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解除疫情管控的第一年。这一年，人们难掩三年疫情管控遗留的阴影，纠结、彷徨、沉闷、难以言说、迷失方向，虽力图振奋，又抑郁萦怀。三年严苛管控烙下的心理创伤挥之难去，甚至会长久伴随；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伤，以及疫情期间公权恣意的长远贻害、大众对人生价值的困惑和怀疑，将会像十年“文革”浩劫一样，需要漫长时日加以化解。
2023年，我们分明能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内卷，作为疫情管控创伤后遗症的内卷。
内卷是面对重大变故刺激时的收缩防守、回归自我特别是回归原教旨自我的状态，是消极守旧、固守现状乃至企图回归从前的态势。2023年是内卷与开放纠结和缠斗的一年，是欲内卷而现实已不允许，欲开放却又瞻前顾后、勇气不足的一年。
清末以来西方主动冲击、中国被动回应的转型史，百余年来的历次革命史，1980年前后的主动为主、被动为辅的改革开放史，无不是内卷与开放长期纠缠、一消一长的历史。经四十余年的改开，内卷的守旧势力已被极大削弱，但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开放的力量虽大为增长，但仍难言足够强大，改革开放屡屡受到内卷的守旧势力和矇昧的极左势力的挑战。
社会治理方面，重威权、重强制、重管控而轻权利、轻论理、轻自由的改开前模式死而不僵，基层公权力普遍形成强制力依赖之戾气，并将这种戾气传导至民间。
经济方面，私营经济在三年疫情管控期间受创最重，私营经济活力和私营企业家的信心严重受损，加之持续的国进民退，著名私营企业家孙大午先生被罗织罪名的恶劣效应，私营经济的恢复远不及预期。2023年全年，虽密集出台私营经济利好政策，但应者寥寥、效果不佳。国进民退，私营企业信心受挫，表明被总设计师靠个人权威压制的姓资姓社之争论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法律领域，与社会治理方面密切相关，无论立法或执法、司法，都表现出鲜明的向1980年改开前的威权、强制、暴力依赖和管控机制内卷的倾向。立法上，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超越法律只管具体行为、不管思想和道德的根本原则，试图将精神性的“环境和氛围”、“民族精神”、“民族感情”等抽象、宏大的道德范畴及其妨害纳入法律保护和惩罚的半径，更轻率地自我授权采集公民肖像、指纹、血液、尿液等隐私的生物信息和生物标本；在行政执法领域，公安频繁对公民的网络言论轻率施加治安处罚，而非讲理、沟通、说服；在刑事司法领域，公检法屡屡滥用颠覆或煽动颠覆政权罪、寻衅滋事罪、各种扰乱秩序罪对行使宪法、法律权利的公民强行定罪量刑，公开向1979年之前无法可依的政治挂帅、无限上纲、以刑罚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的时代内卷。急功近利、饮鸩止渴、无视公正与否、不计长远恶害之重刑主义、重罚主义甚嚣尘上！如不及时收手，违背宪政原则和法治精神的法家重刑主义、重罚主义定将像1983年疾风暴雨的严打一样，贻害未来！
2023年，恒大、融创、碧桂园、华夏幸福等房地产巨头相继暴雷，波及银行等金融机构，恒大老板许家印因企图逃费债务而被捕。大拆大建、急风骤雨、不计后果的房地产业之危机，多年前早被有识之士善意预警，然而，无论是恒大等房地产大亨，还是急功近利地把房地产业定为支柱产业的决策者，无不嗤之以鼻，不以为然。重刑主义和重罚主义者当以房地产今日之危机为戒，以免日后悔不当初！
2023年，同样急功近利、不计后果、盲目大干快上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债务也险象环生、频频告急。历史经验表明，所有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违背规律、图一时之快的行为和决策，终将在未来反噬自身！1958年大炼钢铁和“大跃进”之血泪教训岂可忘却！
所有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违背规律的史实背后，无不是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向威权模式的高度内卷，无不是权力不受制约和权力亲自下场，无不是市场规律和法治逻辑被权力破坏。
2023年，民间投资复苏乏力，私营企业家批量出走。何以然？三年疫情封控期间公权力的任性让他们缺乏安全感，孙大午先生的遭遇令私营企业家暗自心寒、惶恐不安！
2023年，郭飞雄（杨茂东）先生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8年，这是他第三次获刑；常玮平律师、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分别被以颠覆政权罪判刑3年6个月、14年、12年，这是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第二次获刑，而与他们同案被抓的李翘楚女士仍审而未判；余文生律师也再度被抓，本次更是株连其妻；覃永沛律师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5年，李昱函律师被以寻衅滋事罪和诈骗罪而被判性6年6个月，杨绍政教授被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刑4年6个月；陈家鸿律师二次被抓逾一年而久押不决，吉田律师再被强迫失踪，高智晟律师持续人间蒸发。
我们确信，依中国的宪法和刑法，郭飞雄先生、常玮平律师、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覃永沛律师、李昱函律师、余文生夫妇、陈家鸿律师、杨绍政教授，他们所有的言行无不合法，他们之被定罪判刑是公权力向罪刑擅断、重刑主义、威权模式持续内卷的结果。
2023年9月、11月，福州公民叶钟、南京公民孙林相继被当地警方打死。
2024年，人权律师张展、常玮平、李昱函、覃永沛以及著名异见人士郭泉博士、知名维权人士王爱忠先生将走出狱门。
百余年来，中国始终未能步出内卷与开放的纠结。如果说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完全内卷的社会，那么1980年改开之前的中国则仍是一个虽已非完全内卷却依旧高度内卷的社会。内卷必然封闭，封闭必然落后，落后自然挨打且被歧视。然而，落后或许会挨打于一时，但落后绝不是永久挨打的根源，永久挨打的根源是拒绝开放、自甘落后，是固步自封、长久内卷。
东亚强邻日本脱亚入欧的历史，以及中国自己四十余年改开的历史都证明，改革必须是全面的改革，开放必须是全面的开放，而不能只是洋务运动式的片面经济开放。历经四十余年改开却仍在内卷和开放之间纠结不休，否定改革、企图内卷回1980年之前的极“左”势力不时抬头，中国多次驻足于内卷、因循和继续改开的十字路口，犹豫彷徨，患得患失，充分表明单纯的经济改革根本不能推动中国穿过改开的深水区，启动与经济改开相匹配的全面改开已是时不我待！
历经四十余年改开及二十余年入世的洗礼，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已成为常识和共识，试图长期内卷或回归国企主导的计划经济，已绝无可能了！与其左右摇摆、游移不定，何如真心实意、无所保留地拥抱市场经济，走向全面的开放？
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尽快超越传统的所有制决定论阶段，走向分配优化、分配决定论阶段。实质的分配，而非形式的所有制，才是经济的终极决定因素！
历经四十余年立法积累和司法实践的捶打，全体国民已真切体会到法治对于人治和强权之治的优越，试图内卷回人治和强权之治的从前，试图用人治和强权之治的老一套解决宪政、法治、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新问题，已绝无可能了！与其举棋不定、瞻前顾后，何如破釜沉舟、从长计议，坦坦荡荡对国民从小进行民主、权利、宪政、法治教育，训练和培育国民的主人意识和参与能力，深耕细作，假以二十年、两代人之功，开放、外向、自信的法治社会定可建成！
我们深信，罪刑擅断、重刑主义和权力直接参与经济的社会一定是内卷、守旧和人治的社会，只有民权、私权张扬和市场充满活力的社会才能成为开放、外向、法治和兼采众长的社会。放弃内卷，走向开放，从停止罪刑擅断、重刑主义始，从尊重和保障民权和私权始，从激发私营经济活力、纠正孙大午先生错案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