了付存绪的申诉代理律师所写的材料。“这个案办得真可笑”。严明堂说,“这个案子县里没有决定权。是上面下来的一个副检察长办的。”

    时任凤翔县检察院书记员的王志鹤于1979年调入该院,他表示,当时检察院只有5、6个人。“这个案子只有案卷,再没有什么,一个物证都没有。上上下下退了几次补充证据。市法院开庭后,还请示省法院,因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折中判处死缓。1983年严打,凤翔县有个案子四人都判死刑。如果有证据,还能不处理吗?”

    付存绪一直不明白自己被判死缓的理由和依据,他瞪着眼睛,忿忿不平,“这是哪门子的折中法?”

    临别时,王志鹤叹了口气,握着付存绪的手说,“这个案子有很多可挖的疑点,我们当时也没有办法。”

    在凤翔县公安局看守所被关押期间,付存绪的脖子上长了个瘤子。起先只是麦粒般大小,后来肿大得像鸡蛋,压着脖子上的血管。

    “头昏眼花,我整天躺在床上嗷嗷叫。就想着快审快判,早点治病保命。”付存绪说,看守所里不给他做手术,必须转移到监狱才能治疗。因此,一审宣判后,他没有提出上诉。

    入狱后,付存绪并没有停止反抗。两次手术后,脖子上的肿瘤已经治好了,他写了一封封申诉信,向司法部门诉说冤屈。

    监狱是个“连鸟儿都要躲着飞的地方”,不分日夜,付存绪满脑子都在想办法尽快逃离这里。有时,他一天只吃两个馍馍,拿剩下的食物和狱友换来纸笔继续写材料。

    狱所之外,付存绪的家人也承受着牢笼般的束缚。

    付存绪的侄女付媛媛回忆,小时候,家里经常会来一位老太太,一手拄拐杖,一手拉着小孙子,晃晃悠悠的进来了。每次来,奶奶都会嚎啕大哭,那哭声好像天要塌了。

    一个盛夏的傍晚,她们又在说同样的话。老太太说:“那事不是你娃做的,你娃在里头冤屈,你不救他,谁救哩?”奶奶瘫坐在地上,捶胸顿足:“我娃可怜,我娃冤屈没处说……”

    有时,村里几个伙伴一起玩游戏,为一些小事打起架来。明明是对方理亏,人家大人张口就骂付媛媛姐弟,拽着孩子边走边说,“叫你们别和那家娃耍,就是不听,小心哪天在没人处把你害了!”

    后来,付媛媛知道了,只要是母亲在厨房忙这忙那的,炒熟面,做辣椒酱,切肉做臊子,几个姑姑拿来绣好的鞋垫、布鞋,就是要准备去监狱看“那个人”了。

    付存绪入狱后,弟弟和大外甥因政审不通过无法参军。1997年底,其母因心脏病去世。
    2008年刑满释放后,付存绪独自住在弟弟家的机械加工厂里。他几乎从不主动和别人来往,四妹住在隔壁的小区,他一次也没去过。“我是个没用的人,连累了三代人,九个家庭,我心里有愧。”付存绪说。

    2016年,北京律师金宏伟、陕西律师常玮平开始代理此案的申诉工作。

    两位律师实地走访,找法医专家求证后,发现该案存在很多疑点。“起自混乱的侦查,终结于原审机关错误的认证。有明确的可以排除付存绪作案可能的证据,原审机关未予采信。此外,强奸的核心犯罪事实,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

    金宏伟举例,原审采信的证人证言,取证时间为案发十年之后,且上述证言均为代签,即被采信的证言自身真实性都无法查明。而本案里,被害人手电、书包、课本这些隐蔽性证据,侦查机关均没有找到。

    据案卷记载,1980年1月1日,陕西宝鸡公安局送检受害人阴道分泌物纱布,检验是否含有精斑。半年后,送检付存绪唾液。最后确定两者均为非分泌型。

    金宏伟解释,“非分泌型”检测的本质是一种血型检测,其结论仅仅是种属认定。即便检测均为“非分泌型”,也不具有锁定作案人员的特异性。

    付存绪一趟趟申诉,又一次次失望归来。“有时连门都不让进,进门了就问有没有新的证据,一听没新证据,就让息诉。我被冤枉了,还要自证清白吗?”

    后来,他想到,只要能做DNA鉴定,再与当年的阴道提取物进行DNA比对,就能真相大白。
    付存绪又开始四处跑,要求司法机关做鉴定。

    律师金宏伟说,这落入一个“死循环”。按照申诉机关规定,鉴定只有启动再审程序才能做。“不做鉴定,就没新证据,只能被驳回再审申请。不再审,又没法做鉴定,没新证据。”
    付存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今年5月中旬,他写了一份遗书,要求死后留下自己的毛发。他说,无论案件是否再审,只要做DNA鉴定,这些证据永远都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一个错案,有可能毁掉的不仅仅是案件当事人的人生,更是司法公正的公信力,有错必究,这是我们一以贯之的原则。

    对于因各种原因而遗留的存疑案件,希望有关部门本着“疑罪从无”的法治精神高度重视。

    纠错,还的不仅仅是当事人一个清白,更是司法公正的阳光普照!

  • 被校友揭露22年前性侵学生以致自杀,北大教授:是她自己精神病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当年的同学也表示,高岩的事件不是单纯的师生恋,「在权力、掌握的资源、心理成熟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浪漫、性关系直接指向的是腐败和潜规则,造成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身体和情感的剥削。结果是满足了一些人变态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付出的代价是一个生命。」

    北京大学硕士李悠悠昨(5)日在网络上实名发文,指控现任南京大学主任的「长江学者」教授沈阳,在22年前性侵北大中文系女学生高岩,导致高岩自杀。文章传开后,有至少两位高岩的同学出面实名发文证实。但被控性侵教授沈阳表示,这件事当年公安和校方都曾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都是不实诽谤。

    (2018.4.8 14:00更新)

    南京大学7日在官网声明,沈阳目前处于等待核查和调查阶段。在此阶段,停止沈阳从事南大文学院的教书育人工作。声明也指出,经重新审核沈阳的师德师风「是否符合南京大学文学院全体同仁教书育人工作的要求,是否能得到这个共同体的认同」,南京大学文学院认为,「他不符合」。

    声明中还说,网络的议论已经严重影响南大文学院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和学术声誉。「沈阳已经不适合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工作」。

    南京大学文学院关于北大校友网上发文的声明

    爆料者:北京大学教授「以恋爱之名,行性侵之实」

    中国网络昨天疯传一篇名为〈现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长江学沈阳教授,女生高岩的死真的与你无关吗?〉文章,文章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95级校友李悠悠,内容讲述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学者沈阳,22年前性侵北大中文系女学生高岩,最终导致学生自杀。

    李悠悠表示,1995年,她与高中同学高岩一同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课堂上遇到40岁的已婚教授沈阳。当时,高岩成绩为全班第一,表现优异,因而受沈阳指派,负责处理班务,刚开始,沈阳只是邀请高岩一同搭教师专车,来回不同校区。

    但1996年,大一下学期,沈阳以讨论学术问题、收送作业为名,要求高岩送作业去他家,却藉此性侵高岩。李悠悠表示,高岩曾告诉她,「他(沈阳)饿狼一样向我身上扑过来。」从那之后,高岩开始变得沈郁,李悠悠说,高岩曾向沈阳表明,不喜欢这样,但沈阳却说因为「爱她」才这样对她。

    同时,沈阳也和班上其他女学生约会,甚至告诉其他女学生,是高岩主动「贴上来」,并说「我怎么可能会喜欢她?是她自己精神病。」这番话传开后,一些人在背后议论高岩「单恋」教授沈阳,说高岩神经病的传闻也不绝于耳。李悠悠说,「自此,高岩开始承受性侵与谣言的双重打击。」

    1998年3月,高岩自杀。但李悠悠说,最令人生气的,是往后的20年间,沈阳在课堂、自传里,不断重复说,「曾经有一个女生,大家都乱传她是为我而死的,这根本就是个谣言,因为这个女生是个神经病。」文章末尾,李悠悠义正严辞的要求沈阳对高岩及家属道歉。

    《北京新浪网》报导,现居加拿大的李悠悠接受专访时指出,高岩去世后,警方介入调查,进行尸检后说,高岩「已经不是姑娘了(不是处女)」,李悠悠说,我也从她朋友、同学处得知,除了沈阳,她没有走得很近的异性朋友。

    李悠悠也说,高岩从来没有说她和沈阳是交往或恋爱,只说吃饭、见面。「我觉得,沈阳最开始制造假象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但他对高岩的一系列行为,是打着恋爱名义,行性侵之实。」李悠悠表示,高岩曾说,「他应该是爱我才发生这种身体行为,但我觉得爱应该不是这样的。」

    根据南京大中文系网页,沈阳目前为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主任,1993年在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也在1996年~1997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现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担任兼职教授。此外,沈阳也参与中国多项学术委员会,甚至多次获得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主持多项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

    20年前的性侵难以举证,发文者:希望不要再有女学生受害

    中国《新浪网》报导,李悠悠接受专访时表示,「我知道从司法意义上来讲,性侵的取证很难。」但他强调,沈阳这样的人不能继续留在校园,出面澄清的最大意义,就是希望其他的女生,不要再遭受类似情况。

    李悠悠也在文章中说明,「目前,我本人对沈阳教授尚无法律诉求。但我坚决捍卫过去和现在的受害者及其家人保留其法律诉求、追究沈阳罪责的神圣权利。」

    她强调,「所谓性侵,指任何未经同意的性行为。换言之,即使对方没有说『no』,只要她或他没有说『yes』,而你却跟人家发生了性关系,就已然构成了性侵。」但她说,「本文提及的性侵,并非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更多的是师风、师德意义上的概念。」

    其他同学出面指证,这是「权势性侵」

    李悠悠的文章疯传后,另有两名北大95级的学生:美国索思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助理教授徐芃和美国维思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王敖也实名发文,表示沈阳与高岩的死有关,要求沈阳不要再说谎。

    徐芃提到,高岩过世后,她母亲曾在女生宿舍楼下的撕心裂肺的哭喊,提醒宿舍内的学生保护自己,尤其小心沈阳教授。

    王敖则表示,高岩的事件不是单纯的师生恋,「在当代的社会环境下,在权力、掌握的资源、心理成熟度不对等的情况下,师生之间的浪漫、性关系直接指向的是腐败和潜规则,造成强势一方对弱势一方身体和情感的剥削。结果是满足了一些人变态的权力欲和控制欲,付出的代价是一个生命。」

    事发后校方、警方都曾调查,最后只将沈阳记过

    (中央社)明报报导,高岩当年的班导师、现任美国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东亚系副教授王宇根昨天也发表追悼文章,指高岩在学术追求及品格赢得老师和同学的尊敬。他当年负责调查事件,指「她父母知道与系某教师有关」,但苦无证据。

    《端传媒》报导,据多名北大毕业生回忆及香港作家廖伟棠引述相关资料指,高岩自杀后,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曾力主将沈阳开除,但在沈阳的导师陆俭明的保护下,沈阳最终只被记过处分,并被安排去香港访学一段时间避风头,之后又返回北大。

    香港《信报》报导,北京大学今日响应此事表示,学校高度重视,要求教师职业道德和纪律委员会立即复核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工作。北大声明又指,经查阅资料,20年前,即1998年3月,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举报事件作出事实认定,给出调查结果,北京大学同年对沈阳作出行政处分。

    中国《新浪网》报导,沈阳受访时表示,关于高岩过世的事,「当年海淀区公安局、北大中文系和学校党委都调查过这件事,单位都有调查结论。」并强调,李悠悠文章的内容,完全是诽谤,并非事实,他说,自己与高岩「第一没上过床,第二没发生过性关系,第三没谈恋爱。而且此事是警方、学校有结论的。」

    《中广新闻网》报导,中国官媒《人民网》今天一早也刊出评论文章指出,「相信,即便是对于当事人,把事情查明白说清楚,也强过让此事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留下疑点乃至污点。」

    (来源:关键评论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3122 2018/04/06)

  • 疑似精神病人21年前杀5人未被收治 今再杀两人

    一座小城,两宗命案,七条人命……当凶手自杀以后,事态几近平息,受害家庭沉默,地方政府噤声。只留下旁人扼腕叹息。

    当年,他在黄土坡的窑洞里杀死自己一家五口人;21年后,他在繁华的县城街头再度砍杀一对母女。因为疑似精神病,他不曾获罪入狱,却也未曾得到医治。

    21年前,疑似“精神病人”杀死一家五口

    陕西省绥德县只有30多万人口,白士高已是名人。

    1996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41岁的白士高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4个孩子。年纪最大的孩子13岁,最小的不过5岁。案发地点在绥德县大白家沟村,白士高自家的窑洞里。

    谈起当年的惨案,多年以后接触过白的人仍疑惑,虎毒尚不食子,白士高为何会如此歹毒?

    白士高的弟弟白士阳回忆称,当年案发的晚上,白士高因为出现幻觉,觉得有人要谋害自己,带着刀斧要出门。妻子和孩子试图拦住他。混乱中,白士高失手杀死了女儿。随后,白将怒火发泄到妻子身上,将其也杀死。

    白士高无意再活,他干脆杀死剩下的三个儿女,然后,他将自己的双腿齐膝剁下。

    但他被送到医院,活了下来。

    其实,早在杀害家人前,白士高的精神异样已经为村里人注意到:他无道理地锄掉了家里种的庄稼,还每天没由头的反复将水挑上山坡,再倒至山下的公路上,一天能跑上几十趟。

    白士高的姐弟均认为,白士高的精神问题要追溯到1994年。那一年,因为村里修路的问题,白士高与邻居发生冲突后,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约半个月。家人们说,从看守所出来以后,白士高的脾气大变。

    1996年,白士高杀死家人后却没有受到法律追究。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白士高姐夫田增元回忆:白士高因断腿住院期间,当地的公安部门曾派人问话,但未办理手续,便让他把白士高接回了自家。

    根据亲人的描述,白士高杀死家人以后,没有接受过精神病司法鉴定。

    这也许是因为,当时白士高精神状况异样的问题表现明显。

    出院以后,白士高在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所居住的田家岔村住过半年多,因与村民发生纠纷,又回到了大白家沟村。

    同住大白家沟村的弟弟白士阳回忆,白士高随后放火烧掉了自家窑洞,挖出妻儿的尸体焚毁。

    不久,白士高离开了大白家沟村,与兄弟姐妹再无联系。

    亲人们不清楚白士高此后经历了什么,但他最终在县城落脚谋生。他装了假肢,走路时身体往前倾,一瘸一拐。

    亲人们后来普遍与白士高没有往来,偶尔的遭遇也免不了冲突。姐姐白学梅和姐夫田增元均曾在镇上和县城偶遇白士高,但被后者记恨殴打。

    白士高在繁荣的步行街头摆摊,亲人们有时路过,远远地眺望一眼。

    再度犯案杀害邻居母女

    直到2017年2月23日,白士高再度犯案。

    当天中午两点,白士高在离家门口大约10米外的街头,持刀追砍一对母女。受害者与他住在社区的同一单元楼,白士高在一楼,受害者家在五楼,由于楼房结构,各有出入口。

    目前尚无法证实,白士高与受害者是否有仇怨。受害者刘女士47岁,小女孩只有6岁,殒命于白士高的刀下。刘女士的丈夫梁先生婉拒了采访。

    多位邻居认为,白士高不存在杀害母女二人的直接动机。有人猜测,事发前白士高曾与一位年轻人发生过冲突,受了气没处发,他可能是转而报复,发泄在邻里身上。

    案发后的一周内,绥德县政府的善后处置方案开始在县城流传。这些说法中,补偿的金额数字从数十万到数百万元不等。

    迄今,一则流传较广的说法是:死主家得到了250万元的赔偿,大部分来自白士高的积蓄;此外,政府还承诺为死者家的长子在大学毕业后安排工作。

    绥德县官方没有证实这些说法。《凤凰周刊》记者先后联系绥德县委宣传部和绥德县长,均未获回应。

    由于案件信息披露不全,留下了诸多疑点:白士高究竟是不是精神病人?为何要杀害邻居母女?两度案发间隔的21年里,是否确有肇事的迹象?当地政府是否有介入挽救的机会?

    邻居刘国强目睹了白士高生前的最后一幕。刘的店铺门口几米开外,便是白士高的杀人地点。刘国强90多岁的老母在门口看到杀人一幕,慌忙拉上了店铺卷闸门。

    闻讯赶回来的刘国强在巷口撞见了白士高。白跌跌撞撞,朝他砸出一块砖头。砖头擦肩而过,在墙角砸出一个缺口。刘国强注意到,白士高没有说话,但口角带白沫。

    不久后,白士高仰天倒地,菜刀从他的手里掉落。

    当晚,绥德官方通过微博发过案情通报:调查初步显示,白士高疑似服毒自杀。

    这次,白士高没有再活下来。

    杀人者“花老汉”,人称绥德县城一霸

    在绥德县城街头,“白士高”这个名字远没有他的绰号“花老汉”流传得广。

    杀死全家之后,白士高孑然一身。他喜欢穿着花衣,在绥德县繁华的观云阁步行街街口摆摊。

    绥德县当地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白士高摆摊出售的碟片其中一些存在涉黄嫌疑,另外他还卖一些土制的疑似毒品。

    但白士高的生意在旁观者看来像是特权。沿街邻居表示,多年来,相关部门没有对白做过处理。为何不管,众说纷纭。有说法是“不敢”,白士高杀过人,即使公安人员找他,他也威胁,“谁都怕家中老小遭报复。”

    周边商家观察到,白士高的生意不断有人光顾。县城里流传着他挣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的故事。他白手起家,借生意积累财富,还全款在县城购置了一套时价20多万元的房子。

    沿街的商家还证实,除了摆摊,白士高还做过放贷生意。

    一家小商品店的老板王文革说,四五年前,他曾向白士高先后借贷过两次,加起来10多万,借款时间一年左右不等,其中一次的月息在12%,另一次的月息在15%。

    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是,跟白士高有债务往来的人很多,当地甚至还有借贷公司找他借钱。

    与白士高的发家故事同样流传甚广的,是他的“霸道”。

    王文革说,按照县城一般的放贷做法,如果借款人手头一时拿不出来钱,一般情况下能缓缓。“但白士高的钱是说今天上午要就是今天上午,缓半天都不行,不然他拿着刀就过来了。”

    这得到了另一位借贷者的证实。“没有人敢借他的钱不及时还,如果不是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子,一般人怎么也不可能会找他。”

    因此,很多人不认为白士高是精神病人。刘国强曾应白士高的要求,帮忙核对过一张5万元的借据。他认为,“(白士高)那么精明,那么能挣钱,怎么会是精神病?”

    白士高的房子就买在刘国强的隔壁。案发之后,白士高家的铁门上锁。从对面楼的高处望过去,能看到院落里的破落木窗,显得萧瑟冷清。

    白士高在院落内的生活状态,邻里知之甚少。几乎没有邻居会去敲他家的门。去过白士高家抄水表的工人说,“里面臭的不行。”

    刘国强回忆,白士高大概是8年前购置了这套房子。此前他曾经租住在这里;搬离后一段时间又回来买下了房子。

    由于他的杀人前科,邻居们带着戒备,与他极少往来。刘国强曾与白士高有过一些交流。他曾问过白,为何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女。

    白士高对此的解释与他的姐弟描述有出入,白的大意是:天上降旨,不杀妻女,白本人就得死。

    这到底是疯言疯语,还是装疯卖傻,现已无从得知。

    从和邻居的相处来看,白士高的性格异于常人,处事方式趋于极端。

    白士高的房子在一楼,邻居们称,楼上如有杂物掉到他家院子,一旦他看见谁家窗户开着,就冲上楼砸门,恶言相向。

    因为安装防盗门一事,白士高曾与邻里发生冲突,白不但拎着锤子将门砸坏,还在楼道的墙壁上泼洒粪便。

    广为人知的一件事情是,白士高跟邻居争吵后,录下“特别难听”的脏话,天天放喇叭,夜里长时间敲打脸盆。整个社区的人不堪其扰。

    刘国强为此事也在夜里敲了白家的铁门。白士高开了门,全身赤裸地出现在他眼前,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以脏话回击。

    描绘白士高“霸道”“泼皮”形象的人不止他的邻居。靠近白士高摆摊点的一位商店老板说,她常看到,有人在白士高的地摊挑选影碟,多挑了一会儿,没有中意的决定不买时,“花老汉急了,拖住人家强卖了才走。”

    冲突在白士高的日常生活里司空见惯。很多人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对于白的为人,他们只是不断摇头。但也有人并不认可“白是精神病人”一说。

    如是精神病人,何以未受干预?

    尽管白士高很可能罹患有精神疾病,但精神病患者犯罪并非绝对免于刑事责任,只有通过司法鉴定认为患者案发时无刑事能力,患者才可能不负刑事责任。

    但白士高案发时是否处在发病状态,是否意识清醒,已经死无对证。

    绥德县精神康复医院的院长钟乐在案发后曾接到当地有关方面的问询。经她查阅,她肯定该院没有白士高的病历材料。

    绥德精神康复医院创建于1993年,是一所民办精神病专科医院。它承担着包括绥德县在内,整个榆林市南部六县的精神残疾病人的防治工作。

    2015年9月,《榆林日报》曾报道,该院受县卫生局委托,负责全县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被纳入管理的重症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等6种。

    据钟乐透露,2015年登记在册的绥德县全县重症精神病人大概有1500位,但那次调查,实际总共只为900多名重症精神病人更新建档,其余600人都未能接触到。

    “人户分离的精神病人很多。”钟乐说,此外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精神病人家庭的病耻感很强,地方精神卫生资源有限,基层的精神病人管理和治疗工作很难。

    钟乐曾听闻白士高的事迹,根据她15年来的从业经验,她猜测,白士高很可能罹患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可能出现了被谋害的幻觉,这是精神分裂症典型的阳性症状。

    当《凤凰周刊》记者转述白士高家人的说法,即白士高第一次杀人后未进行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后,钟乐面露诧异,未予评论。

    距离案发已经2个月,白士高的事情在绥德县城已经陷入沉寂。

    傍晚时分,小城步行街附近、白士高家社区的街口常有人聚集,当《凤凰周刊》记者寻人聊起“花老汉”,常常围拢过来一圈人,控诉“花老汉”劣迹,抱怨地方政府的迟迟无为。

    据《华商报》报道,2015年的绥德县政协一次会议上,有政协委员提出,白士高长期在绥德售卖黄碟和土制毒品,影响很坏,建议上级机构干预,或将白士高送入精神病院。但后来,此事未能得到跟进。一位接近绥德县政府的人士也向《凤凰周刊》记者证实确有此事。

    疑似“精神病人”白士高死了,小城绥德终又归于平静。偶尔人们还会聊起那些可能改变受害者命运的一次次“如果”,但这些“如果”,从白士高再次举起屠刀的那一刻起,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来源:凤凰周刊 http://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70425/30455363.html 2017-4-25)

  • 35年前行刺里根的枪手获准离开精神病院

    【文汇网讯】35年前行刺前总统罗讷德·里根的枪手约翰·欣克利将于910日离开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一家精神病院,回到弗吉尼亚州与其母亲一起生活。

    据中新网93日报道,19813月,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离开首都华盛顿希尔顿酒店时遇刺,被欣克利使用左轮手枪击中,因抢救及时得以康复,时任白宫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布拉迪由于被子弹击中头部而瘫痪。欣克利后来被法庭判定精神失常,因而罪名不成立,他被送往精神病医院治疗。

    联邦法官保罗·弗里德曼日前在裁决书中说,1981年的欣克利是一位精神陷入深度混乱、长期痴迷女演员朱迪·福斯特、为取悦她而行刺总统的25岁年轻人。过去20多年来,欣克利没有表现出严重抑郁和精神障碍症状,法庭认定现在他已不对自己和公众造成威胁,可以离开华盛顿圣·伊莉萨白精神病院。

    欣克利的律师莱文当地时间2日向媒体宣布,欣克利将于10日离开医院,回到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与母亲一起生活。

    根据法官裁决,欣克利须在母亲家里住满至少1年才能搬离。他在威廉斯堡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须在当地找到一份兼职或义工工作,定期参加治疗互助小组的活动,每月须至少一次回到精神病院,以便医生对其精神状态进行评估。

    里根的女儿帕蒂·戴维斯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她对法官的决定感到很不舒服,但顺从这一裁决。一些美国媒体报道称,欣克利将很难融入社会。接受采访的一些威廉斯堡民众表达了对欣克利的强烈鄙视,认为刺杀总统的凶手应该继续被关在精神病院,而不是被放出来。威廉斯堡的不少学校、博物馆和慈善团体都拒绝了欣克利的工作或义工请求。

    (来源:文汇报http://news.wenweipo.com/2016/09/03/IN1609030011.htm 2016-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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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多年前是怎样治疗精神病

    自古已有不少关于精神病的描述,驱魔是中世纪欧洲的主流「治疗」,到底在精神科药物出现前,医生有甚么武器对付精神病?

    梅毒横行,无药可治

    十九世纪,梅毒在欧洲肆虐横行,缺乏有效的治疗,不少患者因梅毒上脑,他们性情大变,出现幻觉以及妄想等症状。虽然当时的医生也意识到这些病人跟其他精神病患者的病因不一样,但除了把他们放在精神病院(Asylum)里,便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使土 精神病院里有十分一的病人都是梅毒患者。

    当时,精神病令病人和家属都感到绝望。一方面,家人不舍把挚亲送到很可能要困一辈子、而且设施简陋的精神病院;另一方面,若不送把病人进去,家人也无力照顾。无论是如何选择,也只能眼白白看着病人的情况不断变坏。

    以病攻病

    到了二十世纪初,在奥地利出现了一丝曙光,一位医学家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 下称瓦格纳)翻查了一些典藉「古希腊:癫癎症的病人患上了疟疾,高烧后癫癎的病情得以缓和……」「古罗马:疟疾带来四日一次的高烧治好了忧郁的病人……」,这类观察一直到近代仍时有报告。

    后来,他在自己的病人中,发现了一位患上急性精神失常的女病人,在患上伤寒,竟然回复正常了一段短时间。瓦格纳开始对这个现象产生兴趣,更令他振奋的是,类似的现象也在受其他细菌感染的病人身上发生。只是,每种感染带来的疗效各有不同,应该用那一种细菌才是最安全而疗效最好呢?

    瓦格纳为此以不同的细菌作研究,例如结核菌、丹毒、葡萄球菌……虽然有些病人情况好转,但也有部份因此而失去性命,使瓦格纳一度停止相关研究。

    直至数年后,一位从马其顿打仗回来的士兵患上了疟疾,瓦格纳把那名士兵的血液注射到因严重梅毒感染而患上麻痹性痴呆(dementia paralytica)的九名患者身上,引发数次高烧,最后以药物治疗疟疾。结果使人鼓舞,虽然有一位病人死亡,但其他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这个疗法可算是第一次为精神病院的病人以生物学的方法带来希望,也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直到1950年代前,疟疾疗法仍被广泛应用。

    胰岛素?不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吗?

    1920年代,是一个新兴疗法盛行的年代:把不同的物质打进身体、拔走「导致精神病的蛀牙」、切除「毒素来源的大肠」……虽然方法危险而无效,但伟大的医学发现往往是基于不断的尝试和失败。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药物,就是今天用来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

    1934年,维也纳一名46岁的男人出现被害妄想的症状。病人害怕亲戚要毒害他,因此断绝了跟他们的所有来往,整天就只躲在房里。「其他人在不断地刺激我、向我发射炮弹……」「我一定是最近在咖啡店里被催眠了!」「我每天都听到住在几百公里远的爸爸在哭……」,他一方面因为身为犹太人而惧怕被迫害,另一方面却相信其他人认为他是纳粹主义者,所有人因此要追杀他。他感到必须证明自己并非纳粹党人,亦要向警察寻求避护。

    一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塞克尔(Manfred Sakel)是他的主诊医生,过去曾经以胰岛素帮助一个有吸毒习惯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增进胃口,因意外给予过大的剂量而引发了癫痫。病人醒来后,精神状态竟然有所好转。自此,塞克尔便一直相信高剂量胰岛素有助治疗精神分裂,并决定用于治疗这位病人。没想到这个做法,影响深远……

    开始时,塞克尔医生为这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注射了高剂量的胰岛素,他并没有好转,依然充满妄想和幻觉,甚至于当晚拒绝进食。不过,塞克尔却没有因此而动摇。第二天他再为病人注射高剂量的胰岛素,病人开始变得冷静了一点。信心大增的塞克尔决定继续为他注射胰岛素,这一次,病人陷入昏迷。他恢复意识后,变得理性起来,并为所做的事道歉。可是,过几天后他的情况又突然转差起来。塞克尔坚信自己的方法,决定继续以胰岛素治疗。到了第三个星期,病人在接受注射后突然失去知觉、四肢抽动和口冒白沫,癫痫维持了超过一小时。塞克尔只慢慢等待癫痫结束后,才为病人注射葡萄糖令他醒来。病人对于发生过甚么事十分惘然,只依稀记得癫痫前所发生的事,但显然他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经过多次的胰岛素治疗后,病人终于康复出院,更能够正常工作。

    胰岛素休克法成为第一个针对精神分裂症的物理性治疗法。可是,究竟是胰岛素造成的昏迷有效,还是引发的癫痫帮助了病人?背后的原理又是甚么?这一切当时都没有确实的答案。虽然这疗法后来被批评为疗效短暂,而且死亡率也高达5%,但它的确为后来有效而安全的疗法奠下了基石。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3935 2016-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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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昆明一女子20年前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 咋个证明成了大问题

    假如你不幸被当成精神病患者送进了精神病院,你有什么办法来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人?昨天下午,昆明市盘龙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特殊的名誉权纠纷案。55岁的曹阿姨称,20年前被云南省精神病医院诊断为精神病患者,从此背上了“疯子”的骂名。而曹阿姨坚称自己没病,认为是医院听信了父母的“胡言乱语”,作出错误诊断。为此,曹阿姨将医院告上了法庭。昨天庭审中,其86岁的老父亲,作为监护人出庭作证,当庭坚称女儿“有病”。医院方面也说,当初作出的诊断是正确的。而法院委托的3家专业鉴定机构,也作出了“退鉴”处理。曹阿姨有没有精神病,咋个证明确实是成了大问题。
    案由 20年前被诊断为精神病
    今年55岁的曹阿姨,系云南省某科研单位退休职工。她说,这几年来,她一直在为自己的“大事”奔波,就是找有关部门讨要说法,要求注销她是精神病患者的鉴定。她逢人便说自己没有精神病,但没有人相信,甚至还把她当成一个精神病患者来打发,这让她很伤心。
    原来,曹阿姨患有精神分裂症一事,是20年前在云南省精神病医院诊断出来的。根据诊断结果,1999年,家人还给曹阿姨办理了一本精神病二级的残疾证。
    拿着一叠发黄的病历,医院代理人说,1997年医院方面收治曹阿姨,程序是合法的。当时她是在父母陪同下来到医院的,而且,曹阿姨的工作单位还专门出具了相关证明。
    女儿 状告医院恢复自己名誉
    诉状中,曹阿姨坚称自己没有病,是医院方面听了父母的“胡言乱语”,又没有找邻居和单位调查核实,就错误地做出了诊断,对她的名誉损害很大。
    曹阿姨说,自从自己被“精神病”后,亲戚朋友远离了她,生活中处处抬不起头。她找有关部门讨要说法,也上访过。但是,一直没有个说法。想找律师打官司,大多当她是精神病,不愿接手案子。而愿意接的律师,要价却很高,她拿不出钱来。
    于是,曹阿姨来到盘龙区法院登记立案,将云南省精神病医院告上了法院,不仅要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还要求医院为当初的错误诊断负责,恢复她的名誉。
    昨天下午,盘龙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名誉权纠纷案。
    因为案情特殊,法院专门通知了曹阿姨86岁的老父亲,作为监护人出庭。
    法庭审理当天,曹阿姨也专门带来了自己14岁的儿子,想从侧面来为自己证明。
    法庭上,曹阿姨说起话来,思维清晰,头头是道。“我没有病,医院咋个说我有病?”曹阿姨说,她背负“疯子”骂名多年,不得已才来打这个官司的。“没有哪家单位,愿意要个精神病。”曹阿姨说,早在1979年前,父母就说她有精神病,但是她是1980年才参加工作的。当时,还是通过统一考试才进入到科研单位。如果自己是精神病,进入单位的体检等环节,就过不了关。
    父亲 出庭说女儿有精神病
    曹阿姨一直责怪父母,为什么说她是精神病。因为这个问题,曹阿姨与父亲的关系也闹僵了。
    86岁的曹爷爷坐在被告席上已经不止一次了。他说,因为女儿一直想不通,多次将他告上法庭,想要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法庭上,曹爷爷说,女儿就是有精神病,发病时,在家里吵闹,不得已,他才与老伴带着她,到多家大医院检查,都说她患有精神分裂症。1997年,女儿所在的单位研究决定后,也征得他们父母的同意,将她送到云南省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
    “是不是精神病,不是我说了算。”曹爷爷说,医院方面作出的结论,他们是认可的。为此,与女儿吵闹多次了,也打过多次官司,不想再与女儿争论了。
    医院 当初诊断就是精神病
    医院代理人当庭拿出一沓发黄的病历,向法庭进行了展示。
    代理人说,医院方面对曹阿姨的收治,程序是没有问题的。当时对她的诊断,就是从今天的医学层面上讲,也是正确的,不存在错误诊断的问题。“从当时接触她的医务人员反馈看,诊断是有据可查的。”
    “当初对她作出的诊断,是结合患者的本身情况,还有相关医学检查项目做出的。而监护人的说法,也只是一种参考。”医院方面解释,精神分裂症是有治愈可能的。这么多年了,曹阿姨的病情,也是会发生变化的。此外,关于曹阿姨的病历资料,也是严格保管的,从来没有外泄过,并没有对她的名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不构成名誉侵权。代理人说,至于说她现在是不是精神病患者,需要权威机构作出专门的鉴定。
    庭审 咋个证明是个大问题
    主审法官说,为了弄清情况,法院专门委托云南的3家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曹阿姨的病情进行司法鉴定。但是,3家司法鉴定机构都作出了“退鉴”的处理。也就是说,3家机构都不愿意为她进行精神病方面的司法鉴定。
    庭审中,曹阿姨一直说,既然现在没有一个机构,能够愿意站出来给她做个精神病方面的鉴定,接下来,她只好自己委托相关机构来做鉴定,以此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如果没有机构为我鉴定,我该如何来证明自己没有病?”曹阿姨情绪激动起来。
    主审法官安慰后表示,等合议庭合议后,再对曹阿姨进行答复。
    由于双方不愿意调解,法院将择日作出判决。
    (来源:云南网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6-02/26/content_4194165.htm 2016-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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