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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一名小学生在课堂上谈“我的理想”的视频引爆网络。影片中小男孩对着镜头表示：“我想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行长，因为我爷爷是行长，妈妈是副行长。（我）要继承我的爸爸，想要继承我们的家产。”小男孩身后屏幕上的文字要求：请你也用上这样的句式说说你的理想：我长大以后想______。因为______，所以______。视频中的小男孩，正是根据该句式讲出了前述内容。

影片不断发酵，很快冲到微博热搜榜，引发轩然大波，质疑国有银行竟能违法“近亲繁殖”，行长一职都能“世袭”，网民指出，此事最让人细思极恐之处其实是小男孩家庭给他灌输的观念，即使是之前江西的周公子也只说了“家族传承吾辈责”，没敢把国企和他人财产直接当成自家的，但小男孩却直白点出了“家产”一词，无不揭示了“公权私用、公产私有”背后的残酷真相。

官媒也发表评论指出，此事既涉及银行员工管理、社会公平问题，又关系到家庭对孩子的职业启蒙和理想教育，不宜只当成是“童言无忌”，一笑了之。随着视频内容引爆舆论，农业发展银行总行甚至在内部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各行部迅速组织排查是哪家的孩子，尽快溯源，消除舆情萌芽”。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舆情关注》显示，要求各省排查是哪一个行的情况，是谁家的孩子。

在媒体及网民的层层追问下，4月7日，农发行安徽省分行新闻发言人终于承认，视频中的学生确实是该行员工的孩子，其父亲是某县支行行长，母亲是某市分行机关部门副主管，孩子的爷爷、外公曾是农发行员工，均已退休多年，爷爷是支行普通员工、外公曾担任另一县支行行长。

虽然当地的回应没有回避遮掩，公开了孩子上两代亲人的任职信息，从制度依据、关系形成等方面部分解答了公众心中的质疑。但是，这种一家几代人“都吃银行饭”的客观事实，依然难以让人们打消心中的就业忧虑。网民纷纷在微博留言，把这名小孩的言论联想到坑爹的“李刚”事件，即当权阶层把职位和利益世袭化。网友将之调侃为“三代农发行人的传承与守望”，认为它赤裸呈现了一个权力近亲繁殖的关系网络，且“大概能够看出某个地级市的权力结构。

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预计达1179万人，比去年还要增加21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入公众视野的“银行世家”显然是对公众这种共同心理的伤害，消解了官方就业政策的公信力。

微博大V“还是那个盘”说：“童言无忌，三代农行人，本身就是人家的家产，有错么？再说，央企国企到底是啥德行，我们老百姓能不知道？”

微博大V“顽皮的郭贝勒”说：“咱们这，泛体制内，都要拼背景。能力和努力，都不如关系，吃苦和奉献，都不如送礼。最大的差别是，子弟有门路，底层没机会，利益共同体，才能进圈子。无论真假，背后的很多事，都是这么定的。”

靖江微视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微博大V“如皋老猫”说：“童言无忌，一不小心把真话说出来了。

视频博主、微博大V“1900影剧室”说：“表面上是童言无忌，实际上人民群众渴望公平”；

视频博主、微博大V“御风司水梁美丽”说：“阶级固化、利益固化⋯⋯三代烟草人、三代电力人、三代行长人。”

法律博主、微博大V“张三同学”说：“别拿童言无忌自欺欺人，小小年纪竟然把银行当成家产，准备以后继承，看到视频确实震惊。是怎样的环境让小孩说出如此言论，是否存在耳濡目染？

“小孩的言论并不能说明家人存在任何问题，但是把公家财产当作私人财产，揭露的是社会现象，‘三代的人传承与守望’是客观存在的，电力、烟草、银行、石油、煤气⋯⋯”

网民雨落尘埃2019说：“大家都是心照不宣，这种企事业单位，都是掌握在自己家族的手中，代代相传。”网民只谈雪月与风花说：“三代银行人三代烟草人三代铁路人，当然还有三代农民工三代外卖员，现实就是这样的。”

作家、微博大V“边江说”说：“这没啥好奇怪的，银行业靠资源人脉完成业绩，别说祖孙三代，旁系全围着银行的也是屡见不鲜，曾经我一师弟大学期间就开着保时捷来学校，老爸是某二线城市城商行三把手，这哥们毕业后挂在老爸银行里，没有人见过他，只知道他名下挂了几十亿存款，从来没上过班。至于全家都是行长的，那更是常见了，总行行长是行长，网点主任也是行长，大行熬资历小行看业绩，见怪不怪。”

在知乎，《当地农发行回应「小学生发言想当农发行行长『想要继承我们的家产』」，如何看待此事？哪些信息值得关注？》的问题吸引了2400个回答，700多万浏览量。“我是海贼王的女人”回答说：“他只是把潜规则讲出来了，银行里面早就基本上都是二代了，都是一代传一代，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好工作通过母婴和性传播。”

“好奇害死猫”回答说“他只不过是做了《皇帝的新衣》里最后那个小孩罢了，现在应该有一堆大人在忙着证明他不是行长的孙子吧。”

“知乎不让再叫麻醉”回答说：“孩子你错了，现在很多国企招聘都不许三代内直系亲属在同一单位，所以你不太可能继承农业发展银行，你大概率会去继承别的兄弟银行，然后兄弟银行家的儿女来继承你们家的农发行，这才是现在比较流行的玩法。”

医生“如风”回答说：“知道黄巢为啥，天阶踏遍公卿骨了吧。这帮货，玩的太明显了，都不掩饰了。”

医学博士“非临床医学院学生”回答说：“我中学同桌是省建行行长（不是啥支行）的儿子，全班都知道他最有钱，组团去他家看电影，他家的气派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他并没有去建行继承他爸的家业，他现在在工行当行长，所以继承这回事，不存在的。”

作者张三丰在其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发表文章《想当行长的小孩说出了残酷真相》，文章说，现在已经没人讨论“阶层固化”了。很多人的努力，都是在“固化”自己的生活水准，即便是普通人，也有很大可能下降，能把“当下”固化下来就不错了。这个小孩说出了某种真相：只有能够“继承”的，才是真正的阶层固化。

作者麦杰逊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确认了！这确实是某银行行长的公子》，文章说，如果你是银行行长，当你的孩子在说他的梦想的时候，建议你一定要教他这样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热爱金融行业，所以我长大后也想进入金融行业，为国家的金融行业做贡献！苟利国家生死，家族传承吾辈责！”你看，同样的意思，按照我的说法，这样说是不是就正能量很多了？

作者竹不倒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小小年纪，就知道“银行是他要继承的家产”了？》，文章说，要搁在200年以前，我一点也不奇怪，谁震惊谁傻叉。但放在2024年，我感到可怕。还记得之前网上流传的那句调侃的话吗，好的职位像艾滋病一样，只通过母婴、血液和性传播。

竹不倒的文章说，那个苏联的笑话各位都有印象吧？将军的儿子问：“爸爸，我长大了可以当将军吗？”父亲答：“当然可以。”儿子又问：“那我可以当元帅吗？”父亲答：“不行，因为元帅也有自己的儿子。”这世界之颠倒，实在让人忍不住拍手叫绝。

作者纸上建筑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把行长当家产来继承？》，文章说，既然爷爷能传给父母，父母当然也能传给孙子。人家两代人已经齐齐整整都在同一间银行的屋檐下，下一代再弄进去有什么复杂呢？这跟“三代烟草人”的传承一样，怎能不令大众浮想联翩呢？

纸上建筑的文章说，显然孩子并没有夸大讲述，舆情也没有不正常，如果面对这“三代烟草人、三代银行人”的固化现实无动于衷，恐怕舆论才真不正常。哪有什么童言无忌，这无非就是讲述家里的日常，爷爷外公在银行，父亲母亲在银行，他们家都在银行，银行就是他们家，已经传了两代了，有什么理由不能传到第三代，说一句“继承”夸张吗？如果对这样的现状大众都感觉没问题，恐怕这社会才出了大问题。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堂堂国有银行，咋就成了你家的家产？》，文章说，那个一脸认真的小朋友，像安徒生童话里最后那个口无遮拦的小孩，说出了光腚的残酷事实。不是说好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吗，怎么你却要偷偷接班银行行长？张雪峰说，穷人家的孩子至少晚熟10年，还是太保守了。人家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三代银行人薪火相传】，我们怎么和人家相比？

魏春亮的文章说，当成人的世界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穷人可怜的自尊心时，我倒是愿意看到有北极鲶鱼、江西周公子，以及实话实话的小朋友，来不时提醒我们这个世界的残酷真相。只是，这个小朋友还是不一样的，子承父业、孙承爷业不稀罕，即使周公子也只说“家族传承吾辈责”，也没敢把国企和他人财产直接当成自己的“家产”。可能正是小朋友，才以童言无忌的形式，将现实揭露得格外残酷。小朋友不过说了实话，重要的是背后的家庭、血缘和关系网。

魏春亮的文章认为，这是一种日益分裂的现实，一些人在出生时就被预订了坑位，看似选择有限，但因是肥缺而格外有保障，没有人愿意踏出这温暖的舒适圈。另外一些人，看似拥有数不尽的机遇，但因缺乏机遇和积累，往往要白手起家，拿命换前程，反而步履维艰。前者多一个坑位，后者就少一个机会；前者往上爬一寸，后者就可能往下坠一分。以前，这样的差别往往还包裹在一层玫瑰面纱下，以后，赤裸裸的操作和心理，可能都不背人了。堂堂国有银行，咋就成了你家的家产了？谁又能不羡慕呢。

从10月28日到11月1日，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万圣节聚会活动，引爆了中国网络，新浪微博、抖音、微信视频号等社交平台被上海万圣节的各种装扮刷屏，大批年轻人身穿“脑洞大开”的服饰在上海街头狂欢的照片和影片席卷了中国社交媒体，多个与“上海万圣节”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上海的万圣节活动成为了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最激烈讨论和传播的话题。

与欧美国家万圣节仅围绕恐怖惊悚主题不同，在四天时间里，上海这次的街头狂欢年轻人热情拥抱万圣节，把这个最初的西方传统变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东西，进行了巧妙的本土再造，出现了更宽泛的视角、更多有创意的形象，将“万圣节”玩成了反映生猛现实的“万梗节”，成为民众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感慨“上海万圣节可比西方有意思太多了”。

不少年轻人将装束与当前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勇敢表达，直接触及了中国当局的敏感区。一个女人在她的衬衫上贴满了A4白纸，直指去年底爆发的中国白纸运动。有人打出了“我在上海很想你死”的牌子，这句话被网民解读为李克强去世后民众对习近平的隐晦诅咒。旁边还有一位女孩颇为配合的将自己cos成了祭奠花圈，最终两人被警察拦下没收道具并训诫。一位参与者打扮成著名作家鲁迅，手拿“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纸牌，在人群中背诵起了鲁迅写过的文章，鼓励年轻人发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时警察开始阻止他讲话，将他赶走。

一位参与者办成了满脸愁容的被告乙方。另一位参与者胸口贴着一张不断下跌的上证指数的海报，手拿一把韭菜自比，调侃自己被当局反复收割。一位参与者装扮成了电影《霸王别姬》人物程蝶衣，胸口挂着一张写有“打倒程蝶衣”的牌子，表现其遭到文革批斗的电影场景，政治讽刺意味不言而喻。有人在头上套了一个巨大的摄像头模型，站在两名执勤警察的身边，影射无处不在的大数据监控。

嘲讽或隐喻疫情期间上海防控的“恐怖”打扮也广为流传，多人身穿“大白”防护服，手持巨型棉棒，或身贴核酸亭的图片，外放“勤洗手、戴口罩”的声音，跃跃欲试要给市民“做核酸”。有不少市民扮成仍在加班的“996社畜”出行；有人身上挂着讽刺延迟退休政策的标语：“2070年，我终于退休了”；亦有人将写着“我在公司很想死”的路牌贴在头顶。还有参与者调侃经济状况不景气，有人装扮成医学生、文科生、建筑学专业学生等中国就业市场上目前承压巨大的行业人士，手拿金属碗和用来讨饭的二维码。

这样的场景造成中国网络的轰动。网民们为上海的多元文化叫好，指出这是当下年轻人难得释放压力的机会。有网民表示，这哪是万圣节，这分明是万梗节；有网民说，这个世界逐渐变成了我喜欢的疯癫的样子。不少网民留言“该说不说，都是人才”“怪不得习子老是想禁止过洋节”“另类的表达方式表达同样的不满”。微博博主“呆若木一”在一则受到上万点赞的帖文中写道：“上海万圣节的变装表面看是一场狂欢，但太多变装的背后都是普通人心里的一块伤，终于有机会在特定的日子里拿出来宣泄分享，是一座座普通人的孤岛在此连成了陆地，足以让我们确信，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孤单。”

在知乎，《如何评价今年的上海万圣节?》吸引了3846个回答，超过2000万的浏览量。网民eric回答说：“这何止是万圣节，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讽喻节。”Arbeitmachtfrei回答说：“从前是机械模仿，这一刻超越了所有西方万圣节，民族特色鲜明，黑夜中一闪而过的亮星，一时间给我一种「这里仍有希望」的感觉，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错觉。”网民“总难免道听途说”回答说：“那些人总是在你提出问题之前否定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是自由化最甜的一端，但愿不要有人把它当成全部。我没有资格去鄙视任何人，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历史进程中非常眼熟的一幕，尽管问题本身包含着更多问题，但总是有蠢货会捏着某一点大放厥词。”

最终上海万圣节在官方急推的“交通管制”中落下帷幕，上海万圣节的网络相关内容也受到审查。不少五毛带节奏，认为万圣节是“外来文化渗透”，指责这些年轻人“崇洋媚外”。对此，有网友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有网民回答说：“只要城市的精气神还在，万圣节有没有不重要，xx了万圣节，还有无数的节。更有网民直指问题核心：“会与不会，取决于支持上海万圣节的人们，打算为了这个节日付出多少。一件东西的价值，就等于与之交换所承担的成本。对上海年轻人来说，万圣节究竟是什么？代表了什么？有多大意义？如果你所拥有的东西轻而易举被别人拿走，而你无所作为，那这件东西就真的谁都可以拿走。”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魏春亮说”发表文章《我可太爱上海的万圣节了》，文章说，新一代年轻人的意识形态非但没有毁掉，他们非但没有被渗透，还对西方的节日进行了创造性地本土化改造，让本来陈旧的节日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属于中国人的活力。上海的年轻人，根本不屑于万圣节小孩子那套trick or treat的幼稚把戏，也不搞什么莫名其妙的南瓜灯，他们出手稳准话，抓住了“变装”这个精髓。变装成各种鬼怪，都不难想象，让上海的万圣节区别于任何其它地方的万圣节的是，他们把“梗”融进了变装中，让上海的万圣节成了一个青年亚文化的狂欢节。

魏春亮的文章说，这是一场“梗”的大狂欢，是“梗”的实体化和现场化。那些以前只以表情包、短视频、段子形式存在的“梗”，突破次元壁，走进了现实，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表演和互动。这也是一种新的精神面貌，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它纷繁复杂，又百无禁忌。大V@呆若木一说得好：在这时候许多人会比以往更深刻地意识到，一座城市的灵魂永远不是璀璨的霓虹、遍地的高楼大厦，而是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哪怕再辛苦也能苦中作乐、真诚热烈、多元包容、鲜活叛逆的生命力。而这样的生命力，正在用松弛的姿态，快乐的宗旨，包容的胸怀，百无禁忌的胆量，创造一种新的未来。

作者张3丰在其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发表文章《上海万圣节：一个城市的治愈》，文章说，狂欢和娱乐之中，仍然有一些严肃的东西：这个城市和它的年轻人，需要甩掉包袱，实现某种救赎——万圣节就是一次“自我疗愈”。去年给上海留下的创伤，可能比想象中要深刻得多。解放日报的一个公号发文章呼吁宽容对待万圣节游行，“上海以治理能力着称，相信上海。”经历了去年的疫情，这样的话看上去无比苍白。

张3丰的文章说，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真的从惊骇中走出来了吗？那些在街头狂欢的年轻人，cosplay是一次短暂逃离的机会，等到天亮，还是要去上班。这样的“逃离”，其实会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处境，看看伤口有没有愈合。

作者手纸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上海狂欢：当“万圣节”成为“万梗节”》，文章说，今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社交媒体。在无形之中，本届上海年轻市民轻松完成了西方文化的本土再造，以往浓郁的西方元素全部换成了东方本土的日常元素。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几乎每一次出场都是日常生活的绝妙玩梗，以游戏的精神，走向了对生活的复仇。

手纸的文章说，上海市民以肉身为基座、用服饰为象征、借玩梗为表达，轻松而又戏谑地完成了常态规则下欲说难言的抗议论辩，依然可以视作“不给糖就捣蛋”的街头表达。曾经代名词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城池，当年轻人不再借助轻松的西方元素，转身采用戏谑冒犯的东方符号和心照不宣的日常写照：原本单纯用于欢乐放松的节点，被用于现实感受的利刃刻画。除了节点时间是洋货之外，广为流传于社交媒体的几乎都是国货，万圣节被挪用成了万梗节。

手纸的文章认为，这些年来，喜剧电影里本该拥有的笑，离场了，断货了；综艺节目里本该存在的笑，净化了，尬场了。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笑逐渐消失，这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冒犯。毕竟，近些年来的笑之离场，已然并非好不好笑，实则指向的是能不能笑，我们迎来了“笑果自负”的尴尬局面。本届上海万圣节，将原来的恶作剧精神蜕变成了冒犯的艺术：当舌头被管辖之时，肉体进行现身说法；当剧场不再发笑，街头开始形成表达。这或许是未曾预料的现实。没有公共层面的共情，没有公共话题的借喻，上海万圣节的狂欢就只能是上海街头的狂欢，更不可能席卷社交媒体的话题讨论。无论是现场的扮演者，还是网络的传播者，都在心底暗暗借助这股怪力乱神，意欲刺杀着现实的庞然大物。只不过，当我们在发笑之时，恰是因为我们隐于心底的悲凉。毕竟，击中人心的喜剧，真正的内核往往是悲剧，是上海街头捣蛋鬼们和社交媒体上的你我等人所念想的——那颗本该拥有却不知所踪的糖。

河南是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四分之一左右。五月底正值进入小麦收割季，河南省南阳市农户从外地雇用的上百台收割机，却在高速公路被官方以证件不齐、货车超高等原因无法下高速滞留，导致小麦来不及收割遇雨发芽，农民蒙受损失，#“百台收割机无法下高速”上了热搜，瞬间引爆民众关注和热议。

网传视频显示，有被拦截的司机表示，自己的收割机符合免费通行的有关规定，但当地交警仍测量宽度、高度，并将收割机困在高速路上。当地从2006年开始，开收割机只要跨区作业证，无需收取高速公路费。但目前，有司机因为“收割机装在货车上超高”，被收取了八百多元人民币的高速费。

多个网络平台发布“百辆收割机在河南高速上五六天，农民的损失谁来承担？”“数百台收割机堵了五天，直接经济损失已上亿元”等信息。事件也引起媒体关注，央媒发文六问“百台收割机无法下高速”。迫于社会舆论压力，当地政府要求高速收费站放行。但网民发布的收割机在高速公路上被扣留的讯息，却收到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语带恐吓的简讯，要求尽快删除这一“不实言论”，否则将协同网信、公安部门“按照发布虚假信息进行处理”。接着传出有“造谣者”被警方拘留的消息。山东省济源网信办30日发布通报，抖音用户“李香报猪事”有关收割机被扣押一事信息内容虚假，对“三农”工作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公安机关以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对其行政拘留7天。事件引起民众不满，形容当局处理网络“谣言”的动作显然比放行收割机迅速多了。

先不说“跨区作业证”的荒谬，即使是确实超高超宽手续不全，规定固然是刚性的，但当地有关部门可以开通绿色通道，帮忙完善手续。毕竟，时间不等人，抢收小麦是在跟阴雨天赛跑。收割机早一天下田收割，农民就多一份收成、少一份损失。作为全国小麦主产区，官方完全没有“抢收”的意识，机械地执行相关规定，将跨区收割机拦在高速上。有网友建议，相关手续能不能简化一些，便民一些？老天爷可不会等你办好手续再下雨。

在网易评论上，浙江网民家里坏坏说：“是人做的事它们从来不做。”广西网友0s7_BM表示：“把反映问题的人以造谣的名义抓进拘留所问题解决了。”河南网民0sISj2说：“什么都用这个鸟证，每家以后都得弄间房放证，叫证房，与书房，厨房…并列。”江苏网民0s_yG9调侃说：“这是美帝的阴谋吗？我觉得肯定是，快去查查吧，故意挑起阶级对立。美方应承担一切责任。”

在知乎，《如何看待河南一些地区不让收割机下高速？》的问题吸引了上千个网民回答。期货交易员张张回答说：“这件事情，其实是民间舆论对官僚主义的反噬。今年的麦收情况，对黄淮麦区的农民，是一场严重的打击。黄淮麦区是一年两熟，夏收的小麦是一年的口粮，还可以挣点秋季的种子化肥农药钱。现在这情况，口粮怎么办？接下来的玉米、花生种子化肥怎么买？这就相当于资金链出了问题。要打工吧，大家也都知道今年的情况。不要觉得有储备粮就不用慌了，现在的问题是农民手中没钱。房地产崩，影响的是城市中产。这收不上麦子，打击的可是最基层的群众。”

网民曹为的回答得到了三千多人的赞同：青储不让卖，麦子不让割，前者号称“粮食安全”，后者呢？某些类人看见农民“妄图”提升种地收益，就比刀了它全家还难受。没有天灾，净是人祸！

网民千和记录回答说：“只能说农民真的太难了，种在人，收靠天，本来靠种地也只能维持个温饱，有人就算过，种一亩地只能挣一元。如果说这次除了天气原因，人所能做的都做到位，那也就无话可说，可高速卡收割机不让下的做法还是让很多人愤怒。假如当时相关部门能不拿出条条框框堵住那些运输司机，能提高办事效率，尽快将问题反馈，如果相关领导能本着为民着想的原则，特事特办，想必也不是现在这个结果，至少能挽救不少已经成熟的麦子。也能挽救不少人多个月的辛劳和汗水，以及金钱和精力的投入。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作为旁观者也只能是一声叹息，感叹天公不作美，感叹做农民的艰辛，更感叹生活的不容易。”

网民我要珍惜账号回答说：“粮食安全到底重不重要这个问题，挺薛定谔的。粮食安全很重要，用一亩半耕地种生姜，不能容忍，要铲除。但似乎粮食安全又不重要，耕地用来采矿，基本农田上建地铁站，都可以容忍。甚至有时候粮食安全都不如高速公路收费重要。”

网民lvzhi166表示，面对各路人马的口诛笔伐，当地“父母官”也不痛不痒的做了两次说明，第一次避重就轻，把责任推给收割机没有事先办证，不过“父母官”们已经以最快的速度放行，貌似“父母官”不但一点责任没有，好像还有点“功劳”；第二次，面对网友们诉说的很多麦子被泡发芽的事实，“父母官”解释说小麦发芽属于极个别现象，大多数麦田正常，也没有具体的数据，真不知道他们这个“极个别”是坐在办公室了凭空想象的，还是实际到收割现场统计的？

作者朱昌俊在其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发表文章《“收割机放行了，麦子也发芽了”，谁在给农民添堵？》，文章说，从相关部门给出的回应看，收割机下高速遇阻，主要是一些农机手没有办理“跨区作业证”，一些运输收割机的车辆则超高、超宽，不能享受免费通行的政策。这似乎算不上是故意刁难和歧视外地收割机。但问题在于，每逢收割季节，跨区作业的收割机几乎都是准时到来，这已经是延续多年的现象，为何独独今年遭遇意外？难道今年来自外地的农机手们都不知道“规矩”？

朱昌俊的文章说，一个可以参考的旁证是，几乎同一时间，河南某地有网友抱怨，当地今年严查“跨区作业证”，导致收割机被扣；还有网友表示，某地农管开始下乡检查收割机，没驾驶证的一律不给开……这些传闻是否与南阳此次出现的收割机下高速受阻有关联，也令人生疑。

朱昌俊的文章认为，经过多年的探索，外地农机手与当地农民，就小麦收割已经形成了一种高度默契的状态。它有着内在的运转规律和节奏，当地相关方面需要做的应该是创造条件、给予方便，甚至说只要不人为制造某种管理阻力，就可以实现一种自发秩序的平衡。作为管理部门更多的是需要尊重原发秩序，克制过度的介入冲动，任何一种想象中的“规范”，都可能破坏了秩序和效率，而不是“改进”。

作者张3丰在其微信公众号“张3丰的世界”发表文章《小麦烂在地里，收割机被拦在高速：河南官员正在失去现实感知力》，文章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到南阳农业局。一位领导表示，“问题已经几本解决”（看来问题还很大），因为一些“机手”没有办理大件运输手续，在高速收费站遇到了通行问题，“经过近期的协调工作，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这位官员的回应非常严谨，也非常八股，如果穿透他的八股屏障，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一种惊心动魄：“近期协调工作”到底是几天？机手们在这几天是在忙着补班手续吗？而农民在田里又是怎样的心情？

张3丰的文章说，不久前看到一张照片，也是发生在南阳的事：一些机构组织领导、专家向淄博学习烧烤经验，在一个会议室里，悬挂着研讨会的横幅，参会人员面看摆着矿泉水和发言稿——他们正在集思广益、开拓创新，把淄博经验和南阳实际结合起来。当然，只是在文件上。而已。相信一定形成了完美的会议纪要，大家都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当然是毫无意义的。南阳市里一定也有烧烤摊，哪怕你们到烧烤摊去开会，点几样烧烤，和摊主聊一聊，问一下他们“南阳为什么不行”，都比在办公室研讨好。可悲的是，这样无意义的工作，又是大量的。或许大家都很忙，以至于忘记麦子如何生长，也忘记了农民是多么辛苦。在河南，这可能意味着形式主义到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农业和农民是社会的底线，在河南就尤其如此。如果心中没有土地和麦子，你就是百分之百忘本了。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孙旭阳在其微信公众号“卖杏花”发表文章《我家的麦子，也烂到了地里》，文章说，他的父亲在电话里告诉他家里有十来亩麦子，也烂到了地里。抢收就是抢粮，也就是抢命。没经过六十多年前的那场饥荒，你不会认同老年人对粮食的感情。夺人田地，毁人青苗，盗人粮食，曾在无数年月里与偷人媳妇挖人祖坟一样败坏。因为，这些都会使人断子绝孙。我很难接受唐河县连续好几天不许割麦机下高速的逻辑。传说中的这证那证很多很多，但阴雨当前，抢收的窗口期也就那么几天。你们当干部的是不愁吃喝，但老百姓的麦穗就活该在田地里发芽吗？

孙旭阳的文章说，被检查站分隔的麦客和南阳农民，他们在翻腾的乌云下，心急如焚，求告无门。他们一定也很绝望吧，但他们确实也不配拥有名姓。——接下来，有哪个有名有姓有身份证号码的人，不得不在明年春天勒紧裤腰带，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只会被告知，人民都吃饱了。只是有些官员呀，吃得太饱，没事找事。他们真不配先人节衣缩食地养他们长大。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发芽的小麦，滞留的收割机，河南的农民哭了》，文章说，南阳市农业农村局的领导说：南阳市的政策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一些机手因为之前没有办理大件运输手续，在高速收费站遇到了通行问题，经过近期的协调工作，这些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不得不说，这位领导是懂语言艺术的，且带着浓浓的“官腔”：“之前”是几天前，“近期”是多久，“基本”是多大范围，反正都是模棱两可，收割机被堵在高速上几天，又花了多久解决，解决到何种程度，说了，又好像没说。

魏春亮的文章说，但更可怕的是官腔背后的逻辑：是机手们自己犯错在先，我们不过是在谨守规则，秉公办理。而且现在我们还在辛苦地协调工作，帮你们解决问题，你们还要怎样？也许正是带着这种公事公办的心态，他们才在看到收割机来了之后，用卷尺严肃认真地在测量它的尺寸，以确定是不是超高超宽。他们越是认真，越是让人感到可笑和可悲。在他们眼里，收割机的到来，可能是罚款的契机，可能是日常的工作任务，但唯独不是千万农民的希望，无数家庭的生计，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同样是工作，他们请愿把精力花在为难和罚款上，而不是花在如何配合和放行上。

魏春亮的文章认为，在农民们已经面临天灾、欲哭无泪时，就不要再增加额外的人祸，雪上加霜了。不能在宣传他们的重要性时，说什么“中原熟，天下足”、“河南的麦田多治愈”；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就说自己只是在照章办事，麦子收不收和我无关。不能在需要他们奉献时，就歌颂他们“朴实无华”、“任劳任怨”；而在他们需要协助时，就摆出一副“恪尽职守、铁面无私”的模样。“如果个体的困顿与集体无关，那集体的荣辱又和个体有何相干？”人不能忘本，不能顶着一百多斤的肉，而忘了是吃什么长大的。

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火灾，造成29人死亡。这是过去20年里北京发生的最致命火灾。火灾事故在周二中午发生，但直到晚上近9时，官媒《北京日报》才发出了一篇情况通报。在火灾发生到官方通报中间的8个小时，中国网络对此事没有报道和讨论，在官媒正式报道大火前，包括微博在内的中国社交媒体上就流传着多个视频，显示滚滚黑烟从长峰医院的大楼里冒出，楼里的人爬到窗外试图逃生。但这些视频很快遭到了删除，相关讨论也被审查。大火消息第一时间遭封锁，此事随后在中国网络引爆网民的愤怒。

18时30分左右，社交媒体上终于流出火灾视频，但很快被删除。一些本地媒体如@北京时间，及北京本地自媒体如@北京大峰峰发布和转载新闻，但视频很快被删除，@北京大峰峰目前也处于被禁言状态。“北京长峰医院起火众人躲空调外机逃生”这条最早的相关话题词条，目前已无法查看。

在北京市政府第二天举行的火灾事故通报会上，北京丰台区副区长李宗荣向全市人民表示歉意，称已成立群众工作组，长峰医院患者家属已全部对接，未来还将继续督导长峰医院做好善后及赔付工作。短短17分钟的通报会，强调领导到场，救援及时，灭火措施到位，医疗救助到位。死者是谁，在哪里，不知道。幸存者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相关微博报道下有1000多则评论，但却被开启“评论精选”模式。网友说，与其不让评论，还不如不道歉。

虽然北京官方出面向北京市人民表示歉意，但网络舆论仍然不买账。中午12点多发生火灾，直到晚上8点官方发布火灾通报，在事发七八个小时之内，被隐藏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网络传播，没有新闻报道，没有家属通知。一直等到晚上看到官方通报，许多家属才知道自己的亲人可能已不在人世。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得不到确切答案——医院拒绝发布死者名单，也不肯回复家属询问。据媒体报道，“分诊台的工作人员说，要登记患者姓名，逐级上报，才能告知”。

网民质疑是什么“神秘力量的干预”,导致这起事故“被隐藏长达8个小时”？为什么有大量舆论质疑29人这个死亡数字？在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后，为什么媒体也在9个小时无动静？在人人手机自拍的时代，一场医院大火几乎不可能没有视频上网。然而，比救人更迅速的是，这些视频被删得干干净净。网络传播也遭到严格限制。一场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列出翻车事故可以连续十天上“热搜”，“淄博烧烤”可以火遍全网，一只熊猫的病亡引发全民悲悯之心。相比之下，4月18日中午，北京长峰医院的至少29名患者，可以说是静悄悄地与世长辞了。一直到官方通报之后，传播和讨论被严格控制之后，这个消息才从容不迫地出现在“热搜”榜上。

中国政府在迅速审查新闻以平息公众的愤怒和对灾难的质疑已形成一整套模式，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表达对信息披露延迟和审查的不满。有网民批评：“中午12点多发生的事情，发生时没有一家媒体发突发新闻。近10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九点多，开始发通稿。以前的媒体，现在基本都变成了通稿复印机。耻辱。”“太可怕了！连亲人最起码的知情权都可以无视？！医院不是应该最安全的地方嘛？”“我国还有媒体吗？还有调查记者吗？还有媒体人吗？”

《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前总编辑胡锡进，一开始也在微博批评：“到官方晚8点四十几分发布正式通告之前，网上关于这场火灾的信息很少有留存的，因此现在人们只看到了官方的文字通报，几乎搜不到有关这场火灾的照片和视频，我认为这不应该。”随后，他“自我审查”将质疑的言论删除。有网民在胡锡进的原发文底下留言讽刺：“老胡不容易。把微博里面关于新闻报道延迟的质疑删除了，然后重新发送。果然是和谐社会，人人有责。”

一名北京的报纸编辑说：“最可怕的不是29人的死亡，而是8小时的沉默，前者是意外失职，后者是蓄意而为，全力以赴，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社会控制能力，把我们当成聋子、瞎子、傻子和没出息的臣民。事故是可以预防的，但蓄意的行为可能会成为常态。”

前媒体人闾丘露薇说：“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居然大家都要等到晚上发通报才知道，这简直就是『奇迹』。彻底秀了一把管控能力，而这种手段，应该是疫情中形成和成熟的。”

在微博上，网民的批判排山倒海。微博网民“小飞侠吃冒菜”说：“以前出了事是新闻记者第一到现场传回现场画面，对工作人员，消防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采访。现在就是转发政府的发文。”微博网民“晓张玏芽2021”说：“蓄意而为，全力以赴，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社会控制能力所以这篇最终也会被夹。”微博网民“因沒講出來”说：“新闻只有喉舌，真相只有蓝底白字通报。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被欺骗的世界里，就这样还有人觉得够了与幸福。”

微博网民“过来ZZ”说：“没见过正常社会下的新闻报道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级别的灾难，正常来说发生之后的一个小时内媒体就会出稿了，哪怕那个时候只是几十个字的播报。之后的几个小时里，关于这家医院的背景，伤亡人数，现场的特写都会陆续出街。8个小时只等来一份通告，可以想象媒体内部有多无力。”

微博网民“幸福的快樂豬2”说：“是啊，当他们说出“你们”这词时，已经站在了大家的对立面，而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放心吧，他们没把你当成“咱们”。。。我忍不住阴暗地想，那些遇难者以及家属，他们中有没有人曾经也说过“你们”。哪怕说过也没关系，我们今天争取是为他们，但更为自己，为所有人。”

前媒体人本所在其微信公众号“张所长”发表文章《关注什么火灾？还是去淄博吃烧烤吧！》，文章说，这次火灾里，21个人去世。新闻通报里，只有短短几百个字，但每一个字背后都惊心动魄。哪个地方的烟火才是人间的真实？两个烟火的境遇，交相辉映，映衬出无限的光怪陆离。从12点发生，到晚上8点，8个小时的时间，都是无声的空白。我们拥有发达的直播，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但我们却如此闭塞，成了盲人和聋子。

作者木蹊说在其微信公众号“木蹊说”发表文章《长峰医院之思：看不到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文章说，记得去年“浙江宣传”在《别让一个负面热点害了一座城》一文中，明确反对“阻止媒体发声”的处置方式，主张把工作全方位全过程做好，才是前提。可惜，这仅仅是一种呼吁。更多的，就是一删了之。显然，这并没有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也对社会活力、人民的表达权造成了明显抑制。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一个地方发生火灾，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负面，相反，如果救援及时，处理合法合规，就能得到正面回馈。镜子是亮的，良药是苦的。查明问题，揪出黑手，问责相关，才是积极面对事故，树立公信力的正确做法。可惜的是，这件事的质疑没能及时得到良好的回馈。公信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遮盖出来的。不让百姓看到风险，往往就是最大的风险啊！

作者晚参君在其微信公众号“编委汇”发表文章《迟到的火灾》，文章说，见证了奇迹。从中午火灾发生到晚间官方通报，时间足有七八个小时，但这期间海量的网络上几乎无任何消息。人们常说，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想不让消息传播很难，但现在看来，好像没多难。长峰医院火灾在新闻传播与政府发布的逻辑关系中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过往，新闻报道中的突发新闻追求“快”，以此倒逼相关部门的救援更实和发布更迅速，但从长峰开始，要变了。相关部门有足够的“定力”将新闻后移，把时间点拉长，直到认为合适的时候给出一个独一无二的独家“官宣”。以前，还有那么几家都市媒体迅速扑向新闻现场，寻找蛛丝马迹；现在，新闻媒介很发达，新闻却奄奄一息。新闻靠边，只有“官宣”。

作者有竹不倒在其微信公众号“剑客写字的地方”发表文章《谁把媒体变成了这样？》，文章说，媒体是怎么了？面对国内的负面，忐忑不安，想报道却又瞻前顾后，拖到最后舆论已经炸裂了才开始出声，被网友骂作喉舌。反过来，一到国外的“负面”（其实也不算负面，最起码星舰坠毁在我看来不算。）哪怕是熬夜，也要更新。原因很简单，报道国外负面没有风险。你看看多少媒体有关星舰坠毁的报道下面，能少了网友们对马斯克，对美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肆无忌惮，是因为“正向”，要是火灾下面也是这样一种状况，不断质疑和讽刺预防不足与领导失职，很快你就会明白该怎样做人。

有竹不倒的文章说，我们的媒体深谙此道，又怎么会不提前小心翼翼呢？很多时候，纵使报道了一些负面内容，点开评论你都会发现“博主已精选”，简而言之你无法评论，或者说：你评论了也上不了墙，等什么时候大家聊开了，没“危险”了，他们会再把你的评论“精选”出来。道理是一样的，谨慎、细微，提前规避一切“危险”。谁把媒体变成如今这样？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或许是他们自己，或许是看受众的需要，又或许是社会变了……总之这是说不清的，或许也是没有人敢去详细的分析说清楚的。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亮见”发表文章《长峰医院火灾，公众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文章说，火灾发生于中午12点57分，但直到晚上8点49分，我们才看到报道。中间硬生生拉出了将近8个小时的空白。这8个小时的空白，让报道下那张“最新消息”显得很可笑。要知道，这不是发生在偏远山区，而是在首善之区。也不是无人员伤亡，而是死了21个人，属于“重大火灾”。但在官方通报前的这8个小时里，网上几乎没见到此事的只言片语。

魏春亮的文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能等官方通报？一场21条人命逝去的灾难，已经足以让人悲伤；但这场灾难，不应该再带来额外的恐慌，那是另一种伤害人数更多的灾难。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在灾难发生后，在无知中玩一种叫“猜猜猜”的游戏。疫情中，人们经常引用加缪在《鼠疫》中的一句话：与鼠疫斗争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诚实。但其实，诚实适用的领域，不止是鼠疫，而是任何灾难。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宋志标在其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发表文章《中产阶级如何谈论北京医院大火》，文章说，8小时的火灾空白，再一次嘲弄了“人人都是媒体”的夸张陈词。以为人人有了账号，等于人人有了话筒，可以遂行“人人都是传播”，看来又是一种虚假希望。这样有助于中产阶级理解身处的媒介环境，众声喧哗当中，他们是孤独的存在。

宋志标的文章说，很遗憾的是，随着大众媒体走出市场化阶段，中产阶级在信息供应上被迫接受新闻枯竭的现实。街谈巷议很是扰攘，治理对信息流的控制近乎本能，他们被悬置在国情之中。信息流曾是中产阶级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也曾认可市场化媒体为他们可爱的同盟。但在北京火灾这件事的传播格局中，中产阶级除了失望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与其说他们对媒体缺位失望，不如说是对自身阶级性流失的恐慌，因为他们视“接地气”为畏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