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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案情简介

黄雪琴，女，独立记者，女权活动家，《新快报》及《南都周刊》前调查记者。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也参与多起#MeToo案件的报道和为性侵害性骚扰受害人提供帮助和支持。

黄雪琴本计划于2019年赴香港大学就读法学硕士，但后因发表香港“反送中”运动相关文章，于2019年10月17日被广州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至2020年1月17日取保获释。2021年秋，黄雪琴获得英国志奋领奖学金支持，原计划于2021年9月20日前往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就读性别与发展学硕士。

2021年9月19日下午，广州警方于王建兵住处将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和即将出国留学的黄雪琴一同抓走，并查抄了两人的私人财物。其后，11月5日，二人被证实遭广州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并被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RSDL)对待。事发时，黄雪琴原计划于第二天（9月20日）经深圳前往香港机场，飞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留学，而王建兵则原计划于当天给其送行。黄雪琴和王建兵为朋友关系，两人曾分别以独立记者、公益人士的身份投身于多个社会公共议题的倡导，被捕的原因则据信与在王建兵家中的朋友聚会有关。

第二部分 实体部分（即黄雪琴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问题）

黄雪琴不具有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即在主观上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故意，在客观上没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第一、黄雪琴的行为，即为弱势群体、为性侵害性骚扰受害人提供帮助和支持，及根据事实据实报道揭露真相目的不是为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1、任何社会不应该搞文字狱。外交部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宪法规定了“依法治国”，我们身处文明国家，法治国家，绝不能出现“因言获罪”，若出现这样的恶例，将抹黑国家的人权形象。那样，国家领导人出访他国，在公共场合，会被诘问，会贻人口实，会给一些宣传部门口中的“反华势力”以话柄，拿该等案例说事，使国家领导人难堪。等等。

黄雪琴的行为不仅不会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有助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进而巩固这个政权。譬如，黄雪琴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难道不是中国政府（即所谓这个国家政权）也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吗？

2、国家政权是指人民对国家政权机构的控制，黄雪琴并无颠覆人民对国家机构的控制的主观目的。

国家和政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使国家作为修饰词，修饰政权，即试图颠覆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从黄雪琴的行为来看，黄雪琴不是要颠覆国家政权，黄雪琴从来没有试图颠覆上述国家机构，无论是全国人大，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各级人大和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因此，黄雪琴没有这个主观意图，并没有摧毁国家机构，重建新的国家机构之目的。

3、党不是国家政权，政府只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黄雪琴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法律上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制度。

无论在宪法还是全国人大的网站上，中国共产党不是国家政权。攻击一个政党，哪怕是执政党，也并不能推出就是反对政权。况且，黄雪琴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并未攻击任何执政党。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就是国家政权，那么，请问设立国家机构又是为什么？如果中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国家元首，那又何必要国家主席呢。

4、批评、抨击执政党和政府，并不是颠覆国家政权，更不是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根据黄雪琴的行为，是要求政府关注和解决其自身存在的问题有益于社会进步。更为荒诞的是：她因在网上发表一篇关于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博客文章后，就曾被中共当局拘留三个月。其行为完全是《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的权利即言论自由的范畴，实质是反对专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专制了没有？宪法讲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当局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专制”，黄雪琴只是用事实真相来揭示这个虚假的现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又如何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邓小平说过：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霸权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按照小平同志说的，黄雪琴也没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黄雪琴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发表一篇关于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博客文章。不论其是否正确，均与犯罪无关。从逻辑上说，黄雪琴的行为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无关。

5、反对专制、实行民主等言论，黄雪琴不是发明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新华社社论多次提出，应该是不存在有任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目的。犯罪的本质是侵犯法益，因此，以犯罪行为是否对法益造成侵害即是否对客体造成侵害为根本判定标准，黄雪琴的行为并没有侵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法益，即对该该罪名的客体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侵害。

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当局指控黄雪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成立，黄雪琴无此主观目的，客观上也没有侵害该罪名之法益，按照犯罪构成，黄雪琴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黄雪琴的行为绝不会颠覆国家政权，更不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应正确区分言论自由与犯罪的界限

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而所谓自由，大都指公的方面而言。与私而言，甲行使自由当以不侵乙之自由为限，若涉及诋毁、造谣、诽谤，公民可依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刑法之公民的人身权利篇章追究对方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对于公权力和公权力机关，则不然．一个党派和政府，在一个国家执政和为人民服务，一任天下之公开评荐。所谓千秋功过，任评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有诗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就是在点评人物和历史。

1、黄雪琴发表关于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博客文章，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黄雪琴撰写文章表达的只是一种比较尖刻、激烈的批评而已，应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是公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5条和41条享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是依据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享有的民主权利。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中国的外交部长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由此说明，我们国家宪法是非常注重人权的，非常注重言论自由的，不应搞那些早已扔进历史垃圾堆里的“因言获罪”的行径。

黄雪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独立记者。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有关制度持有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是无可厚非的，即便黄雪琴所发表的针对中国共产党及政府的批评性言论被证明是错误的，也仍然属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范畴，是在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

2、黄雪琴撰写的博文并没有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不应认定为犯罪。

目前，中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哪些言论不能说，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在国际上得到公认的《有关国家安全、表达及获取信息的自由的约翰内斯堡原则》第六条规定：“只有当一个政府可以证明以下事实存在，言论才可能以危害国家安全受到惩罚：1、该言论是有意煽动即刻的暴力行动；2、该言论有可能会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3、在该言论与暴力的可能性或出现之间有着直接而且即刻的联系。”这一原则概括为“现实而紧迫的威胁”原则，即只有当言论对国家安全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时，才能构成犯罪。本案，黄雪琴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及撰写的文章并没有任何煽动即刻的暴力行为的言词，客观上也不可能引起这样的暴力行为，对于国家安全显然不构成现实而紧迫的威胁，故不应被认定为犯罪。

3、黄雪琴撰写的文章没有“造谣、诽谤”的内容

（1）“造谣”的词典释义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捏造消息，迷惑群众”，“诽谤”的词典释义是：“无中生有，说人坏话，毁人名誉；诬蔑”（分别见《现代汉语词典》1983年1月第2版第1443页，第315页）；简言之，“无中生有、虚构事实”是“造谣”、“诽谤”二词共同要义；换句话说，“造谣”、“诽谤”涉及的是事实判断、事实真伪的问题，但中共当局并没有证据证明，黄雪琴文章阐述的事实是虚构的。

（2）法律并没有规定有个罪名叫“诋毁、污蔑国家政权罪”，中共当局任意扩大解释，认定黄雪琴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即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诋毁、污蔑”与“造谣”和“诽谤”并非同一概念，它们之间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国家的立法权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任何机关及党派绝对没有这个立法权力。

（3）即使黄雪琴发表的文章中有对中国共产党、政府及工作人员有不敬的言论或者说诽谤性的言论，也不必然构成犯罪，现行刑法并没有规定“诽谤党和政府罪”，更没有“诽谤政府工作人员罪”。

第三、黄雪琴关注性别、平权、官员贪污、企业污染、弱势群体等议题的行为及撰写、发表文章，从本质上讲，是在捍卫人权，捍卫公民的生存权和自由。

《宪法》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什么是人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解释道：从我们出生那时起，政府即须帮助我们实现某些事物，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对政府的这些期望和要求就是人权，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儿童，人皆有之。中国认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也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基础；没有生存权和发展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

第四、从当今国内国际社会形势及普世价值来看黄雪琴煽颠的荒谬

我国是联合国成员以及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早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人权公约》等文件。

《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的权利，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人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和真正的选举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据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

《联合国人权公约》规定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按照法律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而加的限制；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包括组织和参加工会以保护他的利益的权利，对此项权利的行使不得加以限制，除去法律所规定的限制以及在民主社会中为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护公共卫生或道德，或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本条不应禁止对军队或警察成员的行使此项权利加以合法的限制。

我国宪法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与此同时官方宣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自由、法治、公平。

从以上表述和规定上看，黄雪琴的行为完全是合法正当的，指控其煽颠无异于公然对抗普世价值无视宪法尊严！

第三部分 程序问题（中共当局违反程序法的诸多问题）

从本案的程序混乱来看本案的形成，这是中共当局以法律之名，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记者也不例外。是典型的报复陷害案。不仅违反其自己制定的国内法——《刑事诉讼法》，而也违反了1966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1987年通过的《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羁押或监禁人原则》，属于典型的联合国界定的任意羁押。

1、2019年10月17日，她因在香港发表关于反送中运动的文章，被广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在被拘留3个月后，黄雪琴在2020年1月17日被保释出来。2021年9月19日，广州被警方“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原因主要是每周在王建兵家中的日常朋友聚会。实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直到2021年11月初，黄雪琴家人才收到警方的“逮捕通知书”这是中国法律中的一种刑事程序，是“强迫失踪”的一种形式。

本案中别说黄雪琴等人在朋友家中的日常聚会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就算是有违法犯罪的行为，公安机关在经口头传唤后，嫌疑人拒绝的，应当依法办理拘传手续后才能将嫌疑人强制到指定的地点进行讯问（参见《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74条）。如此强行的拖离，显然不符合法定程序，是对人权的践踏。

2、翻来覆去的罪名。2019年10月17日（第一次），黄雪琴因在香港发表关于反送中运动的文章，被广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2021年9月19日（第二次）因在王建兵家中的日常朋友聚会，被广州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现在尚不知到法院阶段又是以何罪名审判。罪名变幻莫测令人眼花瞭乱，并不是因为黄雪琴的行为产生了法律责任竞合，而是因为这是一起无中生有、罗织罪名的政治迫害案。

3、中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而2022年3月，在黄雪琴家属委托律师并经其本人确认的情况下，委托了一名律师；但该律师不被允许会见她及查阅案件材料，短短两周内该律师又被解除委托。根据当局的说法，在这是经由黄雪琴“同意”的——这不符合常识和逻辑。按照当事人的意愿自由委托律师，不仅是国际法的基本权利，更是中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4、关于“指定监视居住”的问题

从法律上讲，“监视居住”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轻的一种，外界以为它比进看守所要好得多。其实不然，凡在看守所和指定监视居住处都呆过的人，对“指定监视居住”定有切肤之痛。“指定监视居住”是否比进看守所好，取决于被拘对象的身份，普通犯罪嫌疑人肯定是要好些，被政治构陷者则不知要比在看守所痛苦多少倍。因为公安（国保）拘捕政治异议人士不在于被拘者是否触犯了法律，而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又多以被拘者的政治臣服为主要目的。再加之有“保国家政权”政治正确这张免责王牌，所有的监督机构均不敢也不愿蹚这塘浑水，纵使被拘者出来了也投诉无门。这样，其折磨被拘者的自由度就要比进看守所大得多。目的达到了或政治形势需要就以改为回家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出来，这样顺坡下驴，进退自如。虽然在实际操作中此类案件公安（国保）向检察机关报批，检察机关没有敢不批的，然而公安（国保）连这一环节也懒得求人了。在看守所尚有人说话、看书，家属也知道关在何处，少一分担心。在形式上提审时还有记录，看守所虽同属公安系列，但作为监管机构它也不愿承担其监管对象伤、残、亡的法律后果，因此提审者在审讯被拘者时多少要顾及看守所的顾虑。而“指定监视居住”公安（国保）一家说了算，可任意处分、为所欲为。被拘者被打、不让睡觉是常有的事，外界不知道。既不能看电视也没书看，寂寞难耐，真可谓是度日如年！所谓指定监视居住不过当局披着法律的外衣行黑道绑架之实！

5、《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纳尔逊·曼德拉规则）》规则6“凡是监禁犯人的场所都要具备标准化的囚犯档案管理系统。此种系统可以是电子记录数据库，也可以是有页码和签字页的登记簿。应当有程序确保安全审计线索和防止擅自查阅或更改系统所载任何信息。”规则7“如无有效的收监令，监狱不得收受犯人。在接收每一位囚犯时，应在囚犯档案管理系统中输入下列信息：(a)能够决定他或她唯一身份的准确资料，并尊重他或她自己感知的性别；　　(b)他或她被监禁的原因和主管机关，以及逮捕的日期、时间和地点；……(g)囚犯近亲的紧急联系方式和信息。”国内法《刑事诉讼法》和《看守所条例》也有类似的规定。

然而，即便《逮捕通知书》显示二人现拘于广州市第一看守所。2021年11月，黄雪琴与王建兵的家属和亲友多次尝试通过“粤省事”系统给两人所在看守所汇款，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后后，均提示“审核不通过”。从理论上讲，黄雪琴仍处于失踪状态，此举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公约》自己的国内法。

2023年3月1日

扬州市中级法院：

受浙江左契律师事务所指派，徐秦本人的委托，我担任被告人徐秦的辩护人。

徐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020年4月24日由扬州市检察院院向你院提起公诉。但直接现在为止，你院也没有对本案作出开庭的安排。甚至，到现在为止，合议庭成员的组成也没有告知被告人和辩护人。你院一方面对于被告人持续羁押，一方面拖延审判，已经背离了审判机关审理案件的职能。你院拖延审判已经严重地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辩护人会见徐秦后，徐秦本人有如下要求：

1、程海，是被告人的朋友，徐秦已经签署委托书，委托程海作为她的另一位辩护人。这一委托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程海已经向你院递交了委托手续，你院应当立即安排程海作为辩护人阅卷、会见被告人，以使程海及时完成庭审准备工作。这一委托是被告人真实意思表示，任何人不能枉顾。

2、保障被告人与辩护律师的通信权。辩护人在会见时了解到，徐秦写给辩护律师的信函都被看守所扣押，看守所负责人说已经转交你院案件承办人。被告人与辩护人的通信权利，受法律保护。你院案件承办人隐匿相关信件，这是非常恶劣的违法行为。希望你院立即做出解释，并尽快将截留隐匿的信件交给辩护人。

3、你院应当提供法律书籍及其他便利保障徐秦的辩护权。你院在逮捕被告人的时候，没有提前告知徐秦。因此，被告人所有的案件材料、所有的法律书籍都没有带在身边。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无法准备好庭审。你院既然执意要对被告人进行羁押，就应该为他提供准备诉讼的条件。《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基本法律书籍你院应当与看守所联系，为她提供。

4、你院在辩护律师会见的时候，不应该加以阻碍。辩护人在会见的时候，发现电脑中徐秦的资料中附加了会见需要办案单位同意的备注。看守所说，这个备注是你院加上去的，并告知辩护人需要会见，要拿你院的会见批准手续，才可安排。2月16日，辩护人会见的时候，就此事与你院承办人员进行了交涉。辩护人希望你院注意到，这是公然违法的行为。希望你院查明责任人，追究其法律责任，并杜绝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5、辩护人接到了你院第六次《审理期限延长通知书》。审限从2022年1月24日延至2022年4月24日，落款通知时间是2022年2月10日。你院通知辩护人的时间比上次审限到期日迟了16天。这是为什么？由于你院存在超期羁押、办案的可能，辩护人希望你院立即向被告人、辩护人出示最高法院延长审限批准的原件，并说明延期审理的原因所在。

法院的职责是公正审理案件，而不是拖延案件，以看守所的羁押环境折磨被告人更是为人所不耻。本案涉嫌危及国家政权安全犯罪，辩护人认为对国家政权安全最可能构成威胁的是对国家法律制度的践踏。你院目前的程序违法，已经构成了对我国法律体系的破坏。辩护人希望，这样的破坏立即停止。

被告人与辩护人将依照国家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进行辩护活动，你院应当理解，并为辩护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而不是设置阻碍。国家政权的安全与否，在于国家制定的法律能否够在各个层面正确实施！为此，辩护人和被告人愿意共同守卫。

此致

辩护人：浙江左契律师事务所
纪中久律师
2022年3月10日

【民生观察2018年9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辩护律师向有相关部门表达法律意见，表示十天前因于北京天安门附近身披印有“疫苗立法利国利民”字样绶带而被指”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的河南“问题疫苗”受害家属董俊华不构成犯罪不应当批捕，该案检察官表示，需要研究后再答复律师。

据悉，河南郑州知名律师常伯阳及张晓丽律师受董俊华妻子单如艳的委托担任董俊华的辩护律师。2018年9月13日上午，常张两位律师去到郸城看守所成功会见了董俊华。据其透露，郸城县检察院批捕科工作人员刚刚在律师会见前已对其提审。律师由此推断警方已经向检察院提请逮捕董俊华。

为了确认郸城县警方是否给董俊华定罪的事实，常伯阳律师联系负责该案的王姓民警。据称警方指控董俊华的“犯罪事实”就是2018年9月3日早上六点在天安门广场东公交车站站牌附近身披印有“疫苗立法利国利民”字样绶带的事情。不过最后，该王姓民警称这个事（案）不由其负责，要律师找郸城县公安局领导询问。

当日中午前，为了防止检察机关草率批捕董俊华，常张两位律师立即赶到郸城县检察院准备与负责批捕的检察官沟通，得知该名刘姓检察官已下班，最后律师在当日下午三点多联系并进行沟通。律师向刘姓检察官表达了董俊华不构成犯罪不应当批捕的法律意见，并留下书面意见，请案管中心转交。刘姓检察官表示，检察院与公安局会在研究之后答复律师。

相关报道：呼吁疫苗立法董俊华被刑拘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8/0909/17942.html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2018年5月9日到2018年6月7日）

注：斜体字为此次刑事诉讼修正案草案；加黑正体字为本网的立法建议：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提出有关诉辩交易的意见：

现实情况下，许多在押人员被处于封闭关押中，尤其是涉嫌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犯罪，不能与律师会见，而且被酷刑、被虐待和恐吓，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被迫认罪和接受处罚，期待从宽处理。但办案人员在获得在押人员的屈服后，背弃了承诺，而在押人员却无处伸冤。比如709案的江天勇，吴淦、胡石根等人。

达成诉辩交易之前，应当保证在在押人员能够自由地与辩护律师会见，能够与辩护律师充份交流，在辩护律师的陪伴下，可以达成诉辩护交易，以书面形式固定。交易文书应当交由辩护律师、在押人员、办案部门各一份。以保证办案部门在案件结束后，能够履行承诺。在办案部门背弃信义的情况下，在押人员有权利收回认罪的意见，案件需要发回重新审理。

二、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提出关于加强检察院履职的意见：

现实情况下，检察院在发现警察、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比如709案吴淦发出公开信，要求会见天津的检察官，除了举报自己所遭受到的酷刑外，他还要检举一个涉及人命的案件，他曾多次要求会见驻检人员，都没有得到回应。

建议将此条修正案改成，“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检察长和相关责任人员承担相应玩忽职守法律责任，依据相应的法律后果，以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三、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被开除公职和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人，不得担任辩护人，但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的除外。”

提出有关自然人聘请辩护人自由的意见：
自然人有权利委托另外一个自然人为其辩护。公权力对一个法律人的品德和法律行为做出了判断，是公权利范围内的事情，而不能将此认定强加给其他自然人。

建议将此条修正案删除。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派驻值班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法律援助机构没有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由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建议，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案件处理提出意见等辩护。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看守所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约见值班律师，并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约见值班律师提供便利。”

提出有关派驻值班律师的意见：

派驻值班律师，会增加国民税务负担，在政府机构臃肿的情况下，不得不慎重考虑。监察委、国安委、各个工作小组的增加，已经让民众苦不堪言。同时派驻律师的服务质量需要监督和保障，在没有形成有效的机制之前，慎做此设置。尤其是现如今的法律援助工作，服务质量很差，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的情况下。

五、将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

提出有关律师会见权的意见：
应当加上，侦查机构需要在48小时内安排律师会见。709案发生后，侦查机构不允许律师会见，直到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被释放，在关押期间发生了酷刑等罪恶，却没有得到任何的纠正。安排律师会见，是必须法律设置。

尤其现在发展成，办案单位“滥用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名，严重干扰正常法律秩序进行。

六、将第七十三条改为第七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提出有关指定监视居住的意见：
应当增加：指定监视居住地址应当在十二四小时内通知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同时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够与辩护律师会见。
709案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律师的及时介入，酷刑泛滥，增加民间与当局的敌对情绪。

七、将第七十九条改为第八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批准或者决定逮捕，应当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情况，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情况，作为是否可能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对于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八、将第一百零六条改为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修改为：“（一）“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等机关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提出有关用词需要明确的意见：

却掉在检察院后"等"字，立法字与句都需要明确。

九、将第一百一十八条改为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提出有关及时会见律师权和辩护权的意见：
建议改成“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在第一时间，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在侦查人员第一次讯问前，保障犯罪嫌疑人已经与律师会见。”

十、将第一百四十八条改为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提出有关＝明确机关的名称和移送程序的意见：
用语不明确。严格的批准手续，需要明确哪些手续或者程序；有关机关执行，需要明确哪个或者哪些机关。

十一、将第一百六十条改为第一百六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应当记录在案，随案移送，并在起诉意见书中写明有关情况。”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七十条：“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
“对于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提出有关监察机关留置措施法律监督的意见：
“对于监察机关采取留置措施的案件，应当在第一时间通知人民检察院以接受法律监督，同时在第一时间将留置情况通知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人民检察院认为应当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留置措施自动解除，变更为拘留。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拘留后的十日以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

十三、将第一百六十九条改为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符合速裁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在十日以内作出决定，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提出有关用字明确的意见：
移送起诉，应当为移送审查起诉

十四、将第一百七十条改为第一百七十三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听取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下列事项的意见，并记录在案：
（一）涉嫌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适用的法律规定；
（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的建议；
（三）认罪认罚后案件审理适用的程序；
（四）其他需要听取意见的情形。
人民检察院依照前款规定听取值班律师意见的，应当提前为值班律师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必要的便利。
“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提出去掉值班律师的意见：
去掉值班律师这一职务，这是一多余的职位，耗掉国家大量的财力。只要保证被关押人员聘请律师的权利，保障正常会见权利，法律援助律师及时的介入，足以保证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得到足够的法律服务。

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七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同意量刑建议和程序适用的，应当在辩护人在场的情况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一）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未成年人认罪认罚有异议的；
（三）其他不宜适用的情形。
 
十六、将第一百七十二条改为第一百七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人民检察院可以在起诉书中就主刑、附加刑、刑罚执行方式等提出量刑建议。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应当在起诉书中写明，并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
 
十七、第二编第三章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八十二条：“犯罪嫌疑人自愿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事实，有重大立功或者案件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也可以对涉嫌数罪中的一项或者多项不起诉，公安机关可以撤销案件。
“根据前款规定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
 
十八、将第一百七十八条改为第一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或者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但是基层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的案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共三人或者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至七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人民法院审判上诉和抗诉案件，由审判员三人至五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合议庭的成员人数应当是单数。
“合议庭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院长或者庭长参加审判案件的时候，自己担任审判长。”
 
十九、将第一百八十五条改为第一百九十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判长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认罪认罚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
（一）被告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
（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
（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
（五）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
（六）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在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量刑建议。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量刑建议明显不当或者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应当依法作出判决。”
 
二十一、第三编第二章增加一节，作为第四节：
第四节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二条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
第二百二十三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
（二）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对指控的事实、罪名、量刑建议有异议的；
（四）被告人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没有就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等事项达成调解或者和解协议的；
（五）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
第二百二十四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章第一节规定的送达期限的限制，不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但在判决宣告前应当听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意见。
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应当当庭宣判。
第二百二十五条适用速裁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十日以内审结；对可能判处的有期徒刑超过一年的，可以延长至十五日。
第二百二十六条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情形的，应当按照本章第一节的规定重新审理。
 
二十二、将第二百五十条改为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的，由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如果故意犯罪，情节恶劣，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二十三、将第二百六十条改为第二百七十一条，修改为：“被判处罚金的罪犯，期满不缴纳的，人民法院应当强制缴纳；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二十四、第五编增加一章，作为第三章：
第三章缺席审判程序
第二百九十一条对于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监察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前款案件，由犯罪地或者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第二百九十二条人民法院应当通过有关国际条约中规定的司法协助方式或者受送达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将传票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被告人收到传票和起诉书副本后未按要求归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并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作出处理。
第二百九十三条人民法院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二百九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将判决书送达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人。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不服判决的，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法院上诉。辩护人经被告人或者其近亲属同意，可以提出上诉。
第二百九十五条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罪犯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归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交付执行刑罚前，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
依照生效判决、裁定对罪犯的财产进行处理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
第二百九十六条由于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的原因中止审理超过六个月，被告人仍无法出庭，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或者同意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在被告人不出庭的情况下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第二百九十七条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审理；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人民法院经缺席审理确认无罪的，依法作出判决。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被告人死亡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审理，依法作出判决。”

提出有关被告缺席判决的意见：

建议删除第二百九十一条。此条款会被人为的操作，对他人的财产的掠夺，人身权利的侵犯。缺少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自我辩护，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将会以判决的形式被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或者团体侵犯。

建议删除二百九十二条。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采取严厉地打压手段，若是异议人士回国，将会受到酷刑等牢狱之灾，此等客观情况下，中国政府或者利益集团将会以此种手段侵犯异议人士在国内的财产。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5/29消息：昨天下午，唐荆陵的代理律师刘正清到广州市第一看守所会见唐荆陵，因一审开庭时间（6月19日）临近，当局为防范他将其辩解意见与律师交换意见（此举严重违法），竟在会见前让唐荆陵将原衣服全部换掉，穿他们提供的衣服。
 
唐荆陵向律师介绍说，现在书仍然送不进，唐欲跟所长交涉但所长一直不跟他见面，他跟主管讲，主管却说此事要由上面决定，说是领导不同意。本周一唐给本案主办公诉人侯向东写了一封信，希望他来收其辩解材料，但现在仍无回音，案子就要开庭了，法院也不来听取其辩解意见和收取辩解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