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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日晚，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结束。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近八成选民赞成新的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解除总统任期限制引人关注。舆论认为，现年67岁的现任总统普京可在2024年继续参选，并在当选后一直连任至2036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81.3节规定，即限制同一人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的任期，不包括修正案生效之时曾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或）正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任期数量，并不妨碍在该修正案生效之时曾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或）正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的人参加总统选举。普京此前曾明确表示支持让其总统任期重新归零的提议，如果全民公投通过该提议且宪法法院不反对，他有可能再次参加总统大选。

如果有证据证明普京利用其权势地位及影响，对此次俄罗斯修宪产生了任何影响，毫无疑问，普京有责任回避下一届总统选举，否则参加由自己参与制定规则的一场选举游戏有违宪政精神。普京自2000年担任俄罗斯领导人至今已统治俄罗斯超过20年，如果普京通过修宪的方式谋求继续连任无异于一种变相的终身制。臭名昭著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朝鲜金家王朝无论萨达姆还是金正恩都曾在强权操控下进行的所谓选举中得票率达到100%。如果不是萨达姆悍然吞并科威特、金家王朝对邻国的核讹诈与核威胁，国际社会恐怕没有人真正关心伊拉克及朝鲜境内长期发生的暴政及种种反人类罪行。伊拉克与朝鲜也绝非个例，一段时期以来，所谓文明世界对一系列反正义、反人道、反文明的现象习以为常陷于集体无意识。有外交辞令者，有你来我往做生意大发其财者。长久以来，西方国家缺乏对民族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兴趣，甚至短期来看，专制国家的存续客观上为其提供了更加廉价的自然资源、商品、劳力以及种种便利，这势必造成人类社会不断比下线的现象发生。从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伊朗神权政体、沙特世袭王权、东亚、中东、北非等形形色色独裁政权在世界上的持续影响以及其广阔的市场来看，与狼共舞成为世界秩序的常态惯例。各国政要也总能找到一些地缘政治、战略格局、历史及现实利益的理由，人类社会不觉陷入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当中。

没有一个独裁者不寻求终身制，没有一个终身统治者不是独裁者。权力终身制不仅造成对被统治人民的全面奴役与压迫，对于当权者自身的侵蚀与毒害也是超乎想象的。寻求终身制者无异于作茧自缚，权力成为目的本身让其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其所作所为不仅为本国人民带来种种人道灾难，势必对他国及世界构成潜在威胁。正如萨达姆、金正恩们一样，极权没有边界对内无限控制与对外无限扩张正是其本性。

202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75年前二战结束联合国建立伊始，各国先贤们，没有单单沉浸于战胜法西斯走出至暗时刻的巨大喜悦之中，一代人汲取历史教训憧憬美好未来以极大的热情勇担人道使命。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的出世铭记着那一代政治精英的理想主义情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一时之间高张于整个世界。

二战结束75年来，理想主义、人道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击穿。历史的教训在于，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理想主义、抽象的信念无法战胜具体的现实利益。精致的利己主义政客可以找到种种借口乃至娴熟利用规则上的缺憾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人无可指责。魔鬼往往装扮成天使的样子，现实并未像福山预计的那样发生，历史远未终结。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善与恶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在升级延续。人类文明如果不勇于向善的方向升级奋发注定将向恶的方向堕落毁灭。

75年后的今天，极权主义的挑战或将卷土重来，从全球化、信息化到人工智能、大数据无疑将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福兮祸兮？信仰、制度、文化方面的重构无可避免。重申普世价值再一次凝聚文明共识迫不及待。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的自由、尊严、文明乃至民主作为一个整体的无可分割性，重要的不仅是在文化理念上，在其基础上亟需形成普世文明规则具体的文明机制、行动准则，这一系统化的超主权普世文明机制必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安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制度及伦理的各个方面建设。彻底改变以往的状况：联合国似乎是这样一个场域，对人道主义事业承担者、对人类长远利益关切者、对世界道义担当者只能凭着良心道德觉悟做事，并无更多话语权和资源即缺乏这方面的具体机制给予支撑，事实上道义担当者从来都是受累不讨好的角色，联合国主要作为一个外交表演的场合或政治利益讨价还价的手段。对于人权、环保、普世文明以及人类长远发展利益几乎毫无有效的奖优罚劣的利益机制。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民自古向往文明与进步，他们像所有爱好和平崇尚文明的国家族群一样，在今天21世纪文明进程中，不会接受和喜好任何国家的终身制独裁者，这一点早已为一百年多年前其反对帝制争取共和对袁世凯复辟专制的那场伟大历史斗争所证明。

无论一国还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前景，归根到底取决于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的较量，二者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不是一两次而是千百次、无数次的较量，人们对于自由、文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人性的普遍欲求决定了文明战胜野蛮、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趋向。

2020年7月1日晚，俄罗斯宪法修正案全民公投结束。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近八成选民赞成新的宪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解除总统任期限制引人关注。舆论认为，现年67岁的现任总统普京可在2024年继续参选，并在当选后一直连任至2036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81.3节规定，即限制同一人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的任期，不包括修正案生效之时曾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或）正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任期数量，并不妨碍在该修正案生效之时曾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或）正担任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的人参加总统选举。普京此前曾明确表示支持让其总统任期重新归零的提议，如果全民公投通过该提议且宪法法院不反对，他有可能再次参加总统大选。

 

如果有证据证明普京利用其权势地位及影响，对此次俄罗斯修宪产生了任何影响，毫无疑问，普京有责任回避下一届总统选举，否则参加由自己参与制定规则的一场选举游戏有违宪政精神。普京自2000年担任俄罗斯领导人至今已统治俄罗斯超过20年，如果普京通过修宪的方式谋求继续连任无异于一种变相的终身制。臭名昭著的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朝鲜金家王朝无论萨达姆还是金正恩都曾在强权操控下进行的所谓选举中得票率达到100%。如果不是萨达姆悍然吞并科威特、金家王朝对邻国的核讹诈与核威胁，国际社会恐怕没有人真正关心伊拉克及朝鲜境内长期发生的暴政及种种反人类罪行。伊拉克与朝鲜也绝非个例，一段时期以来，所谓文明世界对一系列反正义、反人道、反文明的现象习以为常陷于集体无意识。有外交辞令者，有你来我往做生意大发其财者。长久以来，西方国家缺乏对民族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兴趣，甚至短期来看，专制国家的存续客观上为其提供了更加廉价的自然资源、商品、劳力以及种种便利，这势必造成人类社会不断比下线的现象发生。从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伊朗神权政体、沙特世袭王权、东亚、中东、北非等形形色色独裁政权在世界上的持续影响以及其广阔的市场来看，与狼共舞成为世界秩序的常态惯例。各国政要也总能找到一些地缘政治、战略格局、历史及现实利益的理由，人类社会不觉陷入一场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当中。

 

没有一个独裁者不寻求终身制，没有一个终身统治者不是独裁者。权力终身制不仅造成对被统治人民的全面奴役与压迫，对于当权者自身的侵蚀与毒害也是超乎想象的。寻求终身制者无异于作茧自缚，权力成为目的本身让其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其所作所为不仅为本国人民带来种种人道灾难，势必对他国及世界构成潜在威胁。正如萨达姆、金正恩们一样，极权没有边界对内无限控制与对外无限扩张正是其本性。

 

202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5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75年前二战结束联合国建立伊始，各国先贤们，没有单单沉浸于战胜法西斯走出至暗时刻的巨大喜悦之中，一代人汲取历史教训憧憬美好未来以极大的热情勇担人道使命。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的出世铭记着那一代政治精英的理想主义情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一时之间高张于整个世界。

 

二战结束75年来，理想主义、人道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击穿。历史的教训在于，自由从来不是免费的。理想主义、抽象的信念无法战胜具体的现实利益。精致的利己主义政客可以找到种种借口乃至娴熟利用规则上的缺憾达到自己的目的让人无可指责。魔鬼往往装扮成天使的样子，现实并未像福山预计的那样发生，历史远未终结。即使在民主制度下，善与恶的较量无时无刻不在升级延续。人类文明如果不勇于向善的方向升级奋发注定将向恶的方向堕落毁灭。

 

75年后的今天，极权主义的挑战或将卷土重来，从全球化、信息化到人工智能、大数据无疑将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福兮祸兮？信仰、制度、文化方面的重构无可避免。重申普世价值再一次凝聚文明共识迫不及待。尽管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的自由、尊严、文明乃至民主作为一个整体的无可分割性，重要的不仅是在文化理念上，在其基础上亟需形成普世文明规则具体的文明机制、行动准则，这一系统化的超主权普世文明机制必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司法、安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制度及伦理的各个方面建设。彻底改变以往的状况：联合国似乎是这样一个场域，对人道主义事业承担者、对人类长远利益关切者、对世界道义担当者只能凭着良心道德觉悟做事，并无更多话语权和资源即缺乏这方面的具体机制给予支撑，事实上道义担当者从来都是受累不讨好的角色，联合国主要作为一个外交表演的场合或政治利益讨价还价的手段。对于人权、环保、普世文明以及人类长远发展利益几乎毫无有效的奖优罚劣的利益机制。

 

中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片古老土地上的人民自古向往文明与进步，他们像所有爱好和平崇尚文明的国家族群一样，在今天21世纪文明进程中，不会接受和喜好任何国家的终身制独裁者，这一点早已为一百年多年前其反对帝制争取共和对袁世凯复辟专制的那场伟大历史斗争所证明。

 

无论一国还是整个世界的未来前景，归根到底取决于两种意志的较量，即和平民主意志与暴力专制意志的较量，二者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进行不是一两次而是千百次、无数次的较量，人们对于自由、文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人性的普遍欲求决定了文明战胜野蛮、光明战胜黑暗的历史趋向。

连日来，山东接连爆出农村贫寒子弟参加高考获录取后而被他人顶替上大学的事件，山东省为此在全省展开对顶替上大学情况的调查，目前已公布查到242名顶替上大学的案例，而另有江苏爆出，有近千人冒名顶替参加高考情况。类似山东江苏等地高考存在的违法侵权舞弊事件，应该在中国各省都会存在，只是其他省市目前尚未揭露出来而已。

中国高考制度是号称世界最严，对固化的中国阶层唯一尚保存一点公平竞争与改变命运机会的制度。然而，如此的制度从今天揭露出的舞弊情况来看，业已完全失守，即也丧失了基本的公平竞争与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通道机能。这就力证出中国制度性溃败的严重与彻底，中国公民基本教育权、生存权、发展权被阻碍、剥夺的严重程度。

据中国大陆媒体披露，2020年5月21日，山东冠县陈春秀参加完成曲阜师范大学成人高考后，在学信网上查询学籍信息时，意外地发现自己竟已经“上过一次大学”。网站显示：陈春秀于2004年9月1日，曾在山东理工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专科）入学就读，离校日期为2007年7月1日。2020年5月26日，山东理工大学招生处工作人员向陈春秀证实，她的学籍被同县考生陈某某顶替使用。之后，陈春秀辗转多个部门求证此事经过。在引起借古讽今关注后，学校表示已将冒名顶替者的学历信息注销。

网络近日更爆出，：1997年6月，山东济宁市实验中学尖子班的高三学生苟晶高考落榜；1998年复读，明明平时成绩优秀，高考前摸底考还是全区第四名，结果依然低分落榜。一个多月后，她收到了湖北黄冈一所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是一所“野鸡学校”。

苟晶在微博发文称，1997年自己拿到的高考成绩是假的，班主任老师让他的女儿顶替自己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班主任的女儿毕业后，在济宁一所中学教书，任后勤部老师。至于1998年录取自己的那所学校，她根本没有填过志愿。

高考被冒名顶替上大学在中国不是新鲜事，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爆出过类似事件。然而，类似山东如此频繁爆出顶替上大学事件，的确还是第一次。为此山东教育部门被责成在全省对大学展开调查，结果公布出来竟然多年来有242起顶替上大学案例。相信在中国这种制度下，山东这个调查数字不会是客观准确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伴随山东追查顶替上学事件热浪，6月26日，一认证信息为知名历史博主、拥有137万粉丝的大V账号“盘子微谈”发布微博称，“寒门子弟被有钱有势的人顶替这事儿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大批量出现了，仅江苏灌南一个县就发现千名贫家子弟学籍被冒顶”。

由此可见，中国教育领域号称最公平公正的高考制度已经完全失去了公平公正性，也已成为权贵肆意剥夺权利，借以谋取名利的场所。

在频繁爆出如此严重的教育腐败事件后，网络舆论斐然，但人们反思仍多只是针对教育高考与录取层面的程序机制不完善问题，而没有从中国制度性崩溃与人权毫无保障角度来阐释。事实上，中国教育今天爆出如此触目惊心的腐败侵权问题，完全是极权制度下权贵肆虐的必然反映，没有任何可奇怪的。

人类极权政体就是造就社会极端不公的等级特权政体，以特权来管控与赎买全体国民，在此情况下，极权腐败渗透毒化社会所有肌体，让社会不会存在任何丁点公平正义与法治人权。所以，社会中不会有任何一个部门与领域能够得到所谓的独善其身。教育自然也不能例外。而高考当然也只是权贵愚弄蚕食的对象。从中共统治70年的历史来看，权贵子弟不仅可以公然进入各种名校，如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孙子，可以上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众多所谓高干元老的子孙，可以任意在中国挑选大学就读。这种特权是公开的，从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就实行的。至于地方上没有达到高干可以随意上大学的权贵们，那就通过途径来冒名顶替。从目前爆出来的情况来看，这种冒名顶替上大学，绝非一人一部门所能为，必是系统性多部门协调合作而成。可见，这种剥夺人教育权，将人人生命运肆意掳掠的行径，是长期的系统性的制度性犯罪。而多年来早已陆续爆出过顶替上大学，但均没有得到全局性追查整治，甚至屡屡不了了之，也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系统性腐败事实上是极权统治下权贵腐败的自留地，是受到制度性保护的。

在中国等级森严的制度设置下，高考对于农村贫寒学子改变命运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然而，如此事关一个人人生命运的大事，在权贵眼里不过是一个道歉与解除聘用来应对。而中国封建时期，科举腐败那是要斩头下狱的。就是国民党时期，清华大学校长的孩子想上清华大学因成绩不够都不可能。而中共极权统治占领大陆后，摧毁了大陆一切价值与准则，一切行事皆以极权统治特权需要为原则，肆意将所有社会道德法制准则抛弃，使高考都成为它们粉饰统治的附庸，而丧失选拔培养人才的公平正义机能。

中国高考顶替上大学舞弊事件，再次向世界昭示了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方净土，一切都是权贵肆虐蹂躏的对象，公民基本的教育权、改变命运的生存发展权，都是毫无保障的。中国人民要想获得生存发展机会，要想拥有公平正义的竞争，就必须结束极权主义，开启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

民生观察 2020年6月29日

我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现在应对传染病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大批人员辛苦坚守岗位，许多医护、公务员殉职。但是不能“一俊遮百丑”，不能无视应急处置中的错误、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认同依法治国，要求“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武汉殉职医生李文亮也说过：“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规定：“律师应当”“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北京市律师执业规范》规定：“法律赋予律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特殊社会责任”。因此，本律师把不同于歌功颂德的本文发表在网络。

中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提行政赔偿，似乎在“战”疫期间不合时宜。但是强调行政的法律责任能够提醒各级官员依法行政、尽责行政。赔偿金的提出，定有网民评论道：“防疫让政府财政紧张了，不要雪上加霜”。可是，请不要忘记中国政府历年来的对外无偿援助和贷款减免，不要忘记各级政府的三公开支金额。也许，政府少盖些办公大楼就足以支付行政赔偿金了。

一.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如下一项或多项明显的违法行为

（一）让集中隔离人员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防治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应对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政府可以”“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

因为集中隔离是政府行为，所以，上述的“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不仅是政府“可以”做的，而且是必须做的。

“提供生活保障”意味着由政府负责被隔离人员的“衣食住”，而不是应对法第四十九条所述的“保障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提供生活保障”显然不是指让被集中隔离人不得不购买政府安排供应的商品和服务。

当然，居家隔离不同于政府集中隔离，一般居家费用自负。

（二）违法封锁疫区或封锁大中城市

防治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甲类传染病疫区实施封锁；但是，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或者封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以及封锁疫区导致中断干线交通或者封锁国境的，由国务院决定”。

在没有宣布城市为疫区的情况下，就擅自封锁城市，属明显违反法定程序。

封锁武汉之类的大、中城市，应由国务院决定。大、中城市地方政府擅自自行封锁的，当属违法。

（三）没有宣布或没有及时宣布哪些区域为疫区

防治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甲类、乙类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宣布本行政区域部分或者全部为疫区；国务院可以决定并宣布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疫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在疫区内采取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紧急措施，并可以对出入疫区的人员、物资和交通工具实施卫生检疫”。

现以“宣布疫区”为关键词进行初步网络搜索，没有发现政府正式宣布某某行政区划为疫区的公告。

也就是说在没有宣布哪些行政区划为疫区的情况下，政府就在行政区划内采取了防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紧急措施。

（四）非法扩大集中隔离人员的范围

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

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

显然，来自传染病高发区或疫区的人员不等于是“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

因此，地方政府超过法律规定范围、将来自外地或传染病高发区或疫区的人员一律集中隔离、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是违法行为。

（五）对特定场所隔离、对特定区域人员隔离，没有遵守法定程序。

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并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即时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目前新闻报道、网络信息鲜有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实施隔离措施、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之类的信息，由此可见，相关政府隔离措施违反法定程序。

（六）非法“劝返”

“劝返”不是法律术语，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在道路关卡、机场进行交通卫生检疫时，发现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确应依法收治或隔离；当然应阻止或限制人员进入疫区；也当然应拘留在封锁疫区后擅自逃离疫区的人员。但是，对不属上述情形的，不能侵害公民在祖国大地上的自由通行权，不能“劝返”。

防治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发生甲类传染病时，为了防止该传染病通过交通工具及其乘运的人员、物资传播，可以实施交通卫生检疫”。

《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第六条规定：“交通卫生检疫措施：……（二）对检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和与其密切接触者，实施临时隔离、医学检查及其他应急医学措施”……

因此，显然不能将“交通卫生检疫”理解为“劝返”。

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

“你，来我地盘的人不听我劝返，我就集中隔离你”，这是以防疫为借口的暴力威胁。

“我不仅要隔离你，我还要你自己承担”隔离费用””，这是以防疫为幌子的敲诈勒索。

（七）封锁城市或社区后，没有依法“保障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没有“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致使食品等价格暴涨。

应对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七）保障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八）依法从严惩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制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

因为封锁城市或社区是政府行为，所以，上述的“保障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不仅是政府“可以”做的，而且是必须做的。

（八）没有依法保护非传染病危重症病患的生命健康

宪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保护人民健康”。

防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供应单位应当及时生产、供应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铁路、交通、民用航空经营单位必须优先运送处理传染病疫情的人员以及防治传染病的药品和医疗器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做好组织协调工作”，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传染病诊断标准和治疗要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传染病医疗救治能力”。

应对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可以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应急处置措施：（一）组织营救和救治受害人员，疏散、撤离并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

但是，没有法律规定对传染病患者的救治优先于通常危重症病患的救治，且应对法第四十九条还规定：“采取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件的必要措施”。

由此可见，部分地方政府乱作为、不当关闭或减少正常门诊导致非传染病危重症病患就医难，属于政府违法行为。

（九）对在非人群聚集地、空旷场地、空旷道路未戴口罩公民非法滥施处罚

首先，没有法律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公民外出必须时刻佩戴口罩，其次，没有政府正式公告称公民外出必须时刻佩戴口罩（如武汉市政府通告仅是市民戴口罩方可进入公共场所），再次，政府没有为公民无偿配发适量的口罩，因此，政府无权对非公共场所未戴口罩的未患病公民施以处罚。非人群聚集地、空旷场地、空旷道路不用戴口罩，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指导意见，不应受罚。

（十）以防疫名义非法侵入公民住宅

宪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没有法律规定可以防疫名义进入公民住宅。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后，打砸公民的麻将桌等财物，更是明显违法。

（十一）以防疫名义拒绝户籍地在传染病高发区或疫区的人员进入自己的住宅、自己居住地小区、村庄

应对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进行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协助维护社会秩序”。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卫生应急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街道、乡镇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力量，团结协作，群防群治，协助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向居民、村民宣传传染病防治的相关知识”。

显然法律条例没有授权村居民委员会在应急时有无限自治、狭隘自保权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居民公约的内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居委会、村委会应当“协助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的分散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发现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确应依法由政府收治或隔离；也当然应阻止或限制人员进入疫区。但是，对不属上述情形的，不能侵害居民在社区、村居的自由通行。

综上所述，基层工作人员不得以防疫和居民自治、村民自治为由阻止户籍地在传染病高发区或疫区的人员进入自己居住地社区、村居。

物业服务公司人员更无权阻止业主自由通行。

被非法阻止的公民，有权寻求警察保护。警察应保护公民进入自己的合法住所。警察对胆敢继续阻止的，以妨害公务论处。警察不保护、不处罚的，属于公安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十二）应急行政主体不当

防治法规定防疫应急时的行政主体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应对法规定应急时的行政主体为：“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

卫生应急条例规定防疫应急时的行政主体为：“国务院设立全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成立地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而目前政府的应急机构/平台名称为“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各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等。

各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常由中共地方党委书记担任“指挥长”。

那么各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到底是政党的临时机构，还是政府的临时机构？

政党的地方领导人、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担任地方应急行政机构负责人，合适吗？

可以无视防治法、应对法、卫生应急条例设立前所未有的“疫情防控指挥部”吗？

倘若“疫情防控指挥部”仅仅是政党机构，那将不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主体，将不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的被告还得是政府或其部门。

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没有及时向社会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信息，属违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向社会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必要时，可以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信息。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全面”。

因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依法应当及时、准确、全面地向社会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

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2020年1月24日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于2019年12月1日发病。

2020年1月5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称：“在59例患者中，病例最早发病时间为2019年12月12日”。

2019年12月31日以高福为首的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赶赴武汉。

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发布《武汉市卫健委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况通报》。

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1月5日发布疾病暴发新闻《不明原因肺炎—中国》，称“截至2020年1月3日，中国国家当局总共向世卫组织报告了44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患者”。

国家卫健委网站于2020年1月11日发布《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关于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情况通报》（系网站“疫情通报”栏目的第一篇文章）。

国家卫健委2020年1月11日转发武汉市卫健委疫情通报，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相关疾病暴发新闻六天之后。

综上所述，国家卫健委向社会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不仅不及时，且行文形式明显不合法。

国家卫健委主任应当引咎辞职。

三.政府赔偿的法律依据

（一）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第三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人身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三）以殴打、虐待等行为或者唆使、放纵他人以殴打、虐待等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五）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四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有下列侵犯财产权情形之一的，受害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一）违法实施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的；（二）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的；（三）违法征收、征用财产的；（四）造成财产损害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一）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二）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三）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第二条第二款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第三条第二款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第六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世界人权宣言》

第八条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

（二）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行政侵权主体、行政侵权行为、行政侵权结果、侵权结果和侵权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通常，违反法律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且实际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构成行政侵权行为。

四.退一步讲，即便政府不承认违法、不承认存在行政侵权行为，那么，政府也应当就防疫应急给当事人造成的实际损害，进行合理补偿。

（一）行政补偿的法律依据

应对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受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区遭受损失的情况，制定救助、补偿、抚慰、抚恤、安置等善后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妥善解决因处置突发事件引发的矛盾和纠纷”。

（二）“行政补偿的理论依据

(1)公平负担理论。在民主、法治社会里，人人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同时人人亦应平等分担社会负担。如果个别或部分公民为社会承担了特别的义务或受到了特别的损害，国家即应给予他们特别的补偿，以将个别或部分人因公共利益受到的损失转由全体公民分担。因为国家补偿金来源于税收，而税收取之于全体纳税人，从而实现公共负担平等分担。

(2)结果责任理论。即无过错责任理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只要其合法行为给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均应对行政相对人的损失予以补偿。

(3)危险责任理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使行政相对人权益处于某种危险状态之中，其即应对相对人因此可能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

五.政府应对建议

应急、防疫、抗“疫”等均不是废止现行法律、条例的理由；应急、防疫、抗“疫”等也不是政府违法行为或行政不作为的免责事项。

政府应正视问题。国家应当依法解决公民的合理诉求。

笔者是2008年三聚氰胺问题奶粉受害者代理律师，亲历组织共同诉讼、立案、出庭、等待宣判、信访、为维权代表刑事辩护、非诉调解等维权全过程。

前述维权民事起诉，立案难；立案后开庭更难；开庭后律师未见判决。

对前述受害群体的维权，法院、政府没有依法处理。受害群体至今没有停止悲鸣。而国产奶粉产业并没有因为国家的强势保护而快速修补信誉。“2008年后国产奶粉市场份额快速下滑，由2008年的70%锐减到2015年的30%，在2015、2016年出现负增长”，近年来国产奶粉才“受多因素利好，强势回暖”。

总之，若不依法解决受害者的合理诉求，国家将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

国家的真正强大、厉害，应以民为本，以法治为本。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是维护公平正义。

因此，建议：

（一）加快行政补偿立法，可先由国务院颁布《行政补偿条例》，使疫情结束后的政府补偿有章可循。

（二）鼓励受害民众和企业接受政府补偿；但不强迫接受政府补偿。

（三）创设行政纠纷中立评估机制，化解矛盾。

（四）许可不接受政府补偿的受害者申请行政赔偿或提起行政诉讼。

（五）不干预社会律师代理相关索赔案件。

（六）保证政府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力量，支持受害者提出合理诉求。

（七）行政赔偿案件审判全公开，真正接受人民监督。

最后，向抗“疫”一线医护、向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维持国民经济运行的全体劳动者致敬！

【本文作者系北京市执业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法系1997届本科毕业生；并非行政法学者、行政诉讼专业律师，但凭母校教育法学功底仓促撰写本文。文章若有错误，敬请法学专业、政府管理专业、应急管理专业学界、实务界专业人士指正。联络邮箱：13901322991@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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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底，作为中国现执政党的中共召开了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声称要“建立党内监督体系”，启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战略、新思想、新举措。日前，外交部官网领导栏进行了更新，十八届中央纪委委员谢杭生正式出任中央纪委驻外交部纪检组长。在其简历底部，特别注明的“已婚，有一子”颇为亮眼，这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外界至所以关注，一方面是人们不自觉地把这事与六中全会联系了起来，二是人们认为中国官员个人信息公开又进了一步。但我们不得不非常遗憾地指出，这个举动的公开程度远远不够，不是制度性的推进与突破，而仅仅是一起个案。其实从2013年起，外交部部长助理以上的主要官员就都公布自己的婚育情况。此次谢杭生的婚育信息公开，也沿袭了其“传统”。更早在2012年，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履新一个月之际，新华社就连续3天播发了现任领导人的个人经历与家庭情况。
 
从公开内容来看，婚育状况只是个人的一个基本状况，而公开个人财产状况才是反腐的利器。在我国，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早在1987年就已经被提出，至今已三十年了。但依然处于试水状态，一个统一、完备、系统性的制度建设尚未形成，实质性的官员个人财产申报与公示行动并未展开，只是在个别地方、个别时间碎片化地出现过。
 
作为全世界通行的一种有效的反腐制度，包括普京治下的俄罗斯都在执行异常严格的财产公示制度和限制官员海外财产，为什么中国就这么难？为什么数十年就干打雷不下雨？其实这是信心不足、勇气不够的表现。
 
不敢启动以财产公示制度为核心的官员个人信息公开制度，最主要的顾虑是害怕大面积曝光中共官员的个人财产后，会让当局颜面丢尽，信用破立，“搞乱”社会，危及既得利益与江山统治。
 
不愿意启动以财产公示制度为核心的官员个人信息公开制度，是继续专制统治的思维方式，不愿意接受外界的监督与制约，唯我独尊，相信党内运动式的反腐就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其实，中国官场的贪腐状况，老百姓心里早有数，“无官不贪”是他们的口头馋。把已有的腐败曝光，老百姓感到更多的是你反腐的决心，他们会给你更多的是掌声与支持，而不是否定与反对，你因此将赢得更多的合法性。完全想自己管住自己，是不符合人性的。有了外界的各种监督制约，如社会、媒体、公民、网络等，才是有效遏制腐败的制度性因素。
 
换一种思路海阔天空，执政当局需要的是更积极、更开明的思想与更大胆的行动。你不是说你是在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你还怕向人民公开信息？你有八千多万党员、掌控数百万军队，你还怕什么？
 
我们呼吁执政当局增加自信，拿出勇气，立即全面实行官员个人信息公开制度，这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统治集团自身的长远利益。
 
民生观察 2016/11/14发布

10月31日，武汉被羁押待审的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代理律师马连顺到武汉第二看守所会见了秦永敏。秦永敏说他妻子赵素利至今未有消息，他非常担心她的处境。秦永敏表示，如见不到妻子，他将拒絶出庭。
 
2015年1月9日，秦永敏被武汉巿国保及青山区新桥沟派出所警察带走及抄家，随后秦永敏被拘留十日。1月19日秦永敏拘留期满后，秦永敏及其夫人赵素利女士一起被武汉当局非法挟持到武汉郊区的「木兰湖八仙岛」上非法软禁起来。其后秦永敏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同年3月底被转至武汉第二看守所关押。自此秦永敏就与赵素利分开，至今已一年多外界尽管四处寻找，却没有赵素利半点消息。赵素利的儿子及亲属甚至到武汉来也无法获知赵素利现在的下落。
 
在秦永敏追问下，武汉当局曾说“赵素利走了”。如果赵素利真走了，获得了自由，她怎么会连她最亲的亲人都不联络。事实是赵素利当初是被武汉警方带走关押的，现在赵素利音信全无，生死未明，武汉警方有责任就此给外界一个交待。民生观察呼吁武汉当局，尤其是武汉警方应立即向外界说明赵素利被关押的过程及现在的下落与处境，以缓解外界的质疑和批评，维护赵素利的生命权。
 
民生观察 2016/11/3发布

 
秦永敏赵素利夫妇
 

——民生观察的紧急行动呼吁
 
近日，民生观察多次接到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三拨子乡二拨子村村民王凤梅的投诉，反映丈夫遭长期非法关押，儿子现失学的情况。王凤梅的丈夫叫刘海满，2009年因一起机动车肇事赔偿案，刘海满、王凤梅夫妇认为当地法院判决不公走上了上访路。因上访刘海满曾于2012年4月18日上午被青龙县公安局法制科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送往秦皇岛市海港区劳动教养所劳教1年。刘海满曾患脑梗，现在只有半边身子能动，靠轮椅行走，属二级伤残。
 
2016年7月19日，刘海满坐着轮椅又到秦皇岛市政府上访，结果青龙县公安局和三拨子乡政府的人来后将刘海满押回。回到青龙县后，刘海满先是被关到青龙县九洲旅馆一间没有窗户的暗房里。由青龙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警察和乡政府共六名人员轮流看守。在这里被非法关押了十八天后，由于家属在网上曝光，刘海满又被转移到青龙县第三小学旁边的一处民房内关押，至今已整整两个月了。王凤梅和儿子曾到黑监狱探望刘海满，刘海满说他在里面洗脸洗脚都不行。
 
刘海满、王凤梅夫妇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名叫刘赐雨，今年十岁。刘海满、王凤梅因上访无法照顾儿子，就将刘赐雨一直寄养在吉林王凤梅的妹妹处，今年刚刚小学三年级毕业。现在王凤梅的妹妹无法继续承担刘赐雨生活上学的负担，今年暑假王凤梅将刘赐雨接回到青龙县。由于在老家的房子早已破败不能住人，王凤梅刘赐雨母子现暂住在青龙县二百商厦5楼一小旅馆内。
 
现在，全国中小学早已开学，本应读四年级的刘赐雨却失学未能回到校园。因为他户籍原本是在乡下，青龙县城的小学要求提供其父母在县城的住房证明、务工证明、水电证明等才肯接收他，但王凤梅提供不出来，她找到三拨子乡政府，三拨子乡政府称他们无法解决。看着其它孩子早已上学，王凤梅母子曾到秦皇岛市政府前搭棚请愿 ，刘赐雨还打出了“我要上学”的标语。
 
近日，民生观察还接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县丰李镇在北京访民胡大料发来的消息说，她五个在京子女至今未能上学。胡大料现在五个未成年小孩跟着他们夫妇流浪在北京，大的十六岁，小的只有八岁，这五个小孩是李文辉，男，2000年3月12生；李沙沙，女， 2001年6月5日生；李新辉，男， 2003年12月27日生；李文坛 ，男，2005年12月9日生；李文普 ，男，2008年9月16日生。2009年胡大料全家来到北京后，一直由在京的好心大学生捐资这五个小孩就读北京农民工子弟学校，但2015年大学生们无力继续资助了。由于胡大料的多次索要，也出于维稳的考虑，丰李镇政府支付了2015至2016学年胡大料五个小孩上学的费用。但是今年九月开学后，尽管胡大料多次向丰李镇政府提出小孩上学的问题，但丰李镇政府至今仍拒绝再支付学费，造成这五个小孩失学至今已近二十天。另据悉，重庆访民冉崇碧12岁的女儿失学已五年了，而在京访民侯家贵说，仅他知道的在京流浪失学的访民子女就达二十多人，全国各地肯定也存在这种情况。
 
上学是每个孩子天赋的权利，更是政府法定的义务。在此，民生观察紧急呼吁中国各级政府，排除干扰，克服困难，迅速采取行动，无条件地将失学的访民子女们一个都不少的送入校园。
 
2016年9月19日

刘赐雨

在帐蓬内自学的刘赐雨

刘赐雨探望黑监狱内的父亲

 现在黑监狱内的刘海满

 
在京失学的访民子女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