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10月10日），是世界卫生组织设立的第2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生活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增大、人际关系紧张等原因，导致人们的精神心理问题日趋突出，精神障碍群体发病率不断提高。中国残联统计显示，目前我国精神障碍病人有827万。央视记者也在精神卫生专科医院北京回龙观医院进行了采访。
研究生毕业的小丽，半年前，被确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她一直不肯承认自己患病，每次都是母亲代替她到回龙观医院就诊。小丽的母亲讲，孩子才26岁，变成了精神病患者，自己也无法理解。
主治医生牛亚杰介绍说，学习上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处理等，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些明显的焦虑和抑郁的情绪，这些往往被家长忽视了，耽误了孩子及早到医院就诊。
由于家长对精神疾病的知晓度不足，缺乏相关的知识，对孩子的认知、情感、动作行为等异常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 杨甫德：精神障碍患者如果不能够及早的得到诊断和治疗，残疾发生率会比较高，而精神障碍患者最佳的治疗时间是在发病后的半年内，最长不应该超过五年。
杨院长介绍，2015年，北京回龙观医院年门诊量达到129587人，住院人数6000人，医院就诊人数和住院人数递增18.55和19%。
康复治疗：精神障碍病人回归社会
作为一群特殊的患者，精神障碍病人在出院后，还需要继续进行康复治疗，之后才可能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的生活。康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专业治疗的同时，社会和家庭的包容和关爱，也是他们重拾生活信心的关键。
月坛街道静心园，是北京市数百家针对精神障碍病人开办的温馨家园当中的一家，从医院走出的精神障碍病人，在这里逐步得到康复，并通过训练消除其对疾病的病耻感。
目前，我国精神障碍病人的康复，主要以医院康复和社区康复为主，到2015年底，全国有2705个县（市、区）开展了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为580.6万重度精神障碍病人进行了综合防治康复，社会参与率达到51.6%。基层社区工作人员也希望社会多给精神障碍病人以理解和关爱。
（来源：央视网http://m.news.cctv.com/2016/10/10/ARTIYjX0vVdfqbAO1n4PpWtv161010.shtml
2016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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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精神障碍病人达827万 发病群体年轻化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超1亿 抑郁症患者逐年增多
今年10月10日是第二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根据我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其余大多数是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障碍或心理行为障碍患者。同一片蓝天下，他们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自身饱受精神折磨，也给家人带来无尽苦楚。健康人群中，也有不少人深受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常发出“我是不是抑郁了”的疑问。
阳光再美好，须得打开心房才能感到温暖。心理健康是个人幸福、家庭美满、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关注国人心理健康，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引起全社会关注。
不良情绪离精神疾病有多远？抑郁症等心理精神疾病的患者为何逐年增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有哪些影响？如何帮患者走出阴霾？如何预防心理精神疾病？本版将分两期探讨这一话题，敬请关注。
——编 者
抑郁患者门诊量每年增加20%，3000多万儿童存在心理行为障碍
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快、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自诉心理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生活中，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抑郁症患者——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沉默寡言，间或喃喃自语，偶尔歇斯底里。究竟什么程度的心理、精神问题属于疾病范畴？
谭先杰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国庆前，他在新书《子宫情事》发布会上透露，自己曾在5个月内送走13名绝症病人，深受负面情绪困扰。“生命不能放不开，我最终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对着大山大声喊，直到声嘶力竭、内心平复。”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种暂时的抑郁、烦闷不是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黄世敬说，负面情绪像饮酒一样，控制在一定的量之内，对人没有影响；一旦超过这个量，就可能醉酒伤身。比如抑郁持续2周以上，并且无法自我调整，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在临床上就会确定为抑郁症。“轻度的抑郁症可以通过自我转移注意力等调情志的方式，以及专业医生的疏导，得到治愈。中度以上的，就需要心理治疗加上药物治疗，来控制病情。”
近年来，在互联网加速信息传播的背景下，人们感觉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导致的自杀事件似乎逐年增多，这是否表明我国这一类精神疾病呈多发趋势？
——抑郁症患者门诊量猛增，但尚未开展过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2009年6月13日，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北京回龙观医院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费立鹏对我国4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据此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调查结果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介绍，我国目前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管理。“在精神疾病患者中，这6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比例并不高，抑郁和焦虑症患者占比最多。”
医疗机构的数据支持这一判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介绍，该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医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目前安定医院抑郁症患者的门诊量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令我们不安的是，非精神专科医生对抑郁症的总体识别率较低，临床上很多患者的抑郁症状未引起医生的足够重视，继而导致治疗和干预率非常低。”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开展过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因此还无法从数据上支持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心理疾病呈多发趋势的结论。”王刚呼吁，应绘制我国精神类疾病“地图”，为国家因地施策，以及医学界有针对性地立项、科研，提供数据支持。
——“一老一小”精神卫生状况堪忧。
国庆长假，四川自贡市的谭友果家热闹起来了。女儿在广州生外孙后3年来第一次回家，老谭的话多了，眼神也活泛了不少。
“可惜假期结束闺女就得走。房子一空，心也就跟着空了。”谭友果感叹孩子们在身边的时间太短了。
空巢老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专家指出，孤独感最容易使空巢老人产生抑郁、焦虑不安的情绪体验，若不及时干预，常常发展成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年期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达1.5%，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事关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引起关注。
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卫生状况也令人忧心。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组主任委员郑毅教授介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儿童精神科门诊中占60%以上，目前约有3000万儿童受到不同程度心理行为障碍的困扰。“比如行为异常、性格缺陷、情感障碍、社交不良、性角色偏差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障碍’会发展为比较严重的精神类疾病，这会影响孩子成长，甚至发展为社会问题。”郑毅说。
生物遗传性的个体基因缺陷、社会转型期的集体心理教育滞后，多重原因叠加致病
不久前，影星乔任梁因抑郁症自杀离世，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令人们唏嘘不已。
人们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受外界影响所致？
28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小刘抬头望向天花板，南边墙角处的那摊水渍又出现了，慢慢化成了一朵骷髅花。“每天我都能看见这朵花，楼上邻居为什么就不承认呢？”其实，滴水声是他的幻觉。这就是妄想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苦楚人生。
杨甫德表示，重性精神类疾病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染色体基因片段存在缺陷、畸变、冲突。在童年的潜伏期，会表现出躁狂等症状，到青壮年期发病后更为明显。而相比之下，抑郁症等病症的生物遗传性病因是次要的，主因是应激性心理反应。比如长期被不良情绪侵袭，包括被坏人欺骗、被亲友误解、被同事冷落，以及投资、入学、擢升不顺……一件件糟糕的小事情不断累积，就可能在遇到突发重大事件时，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难以自控的“情绪”演化为令人崩溃的、导致精神类疾病的诱因。此外，像患者术后、女性产后、老年人退休后、灾害发生后等，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出现巨大变化，而心理调适未能同步，就会导致抑郁症。
专家指出，无论病因是生物遗传因素，还是个人的应激心理反应，都与社会环境这个外在“催化剂”有关。王刚分析，从发病的几率来说，基因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异。内因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外因——社会环境。“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感觉人生中不可预测的压力增多，很多诉求难以实现。加之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猝然发病。”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郑日昌认为，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从收入到就业，人们都在“分配”的轨道下按部就班地生活。“而市场经济带来了多种选择，产生多趋冲突。一些人什么都想要，车子、房子、票子，反而引发内心焦虑。”
在黄世敬看来，国民心理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容易产生焦虑。“某些群体富而不安，物质丰厚了，幸福感反而下降，出现失眠、焦虑、抑郁等症状，心里的这根弦越绷越紧，最终断了。”
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应将其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予以重视
精神类疾病对病患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干扰慢性疾病预后，影响身体健康。近年来，躯体疾病共患精神类疾病的患者不断增多。在神经内科就诊者中，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最高，慢性疾病如心绞痛、关节炎、哮喘、糖尿病甚至癌症等，常常共病抑郁症，而抑郁症又可影响慢性疾病的预后。在患这些疾病的老年人群中，抑郁症的发病率更高，抑郁症对健康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慢性疾病本身。
抑郁症与“自杀”如影随形。“自杀意念”是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杨甫德介绍，数据显示，抑郁症病人中，15%最终会自杀死亡，约70%曾经出现过自杀的想法。另外有国外的数据表明，在所有自杀死亡的人群当中，大概有70%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
三毛、海子、张国荣……不少明星都因抑郁症离世。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40%患有抑郁症。另有数据表明，自杀是我国全人群第五位、15—34岁人群第一位死亡原因，自杀每年导致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失去父亲或母亲。
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2014年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等机构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的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1000万，其中0—14岁的患儿可能超过200万。大多数患儿家庭为了治疗倾尽积蓄、负债累累。
“经济负担倒在其次，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释怀。”北京的王先生说，他的老母亲退休后性情大变，记性不好、疑心重、脾气大，经常摔东西、打骂家人。“她以前是医生，一辈子为人和善。现在每天见面就吵，大半夜让我们去给她做饭，还跑到我单位闹事，老板让我回家处理完家事再上班，没办法我只能辞职。一家人原本经济上很富足，晚辈们学业、工作都很出色，但妈妈这种情况让我们高兴不起来。”经过咨询，王先生得知母亲可能患上了抑郁症。“麻烦之处在于，她否认自己有病，拒绝就医。”王先生很无奈。
专家认为，抑郁症等心理精神疾病患者虽然没有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但对家人生活的干扰至为深远。比如，孩子们生长在父母或祖父母罹患抑郁症的原生家庭，对其未来的一生都有不利影响。
增加全社会医疗负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采访中专家表示，近年来，精神心理问题与社会安全稳定、与公众幸福感受等问题交织叠加等特点日益凸显。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逐年增多，心理应激事件肇事肇祸案件时有发生，老年痴呆、儿童孤独症等特定人群疾病干预亟须加强，精神卫生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
“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应将其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予以重视，全方位关注，全面谋求改善。”郑日昌说。
（来源：人民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4/c_1119714631.htm 2016年10月14日）要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回家”
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430万例，是极为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专家指出——要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回家”
精神卫生，既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在现阶段还是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数量逐年上升
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例，患者管理率达73.2%，其中96.9%患者病情稳定或基本稳定。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极为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存在贫困率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治疗依从性低、缺乏足够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等问题。”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王斌介绍，根据分析结果，这部分患者男女比例为1.07：1，有精神障碍家族史的占4.67%，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患者高达83.6%，18~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76.1%，患者贫困率达55.3%。
令王斌欣慰的是，全国已有近1/3的省份出台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专项政策，北京、长沙实现了门诊患者免费服药，四川对门诊患者实行定额支付且不设起付线，江西和云南对贫困家庭患者实行免费救治。“要通过救助和治疗，让患者恢复心理健康，找回自己心中的‘家’。”
但是，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也指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一旦发病对社会有一定的危害性，多部门要联合起来预防和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对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肇事肇祸重大案（事）件进行通报和结果跟踪。“公安部门对有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依法处置和强制医疗，部分地区肇事肇祸率有所降低。”
根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报告，这部分患者数量正在逐年增加，甚至还有一些没被发现的患者。“虽然有民政、卫生等相关机构在为患者提供医疗和救助服务，但数量不多且服务质量和水平需要提升。此外，我国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社区康复服务比较滞后，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体系。”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指出。
三分之二的县域无精神科医生
在我国，精神科医师和儿科医师一样，存在严重不足的现状。据统计，全国现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即便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人均每万人口的精神科医生数量也是偏少的。而在县城，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目前，全国三分之二的县区没有精神科专业机构，当然就没有精神科医生。提到县医院设立精神科，王斌说，各县的工作进展程度差异大，这项工作需慢慢推进。王斌说，现在很多地方尝试在县级医院建神经精神科，让神经科医生来参加精神科的培训，“我们也鼓励这样一些做法，精神问题和神经的问题自古以来是一脉相承的，有很多关联性”。
王斌强调，培养精神科医生一定要严把质量关，进行考核。此外，还要培养精神科护士，有医生和护士才能把这个科撑起来，现在是成熟一个、完善一个，这项工作在“十三五”期间还要继续做下去。
有些地区尝试推动在综合医院，尤其是县医院设立精神科或心理门诊，方便患者就近就医。江西省已在70余所综合医院建立精神科，基本实现了全省精神卫生服务网络全覆盖。
（来源：光明网http://news.gmw.cn/2015-10/11/content_17302686.htm 2015-10-11）特殊家庭：飞越精神病院
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自愿住院、出院。而新法实施之后，国内各精神病院都出现了患者家属拒绝接收本人要求出院、经医院评估也可以出院的康复患者，使新法实施遭遇“家抵制”。
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在全国首创精神障碍患者院外“家庭”，使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出院患者通过“家”的帮助，迈出回归社会和家庭的第一步。5月22日，本报记者对全国首个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之家进行了一天的体验性采访。在这里记者听到最多的是——“我想回家”。”
芳姐、穆智、王英、悦悦、赵丙志、大奎、刘琦，7名曾经是重症精神分裂的患者，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海棠园”之家。
海棠园的房子租用的是一处有两三百平方米的农村四合院。里边分别有一个男宿舍、一个女宿舍，有客厅、洗漱间、男女厕所、厨房、餐厅等，客厅里有沙发、平板电视。
5月22日早晨6点刚过，海淀区上庄镇一个特殊的家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女主妇芳姐先蹑手蹑脚地起床，这时房间里岁数最小的悦悦还在睡懒觉。芳姐简单洗漱之后，先进厨房熬上一锅稀饭，又到街上的早点铺买了十几个烧饼夹肉。
早晨6点30分，家里的其他成员都起了床，气氛开始热闹起来。家里的男主人穆智拿着笤帚在扫地，赵丙志、大奎和刘琦兄弟三人洗漱完了开始吃早点，女房东赵静坐在小椅子上说说笑笑地给悦悦做新发型。
吃过早饭，护士长老穆带着赵丙志和大奎等几个男人到“家”里的小菜园去绑黄瓜架，芳姐收拾完厨房开始盘算中午给家人做什么饭。大学文化的穆智到院门口的“话吧”去看店面，臭美了一早晨的悦悦坐在“家”里开办的小超市里开始卖东西。
“女家长”治家井井有条
时尚爱美喜“网购”服装
芳姐是大家庭选出来的“女家长”，一年多的时间里，芳姐把一家人每天的伙食料理得井井有条。
记者见到芳姐时，芳姐上身穿一件湖蓝色的纱质衬衫，下身一条白色长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皮凉鞋，非常时尚。芳姐笑着告诉记者，她的这身衣服都是从京东上“网购”的。为了让住在“家”里的精神病康复者跟上时代生活，海棠园里配置了电脑，爱美的芳姐和女孩悦悦，已经跟着护士和家里的女房东学会了从京东上“网购”衣服。
上午10点多，芳姐开始给家人准备午饭。“中午咱们吃什么啊？”40多岁的芳姐笑着问家里的“大当家”白护士长。“按照食谱今天中午应该吃排骨，早晨问大伙儿他们说还想吃豆腐要不咱们再做个豆腐？”白护士长随口道。
“排骨早晨化上了，好像还差点。还得再上街买点，连带把豆腐买回来。”芳姐说着挎上了装钱的小腰包。随后志愿者拉着小车，芳姐、白护士长等三人来到街上。
“这家的排骨挺好的。”“豆腐十七八个人吃怎么也得买八斤。”“姜家里还有一小块，要不咱明天赶集再买？便宜。”一路上芳姐不断盘算着怎么让家人吃好钱还别花超了。
上午11点，记好账目的芳姐告诉记者，上午买了两斤排骨、八斤半豆腐、五斤黄瓜、五斤馒头……一共花费了109.5元，她带了385元还剩下280.5元。
芳姐是地道的北京人。家里有丈夫和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十多年前，芳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精神病院。这一住就是八年多。自从芳姐被送进精神病院，就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天就是吃药吃饭睡觉，没事就在封闭的病房、楼道里呆着。
近两年芳姐不断要求出院，医院也多次和芳姐的丈夫商量说芳姐的病情已经非常稳定可以出院，但是芳姐的丈夫却不同意接。病友们告诉记者，芳姐的丈夫拒绝接芳姐出院是因为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2011年医院创建了海棠园，芳姐办理出院手续之后住进了医院给她安排的“家”。
“男家长”负责经营“话吧”
上街买电挑战独立主外
穆智是大家庭选出来的“男家长”，他是一名老大学毕业生，有文化，负责经营“家”里的“话吧”、打印社工作。“话吧”里有一台电脑，他平常没事的时候练习在电脑上敲字，虽然现在敲得还很慢，但是他相信很快自己就能熟练地掌握电脑。前两天，他还给自己买了部新手机。
居家过日子，到银行、邮局买电、交燃气费等等都是最常做的几件事，但是对于在精神病院住了18年的穆智来说，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买电。为了做好“男家长”主外工作，他开始第一次尝试独立外出买电。
买电地点是在上庄供电所售电营业厅。海棠园与上庄供电所售电营业厅隔了一条长长的水泥路，步行来回一趟需要四十来分钟。2月份刚来时，穆智跟着其他家人去买过一次，知道了买电的地点，也熟悉了基本流程。
第一次独自上街买电的穆智拿着装有购电卡和1000元现金的信封上路了。路上车辆、行人不多，穆智的步伐仍显得有些慢。住院18年，他的反应速度、行动能力难免退化，现在正努力一点点恢复。
走了约半小时，到了上庄供电所售电营业厅。大厅里有两个窗口，穆智稍稍迟疑了一下，朝着“缴费”窗口走过去，轻声问：“请问交电费是在这儿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从信封中掏出购电卡，递给营业员。
“我买950块钱的电。”穆智说。他记得白护士长说过，目前家里的电费由精防院承担，报销额度不能超过1000元，所以每次固定买950元的电。营业员告诉他，第一档0.48元/度的电已经用完了，只能买第二档，0.51元/度，并问要不要买？上次来买电交钱、刷卡就行了，因此这是穆智始料未及的。
“第一档没有了也没办法，反正总是要买的。”思索一阵后，穆智决定就买第二档的电。一分钟便办理好了，接过营业员递出的购电卡和找的50元钱，穆智小心地装回信封，放在裤兜里。临走时，穆智不忘对营业员说了声“谢谢”。
走出营业厅，穆智如释重负地笑了。“其实挺简单，以后就我自己来了。”穆智告诉记者。
穆智，东北人，1985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的一家仪表厂工作，两年后患精神分裂症住院，一住就是18年。他在仪表厂工作时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患病后北京的单身宿舍被拆迁。穆智至今未婚，在北京也没有亲人，老家父母已经去世，只剩一个妹妹，想回家但出院后无处可去。
最小家庭女成员管超市
进货卖东西算账一门灵
海棠园的第一个家庭成员是23岁的女孩悦悦，也是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悦悦脑子好使，被“家长”安排看超市卖东西，小姑娘现在进货、口捻账都一门灵。
今天早晨，悦悦梳洗完毕后，特别是被“女家长”打扮一番后，开始坐在“家”里开办的小超市里卖东西。今天护士长交给悦悦一个新的康复任务，让悦悦自己打电话给供货商给超市进货。
住院期间天生活泼的悦悦就天天吵着要回家，医院也认为悦悦病情稳定出院回家没问题。海棠园一建立，院里就安排悦悦到海棠园来生活。没想到一直吵着回家的悦悦听说要让她到一个陌生的家里去生活，死活不愿意来。最终医院只得答应先来试试，不习惯就接她回去。现在悦悦已经在海棠园生活了近两年，每当护士开玩笑说送她回医院，悦悦都赶紧说：“我表现多好啊，干吗送我回去？”
悦悦父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悦悦小时候父母离异，悦悦跟着父亲和奶奶生活。悦悦读初二时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来到海棠园之前悦悦已经在精神病院关了3年多。但悦悦奶奶年迈、父亲有病，作为监护人的姑姑是一名公交车售票员，白天要上班，实在无力监护悦悦。
家庭女成员扫地帮厨
出游聚餐爱吃柿子椒
海棠园里有一名叫王英的女康复者，40多岁，梳着短发，身体已经明显发胖，是家庭的女成员。由于智力和情感已经开始退化，王英被安排在厨房里帮助择菜、扫地。
从记者早晨走进这个“家”，就发现王英总是低着头，谁说什么她也不搭茬儿，谁叫她干什么，她也只会用简单的“哎”或点点头来回应。大家开玩笑时王英也很少笑。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精神病患者的几个阶段是病情发作、长期封闭治疗社会功能和生活技能下降，情感退化最后完全变成废人再也无法回归社会和家庭。
来到海棠园后，王英碰到了她入住精神病院8年后的一件高兴事：出游聚餐下饭馆儿。由于“家长”精打细算过日子，海棠园的“家”里有了1000多元的结余。经院里同意，“家长”们决定带着家人组织一次春游，再下一次饭馆儿。那天医院给安排了一辆面包车，一家人到公园玩了一天，中午还在饭馆搞了一次家庭聚餐。这让平时胃口好的王英非常高兴。聚餐会上，“家长”让每个家庭成员点一个自己爱吃的菜。问到王英爱吃什么时，王英少有地抬起头说：“柿子椒。”记者采访时白护士长问王英：“你几年没吃过饭馆了？”王英道：“8年。”
王英家里有丈夫和孩子，但是王英在精神病院住院8年多，她的丈夫很少来看她，过年过节也从没有接她出去过。王英几乎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三名家庭男成员种菜
赶集卖菜和顾客砍价
赵丙志、大奎、刘琦，是大家庭中的3名男成员，都是50多岁。他们主要负责“家”里的小菜园。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去小菜园绑黄瓜架。每逢周五，是小牛坊村里的大集。除去看超市和“话吧”的人，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去赶集。芳姐等趁着集市上菜肉便宜，多买出家人几天内要吃的肉菜。家里的3名男成员则把菜地里吃不了的蔬菜拿到大集上出售，和其他菜农一样，他们也想把蔬菜卖个好价钱，多卖点。一来二去，他们已经能熟练地和顾客聊聊天，砍砍价。
家里超市、“话吧”、菜园的收入，院里全部返给家庭成员，“家长”根据每个人的出勤、劳动态度和对“家”里的贡献，把钱分给大家。
赵丙志：50岁未婚，20多年精神病史，住院9年。父母去世，家中还有两个哥哥都已经成家，想回家但是哥哥不同意。
大奎：50多岁，家里有妻子、儿子，十几年精神病史，住院7年。想回家也可以回，但是妻子说为供孩子上大学已经把家里的房子出租，妻子回娘家居住，大奎回家也没地方住，不同意接回。
刘琦：50多岁，住院8年，想回家也可以回，但是家人不同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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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患者院外之家已建6个
2010年，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建起了第一个精神障碍患者院外之家——玫瑰园。2011年，医院又建立了海棠园、水仙园、长乐园等5个家。每个园的规模在15个人左右。每个“家”配备一名负责人，两名护士两三个志愿者。
据游秋萍副院长介绍，医院建“家”的模式是：由医院出钱承租房屋让办理了出院手续又不能回到自己家的康复者居住。住在郊区“家”里的康复者每人每月收取1100元的费用，住在城区的康复者由于房租比较贵，每月缴纳1500元的费用。其中510元作为康复者的伙食费，其余用于支付房租、水电燃气、志愿者补贴等费用，不够部分医院承担。康复患者承担的费用基本不高于住院期间的自费部分。康复者自行承担的费用有的是康复者用自己的退休费缴纳，有的由家庭或单位补贴，家庭困难的康复者由残联、街道等机构支付。
早期的“家”是由一名康复护士带着3名义工在“家”里照顾这些康复患者，后期就由康复患者自己从康复患者中选出自己的“家长”。康复者选择“家长”的标准主要是看有没有对家庭生活的规划和组织协调能力，自己能不能以身作则主动承担家庭事务等等。家长要能够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家庭成员之间出现矛盾，要能够出面协调解决。“家长”由康复护士（负责人）提名，家庭成员举手表决通过。“家长”在负责人的指导下安排家庭生活。“家长”有权决定家庭事务的重大开销，根据家庭成员的表现给予奖励。“家长”定期改选、轮换，让每个康复患者都有机会通过当“家长”锻炼组织家庭生活的能力。
住在“家”里的康复者可以自由出入家门到街上活动，还可以到附近赶集买东西和街坊邻居聊天。康复患者之家每周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志愿者负责24小时陪伴康复者，护士负责按时安排康复者免费服药。观察康复者的情绪变化，发现康复者有情绪变化或者旧病复发的迹象及时报告医院收治。
对话院长
我不想让20岁的人老死在医院里
一天的体验之后，记者就创办精神病患者康复之家的初衷和目前遇到的困惑、困难采访了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
记者：当初是什么让您决定尝试建立精神病人的院外之家？
王诚：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安定医院工作，亲眼看到了精神病患者的痛苦，只要家属不接病人十年二十年只能在封闭的精神病院里关着，甚至老死在精神病院里。你想象不到，有上千张床位的精神病院里，每个封闭的楼道里八九十个一样衣服、一样面孔的老年患者步履缓慢地来回溜达。他们中就有我年轻时医治过的患者。那时我就在想，这种状况不改变今天的年轻患者，就是明天封闭在病房里行动迟缓目光呆滞的疯老头。
后来我走上了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的领导岗位，正巧有个和意大利合作的项目组织我们到意大利去参观学习。意大利在1978年全面废除了大型精神病院，所有的精神病患者回到社区,有些还带着症状生活，效果非常好，对我的震撼也非常大。所以从2009年年底开始，我们开始尝试建立第一个精神病患者院外之家——玫瑰园，后来又陆续建成了海棠园、水仙园等5个园。
记者：目前遇到的困难和困惑是什么？
王诚：首先是观念的转变非常难。长期以来，社会各界都认为精神病人就应该关在精神病院里。患者不能回到社会，家属等等都觉得把病人关在医院里省心，不接受把病人接出医院。但是新的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患者实行自愿住院、出院，这种观念必须改变了。
再有社会接纳精神病康复者还有很大障碍。比如我们建“家”首先要在院外租房子，很多房主一听说要住精神残疾患者，第一反应就是一口拒绝。我们在承租第一个城区的患者之家时，曾经被拒绝过六七次。
记者：您认为这种院外之家应该是患者回家的中转站还是长期住所？
王诚：这种模式在香港被称为“中途宿舍”，就是精神病患者从医院到回归家庭的中转站。而意大利的“家”有三个功能：第一是患者从医院到回归家庭的过渡，第二是为那些确实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个长期的居所，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第三是精神病患者在出现轻微的精神病反复时，送回这种开放式机构，边生活边治疗。（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bjyouth.ynet.com/3.1/1306/03/8050740.html）七、民间行动与倡议：学者评估我国地方精神卫生条例的不足
近日，在2012年第2期《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上，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狄晓康、肖水源共同发表论文，旨在了解我国大陆地区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在内容上的不足，为精神卫生立法提供建议。研究指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需要在对非自愿就医的标准、批准机构、复核机构、实施步骤、期限等方面做出明确的规定；需要规定切实可行的审查、监督机制及司法救济途径；需要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就业、住房权利和社会保障制订具体的规定或实施细则。
采用专题讨论的方法，对我国大陆地区六部地方精神卫生条例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精神卫生立法的检查清单》进行评价。
结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立法检查清单，六部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彼此之间相差不大，六部地方性精神卫生条例在自愿入院、自愿治疗、非自愿入院、非自愿治疗、社区中的非自愿治疗、特殊治疗、监督调查机制、犯罪的精神障碍患者的处理、保护弱势群体、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就业、住房权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具体规定较少。（来源：医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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