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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6日，曾任三届中共全国人大代表的知名律师迟夙生女士在中共云南省县级的宣威市法院为一起所谓涉黑刑事案件辩护，下午庭审结束后迟夙生律师到法院的物品暂存柜取回手机时发现手机被盗，询问看管手机柜的法警，法警避而不答，再询问该案审判长、宣威法院副院长丁敏，丁敏女法官恬不知耻地痴笑称“手机失踪你报警啊！”丁女话音未落，大批法警及公安特警蜂拥而至，强行将年近七旬的迟夙生律师扣留在法庭内，关闭法庭大门，多名法警再强行将迟夙生律师拖进另一个房间，并禁止其他律师同行探视。法警和公安特警的野蛮暴力行径导致患糖尿病多年的迟夙生律师突发心脏疾病，中共法院眼看要闹出人命，才仓皇把迟夙生律师送往宣威市第一医院急救。

手机存放在堂堂中共法院的物品暂存柜里，旁边更有半武装的中共法警把守，光天化日之下，除了中共法院自己监守自盗外，还可能有第三方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敢在中共的眼皮子底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公然行窃吗？

迟夙生律师曾连担任中共第九、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一经历在一直对律师实行控制、防范、收编的中共国律师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迟夙生律师担任中共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提案修改刑事诉讼法并获采纳，却又因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力度不满而投下反对票，并连续多年坚持提案实行性工作合法化，在橡皮图章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表现出罕见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广受《南方周末》等知名媒体报道。迟夙生律师曾代理贵阳小河案（黎庆洪等所谓涉黑案）、李庄案等中共恶意构陷的重大冤假错案。然而，即便有如此响亮的名头，迟夙生律师在职业生涯中仍屡屡被中共法院刁难、侵害，此次手机在中共宣威法院被盗、人身自由被中共法警和公安特警非法限制又是一例。

名声显赫的迟夙生律师受到中共宣威法院和公安特警如此野蛮的对待，自然被媒体及民间各界高度关注。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共宣威法院院长陈永福11月7日归还了迟夙生律师手机，并向迟夙生律师道歉。果然，迟夙生律师的手机是中共宣威法院监守自盗的。堂堂中共宣威法院就这么干起了溜门撬锁、钻地打洞的盗贼勾当！显然，是身为副院长的丁敏女“人民”法官与法警联手，趁迟夙生律师庭审辩护之机，溜门撬锁，共同实施了偷盗手机的勾当。

其实，干出如此下作、鼠媚之窃贼勾当的又岂止限于小小的宣威法院这样的基层法院？2019年，为非法干预千亿矿案，中共最高法院周强院长不也指使手下在最高法院的办公大楼里，从候补员外郎王林清博士的办公桌里，盗走了全部案卷吗？

中共宣威法院偷盗迟夙生律师的手机，起因于7日上午开庭前迟夙生律师拍摄了两张摆放着铁制束缚椅即俗称老虎凳的法庭室内照片。上午休庭时法警就将迟夙生律师扣留在法庭内，逼其交出手机、删除手机里的照片，被迟夙生律师拒绝。下午休庭时，法官及法警再次威逼迟夙生律师交出手机，副院长兼审判长丁敏无耻狡赖，叫嚣“通知你开一个月的庭，这一个月就都属于审判活动。”

听丁敏女人民法官这猖狂咆哮的口气，在这一个月内迟夙生律师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天候地不得使用手机！以丁敏这虎狼般的强权逻辑，在这预估的一个月开庭期内，她这个审判长也必须一直高坐在公堂之上，不得如厕，不得与回家老公同房！

公开资料显示，丁敏，女，1985年11月生，汉族，湖南湘潭毛泽东故里人，2007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2009年在中国政法大学获诉讼法学硕士学位，2010年经公开招考入职云南省曲靖市中级法院，2013年开始在职攻读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201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从2009年硕士毕业到2010年考入曲靖中院，有一年的空档期不知丁敏女士做何贵干。按世俗常理，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硕士科班毕业，通常是不屑于屈就到曲靖这样的偏远山区的，除非她有已被打入中共冷宫的胡春华当年扎根西藏、效力边疆之高远之志。以世俗观念，我们不妨恶猜丁敏女士在这一年的空档期内是谋求心仪职位而不得，不得已而俯下身段供职曲靖的。

有两个细节可以窥见丁敏女士之汲汲于名利，一是她借贬抑同班同学不能按时毕业以抬高自己，曲靖中院的公开宣传信息称丁敏“2016年6月，面对‘同班同学有一半都延期毕业’的事实，作为在职博士生的她如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这虽是曲靖中院的官宣口吻，但原始信息显系出自丁女本人之口；二是曲靖中院官宣信息夸称丁敏参与两部书的编写，在“《青少年犯罪问题》、《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等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二十余篇”，《民事执行中的话语分析——基于动态和静态的语境》入选《第五届法律、语言和话语国际会议论文集》（美国学者出版社）。然而，不仅这些文章和刊物都是在学术界不入流的凑数文章和刊物，而且仅凭一篇无法核实、毫无影响和价值的垃圾国际会议文章，就胆敢厚颜吹嘘为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二十余篇”！一个本该温良、谦和的女法学博士法官，却是如此的虚荣、浅薄和贪图名利！

一个法官，一个女法官，一个女法学博士法官，面对迟夙生律师的质问竟然丝毫不以其盗贼行径为耻，竟能恬不知耻地叫嚣“手机失踪你报警啊”，“通知你开一个月的庭，这一个月就都属于审判活动”，实在令人不齿，人之为人的廉耻何在？作为法官必备的职业廉耻何在？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的无耻，也是中共官场整体上的朝生暮死、不论是非、只图一时快活、但求苟且于眼前实利的精致利己主义无耻！这种无耻，薄熙来、王立军重庆黑打时投靠薄、王以求爬升却沦为弃子的前女检察官、现女博士律师幺宁已曾表演过；这种无耻，中共官场上无数追逐权力的大小贪官污吏一直、仍在争相上演着；这种无耻，已经让贻笑后世的白须儿顾秉谦自愧弗如了！

女法学博士法官丁敏的无耻，鲜活地证明了中共的官场是一个把好人变成魔鬼、把善良变成邪恶的污秽之地。有理由相信，丁敏，以及幺宁，作为女大学生、女硕士、女博士之际，是清纯的、正直的，不乏法律人矢志追求正义的品性。然而，一旦踏进中共污秽的官场，任你当初是多么的清纯和正直，不消几年，一定把你消磨得面目全非，污染得平庸苟且、无所作为、贪暴邪恶、人性尽失。

要逃脱被中共官场污染的命运，只有一条明路可走，就是要远离中共，要么绝不踏入中共官场，要么误入中共官场后迅速、坚决出逃，切勿学胡春华那样误入中共官场却碌碌无为、虚度一生、最终被弃为废子而自取其辱，更勿学幺宁那样投机不成，既被中共体制冷酷抛弃，更被人民大众深深唾弃。我们已经看见，女法学博士法官丁敏的行事风格分明带有前女检察官幺宁的痕迹；我们不得不替丁敏的父母担心，如不及时悬崖勒马，等待丁敏的极可能就是幺宁的命运。

此次庭审中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更公然违反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和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原则，非法诱劝、诱骗两名被告人承认原一审判决中已经否决的涉黑罪名，并非法承诺“只要认了，刑期还可以减轻点”。刑诉法硕士、刑法博士出身的丁敏加入中共法院十三年间，已把中国政法大学传授给她的法治原则和法治信仰抛到九霄云外，已被中共的邪恶政治和政法污染得一身腐臭。在中共的专制之下，法治及法治信仰是没有生存空间的，法学教育必然是整体失败的，法官只能是听命于中共并丧失人格的太监和小妾，只能是中共政法机器上一枚枚消极、被动的螺丝钉，这就是丁敏、幺宁之流投靠中共、汲汲于中共权贵赏赐些微残羹冷炙之名利者的宿命。

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滥用副院长职权偷盗迟夙生律师的手机之卑劣行径，连她的前同行和前辈、担任中共法官二十多年、曾任中共湖北汉江中级法院院长的郭卫华博士都不忍直视。郭卫华博士如此怒怼丁敏：还没有开庭，不是在庭审进行中！没有任何违法和违规之处！宣威法院凭什么强行扣了人家手机？司法机关成了违法机关，情何以堪？……司法行为要合理合规，不可任性而为，随性而为！谁说法庭不可以拍照？公然违法蛮横查扣律师手机，是严重侵权行为，必须对行为者予以严肃处理！……法院的权威不需要靠蛮横来维护！

郭卫华博士义正辞严，然而，在中共现有的权力格局下，丁敏之流及其盗贼行径是完全享有豁免权的，中共的法院体系，无论是丁敏本来所属的曲靖中级法院，还是她挂职任副院长的宣威法院，都必然对她包庇、袒护，甚至更要对她不惜违法也要誓死捍卫中共法院“正面”形象的坚定政治立场褒奖有加。更况，迟夙生作为资深律师，深知中共的所为中国国情，她必须显示出宽容、大度的姿态，她已公开表示不再追究，像所有端着律师饭碗的律师一样，她还要在中共的司法权力场、在中共全国各地的法院行走，她需要以此次的宽容、大度换得中共各地法院今后可能给予她的尊重或曰面子。

宣威法院回应媒体时竟厚颜无耻地反问“没开庭，法庭内就可以任意地拍照吗？这种案子本身就敏感，为什么总是喜欢老是拍个照，发个抖音什么呀。律师也是要有你们的行为规范”，一副中共特有的强权无赖嘴脸，压根没有对公民个人而言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理念！人们不禁要质问，没开庭，法庭内为何就不能任意地拍照？凡不属的确涉及国家秘密——中共法院这些年非法以虚假的所谓国家秘密拒不公开审理的案件除外——和个人隐私的案件，统统都应公开审理。在现代审判公开的法治原则下，只有公开审理或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哪里有什么敏感案件？这些年来，凡是中共公检法院所诡称的敏感案件，无不是中共已经炮制和构陷却死不肯认错和纠正、更不敢公开改判的冤假错案，如聂树斌冤案和呼格吉勒图冤案，无不是中共正在恶毒炮制和构陷因而做贼心虚、不敢公开审判、不敢被人民监督的重大冤假错案如“709”案和“12.26厦门大抓捕”案。畏惧律师拍照，害怕人民发抖音，正是中共及其公检法作恶多端、残害人民、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表现。中共的宪法、诉讼法都冠冕堂皇地宣称审判公开，然而，时时防范人民、处处以人民为敌、把法律和司法阉割为政法和刀把子的中共总是要在密室里对人民构陷冤假错案，岂敢、岂肯实行彻底的审判公开！

中共最高法院2016年修改后的《法院法庭规则》第十七条规定，除经许可的媒体记者外，出席法庭的人员，主要是旁听人员，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或提使用移动通信工具等传播庭审活动”，暂不论这一规定是否符合中共自己宪法和诉讼法所确立的审判公开原则，这一规定也显然并不禁止迟夙生律师开庭之前的拍照行为。更况，依审判公开原则及宪政、法治之法理，没有任何理由和必要禁止旁听人员以安静、不影响庭审的方式录音、录像、拍照或传播庭审活动，除非中共及其法院、法庭、法官企图炮制冤假错案，像炮制“709”等政治冤案那样！归根结底，无论是《法院法庭规则》的禁止录音、录像、拍照或传播庭审活动，还是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偷盗迟夙生律师的手机，都是企图抗拒彻底的公开审判，都是竭力抵制人民的监督，都是中共特有的强权撒野和任性。中共及其政法化的司法权力是绝不肯接受人民的规训的！

丁敏女法学博士法官偷盗迟夙生律师的手机，也中共及其强权毫无诚信、毫无契约精神之一贯本性的表现。手机暂时存放于中共宣威法院，就是宣威法院与迟夙生律师及所有存放物品人达成了保管合同，宣威法院无条件承诺手机的安全，无条件保证它作为保管方不得接触手机，迟夙生律师及所有存放人因而无条件相信手机的安全。然而，如此基础、基本的契约诚信，中共宣威法院及其女法学博士法官和副院长丁敏，都胆敢蔑视和践踏，中共及其法院还有什么诚信可言？中共及其所有的强权，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还有什么契约不敢践踏？宪法、法律是中共与国民签订的公共契约，中共自1949年至今，不是一直恣意践踏着吗？中共与世界各国签订的世贸组织条约，中共也轻蔑地践踏，又有何妨？

宣威，这一次实打实地向迟夙生大律师宣扬了中共的强权之威，其逻辑与中共2015年以“709”大案向中国律师宣扬中共践踏法治、蔑视人权的暴力之威如出一辙。律师，以其专业法律知识的软力量制约着习惯于强权任性的中共，总是会让中共的公检法强权部门颇为不爽，中共的公检法强权部门总要神经质和周期性地对中国律师宣扬暴力之威的，绝不会仅因王立军、傅政华、孙力军的完蛋而罢手。品尝中共暴力之威的，迟夙生律师不会是最后一位！

民生观察 2023年11月12日

2021年10月下旬，内蒙古阿拉善盟下属额济纳旗武汉肺炎疫情突然加重，原中共额济纳旗委书记陈占云因疫情防控不力而被免职，中共内蒙区委决定中共阿拉善盟委书记代钦兼任额济纳旗委书记。按中共的权力运行逻辑，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是为了彰显重视，如1990年代中期中共北京书记陈希同被拿下时中共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短暂兼任北京书记，2012年重庆王薄熙来被拿下时中共也曾安排副总理张德江短暂兼任重庆书记。地方上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除了彰显重视之外，还有向更高层突击表现忠诚、可靠、卖力的政治动机。

除了通过一把手的人事调整以显重视之外，临机受命的官员个人也必须格外表现出其个人的特别卖力，不仅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更要展示中共权力逻辑内在要求的那种宁左勿右的虚假强硬，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既要展现自己优于失职的前任，同时也要借机建功立业、为风头过后的迅速擢升积累筹码。身为中共中级官员，再晋升一步即可跻身副部级高官之列，代钦当然也免不了这种俗套。阿拉善盟官方报道，10月26日上午，代钦到额济纳旗进行疫情防控检查，强调要加强居民小区管控，严格落实封闭管理等项措施，严格管控人员流动，确保群众、游客足不出户，街上一律不得出现闲杂人等；要加强社会面管控，公安部门要抽调警力对沿街商铺、居民小区、游客滞留点等加强巡逻，对不听劝阻擅自外出的，见一个抓一个，并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代钦的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等高调极“左”姿态当然有利于他自己未来的晋升，只是，我们从他的这套组合拳里分明能够看到浓厚的“文革”气息，能够看到中共及其各级官员共有的“文革”人治、蛮横和强权思维，而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思维。“闲杂人等”是对人民极度贬损的经典“文革”词语，“见一个抓一个”是赤裸裸的暴力行政和罪刑擅断。代钦书记所称“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所依之“法”到底是什么法律？天知道，大概是代钦书记自己天马行空、捉摸不定的想法吧！

代钦的所言所行暴露了中共固有的强权傲慢和无法无天，内在逻辑是只要所谓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只要实体内容正当就可以罔顾程序正义，下级必须在上级的要求之上再加重砝码，必须比上级的要求更严苛，必须显得比前任、比同僚更极端、更极“左”，如此才能显得自己能力更强、政治更坚定、更加忠诚和可靠，这种执政模式和强权思维是中共这样的极权体制所固有的，在中共官员中极具代表性。

网络检索发现，中共在2003年北京非典之后制定或修改过几部法律、法规，如1989年颁布、2004年、2013年两次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2007年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中共国务院2003年5月在北京非典疫情期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通观这两部法律、一部条例，以及中共的刑法等法律，根本不见代钦书记狂呼烂喊的“见一个抓一个”、“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之法律、条例何在。

既然如此，代钦书记满脑子所思所想的“见一个抓一个”的依据就只能是他书记大人脑袋里的想法了。的确，在中共官员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脑袋里，宪法、法律等等所有国法、所有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统统抵不过他们所谓领导们、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想法。在中共那里，书记们的想法是最高地位、最有效力、最能立竿见影的法律。只是，中共书记们飘忽不定、信马由缰的想法就像毒副作用极强的药物，可以一时痛快，貌似立即奏效，却必然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如1983年中共的第一次严打，就是太上皇、幕后总书记邓小平在海边游泳时的拍脑袋杰作，一阵疾风暴雨，表面上社会治安立即好转，却因手段太猛、刑罚太重、冤案太多而埋下长远的隐患，并形成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暴力治国的毒瘾式依赖，以至今日中共从上到下除了依靠公安的暴力之外，根本无法进行常规、和平的治理。2019年11月底至2020年1月初中共湖北、武汉两级权力掩盖疫情真相的手法也正是指派与疫情防控并不直接相关的公安打先锋，非法传唤、迫害、恐吓李文亮、艾芬医生，串通央视编造虚假新闻，直至疫情传播全国、全球而再也无法掩盖，才被迫公开承认，后又莫名其妙地给李文亮医生强扣一个“烈士”头衔，企图粉饰自己最初掩盖疫情真相、打压专业医务人员的恶行。中共在七十多年的统治历史中不断上演此等笨拙、低劣的强权操弄手法，既害苦了中国人民又使中共自己一次又一次丢尽颜面、信誉枯竭，而中共却依旧乐此不疲，不肯改弦更张。中共统治对警察暴力的毒瘾式路径依赖就是如此的不可理喻和愚不可及！

中共在疫苗接种问题上的欺骗性两面手法也体现了代钦书记的这种人治、官治和党治强权思维。一方面，中共国家卫健委多次公开表态疫苗接种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制，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却又罔顾疫苗未经三期临床试验、导致大量不明原因猝死之事实，公开强制接种，理直气壮地宣称要“应接尽接”，并公然采取要挟担任公职者等株连方式逼迫家人包括老人、小学生接种疫苗，而中共国家卫健委却只管空喊“自愿”，对各地强制接种甚至有公安出面强制接种的非法行为坐视不管。上海等地公然打着所谓“应接尽接”的旗号强制大学生接种，尽管很多家长明确反对子女接种疫苗，但孤身在外的年轻学子慑于校方压力而不得不被迫接种。这种中共国家层级唱白脸，好话说尽、虚与委蛇，地方各级唱黑脸、坏事做绝之现实，正是中共最擅长的双簧表演。中共的这种两面手法极具欺骗性，直至今日，每天聚集于中共国家信访局门前的无数访民仍然坚信“中央政策是好的，地方官员把经念歪了”。正是因为中国的底层民众如此的善良甚至愚昧，陈云才胆敢放言“中国的老百姓好管，饿死不造反”。

除了各地毫无法律依据的“应接尽接”外，额尔纳旗等地本次疫情中又进一步强制实行所谓的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激进政策，不考虑有无必要，劳民伤财、不计成本。不参加核酸检测者健康码被强制由绿码变为黄码、红码，无法出行，此等为出政绩、为显政治可靠和忠诚的“文革”极“左”手法赤裸裸地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代钦书记等中共官员甚至整个中共官场却视为理所应当。

武汉肺炎疫情已持续整整两年、跨越三个年头。中共自诩其疫情防控效果全球第一，却不敢回应疫情初期故意掩盖并放任疫情扩散全球的责任，拒不审视其疫情防控手段的人治、权治、反法治、反人权等等问题。在这两年到三年的疫情期间，人们没看到中共颁布过一部经正式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小区封锁、健康码变红等等被中共吹嘘为卓有成效的防控手段竟然全部由地方政府任意实施。依法治原则，这些涉及全体国民的限制、强制手段原本必须由立法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加以规定，不能由各地政府任意适用，而现状却是由各地政府甚至中共各级书记径直随意决定和适用。

作为中共中级官员，代钦书记深得中共权力之三昧真火，不忘强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借机表现自己的政治敏锐和政治忠诚。当然，就像中共天津书记李鸿忠故作表演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之媚上忠诚一样，代钦书记意欲竭力表现的这种所谓忠诚也是对中共的，是对自己的上司的，而不是对人民的。其实，在正常的法治国家，疫情防控不过是民生问题，至多是社会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任务；只有在政治高于一切的中共那里，一切问题才都是政治问题，一切问题都被泛政治化，甚至某地接待区区一个歌星宋祖英也曾被当地书记虚夸为政治任务。

既然边远地区的代钦书记强调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能认识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九省通衢的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两年前何以就忘了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何以就忘了掩盖疫情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对人民的犯罪，就认识不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就忘了擅自动用公安强权掩盖疫情真相、打压医务人员是滥用职权的犯罪行径？是忘掉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初期北京市长孟学农掩盖疫情被罢官的教训吗？

无法预测武汉肺炎疫情何时终结，也无法预测中共各级官员还会上演多少假防控之名、行滥权和反法治之实的活剧，这不，知名蒙冤律师李庄被困内蒙，强制隔离中仅仅发了一条微博就被公安上门非法训诫。有理由相信，一定还有第二个书记喊出“见一个抓一个”的霸王官话，就像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一定要重蹈孟学农的覆辙一样。中共权力运作的不公开、非法治、非程序化的本质，中共宁“左”不右的劣根性，中共扭曲的报喜不报忧之所谓“正能量”权力价值观，决定了它只能不断地重复相同的错误，并且未来仍会继续重复下去。

2021年10月下旬，内蒙古阿拉善盟下属额济纳旗武汉肺炎疫情突然加重，原中共额济纳旗委书记陈占云因疫情防控不力而被免职，中共内蒙区委决定中共阿拉善盟委书记代钦兼任额济纳旗委书记。按中共的权力运行逻辑，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是为了彰显重视，如1990年代中期中共北京书记陈希同被拿下时中共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短暂兼任北京书记，2012年重庆王薄熙来被拿下时中共也曾安排副总理张德江短暂兼任重庆书记。地方上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除了彰显重视之外，还有向更高层突击表现忠诚、可靠、卖力的政治动机。

除了通过一把手的人事调整以显重视之外，临机受命的官员个人也必须格外表现出其个人的特别卖力，不仅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更要展示中共权力逻辑内在要求的那种宁左勿右的虚假强硬，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既要展现自己优于失职的前任，同时也要借机建功立业、为风头过后的迅速擢升积累筹码。身为中共中级官员，再晋升一步即可跻身副部级高官之列，代钦当然也免不了这种俗套。 阿拉善盟官方报道，10月26日上午，代钦到额济纳旗进行疫情防控检查，强调要加强居民小区管控，严格落实封闭管理等项措施，严格管控人员流动，确保群众、游客足不出户，街上一律不得出现闲杂人等；要加强社会面管控，公安部门要抽调警力对沿街商铺、居民小区、游客滞留点等加强巡逻，对不听劝阻擅自外出的，见一个抓一个，并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代钦的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等高调极“左”姿态当然有利于他自己未来的晋升，只是，我们从他的这套组合拳里分明能够看到浓厚的“文革”气息，能够看到中共及其各级官员共有的“文革”人治、蛮横和强权思维，而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思维。“闲杂人等”是对人民极度贬损的经典“文革”词语，“见一个抓一个”是赤裸裸的暴力行政和罪刑擅断。代钦书记所称“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所依之“法”到底是什么法律？天知道，大概是代钦书记自己天马行空、捉摸不定的想法吧！

代钦的所言所行暴露了中共固有的强权傲慢和无法无天，内在逻辑是只要所谓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只要实体内容正当就可以罔顾程序正义，下级必须在上级的要求之上再加重砝码，必须比上级的要求更严苛，必须显得比前任、比同僚更极端、更极“左”，如此才能显得自己能力更强、政治更坚定、更加忠诚和可靠，这种执政模式和强权思维是中共这样的极权体制所固有的，在中共官员中极具代表性。

网络检索发现，中共在2003年北京非典之后制定或修改过几部法律、法规，如1989年颁布、2004年、2013年两次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2007年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中共国务院2003年5月在北京非典疫情期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通观这两部法律、一部条例，以及中共的刑法等法律，根本不见代钦书记狂呼烂喊的“见一个抓一个”、“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之法律、条例何在。

既然如此，代钦书记满脑子所思所想的“见一个抓一个”的依据就只能是他书记大人脑袋里的想法了。的确，在中共官员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脑袋里，宪法、法律等等所有国法、所有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统统抵不过他们所谓领导们、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想法。在中共那里，书记们的想法是最高地位、最有效力、最能立竿见影的法律。只是，中共书记们飘忽不定、信马由缰的想法就像毒副作用极强的药物，可以一时痛快，貌似立即奏效，却必然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如1983年中共的第一次严打，就是太上皇、幕后总书记邓小平在海边游泳时的拍脑袋杰作，一阵疾风暴雨，表面上社会治安立即好转，却因手段太猛、刑罚太重、冤案太多而埋下长远的隐患，并形成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暴力治国的毒瘾式依赖，以至今日中共从上到下除了依靠公安的暴力之外，根本无法进行常规、和平的治理。2019年11月底至2020年1月初中共湖北、武汉两级权力掩盖疫情真相的手法也正是指派与疫情防控并不直接相关的公安打先锋，非法传唤、迫害、恐吓李文亮、艾芬医生，串通央视编造虚假新闻，直至疫情传播全国、全球而再也无法掩盖，才被迫公开承认，后又莫名其妙地给李文亮医生强扣一个“烈士”头衔，企图粉饰自己最初掩盖疫情真相、打压专业医务人员的恶行。中共在七十多年的统治历史中不断上演此等笨拙、低劣的强权操弄手法，既害苦了中国人民又使中共自己一次又一次丢尽颜面、信誉枯竭，而中共却依旧乐此不疲，不肯改弦更张。中共统治对警察暴力的毒瘾式路径依赖就是如此的不可理喻和愚不可及！

中共在疫苗接种问题上的欺骗性两面手法也体现了代钦书记的这种人治、官治和党治强权思维。一方面，中共国家卫健委多次公开表态疫苗接种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制，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却又罔顾疫苗未经三期临床试验、导致大量不明原因猝死之事实，公开强制接种，理直气壮地宣称要“应接尽接”，并公然采取要挟担任公职者等株连方式逼迫家人包括老人、小学生接种疫苗，而中共国家卫健委却只管空喊“自愿”，对各地强制接种甚至有公安出面强制接种的非法行为坐视不管。上海等地公然打着所谓“应接尽接”的旗号强制大学生接种，尽管很多家长明确反对子女接种疫苗，但孤身在外的年轻学子慑于校方压力而不得不被迫接种。这种中共国家层级唱白脸，好话说尽、虚与委蛇，地方各级唱黑脸、坏事做绝之现实，正是中共最擅长的双簧表演。中共的这种两面手法极具欺骗性，直至今日，每天聚集于中共国家信访局门前的无数访民仍然坚信“中央政策是好的，地方官员把经念歪了”。正是因为中国的底层民众如此的善良甚至愚昧，陈云才胆敢放言“中国的老百姓好管，饿死不造反”。

除了各地毫无法律依据的“应接尽接”外，额尔纳旗等地本次疫情中又进一步强制实行所谓的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激进政策，不考虑有无必要，劳民伤财、不计成本。不参加核酸检测者健康码被强制由绿码变为黄码、红码，无法出行，此等为出政绩、为显政治可靠和忠诚的“文革”极“左”手法赤裸裸地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代钦书记等中共官员甚至整个中共官场却视为理所应当。

武汉肺炎疫情已持续整整两年、跨越三个年头。中共自诩其疫情防控效果全球第一，却不敢回应疫情初期故意掩盖并放任疫情扩散全球的责任，拒不审视其疫情防控手段的人治、权治、反法治、反人权等等问题。在这两年到三年的疫情期间，人们没看到中共颁布过一部经正式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小区封锁、健康码变红等等被中共吹嘘为卓有成效的防控手段竟然全部由地方政府任意实施。依法治原则，这些涉及全体国民的限制、强制手段原本必须由立法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加以规定，不能由各地政府任意适用，而现状却是由各地政府甚至中共各级书记径直随意决定和适用。

作为中共中级官员，代钦书记深得中共权力之三昧真火，不忘强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借机表现自己的政治敏锐和政治忠诚。当然，就像中共天津书记李鸿忠故作表演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之媚上忠诚一样，代钦书记意欲竭力表现的这种所谓忠诚也是对中共的，是对自己的上司的，而不是对人民的。其实，在正常的法治国家，疫情防控不过是民生问题，至多是社会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任务；只有在政治高于一切的中共那里，一切问题才都是政治问题，一切问题都被泛政治化，甚至某地接待区区一个歌星宋祖英也曾被当地书记虚夸为政治任务。

既然边远地区的代钦书记强调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能认识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九省通衢的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两年前何以就忘了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何以就忘了掩盖疫情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对人民的犯罪，就认识不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就忘了擅自动用公安强权掩盖疫情真相、打压医务人员是滥用职权的犯罪行径？是忘掉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初期北京市长孟学农掩盖疫情被罢官的教训吗？

无法预测武汉肺炎疫情何时终结，也无法预测中共各级官员还会上演多少假防控之名、行滥权和反法治之实的活剧，这不，知名蒙冤律师李庄被困内蒙，强制隔离中仅仅发了一条微博就被公安上门非法训诫。有理由相信，一定还有第二个书记喊出“见一个抓一个”的霸王官话，就像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一定要重蹈孟学农的覆辙一样。中共权力运作的不公开、非法治、非程序化的本质，中共宁“左”不右的劣根性，中共扭曲的报喜不报忧之所谓“正能量”权力价值观，决定了它只能不断地重复相同的错误，并且未来仍会继续重复下去。

连日来，中共统治的大陆因疫情蔓延而传出各地政府抗疫的种种肆意践踏公民权利封门封村封小区封城等等奇技，甚至今日（元月19日）网络上传出视频，一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村民欲出门，被工作人员以”违反规定出门”而于严寒中捆绑于路边树上。当然，自从去年武汉新冠肺炎瘟疫爆发以来，中共各级政府在防疫名义下，对公民强制隔离且收取高昂费用，甚至直接殴打，公开叫嚣“出门打断腿”等等，完全无视公民权利，公然伤害公民生命的行径大行其道，成为大陆的一种司空见惯。

中国大陆在防疫名义下的公民权利荡然无存，而公权力假借防控瘟疫灾难极度张扬，以致完全肆无忌惮的情况，昭示着中国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毫无保障，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这种公民走投无路不仅表现在疫情之下公民出门被绑路边及被殴打，也突显在泛滥全国的强拆上。元月18日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律师居然被逼跳楼自杀，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鲜活注解了中国强权之下公民哪怕你身为法学教授与律师，仍然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选择自杀的死路来表达抗议的绝望。

据中共大陆官方媒体报道，法学博士后庹继光教授坠楼身亡，生前房子被强拆，其妻对媒体表示：丈夫说学法律学新闻，但救不了自己。

庹继光此前曾发文实名举报，称自家位于成华区青龙场、万年场的两套住宅在未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遭拆迁。其妻子李缨称，去年底房屋被拆迁后，庹继光一直感到很沮丧，“他说我们学法律，学新闻，但救不了自己”。李缨认为丈夫是因为房子被强拆而想不开，夫妻二人在学校也一直遭受打压，“他可能是觉得没有指望了”。

根据公开资料，庹继光于2004年四川大学文艺学专业文化与传媒方向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工作。2005年9月至2007年6月，在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7年9月至2010年6月，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2007年，庹继光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09年9月，庹继光以412分的成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庹继光曾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兼职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执业律师。

对照庹教授因遭遇强拆被逼自杀，看看去年底以来北京昌平区香堂村遭遇野蛮强拆，其中许多皆为成名成家的各行业翘楚，甚至中共所谓的老革命，还有现役警察，居然无力阻止强拆，也只能绝食、或者声言用自杀以示抗议。

据媒体报道，北京当局自去年12月起，安排清拆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文化新村”。村内其中一名业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元月9日致函大学党委书记胡明，指自己附近的房屋已被非法拆除，其单位正面临被强拆，考虑恢复“居家被动不吃饭”行动，绝食抗议。据杨玉圣指，1个月前已被当地政府非法断水、断电、断网、断燃气；政府本元月7日起更安排黑衣人在他出入必经的路口24小时监视，并阻止朋友探访。杨指，一直依法抗争、理性维权，形容当地政府的行为违法、反人性及非人道。

与杨玉圣教授同样被强拆而奋起抗争的香堂村居民很多，其中网络流露出来一名现役警察通过视频怒斥前来强拆者，但她同样只能是绝望承受强拆命运。

香堂文化新村的建设立项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8年，昌平县“人大”经过决议，对香堂文化新村的建设进行了立项。这一小区的建设，也得到了昌平县政府、土地管理局及该县崔村镇政府、香堂村村委会的批准。该小区的房屋有昌平县政府与土地管理局的备案，购置房产的业主也曾与崔村镇政府及香堂村村委会签订过购买合同，并持有加盖昌平区土地管理局公章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及加盖崔村镇、香堂村两级政府公章的《荣誉村民证书》（按：昌平县于1999年改设为昌平区）。此后，有不少书画、摄影、文学艺术家入住该小区。由于香堂文化新村环境优良，有不少老人在卖掉了他们位于北京市区的房产后前往该小区置业养老。该小区也曾在2007年获得“北京最美乡村”称号，并在2008年成为北京奥运“旅游接待村”。目前，该小区有居民3800余户，大部分居民是离、退休老人。对于许多老人而言，该小区是他们唯一一座住宅的所在地。

无论是在防疫名义下个体被任意驱赶、绑架、殴打，还是在强拆之下个体被逼绝食自杀，无不显示着在强权之下个体生命轻如鸿毛，公民生命财产权利毫无保障的现实。针对这种情况，无论你身为最底层民众，还是身为法学大家，离休干部，而或现役警察，都只能喊天不应，维权无门。

为什么一个自称依法治国的社会竟然逼得国民个体在维护基本生命与财产安全权利上绝望无路，只能选择自杀？这根本原因就是公民权利不彰，公共权力嚣张。

民生观察 2021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