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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中国北京、三亚、重庆等等许多地方纷纷传出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直接或变相强制民众打新冠病毒疫苗的消息，引发民众忧虑与社会恐慌。在公民被剥夺了获悉疫苗是否按国际标准严格科学验证情况下，在至今未有权威可信数据证明安全时，强制公民接种，显然违背公民自愿原则，是对公民健康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生命缺乏起码的尊重意识。

3月25日，重庆市小康集团发布名为“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称：“各单位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按照‘应接尽接’的原则……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单位负责人和党员干部带头，积极动员和组织本单位18-59岁的员工，除孕妇、哺乳期妇女……其余人员在2021年4月30日前在驻地街镇医院接种完毕。”通知还称：“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推进不力和发生问题的单位和个人，集团将从严追责问责。”

3月23日，海南省三亚市鸿港市场有蔬菜商户对媒体披露：“23号才通知的（不打疫苗不让进市场），24号都必须要打的，”“（不打疫苗不让进）导致卖货量少了百分之三十。”“整个三亚现在都让打疫苗，强制性的。谁想去打疫苗啊，再说这个疫苗还在实施阶段，谁知道会对身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另有鸿港市场水产品零售商说：“24号早上开始，城管有一百多号人来把守，市场里面的保安也全部出动。”“每个人有健康码，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他查你的健康码，如果没打的就没有一个平图，如果打了就有一个核酸检测的二维码，如果没有二维码就进不去。”该零售商还说：“如果要不是这样强制执行，谁会愿意去打。”

3月1日，北京疾控中心发文称，18岁至59岁无禁忌症人群都应接种新冠疫苗。有知情者对媒体披露“从（其所在企业的）通知内容本身来看，没有太大的强制性的意思，也没有过分的约束，但是从实际工作来看，集团要求我们按周上报疫苗接种情况以及疫苗接种意愿统计情况，如果你不打疫苗或者暂时不接种疫苗，未来有可能会接受到公司领导的询问或者是相关部门的调查。”

从表面来看，政府让民众打疫苗似乎是关心民众生命安全，是为民众健康着想。尤其在当下世界新冠病毒肆虐，中国大地依然面临新冠病毒严重威胁之际，打防治疫苗的确成为一种需要。然而，依照国际惯例，作为涉及每个公民生命安全的疫苗，理应通过严格的国际公认的科学检验标准，以保证疫苗有效与安全下，才能普遍推广接种。但是，中国当下给民众接种的疫苗，究竟有多大安全有效，至今没有得到切实可信的科学验证证明，广大民众对此缺乏充分了解，而一些有限的渠道却不断披露出疫苗带来对接种者的危害，因此无法对疫苗建立起应有信心。在此情况下，政府强制推行接种疫苗，不仅对公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没有保障，而且也严重违背公民自愿原则，使公民陷入恐惧之中。

从中共将给民众接种疫苗当作“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推行，可见这场打疫苗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而拐离为了公民健康与生命安全的目的。更有甚者，从中共统治大陆的过往使用疫苗的历史来看，屡屡发生危害数以万计公民生命的毒疫苗、假疫苗、变质疫苗等等事件，使至今仍有无数受害者挣扎于病痛之中。这种对成熟疫苗的生产与管理事件，使公民有理由怀疑当下匆忙以政治任务来推开的新冠疫苗的安全性。

共产极权主义来到人间，就以阶级斗争为政治运动的形式而意欲达到所谓阶级解放的政治目标，以实现先进的无产阶级（其实是极权统治集团）对人类的统治，由此共产极权者将普通民众都当作阶级斗争即政治运动的工具，而缺乏对生命的起码的尊重。因而，共产极权的历史都是血淋淋的剥夺民众的生命史。从国际研究共产极权运动史资料显示，共产运动带来人类数亿人的死亡。而中共在中国产生以来，抛开抢夺政权时期的所谓革命带来的死亡人数，仅仅中共夺取大陆政权以来，通过掀起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合作化，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反精神污染，六四屠杀，镇压维权、镇压信教等等政治性运动，就带来八千万无辜生命罹难。可见，中共极权集团对民众生命的漠视，将民众完全变成政治工具的现实。

由于中共极权集团没有对民众生命的起码尊重，也是这次新冠病毒肆虐的根本性原因。当新冠病毒在武汉爆发之初，中共没有基于对民众生命安全的考虑来及时向社会预报实情，而是本着政治需要来压制疫情披露，惩处知情医生的报警，由此麻木了社会的警惕，延误了社会的防治，最终促成全球性灾难。

今天，在全球遭受新冠毒害之际，中共当局又以所谓防治新冠之名，在没有严格科学权威的可信的验证前提下，而以政治高度来强行推广疫苗接种，实质仍然是无视公民的健康与生命，只为政治目的掀起又一场涂炭生灵的政治运动。本质上与新冠爆发之初的惩处报警者一脉相承，这对民族带来的灾难后果是可想而知。

中共当局只讲政治需要而将公民当作政治工具，漠视公民健康与生命安全的行径，必将长久给民族带来无尽灾难。对此，全民与世界各国都应保持高度警惕。

民生观察 2021年3月28日

据中国大陆官媒报道，2020年4月18日，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盛和府建筑工地自卸车倾倒土方时，将在工地玩耍的4名儿童压埋，致其不幸死亡。该恶性事件报道后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4月21日中国大陆官办的红星新闻、上游新闻、新京报等三家媒体记者在征得受害人家属同意后前往采访，结果遭到口罩蒙面的“不明”身份人员阻挠、围殴甚至被抢走手机，撕破衣服，弄坏眼镜，抓伤身体，卡勒脖颈……

事发后，红星新闻、上游新闻等媒体纷纷曝光，面对汹涌的舆情，原阳县一位姓卞的副部长居然栽赃家属，对媒体说打人者都是受害人的家属。这个说法，显然与此前村民为保护记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自相矛盾，也与现场口罩女子说“没得到政府正规通知不能进”相矛盾。

4月22日有媒体报道，上述记者被抢的手机已经送回来了，不过手机已被刷机了，信息全部被删除了。

该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其媒体前往采访被暴力阻扰事件，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其实本质上都是漠视生命。因漠视生命而轻施工安全意识与保障，致使儿童遇难，因漠视生命而觉得企业名誉与经济效益比生命重要，进而意欲掩盖致人死亡的罪错。所以施工单位及其施工人员，和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人员，都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意识，而是将别的利益置于生命之上。

至今虽然没有披露出暴力阻止记者采访势力究竟是些什么人，但是无须怀疑的是，这些人肯定是当地权贵，是与企业施工利益相关，且得到利益相关权力部门支持甚至指使，或者不排除就是当地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是中国大陆近几十年来的正常现象，而如果离开了权力的背景，恰恰是不能理解而不符事实的。

在此本文不想探讨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违法侵权，而是想说说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屡屡发生种种离奇的人命事件，小的不说那些强制拆迁致人死亡，各种层出不穷的事故，每年致人死亡数达十万百万计。其中很多事故是可以避免，但却反复发生。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对生命缺乏应有的重视，显然是最根本性的。

今天中国大陆普遍缺乏生命安全意识，没有培养起敬畏生命，生命至上的信念准则，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那么中华民族是否有史以来就缺乏生命敬畏意识呢？从几千年中国历史来看，的确有各种史料证明，如长平之战一次坑杀赵军40万，历朝皇权更替，多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充满血腥屠杀的历史，其中对生命的轻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样的民族的确是严重缺乏对生命敬畏的意识。然而，历史上的帝王却又不断上演出种种珍惜生命的故事，如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丹，刑不上大夫。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事实存在权贵惜命如金，而民众命如草芥的截然不同情况。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生命的轻重与地位相应，是权与利决定着生命的轻与重。而这种生命的轻重观本质上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将生命世俗利益化。而真正尊重生命，就应该是不分身份地位，只要是人，命皆宝贵，王侯将相与平民百姓在生命价值上一样。

中国历史上缺乏对生命尊重意识，故而出现种种生命悲剧。然而，到了现代，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不仅没有尊重生命及生命平等的意识，而且将个体生命完全工具化，将民众生命当作实现极权理想的工具，由此提倡所谓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将个体献出生命作为政治崇高来教化，以致从小孩上学的少先队，到中学的团员，到所谓的党员，宣教的宗旨都是要献身，都是时刻为了党的需要牺牲生命。这种将个体生命时时置于随时失去地位的意识是共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原形，即根本不管个体生命的意义，更没有个体生命的价值，因此不存在任何尊重生命的意识。

共产极权在中国大陆统治以来，正是因为这种完全无视个体生命，不尊重个体生命的意识，致使一次次政治风暴肆虐，在70年统治中制造了8000余万无辜生命的罹难。正是这种漠视生命，才会祭出“稳定压倒一切”。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肆意屠杀；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让民众饿死。直到今天中国武汉病毒泛滥，世界有各种不同解说，但无论千万说词，最终都离不开对生命的漠视。因为对生命漠视，缺乏起码尊重生命的意识，故而才会为了政治面子或稳定而掩盖疫情，这对于世界那些将生命尊为至高价值的文明民族，是根本无法理解，更无法容忍的，然而，在中国当下，这却是必然选项与政治正确。所以，在中国发生武汉瘟疫，从无视生命价值的角度，完全是一种必然。

今天河南发生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为掩盖事件暴力阻止记者事件，无非是中共极权漠视生命意识的社会侧影，是一种毫无悬念的事件，而如果不发生这种事件，那才是一种意外。

中国大陆今天不断上演的各种生命死亡事故，本质上都可追溯到对生命缺乏应有尊重。而导致今天中国社会如此漠视生命，共产极权消灭个体生命的意识又是毒化之根。所以，中国要想真正扭转这种生命事故频发与漠视生命的掩盖现象，就必须结束极权将个体生命作为政治理想的工具化，树立现代文明的生命平等与尊严意识，将生命至上当作社会基本价值。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2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随着武汉新冠状病毒蔓延中国祸及世界，中国各地出现了千奇百怪的歧视湖北人行为。近日，随着疫情演化，湖北一些地方逐步放开封锁，让人外出打工，结果外出的湖北人遭致务工地警方封门强制隔离，甚至带到酒店自付高昂的费用隔离，并且不认作核酸检查及出具健康证明等，这使湖北人感到外出处处受歧视。

对于这种公然歧视最明显的是，北京政府居然在2月27日公开对外发布，“在湖北没有返京的人员一律不得返京”。直到今天，北京当局仍不断传出不许湖北人入京的讲话。这给整个社会树立了一个歧视样本，为各地纷纷上演各种歧视行为提供了依据。

据湖北萧先生反映：3月18日晚我刚到东莞虎门南栅社区，就被警务区贴封条封锁在家隔离14天。19日早上，我打电话咨询附近医院被告知可以自费核酸检测200元/人次，通过检测后医院会出具健康证明，凭健康证明就可以自由出行了，我随后打电话给警务区申请自费核酸检测，但警务区人员不耐烦的回绝了，说只要是湖北来的一律封门隔离14天。

湖北施先生说：我18日下午到达广东南海市，防控人员说湖北籍人员要到酒店自费隔离14天。我稍稍想问一下工作人员“绿码有用吗？”检查人员就说我不配合防疫，要带走拘留，吓的我赶紧认错，表示完全服从指挥，自愿隔离。这就是广东南海这边的现状，其他地方不知怎么样！

抵达厦门的卫先生表示：厦门要求湖北人过去在指定的酒店隔离14天，一天200元，不包括早中晚餐，全部都要自费，租的房子也不让进，租金一分都不能少。湖北人已经在家隔离了2个月之久，基本可以认定安全了，每个出去打工的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难道在厦门指定的酒店消费隔离14天，才能算健康的吗？能否体谅一下湖北人的处境！

另据网民“陆北风”19日反映：我河南鹿邑的，年前回的湖北荆州洪湖，被困2个月，现在健康证明和绿码都开好了，准备回去。今天打电话回社区问，说还要河南那边开社区接收证明，回去还要集中定点隔离，费用自理，我和孩子三人一天费用就将近一千元，14天得一万多呢，无语呀！二个多月的隔离，回去再隔离，一年有多少天啊！这样还能活啊？

网民“范玉田”说:我去贵州也是一样，哪怕持有健康码、健康证明都没用，只要是湖北人一律自费隔离，可怜湖北人。因为我是自驾车来的，现在被要求在铜仁大兴卡口等两天检测核酸，目前只能在车上呆两天等检测结果了，唉！谁受得了这百般刁难哦。

网民“退休老余”说：网民一家被困湖北洪湖，今天打卡湖北“荆易行”通过了，打电话到上海那边，我们一家四口人，父亲80多了，小孩上海那边上学，14天费用4个人要22400元，想都不敢想，不知道国家出的政策是否考虑到打工者的困难!无语了！

由上可见，湖北人或被困于湖北者，现在要离开湖北到外地就得被强制隔离，并且还面临自付高昂费用。这种完全不顾身体健康的实际情况，而仅仅以地域区分来限制自由与损害财产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歧视。

然而，只要稍微了解中共历史就不难发现，其实歧视是极权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本色，在极权意识下的社会，歧视遍布于各个角落。因为极权意识就是金字塔社会结构意识，社会群体被以意识形态来区划成不同等级的所谓阶级，建立起一层层互相压制的所谓统治。这种不同等级的权利不同区别，事实就是违背平等原则的歧视。而制造这种歧视就是阶级先进专政理论的题中之意。

在极权意识指导下，中共展开夺权中将所谓资产阶级、地主作为政治劣等阶级而要消灭，而夺取政权后，实行土改、镇反、合作化、反右、四清，将一批批社会群体划入专政对象，剥夺他们自由、财产甚至生命。那些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群体，是完全丧失基本做人权利的人，被政治宣传掀起的社会歧视所任意摧残。

当然，文革后这种歧视事实没有消除，只是变种为反自由化对那些被冠以自由分子的歧视，反精神污染对那些传播西方文明者的歧视。直到今天，中共当局又列出了新时代的黑五类，即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等，并对这些群体进行政治上的污名化，经济上的扼杀，人身自由上的限制。进而出现近年来持续的对709律师的大镇压，对宗教人士的大抓捕，对异见人士的大迫害，对网络领袖的大封杀，对弱势群体的大驱赶。这些公然将一个个群体扣上政治歧视的帽子而予以系统性打压行径，是新时代极权意识在社会制造歧视的闹剧。

今天，武汉爆发瘟疫，以极权固有思维模式，自然将武汉乃至湖北划入了另类圈子，成为了极权控制与抛弃的对象，进而掀起全国性对湖北人的歧视。这可以说是极权意识下的必然演化。因此，湖北人今天面临的歧视，不过是地富反坏右与新黑五类在当下社会歧视延续的变种，其深远的根由是极权意识中的阶级不平等外化。在极权意识中，一切有损于极权统治与极权形象的东西，都将被当作敌人或负能量被歧视与抛弃。所以，湖北人今天因瘟疫而面临被歧视的命运，不过是中国人民普遍命运的缩影。而要想结束中国人因这样那样原因被划入专政歧视对象的命运，就必须终结极权意识，确立现代文明的平等权利观念，树立普世的自由、平等、尊严、人权、法治、民主价值。惟有如此，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视意识与歧视制度。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