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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3年4月17日消息】2023年4月17日，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访民李志刚，因房屋强拆问题前往国家信访局登记上访，下午在临时休息处被沈阳市皇姑区公安分局警察李志达等6人带走强制押回。与李志刚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一位叫安启贵的。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访民李志刚因强拆一案，多次来京被地方阻拦均被强制原路返回，这次李志刚历经千辛万苦，自驾车绕道来的北京。

2023年4月17日上午，李志刚去了国家信访局登记成功，地方信访部门给李志刚打电话，李志刚也同意回沈阳。

下午2：30多分，皇姑公安分局常年在北京蹲点的公安人员李志达带领5人，来到李志刚临时休息的地方，强制把李志刚和一个叫安启贵的带走。

李志刚和安启贵被带走时，黑龙江维权访民马波刚刚到达现场。据其描述：“当时我刚到现场我拿着手机，被李志达和一个年轻的男子把我摁倒在床上，掰我的胳膊，掰我的腿，把我的裤子都扯了一个大口子，然后把我手机抢走，他们把我手机里保存多年的图片、旅游录像全部清空。一群流氓把李志刚、安启贵强行带走。”

据李志刚的控告材料显示，李志刚，男，1962年12月3日生，汉族，无业，住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白龙江街5号411

2008年2月22日，沈阳市皇姑区政府副区长张志刚，沈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皇姑分局副局长马吉军，沈阳市皇姑区城市建设局局长张德生，沈阳市皇姑区北站北出口地区拆迁管理办公室主任牟林，带领着皇姑区政府的工作人员、皇姑区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皇姑区城市建设局的工作人员、北站北出口地区拆迁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和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员一、二百人及抓钩机，将李志刚居住的房屋强制拆除，造成房屋内物品损失数十万元和一些无法估价的东西物品。

沈阳市皇姑区城市建设局的沈规土证字2006年017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2012年5月16日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中行终再字[2011)第8号行政判决书确认违法。

2006年11月2日，沈阳市皇姑区城市建设局根据沈土证字2006年017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拆许字(2006)第5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对沈阳市皇姑区北站北出口地区开始拆迁，拆迁期限2006年9月29日至2006年12月28日，拆许字(2006)第5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上没有批准延期拆迁的日期，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是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前置条件，沈阳市皇姑区城市建设局的沈规土证字2006年017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被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违法，沈阳市皇姑区城市建设局的拆许字(2006)第54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必然违法。

张志刚、马吉军、张德生、牟林等人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涉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控告人李志刚强烈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将涉嫌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并扣留作案工具。

李志刚电话：1552414002

【民生观察2022年2月11日消息】正月初九云南昆明公民朋友徐昆夫妇与山西公民朋友武志刚前往被关押的诗人王藏家探望四个留守儿童。

玫瑰团队徐昆夫妇与山西公民武志刚前去探望了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押在看守所的王藏夫妇的四个孩子，王藏四个孩子的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云南昆明公民玫瑰团队徐昆与妻子李兰珍，山西公民武志刚三人从昆明中午一点出发经过两个小时，不到三点到了楚雄，到了楚雄东爪镇江岸尚品小区找到王藏的家，到家后敲门无人答应。后然后经多方打听，得知王藏的妈妈带着四个孩子去了乡下过春节了，徐昆夫妇与武志刚又驱车赶往乡下去见王藏的孩子及妈妈，徐昆夫妇与王武志刚历经艰辛在山区的路上，辛苦前往离楚雄100多公里的大姚县，进过近四个小时个小时的路途跋，在晚上六点到大姚县乡下，终于见到王藏的四个孩子与王藏的妈妈。王藏的孩子与妈妈看到有人去看他们很高兴。

王藏的孩子亲眼目睹警察把爸爸抓走，孩子已经知道爸爸妈妈被关押，也知道警察不让他们接触外人，孩子看到外人去看他们非常的开心，徐昆夫妇与武志刚一起购买了很多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娃哈哈酸奶，八宝粥，糖，玩具等，另外武志刚与徐昆分别给了孩子压岁钱五百元红包。孩子们非常喜欢带去的玩具小礼物。

目前据奶奶介绍：老大14岁王诗梦男孩。老二女孩十岁王诗雅。老三王诗英六岁女孩。老四王诗巩六岁男孩，老大已经上初中一年级，因为户口的原因，上学是私立的学校，学习成绩优秀。由于是住校，周末由警察接送。二女儿上小学三年级，另外两个年幼的双胞胎上幼儿园，都有人跟着。由于长期见不到父母，孩子们非常想念妈妈，特别是在当时两最小的孩子常常会哭，说想妈妈。老大上初中由于缺失父母的爱，明显的表现有点抑郁，不爱说话有点抑郁症的状态，老大刚到寄宿学校的时候，学校的孩子欺负了老大，被警察知道后，警察到学校严厉的批评了欺负老大的那个同学，现在孩子在学校没有人欺负了。

另外孩子们的奶奶身体健康壮况也不是很好，她有高血压，尿酸高，血脂也高，照顾四个小孩感到力不从心。她老人家为四个小孩没有妈妈关爱，感到难过。迫切希望孩子的妈妈回家照顾孩子，根据奶奶说:王藏的妻子由于有抑郁症，王藏家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王藏妻子看病都是借的钱，外面还欠债十几万元。

王藏妈妈对外界关注王藏夫妇及四个孩子情况，一无所知。王藏开庭也不让亲属旁听。近两年的时间也不让探视王藏夫妻。据了解，当局对孩子及奶奶家管控非常严，无法让外界友人接触孩子。这次看望王藏的孩子非常顺利幸运的是，因为奶奶及孩子们到乡下过年。徐昆夫妇与武志刚才有幸见到王藏的孩子与王藏的妈妈。

王藏案件事发在2020年5月30日，诗人王藏被云南楚雄警察当着孩子的面抓走，妻王利芹（王丽）在网上呼吁释放王藏，于同年6月17日受到派出所传唤，随后也被拘留，成为同案的“煽颠罪”嫌疑人。夫妻被分别羁押在楚雄市看守所、楚雄州看守所，至今未审未判。夫妇俩人被抓后留下四个年幼的孩子，目前由王藏母亲负责照看，据说老人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受到诸多监控和限制。

诗人王藏被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20年7月3日被楚雄州检察院批捕！妻子王利芹也被定为同罪，于2020年7月24日被楚雄州检察院批捕！现羁押在楚雄市看守所。

诗人、异议人士王藏与妻子、家庭主妇王利芹夫妻双双被云南楚雄市中共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让世人进一步看到中共当局为了镇压异议人士而完全抛弃法制，不顾事实，野蛮采取株连连坐行径，肆意践踏人权，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罪恶。对于中共云南当局的违法侵权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尤其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是：身为王藏的妻子、家庭主妇的王利芹（即王丽），居然因为自己丈夫呼吁而遭致逮捕。

王藏于2020年5月30日“六四屠杀”31周年纪念前夕，被楚雄警方强制抓走而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下强迫失踪后，家庭生活陷入极度困境，王丽自己与四个年幼的孩子受到当地警方严密控制软禁，于是王丽只好通过网络发布每天呼吁释放王藏兼如实披露自己家庭遭致的困境情况。如2020年6月7日：诗人王藏于2020年5月30号被云南警方以（煽颠罪名）带走。请关注王藏谢谢（双手合十）；2020年6月8日：如不是王藏的弟弟给我们买了一堆菜，家里只剩一点米，几根葱，两个番茄，因为我们多少天没有出门，出门他们就拦着（大哭脸）；2020年6月9日：王藏失踪第十一天#王藏被抓那天，孩子目睹一切过程。孩子现在不敢出门，怕被外面楼下的“坏人”抓走。当天躲在窗帘里的小儿子连续几个半夜莫名其妙大哭，以前自己一个人玩，现在整天粘着我；2020年6月15日：王藏被失踪第十七天。到楚雄市东瓜派出所报案，快递被抢之事。刚到值班室，值班人员就接到电话，回复说：局长不在，会打电话给王藏弟弟的，又应付了事；2020年6月16日：今晚8点半左右王藏的表姐，侄女来我家，遭楼下的警察驱赶回家。警察要求表姐他们登记身份证，交出手机。表姐说：这些都没带。警察直接让他们回家去，不能来王藏家。

王利芹发布如上一些呼吁释放丈夫王藏及陈述家庭面临的困境状况的推特，结果居然于2020年6月17日被楚雄警方传唤后也与外界完全失联，云南昆明楚雄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7月24日正式逮捕。

中共当局近年来严酷打压异议人士，广泛滥施封建专制的株连之法。王藏被云南警方强迫失踪后，王藏的妻子王丽对外披露，当时在2020年5月30日下午4点30分左右，有20几人左右来到她家里，楼下大概有20-30人，而对方当时未出示任何证件或书面文件，“约20人冲入我王藏家，将王藏按倒，戴上手铐与黑头套，接着把王藏的妻子王丽和4个孩子与婆婆按住，将王丽跟王藏带走后，他们把4个孩子与婆婆留下。”王藏，80后，本名王玉文，笔名王藏、“小王子”，云南省楚雄市人，先锋诗人，自由作家，影视编剧，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

曾于2003年底，以“小王子”为笔名开始涉足网络诗歌习作，自此走上自由写作之路，并对极权文化予以批判；2005年1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同年遭到官方威胁和长达2个多月的监视居住；2006年—2007年间，因积极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签名活动，又在《自由圣火》网站发文并设专栏、在博讯网上开设专栏发表文集等，而被贵州省遵义市警方于2007年6月再次强制监视居住6个月；2008年12月，荣获“2008《自由圣火》写作奖”；2009年5月，正式启用笔名“王藏”，藉以表达“来生愿做藏人”的意愿。

自2007年起，因其积极参与多项维权民主活动、广交民主正义之士，并创作、推出了大量诗歌作品以及行为艺术，曾被北京当局多次警告威胁并驱离工作室和居住地，给其家庭造成诸多困扰；

2014年10月1日，因其在网上发布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的打伞图片，随被北京市宋庄警方带走，其家被抄，之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王藏先生多年来笔耕不止，

2015年7月9日，被取保候审释放；据悉，其在被审讯期间遭受酷刑。此前被羁押于北京市通州看守所。

出狱后的王藏持续受到警方的监控、骚扰与驱赶。后来王藏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楚雄老家，结果仍然未能逃脱中共当局的迫害，直到这次再度被拘押。

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诗歌与文章，部分汇编为《小王子语录》（短诗集）、《故园.黑砖窑》（诗集）、《血色格桑花》（诗集）、《轮回中的苦心花园》（情诗集）、《黑暗日》（诗集）、《黑火》（小说集）、《追寻自由的虹光》（随笔集）、《血泪的洗礼——中国底层调查报告》（纪实集）、《王者归来》（诗化哲学）、《诗想录》（诗思与诗学）、《锋刃上的裸舞——为自由而战》（思想学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复兴》（思想学说）等。

异议诗人王藏先生长期来秉持良知向社会呼吁平反六四，关注弱势群体权利，并通过写诗及行为艺术唤起社会记忆与正气。结果反复遭致中共当局的迫害。这次在中共“六四屠杀”31周年之际居然被警方强迫失踪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逮捕。而王藏先生的妻子王丽仅仅因为呼吁释放自己的丈夫及披露自己与孩子遭遇的不公对待，居然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可见中共当局镇压异议人士的不择手段。

中共当局对王藏夫妻以煽颠罪双双逮捕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共自己颁布的宪法有关“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的条款，同时严重违反中共业已签署且在其中充当重要角色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的相关条款与国际人权组织，也违反基本的人道原则。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无条件释放王藏与王丽夫妻，并追究制造如此人权灾难事件的相关部门与人员违法侵权责任！

最后本网继续关注王藏夫妇的案件的后续情况，我们强烈谴责云南当局，立即释放王藏王丽夫妇，孩子不能没有父母的陪伴与爱的关怀，尤其是不能没有母爱。

【民生观察2021年2月28日消息】2021年2月28日，湖北省枣阳市公安局蒙冤民警隗志刚，实名控告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永金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栽赃陷害办案民警等犯罪事实。自2012年隗志刚被冤狱后，其一直依法申诉维权，至今八年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据悉，2006年隗志刚因参与一起命案的侦破，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线索的在押犯罪嫌疑人徐建峰，依法据实提供了立功材料，而被徐建峰伤害案原告陈开兵诬告，并有陈之表姐夫——时任枣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的杨均义利用职务之便，勾结湖北襄阳检察机关中周永康的余孽王永金、王宏（时任湖北省襄阳市人民检察院反渎局副局长）、王勃（湖北省襄阳市纪委监察委干部，时任襄阳市检察院反渎局处长）等人栽赃构陷，致使隗志刚蒙冤入狱一年半。

1、2009年初，陈、杨等将诬告信件转呈到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周永康，层批后，湖北省检察院时任反渎局长王永金批示：“一是此案与中政委交湖北第一，也是唯一的案件，必须高度重视………”而后襄阳市检察机关在没有犯罪事实发生的情况下，要求枣阳市检察院“以事立案”。

2、枣阳市检察院立案前，明知没有犯罪事实存在，并故意违反法律程序，不鉴定核实原始书证“小纸条”是否真伪，在隗志刚没有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故意以涉嫌徇私枉法罪立案侦查。

2012年12月7日，隗志刚被冤狱后，枣阳市公安局将涉案原始书证的“小纸条”和记录证明其依法办案的“刑警工作日志”，提交给襄阳市检察机关。

2013年2月4日，湖北省人民检察院补缺鉴定甄别后，明知隗志刚是正常执法是被冤枉的，索性错上加错，故意藏匿“小纸条”和“工作日志”鉴定结论等重要书证，隐匿检查机关自下而上三次调查核实徐建峰立功属实的材料，拒不依法移交法院。

2020年1月上旬，隗志刚时年86岁的老父亲到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信访后，方才获得《湖北省检察院检验鉴定文书》-鄂检技鉴字[2013]1号。但是，隗志刚的“刑警工作日志”鉴定意见书和三级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关于徐建峰是否存在立功情况的原始材料，至今藏匿未移交法院。

3、2014年10月10日开庭审理，时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反赌局长王永金等人，和襄阳市、枣阳市检察院几十名检察官到庭列排参加旁听。事前，王永金曾授意枣阳检察院放风杨言：“谁要是当庭证实开展狱侦就当场拘留”。

4、湖北省公安厅2014年9月，依法为隗志刚正式启动维权程序后，王永金和湖北省高院副院长张忠斌（已畏罪自杀）等人相互勾结，为掩盖冤案、免遭追责，不惜颠覆国家《宪法》第132条规定，来维护襄阳中院颠覆十年前湖北省高院认定徐建峰立功的事实！

2020年7月12日，湖北省高院为了“掩盖”两个相悖判决共同生效的天大笑话，又以原判徐建峰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和使用法律错误将刑罚执行完毕的徐建峰再次逮捕立案再审。2021年1月6日，最高法第四巡回法庭受理申诉。

隗志刚表示，一件明明白白的冤假错案，竟然拖了八年得不到解决。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王永金为首，以王宏、王勃、杨均仪等人为推手的省市检察院的枉法者们，以权谋私，怕因错案追责，凌驾于国法之上。为此，他特向上级领导部门实名举证，对王永金提出枉法控告！

隗志刚电话：18972052159

———《中国的非暴力抗争》征文系列
 
自89年参与64以来，我就成了一位异议人士，一位非暴力抗争者，而监控便如影随形。
最早感觉到被监控，应该是89年参加游行示威后，回来时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车牌不见了。那时的自行车要登记领牌的，后来大家说到这事，就猜测，一定是让跟踪者把牌子摘走了，通过车牌就能查到我的身份。出狱后，我逐渐认识了一些异议人士。那时青岛比较活跃，因为在狱中和孙维邦、姜福祯、张霄旭结识，所以和青岛的朋友常有来往。
 
有一次，青岛的燕鹏先生到济南来遭到跟踪，跟踪者开着一辆车，还有一位骑着摩托车。燕鹏比较有经验，很快就发现了他们，走过去质问，对方不承认。燕鹏就向前走，他们开车在后面跟着，这种态势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燕鹏故意横穿泉城广场，这时他们着急了，因为车是不能进广场的，他们如果绕过去的话，就会面对马路上那些红绿灯、隔离栏等等，所以他们中有人就下车追过来，和燕鹏商量，问他到哪去，可以把他送过去。燕鹏没多想，就说了个地方，谁知一上他们的车，不由分说，就被拉到公安局去了，还做了笔录，让燕鹏签字时，他就在上面写了“抗议”两个大大的字。随后，就等着青岛公安来押他回去了。
 
从此以后，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上国宝的车的。前几年，闹茉莉花革命期间，有国宝在楼下找我，让我上车谈，我要求在外面谈，他们一再坚持要在车里谈，我就提出我要坐在驾驶座上，那次我在驾驶座上和他们谈的不欢而散。而如果我坐在后面，想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后来还就有一位朋友着了他们的道，说是在车上谈谈，结果他一上车就被拉到南山旅游去了。
 
这里还有一个经验要说一下，就是注意检查和你打交道的那些人的警察证。就是上面那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他激怒了我，我和他吵了几句，甩门走了。等我上了楼，想起我从没有看过他的警察证，然后给同车的另一个警察打电话，要求那个人下次来时带警察证，我要检查。从此以后，那人就再也没来。而这家伙断断续续骚扰了我一年多。可能是国宝部门警力不够，或者想节省经费他用，就雇了些临时工充数。
 
我不但不上他们的车，而且我还不愿意和他们同乘出租车，谁知道他们会耍什么花样，他们亮出警察证说不定就把出租司机给劫持了。今年6月3日，和两三个朋友在金玉餐馆小坐，国宝找过来，非让我回去，我不愿意，他们就纠缠，饭吃不下去了，只好回去，路上他们要打车把我送回去，我不同意，自己往回走，他们跟着，走了大约有两三里的样子，快到家时有一个上坡，他们走到那里喊哎哟，我就笑：“还是警察呢。”，他们两个都是中等个，也不胖，我190斤，都没觉累。后来细想，是他们的良知使他们的脚步沉重，他们走的路和他们的心是相悖的。
 
对于监控者，感化他们、和他们讲清道理、唤醒他们的良知是必要的。如果他们不情愿干这样的事，他们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应付了事，而如果无谓地激怒他们，便结私怨，他们的监控的主动性就增大了。
 
解金玉结婚，我们去参加婚宴，孙文广老先生也来参加，当时他正被全天监控，限制行动，经过他的力争，可以来参加婚礼，但只能待半小时，那些跟踪者便在下面等着，后来金玉给他们送去了喜烟喜糖，还送水饺给他们吃，他们也没再说什么，孙老待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去。
 
今年清明节期间，孙老和大家商量去中山公园纪念民主先烈，本来这事没想提前公开，不知国宝怎么知道了，就分别找有意参加者威胁阻挠，这事就在网上公开了，成了纪念民主先烈的预告。纪念活动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发现旁边桌上有个人很像跟踪者，我们就大谈有多少高官是裸官，有多少两会代表是外国人的父母等等，就是要把道理讲给他听。他这时还不能插言，只能听着。
 
后来发现还有一种情况下，监控者无法插言只能听着。今年6·4前夕，李红卫过生，大家在一个酒店聚餐，对方跟了过来，就在我们隔壁，两个房间只用一个木屏隔开，我们说什么他们当然都能听见，我们就大谈裸官、外国人的父母做两会代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自由的重要性等等。后来，说我们打纪念64标语，把我们12人传唤到派出所。
我们一行12人先被带到济南四里山派出所的一个办公室里，大家依然畅所欲言，除了前面的话题，还大谈薄熙来、王立军怎么违法整治警察、校长奸幼、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民间不能成立组织监控食品质量？等等，旁边监视我们的警察只听着，并没有插言。过了一会儿，我们被分别叫走询问。
传唤中，警察问我说了什么？
答：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只有每个人有言论自由，人们才是安全的，当受到冤屈时才有地方去说理。
当没有言论自由时，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不只是平民百姓，体制内的人也是不安全的，不管是警察还是多大的官，当受到迫害时，都没有说理的地方，刘少奇就是个例子，当年红卫兵批斗他，他拿着《宪法》本子想保护自己，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本子抽他的脸。
那警察问：你当时是这么说的？
答：是啊。
警：刘少奇这个事，你见了吗？
答：没有。
警：你没见，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你在和我讨论问题吗？
警：不是
我：你问我当时说了什么，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警：我觉得不合适
我：你觉得不合适，就把我的话删去吗？
警：好吧，你往下说吧。
 
我当时在酒店确实是这么说的，正好这个警察也应该听听。
他大概记录了有20多分钟，然后问：
“你怎么说了这么多？”
答：“不多啊，这些一分钟就说完了。”
然后，他就不再往下问这事了，20分钟记录了我一分钟的话，我们在酒店里待了3个多小时呢，够他记录个长篇小说了。
 
在具体进行活动时，是保密还是公开，确实是需要斟酌的。在许多情况下，公开活动的效果要好一些，因为作为非暴力抗争，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公开活动传播真理、真相、以唤醒民众。并且，在开放场合，如果对方破坏阻挠、侵犯人权，可能会引起围观或群体事件，他们破坏的成本就会加大，他们还是颇为忌惮的。
 
2009年，孙老因为在清明节期间纪念赵紫阳被几个壮汉暴打，肋条有四处骨折。他住院期间，因为我的家离这家医院很近，所以天天过去探望，朋友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我自己也是感觉生活在白色恐怖中，所以也是格外小心，晚上都不敢走小路。
孙老总结了这次的教训，第二年提前公开了纪念赵紫阳活动的时间和路线，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再施暴，就有可能被路人拍下来，揭露他们的丑行。
在济南，孙老是被监控最严，时间也是最长的。有一次他终于摆脱了跟踪，然后找朋友聚餐。我们几个人到时，酒店门口已经聚集了大批便衣，要求我们离开，我们当然不同意，非暴力抗争的要旨就是不服从，这是我们的权力，我们凭什么听你的。没看见孙老，我们就走出来在门外等，其实这时孙老和郭全芳等已经被押回去了，我们当时不知道，站在外面等了一会儿，有国宝过来要求我们走开，我们当然不走，看到旁边有个烤羊肉串摊，我们就坐下来，他们过来阻挠，我们不予理睬，喝着啤酒等人。这是个露天开放的场合，他们如果有什么违法的、野蛮的行为，周围的人可都看着呢。过了一会儿，那些人就都进了酒店，是不是进去摆宴喝酒了，我们没看见。我们喝着啤酒，有人讲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
 
非暴力抗争，要知道自己是正义的，我们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尽可大义凛然。
 
 
秦志刚 2013年10月16日 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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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按：秦志刚是山东地区知名的民主人士，也是一名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因参与8964被判刑8年。本文是民生观察工作室《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之一，文中秦先生详细地记录了山东省早期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抗争，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为今天的中国的非暴力抗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内战后的中国，在遭受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等多重灾难后，经济已经接近崩溃边缘，而思想更是堕落得几近彻底。
 
在这片废墟上，一群青年人在构筑他们思想的大厦。1978年，在北京西单的一些墙壁上贴着大量的大字报，抨击时政、批判文革、呼唤自由民主，“西单民主墙”迅速成为一种民间民主运动的象征。贴大字报的不只是北京人，有许多外地人也闻讯前来贴出大字报、观摩交流。以传播民主思想为宗旨的民刊也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青岛的孙维邦先生率先在山东办起了民刊《海浪花》，后来青岛的牟传珩先生又创办《理论旗》和《志友论坛》，还有由孙维邦先生和姜福祯先生创办的只出了一期的民刊《人》。
 
当时青岛的民运已经很活跃，他们不但出版民刊，还散发传单、组织集会。当时比较活跃的有：孙维邦、牟传珩、姜福祯、邢大崑、张霄旭、孙维邦、陈增祥、牟孝柏、李协林等。其中，孙维邦、姜福祯、张霄旭三人因参与六四而坐牢，我有幸在狱中认识了他们。
 
当时我和张霄旭先生一个组，多次听到他背诵一首诗：
 
           还是
 
           还是那片贫陋的土地，
           还是那座低矮的茅屋，
           还是那个粗黑的瓷碗，
           还是那张破旧的犁头，
            ……
           子孙又拉起了那副油膩的犁套。
 
这首诗很有当年罗中立著名的画作《父亲》意味，大概刊于ㄍ四五论坛》或者《北京之春》。当我为写这篇文章打电话向他核实时，他依然能够熟练地背诵，此时他正在医院给孩子看病，在电话里已经听到护士在喊他了，他仍然坚持这把诗背完才告别挂机。
 
在狱中，和孙维邦先生交流很多，虽然我两人不在一个组，但我有空时总是喜欢到他那里听他讲他的思考、理念。无论如何，现在看来，这位山东民运的领头人，当时的思想已经成熟和深刻。他系统的批判了中共的革命理论，摈弃那种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决不妥协的观点，而倡导和平、人性、饶恕、博爱、妥协，这些理念与现在的非暴力抗争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当时也有非暴力的思考，但没有现在这样的清晰及系统、深刻。
 
牟传珩先生在这方面思考和孙先生也是基本一致的。他创立了圆和理论，倡导共同妥协、回归自然，避免血雨腥风、两败俱伤的对抗。尤其是他在八十年代最早提出的“双胜都赢”的观念，在后来以“双赢、多赢”的提法被世界接受。而他那套含有“赢：赢格局”篇章的关于谈判理论的书，当年竟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籍被查禁。
 
民主墙期间，还有一项民主推进活动就是各地的独立参选人大代表。那是1980年，我当时正在山东工学院上学，由于只有16岁，没有选举权，我们班里也只有4~5个人够年龄参加选举，所以整个班里的参与热情并不高。我也只是看看海报，听别人谈谈参选趣闻。有一个独立参选人叫迟跃庚，给我印象很深，他当时30多岁，组织的参选有声有色，言辞也很大胆，据说有一次他在竞选集会上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共产党员。”迎来一片掌声。我参加过另外一个人的竞选集会，在会上辩论起参选人的学习成绩如何如何，这时迟跃庚选举组里的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不管你学习如何，出身如何，哪怕你是地主、是反革命，只要你给学生办事，我们就支持你。”也是一片掌声。
 
正是因为民主墙这一代人的实践和思考，89年的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展开的。当时在济南，学生们游行都组织纠察队，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混进搞破坏，并且一再要求大家（包括我们正在参与的工人）不要使用暴力，不要搞打砸抢。应该说这个理念贯彻的相当好，我们搞过几百万人次的游行集会，最多的一次整个济南几乎瘫痪，外地的车都不能进入，几乎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我们被捕坐牢的人里，有些是因为暴力原因被抓的，如冲击济南历下公安分局，烧车。据了解，这些事件大多是因为别有用心的怂恿，甚至是有便衣带领干的。在青岛，有三个人是因为酒后与人斗殴被抓，而他们与64运动没有关系。
 
去年我在出租车上问司机：“知道8964吗？”
他答：“不知道。”
“就是89年的学生游行。”
“哦，搞打砸抢的。”
天呢，我们搞了几百万人次的游行集会，有那么几个暴力事件还有可能是被怂恿和栽赃的。当局就是这样颠倒黑白，偷梁换柱，欺骗民众的。

可以想象，所谓的“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64暴徒”是怎么回事了。
 
在山东的64囚徒中，有个叫牛升昌的狱友，他是个农民，捕前是访民，还经常帮着其他人写上访信，会算卦，大概就以算卦沿途谋生，坚持上访。那是八十年代，他已经算是上访专业户了，甚是罕见。
 
山东还有一个九十年代的访民，就是现在很著名的陈光诚先生。当年他因为政府向残疾人收税问题到北京上访，后来还因为两田制问题上访。

一个盲人能够这样千里抗争，让人敬佩。
 
山东维权事件时有发生，只是当时没有互联网，媒体很少报道，消息无法广泛传播，只能凭着口口相传，所以大家知道的并不多。我所知道的早期非暴力维权事件就有几起：
 
在聊城某村，村民要集体开着拖拉机到市里上访，警方接到情报，沿途拦截，可一直没有发现拖拉机车队，直到快中午时，才接到电话，让迅速到某广场集结。在那里，已经有几辆拖拉机通过分散的方式躲过拦截而集结在一起抗议。
 
类似的情况，有一次在济南的南门，我亲眼看到有几辆拖拉机挂着标语向泉城广场开进，前面居然还有警察指挥。
 
济南郊区某村，有一次因为一片土地和开发商发生冲突，村民们不让挖掘机进场，警察来了，让村民散开，还要抓人，并开枪恐吓，有个老太太就坐在警车前面，不让警车走。警察折腾好长时间，村民也没散，最后警察就求那老太太：“大娘，你起来吧，我不管了。”
 
非暴力抗争的另一条主线就是气功的兴衰。由于气功宣扬修身养性、治病强身、开发特异功能，这些行为及理念都是非暴力的，而他们在信仰、组织力上对当权者形成直接威胁，所以，气功的兴起当是一种非暴力抗争运动。
气功兴起于80年代后期， 种类繁多，如香功、智能功、严新气功、法轮功、元极功、藏密、佛家功、道家功等等，不下几十种。
在济南，四里山、千佛山上下满山都是练功的人，街道、操场等更是处处都能见到练功的人群。各大体育馆、剧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功法门派的领袖来做气功报告会，往往爆棚。
 
现在已是较活跃的民运作家巩磊先生，当年是山东严新气功学会的办公室主任，据他回忆：94年严新来济南做报告，在济南体育中心，一张票40元，爆棚，而当时的月工资大约200多元。会场上，有的长期瘫痪的病人当场站起来，人们惊呼不已。严新就像神一样受膜拜。
 
据巩先生研究，气功的理论是建立在有神论之上的，这和和共产党的无神论形成直接对抗。很多气功的教义，对此作了掩饰，尽量避开在言词上的对抗，比如：用信息替代神灵，用灌顶、开光代替神灵附体，用天梯代替升仙等。
 
还有一种文化现象，也应该属于非暴力抗争的范畴，那就是政治笑话的传播。当年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短信，这些笑话只能是民间口口相传，却生动形象，发人深省。我收集了几例：
 
之一：89年64期间有两人因喊口号被捕，一个喊“打倒李鹏！”，另一个喊“李鹏是个大笨蛋”。
前一个不久就被释放了，而另一个被判刑。后者家属不服，去质问法院院长。院长说：“前一个是政治观点，言论自由，所以释放。后一个是泄露国家机密。”
 
之二：毛泽东的一个情妇和一个高干上了床，这妇人指着自己的阴处说：“毛主席曾经在这里战斗过。”
那高干马上起立向那里敬礼，说：“我要在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继续战斗。”
 
之三：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坐着一辆车到一个村里视察，在村间小道上，一头牛横卧在路上挡住了去路，怎么鸣笛那牛都不动。
朱镕基下来说：“快走开，否则让你下岗。”牛没有动。
李鹏下来说：“快走开，否则我派坦克来轧你。”那牛还没有动。
最后，江泽民下来在牛耳朵旁悄悄说了句话，那牛就立即站起来跑了。朱李两人很好奇的问江说了什么，江洋洋得意地说：“我问它你想入党吗？”
 
山东最喜欢收集这些政治笑话的当属青岛的燕鹏先生，据他讲，北京的的哥讲政治笑话最地道，有一次他去北京打的，要求的哥讲政治笑话，等的哥没得讲了，他就换车。
 
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方式也非常丰富，非暴力抗争的要旨就是不服从、不合作，把握住这一点，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有可能成为抗争的机会。由于暴力抗争代价太大，在当前也没有多少空间，许多人认为非暴力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诚然如此，但是他们却忽略了非暴力抗争的强大，它是比暴力抗争更加强大的力量，是最有效、最易实现自由、最回归人性的抗争。
 
用暴力说话，必然让真理、真相、民意受到轻视，甚至最后真理、真相、民意会成为标签让暴力者拿来随意粘贴，他们手中的暴力又不允许人们去揭穿他，此时，人们的言论自由都无法保证了。暴力的对抗必定是少数人参与的对抗，当他们一旦用暴力取得权力，很难保证他们会把权力还给大众。
 
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仅仅靠武力和严密的组织是很难统治的，必须有民心支持才行。再像以前那样靠愚民来窃取民心已经不可能，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我们要用非暴力的方式，关注民众、传播普世理念，消除恐惧。只要让人们知道自由的重要、知道民主的必要、知道更多的真相，人们自然会觉醒，而且当局的倒行逆施只会让更多的人觉醒，当觉醒的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当局必然陷入指挥不灵的境地。他们招来的士兵不会接受他们的洗脑，不会将枪口对准民众。他们使用的官员要么不听指挥，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利欲熏心相互算计，这样的统治系统必然崩溃。
 
2013年7月8日于济南
 
作者介绍：
秦志刚，济南人，生于1964年，大学电子专业，捕前在济南半导体研究所任助理工程师，因参与8964被判刑8年，《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坐牢期间转狱和青岛等地大批64反革命集中在一起，从而成为山东结识64囚徒最多的人。二十多年来或为这段因缘或为使命或为良知，难免地参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曾用笔名济小士。联系方式：skype:sfs9988  email:qzgsfs9999@gmail.com 推特:@qinzhigang QQ:1920933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