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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恐惧与谎言必容不下社会公益

    著名政治家哈维尔断言极权统治赖以存续的两大支柱是恐惧与谎言。而要想使恐惧与谎言不被击破,清剿社会中一切危害恐惧与谎言的因素,就成为极权的工作主题。如此,发自人性良知、爱与公义的一切社会事务,志愿者、公益活动、民间关爱弱势与保护环境的NGO、信仰群体等等,自然成为了极权的天敌。因为任何公益的存在,都会衬托出极权的不义,都会威胁极权垄断社会道义资源,防碍极权抢占一切道德至高点,破损极权掳获民心与宣教崇拜,伤及恐惧与谎言。所以,极权会不断将社会一切公益活动、公益团体及参与公益的个人扼杀于萌芽状态。

    日前媒体披露,北京三名90后热心公益的知识青年遭致警方拘押,这是中国大疫之下对公益人士的又一次动刀。

    据报道,在北京工作的公益志愿者蔡伟、陈玫和蔡伟女友小唐三人于4月19日同时失去联系。三人的家人、朋友和工作单位几经打听和报警,才得知失联当日,他们被公安机关带走了。

    蔡伟及女友小唐两人被发现失联后,身在外地的父母曾报警,警察说没有消息。两人的朋友到两人住处敲门无人回应,想带开锁师傅开门,却被物业阻止;朋友打电话给辖区警察局,被告知说人不在里面。

    4月23日至24日,蔡伟及女友小唐的家属陆续收到来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据两人通知书内容所示,蔡伟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女友小唐则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包庇罪为由同样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陈玫家属至今没有收到书面通知。

    蔡伟和陈玫为好友,业余热心参与公益志愿活动,他们也是“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网站以备份新闻类内容为主,备份文章来自国内的各大主流媒体、门户网站和微信、微博等。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该网站有疫情相关文章的备份,发布了疫情动态,保存了疫情记忆。目前尚不确定北京警方将其三人监视居住是否与此有关。

    三人失联之前和家人朋友联系都正常。忽然被带走,家人朋友心急如焚,不知他们目前在如何的处境之下。

    三名失联青年皆是受过良好教育,多年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据知情人士透露:蔡伟是湖北人,1993年生,原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2015年本科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学期间,蔡伟参与过大学生通识教育夏令营,也在一些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做义工;陈玫,陕西人,1993年生,2016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被带走前在北京某公益机构工作。大学期间,他就热心公益,曾为大学生公益活动筹集书籍、组织公益讲座等;小唐,安徽人,1990年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虽然目前仍没有得到警方明确以什么事由而拘押蔡伟、陈玫与小唐,但从三人热心公益,给备份新闻类内容的网站作义工,并且汇总、归纳、整理过一些有关武汉瘟疫材料来看,应该是触动了当局有关疫情信息控制,消除历史痕迹,以利“甩锅”之需的决策。

    从人类极权发展来看,消灭历史,伪造历史正是谎言的核心功课,而之所以伪造与消灭历史,就是基于对历史罪错的恐惧。今天武汉肺炎正在祸害人类,世界在承受巨大牺牲的同时,为防范今后再遭此悲剧,追索疫病成因成为必然选题。面对世界对疫病成因的追溯,掩盖就成为事件肇因者的本能,于是那些敢于保存历史,意图厘清事件脉络的人,就成为了意图掩盖者的敌人,被拘押控制消声就是宿命。

    蔡伟、陈玫、小唐三人本着公义与求真所做的一切,无论于法于理于情都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她)们不幸妨碍到了极权的恐惧与谎言的神经。其实在这场疫灾中,因追求真相,探索原由,而被拘押者早有如郭泉、许志永、陈秋实、方斌等等。可以肯定,在接下去的日子,中国大地将会有更多心怀公义、追求真相、反省疫灾者被投入大牢。

    从中国大地70年来的极权统治历史来看,历次政治运动无不与消灭良知与公义相关。远者且不说镇压敢说直话的“反右”、文革;就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掀起的清理民间NGO,就将为贫困地区建图书馆开展乡村教育的”立人乡村图书馆“负责人拘押,将关心艾滋病人士判刑、将救助弱势群体与争取工人权益者失踪判刑,如此等等,都揭示着依靠恐惧与谎言维系的极权统治是容不下社会公益的。

    就在蔡伟、陈玫、小唐三公益人士被拘押同期,一些地区已经传出律师因关注武汉疫病受害群体维权而遭到训诫的消息,尤其明显的信号是中共新近成立”建设平安中国协调工作小组“,已经将对疫情受害家庭排查与矛盾纠纷化解列为工作重点,这就预报着中国正在开展对涉疫维权群体的维稳,接下去这个涉疫群体就是必将受到权力严控的对象。也就是说在接下去相当长的岁月,类似北京蔡伟、陈玫、小唐被拘押的人士将日益增加,即三北京公益人士今天的命运将成为每个想保持良知者的共同命运。因此,每个良知尚存人士,为了避免成为今天的北京三公益者,努力起来改变现实,就是为了避开自己无辜入狱的厄运。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6日

  • 王全璋被强迫喂药 笼罩在恐惧中

    王全璋在失踪三周年之际,我终于知道他还活着,且“精神正常,身体正常”。这个消息让我松了一口气,许多朋友也纷纷表达了激动的心情。

    这几天我一直努力与刘卫国律师沟通,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

    现在综合情况如下:

    1、有医生说全璋有高血压,一直让他吃药。

    这里我要说明:全璋被抓之前没有高血压!一起出差办案的律师,哪位看见他吃高血压的药了吗?他冬天也洗冷水澡,还经常一口气背着我上七楼。

    709也是被检查出来有高血压,并强迫服不明药物,李和平律师最多一天服六片;其中一位709人唐志顺一天服21片。服了药之后会头疼、视力模糊、像有虫子在身上爬。释放回家的709人有一个普遍现象:脸上整块的大黑斑。中医说:这是长期服药导致肝脏损伤。全璋已经被服药三年了,他的身体被损伤什么程度了?

    2、全璋见到刘卫国律师,显得非常害怕的样子,不敢大声说话,甚至很多时候都是用口型表达。导致刘卫国律师不能准确的明白全璋的意思。刘卫国律师是全璋委托的律师,他们见面了,全璋正常表现出来的,绝对不应该是害怕的样子!

    3、全璋跟刘卫国律师说,坚决要求程海律师和妻子李文足作为辩护人,官方坚决不同意。

    昨天,我请刘律师转告全璋我的意见:

    1、我和泉泉很好,外面帮助的人很多。

    2、让全璋不要怕别人听见他说了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要大声跟刘卫国律师沟通。

    3、我希望你出来后继续干律师。

    4、全璋不要接受判缓刑,我支持你不妥协,不认罪!

    虽然知道全璋还活着,但是,随着细节的公开,我的心比之前更加受煎熬了。刘卫国律师简单的描述全璋的表现,已经不是原来的全璋了,可想而知,全璋经历的酷刑折磨是多么的严重!

    我会随时发布全璋的情况。

    感谢所有关注我们的朋友!

    李文足 2018年7月19日

  • 因“全民共振”被关 徐光绝食抗议

    【民生观察2018年5月2日消息】本网获悉,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创始人之一徐光,在5月1日“全民共振”前后,被浙江国保非法关押了7天时间,直至5月2日才被释放回家。非法关押期间,徐光先生进行了绝食抗议,但第四天却被警方强行灌注盐水对待。

    据知情人刘本琦介绍,今天(5月2日)下午,他突然收到浙江民主党人徐光发来的微信信息说:4月期间,海外多个民运和维权组织发起了“全民共振”活动,呼吁中国各地民众5月1日聚集本地城市的广场,表达自己的民主权利诉求。4月25日,多名国保警察找到了徐光,并将他非法带走关押稳控,以防止他参加“5.1共振”活动。关押当天,徐光不吃不喝进行了绝食抗议,但到了第四天,警方开始给他强行灌注盐水,以便将他关押至5月1日“全民共振”活动结束。5月2日下午,徐光被释放回家,此次他被关押稳控了整整7天时间。

    据了解,徐光毕业于杭州大学生物系,参加过1989年学生爱国民主运动。1998年全国组党运动兴起时,徐光在家乡富阳市组织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富阳市筹委会”,建立了中国民主党第一个县级组织。2000年,被中共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五年。出狱后他办了一家环境监测公司,从事环境保护活动。

    2014年4月2日,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徐光和谭凯被杭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传讯后刑事拘留,羁押于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与此同时,浙江民主党人陈树庆、吴远明、陈开频、来金彪和胡臣等五人也分别被拱墅区、江干区、萧山区、上城区和下沙区国保的传讯并威胁。

    2018年4月下旬,徐光关注到海外多个民运和维权组织发起了“全民共振”活动,呼吁中国各地民众5月1日聚集本地城市的广场,表达自己的民主权利诉求。4月25日,浙江国保警方就找到了徐光并将他非法关押稳控了7天时间,期间还给徐光强行灌盐水,以便将他关押稳控至“全民共振”活动结束。

    此外,在5月1日“全民共振”活动期间,各地的国保警方都对当地的民主维权人生进行了非法稳控。

    如:4月25日,上海维权人生“浮萍”被上海警察约谈不许参与五一共振的事;4月26日,王法展(网名:砀山人在上海)被国保约谈,警告不许参与五一共振的事;

    4月28日早上5时左右,谢金华接到浦东公安分局江镇派出所警察的电话说:“5月1日你不要出去。”;

    4月28日下午,上海维权人生徐佩玲连续2次接到徐汇公安分局湖南路派出所警察的电话,叫她去派出所做询问笔录,就因为5月1日全民共振的事,被告知网上不能转发关于“五一全民共振”的信息,网下不能参加。五一节这一天不能出门,吃饭派专人送上家门;

    4月28日晚上约8时,郑培培被警察没有任何法律手续从其家中强制带到黄浦公安分局淮海路派出所,被告知:“5月1日不许上街。”

    4月28日晚上11时多,江苏维权人士丁菊英被派出所警察告知5月1日上午8:30分到王港派出所报到,被警告不要参加“五一共振”,不要在网上网下发声音;

    4月28日晚上9:26分,上海维权人韦开珍被普陀公安分局白玉路派出所警察上门告知“5月1日不要出门”,韦开珍问:“为什么不能出门?”警察说:“网上传共振不要去参加。”

    4月29日上午,上海维权人士万文英嘉兴派出所警察警告不要参与政治,5月1日不许出门,5月1日警察要她家里去检查;

    4月25日,湖北武汉民主人士耿彩文被国保强行带去蔡甸区稳控,耿彩文微信告知朋友说,是因为警方防范她参加5月1日“全民共振”活动;

    4月25日下午,湖北民主人士石玉林被湖北多名国保传讯,要求他自4月25日到5月2日期间接受国保警方的稳控,未经允许不得离开居住地,不得参与网上网下的5月1日“全民共振”活动。



  • 恐惧与谎言建不起诚信


    民生观察声明:恐惧与谎言建不起诚信

    据中国大陆官媒澎湃新闻报导,正在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吕妙霞等11名河南团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将每年的11月22日设为“全国诚信日”的建议。 “‘11·22’,即‘一十一,二十二’,取其谐音‘一是一,二是二’,寓‘一言九鼎、诚实守信’之意。”建议认为,设立“11·22全国诚信日”,顺应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发展大局。
     
    由全国人大代表专门提议设立“全国诚信日”,从一个侧面映衬出中国诚信的严重缺失。多年来中国产品成为假冒伪劣的代称,因此造成危及全社会的假疫苗事件、假农药事件、假种子事件、毒奶粉事件、毒粮食事件、毒食品事件、毒药品事件等等,层出不穷;而那些拖欠血汗钱、集资诈骗、骗保骗贷、毁约失信等等事件更是充斥报端,以致许多中国企业主都成了“老赖”、“骗子”的别名。在如此诚信丧失之下,不少地方时有暴出老人上路装死讹诈,村民集体拦路索钱,以及千奇百怪的坑蒙拐骗的乱象,以致社会出现做好事招祸害,存善心被欺诈,进而互不信赖,人人自危,冷漠防范,整个社会陷入惶恐、沙化状态。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从来就有重诚守信的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作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一,而“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等脍炙人口的词句,更是彰显着中华民族对诚信的传承与推崇。历史上商鞅为变法而徙木立信,使秦国从此强大;曾子为教子,杀猪践诺;宋濂为还书,寒夜抄书 ;季布一诺,晏殊树信等等,更是传为佳话。而同样,因不重信而演出烽火戏诸侯,最后亡国的故事,也成为提醒人们守信的警钟。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淀着多么深厚的诚信资源,在千百年中教化养育着这个民族,也因此让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具有诚信的优良品德而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一个拥有深远诚信品德传承的民族,今天竟然沦落到如此不堪而需要专门设立诚信日,以倡导教化人们诚信的地步。那么,是什么时候这个民族丢弃了诚信的美德?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民族丧失了诚信?
     
    查考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会发现中华民族丢弃那些传统美德是从摧毁传统文化开始,而中共祭起马列教义以来,对传统文化就持否定态度,一概斥之为封建流毒,后来到文革发起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所谓四旧,进而到砸烂孔家店,毁孔庙掘孔墓,将存留有中国传统美德的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在一场场残酷的运动中,中国传统的诚信美德成为了践踏的对象,而存留有诚信美德者就成为了权力专政的对象。
     
    那么为什么诚信会成为专政对象?皆因极权社会统治支柱就是恐惧与谎言。马列极权教义的内核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制造无所不在的恐惧与编造无所不在的谎言。在这种教义指导下,中共集团魁首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可以跟人承诺民主,而到北京夺得政权后就变成马克思加秦始皇,在延安可大赞美国宪政民生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到北京就将普世价值定性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毒草。这种朝令夕改,轻诺弃信的行径,还表现在中共夺得政权后1957年先以欢迎鼓动知识分子提意见,后发起迫害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再到文革摧毁一切文化,到八九爱国民生运动时先承诺不秋后算帐,后来不仅血腥屠杀,还将八九一代迫害至今,以及后来中共一再对外宣示要依法治国,但竟然镇压律师,扑灭维权,将那些信法依法维权者定为敌对势力。今天行走在各级政府部门的数千万计的访民,多半是遭到各级政府失信的迫害而被迫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地辗转在上访路上。由此可见,中共当局从延安开始就失信于天下,夺得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恐惧与谎言中进行,民众被一次次欺骗,被一次次蹂躏。民众在无数血泪下感到政治寡头不可信,政策法规不可信,政府承诺不可信。
     
    在政治首脑毫无信义的率先垂范下,一个统治队伍以谎言失信为技能,建立的一套制度就倚仗恐惧与谎言。这样的制度与统治团队,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诚信崩塌,谎言泛滥。进而今天这些提议、商讨建立诚信的人大、政协代表们,也被媒体揭出许多都是外国国籍,并且他们竟然还出来公开辩护说外国国籍不等于不爱国,可见欺诈伪装到何等无耻之尤的地步。而这样一批人来谈论诚信,自然具有极大讽刺意味,也反证出中国诚信建设面临的困境。
     
    由上可见,中国今日诚信丧失的根由正是奉行阶级专政的欺世盗名的马列教义的统治集团,利用恐惧与谎言来夺权与治国的必然结果。面对诚信丧尽,伪诈横行的社会,中华民族不仅面临文化信用危机,而且面临现实的生存安全危机。如何才能尽快摆脱这种危机?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重建中华民族的诚信,就必需结束依仗恐惧与谎言的极权统治,建立起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制度,让人们生活在自由法治人权的社会环境中,在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下,使人们培植起诚实守信的品德,让人们真切感受诚实守信于已于人于社会都是最大的受益,是最佳的选择。这就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为什么不需要建立专门的诚信日而人们将诚信化为一种自觉生活习惯的原由。所以,今日中国要想重建国民的诚信,就得从启动旨在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制度改革开始,惟有宪政民主才能奠定起建立以法治人权为精神内核的诚信体系。如果依然延续在极权恐惧与谎言统治的路上,那一切建立诚信的努力都将是海市蜃楼,无所依托。
     
    “民生观察”
    2018年3月18日
     
     
     

  • 让公民免于被精神病的恐惧

    微观点:在法治社会,人不应被置于可能随时被精神病的境地,不管施加者是家属,还是精神病院或相关机构。

    河南男子余虎(化名)被精神病院以治疗“性偏好障碍”为由强制医疗19天后,起诉精神病院,近日拿到了胜诉判决。6月26日,河南驻马店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驻马店精神病院对余虎强制治疗的行为侵犯了余虎的人身自由权,该精神病院在全市范围内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5000元。

    余虎称自己与妻子商量好到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但被妻子及亲属强行送入驻马店精神病院。从一审判决来看,余虎被其妻子与哥哥送到驻马店精神病院后,在其不同意的情况下,精神病院以焦虑障碍症将其收治入院,余虎是非自愿住院,而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被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的行为或者可能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才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余虎只是因为与妻子存在离婚纠纷,就被当成精神病人送医治疗。可见驻马店精神病院将余虎进行强制治疗是违法行为,侵犯了余虎的人身自由权。

    2013年5月1日起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疑似精神病患者必须在近亲同意和自愿原则下,才能被有关部门收治。这一规定是法治的进步,但像余虎这样被老婆送去精神病院的,却并非个例,也有老人被不孝子女送去精神病院。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余虎是同性恋,这点是否是精神病院对其进行强制治疗的原因?有些国家与地区允许同性恋结婚,国内并没有实行,但不论如何,同性恋并不是变态,更不是精神病,作为专门治疗精神疾病的精神病院不可能不知道。

    疑似精神病患者必须在近亲同意和自愿原则下,才能被有关部门收治。所以,不仅要近亲同意,也需本人自愿。除了完善精神病人收治程序,对那些将正常人强制送去精神病院“治疗”的其他人等,也要能依法追责。在法治社会,人不应被置于可能随时被精神病的境地,不管施加者是家属,还是精神病院或相关机构。

    (来源:戴先任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7dd7640102xjhi.html 2017-08-05)

  • 恐惧侵占农补行为被追责 湖北镇村干部将蔡应兰送精神病院关押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17年3月25日,本网获悉:在北京做美容化妆品业务的湖北省鄂州市蔡建平女士发出求救信息,称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官田村的镇村干部,因恐惧侵占农民补贴行为被曝光追责,居然将自己患有间歇性精神障碍的妹妹蔡应兰从绑架绑架回地方,在未经家人同意的情况下,以其监护人身份将其囚禁精神病院中进行折磨。

    据了解,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官田村蔡顶湾12号的蔡应兰,生于1879年,今年已经37岁,在其25岁时患有间歇性精神障碍,但自理能力属于正常,也无攻击性和破环性意向与行为,平时服药治疗,情况稳定、良好。由于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忙于农田的耕种与管理,蔡应兰一直跟着在外做生意的姐姐蔡建平生活。

    2014年,地方政府对二轮承包地进行确权,认定了蔡应兰哥哥蔡建国为一户、妈妈詹华芝为一户、蔡应兰为一户,然而政府被村民的承包地转租出去,但蔡应兰一直没有领到土地流转补偿与粮食补贴。到2016年,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垴镇进行新农村改造,给予五万元一户的补偿,但村委会只承认蔡应兰哥哥的一户。也就是说,涂家垴镇与官田村的镇村干部涉嫌侵吞蔡应兰和妈妈的粮食补贴及相关款项占为己有的不法行为。

    另据了解,涂家垴镇官田村有土地数千亩,村委会统一收回后要流转发包,奇怪的是自己村民承包要100元一亩地,而流转承包给外地人却在合同上只要26元一亩地。就是这样,蔡应兰母女的土地流转后粮食补贴以及补偿款还要被侵吞。土地流转后的粮食补贴及新农村改造补偿款项被镇村干部侵吞的,还有其他弱势的村民,因为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大部分弱势村民敢怒不敢言。

    蔡家人就这些涉及蔡应兰母女基本生活的补偿、补贴问题,多次向上各级地方政府反映实情,但得到的都是相互推诿不作为,迫于无奈到北京国家信访办反映了以上情况。2017年3月5日,跟姐姐在北京生活治疗的蔡应兰,被鄂州市驻京办雇佣的黑保安强制押送到武汉,于3月6日押送到鄂州市精神病院,同时镇长王刚和村书记蔡江平出具书面声明,称蔡应兰无故上访给社会造成危害,强行扣留到鄂州优抚医院治疗,强行给予打针、吃药,该声明还称如果发生意外,由镇、村负责。

    由于强制收治精神病患者被滥用,大量的信访人被当作精神病人,由党委、政府、综治、公安等组织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灌药、折磨,造成巨大的人权灾难!2012年12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第六十二号主席令,决定于2013年5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的第四条明确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第五条规定了全社会应当尊重、理解、关爱精神障碍患者。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第二十八条明确送精神障碍患者诊断、治疗必须由近亲属同意,除非找不到近亲属或发生伤害自己、他人的紧急情况下,才可以由包括近亲属在内的公安机关送医院。在该法的法律责任章中,明确了滥用职权将精神障碍患者送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还需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院阻止家属探望、照顾患者的,同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目前,已经在精神病院遭受折磨20天的蔡应兰被强行吃药、打针,导致大腿肌肉严重萎缩,且身体上出现多处青紫,院方以由村支书蔡清水作为监护人为由,拒绝蔡应兰家人的探望、照顾,蔡应兰实在上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急需要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的关注。

    蔡应兰姐姐(蔡建平)电话:18071033769。

  • 抛弃恐惧,明日不远——王健的二审最后陈述

    [民生观察2016年3月29日消息]3月27日,南京人权捍卫者王健今天二审开庭并当庭宣判,二审维持原判,即以寻衅滋事罪,判两年有期徒刑。

    下文是来自于王健的自我辩护词:

     
    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我要说明,我之所以要将本案上诉至中级法院并请聘请律师为我辩护,并非我对现有司法机构和法律本身还心存幻想。我这么做只是想借此来表明我对本案的态度,同时也给这个时代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其实从我被刑事拘留到逮捕起诉,再到走上被告席被判有罪的这个过程中,我已经深切的感受到了,法律一次又一次的被你们踩在脚下,并肆意的践踏和侮辱。我也清楚的知道,在当今中国,只有执政党对国家的统治地位才是你的最高的核心利益。在此情况下,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器,都必须要无条件的服从于这个最高的核心利益。一旦你们认为,这种统治地位受到了冒犯,或者威胁,所谓法律在顷刻间就会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所以我也不会愚蠢到,像某新闻发言人所说的那样,还想拿法律来给自己当挡箭牌。
     
    不过,今天既然我走上了法庭,那我想我还是有必要,再次重申一下我对本案的一些观点、意见和态度。
     
    首先,我要再次重申,我从来就不否认,我确实曾经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发生在黑龙江省建三江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长沙市、黑龙江省庆安县等地的一些公共热点事件。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我也确实部分的参加了举牌、拉横幅、静坐、绝食等围观、声援、请愿活动。在此期间我也确实做过资金使用监督人和提供过自己的银行卡,作为活动的募捐账户。
     
    但基本的法律常识告诉我,我所参与的这些活动和行为,完全属于正当行使受宪法保护的基本公民权利。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经常收看央视新闻联播的朋友,也可以在电视里看到。上述这些活动和行为,在欧美和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甚至和我们同属中华民族的香港、台湾也早已司空见惯的成了民众表达意见和诉求最普通和文明的方式了。然而,你们到现在还将这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广泛接受的最文明的表达意见的方式视为洪水猛兽,动辄即以寻衅滋事、煽动颠覆来论罪。在此我不禁想问,难道这就是,你们整天高喊着想要建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今天我还想对你们说,就连像我这样一个升斗小民在宪法范围内用和平的方式来表达意见和诉求的行为,都会令你们如此兴师动众、大费周章。这只能充分暴露出你们是多么的虚弱、恐惧和不自信。因为我们知道,自信不是捂住别人的嘴巴,然后自己自说自话。自信至少需要有勇气,坦然面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可以断言,你们这么做是绝对不可能会得到你们想要的结果的。我也有充足的理由可以相信,无论你们是否愿意看到或者是否准备接受,像上述这些用和平和文明的方式表达意见和诉求的行为,一定很快就会被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民众的所普遍接受和广泛的运用。因为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们,将会在社会现实的逼迫下和人类文明进程的带动下逐渐消除恐惧,而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来。而且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也是人类通向文明和进步的必由之路。
     
    最后,我要告诉你们,我和我的同伴们今天所作的这一切,甚至也包括我现在的发言,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可能能够促使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因为只要民众知道了,统治者的可能比他们更加恐惧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抛弃恐惧。
     
    我坚信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王健
     
    2017年3月27日
     
     
  • 让我们免于恐惧——关于组建“709案庭审观察团”的声明

    自2015年7月9日始,中国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突遭当局大规模抓捕,数十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被失踪,数百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被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3个,这就是震惊国内外的“709大抓捕”。
     
    “709大抓捕”是近几十年内出现的最严重的反法治、反人权事件,主要体现在:以律师为假想敌,将其作为主要打压对象、强迫失踪不通知家属、酷刑和虐待、株连家属、逼人认罪、媒体抹黑和审判、剥夺律师和当事人的辩护权、限制和恐吓辩护律师等等。这一打压模式至今仍然在持续,成都、苏州、深圳等地都遭到了类似的打压,社会恐惧蔓延,人人自危。前不久,维权律师江天勇因赴长沙探望709律师谢阳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709大抓捕”迄今已近两年,李和平、谢阳、王全璋、谢燕益、李富春、吴淦等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至今仍深陷牢狱。其中李和平和谢阳两位律师的案子已经被起诉到法院(2016的12月16日,谢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扰乱法庭秩序罪”被起诉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5日,李和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估计很快就将开庭。
     
    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对安全、权利和尊严的渴求。如果大家都认同这一点,那就让我们一起加入李和平、谢阳等“709志士案庭审观察团”,在法庭内外、国内国外,共同见证709模式的非法和709志士的抗争和不屈。关注709案庭审,就是关注我们自身的安全、权利和自由。
     
    附件:李和平案、谢阳案情况介绍
     
    在这17个多月里,李和平律师先是被强迫失踪半年,律师家人四处寻找其下落而不得。这失踪的半年官方没有给家属任何的法律文书。在2016年1月8日之后,处于变相被剥夺辩护权利,其合法的辩护人不被官方认可。妻子因为起诉抹黑李和平律师的媒体,被公安部门撬门刑事传唤。被逼迁,但迁到新居又进不了家门;被限制出境,儿女护照都办不下来。女儿上学受阻碍,妻子被跟踪、被恐吓、被非法关押,辩护律师从未获得会见、阅卷权、通信权……
     
    在过去的17个多月里,谢阳律师备受酷刑折磨,只休息2小时的疲劳受审、伤腿被吊致肿胀严重、烟熏折磨、重病下遭殴打、被戴手铐、隐瞒艾滋病情犯人一起关押、被死刑犯殴打、被管教以抹布塞嘴里相威逼、被管教孤立以达到摧毁他意志的目的、会见前被管教殴打头部致伤……谢阳案中,办案机关长达16个月不许辩护律师会见与阅卷,律师蔺其磊一直不被承认辩护地位,妻儿被限制出境、被跟踪、被胁迫、被监听、被旅游,辩护律师被约谈、被警告、被限制出境,从未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第一次和第二次移送检察院检察官连续提审几十天而不让律师会见……
     
    ** 有意加入观察团的朋友,欢迎将姓名及地点发送至:+852-9240-7356 (whatsapp/telegram)或者709guanchatuan@gmail.com
     
    ** 观察团名单(国内/国外):
  • 维稳、冷漠、恐惧下——谢勋英再一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瘦小的谢勋英显得胆小而羞怯,说起话来也有点扭捏。但是,这个其貌不扬、腿脚有些不便的女人,她的遭遇,却让听者大为动容。这是怎样的遭遇啊:92年因为一场车祸,造成些许残疾;在家养病期间,被同村人拐卖到内蒙古土木特左旗,一年后,扔下年幼的女儿逃出。谁知刚出虎口,又遭遇歹徒强奸。千辛万苦回到家中,又被再次拐卖至内蒙古察右中旗,这次直到99年才设法逃回。两次被拐,虽然悲惨,但命运似乎还在有意刁难,因对人贩子的从轻量刑判决不满,谢勋英开始了上访。2007年9月4日,又被住地黄丝派出所非法强行送入精神病院。——这是《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第一次采访谢勋英时留下的印象,然而悲剧的发生并没结束,2014年3月10日,她再次被地方政府送入了精神病院,维稳的需要、冷漠的人性、恐惧的阴影再次把她推向深渊……
     
    出生于1963年4月20日的谢勋英这两年一直在北京流浪,来逃避地方的迫害,并寻求司法解决自己遭遇的途径,还结识了同样被关过精神病院的湖南何芳武,相同的遭遇让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依靠着对方,对他们来说,北京虽然缺吃少穿,但比起生活在恐怖阴影的环境下也算是一个“天堂”享受。
     
    2014年3月8日,谢勋英到北京火车东站的邮局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寄控告信,希望获得他们的关注,因此时正值两会期间,戒备森严的北京到处都是巡逻的警察,谢勋英不幸的遇到他们的盘查,搜查完她携带的上访资料后,警方通知了贵州福泉市的驻京办,随后她被遣送回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福泉市黄丝镇鱼酉村。3月10日早晨,她被镇政府带走,关入贵州省黔南州安康精神病专科医院。
     
    3月24日下午两点,谢勋英在北京的精神病难友何芳武,为了寻找失踪的她,依然在脖子上挂着寻人启事走上王府井街头,被稍后赶来的北京东方广场派出所抓走。湖南省驻京办在知道这个情况后,主动联系了何芳武,表示愿意协助寻找谢勋英,因为何芳武告诉负责人孟主任两个车牌号(分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夫人要乘坐的车),他们知道,作为曾经拦截过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车的访民,何芳武有可能再次作出类似的或者他们无法控制的举动,就这样在湖南驻京办的“帮助”下,他和湖南驻京办工作人员踏上了探寻谢勋英的征途。
     
    在经过联系位于北京纪家庙的贵州地方驻京办后,了解到谢勋英已经被送回,他们陪着何芳武来到了谢的户籍所在地黄丝镇政府,湖南省陪同何芳武来访的工作人员和该镇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在双方政府的协商下,黄丝镇开出了放人条件,何芳武介绍说“他们让谢81岁的老父亲签字,作为谢勋英不再上访的担保人,二是何芳武必须娶她作为释放条件”。这样做的理由无非就是给老人施加压力和把这个负担给“嫁”出去。
     
    听到这样的条件,协同探访的湖南省工作人员不干了,他们陪同何芳武来此的目的是出于维稳的需要,现在却又要多嫁过来一个“负担”,及此,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谢勋英可以嫁给何芳武,但是何芳武必须签字递交保证书不再上访,否则对他将从重追究责任。于是何芳武户籍地的湖南江山县允山镇人民政府和谢勋英户籍地福泉市马场坪街道办事处共同起草了一份承诺保证书(保证书内容附后),何芳武签字完毕,在满足了“两省”政府的条件下,谢勋英走出了精神病院,这次总共关押22天。
     
    本刊记者电话联系了在何芳武家养伤的谢勋英,她介绍到,进精神病院第一天就打毒针,打的头重脚轻,昏昏沉沉的,过了两天又给抽了大拇指那么粗、比中指还长的的三管血做化验,这对本来就身体非常虚弱的她更是雪上加霜。而持续性最强的是吃药,一天三次,一次6颗,有一种是长长的,其它是圆形的,在每天中午的时候要在原来药物的剂量上再加一片黄色的药片。
     
    这样的日子,她以前已经生活过四年,所以明白其中的艰难,她说自己在内衣里面藏了一根针,如果这次超过三个月自己还不能自己的话,就打算把那根针吃下去!
     
    因为一个寄信的举动,一个正常的公民,只因为随身携带了上访控告的材料,只因为她是个访民,在并没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就能以“维稳”的名义,不顾国家法律规定;利用国家机器;不出示任何法律手续把她随意的带走,然后再关入精神病院。这严重背离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准则,也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更致中国《宪法》规定的人生自由非经检察机关批准不能剥夺的条款形同虚设。
     
    此时正值《精神卫生法》颁布近一年之际,然而,在没有专家鉴定、没有家属授权、没有法律凭证的情况下,一个无任何违法行为的公民就这样被关进疯人院!此时的《精神卫生法》像那乌托邦一样成为了一个摆设!没有任何实质的约束力。北京警方送走她,是出于两会的维稳需要,交给地方后,只要限制她在两会期间到北京即可,然而负责此事的领导,缺少了一颗人性的同情心,其实只要他不直接说关在精神病院的话,谢最多也就是被控制在家里的问题,由于一个人性的冷漠,她的命运再次面对生死存留之间。这让笔者想起她第一次精神病院的迫害经历,从2007年9月6日送进去,直到2011年11月18日才放出。她被送入精神病院后,医院按照程序对她作了检查,结果认定思绪正常,不属精神病人。由于住地公安机关已变成对她施害的工具,自然不认同。还与精神病院沟通,肆意对她施害,如:强迫服药、随意打电针。“治疗”的结果是:谢的乳房因此而消失,身患多种疾病,像灰指甲、手嘴不停地动、淋巴结结核、脖子长瘤、脑积水加重、子宫癌(需进一步观察),上一次精神病院的遭遇是4年之久!
     
    法律缺失!监管不力!政府乱作为!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还能依靠的只有家庭,可本刊在谢勋英还没有释放之前采访谢的妹妹后(以下简称谢妹),了解到无力跟无奈成了她家人迈不过去的坎!!
     
    记者:你好,谢勋英的妹妹吧,她现在怎么样?
    谢妹:镇里边办事处的人把她抓走了,我听说她回来了,就回家去看她一眼,等回去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说政府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了,我就没见到她,我们也没有时间管她。
     
    记者:您知道她在里边吃饭、睡觉等生活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吗?
    谢妹:我只知道以前,现在的情况我没去过,不知道!就是政府派人去跟我爸爸妈妈说的,带她到精神病院去治病,
     
    记者:有你们家里人的授权吗?你爸爸妈妈给他们签字了吗?
    谢妹:没签,他们抓走后,就来打个招呼,没签字,我也没听说叫家人签字。
     
    记者:有没有说要关她多久?
    谢妹:没有,意思就是不想放她出来了,怕她老是去上访,麻烦。上次去上访就在精神病院关她四年。
     
    记者:您的家人有没有找政府要人去?有想过给她请律师吗?
    没有,给她请律师?就是我们家人没有谁管她,这些年就是她自己跑来跑去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政府和公安局的人还打她呀,我们家里面没有人管她。
     
    记者:为什么不管她呢?
    谢妹:父母年龄大了管不过来,作为姐妹,我们有自己的家庭,我怎么管呀,老公也不允许我们去管,我们也没有哪个能力去管,你说是不是!
     
    记者:其他的姐妹也无能为力管不了她吗?
    谢妹:那个都有自己的家庭,那个都怕连累自己,所以那个也管不了她。以前抓她进精神病院四年,这次也不知道要多久,他们(指政府)就是怕她去上访。
     
    在结束的交谈的时候,她的妹妹特意提到,说老公不在,才敢接电话,如果他回来,是不允许她参与这些事情。
     
    我们需要关爱,在一个冷酷的世界里,有一个值得依靠的人是多么的重要,如果社会、行政机关、家人都像何芳武一样给受害者一份关怀,谢勋英这次的遭遇可能就会避免,如果医院、政府、司法机关能守住一份程序,谢勋英也不会沦落到如此悲惨境地。
     
    2014/4/1《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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