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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经济压力和11月下旬各地发生抗议活动后不断上升的社会不满情绪，当局在12月7日突然全面放松疫情政策限制后，全国出现了大规模感染潮，新冠病毒席卷中国，一份当局内部会议纪要显示，中国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直逼3，700万人，12月1日至20日累计感染达2.48亿人。

政策突变使全国的医院、诊所和药店措手不及，药物短缺，等待买药的顾客排成了长龙，而药店内早已被抢购一空，最常见的退烧药和感冒药一药难求，成千上万中国人为寻找药物费尽心机，加剧了民众的愤怒和焦虑，在网络上引起大量不满的声音。12月23日，微博话题#卖退烧药45天赚近60亿#登上热搜，该话题显示一家中国药企靠卖退烧药在45天哪赚了近60亿人民币。在社交媒体抖音上，不少民众都在讲述药物短缺的情况。有人表示：“管的时候像管瘟疫，放的时候像丢垃圾，病了也该给点药吧。你不给我花钱也买不到啊。”

在微博上，网民纷纷宣泄不满与愤怒。网民CaiZT的网名说：“泱泱大国，百八十米一个大药房，我连一颗布洛芬都买不到。”网民谢淮西说：“药贵的要死，没人管？？平时只卖几块钱的药现在都涨价十几二十甚至更多，厂家加价店家加价，最后还是买家被趁火打劫。”是网民书言呀_说：“三年了，三年了，连药都买不到。悲哀。”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被删除了的问题《如何看待现在国家放开疫情管控？》，网民的回答除了愤怒，还是愤怒。网民Simon林回答说：“全员核酸一年做了几十上百次，几分钱的退烧药发不出来。真优秀。”网民狐狸家的空空回答说：“一夜之间放开了，什么准备都没有。”网民国内外专利商标回答说：“封了多少小区了，每次应对突发状况都没有预案，你还指望着干嘛？”

在网络上广被传播的作者署名魔都学霸的题为《上海两千万人静默三个月的代价，白白浪费了》的文章写道，上海为了实现社会面清零，采取大规模的核算检测，高峰时从江苏浙江抽调大量医护人员协助。但恰恰是核算检测时的聚集，核酸检测的不规范，又造成新的传播。作者批评，上海三个月封锁付出的巨大代价，白白浪费了。

作者还分析，为什么现在松绑后突然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形，一是宣传突然转向，民众心理准备不足；二是基础药物准备不足，布洛芬等退烧药脱销，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布洛芬第一生产大国；三是医疗资源准备不足，各地医院仓促进入临战状态，从新冠定点，到全面开放发热门诊，使得很多医院的医护人员出现大面积的感染，不得不带病上岗；四是顶层方案设计不足。

作者项栋梁在其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表文章《为什么连医院都买不到退烧药？》，文章说，都知道退烧药不好买，但我万万没想到医院也会缺药：前几天，我分别问了上海、广州、成都各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朋友，无一例外，门诊都开不出【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这两种退烧药了。一位医生朋友跟我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发热门诊能做的基本只剩下“话疗”，用谈话来安抚患者，然后大家各显神通去找退烧药。真正的弹尽粮绝。

文章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直以来是全球最大的退烧药生产国与出口国。退烧药产能明明这么高，为什么还会如此短缺呢？答案就四个字：毫无准备。当前，退烧药已经事实上进入了政府管控调节的范围，第一批增产出来的退烧药肯定会优先供应医疗机构与敏感单位，会优先供应给某些更高贵的城市。是的，管控并不是为了让你好买药，而是为了按照政府的意愿来分配药。

作者无根之风在微信公众号“洪广玉”发表文章《我们为什么会缺退烧药？》，文章说，缺药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在12月7日放开后，到目前已经9天了，仍然没有药品大量填补上来？要知道，中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退烧药生产基地。全球扑热息痛、布洛芬一半的产能都在中国。只要做好规划，提前一段时间预判，产能不是问题。

文章认为，有关部门完全没有预判到缺药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对市场需求量、目前的库存量进行哪怕很粗的评估，否则就不会连“提升产能”提都不提，更没有提出任何应急预案。各方面的信息都说明了一点：在放开之前，并没有任何评估药物供应和储备药物的计划。这进一步说明，“放开”本身是很突然的，很多工作都来不及做。

文章说，中国的放开其实是“防不住”了，是被动行为。文件中的“宣布放开”，不过是承认现实。现在还要加上一点，即有关部门对于“防不住”的判断也出现了偏差，即他们也许会感觉到“防不住”，但可能寄望于各地还会僵持一段时间，但没想到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大家认为的“储备药物”是一件天大的事，但对于决策和执行严重分离的职能部门来说（政策突然转向时就是这样），其实是一件并不存在的事。

作者越秀山边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对话李公明：请问国家医疗应急司，你们履行职责了吗？》，文章说，最近，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退烧、感冒药“一药难求”。线下药店和社交平台都充斥着“布洛芬什么时候能有货？”“布洛芬还是买不到”的声音。像感冒类的中成药，这两天陆续有一些供应，但像布洛芬等退烧药，从12月7日放开之后至今两周的时间了，一点新的供应量都没有。这有点太匪夷所思了。没有存货、需求暴涨，这些可以理解，但是两周的时间，物流也好、生产周期也罢，哪怕是一有货就被抢光都可以理解，怎么可能会没有新的供应流入市场呢？但市民看到的是，普通药店一直没货，头部连锁药店也没有，药店的上游医院供应平台也没有，互联网药品销售平台叮咚、京东等也没有。布洛芬到底去哪了？

对话嘉宾李公明认为，“布洛芬去哪了？”这个现象恐怕可以称之为“布洛芬之谜”了。而且一般公众恐怕难以知道，总以为是自己买不到布洛芬，却不知道压根就没有市场供应量。这恐怕是“布洛芬之谜”中最诡异的现象。如果在市场上绝迹，但不大可能布洛芬全部供应给医疗机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明显不符合让轻症感染者居家休息、根据需要服用退烧药品的新政策。那么有如下可能：一是布洛芬完全停产；二是产品被全部封存。这两种情况可能更加匪夷所思，甚至连想都不敢或不应该想。

作者认为，对公众来说，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它甚至具备某种讽刺意味：作为全球主要的布洛芬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居然会有布洛芬“一药难求”情况的出现。更何况，它此刻与公众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救命药”。审视布洛芬缺货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这首先是一个因为政策对市场信号的扭曲，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过程。正如有媒体报道梳理的，疫情三年以来，疫情防控政策是严控布洛芬等四类药的售卖，在这种情况下，药店不会囤货，药企卖不出货自然也就不会备货和存货。各地疫情爆发下，很多药企四类药的产能在没有饱和的状态下，甚至出现了停产。所以，如下的现象就意味深长得有些诡异了：如果同样可以作为治疗感染新冠之后的药物，为什么之前严控药店卖布洛芬，但连花清瘟却到处免费派发呢？

文章最后说，无论如何，布洛芬等退烧、感冒药品的断货绝非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它折射出的问题一是前期的严控售卖政策强行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同时对于产能出现的严重状况没有及时关注和调整；二是在防疫政策作出根本性改变的时候，没有作出正确的需求预判，其中包括没有借鉴国外以及香港地区已经出现过的情况和对策。我不知道作为国家一级的医疗应急司，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是否还能说是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责？至于说“为什么会连如此简单但却关系万千民众生命健康的事，都做不好？”，我也和你一样很想知道真实的答案是什么。

今年4月中下旬开始，河南省包括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等多家村镇银行关闭提款服务，据公开报导，该案件涉及金额达三百九十七亿元人民币，有四十万储户的存款取不出来，引发储户维权潮。日前，这些涉事银行的各地储户反映，虽然来自低风险，但去之前也老老实实做了核酸，他们在抵达河南后，健康码一律变红，，导致他们行动困难，抗议活动也被迫取消。中共监管部门的人还直接明示：只要你回家，健康码就能变绿。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储户，没去河南，也被河南直接赋了红码，所谓“人在家中坐，红码从天降。”

新冠疫情爆发后，官方以手机的“健康码”来管控民众出行，绿码可以正常出行，黄码有所限制，红码不能乘坐公共交通，不能进入任何公共场合。被赋予黄红码者，必须经过筛检等符合条件后才能解除。现在应用于健康的红码被用于防疫之外的事，使其失去了信用，此事引起了民众严重关注，引起网民对这种做法的愤怒批评，事件立刻冲上了热搜。人们对于健康码“疫情防控”之外的这一“维稳新用途”感到愤怒，怒斥国家防疫沦为权力滥用的武器，有网友认为官方正在把健康码变成21世纪的“良民证”的趋势，让整个国家走向更为可怖的云极权暴政。

有网友表示，“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才是中国最大的疫情”。前中国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认为：“这是极其严重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经济学家马光远发微博表示，“将健康码用于非防疫用途，这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不追责，后患无穷。

随着舆情发酵，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6月14日在微博发文警告称，各地的健康码应只应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地方政府用于与防疫无关的其他社会治理目标”。“如果有哪个地方为了其他目的通过调控健康码阻止特定人员流动，这显然违反相关防疫法规，也会损害健康码的威信，损害公众对防疫的支持，”他写道。

中国资深媒体人安替表示，“河南当局已经用核酸码为自己的欠债银行服务了”，而他认为，“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动用主权例外工具，因为‘无法无天’，必然被普遍滥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指出，现在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健康码几乎相当于个人的第二个通行身份证。如果把健康码变成限制个人出行工具，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赵宏说，健康码由相关企业配合政府开发，是政府行为，按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只能用于防疫，不能随便泄露个人讯息。健康码的赋码及如何弹窗，在法律上有明确约束。对于这次河南省村镇银行存款人被赋红码限制出行，不可能是银行单方面就能做到，赵宏表示，这涉及政府工作人员可能泄露健康码个人讯息的问题，已违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属于滥用职权，构成犯罪行为。赵宏警告，如果不将“码化治理”纳入法律控制的机制，任由其泛化和滥用，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盒子。因为在讯息、技术和算法的加持之下，政府权力的滥用对于个人将变得更不可防御，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可能也会无限加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健康码唯一正当用途是防疫，如果将健康码变成“社会维稳码”，不但违背健康码使用的正当性，也违反法律规定。在赋码过程中人为干预系统及加入无关防疫的因素，属于简单粗暴的滥用行政权力行为。王锡锌又表示，健康码结合了数据权力与行政权力，二者迭加放大了公权力作用效果，存在着极大被滥用风险。健康码变成无所不能的“全能码”，成为地方权力任性、专断的大杀器，不仅会严重侵害公民权利，而且会透支政府公信力。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也表示，赋码是行政行为，决定了公民的自由。如果将健康码用于维稳，是严重违法，构成行政权滥用，也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和诚信原则。许可认为，现在民众默认看健康码出行，是因身处疫情而不得不做出妥协，一旦疫情结束或缓解，应恢复没有健康码限制的行为自由。

美国《外交政策》副编辑詹姆斯·帕尔默在推特上写道：“这非常重要，因为，据我所知，这是第一起健康码系统被用于非新冠的政治管控的清晰案例。”

人权基金会首席战略官阿雷克斯·格拉德斯坦表示：“我其实以为过去两年里这样的事情会更常发生。但很明显这是一个用健康码打压异见人士的分水岭时刻。”

汤森·路透基金会新闻记者瑞纳·昌德兰说：“这就是当政府控制你的数据时会发生的事：中国的新冠应用程序一夜间限制了需要健康码进入大楼和商店、使用公共交通、或离开城市的居民。”

在问答网站知乎，《如何看待外地人在河南落地即赋红码？》有1193个回答，《网传河南多名储户进入郑州后健康码变红，如何看待官方人员回应「未接到相关通知，建议先了解赋码原因」？》有2000多万的浏览量。

网民喷格拉底表示，就个人而言，给储户赋红码，阻止出行取钱，这是我今年甚至去年听到过的最离谱的事情，嗯，应该没有之一。健康码本身就是群众为了防疫，对自己隐私的一种让渡。一些不防疫的国家他们也一直为了这个事情在争吵，有人想防，但是又不愿意公开隐私用于健康码，所以健康码就很难出现。很多国人想防疫，所以愿意走“红码隔离”防疫的这条路。可一旦红码被用于防疫以外的事情，这以后大家还会相信红码吗？

网民lili说：“当你有了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任何证据，任何程序，就可以随意限制他人自由的工具。不用就是傻。”

网民白井黑子表示，“紧急状态”赋予的权力是如此的便捷好用。以至于没人能抵抗“让紧急状态持续下去”的诱惑。如果他们掌握了让你在某种情况下寸步难行的权力，那么下一步，他们会在想让你寸步难行的时候把你框进这种情况。征信如此，健康码也是如此。

网民维民所止引用梁启超的话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

网民Helen说：“健康码本来就是良民证啊？想给你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又不需要什么程序和依据的咯。为什么河南红码大家都友邦诧异呢？”

网民zhongsuxiaohua表示，很多人都在感叹“万万没想到红码会被这么用”，是天真是外宾还是不记打呢？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如此完善和全面的管人系统，不这么用还能怎么用啊？

一篇题为《犯我者虽远必“朱”：多名维权储户被红码》的社交媒体文章讲述了储户赋红码的遭遇。该文章6月13日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广为流传，文章随后被屏蔽删除。文章说：“这么好的手段，唐山要是早点学会了，那几个小混混哪还能到得了江苏啊？！”引起众多网民的共鸣。

作者“西坡原创”6月15日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红码防民，这是一个恶劣的开头》，文章说，这次直接为储户赋红码，自然是步子迈得太大，引起了舆论反弹。首先要看当地后续如何回应，如果不了了之，肯定会有许多地方照猫画虎、有样学样，谁还没有一批优先赋红码清单了？如果收回红码、整改、处分相关人员，也不等于健康码就一定安全规矩了。这次是赋了一批人红码，所以闹大，那么下次只赋个别人红码、黄码，是不是就不会闹大？反正系统总有漏洞的嘛，责任推给系统就好了。或者说，这样的事会不会已经发生了，但公众不知道？我最担心的还是健康码与核酸检测这两项技术的长期存在与进化升级。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简直是无往而不利的大杀器。

文章说，当一个社会具备了大规模精准化地重新分配流动性的能力，也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决定谁可以移动谁不可以移动，那么它就必须具备抗衡这种新能力被滥用的机制。我说的是机制，因为靠舆论抵御这股潮流是不现实的。舆论这只眼看不到的时候，技术的脚步就会悄然前伸，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会步步缩窄。

作者唐鹏在微信公众号“数旗智酷”发表文章《健康码：数字巫术与色彩政治》，文章说，曾有人将搜索引擎的搜索行为形容为一种祷告或占卜，每一次点击都犹如一种对神明的虔诚祈求与膜拜，而搜索引擎运算后扔出来的任何一个搜索结果，都像神灵给芸芸众生的开示。反观健康码，存在于部分城市的健康码其实已接近于这种意味，每天打开健康码就是看是否弹窗和是否变色，至于是谁在空中拨动了一下琴弦，让你的健康码弹窗或变色，没有人知道，只有命运之神似乎始终保持一种笑而不语、憨态可掬地看着你说：按照国家防疫规定，请您配合。当有人在向基层部门的居委申请解码的时候说“谁让你给我弹窗”，他们的回复是“我如果能给你弹窗，我就不在这混了”。很显然，来自数字空间的数据权力就像另一种意义的上帝——没人知道它是谁，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就在那里。

文章说，健康码不再只是一个独立的二维码，其背后包含的个人数据、社会情绪以及治理意义，已经成为一种从属于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掌控和抵抗其对生活带来的未知影响力。对“红码”的惊异与恐慌，对“黄码”所暗含的社会治理规范，以及对“绿码”“黄码”“自主切换”不可控的迷茫，这些现象以健康码的颜色正在被符号化运用呈现出来，无论对于公共部门还是对于个人，治理主体的理性与责任，和治理对象的理性与责任，都被人工智能设计的程序以及产生的结果所左右。健康码的色彩符号在疫情防控中所展示出来的权力驯服与社会公众的权利屈从，逐步呈现出一种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制度威信与管治力量。

5月5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会议称当局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会议要求“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坚持“动态清零”政策。5月6日，上海市当局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市委书记李强要求各级官员“要层层立下军令状”，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他还提到要“打好人民战争”。

在官方此政治运动式的操作下，上海刚趋缓的防疫管控再度收紧，不但造成各种次生人道灾难，更不断击穿社会道德底线。在正常人心中，屋子，是个人或者家人的最后一块神圣领地，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敢于闯入者，除非强盗，暴徒，总之非法之徒。而在近日上海等地实施的“入户消杀”措施，大白们要屋主交出自家的钥匙，不交出来，大白们如同暴徒一般，破门入户，引起民众人心惶惶，也激起了公众极大愤怒。

5月7日，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流传由官方公众号无线睢宁拍摄发布的名叫《终末消杀，必须做！》的视频短片，一天之内就被网友们转发了超过4.8万次。短片画面中出现了3名身穿全套防护装备的“大白”，在一户居民家中展开了消杀行动。视频中，衣服喷药、地板流水、冰箱洒消毒液，网友看完纷纷留言惊呼可怕，引起了极大的反应，入户消杀的事件也发生在上海等地。上海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西成里甚至传出强制入户消杀事件，引起民众强烈担忧。此“暴力入户消杀”立刻上热搜，连中国新闻周刊都紧急发布声明，声明中说到：网传视频是根据当地防疫政策，对阳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住所进行终末消毒，消杀全程录音录像，按专家指导意见结合消杀要求执行。5月10日的上海市疫情防控会上官方也表示入户消杀在征询居民意愿前提下进行，以化解公众对事件的焦虑。

上海官方有关入户消杀的表态并不能打消民众的担忧。在质疑政府防疫手段的言论和视频通常只有很短存活时间的微博上，有网民写道，“这回应啥了？没人质疑消杀，质疑的是消杀的手段和粗暴破坏私人财物，好一个避重就轻”“防疫成为免死金牌，不容反驳，不容置疑”“哪个专家指导的，敢报上名吗？你敢去领导家里也这么来一下吗？欺软怕硬而已！”而在东方网该话题的微博留言中可以看到民众的反对声音：“入户消毒的必要性在哪里？或者说，入户消毒的依据是什么？”“造成损失，谁来赔偿、怎么赔偿、用什么担保？消杀前是否应当签书面协议？”“这种消杀到底效果多大？会不会产生次生健康危害，和影响生态环境？”“如果主人不同意呢？”对此，官方并没有给出任何说法。

在财新网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关上海官方入户消杀的表态的文章下的网民留言，全是一面倒的反对声音。网民“关耳”表示：“入门消杀，是对隐私和私权的严重侵犯和挑战，坚决反对。”“风雨人生”说：“文明人干野蛮事！”“fisher”说:“理解和配合，有拒绝选项吗？我是绝对不接受的！家，是我的隐私！家，是我最后的底线！”“经常糊涂”说：“法无授权不可为！”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如何看待上海的入户消杀？》的话题有242万的浏览量，网民506个回答全部都是反对的态度。网民“岁末”的回答：“像对待畜牲一样，完全没有人权可言。”获得近千赞同。“小猿”回答说：“高层给基层加压却不给出具体指示，就会导致个别街道为了尽快社会面清零想出来这种泯灭人性的懒政蠢政！”网民“JWu”回答：“我现在总算明白为啥会整出十年浩劫了。”

知名医学网站丁香园的微信公众号“丁香医生”5月10日发表文章《有关新冠消杀，你需要知道的7个真相》用科普反对官方的做法，质疑入户消杀的必要性与科学性。文章表示，新冠病毒本身无法独立生存，离开宿主细胞就会逐渐失活。在极端条件下，确实有可能发生病毒通过物品表面再感染下一个人的情况，但在中国严格的防控（大批量检测、消杀、对外码头防疫闭环管理）面前，接触到危险快递并感染的概率很低。要明确一点：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的家庭，不需要每天居家消毒，不用进行大范围的消杀处理。

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学者童之伟5月8日发出《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指出强制将居民送入方舱医院以及入屋消杀违法。关于入户消杀，他指出：“上海市任何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并进入市民住宅消杀”，“上海有关官员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他们派人入户‘消杀’，这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童之伟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表的上述文章立即被当局全网封杀，他的微博等社交账户也遭当局禁言。童之伟的微博显示，“因违法社区公约，该用户暂时处于禁言状态。”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此文均被删除，但文章仍以截图形式被网民传播。网民对此留言道，“几十年前举着宪法挡不住红卫兵，现在举着宪法也一样挡不住白卫兵。”

知名学者艾晓明5月11日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文明抗疫还是蛮干——再谈入室消杀》，指出过去三年里，消杀这个词越来越频繁听到。这一个杀字，满带着对病毒的一种无端之恨，又蒙上满腔的正义感，给人带来了释放激情和参与执法的机会。于是各地的创意就遍地开花了，一朵比一朵更邪门。

文章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再推而广之，用得上文革时流行的一句话：全国都搞乱了。现在是农民无法春耕，夏粮提前割苗，大白权力无限，只要披上那身衣裳，要你跪下你不能站着。如果你要站着还要论理，甚至唱两句国际歌，就要被捉拿归案。我看这个消杀，整个是在调度仇恨，同仇敌忾。所谓敌，就是任一对此想讲个道理说个是非的人。

文章还说到，家里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并不是该不该撬门消杀的理由，根本的理由是私人空间不允许公权力肆意踏入。就算家徒四壁，私人领域风进雨进王者不能进对不对？没有私人空间等于在精神上剥夺了个人、消灭了个人。它等于是不承认个人权利、尊严和自由。那没有了个人作为权利的主体，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无所归属。现在的消杀是剥夺个人对私有财产（房屋）的掌控权，表面看是破坏财物，但它首先是践踏个人的神圣权利，剥夺其主体性。我们感到无望和被损害的，是个人的丧失。你不被当作人来对待，当然也随之失去对个人物品、个人财产、个人自由的控制。人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人，这就是致命的伤害。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5月9日发微博质疑大白消杀行径堪比文革抄家，他举上海黄浦区淮海中路等街道为例，“居民身体完全健康，过去一个多月天天抗原核酸，一直阴性，现在竟要派大白上门消杀。要主人离开，然后打开衣柜、冰箱、书橱甚至到床上喷药水……这是什么科学理由和法律依据？比文革抄家还要荒唐！”他在微博上称，75岁的上海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曾三获金话筒奖并获得中国电视主持人终身成就奖，被誉为“申城第一名嘴”的上海文化名人叶惠贤家有上万册藏书和文物，很多是精品，甚至是孤本，如果有人上门来消杀，叶惠贤说就从楼上跳下去，以死抗争。但许子东5月10日又澄清，跳楼的话其实是叶惠贤助理开的玩笑话。但不少网民留言表示许子东“被那个啥了”（被警告）才这么说，纷纷留言“许老师保重”。

网民Y博的科普园5月9日在其微信公众号“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发表文章《一人阳性隔离全楼与入室消杀是有用的防疫措施吗？》，表示对防疫人员对居民家中进行消杀时，最初的震惊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麻木与无奈。现在看到这些消息已经不会有“不可思议”的感觉了。

文章说，综合这些研究来看，做所谓的室内消杀，完全是多此一举。关于即使阴性也要集中隔离以及防疫人员的入室消杀，不少人从公民权利角度表达愤慨，这无疑是对的，也是更重要的角度。只不过，即便抛开一切法律制度、公民权利不谈，单从科学依据上看，这样的防疫措施也是毫无必要，甚至是对防疫只有副作用或反作用的。在新增病例走低，处于所谓最后攻坚阶段时，何必采用这些有弊无利，且又占用大量人力物力的措施？

上海女作家格十三5月10日在其微信公众号“格十三”发表文章《入户消毒，消的是什么毒》，文章说，大多数人的恐慌来自于因对抗病毒而产生的无数未知行为，尤其是最近这个阶段，陷入了更大焦虑——无法保护自己最后的堡垒——家。人们这么大怨言，不是不配合抗疫，而是这种不科学、无厘头的行为，触碰到了人民安全感的底线。你说你入户消杀是为了我的安全和安心，不好意思，你要消杀的那个病毒带给我的不安，还没有你这个行为带给我的不安多呢！

知名作家西坡5月10日在其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以《入户消杀击溃了中国人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为题撰文说，中国向来缺乏公共生活，除了约吃饭唱歌，再不知道约朋友一起做什么。中国人将许多的向往与执念，退一步藏在了家里。所以房子不仅是中国人的避难所，也是中国人的市政厅，中国人的教堂。当教堂被糟蹋成猪圈，人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

文章说，入户消杀真有必要？基本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病毒离开宿主无法长期存活。人拉走了，房子空着，相当于房子也隔离。人要集中隔离，房子只能居家隔离，但房子又不会串门，居家隔离也无不妥。人在集中隔离的时候，也没有拿着喷雾对人进行反复消杀，但过一段时间也能从阳转阴。而病毒不能寄生繁衍的房子，为什么反而要消杀呢？即便要消杀，有没有全国统一的规范标准？一直讲不能层层加码，可是具体的个人如何抗衡层层加码，可有畅通便捷的求助机制？

文章最后总结，如果说有什么最能团结一切中国人的，那就是保卫中国人对家的信仰。如果说有什么最能刺激中国人的，那就是践踏中国人对家的信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爹妈生养的，没人不该懂这个道理。

网易号生活内容作者“码头青年”5月11日写道，“我相信一个爱书如命的人，真能做出这种事。也有人说，说这话的是叶惠贤的助理。不管是叶惠贤还是他的助理，都能看出涌动在申城民间的情绪。”

码头青年表示，上门消杀这件事，确实极大冲击了上海人的心理防线，也让无数人感到难以理解。关于入户消杀的文章和视频，网上有很多，那些夸张的画面，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码头青年继续写道，不管哪朝哪代，家都是一个人的最后底线。抄家灭族，大概是权力对个人最严重的惩罚。不经允许，拿着钥匙，或者撬门而入，对着家里的一切，用喷雾器乱喷一气，这跟抄家也没什么两样了。

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故事”刊发文章《说说入户消杀：你会交出你家的钥匙吗？》批评说，入户消杀对清除病毒效果极有限，对激起民怨效果极显着。“入户消杀”是否有法可依，这个问题更加重要，它涉及到人们最基本的安全感。法律界有句经典格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人们经常用这句话来表明自己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正如作家那多说的，强制入户消杀会让人恐惧，那是一种安全感的极大丧失，会让人想，这样都可以，那还有什么不可以。

作者表示，捕杀业主的宠物，摔了老太太的鸡蛋，毁坏小摊贩的一车蔬菜，要求上交钥匙，入室捣腾你家……侵犯是循序渐进的！真到了这一步，你会交出家里的钥匙吗？

作者“桃花潭李白”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桃花潭李白”发表文章《说几句“入户消杀”》批评说，入户消杀很荒谬，也很可怕。这篇文章写道，“根据现有的全世界科学界对新冠病毒的研究，病毒暴露在空气或物体表面，超过72小时，就基本没什么毒性和传染性了。新冠病毒，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飞沫口鼻传播。病毒物传人的证据，极其缺乏。这些都是科学常识。现在，人都给拉到方舱隔离14天了，人身上的病毒都死了，从阳性都转阴了，停留在人体以外的病毒，还能活吗，还能传染人吗？”文章继续写道，“强制入户消杀，是一件踩底线的事……如果那扇被称为家门的门，可以随时被人以一个理由撬开，普通人，还有什么最后的安全感可言？”作者呼吁，“个人的人身自由与财产权不受侵犯，是我国宪法的基本条款。那是每个人安全感的基石。任何人，任何组织，不能随意动这个基石。不能以防疫的名义，突破这根红线。任何地方政府，不能以防疫消杀为名，未经个人允许和授权，随意处置、破坏、侵害个人私产。”

上海历史学教授卢明明5月11日发表《致大上海官民书》说：“更让人们难以理解，不能接受，无法容忍的是：一些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态度凶暴，手段拙劣，戾气猖狂，令广大市民感到格外痛楚，特别惊惧，绝顶恐慌。上海，自开埠以来，在将近180年的历史中，何曾有过这样的沦丧！抗疫，原本为了维护民众的生命安全，保障大家的肌体健康，怎么会变异到如此惨烈，这般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