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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外基于社区的精神康复干预方法

    美国精神康复专家Pratt和其团队(2007)指出,精神康复目标包括:鼓励康复、协助患者融入社会、独立生活和享受最佳的生活质量。由此可见,精神康复十分看重患者的社区参与。其实,Bachrach(1976)早就提出了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理论,同时也提出来3个去机构化的重要元素,就是:(1)把患者从居住的院舍安排到社区的居住设施中;(2)把有可能住院的患者转移到其他有护理功能的院舍;(3)为住院的患病群体设计服务。去机构化这个治疗模式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此后不少国家相继使用。不少研究发现,患者在社区生活有一定的好处,比如Larson和Lakin(1989)的研究发现,精神发育迟滞人士在离开院舍、搬进社区后,行为问题有所改善。

    国外重型精神疾病 精神康复干预方法

    (一)日间计划

    日间计划的概念源于一种名为环境疗法的治疗策略。对精神病精神康复的应用来说,它是一个以患者生活元素(如肢体、社会、文化)作为基础的治疗技术,康复师相信这些元素能有效帮助患者达到治疗康复目标。研究显示,一些以“此时此刻”为重点的日间计划比单独使用药物有效,而且也更符合成本效益。Gunderson(1978)提到,环境疗法的5个重要元素,包括:

    1.抑制有一种被环境控制的感觉
    2.支持拥有被环境支持和肯定的感觉
    3.结构一个有秩序的环境,谁、什么、哪里都能预知
    4.参与参与和属于社会环境
    5.确认在环境中的个人的肯定

    环境疗法不只对住院病人有效,对院外病人同样有帮助。另外,Washburn和Conrad(1979)加上了第6个重要的治疗元素,那便是协商,就是患者跟治疗师一起构建治疗目标和计划的过程。
    由于环境治疗能有效地缓解焦虑、改善自我感、塑造和维持行为等,两种以环境疗法为概念的计划应运而生,分别是会所和部分住院项目。会所又叫泉水屋模式,19世纪40年代源自美国,是一个提供社会支持和休闲的聚集之地,也是一个提供社区生活和解决问题的场所。参与会所活动的个体通常被称为会员,他们也会参与会所的所有运作。部分住院项目的方法源自19世纪30年代的俄罗斯,1946年引进加拿大,以医药治疗模型为基础,干预方法包括药物监控、个别和小组治疗、休闲和社交活动等。

    参与日间计划的患者一般都有比较长时期的病程和反复住院的历史,而且他们在没有得到协助的环境下不能独立生活。另外,他们对自己或别人的安全不构成危险,但需要积极参与在活动之中。日间计划的工作人员包括计划总监、管理人员、个案经理、精神康复师、计划辅助人员等。实施计划的环境,应该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地方,而且交通方便,禁闭式的病房便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计划内容方面,性质一般包括康乐、社交、技巧训练(如社交能力、自理能力、职前技能等)、教育(包括症状和疾病管理等)、药物监控、个案管理、职业服务(如支持就业等)。另外,这些活动都需要定时的评估,以确保符合患者的需要。

    (二)积极社区治疗计划和个案管理

    早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精神病医院开始实行去机构化,也就是院外治疗的模式。可是,由于患者住院期缩短、患者的计划和社区的设施预备不足,他们的反复住院情况也十分严重。为了更全面照顾患者在社区里的需要,一个名为连续照顾的概念继而出现,这个概念提出持续地为重型精神病患者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和照顾。

    个案管理指“一个保证患者得到系统、有效和高效率服务的过程或者方法”(Baker et al,1992),个案管理的目的包括:

    1.连续照顾保证患者在合理的时间内得到全面的服务。
    2.无障碍确保患者可以使用他们所需要的服务。
    3.可靠性为提供的服务承担责任。
    4.有效益的服务是以经济效益角度出发的。

    因此,一个良好的个案管理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根据Agranoff(1977)提到的5个基本个案管理功能,包括:评估、计划、联系服务、监测、考核等。美国国立精神卫生所于19世纪70年代提出了一个理想的社区支持系统概念,成分包括:患者的身份和社会角色、精神疾病的治疗、精神康复计划、危机干预服务、房屋、保健、保护、朋辈支持、家庭与社区支持、收入支持等。个案经理是个案管理的执行人,他们会分别为患者转介服务模式,提供精神康复治疗模式、强调强项模式、全面支持模式(积极社区治疗)等治疗方法。

    积极社区治疗计划的目标在于降低患者住院率、提升居住稳定性、提高生活质量、患者对服务的满意度等。另外,计划的重要元素和概念包括:在社区提供服务、由不同专业人员组成治疗团队、没有时间限制、人手比例低、服务频率高、年终无休的全天候服务、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服务,筛查其他服务如住院的需要。

    (三)支持就业

    支持就业的方法始于19世纪80年代,由于当时提供给精神病患者的庇护工厂等效果和患者的就业情况不理想,而一些小规模的由大学实施的支持计划却显示重型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恰当的训练和支持下能成功地在社区就业,这个方法在精神康复界得到了很大反响。另外,支持就业的重要人物Danley和Abthony认为(1987),精神病患者应该不是被安排到一个岗位,而是从挑选职业开始就按照自己的技能、兴趣、喜好等方面参与整个过程。研究发现,患者如能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职业,就业时间比其他患者长2倍。由此可见,选择和支持与重型精神病患者的就业情况是息息相关的。其中一个给予患者的就业支持是工作教练(job coach),这些教练需要明白企业的运作,同时需要与雇主洽商。另外,他们更需要帮助患者发展与就业相关的不同技能(如面试)。目前,常用的支持就业模式为个人化就业模式,其中包括早期的选择-获取-保持模式和最近的选择-获取-保持-离开模式和工作团队模式。

    其实,不同的方法也可以预备患者进入工作,包括巡视工作、短时间工作经验、职业的影子预演练习、就业咨询、现场互动实习等。支持就业的目的包括提供就业竞争力、提供工作时数和增加收入,因此,支持就业服务应该选择一些具备竞争力的工作。另外,就业条件应该是非排他性的,并要注意患者的喜好,不设时间限制,提供个人化支持和咨询等。

    (四)支持教育

    精神分裂症多发病于青少年期,据美国一项研究显示,至少有400万人因为起病早而没办法完成本科学位,而因为患上精神疾病而无法继续学习的情况估计在中国更为严重。精神病患者在生活上往往属于低收入的一群,因为无法完成大学学业,不但让人感到失败、羞耻和失望,而且竞争力低、缺乏就业机会。在21世纪,拥有高学历代表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另外,校园不只是寻求学问的地方,更是提供社交网络和商业机会的平台。不幸的是精神病患者在求学的过程中遇到不少问题,比如他们的主要症状在药物治疗后消失,但他们还有残余症状。另外,药物也会带来包括反应迟缓和疲惫等副作用,影响学习。而功能性缺损如退缩行为,不但影响他们学习,更会影响他们的学校生活。当然,考试压力是每一个学生常有的情况,它不但会影响患者的心情,还会影响他们的病情。因此,精神病患者在求学的过程中需要得到专业的帮助。

    其实,美国联邦政府在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提供不同的法案,希望能消除针对精神病患者在教育单位的歧视。19世纪80年代初期,首个支持教育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出现,患有精神病的青年人被安排到校园上课,接受教育和就业训练,最后在大学工作。这个成功的经验也成为支持教育的雏形。Unger在1990年制定出3个支持教育模式,它们分别是:

    1.独立的教室集中一批精神病患者一起学习统一课程。
    2.在校支持模式帮助在校患有精神病的学生使用资源。
    3.流动支持模式由流动支持工作者提供个人化教育支持。

    Mowbray等(2003)提到,美国现存超过100个不同类型的支持教育项目,它们可以归纳为全会所模式、部分会所模式、在校模式和独对模式。

    其实,高等院校对重型精神病患者有非同一般的意义,Mowbray(1997)就提到支持教育对患者的5个优点:(1)新形象:从精神病患者角色变成社会重视的学生角色;(2)新的正常化环境:从精神病医院或者日间治疗计划到高校的教室;(3)结构:学习和其他校园活动让患者更有意义和更有效率地利用时间;(4)进修期:当患者工作面试的时候,可以诚实地告诉雇主他们希望换工作,所以腾出时间进修;(5)希望:迈向学位是实现梦想重要的一步。
    可是,康复师在开展支持教育计划的时候需要注意几点,第一,患者有百分之百的主动权,包括教育目标、学习环境、需要等。第二,康复师所提供的支持与服务,必须符合个体需要。第三,强调正常化,也就是说康复师提供的支持与服务需要与患者的学习环境配合。第四,按照患者的改变去提供灵活和持续的支持。第五,经常保持一个信念,就是个体可以成长和达到学业和职业目标。

    (五)支持居住

    中国是一个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家,看重家庭与人伦关系,因此只有建立新家庭的人才会脱离父母。相反,西方国家推举个人主义,大部分人成年后就会离开父母,过着独立的生活。正因如此,居住对国内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来说,并未构成一个问题,可对于国外的患者来说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早年,美国为精神病患者提供了一个名为连续统一管理方法的居住服务,这个方法的概念是为患者提供一系列的居住条件,如从医院到集体房屋、从集体房屋到全时间监管公寓、从全时间监管公寓到半监管公寓,并帮助他们转接。可是,这种服务模式一直受到强烈的批评,主要原因是患者要不断地适应环境,这形成了不少压力。另外,经常改变居住环境,会使患者无法把一个环境学习到的技巧应用到其他居住环境中。当然,最重要的是集体房屋等环境并不是患者喜好的居住环境,而且也没有给患者提供选择的机会,因此与精神康复的理念相抵触。为了提高患者的社区参与度,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为精神疾病患者提出一个新的居住模式,名为支持居住,强调社区融入和正常化,并同时得到持续和有弹性的专业支持。根据研究显示,这些支持包括: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有职员帮助处理危机、经济援助、金钱管理协助、购买家具等。

    目前,美国精神病康复者的居住服务还处于过渡期,这个过渡得意义不只是服务的改变,而且还包括员工的态度、资源的分配、康复者对自己接受的服务有选择、生活质量提高等。除此之外,也有研究指出,支持居住降低患者的住院率,提高动机、增加希望、增强社会角色功能和加快正常化、提升生活质量等。虽然支持居住这个干预方法还未得到很多数据支持,可还是一项值得采用的方法。毕竟,良好的居住条件并不是一项治疗,而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六)自助与朋辈支持

    Segal、Silverman和Temkin(1993)认为患者可以帮助一些面对相同问题的同路人去尝试掌控他们的生活环境,同时,同路人可以给与朋辈一些其他专业人士不能给与的帮助。因此,自助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小组成员更可以从自助小组获得在传统治疗小组和团体咨询小组中得到的正面效果,其中包括归属感的建立、资源分享、发展社交机会、得到有建设性的反馈。另外,朋辈支持并不是以精神疾病模式或者诊断标准为出发点的方法,相反,它是一个以尊重和分担责任等为基础的系统。通过互相理解和共情等的经验分享,患者会感到被接纳和建立联系,另外更会发展出一种有别于传统医患关系的互信。有了这种互信,朋辈可以相互挑战、促进成长。其实,不少理论都可以解释朋辈支持能为患者带来的不少益处,比如说,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模仿理想行为,Festinger的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人喜好跟自己有相似经历的人发展关系,Reissman和Skovholt的帮助者治疗原则相信帮助者可以通过帮助别人去获得自助,Sarason与团队的社会支持理论聚焦于人们依赖的不同支持类型(包括情感性、工具性、资料性、陪伴与肯定)。美国著名的自助项目“Wellness and Recovery Action Plan(WRAP)”(Copeland,1997)便是由一批精神疾病患者设计的针对性工具与策略,帮助患者应付在生活上的挑战。

    其实,由精神病患者为朋辈提供服务的模式,在美国早就十分盛行,最先是应用在酒精和物质依赖咨询中使用。目前,常用的朋辈提供服务模式有3种(Solomon,2004),包括患者运营服务、朋辈合伙(患者与非患者)、患者就业。值得一提的是患者就业,他们通常会被聘任为朋辈咨询师、朋辈专家、患者个案经理等,由自己的经验加上专业知识帮助患者。而且,研究显示,他们提供的服务与其他非患者专业人员提供的服务,比如说个案管理,成效和效果一样,有时会更好。

    (来源:搜狐 http://www.sohu.com/a/221528323_99931752 2018-02-07)

  • 芬兰的精神病疗法 不吃药也能康复

    从前有一个地方叫Western Lapland,传说是精神病患者的天堂。在那里没有歧视、没有偏见、精神病患者不会被强迫吃药,更加不会被强迫住院。因为在这一个社区里,有一个已经实践了三十年的治疗精神病系统叫“开放式对话(Open Dialogue)”。朋友传来这一套纪录片,是一个美国精神科医护人员特地去芬兰拍摄,采访这套非一般的精神科治疗。

    Western Lapland是芬兰北部的一个小镇,在九十年代,这里曾经是全欧洲精神分裂症病发率最高的地方,经过医护人员一起努力三十年,在今天的Westerb Lapland,精神分裂症已经绝迹。因为要确诊为精神分裂症的人,必须要由首次病发起开始的六个月持续拥有精神分裂症的病征。但是,“开放式对话”这个系统通常可以使患者在六月月之内痊愈。

    西方医学界,尤其是美国的精神科医学都对于这个小镇的努力成果感到差异,因为美国的医疗系统早已被药厂垄断,给予精神病患者吃精神科药物是最简单、直接而且看似有效的方法。以美式医学为首的精神科治疗通常是以药物抑压病人的病征。如果你抑郁的就是吃抗抑郁药;躁狂的就吃抗奋药,目的就是要你的病征消除尽量去做一个“正常”人去面对“正常”的生活。那些药物是否会对病人造成长期依赖、是否会引起其他并发症或副作用,根本不是医生的考虑范围。最紧要的是,你能够回复正常,消除可能自毁倾向或对任何人的生命构成危险的威胁,至于你是否有机会摆脱药物的依赖从来不是精神科医生的考虑。

    在芬兰的这个小镇的医生会以病人摆脱精神科药物作为治疗目标。只要病人一日继续服药,他们一日也会继续为病人治疗,直至病人完全停止服药,这才是真正的康复。医生会开放地跟病人讨论适合他们的治疗方式,药物的重要性通常是最低,因为于药物之上的治疗选择可以是:静心、日记、联谊、瑜珈、舞蹈、运动、接触大自然、工作、艺术、饮食调理、营养补充剂、音乐、义工服务等等。这些全部都应该比吃药来得有趣。

    这些实践开放式对话的医生不会因为不鼓励病人吃药而面对任何威胁。面对药厂的威逼利诱,他们亦处之泰然。他们会在定期的团体会议中邀请药厂来到参与听取他们最新的精神科药物推介,而且把精美的午餐买单。他们会认真地讨论药物的必要性,虽然结果显示他们只有15%的病人需要使用低剂量的药物治疗。

    这套医疗系统最令我感动的部分是他们的热线电话是永远也有真人接听而且所有个案也会安排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接见。他们在拍摄及被访问期间只要电话一响,前线的医护人员也会立即先接电话。这一个微细的执行政策,对于情绪病患者来说真是一个最真切的关怀行动。

    有人会问这样高质素的医疗系统是否很昂贵呢?医护人员的答案是,长远成本一定是较传统的为低。因为成效很大,而且开放式对话能够节省很多与家人的沟通时间。他们的统计结果显示经过他们治疗的康复病人的就业率会比一般的芬兰人高。可见经过开放式对话治疗的病人会比其他人找到多的人生动力来改善生活。

    很希望香港的医院能够参考这一类的精神治疗方法。

    P.S.这是那套纪录片的链接:https://youtu.be/aishgjIf5tU

    (来源:经济通 http://column.etnet.com.cn/column-list-EtnetcolB275/69579.htm 2017-09-14)

  • 重度精神病患如何重返社会 康复会所助探路

    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大多依靠低保过着封闭、缺乏社会交往的生活。目前,国内已有几家服务重度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会所,试图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网络,恢复其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但前程阻力仍多。
    二层楼房的大门开着,几个年轻人围坐打牌。
      狗在楼房的外面不停地叫。这是午休时间,有几个人在屋内的一旁玩电脑,有人厨房里帮忙。一个微胖的男人独自坐着,沉默地对着一个空的八宝粥罐头掸烟灰。
      这是一间服务重度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会所(Clubhouse),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潮鸣街道,类似的机构在全中国大陆只有四五间。
      杭州市潮鸣精神康复会所依托潮鸣街道而建立,它深深地藏在街道里的艮园社区内,位于一间独立的两层楼房内,与街道办事处、养老服务站等其他服务性机构毗邻。这间会所旨在帮助重度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网络,恢复他们的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并提供非营利性质的服务。最初仅有街道内部的病人参加,渐渐地,也有街道之外病人前来。
      他们仿佛上下班一样,早上九点到场,下午四点离开。在这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被称之为“会员”。会所的社工人员则为这些会员病人组织日常的学习、娱乐活动。在会所活动中,展现出较好的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会员,会所还会尝试给他们找工作。
      潮鸣康复会所是全中国大陆得到国际会所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下称ICCD)认证的三家康复会所之一。ICCD这个非营利组织是由1948年建立于纽约的第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发展而来。“会所”模式的宗旨是为在家疗养的精神病人安排日常活动,帮助他们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保留工作、教育机会和社交生活。ICCD鼓励全球各地的会所与其它社会机构合作,帮助精神病人找到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
      为了获得认证,潮鸣会所之前按照ICCD提出的“会所”标准进行了改正,包括将原有的七个部门调整至目前的两个,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业务与自病症患者分开等等。据称,ICCD人士曾经到潮鸣会所考察并颁给证书。
      瞿芝雅对此觉得很骄傲,虽然ICCD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实际的资金投入和经常性的指导。她告诉财新记者,在ICCD提出的大框架之下,潮鸣会所比其他类似机构更注重为患者设计一些文娱活动,例如广播操比赛、下棋比赛,和厨艺比武大会等等。
      重度精神障碍患者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群体。据国家卫计委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18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76.1%,贫困率达到55.3%。全国的精神科床位却只有22.8万张,多数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长期在院内接受治疗。由于医疗资源紧张、院后治疗机制缺乏,大量患者只依靠低保,过着封闭、孤独和缺乏社会联系的生活。而像潮鸣会所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则想填补这一块社会服务功能的空白。
      会所成员的日常生活
      楼房的二层有一面落地的大镜子。一个会员与其他二三十人围坐成一大圈,午休结束之后,会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昨天会所的“厨艺比武”活动——切黄瓜比赛。康复会所的后勤部部长在会上评论道:“某某的刀工很好……黄瓜排列的形状我没见过,在饭店里没吃到过这样的。”
      在潮鸣康复会所里,较为活跃的会员患者被分为两个组,分别称为文书部和后勤部,部长均由会员担任。
      瞿芝雅解,为了符合ICCD的要求,做到社工和患者会员在会所内的完全平等,他们决定在会所内,不称“主任”、也不喊“老师”,而是以“阿姨”作为会员患者对社工的称呼。
      在“阿姨”们的指导下,文书部收集会员们写的文章,编辑成会刊,兼给潮鸣街道写活动报告;后勤部负责采买、在厨房里帮忙。每天早晨,会所里要开个会,安排一天里会员们的各种工作。此外,会所还会开设书法、乐器和刺绣课程供会员们参加。
      潮鸣会所的会员男女老少都有。除了个别人会在开会时突然站起、愤愤然地离去外,其他人看上去并无明显的异于常人之处。这里的会员,都是重度抑郁症、狂躁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部分人有住院的经历,一部分人没有,而所有人都在长期服药,依靠药物维持目前的状态。有几个会员曾经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是在高考前夕发病的。
      据瞿芝雅说,在这些会所里的会员,大多无法恢复到发病前原有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除了精神类药物带来的影响,疾病本身也使他们的执行力变弱。有几个会员已经在这间会所度过了将近10年。
      瞿芝雅说,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不可能完全停药。“我和他们说,你们就当是得了慢性病,得了高血压。”在日夜相处下,有些患者可能不太信任家属,然而信任会所的阿姨。为此,会所的工作人员有时还需要在患者及家属之间充当桥梁,帮助家属说服病人服药。
      除了靠服药抑制精神病症状,在会所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需要从最平常的能力开始恢复。在这间会所里,如果是本街道的人员,连会员的午餐都是免费的。但是会所坚持每个会员每天要交五元钱给后勤部,由后勤部存入银行。到了月底,再由后勤部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一一还给所有人。通过这个过程,后勤部的会员可以重新学习如何和银行打交道。
      还有的会员们在厨房帮忙,自己用刀。只要他们仍在接受药物治疗,瞿芝雅都觉得很放心。让她最不放心的,其实是会员的认知状态。有一次,一个会员离开会所之后,没有按时到家。社工们先是和家属四处寻找,最后一起报警。稍晚,这名会员才自己回了家。她说,她只是突然觉得“做人没有意思”——这样的事,才是会所真正的风险。
      瞿芝雅时常会鼓励会员,要恢复过正常生活的信心。她说,最近曾劝说一个姑娘自己晾衣服;她不大会用晾衣夹,衣服总是落到阳台下面,让她几乎绝望。而财新记者在办公室里看到,这个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填表、写报告,她就坐在瞿芝雅的对面。瞿芝雅指导她说,“这里你就写,某月某日,陪同深圳友人出游。”
      QQ窗口不停地闪动,新的文件去而复来。会所要申请新的项目,就要和其它社会组织、机构竞争,还要对街道办及区残联作沟通和说明。会所也鼓励会员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让他们能更多地与外界交往。
      重返社会路漫漫 诸多空白待补
      “不管什么活动,‘阿姨’对大家都呵护备至。这里更像一个幼儿园。”民间组织志愿者智空(化名)对财新记者表示。
      作为狂躁抑郁症患者,智空自己就是国内另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深圳蒲公英康复会所的会员。在加入会所后,他继而参与各类活动并获得一个民间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保护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资助,开始走访、研究各地的精神病康复会所。
      据智空介绍,目前中国共有五家模式类似的康复会所,分别位于长沙、杭州、深圳、昆明和成都,另有贵阳的一家正在筹备。
      这些会所的出资方背景各异。有的是当地的区残联和精神病院出资;有些会所使用的是当地残联或精神病院的活动场地;有的是与民营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合办。
      智空认为,既然此类康复会所的初衷,是要让精神病人与主流社会能够沟通、融合;那么,与养老服务站合办,对于康复会所亦有帮助。智空说,他很喜欢潮鸣会所“幼儿园似”的气氛,这或许与潮鸣会所就设在社区内部有关。
      但实际上,会员如果光是在会所里活动,距离会所之外的日常社会,仍有相当距离。由于根据ICCD的要求,会所不能与会员发生雇佣关系。因此,潮鸣会所和当地的潮鸣街道达成了合作意向,将安排状况良好的会员,去街道老年服务中心当清洁员、资料输入员,或者去文化站当图书管理员。
      虽然只是很普通的工作,但除了当地的街道办之外,其他企事业单位很少愿意雇佣精神障碍患者。在会所楼梯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张“会员某某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担任保洁工作”的照片。图中,是一个会员和保洁工具的合影。能有会员被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录用,对于会所来说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瞿芝雅对财新记者强调,用人单位应当尽早去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她认为,即使是在发病时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只要经过合适的药物治疗,患者也可以很好地控制住症状。
      精神病康复会所的运营模式并不复杂,在国内却较为少见。因为,建立一家类似的康复会所需要成熟的社会组织及相应的资金供给。康复会所的机制还需要社工有自觉和能力,与患有重度精神病的会员,建立良好而密切的关系。此外,对此类机构的公共监管机制目前仍模糊不明。除了ICCD提出的国际标准外,目前国内并无明确的监督管理部门,对此类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机构设定标准。康复会所并非医疗机购,但又承担了帮助精神病人恢复、促进生活状态的职能。这样的机构究竟该由谁管评、依据什么来管评,在中国仍然没有答案。。
      一位民间公益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康复会所的模式难以商业化,因为它“看不见疗效”。虽然国内有数量庞大的精神障碍患者,但精神康复会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前途、路径及效果,目前仍难以预料。
      现在,若一名患者想成为潮鸣会所的成员,家属需要与会所签订知情同意书。但由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作为承保人购买意外险,一旦患者到社会上工作时遭遇意外或造成事故,监护人就要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承担可能造成的庞大费用。这也成为家属犹豫是否让病患参加会所活动、强化社会交往,及接受可能工作机会的心理门槛。
      而在艮园社区里,潮鸣康复会所的稳定运行,是建立在街道及传统社区相熟的人际关系之上。瞿芝雅说,自己从前也害怕精神障碍患者。过去,她是艮园社区居委会的党委书记,退休之后才到潮鸣会所来工作。她对精神病患者和社区的融合情况和安全性颇有自信,因为在整个楼道里,“哪一户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全都知道嘛?”
      阳光之下,有几条犬无事可做。牠们看见有人从会所里出来时,会高兴地摇起尾巴。在杭城的仲春时节,许多房屋的顶都被大团的树丛淹没了。春风柔软。康复之路漫长。
    (来源: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6-04-06/100928868.html 2016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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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支持度低 近五成受访精神病康复者失业

    对你我而言,上班或是件苦差,但对精神病康复者而言,工作是引领他们重返正常生活的一扇门。有躁郁症患者从由半年来不出家门,靠一份工作,得以新生,现成为朋辈辅导员分享经验,但有调查发现,约五成受访精神病康复者失业,仅两成就业,即使就业,他们只能滞留低技术工种层面。
    确诊精神病等于判死刑 
    「曾经,我想过用完户口的储蓄,申请综援过余生就算。」
    邓若霞(Grace)2008年躁郁症病发,那时26岁,任职小学教师。因工作压力太大,无法面对学生、家长,辞去教席后,大半年无所事事,朋友带她看精神医生确诊,「彷佛把我判了死刑,但我不承认,亦不愿食药,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病。」
    就业助新生 助人自助
    即使获转介到精神病院,接受了一年治疗后,她亦无求职意欲,「我认为自己什么也不懂,只会教书,但我却患上精神病,我可以想象,如果我是校长,都不会聘请自己。
    幸获社工介绍到主题公园任票务员,成为人生转折点,「当时我认为自己不正常,但这份工作成为了一扇希望的窗,令我尝试过正常生活。」她逐渐建立自信,并重新投入生活,「不是为了薪酬,而是满足感。」现在的Grace完成了半年训练,成为全职朋辈支持工作员,透过分享个人经验,鼓励康复者重投社会及公开就业。
    精神病康复者贫穷率高达44%
    作为精神病康复者,Grace是能够重新投入工作的少数。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去年1月至3月,以问卷调查40至59岁的精神病康复者,成功收回488份问卷。结果显示,即使经恒常现金福利介入后,受访的中年精神病康复者贫穷率仍高达44%,远较2013年整体残疾人士贫穷率29.5%高。
    社联总主任(社会发展)黄子玮解释,精神病康复者较残疾人士更难就业,因社会普遍会同情残疾人士,却惧怕与精神病康复者共处。调查亦显示,近五成受访的康复者失业,仅两成就业,即使就业,他们大多只能从事低技术工种,且年纪愈大,失业情况愈严重。
    调查又发现,四成受访者认为社会支持度低,近四成受访者认为没有或很少机会可与人接触。根据医管局数据,整体精神病求诊人次由2001年的50万增至2014年的79万。郭俊泉表示精神病患者持续增加,但资源不足,主要集中处理紧急个案,难以分配人手提供文娱服务。
    雇主视药物副作用为偷懒
    41岁的Toby是精神分裂症康复者,于五星级酒店任职洗衣房助理任职6年。康复初期,求职面对重重困难,她曾任清洁工人,「当别人知道我患精神病,随即告诉我,他们不会聘请有病的人。」Toby一直服食药物控制病情,由于药物副作用,减低工作动机,且经常请病假。
    社联总主任(复康服务)郭俊泉指社会对精神病康复者存在误解,不少的精神病康复者因药物副作用而容易疲倦,但雇主却因此误会他们偷懒,亦有人对精神病有负面标签,害怕与他们接触,进一步阻碍康复者重返职场。社联建议加强就业支持,政府应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工作培训及就业配对支持,增加辅助就业名额,并加强教育活动,让公众认识精神健康及推广伤健共融。
    (来源:香港01 http://www.hk01.com/%E6%B8%AF%E8%81%9E/7676/%E7%A4%BE%E6%9C%83%E6%94%AF%E6%8F%B4%E5%BA%A6%E4%BD%8E-%E8%BF%91%E4%BA%94%E6%88%90%E5%8F%97%E8%A8%AA%E7%B2%BE%E7%A5%9E%E7%97%85%E5%BA%B7%E5%BE%A9%E8%80%85%E5%A4%B1%E6%A5%AD  2016-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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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平“被囚”精神病女子康复出院

    因患有精神病而被家人“囚禁”在柴房5年多的林桥娣,在源城区上城医院治疗数月后,于前日康复出院。
      去年8月,本报及河源日报微信公众号率先报道了和平县彭寨镇安凹九子村村民林桥娣(详见本报2015年8月10日3版),因患精神病被家人“囚禁”5年多,裸睡破旧柴房度寒暑一事。报道刊发后,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副市长朱蔚蔚看到报道后,指示市残联与有关部门对林桥娣开展救助和免费治疗。随后,市残联联合源城区上城医院、市红十字会志愿者爱心服务队等,到林桥娣家了解林桥娣的病情,开展慰问活动。去年8月16日,在各方的努力下,林桥娣被送到上城医院接受治疗。住院治疗期间,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为林桥娣捐款4000多元,市残联为她一次性补助4000元作为治疗费用。考虑到林家的实际情况,上城医院在为林桥娣减免医药费的同时,还免去林桥娣在医院的住院费、生活费。
      据上城医院院长助理、精防办主任何秋平介绍,林桥娣刚被送到医院时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情绪波动大,且不愿意接受治疗。在医护人员的耐心劝说下,林桥娣慢慢配合治疗,一个月后病情明显好转,精神性症状也有所减少。让医生欣慰的是,林桥娣除能自理外,在其他病人入院治疗时,她还能听从医生吩咐,偶尔帮忙照料其他病人。前段时间,林桥娣已临床痊愈,能与人正常交流。在进行各项检查后,医生决定为她办理出院手续,不过她仍需坚持服药,以控制病情再次发作。
      前日上午,上城医院的医务人员和河源市红十字会志愿者爱心服务队的志愿者一起把她送回家。当天上午11时左右,来到林桥娣家门前,林桥娣的父母早已准备好一个火堆让林桥娣跨过。在经过简单的跨火堆仪式后,林桥娣高兴地走进家门。
    (来源:河源日报http://hy.southcn.com/content/2016-01/26/content_141537442.htm 2016-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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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安5名精神病患者跑出康复院 或因家人太久未探望

    “我接到村里通知,说附近的精神病院跑出了三个人,让我们注意安全,在家注意关门,不要让小孩外出。不知是否真的?”昨日南安市溪美街道彭埔路附近居民陈先生给本社24小时热线96339打来电话说,希望记者核实一下,跑出的精神病人是否找回,以免居民担心。
    记者随后从南安市康复院了解到,确实有精神病人脱离管制,但在12小时内已陆续找回,没有产生任何伤害事件。此外,跑出医院的精神病人均为家属送来的,大家可以安心。
    两人当场找回 3人逃到眉山
    “确实有精神病人跑出去,但都已经找回,请居民们放心。”昨日在南安市康复院,工作人员对记者承认确有其事。他说事情发生在前晚8点左右,几名精神病人合力撞开两道铁门,5名病人逃出去,康复院立即组织人员追寻病人。
        “当晚就在医院附近找到了两名精神病人。”工作人员说,为了防止意外,院方向南安溪美派出所报警备案,同时确定逃跑的精神病人身份,并与其家属取得联系,一旦病人回到家里,立即与院方联系。
    “南安市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当晚就作出指示,民政局领导和院领导都赶到现场处置。”南安市康复院有关负责人表示,逃出的病人病情较为稳定,并非完全精神失控,意识有时处于正常状况。“到了凌晨4点多,有一个病人回到了眉山家中,家属立即给我们来电话。剩下的两个,一个是诗山的,一个是罗东的,昨日上午8点多也在眉山找到了,最终被送回康复院。”
    家人久未探望 病人闯关回家
    病人是怎么逃脱的?康复院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病人逃脱的楼层,只见铁门上有新焊接的痕迹。铁门共有两道,相距十来米。铁门是老式的,没有宽厚的隔板,“第一道门的插销比较短,被找到的精神病人给我们演示撞门过程,他们手脚并用,在合力撞击下插销脱落,锁没坏但门已被打开。”工作人员说,第二道门当时锁了个牛头锁,锁舌在强力撞击下收缩,门也被打开了。
    那病人为什么要逃跑呢?有关负责人分析,这些病人主要是想家。家属一般是家里无法忍受和处理好精神病人才把病人送到康复院。起初家人也时不时来院里探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的探望越来越少,甚至不再露面。而这些病人并非完全精神异常,有时是个正常人,太久没见到家人,他们对老家和家人的思念会越来越浓,最终就想逃回家里。
    据介绍,南安市康复院收留了280多名精神病人,有不少病人家属交了几次钱、探望几次后就不再与病人联系。这不仅给康复院的正常工作带来影响,也让精神病人更加烦躁。“虽然是病人,但他们更是家人。”这位负责人希望病人家属常来探望这些不幸的人。
    事后康复院对安防设施进行加固,由于资金紧缺,大楼简陋,除了病房、活动室,各个走廊通道都没能装上监控。一幢新的病房综合楼主体建成后,因没有资金装修,已停工一年多。
    (来源:闽南网http://www.mnw.cn/nanan/news/866271.html2015-03-08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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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山拟试点精神病康复者融入社区

      南山“残疾人家属资源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要服务对象就是精神病康复者。
      上周五,一支特殊的旅游团队,在南山区残联集合,开始前往惠州巽寮湾为期两天的旅游活动。这次团队旅游带有一个使命,为患者家属搭建一个交流互动的平台,通过旅游团建的方式,让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朋友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增进彼此间的互动交流与配合。
      精神病患者,是一群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南山这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区,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每天的日常活动如何安排?谁在关注着他们?带着未知,记者走进南山唯一一家以精神病患者为服务对象的社工机构,为社会重新认识精神病患者,正确对待精神病患者,开启一扇窗口。
      资源紧缺
      三成多在册患者管理缺失
      目前社会上针对精神病人的媒体报道多是负面,精神病人“污名化”和标签化情况严重,碰到精神病患者总是退避三舍,担心惹祸上身。在南山社工周丽萍眼中,精神病康复者在不发病的情况下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也有让人敬佩的一面。
      在深圳,目前精神病康复者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还是少数,社会上接纳精神病患者的场所极为有限,多以患者家庭照顾为主,有些极端做法甚至是关铐在家里,不让出门。
      出现这种情况,还在于城市相关配套不够完善。
      12月15日,深圳市健宁医院建设项目在坪山新区举行奠基仪式,将为深圳新增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医院预计到2018年投用,从目前来看,深圳针对精神病治疗的仅有康宁医院一家。
      根据深圳最近一次居民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深圳18岁以上精神障碍患者占全市人口的21.19%,为全国最高。同时,重症精神病患者占全市人口的1.41%,这个比例乘以深圳人口基数1500万,算起来超过15万,也是全国最高。
      目前,深圳纳入计算机管理系统的精神疾病患者有2.6万余人,按照国家要求,登记在册的要有80%以上的管理率,但现在深圳的管理率只占到68.2%。
      在谈到精神病治疗面临的难题时,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表示,深圳重型精神病患者的管理难度比较大,精神卫生体系不健全、资源少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按照全国标准,是每万人配1.71张病床,而深圳目前每万人配的精神病病床只有0.43张,只有国标的1/4,病人往往没有完全治好就要出院,而出院后病人就很难得到管理。
      这种现状,造成不少精神病患者离开医院之后,主要依靠家庭支撑。南山区惠民综合服务社督导廖文霞介绍,目前国内将精神康复重点放在精神卫生系统开展工作,带有浓重的“医疗”味,康复的重点集中在“疾病”部分,而少关注患者作为“人”的潜能及需求。
      由此,造成人们对精神病患者产生偏见。而在南山又有多少精神病患者呢?根据南山区残联的统计,2009年南山区持证精神类残疾人300余名,精神类残疾人家属1000余名。而最新的数据,截至今年10月份,南山区持证精神类残疾人增加到616名。其中男性382人,女性234人。根据统计,这些持证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是18岁以下的男性,占男性人数的52%,占总人数的32%。而女性中,40—65岁左右的占48%。
      “精神类残疾人及其家属是特殊的困难群体,亟需得到社会的支持和接纳,但是整个深圳市都缺乏相应的服务精神类残疾人及其家属的项目。”廖文霞介绍。
      购买服务
      社工机构有效参与康复工作
      今年8月份,南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杀人案,南山一精神病人郭某突然发病,在家砍死了儿子的女友。法院判郭某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因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需要强制医疗申请,此案也是南山区第一例强制医疗申请案,一时成为南山的热点新闻。
      郭某所患的精神病障碍具有高度的复发性,需要持续维持抗精神药物的治疗。“精神疾病是长期的、易反复的慢性疾病,很难根治。对于患者来说只能康复,不仅针对疾病,并且着眼于整个人,从生理上、心理上、社会上能力进行全面康复。”廖文霞说。
      在医院治疗是短暂的,更重要的是出院后的康复工作。对于南山来说,虽然没有一家专门的精神病院,却有一个“残疾人家属资源与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这一中心主要服务于南山的精神病康复者,是深圳市第一个为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提供专业服务的机构。这一中心目前已经运作5年多,主要提供精神康复服务、家属服务、公众服务、心理服务等。此项目由南山区残联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由深圳南山区惠民综合服务社运作。
      该中心处在南山区残联爱心大厦内,由政府提供场所,中心配备专业的社工和心理咨询师,共同服务于南山的精神病康复者。
      记者了解,目前该中心采取会员的方式,招募精神病康复者。现服务对象有125名,服务的家属有147名,每天正常出入中心的精神病康复者20多名。
      在采访时记者看到,服务中心拥有较为完善的配套设施,在活动室,几位精神病康复者正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部分会员则在电脑室上网。
      中心主要服务于南山户籍16—60岁的精神康复者及其家属。通过提供个性化的康复措施,有效帮助康复者增强自理、适应社会的能力,重拾生活的信心。同时缓解患者家属的巨大心理压力,并建立起强大的家属互助资源网络,为患者家属搭建起一个互助平台。
      据督导廖文霞介绍,目前社会上有很多隐性的精神病患者,即不被发现和认知的精神病患者。尤其是年龄低于16周岁的,多数家长怀抱着希望四处求医,希望能够治疗好孩子的病情,不愿承认自己的孩子患上精神病。
      “不少精神病患者家庭,多数陷入生活困境,患者不能独立自主,往往牵连一个家庭成员,甚至两个家庭成员。”
      记者获悉,该中心每年的会员人数整体上呈现增长趋势。由于精神病很难根治,不少患者从中心成立之后,便落脚到这个“家”,一呆就是几年时间。
      “这几年也有不断结案的会员,人数大概在二三十名,并不意味着完全治愈好,而是病情比较稳定,在维持正常吃药的情况下,能够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患病几率大为减少。”周丽萍作为社工,直接服务于这些患者。
      个性服务
      让患者走出封闭空间
      “精神病康复者由于是终身疾病,对于患病多年的人来说,其家庭往往在付出极大的代价之后,对其彻底放弃希望,并以患病为由,拒绝其与社会接触。部分家庭由于对康复认识不到位,往往错失治疗机会。”廖文霞说。
      服务中心,作为政府购买的服务项目,说服其家属正确认识精神病患者的康复工作,是后续工作开展的第一步。
      在服务中心,每天“上下班”的会员有二三十人,多数居住在残联周边片区。“太远的会员,受交通限制,往往采取登门服务。”
      其中有一名男性精神病患者吴明(化名),属于精神分裂一级,被害妄想症严重,足不出户,被精神科医生评为一级暴力,时常打其母亲。生活基本无自理能力,身体瘦弱。其患病原因是经历父亲去世,致使其缺乏安全感,胆小怕事,自信心低。在不断的家访中,中心社工人员与患者逐步建立关系,激发患者沟通的主动性。
      “这些患者除了病症之外,也有其擅长的一面,比如这位吴明患者,属于后天形成,此前也具有正常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并且爱好唱歌跳舞,由于患病,没有得到正确的康复治疗,造成患者及其家属双重困境。”周丽萍介绍。
      服务中心的社工针对吴明的患病原因和实际病症,制定出个性化康复方案。首先是恢复患者的自信,调整患者的心态,并对其家属进行引导,给予正确的康复治疗。经过不间断的努力,这位患者已经走出封闭的空间,每日来到服务中心“上下班”。
      “每天来到中心,每个户籍患者可以领到20元的工资,一天中和其他患者一起,做一些游戏,开展一些活动,慢慢借助中心平台,让患者彼此交友,找到生活的归属感。”周丽萍介绍
      记者在采访发现,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多种多样,几乎各种有组织的活动都有助于他们康复。比如在服务中心有一个爱心店,即在活动室内,模拟超市形态及其运作方式开设的一项训练项目,由患者担任主角,负责商品的买卖,培养患者的职能技能,促进其社会功能的恢复和提高。
      此外,还有巧手坊、文艺表演队、文书绘画兴趣班等,在服务中心的走廊,记者看到不少活动图片。
      “很多精神病患者和人们想象的不一样,他们也是人,除了部分症状,也会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有乐于助人的一面。只是社会缺乏对精神病患者的正确认识。”周丽萍介绍。
      比如上周举行的旅游活动,作为增进会员感情的一种途径,受到很多会员的欢迎,尽管路途中也会有不少风险,但是把准备工作做充分,在家属的陪同下,他们也能胜任很多活动。比如坐摩托艇、自己做饭进行野炊等。
      这些患者被组织在一起,还是一支义工队,深入到社会中开展力所能及的义工服务。“义工活动也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自己助人为乐的一面,对这个社会也可以做贡献。”
      融入社区
      精神病康复者的未来归宿
      随着精神病康复者的数量增多,社会对其关注度也会越来越多,针对精神病患者服务的社会机构也会不断增多。从深圳市层面来看,南山、福田相继成立了相关的社会服务机构,未来各区还将进行覆盖。
      “现在机构的会员不仅仅局限在南山,也有部分会员是宝安的。除了户籍人士,还会接纳非户籍人员。目前已经有部分非户籍人员属于中心的会员。”廖文霞介绍。
      作为一个难以治愈的病症,精神病患者的最终归属会是什么?在廖文娜看来,就是患者在出院之后,能够借助社会机构以及整个社会的力量,提高康复者及家属的康复信心,建立互助网络,促进其平等参与社区生活。
      为此,在以往康复治疗的基础上,服务中心明年计划实施“萤火虫俱乐部”项目,借助社工机构的努力,为患者及其家属指引方向,为患者家庭带来希望。这一计划旨在将患者正常的、有意义的人生与社会实现共融,而第一步就是要走向居住的社区。为此,服务中心将整合社区、社会资源,建立“康复者+家属+社区”三位一体的互助支持网络,使康复者融入社区,为系统化地促进康复者家庭回归社会打下基础。同时为康复者争取更多平等参与社会的机会,比如就业、教育等。
      “往年也会让患者参与社区活动,但是没有形成固定化的安排,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同时需要争取社区的配合。接下来我们将选择三个社区作为试点。探索精神病康复者融入社区的方式、方法和渠道。通过长期跟踪,为康复者融入社区打下基础。”廖文霞说。
      据了解,这一项目计划在重点服务人群上也作了限制,主要侧重被动、退缩的康复者,以及能够自立、自主,并有意投入社会的康复者。这些重点人群不仅包括刚患病者,也包括长期患病者的家属。
      而这一方向,也是南山区重点探索的方向。记者从南山区慢性病院获悉,前年,深圳市主动性社区治疗(ACT)项目,就开始在南山招商街道职康中心试点。此项目旨在提升精神病患者在社区内的康复效果和生活质量。并针对精神病康复需要,由精神科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康复师、社工组成的团队为患者提供综合的个性化服务。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1225/c87228-26271160.html 2014年12月25日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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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精神病康复者农场一日游

    日前,由海珠区海桐康复服务中心携手越秀区馨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同举办的“广州市海珠区社区精神康复农疗体验活动”在南沙顺利拉开序幕。7名海珠区精神康复者、多名义工和本次活动的专业指导——中山大学的金教授跟随社工一同前往合才教育投资集团员工郑先生的农场去体验大自然。据悉,此次农疗体验活动是继园艺治疗后的另一种帮助精神病康复者恢复的治疗手段,旨在带领康复者走进大自然去舒缓心情,从自然中感受到力量。
    据了解,本次体验的内容包括非洲鼓体验、长卷作画、摘水果和农家菜、喂农家鸡和鱼塘鱼等活动。中山大学的金教授表示,“农疗在于让康复者从大自然的植物生长过程中获得生命的感悟和希望,同时还可以让康复者相互交流,从他人身上获得影响,在一个群体里,快乐是可以传递的,这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恢复。”
    (来源:凤凰网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921/13132249_0.shtml2014年09月21日 0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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