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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年轻世代在中国梦破灭时代的困境与焦虑

    9月10日,中国电商网红李佳琦在直播中质疑网民“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引起舆论海啸,受到网民一面倒的口诛笔伐。李佳琦事件的出现背后有相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情绪做支撑,李佳琦的粉丝几乎全为年青人,在经济下行、消费乏力的当下,佛系、躺平与内卷为主,中下层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迁几乎不可能,对于在这个高压时代艰难谋生的年轻世代来说,李佳琦的话无疑深深刺痛了他们,自然成为民众的出气筒。

    李佳琦事件显示了在中国梦破灭时代年轻世代的困境与焦虑。2023年,是中国繁华落幕的开端,中国人正在为中共的极权主义付出沉重代价,而年轻世代在这场社会危机中受伤最深,失去对生活的渴望,失去对人生的热情,对未来看不到出路,积怨尤重,逃避、不满、幻灭乃至绝望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于是每一次的恶性社会现象都成为刺激他们情绪的“放大器”,从董小姐肆无忌惮的宣称“别人奋斗的终点,是她的起点”到李佳琦的“有没有认真工作”激起的舆论海啸,莫不如是。

    曾几何时,这个被称为“Z世代”的群体呈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不像于他们父辈身处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的时代,他们赶上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出生于享受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开放”红利的时代,作为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被党国的严密意识形态控制和消费主义双重洗脑,既渴望彰显特立独行,标签鲜明的个性,又为“厉害了我的国”民族主义叙事所影响,醉心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大都成为坚定的“小粉红”。

    “Z世代”的国家认同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息息相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此成为中共重塑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观念推向高潮。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封闭、狭隘、极端的价值观,在意识形态洗脑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世代也被此所塑造,敌视普世价值观念,“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不断冲击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底线。

    享受了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红利而产生的“中国梦”固然“正当化”了中共在内政、外交上的极端行为,同时也因其极端性而不断失去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红利,红利的丧失带来内部深刻的不满,使“中国梦”失去“合法性”。所以“中国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破灭的下场。

    疫情三年是中国年轻世代“中国梦”破灭的开始。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动态清零”政策而衍生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极端封控措施使年轻世代目瞪口呆,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国家认同。极端封控下致经济发展受阻,年轻世代不但动辄被困家中或者学校,而且就业空间收缩,给青年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他们对生活和现实既感到担忧,更感到愤怒。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疫情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年轻世代突然间发现以前所憧憬的那一切都不在了,“中国梦”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恶梦,疫情三年没有任何的青春快乐,只有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没日没夜的封校,无穷无尽的与社会隔绝,拼命地往上生长,却免不了被割韭菜的命运。

    2022年底,清零政策在人民反对的怒吼声中终于收场了,然而“中国梦”带来的恶性后果刚刚开始,西方与中国脱钩,资金、技术、市场急速远离中国,经济举步维艰,青年人就业困难,独裁体制下又使社会流动渠道越发狭窄,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成为“中国梦”的祭品。

    今年8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数据: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3%,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官方迅速决定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为了掩耳盗铃,当局甚至发明了一个“慢就业”的新名词。而据中国知名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7月报告估算,中国实际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46.5%。这显示了中国的年轻世代在这个中国梦破灭时代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梦想幻灭,年轻世代现在是“躺不平,卷不起”,只能“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以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来作为韭菜们无声和无奈的反抗。今年“人矿”一词爆红,把人矿定义为: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养20年医院,从生下来就被当作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一辈子被剥削、压榨套取利益,最后还被买卖人体器官,是为终极“韭菜”。这是中国年青人向这个世界传递出的在这个中国梦破灭时代年轻世代的人间悲歌。

    从理想的高耸入云到现在的卑微如尘埃,中国年轻世代的幻灭本身就对中共政权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对人生失望对社会失望往往是愤怒的起点,而这愤怒又经常是反抗的第一步。中国社会未来因此而如何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民生观察2023年9月20日

  • 美国年轻人群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现状

    尽管对年轻人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顾虑不断上升,美国抗精神病药物在年轻人中应用的趋势和模式尚未明确。
            2015年7月1日,JAMAPsychiatry杂志在线发表了美国年轻人群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现状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MarkOlfson博士及其同事完成,描述了美国年轻人群中的抗精神病药处方模式,重点关注年轻人群的年龄和性别。
            研究指出,2006年~2010年,抗精神病药的使用在13~24岁的年轻人中增加,但在12岁以下年轻人中下降。13~18岁的使用率最高,尤其男性,临床诊断主要为控制冲动及攻击行为,而非精神病性症状。
            研究者回顾了IMSLifelinkLRx纵向处方数据库2006年(n=765,829)、2008年(n=858,216)和2010年(n=851,874)有关抗精神病药处方的数据,以及2009年医疗理赔数据(n=53,896),所涉及的患者年龄为1~24岁。IMSLifelinkLRx纵向处方数据库包含了美国将近60%的零售药房。
            结果显示,2006年~2010年,1~6岁儿童使用抗精神病药的比例从0.14%下降至0.11%,7~12岁儿童的使用比例从0.85%下降至0.8%,13~18岁青少年的使用比例从1.1%升高至1.19%,19~24岁年轻成人的使用比例从0.69%升高至0.84%。
            2010年,男性被处方抗精神病药的可能性高于女性,尤其是儿童及青少年:1~6岁为0.16%vs.0.06%,7~12岁为1.20%vs.0.44%,13~18岁为1.42%vs.0.95%,19~24岁为0.88%vs.0.81%。
            2010年,1~6岁儿童由精神科医师开具抗精神病药处方的比例低于其他年龄组[57.9%vs.(70.4%~77.9%)],使用抗精神病药治疗的1~6岁儿童中,大约29.3%接受1种或1种以上由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医师开具的处方。
            另外在2009年,使用抗精神病药的年轻人中因精神障碍申请医疗理赔的最常见诊断为注意缺陷/多动症(1~6岁52.5%,7~12岁60.1%,13~18岁34.9%)和抑郁(19~24岁34.5%)。
    (来源文献:http://archpsyc.jamanetwork.com/article.aspx?articleid=2339963  201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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