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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传统一年中最隆重的万家团聚的节日，然而，在这中国片土地上却有些因为自己践行公民权利，捍卫法制尊严，寻求自由生活等等而遭到公权力强迫失踪者，他们不仅无法与亲人团聚过节，而且生死未卜。当此万家团聚之际，尤其应该记住这些为中国法治、民生、人权、宪政进步而正在承受失踪、作出牺牲的人士。

中国至今究竟有多少人遭遇着强迫失踪？由于中国当局严密的信息封锁，很难为外界清楚了解。但从近年来，在举世瞩目下，将一批社会知名的人权捍卫者、律师、独立学者强迫失踪，据不完全统计就有如下多人：

中国大陆著名人权律师，前辽宁高级检察院检察官唐吉田先生，在日本留学的女儿2021年年4月，罹患重病，至今生命垂危。唐吉田曾经试图出境前往东京照看女儿，但却在机场遭到拦截，有关部门反复刁难，2021年12月10国际人权日前夕，唐吉田在北京突然失踪，至今杳无音讯。而他的女儿却仍然命悬一线，独自挣扎在生死线企盼着父亲前去照料。唐吉田律师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强迫失踪至今达50天。

2020年10月9日，何方美到辉县市政府办公室，在大门上泼漆。随后，她在2020年10月9日失联。何方美是健康权利捍卫者，倡导疫苗安全，争取为接种问题疫苗的受害者获得救治与赔偿。她的女儿在10个月大的时候接种了有缺陷疫苗，导致神经系统疾病而瘫痪，为争取女儿治疗权与国家赔偿，她走上上访维权之路，结果屡遭政府打压，后为抗议政府违法侵权，而遭致强迫失踪。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曾被中国司法部评选为“中国十佳律师”，但因代理法轮功学员案件，替弱势群体维权，并参与中国维权运动，2006年被吊销律师执照，随后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他在常年失去人身自由期间多次遭遇酷刑和迫害。2014年出狱后被当局持续软禁，2017年8月他身体急需就医治疗，而前往山西朋友处，遭政府强迫失踪，至今5年来下落不明。

前山东大学教授，独立学者，著名民主人权活动家孙文广先生，于2018年8月15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后，遭致当地国保警察带走，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系，而他在当年8月2日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中，当地警察破门进入将他带走的实况镜头，使世界看到中国当局对独立学者的迫害。他在被强迫旅游10天后，回到家再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结果被强迫失踪，至今4年。

中国著名人权民主活动家郭飞雄先生，2021年初在美国的妻子病危，他急求前往照料，但被中国海关阻止，后他经过多方合法合规途径寻求维护出国权，但均无果。痛苦之下，他前往湘西避居，结果在2021年12月5日被广东警方带走，随后与外界失联，到2022年元月10日，她在美国的妻子病逝，急需他前往料理后事。郭飞雄的家人一再追问广东警方有关郭飞雄的下落，国际社会聚焦郭飞雄情况，结果警方竟然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开出对郭飞雄的刑拘及逮捕通知，以掩盖强迫失踪的违法侵权行径。

以上诸位都是倍受世人关注的著名人权捍卫人士及独立学者，居然仍遭致中共当局长时间强迫失踪，至今生死不明。可见，中国当局已经将强迫失踪迫害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独立学者当作了超越法律之外的一种常规手段。

所谓强迫失踪，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强迫失踪（Forced disappearance）是指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秘密警察、情治单位等组织进行的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强行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保障。

对照联合国大会有关强迫失踪的规定，可以看到如上中国大地众位人权捍卫者、独立学者处于的明显被强迫失踪的迫害中。

而2006年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也规定广泛或系统的强迫失踪构成反人类罪。这赋予了受害者家人寻求补偿以及要求获知其亲人失踪真相的权利。公约规定任何人都有不遭受强迫失踪的权利，而且失踪者亲属有了解真相的权利。

中国宪法也明确承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而强迫失踪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显然与法治、人权背道而驰，公然违反宪法精神。

当此中国传统万家团聚的春节到来之际，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国当局公布所有被强迫失踪者下落，无条件释放这些被强迫失踪者，让他们与亲人团聚！

民生观察 2022年1月29日

今天（2021年9月14日）是江苏省昆山市人权捍卫者王和英女士遭强迫失踪四个月整。至今外界无从知晓王和英被关押控制的具体地点，以致有人说她在江苏，也有说她在北京。而从所获信息来看，连王和英自身都不清楚自己被具体控制在何处，因为控制她的地点不仅多番变换，而且具体关押场所也不得而知。且中共维稳部门没有给王和英家属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拒不告知王和英亲属有关王和英具体情况，也不允许王和英亲人联系会见，更不让律师了解与会见，完全剥夺掉王和英获得法律救助可能。公权力对王和英采取如此控制迫害方式，是公然强迫失踪，是在中国大地再度制造高智晟失踪事件。

根据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强迫失踪（Forceddisappearance）是指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秘密警察、情治单位等组织进行的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强行剥夺自由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保障。

由联合国对强迫失踪的定义，结合王和英女士的遭遇，可以清楚看到王和英女士正遭遇着业已强迫失踪四年多的高智晟律师的命运。

本次王和英遭遇强迫失踪，直接起因是2021年5月初,王和英女士向公民朋友发出邀请,邀请公民朋友5月16日到苏州昆山中乐小区参加她的茶庄开业典礼暨第一届公民朋友相亲大会。然而，前往参加开业典礼的公民朋友纷纷遭到当地警方的拦截、传唤、约谈、遣返，王和英本人在5月14日被苏州市公安局国保带走控制，从此外界无从知晓其下落。

王和英，现年48岁，出生于山东，现居江苏昆山县，“无地、无房、无家产”“三无人员”。因被政府强占耕地、强拆住房，得不到公正，2005年开始维权。2010年和2011年曾多次协助许志永、腾彪等人在北京进行打击“黑监狱”活动；帮助其他访民出庭辩护。2017年夏天为了帮助董瑶琼，向数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关注戈觉平等并申请信息公开；关注江苏淮安毒疫苗案、昆山“爆炸案”等热门事件并申请信息公开；以及参与围观同道中人的开庭。

2019年2月24号王和英在北京大兴区青云店镇的公交车站，突然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架住两只胳膊强行推进旁边停好的中巴车里，同时手里的包被抢走，那些人当中她只认识当时村里的村长唐辉。

据王和英讲，“车子开了一个来小时，到了南站附近的丰台区洋桥店合家宾馆大门外，这时又换上来五个身手矫健的陌生人，把先前那些人都赶下车。他们看上去像便衣警察或是雇佣的黑保安。反正不像普通人，上来之后就打我，其中两个人左右两边摁着我的胳膊，还是让我一动不能动，另外一个人上来就恶狠狠用尽全力打我一耳光，当时就把我打蒙了，只感觉天旋地转，头疼欲裂，左耳嗡嗡响。接着就是对着我的肚子猛踹了一脚，这时我已经感觉不到疼了，虽然回到家看到肚子上一大块淤青，好多天才消下去。打完之后再把先前的那些人叫过来，换了一辆14人座的中巴车（车牌号是京EM9805）。”

车上共有十个人押送，车子连夜赶回昆山，25日凌晨三点左右把王和英送回政府安排的一间屋子里呆着，门外有人看守，王和英的手机和身份证都被没收。

25日王和英借用其表妹手机向北京警方报案，北京警方让她本人去北京才行。怎奈当时她没有身份证，更失去自由。

报警后第二天，昆山市政府就派人强行把王和英押进一辆用报纸糊起来的车子上，前面几个人再用黑伞挡在前面，车子绕了一个多小时后送进一家没有窗子的宾馆里。

王和英说，“在宾馆里每天有十来个人轮流看守。被打的头疼耳朵疼一直不好，再加潮湿等原因，留下后遗症。二十多天出来后，4月3日到北京被打时的案发地（合家宾馆洋桥分店）报案，洋桥派出所出警后不做任何处理，只是让我去医院做鉴定后再去。”

随后，王和英去北京耳鼻喉医院就诊，诊断为左耳神经性聋。头疼去北京协和医院被告知，诊断头疼最先进的仪器得预约几个月后，就没做。只是在另外一家医院看病时，医生诊断为神经性头痛。

等王和英拿着耳聋诊断证明再去派出所报案时，派出所只是简单的记录了一下，记录了什么也不让她看，不给她做受案笔录，也不给她受案回执单，更不立案。洋桥派出所不理，王和英就多次给丰台公安分局局长去过多次监督执行申请书，但都石沉大海。

从2019年10月初开始，王和英开始自愿探望全国各地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写出相关报道让世人记住他（她）们的付出。已探望过戈觉平、吴其和、朱承志、于新永、黄琦、追魂（刘进兴）、姜野飞、刘艳丽等人。王和英女士堪称大陆草根维权最杰出的人权护卫者之一。

十几年间，王和英不断遭受政府官员打击迫害。除开本次强迫失踪，她曾被行政拘留6次；刑拘34天；2008年被劳教一年，期间年仅14岁女儿无人照顾被迫辍学一年；被拘禁法外“黑监狱”近百次，共七百多天，其未成年女儿被非法拘禁两次，共三十多天。2019年两会前，王和英被打伤致听力严重下降、确诊为神经性耳聋。基于王和英为人权进步所付诸的努力与作出的牺牲，获得2020年的“曹顺利人权奖”。

在中共极权治下的中国，人权捍卫者被强迫失踪已经成为常态，至今为外界广泛关注的人权律师高智晟先生于2017年8月遭强迫失踪，至今已经四年又一个多月。而现在王和英女士又遭强迫失踪四个月。种种迹象显示，中共江苏当局决意不顾国际人权规约，不顾宪法承诺保障公民权利，而欲将王和英类同高智晟一样长期强迫失踪下去。值得文明世界关注与警惕。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14日

近来，中国大地公权力强迫民众打新冠疫苗情况愈演愈烈，而让人深感诡异地是，中共卫生部甚至中纪委都出来一再声称不允许地方政府强迫民众打疫苗，但没有丝毫影响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变相或是直接强迫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这对中共极权政体下权力高度统一地方服从中央的现实是一种例外，细究这种例外，会发现极权漠视民众生命，为了权力意志而可以肆意剥夺践踏民众生命权的本质。

连日来，从网络自媒体不断披露出中国各地采取种种方式强迫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消息。如一些地区学校家长群中，任课老师不断敦促学龄孩子前往当地接种点打疫苗，没有接种疫苗学生面临被拒绝上学，为此有家长难以忍受而向当地有关部门投诉，但得不到任何回应，无奈之下只好甘愿以孩子放弃上学，或是公开呼吁如果前去接种必须要老师出面担保孩子无事，否则就追究老师一辈子，由此引发网络关注。又如，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该县疫情防控办公室7月11日发布通知：25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疫苗人员（禁忌症者除外）进入医疗机构住院部、养老院、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校外培训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监所等重点场所；江西省定南县7月中旬发布通知：“疫情防控，人人有责，疫苗接种从我做起！”，要求从7月26日开始，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居民“原则上”将禁止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进入学校、医疗机构等其他公共便利设施；江西省鄱阳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7月13日也发文指出，8月1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人员进入超市、医院、学校、车站、景区景点等重点公共场所，农村集市摊主未接种疫苗不允许出摊。政府并强调：“加快疫苗接种、形成全民免疫屏障刻不容缓。”再如，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7月12日发布的通知称：请适龄未接种人员尽快前往接种新冠疫苗，以免给工作、学习、生活、出行等方面带来不便，明确“7月17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人员（禁忌症除外）进入医疗机构住院部、养老院、学校（幼稚园、托儿所、校外培训机构）、图书馆等重点场所，”

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中国有12省份至少50县发布通知，警告将加强鼓励未接种疫苗公民前往施打，并表明“不接种疫苗恐将影响生活和外出”。目前包含四川、福建、陕西、江苏、江西、广西、安徽、山东、河北、河南、浙江、内蒙古等地都已发布新措施通知。政策因地而异，有33个县表示将在进入公共场所（包括行政大楼和卫生设施）时检查疫苗接种记录，另有19个县级政府明确警告，几周内未完成接种的公民可能会被禁止进入各种公共场所和服务机构。

尤其，从7月底因为南京疫情蔓延开来，波及全国多省，以致出现全局性紧张防控状态下，各地更是传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强迫接种疫苗消息。有地区为了完成接种疫苗任务，居然将大山中老人连夜叫出来，有的年岁达90余岁，平日根本与外界没有联系，更无与外界接触感染病毒可能，居然也要接种疫苗。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强制绑架民众前往接种点打疫苗情况，可谓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胜枚举。

如此种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强迫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激起各地民众起来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面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级主管卫生防疫系统官员一再出来表示疫苗接种为自愿，明确说不许地方政府强迫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然而，这种声称却未能阻止地方政府继续强迫民众接种。

更让人惊奇的是，7月31日有记者采访南京当地防卫官员时，直接提出接种疫苗者被感染情况，要官员回应接种与不接种疫苗对传染情况的有关结论，南京官员不敢直接回答，而后中共卫生部门官员也不得不承认，接种新冠疫苗后被传染是常态。近日从网络流露出来的数据显示，南京本次疫情中被传染人员接种疫苗者居多。从各种情况来看，接种新冠疫苗并不能避免被传染，甚至有接种第一针者有更易被传染风险。如此种种情况显示，中国本次强迫接种疫苗并没有实证有助于阻止新冠疫情蔓延。并且从网络流露出来的种种材料可见，现在强迫接种的疫苗处于临床实验阶段，并非经过了严格充分的临床实证。这样看来，中共当局强力推广的疫苗就是一种不符合医药要求对现实疫情防控无助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居然还采取种种手段强行推广接种，可见中共当局根本没有将民众的生命安全当回事。

中共当局如此强行推广接种未得实证有效及无害的新冠疫苗，在遭致民众强烈质疑与反对下，中央有关部门出来表示不许强迫却根本无法阻止地方强迫，这虽不说中央与地方在唱红黑脸双簧，但至少可以说明权力本质上根本没有将民众生命放在眼中，而是仅仅权力意志至上，贯彻权力目标至上。也就是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无论声称尊重民众自愿与否，推行权力既定的接种目标胜过了民众生命的安全与否。这种只为了权力目标而不顾民众生命的行径，充分暴露了极权丧失人性，将生命当工具视生命如草芥的本质。

由新冠疫苗接种强迫情况，可以解读出中共当局对民众生命安危的漠视，说明这种新冠防控本质上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生命安全，而是一种政治目标需要，是向世界演中共也关心民众生命的假戏。

民生观察 2021年8月3日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25日消息】福州维权人士林鸿女士上北京国家信访局反映房屋拆迁问题，于12月2号晚与家属联络之后失联。连日来家属多番找寻无果，求助福州新店派出所，要求立案，公安明确告知是政府行为，拒绝立案；信访局主任郑泉勇对家属说：人不是我接的不知道。二十多天过去了，依然没有音讯，亲友十分焦急。

12月23日下午，新店镇派出所突然通知家属到派出所领人。在派出所办公室见到了头发凌乱、虚弱不已的林鸿，脸上布满泪痕，嘴唇不停地哆嗦，表情极为痛苦，身体明显不适，无法正常沟通。

家属询问与林鸿一起被强迫失踪的女同伴事发经过（以下是林家属与林同伴的问答）。

问（家属）：她怎么了？
答（林同伴）：饿了七八天了。
问：关哪里了？
答：关在鼓岭新凤阳山庄（音）。
问：什么名义关你们？
答：政府派黑保安从久敬庄里绑出来。
问：你们出了久敬庄，他们怎么绑的？
答：七八个黑保安进到久敬庄绑出来的，开车送回福州，最后把我们关在鼓岭的山庄。严密看管，窗户不让站，门不让出，不让回家，把我们非法拘禁在山庄里。
问：吃什么了？
答：有时有饭，有一餐没一餐，饭都是乱七八糟的。

家属说：林鸿被非法拘禁了二十多天，期间她和张金姬、林珠妹等手机被没收关机，林鸿生病如些严重不给治疗，令人气愤。新店镇派出所的人通知我们家属把人领回家，但是人已经被他们非法关押病倒，我们要求政府把病治好，政府又以非法上访这个恶法来整治民众，扬言要多拘留她十天。

宪法关于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进行批评、控告、申诉、检举的规定，猪被杀的时候都有权嚎叫，房子被拆没有得到相应补偿，难道还不许喊冤？林鸿依法依规进京信访，何罪之有？

福州当局以强迫失踪，非法拘禁的方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明显与法治相悖，尤其是非法关押期间不提供足够的饮食，藐视维权人士的生命健康，属于极不人道的酷刑，严重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和健康权。

身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识别并勇于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然而，当局长期利用国家暴力机器对维权人士的正常信访行为进行打击报复、处罚、制裁甚至判刑，如此特色中国，着实让百姓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

本网将持续关注林鸿女士的情况。

【民生观察2020年12月22日消息】四川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青岭村村民樊中银，因为人口多底子薄的个人因素，所以在全村很多人都是有钱人的时候，他还是政府和全村人公认的贫困户。2014年范中银被列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贫困扶助家庭。

2016年大石镇争取到国家拨款修建的重点水土改造工程。大型项目需要一些装卸机械参与合作，在乡镇村党委政府的关照鼓励下，政府答应给他一些优惠特殊方式，希望樊中银能尽快致富摘掉贫困户的帽子。樊中银也凭借自己的勤劳奋斗，向亲戚朋友们借钱装置了大型装载车，相信政府的政策搞起了负债经营。当年底，樊中银就还清了借款，拥有了一部还可以挣钱的机械工具收支平衡，也算是实现了脱贫的目标。如果把项目工程还欠的工程款6万多算上，樊中银真的属于有钱的富裕家庭了。

没想到，从2017年到2018年的两年时间内，拖欠的工程款就是一直拖着付不出来。交通工具也需要资金来维修，没钱就变成一堆废铁无法挣钱。樊中银为此开始找领导要钱，乡镇党委干部总是推三阻四，最早是说“中央也没有把钱支付给我们。”后来再说“这个工程搞亏了，没钱支付。”被樊中银找的不耐烦之后，乡村官员就说“你还是重新返贫吧，我们今后再给你找机会。”

此后没多久，大石镇青岭村支部书记等人，果然又给樊中银找来一次新的挣钱机会。全村村民集体搞土地流转，将自家的承包地流转给青岭村合作社。这个合作社其实就是村干部们成立的。给村民说的是自愿流转，结果却恩威并施威逼利诱，最终大都是逼迫后强行流转。

樊中银在全村属于困难户，有8亩土地200多棵正在产果的核桃树。为了让樊中银安心接受集体流转的合作社模式，村支部书记等官员，多次找他做思想工作说服工作，鼓励他成为合作社一员，接受中央倡导的农业合作新政策。最后，乡村官员给樊中银承诺“全村3个特困户名额给你一个，每月领取900元困难补助金，不过每月要上交400元。”樊中银不知水深浅的接受了这个方案，同意砍掉核桃树再种上合作社的桃子树。结果，樊中银再一次的感到了被欺骗的伤痛，每月的500元领了不到一年，土地流转后困难补助金每月也没了。

从最早的贫困户到被政府的脱贫户，再到后来的“拖贫户”，政府官员的解决办法就是再给你一顶精准扶贫的建档立卡户。樊中银就是这样被“过山车”搞了几次晕头转向的高度刺激。到现在，樊中银认为国家的政策是好的，就是地方官员乱作为带头违反国家扶贫政策，折断了这些精准贫困户的经济命脉。甚至在落实脱贫政策中胡作非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

樊中银向中央最高层建议，对基层阳奉阴违骄横跋扈的各支部书记如果处理不及时、火力不猛，精准贫困户不可能“脱贫”，就是暂时脱贫了，照样还会把贫困户继续“拖贫”，这样下去这些贫困户永远也无法“脱贫”。

【民生观察2020年11月27日消息】四川蓬安河舒镇原尖峰社区二社50多岁的黄常碧，有3.3亩的承包地。由于多病丧失劳动能力，而孩子又长期在外打工，只能挣到一个人的生活费，根本不能照顾黄常碧，所以在2016年黄常碧顺利纳入建档立卡扶贫户，享受每月兜底保障300元的扶贫补助。2020年涨到390元。

成为建档立卡扶贫对象的早几年，地方政府不问不管，也没有安排扶贫解困的帮扶人。直到2019年7月，安排一位中学老师代为帮扶。帮扶的方式也就是隔段时间通知黄常碧，到社区领生活用的米面油。疫情期间也是每周看一次再送些生活用品。

此前，由于失地加上房屋破损无力维修，向当地政府申请维修资金，可是基层官员迟迟不做答复，修缮计划也就一拖再拖，直到房屋彻底坍塌成为废墟，黄常碧再无任何期待只好到处流浪居无定所。2019年4月突然生病，因居住地和户籍地不一致，黄常碧不能被医院正常接收入住。为此，黄常碧反复向县乡两级领导反映，请求解决不能正常入住公立医院的问题。等到解决医疗费用的问题时，也只给解决部分的医疗费用。从此又因为这场大病，变成彻底的特困贫困对象，数千元的医疗费一直是黄常碧的心头之患，至今还没有还清欠下的私人借款。所享受的扶贫兜底保障待遇，和帮扶人前来看望慰问送的米面油水果等，远远不足以抵消借债看病的医药费用。

在疫情之后召开的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现场演练问答会上，由于黄常碧和家属没有按照党委政府的意思作答，被严厉训斥是与党中央习主席背道而驰。又不按党委政府的意思签“已经脱贫”的立卡户名册，被地方政府雇佣的流氓悍匪，深更半夜到黄常碧居住地，进行恐吓威胁强迫“必须按照党委政府的意思”，处于无奈和恐惧被逼之下只好签字。

这就是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被脱贫的真实内幕。一般的外部人是不知道其中的内幕，看不到事情的真实细节和具体过程。也是总理李克强被蒙蔽，也想听到底层基层说一些真话的社会现状。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9日消息】江苏南京建邺区兴隆街道访民袁爱香，2015房屋被强拆，因为拆迁补偿不合理，2016年开始上访，至今没有结果。2020年10月16日上午8时，在北京上访的袁爱香发出求救信息，并付出采访电话13951948108。

袁爱香在京上访中，2020年10月13日14时40分左右，于北京458公交底站王庄村口，被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丁永强大队长和滨江所所长缪汪伦指使民警王浩绑架回南京。

袁爱香被绑架到南京南站后，袁爱香自行乘地铁公交回女儿家，深夜23点左右，缪汪伦带着多名不明人员敲门，要连夜带袁爱香强行带走隔离作核酸检测，几小时后被强行带走。

2020年10月14日早上6点多，袁爱香女儿刚开门上班，被多名不法分子拦截，胁迫袁爱香的女儿逼迫她妈妈去作核酸，甚至不让袁爱香的女儿去上班，强行把袁爱香带到核酸检测点。到了南京新城商务酒店核酸检测点，因袁爱香是从北京回南京，袁爱香的女儿从没离开过南京。医生因袁爱香母女不符合南京市疫情防控中心规定（只有从青岛回宁人员才要求做核酸检测，只有健康码是黄色的才要求隔离）不给做核酸检测，兴隆街道圣汉勋滥用职权超越职权，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地，找到疾控中心蒙主任，蒙主任亲自到检测现场打招呼，破例让医生给袁爱香母女俩作了核酸检测。所有做完核酸检测，健康码是绿色的人，都自行回去了，袁爱香的健康码也是绿色的，但袁爱香很不幸，被毛宁书记骗到兴隆街道办亊处117房间隔离，并派多名不法分子堵门看守，袁爱香请求回家去看她86岁老父亲遭到圣主任和毛宁书记拒绝，实施对袁爱香以疫情为由非法拘禁。被非法拘禁期间，2020年10月14日下午，当圣汉勋主任和几位街道领导的面，袁爱香右腿被兴隆街道雇佣的不法分子踢伤，而圣主任等几位街道领导无动于衷，表现出极大的冷漠。

2020年10月15日袁爱香分别于10时46分，14时49分，15时58分，17时50分，18时31分，五次拔打110，反映被非法拘禁在兴隆街道117房间，被殴打被虐待，至今都没有警察出警。
2020年10月16日上午8时

民生观察强烈谴责江苏当局，以疫情原因任由拘禁她人限制人身自由，这一非法行为严重侵犯人权，违背宪法，江苏当局公安部门参入截访行为严重违法，袁爱香以被他人拘禁限制人身自由报警数次都不于出警，严重违规警察工作职责，这行为严重渎职，请江苏当局立即释放袁爱香回家恢复自由，本网站将继续关注袁爱香拘禁期间与释放后的维权情况的报道。

【民生观察2020年7月4日消息】2020年7月4日上午，包头王永明案在历经两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的庭前会议后，强行开庭审判。

在核对被告人身份时，审判长询问公诉人对庭前会议上核实的被告人身份，是否有异议，回应：没有异议。审判长接下去依次问各被告人，被告人纷纷表示，起诉书中给自己起了“绰号”，而所谓的绰号，实际上是自己的小名、乳名或昵称，而不是公诉机关起诉书中所称“绰号”。

其中，第三被告人清楚表示，“红红”是小名，不是绰号；第十一被告人也明确提出，因为自己姓乔，年纪大，别人就叫自己“老乔”，这也是非常符合中国人的称呼习惯的。

在被告人依次发表意见时，也有被告人明确提出，请其辩护律师代其发表意见，却被审判长强行制止，坚持让被告人自己说。辩护律师对此纷纷提出反对意见，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当然有权代表被告人发表意见，否则这将辩护制度置于何地。

辩护律师对此直指要点：因为绰号是黑社会的标配，公诉机关在起诉时，没有调查清楚称呼到底是小名、昵称还是绰号，就直接定性为绰号，就是要给被告人贴黑社会的标签。

再翻开起诉书，看一看公诉机关为被告人安排的绰号，“红红”、“利利”、“贝贝”，辩护人很难想象，相信普通老百姓也很难想象，假如在真正的黑社会组织中，黑社会成员之间如此互相称呼，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辩护律师进一步指出，无中生有的绰号是对被告人的污名化。因为提到黑社会，人们就会想到有绰号、有文身等，法庭还未宣判，就给他们起绰号，这实际上是对被告人人格尊严的一种侵犯。第三被告人的小名“红红”，明明是乳名，是昵称，是与她最亲近的人对她的称呼，怎么就成了“绰号”。

更有辩护律师提示，在庭前会议核对被告人身份时，被告人其实也已经表达了，起诉书中的绰号并非自己的绰号，当法官询问公诉人对庭前会议上的核实是否认可时，公诉人表示无异议，这说明公诉人已经认可很多被告人都没有绰号。

这就等于当庭否定起诉书中内容，辩护人也因此要求启动正式的变更起诉程序。当然起诉书中也存在许许多多其他方面的实质性问题，将当事人郝小兵的姓名写成郝小斌，违反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等规定，是必须要变更起诉的。

第三百五十八条人民检察院决定起诉的，应当制作起诉书。

起诉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和户籍地、公民身份号码、民族、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及职务、住址，是否受过刑事处分及处分的种类和时间，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等；如果是单位犯罪，应当写明犯罪单位的名称和组织机构代码、所在地址、联系方式，法定代表人和诉讼代表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如果还有应当负刑事责任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按上述被告人基本情况的内容叙写；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辩护人始终坚持，审判必须依法进行，公诉活动也要依法进行。起诉书是公诉机关代表国家对被告人进行起诉，起诉书的制作和内容必须严格遵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又怎么能够因为起诉被告人涉嫌黑社会组织犯罪，就擅自给被告人起绰号呢？

就公诉人随意给被告人起绰号，刻意硬造黑社会，起诉书严重不合法、不合规的问题，辩护人下午还将继续进行分析。

连日来，随着最早披露疫情而被惩诫的武汉医生李文亮去世，社会掀起纪念李文亮与反思疫病成因热潮，中共当局不是顺应民意因此认真反省错失，而是不断加大封网禁言力度，在全国纷纷拘押传唤通过自媒体披露疫情状况人士，将在中国传统佳节大年前，即武汉封城之日，前往武汉报道疫病实况的陈秋实先生带走失踪，以掩盖中国疫灾真实情况，阻止国民对疫病反思追责的声浪。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如此无法法制，践踏人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和严正谴责！

陈秋实律师在中国传统大年三十日即元月24日武汉封城最后一趟高铁列车赶到武汉实地通过自媒体报道疫情。对医院、街道、超市、车站等等公共场所进行拍摄，将各种所见真实公布于世，使外界了解到武汉疫病的真相。就在2月6日武汉暴光疫情八君子之一的李文亮医生离世的当天，陈秋实与外界失去联系。

从网络上查看可发现，陈秋实最后一次在视频亮相是2月4日，当时他身处施工当中，在集中收治新型肺炎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进行实地报道说：“我从方舱医院出来了。它的形态明显很像战地医院，但是并不适合传染病人居住，所以现在进入两难状况。家庭感染的情况已经在武汉出现了，现在的方舱医院会否出现大量交叉感染，把这么多疑似病人放在这样一个空间里。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依然困扰当地的医疗人员们。”

2月6日，陈秋实跟家人联系后，当晚便失踪了。据陈秋实的母亲说：“（6日）晚上秋实说他要去方舱医院，之后一直是失联状态，和他联系不上，我在这里恳请广大网友，尤其武汉的朋友，帮我个忙，帮我找找秋实，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2月7日，陈秋实户籍地青岛的警方通知陈秋实的家人，指其已于2月6日下午被国保带走并接受“医学隔离”，陈秋实的好友徐晓冬亦于7日晚间宣称：陈秋实已被中国国内安全保卫警察（国保单位）强行拉走，甚至在没有发烧的病况的状态下，被送去“强制隔离”。

陈秋实，1985年9月1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2007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开始北漂生活。在北京先后从事过餐厅服务员、酒店客房服务员、演员助理、配音员、警察媒体记者、电视编导、主持人。2016年取得中国律师执业证书开始从事律师工作。

2015年至2019年任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主要执业方向为知识产权、劳动法、争议解决。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在读。开始参与了几十档电视与网络法律节目、综艺节目的录制。曾在中国70所大学进行巡回演讲。

2019年12月31日与隆安律师事务所劳雇合约到期，离开律师事务所。

陈秋实平时喜欢在业余时间到酒吧表演脱口秀，一次在酒吧表演时，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节目组看中了陈秋实，邀请他参加节目。2014年，陈秋实参加北京卫视《我是演说家》第一季节目，获得亚军，参赛作品有《大国崛起》、《大东北》、《法治中国》、《男女中国》、《大国风范》、《语言的力量》。2015年，陈秋实以亚军身份到吉林大学、沈阳建筑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多所高校进行了演讲。

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自6月以来持续发酵。由于不懂翻墙，所以未来香港时，陈秋实对香港的认知多源于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中国加强舆论审查的情况下，陈秋实8月17日以游客身份来到香港，当日观察了建制派的撑警大会，第二天观察了民主派发起的维园百万人集会，并上大台呼吁集会的香港人积极向大陆民众解释香港的情况。陈秋实在微博上分享在香港的所见所闻，强调“兼听则明”。陈秋实本来计划留港五天，但到了香港3天后被催促回大陆。
2019年8月20日晚上7时，陈秋实在香港国际机场回中国大陆前拍下了最后的视频，表示因为公安局、司法局和律师协会都致电他，他不得不回中国大陆，并要求他不要再“在那么敏感的地方待着”；陈秋实表示自己回到中国大陆后律师牌照可能会被吊销，但他依然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8月23日，陈秋实的个人认证微博被销号，同年10月26日其抖音频道被销号；同年12月24日其微信公众号亦被销号，原因为“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而他在10月11日于twitter与youtube开设账号与频道，继续发布近况与评论影片。

2019年12月10日早上，陈秋实准备与家人等离开北京去日本，但临时被天津市公安局告知其已被限制出境。至年末限制出境解除，翌年1月3号到了日本。

2019年底武汉肺炎爆发，武汉等多座湖北城市在2020年1月23日后被出入管制，即所谓封城，陈秋实在城市被封锁期间赶至武汉，表示与武汉同胞共同进退，要将武汉的声音传递出去，并于次日凌晨赶往武汉中心医院实地探访。随后通过优酷发布了一系列武汉疫病的真实见闻，为外界了解武汉疫病状况提供了一个窗口。同时也暴露出中共当局在应对疫病上的种种失职，因此受到网络五毛与警方的威胁骚扰。最后，在李文亮去世的当天，中共当局终于将他以防治疫病之名隔离。

让人一看就发现问题的是，一般病人隔离，应该可以跟家中联系，至少得告知家中被隔离于何地，然而，陈秋实被隔离后，完全与家人失去联系，更没有明确的隔离地点，并且是由国保强行带走隔离。显然这是中共当局为了阻止陈秋实披露武汉疫病实况而强迫失踪的又一实例，只是假借疫病隔离之名而已。

无独有偶的是，就在陈秋实被强迫失踪后，中国一批知识分子对最早为疫病发声而遭“造谣”训诫后去世的李文亮医生纪念发表公开信时，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先生又离奇与外界失去联系，而在武汉当地披露疫情的另一维权人士方斌也被警方强制带走失踪。以及结合全国各地纷纷传出因披露疫情而遭到当地警方警告威胁传唤消息，可见中共当局正加紧对舆论的封锁，以期通过更加严酷的禁言，来达成对疫病实况的掩盖，以逃避被世界质疑与追责的声浪。

中共当局因为禁言武汉医生披露疫病而制造了正在祸害人类的疫灾，面对国人声讨与世界质疑，中共当局不仅不思悔改，而且变本加厉封口禁言，这显然会给中华民族与人类带来更大灾难。中共当局借疫病隔离之名而强迫陈秋实、许章润、方斌等等报道与关注疫情人士失踪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等条款；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有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违反2006年12月20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强迫失踪问题国际公约》的：“任何人都享有不遭受强迫失踪的权利，受害人有得到司法公正和赔偿的权利”，且“认识到强迫失踪的极端严重性，认为它是一项罪行，且在国际法界定的某些情况下，构成危害人类罪”；也违反中国业已签署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同时也背弃了中共当局一再标榜的依法治国与尊重人权的承诺。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陈秋实等一切因关注疫病被失踪的人士，停止骚扰威胁全国所有报道披露疫病实况人士，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11日

据民生观察网报道，四川人权捍卫者、八九民主运动期间学生陈云飞先生日前再度被当地国保带走，并随之与外界失去联系。这是陈云飞自从今年3月出狱后，被警方不断传唤、骚扰、殴打、逼迁的又一迫害。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如此顽固坚持迫害人权捍卫，肆意践踏自己颁布的律法，野蛮侵害人权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和严正谴责！

据了解，9月19日下午，陈云飞被成都国保带走，随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在过去20多小时后，家人仍然没有得到任何法律通知，因此可以断言，陈云飞已经再度被强迫失踪。

本次陈云飞失踪，外界推测可能与他近来筹办一项行为艺术性的“中南海养殖场”即将开业有关。因为陈云飞在网络上一直以“业余驯兽师”自命。这可能引起掌权者的忌恨，因此在中共夺权70年庆典来临时，将他强迫失踪。

从人类文明发展角度而言，权力这个猛兽必须被关入法制宪政制度的笼子里，才能避免为祸民众，这已经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识。而作为监督制约权力的公民，事实就是驯服猛兽的驯兽师，这在文明世界也是常识。然而，作为极权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权力是权贵的专属私品，是权贵为所欲为的家事，不容外界置喙，更不许公民监督。因此，对一切意欲驯化监督权力的公民必将进行残酷迫害，直至从肉体消灭。在这种情况下，人权捍卫者陈云飞公开宣称要驯化公权者，要将中国权力中枢中南海作为驯兽场，自然会招致猛兽的反噬，失踪也就在所难免。

陈云飞1967年8月13日出生于四川省达州市达县。 1989年就读于北京农业大学三年级时，积极投身“89反腐爱国民主运动”，是第一批绝食请愿者，六四镇压中受伤，后毕业返乡谋生。先在体制内呆了段时间，但感到体制官僚的腐化堕落，在奋起与官僚斗争后，转而离开体制从事农场养殖。 但89当年致力推进中国民主人权法治之初心始终不改。

2005年赵紫阳逝世。1月20号陈云飞便赶到天安门广场举牌，写着“苍天你怎记不得紫阳的好”。结果被国保带走软禁。 当年清明，陈云飞到赵紫阳家了解到“天安门母亲”，感动于她们的坚强与坚持。2007年在成都晚报刊登了“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广告。因此被监视居住半年。

2008年成都市民抗议中石化污染事件，陈云飞因积极参与而被拘留。 后对成都国保长期骚扰控制进行维权，并公开发出《周永康，我这陪聊费该不该收？》，要求国保约“喝茶”付费。从此当局对陈云飞打压进一步升级，包括“六四”、各种“敏感”日子，对其实行关黑监狱、各种恐吓、殴打等等。

陈云飞多年来不断冲破当局的控制，前往全国各地声援、围观各种人权事件与案件，因此被全国数十个派出所与拘留所关押，多次被殴打、遣送、拘留。当局还指使陈云飞租住的郫县维稳成员将其殴打重伤住院数月，报警后当局也不予缉拿凶手。

2015年3月25日，陈云飞与维权公民20余人到成都市新津县为当年的六四死难学生肖杰、吴国峰扫墓，在返程途中遭到上百名持枪特警的围追堵截，3月26日即被四川省新津县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4月30日，被以同罪名正式批捕。后检察院取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只以寻衅滋事罪起诉。2017年3月31日陈云飞被成都武侯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直至2019年3月25日刑满释放。

出狱后，陈云飞一再被当地警方监控、骚扰、传唤、殴打。当陈云飞前往郫县租房安顿老母时，房东因迫于警方压力而一再违约退租，致使陈云飞陪着年迈母亲流落街头。针对如此迫害，陈云飞曾想流浪外地，但因顾及母亲年岁已高，不能担惊受怕，只好忍气吞声一再搬家。然而，丧心病狂的中共当局，仍然持续不断对陈云飞进行迫害。结果，这次居然强迫陈云飞失踪。

中共当局长期顽固坚持迫害人权捍卫者陈云飞，并多次对其采取强迫失踪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等条款；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有关“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违反2006年12月20日第6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强迫失踪问题国际公约》的：“任何人都享有不遭受强迫失踪的权利，受害人有得到司法公正和赔偿的权利”，且“认识到强迫失踪的极端严重性，认为它是一项罪行，且在国际法界定的某些情况下，构成危害人类罪”；也违反中国业已签署的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同时也背弃了中共当局一再标榜的依法治国与尊重人权的承诺。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在全国滥施强迫失踪，停止对陈云飞先生的迫害，无条件释放陈云飞先生，并切实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生观察 2019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