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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夜，为悼念1124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全国各地约51所高校，青年大学生们爆发了反对疫情防控的抗议事件。上海青年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是1989年后中国大陆的集体抗议事件里直接改变政权的最勇敢政治诉求。

11月26日夜，为悼念1124乌鲁木齐大火死难者，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武汉等全国各地约51所高校，青年大学生们爆发了反对疫情防控的抗议事件。最震撼人心的事件发生在上海，成千上万青年聚集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高喊“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这是1989年后33年来，首次在中国大陆的集体抗议事件里呐喊出直接改变政权的最勇敢政治诉求。

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后，由于中国坚持实行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成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政治招牌，导致三年来中国的经济和民生受到严重冲击，各种极端的、非人道的、难以想象的荒谬防疫措施导致次生灾难层出不穷，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绝望和渴望改变的情绪已经成为民间很大一部分原本对政治不敏感的民众的普遍情绪。

对中国的青年人来说，疫情这三年完全改变了他们的生态和心态。中国的年轻世代本来就处于深重的社会现实压力下，前几年的热门字眼“躺平”或“内卷”反映了他们在阶层固化年代的无力感，在当下内卷这个大环境下，年轻人干脆选择用躺平的方式去反抗现在的生活困境。而现在，中国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给青年带来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动辄被困家中或者学校，这种权力强制的与社会隔离经历，以及疫情控制政策带来的经济和就业情况持续低迷受冲击最大的就是青年人群体，这使他们对生活和现实既感到担忧，更感到愤怒。

持续三年的清零政策让中国青年人疲惫不堪，越来越多人感到自己的青春被越来越专制的政权给偷走了，被僵化无情的政治机器裹挟，没有经济收入，没有休闲活动，甚至没有了日常生活。对于大学生群体来说，这三年的大学生活完全是一场噩梦，没有任何的青春快乐，只有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没日没夜的封校，无穷无尽的接触不到老师同学的网课，疲倦感、沮丧感已经转化成了愤怒，以至于他们有了清醒的政治认知，感受到了在极权政体下没有自由的代价。

对一个不正常的社会来说，青年人的愤怒永远是最先于社会的。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感受是最敏感的，是最有行动力践行改变的愿望的。对成年人来说，有家有室有老有小，难免瞻前顾后，对青年人来说，无牵无挂无私无惧，有青春有热血有行动能力，所以他们从来是社会运动的第一推动力，第一主力军。从躺平走向愤怒，从愤怒走向抗争，成为青年的路径选择。

我们在此前就指出，“对习近平、中共更不利的是，习家王朝的建立，使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习近平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执政出现问题，习近平要承受一切，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出气口，对体制的愤怒会聚集到习近平个人身上，对习近平的愤怒也同样不可避免地投射到中共身上，两者以后在每一次的国家与社会的冲突、撕裂中都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呈现1+1大于2的加值效应，为未来的民主运动在社会动员上创造了条件。”

目前的社会情绪，特别是青年的社会情绪就是如是。在乌鲁木齐1124火灾后，感同身受的共情感使同在清零政策下瑟瑟发抖的民众无比的愤怒，而习近平对清零过度导致的十名民众死亡事件不闻不问却在次日对所罗门群岛发生地震致电慰问，这一切遭到中国民众发自内心的质疑：所罗门配，中国人民不配吗？

对过去十年习近平执政炮制的中国梦，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所有跟习近平相关的联想、理想都在荒谬残酷的清零政策下破产走向幻灭。对清零政策的愤怒必然聚集到对习近平的愤怒，对习近平的愤怒同样投射到选择习近平连任为独裁领袖的中共。所以在上海的抗议里青年一起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时代最强音。

政治改变需要的是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离不开社会情绪的强烈改变愿意，目前青年的愤怒与抗争在社会渴望改变的时刻率先表达了出来。而对社会来说，来自于青年的抗争是极具传染效应，青年的挣扎与勇敢切中社会脉动的共振，从而激扬起整个社会的参与。

青年的愤怒与抗争必然改变中国，一切刚刚开始。

民生观察 2022年11月27日

今天获悉：福建屏南维权人士陆祚钰母亲，自2020年11月12日、13日连续参与了两场陆祚钰的庭审旁听，亲眼见证了柘荣法院和蕉城法院严重侵犯陆祚钰诉讼权利的过程，回到屏南家中后，整整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茶饭不思，只喝米汤度日，家里人急坏了。

“我女儿陆祚钰是无罪的，我们要公正，法院应当依法保障陆祚钰的诉讼权利。”陆母说道。

好不容易最近陆母缓过来了，昨天上午她突然昏倒，躺地上起不来，半小时左右，陆妹带着女儿回家，才将她扶到床上。母亲是想到元月4号姐姐要开庭了，又担心当局这次要如何对付姐姐，压力过重了才会晕倒。

陆妹因为屏南当局自把她姐姐关押后，还是不断骚扰他们，侵犯她家的土地，无奈只得带着上中班的小女儿和父母一起轮流看守在承包地上，可怜本应该享受童年快乐生活的小女儿这学期幼儿园没去过一天。

屏南当局指控陆祚钰：1.2012年至2019年期间，因要求解决安置地，办理出让手续，查处家人被打等多次上北京、福州非正常上访；2.屏南当局截访时，陆索取3000元人民币。指控陆寻衅滋事，社会影响恶劣。

屏南当局此举“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是典型的明目张胆的打击报复！宪法第41条第2款规定：“对于公民的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现在暴力强征土地、打伤陆家人、非法截访限制陆祚钰人身自由等的相关人员未受到处理，而打击报复陆却来得这么快，还想假借柘荣司法机关之手，特别值得警惕！

不解决问题，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是当下中国的特色。

陆祚钰父母2021年的心愿是：我们家是被屏南当局构陷的受害者，多年来我们都在追求正义，我们要公正，敦请柘荣法院以事情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保障陆祚钰和辩护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当庭无罪释放陆祚钰，蒙冤者被当局关押一分钟都是罪恶。

陆祚钰被寻衅滋事案一审二次开庭定于明天(2021年1月4日)上午9点在柘荣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代理人纪中久律师。敬请关注！

2020年11月20日上午，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处20年重刑。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在推特上惊呼“好黑暗的天呀！ 强烈抗议重庆当局的这一无耻迫害诬陷行径！”

民营企业家李怀庆被如此重判，的确超出了外界普遍预估，震惊的不仅是他妻子与家人，也使整个关注民营企业界命运人士失色。因为从整个案子办理来看，重庆执法当局深文周纳蓄意构陷手段昭然。

从案件透露出来的各方信息来看，直接起因是，李怀庆在几年前加入了清华大学博士刘鹏飞创建的名为“环球实报”的微信群，后群主遭到抓捕判刑，重庆公安曾要求李怀庆出具材料举报群主，但遭到李怀庆的拒绝，因此与警方发生争执，得罪了重庆市公安局长邓恢林。随之重庆当局展开对李怀庆及其公司的打压。2018年1月24日，中共在全国发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后，李怀庆于1月31日被重庆警方以“涉黑”罪名抓捕，并于2月12日被重庆江北区公安分局以“虚假诉讼罪”逮捕。2019年1月，被重庆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以非法拘禁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同期还拘押了李怀庆公司的多名员工，并将早已离职的员工也拘押起来。李怀庆被羁押期间，遭到剥夺律师会见，亲人通讯联系等等权利，且他儿子与妻子也被拘押审问。

2020年6月8日重庆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时，李怀庆当庭控诉：“ 公安机关在提审过程中威胁我，你再不交代，我们就要把你老婆抓进来，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想怎么摸就怎么摸。还要把你的儿子也转进来，重新审讯（之前已经无罪释放）。”“为诱使我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公安机关办案人员说，只要承认了，就马上放你的员工离开。我当时心软了，我的员工都是老实人，都很好，其中还有小孩、瘫痪的母亲，我为了（他们）被迫承认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结果公安机关并没有如约执行，反而就此将我们打成了恶势力团伙，我对不起我的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公安机关为凑足证据，对案卷调查进行东拼西凑，有的所谓几百万诈骗款项，明显就是张冠李戴随意捏造。更为可恨的是，在提讯时，由公安机关从我公司拿走的原始单据，在提讯的时候还向我出示过，但在提交给法院的证据中就找不到了，因为那些证据对我有利。”—-

另据不同被告人当庭分别表示，重庆公安机关已预设情节提示的方式诱供。所有员工被捕的时候为2018年1月31日，而大多涉案内容均发生在2015年之前，所以被告人对于很多公安机关提出的“犯罪事实”均记不清楚。于是，重庆公安机关便以创造性思维，开创了预设情节提示法。他们预设情节，然后提示被告人按照预设情节做肯定的回答，并作为犯罪事实记录在案。被告人田浩甚至被威胁“你都进来了，不承认是走不掉的，你承认恐吓打人最多几个月就可以出去了”，被告人出于对自由的渴望只得承认，没想到几个月却变成了羁押2年多后的重判。

李怀庆原为重庆富华典当公司董事长，为人仗义，多年来一直资助大凉山地区的贫困儿童，也帮助家境困难的昔日战友；他是“随手公益”志愿者，多年来也参与救助尘肺病工友的“大爱清尘”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李怀庆前后捐款近三十万元。

中共当局对民营企业家、公益慈善人士李怀庆及其公司采取如此公然构陷的残酷打压，不仅显示着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肆意剥夺民营企业主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经营权、公民言论自由等等基本宪法权利，而且预报着中共在系统性地清除民营企业中信奉自由市场原则、敢于承担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有社会良心的“异类”，在大刀阔斧地整顿抢占民营企业领地，强力推展国进民退。

中共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展所谓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在艰难中得到一定的发展，一批民营企业家随之成长起来。由于民营企业在中共极权主义与国有企业挤压中生长的特殊性，民营企业主对现代自由市场经济规则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有深切忧虑，为此一些民营企业主从经济发展规律中体会到现代文明自由价值与规则的可贵，从而生发出对现代普世文明价值的认同，对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的向往，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参与到一些现代文明价值探讨行列，甚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承担社会责任。这些由经济发展而养成现代自由市场精神进而推广到对社会普世文明认知的民营企业主，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动力，然而，这却是中共极权延续的“敌人”。

极权主义赖以延续的根本是控制社会一切资源。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民营企业事实上削弱着中共对资源的控制，而民营企业主信奉的自由市场规则与极权主义掌管主导一切原则背道而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要想加固自身统治以延续特权，从中共十八大后祭出了国进民退方针，将国有企业当作“自己人”，而将民营企业当作外人，对民营企业展开全面收服与剿灭的两手清理整顿。收服，就是将那些与极权勾兑，深陷于权钱交易，成为极权奴化盘剥社会工具，且甘愿作极权的奴狗，听命于极权摆布的企业主及其企业，采取公私合营，使其全面受控于国有名义下的权力所有，达成民企的国有化。剿灭，就是对那些信奉现代市场原则，拥有普世价值理念，不甘愿甚至拒绝接受极权摆布奴役，不听命实现国有化的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彻底铲除。今天李怀庆被重判，正是中共针对民营企业的收与剿国策体现。

大家应该看到，最近两年来，中共随着统治危机的日益加深，对民营企业主打压清剿力度也在相应加大，类似李怀庆事件接连发生，如北京当局今年3月抓捕重判任志强，9月抓捕出版人耿萧男夫妇，11月拘押河北孙大午和家人及其企业高管。这一系列事件，其实贯穿着中共清剿民营企业以达成全面控制社会资源来巩固极权统治的国策。所以，今天重判李怀庆遭重判20年事件，其实预警着中共对民营企业严酷镇压的风暴劲刮，预警着中国民营企业主及其企业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0日

两年前的今天，上百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人权捍卫者、以及他们的亲属，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失联、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5个，因这场「709大抓捕」受影响人士前后多达319人。虽然大部分人士在数天内就被释放，但是很多人一直处于强迫失踪下落不明的状态，直到半年后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后才水落石出。最后被当局正式逮捕的总共24人，包括10名人权律师和14名人权捍卫者。
到目前为止，「709大抓捕」受害者被当局定罪判刑的有：

2016年8月2日，翟岩民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2016年8月3日，胡石根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016年8月4日，周世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016年8月5日，勾洪国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2017年4月28日，李和平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认罪取保的有赵威、王宇、任全牛、谢阳当等人。目前为止，还有吴淦与江天勇两人被羁押待判，而王全璋律师更是「709大抓捕」受害者唯一一位至今失踪长达两年杳无音讯生死不明。

「709大抓捕」显示了专制政权的冷酷残暴。该事件的受害者不但被强迫失踪，而且受到各种羞辱、酷刑折磨、遭受生命威胁等非人道虐待，当局意图在意志上让他们屈服，然后按照当局事先编造好的剧本去认罪、去指证他人。李和平、李姝云等律师在羁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导致肌肉疼痛、精神昏迷、视线模糊、浑身无力。谢阳律师遭受的酷刑包括吊吊椅、疲劳审讯、剥夺睡眠、认罪闭嘴、殴打、烟熏、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给看病、要求举报他人、禁止购买任何日用品等。李春富律师被秘密关押近1年半后，因为遭受到非人道虐待导致精神异常，警方被迫匆忙让其家人把他接回家。当局更大搞家属株连，吴淦的父亲徐孝顺被以莫须有罪名审判，成为要挟儿子认罪的人质。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的住所门口，被安装监视镜头，家门外每日都有被称为「朝阳群众」的秘密警察和大妈守着，每次出门都被人拦阻和跟踪。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租住的房屋房东2次被国保叫去训话施压迫搬。当局同时拒绝发暂住证，令已被小学取录的6岁女儿因证件不齐不能保留学位而失学。对家属的政治株连甚至殃及未成年人。当局对被捕者的未成年子女采用的手法有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禁止出境等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遭到辱骂、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母、孤立、当众羞辱等心理和精神折磨。

「709大抓捕」是新极权主义强化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与镇压的标志性事件。自2011年新极权主义粉墨登台后，基于对其统治前景「亡党亡国」的末世恐惧，把所有公民视为假想敌，以更刚性更强硬的专政铁腕手段对付民间社会。从镇压新公民运动、扑灭南方街头运动火焰、控制言论压制思想、缩窄社会自由空间、接连颁布钳制控制公民权利及自由的法律、取消社会自我发育等，到「709大抓捕」事件，更是显示了新极权主义的赤裸裸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本色。新极权主义通过「709大抓捕」，对「资金公募公用+公民跨区围观正面抗争+人权律师死磕」的近几年社会抗争模式进行镇压，特别是大规模防范和打击人权律师，意在切断社会抗争中关键群体的支持平台，从而达到控制冻结社会的目的。

「709大抓捕」是民间从一厢情愿的改良期盼到变革抗争的转折点。新极权主义以此彰显极端刚性后，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对民间实行全面清场以维护一党专制体制的独裁统治的意图，使民间期盼改良、互动、推动全面政治改革以实现社会转型的愿望沦落为一厢情愿的虚假希望。「709大抓捕」后，民间走向激烈的政治化对抗，「与其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以政治抗争获得自由成为民间政治反对的基点。以政治抗争塑造公民意识，实现政治参与，获得公民权利，推动政治转型，建立民间主体性，已成为民间社会抗争者越来越普遍的共识。

面对「709大抓捕」当局对民间的镇压之野蛮、冷酷、残暴，面对「709大抓捕」受难者所遭受之酷刑、羞辱、磨难，任何表面形式上的呼吁都未能正视正在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也未能正视一党专制极权统治将继续制造的人间苦难。在这两周年的今天，民生观察工作室与所有在风雨中漂泊的受难者站在一起，与自由正义站在一起。

结束专制，以抗争获得自由。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7/7/9 发布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7年6月3日长沙消息】本网获悉，昨天下午，长沙周再强等几位朋友来到长沙市第一和第二看守所，准备给“指定住所监视居住” 满半年随即被逮捕的江天勇律师存生活费，被值班民警告知看守所没有江天勇的有关信息。

据悉，近日传出消息监居已满半年的江天勇律师被长沙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前两日，江天勇的辩护律师陈进学和覃臣寿收到声称是江天勇手写的解除委托聘用文书。

6月1日下午四点 ，江天勇妹妹手持江天勇父母手写的声明在覃臣寿律师的陪同下来到长沙市公安局直属分局要求会见江天勇，被告知江天勇已被逮捕，逮捕通知书已经寄出，并出示了邮寄单据。

江天勇妻子金变玲告诉本网，丈夫被监视居住已满半年并已被逮捕，但至今为止江天勇身在何处，实在感到很无奈。

有关江天勇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陈进学覃臣寿收江天勇解聘书金变玲发声明称丈夫被胁迫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7/0601/15910.html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5/17消息：本工作室一直在关注黑龙江哈尔滨邢世库、赵桂荣夫妇的情况（本刊赴哈尔滨探访被关精神病院六年的邢世库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68/201212/2013/0615/7717.html）。邢世库2007年2月在北京上访被抓回哈尔滨后被投入了当地的精神病院，至今已进入了第九年，邢世库仍在精神病院中。
 
昨天，赵桂荣和几个朋友再次来到邢世库的现关押地————哈尔滨道外区精神专科医院。探视结束离开医院时，赵桂荣被院方发现。院方竟指使多名人员对赵桂荣进行殴打，导致赵桂荣身上多处受伤，眼、嘴都被打出血。赵桂荣报警后，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打人医院在交了一千元钱后便不再理赵桂荣。
 
赵桂荣说丈夫被关八、九年，包括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都对此进行了关注，但依然难改变丈夫的命运，自己看望丈夫为却又遭如此痛殴致伤。

被打伤的赵桂荣

我叫王明瑞，78岁，1994年在山西大同南郊区开个体诊所，1995年11月5日因抢救一危重患儿，竟给自己招来了牢狱之灾。

事情的详细经过如下：

1995年11月4日，患儿父亲杨福文带着不足两岁的患儿杨淘淘来到我的诊所，称患儿十天没治，近两天病情加重，要求本人为其治疗。因为患儿病情严重，令其转院抢救。患儿父亲不走，强烈请求在本所治疗。我勉强同意只治疗一次，嘱咐他第二天一定带患儿去大医院抢救。

1995年11月5日上午我外出办事，傍晚回诊所时患儿父亲还在诊所外等候，我坚持让他们去大医院抢救，拒绝为其诊治，但患儿父亲信心十足地说昨天用药后效果很好，请求我继续治疗，在他的苦苦哀求下，我动了恻隐之心，并且嘱咐他们明天一定去大医院治疗。

在输液治疗过程中，由于患儿哭闹，患儿母亲强行将其放平喂奶、造成呼吸道阻塞缺氧窒息死亡。

1995年11月5日晚发生医疗纠纷，我由于被患儿家属堵在了诊所里，无法外出。我让他们上报卫生局处理，进行尸检确定是不是医疗事故，他们均不同意。患儿父亲说，他们有大同副市长的亲戚，谁也不许动，就不解剖，还抢走了我的行医执照。

第二天早晨8点钟我得空用电话上报给南郊区卫生局医政科。卫生局指示由当地防保站站长刘海龙处理，刘海龙在上午9：30拿走双方按有指纹的由双方认定的原始资料三份。内有一份我的要求查明真正死因，尸检及冷冻，我愿意先承担费用，并交300元鉴定费及依法办案的说明；另一份是治疗、用药量，治疗后家长反映一切很好的证词，双方都按有指纹；还有一份是刘海龙写的用剩下的药，未吃完的苹果。这三份原始资料开庭没有出示。后来证明这些原始证据均被销毁。

11月7日下午大同市南郊区卫生局熊局长、干事、医生、护士长各一名，另外还有行政人员两人，给医患双方开会，本人坚持要进行医疗鉴定，散会时局长叫冷冻尸体，可能要解剖。在此后，患儿家属一再闹事，要求给钱了事，本人均未同意。南郊区卫生局一直没尸检，也未组织专家进行鉴定，南郊区卫生局的调解也一直停留在钱的问题上。因为违反了超过了尸检要求必须在48小时以内的国家规定（根据医疗事故鉴定条例的第十条规定：“凡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临床诊断不能明确死亡原因的，在有条件的地方必须进行尸检，尸检应在死后四十八小时以内，由卫生行政部门指定医院病理解剖技术人员进行，有条件的应当请当地的法医参加。医疗单位或者病员家属拒绝进行尸检，或者拖延尸检时间超过四十八小时，影响对死因的判定的，由拒绝或拖延的一方负责。”）本人只好请求律师及法医帮助，但被南郊区卫生局拒绝。后请电视台予以监督，也被拒绝。

南郊区卫生局未尸检，伪造了大同市南郊区医疗事故鉴定组的调查鉴定，大同市卫生局以南郊区相同的理由也出具了一份伪造的调查鉴定。

南郊区检察院在1995年12月26日拘留了我，1996年1月5日逮捕，我提供的一切证据不予采纳。

大同市南郊区检察院的张宾、赵凯逼供套供。说：“判你吧，没证据，不判吧，死者家属不干。”

96年3月18日第一次起诉，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法院定于3月29日开庭，律师阅卷后说证据不足没有尸检。4月25日退回检察院。往返数次，一直未尸检。96年5月22日我被取保候审。

1997年7月21日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下达了【（1997）南刑初字第37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枉法裁判“因被告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拘役5个月。赔偿原告8000元。”我当即要求上诉。

1997年10月20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了【（1997）同刑终字第6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以事实不清，证据不力，撤销了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1997）南刑初字第37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并发回大同市南郊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1998年6月3日，大同市南郊区法院仍然依照南郊区卫生局出具的大同市南郊区医疗事故鉴定组，大同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伪造的调查鉴定结论下达了【（1998）南刑初字第3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仍然维持了原有判决。“因被告犯重大责任事故罪，判拘役5个月。赔偿原告8000元。”

令人奇怪的是，原来发回重审的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竟在1998年7月28日下达了【（1998）同刑终字第4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维持了南郊区法院的判决。我向山西省高院申诉但山西省高院拒收材料，让继续找大同中院（我们曾走访了南郊区、大同市各有关部门无人过问， 96年9月6日去了山西省检察院，有函致大同市中检控申处，中检控申处将省函及控告材料全部转到南郊区检察院，仍不解决。96年9月26日去北京最高人民检察院上访。北京有函，交山西省检察院，要其调查处理。山西省检察院控申处处长说：已给你下函，下面不执行，我就是包公没人支持也不行），大同中院驳回了申诉。

大同市和南郊区卫生局等毁灭证据，捏造事实，陷害当事人，制造冤案。

20年来我们往返于山西省大同市、太原市、北京之间。

2014年11月，我们到北京见到了山西高院驻最高院的工作组，答应把案件反馈给大同中院，11月13日，我们到了大同中院，接待的人答复说：“会认真办理此案”，让在家耐心等待。我们请求复印一份刑事案卷，大同中院一直未同意，案件至今也没有解决。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我相信山西省公检法机关能主持公道，让我在有生之年能等到事情水落石出，冤案得以昭雪的那一天，只是渴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也请大家拭目以待！

王明瑞电话：13134708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