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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许志永法庭陈述:美好中国

    我想有一个梦想,美好中国,美丽且自由,公正、幸福。那是民主中国。天下仍是天下人之天下,非一族一党之江山,真正人民的国家,政权出自选票,而非枪杆子。

    人民定期选举议员、市长、省长、总统,权为民所赋,民有、民治、民享。从此,人民不再是独裁者遮羞的幌子,不再是王朝轮回中默默无闻的蝼蚁,而是国家真正的主人。从此,执政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占领者,而是谦卑的服务者,他们公平竞争,人民择优聘任。从此,政权更替不再刀光剑影,血雨腥风,而是人民节日的庆典。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三千年了,中华民族必将走出历史的三峡,走向现代文明。民主中国,就在我们这一代,绝不把责任推给下一代。

    那是法治中国。立法民主,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通过民主程序制定法律,代表最大多数人利益。没有统治者强加于人民的恶法,也没有纪律、规矩之名的法外之法。执法严明,人民选出政府执法为民,没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任何弱者在法律保护之外。司法公正,法官独立,除了法律,没有别的上司,以法律和良心公正裁判。

    从此,法律不再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公平正义的尺度。从此,法官不再是特权集权的刀把子,而是正义的守护神。从此,法治天下,所有权力都在法治秩序中,人民以法治为信仰,公平正义如大水滔滔。

    那是自由中国。我厌恶权力横行,人性扭曲的社会。少数官僚决定13亿人信什么主义,说什么话语,听什么新闻,看什么电影。他们筑起高文化防火墙,隔离了中国与文明的世界。豢养数百万网监、网警、网评员,扼杀人民的声音。他们用数亿摄像头和大数据打造密不透风的监控网,使国人在权力面前,如同赤身裸体。他们还侵入人们的精神世界,焚烧十字架,拆毁佛学院,迫使本土新宗教流亡世界。

    没有绝对自由,但这绝对不是恣意扼杀自由的理由。人类文明有普世的标准,那是写在世界人权宣言,也写在中国宪法里的自由权利,不能永远是一张白条。

    我渴望一个自由的国度,没有权力怪兽横行的中国。我们有信仰自由,信什么宗教,什么主义是个人天性,权力不得干涉。我们有言论自由。没有大规模删帖封号,政治言论无禁区,再也不会有人因为表达政见而身陷囹圄。我们有公共参与自由。没有虚假的被操控的选举,没有“妄议”,每个人都有组党、结社、参与公共事务的自由。我们有个人生活自由。没有老大哥无处不在的眼睛,每个人在权力面前有隐秘、有尊严。自由中国,人民如春天蓬勃生长的嫩芽,托起古老东方重生的文明。每个人免于权力扭曲,活在真实之中,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没有绝对的自由,中国人没有权利。可悲的是,有事找关系成了中国人的常识。每个国家都有不公平,而中国不一样。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自由的媒体,没有不同的声音。反腐仍为统治者清除异己的驭官之道。中国最大的不公平是专制,一个特权集团垄断全部国家权力和经济命脉。高油价、高房价、高税收,处处盘剥。人民不堪重负,而盘剥者却说自己年年亏损。

    我渴望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没有特权关系弥漫的中国。有受人民制约的权力,清白廉洁、当官不为发财而是为公共服务;有公平的教育,不分户籍、城乡与贫富,每个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公立学校不分重点与普通,家长们免于择校的焦虑;有公平的择业机会,不分信仰、党派、性别,公共职位平等的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不需靠权力关系,只需靠才能品德就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创造自己幸福的生活;有公平的养老,不分城市、乡村、公务员、企业,养老金与在职工资比例大体相等,最贫穷的乡村里的老人也有养老金足以过上体面的生活;有公平的医疗,不分官员、平民,大病免费医疗,再也不会有人因为生病而贫困。

    公益中国,强有制约、弱有保障,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从摇篮到墓地没有那么多愤怒焦虑,每个人脸上幸福的笑容,那是充满爱的中国。我厌恶戒备,冷漠,互害的社会,从小被教育不要相信陌生人。毒奶粉,地沟油,假疫苗,瘦肉精荼毒多年。人人带着厚厚的面具彼此戒备,看到老人倒在地上绕道走。每个社会都有人情冷漠,而中国不一样。这个国家的根基是阶级斗争,是兵不厌诈的枪杆子。包括国家权力陷与丛林,毫无底线,社会失去了良心的基石。唯物主义教化多年,人们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而人心离弃了彼岸的精神世界,爱便成了无源之水。

    我渴望一个充满爱的国度,没有恐惧记忆、阴霾笼罩的中国。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敬天、爱人,头顶三尺有神明。相信生命同根,源自同一精神家园,也归向那里。在此世经历不同的角色为体验幸福,有差别、有分歧、有伤害,而没有魔鬼。我们沉入自己的角色悲欢,亦在高处回望地上的自己不同的抉择和不同的角色。没有仇恨,唯有慈悲。爱自己,修行此世,完美灵魂;爱亲人朋友,生命之爱,亦有感恩;爱陌生人,彼此微笑;爱仇敌,只有同情没有嗔恨、敌意与捆绑的灵魂;爱众生,万物之灵;爱生生不息的尘世。充满爱的中国,没有魔鬼,没有敌人,没有黑暗丛林。我们真诚、简单、善良,一张张干净的脸,澄净双眸,纯真笑容,那是我们重生的中国。

    2000多年,秦之阴霾笼罩华夏。虽有唐宋复兴,近代的落后实属必然。中华文明重生的根在上头,那里有昊天上帝,有祖先丰美的精神世界,有春暖花开的中国,融入近代民主科学之潮流,重生为辉煌的东方文明。数千年来,人类不同族群沿着不同的道路走到今日的地球村,同一屋檐下精神世界巨大差异。基于不同宗教、文明的冲突已经出现。人类需要新的道路一起走向未来,这是中华的天命,上天留下这片精神旷野,为长出新文明。我们奉献给人类的精神食粮不是祖先墓地的竹简,而是我们这一代聆听的启示:在更高处认识自然,认识自己。这是上帝新的哲学信仰引领新文明时代,那是世人景仰的中国,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那一定是专制结束之后,自由、民主的中国。13亿人共同发出激情活力,创造出世界上最发达的科技,最灿烂的文化,最繁荣的经济。我们有强大的军事,不会占领土地,掠夺资源,只为世上还有暴政与不义等待我们仗剑天涯。我们有最先进的思想文化,不靠强力推广,而是靠它自身的魅力吸引世界,传播四方。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以此为信条,做人一定失败,国家也一样。外交有互利共赢,更有道义担当,独夫民贼永远不是我们的朋友。对于那些至今仍在专制铁蹄下挣扎的人民,我们有责任伸出援手,帮助他们分享人类文明。这是道义责任亦是自身救赎。

    20世纪,给我们身心伤害的国家,我们有勇气放下历史包袱。一个真正自信的大国不会永远沈湎于历史的伤痛,我们携手共创亚洲的美好未来;对于发达国家,我们有互利、有合作、有竞争,共同缔造自由民主世界新秩序。人们需要世界政府以维护和平,保护环境,救助灾害,探索外太空。

    谁让你生在中国呢?对这个国家的爱是不需要理由的,那是上天根植于每一个灵魂深处的一粒种子。爱中国就要努力使她更美好。为美好中国我一生三次入狱:第一次。他们指控公盟一个从无盈利的公益机构偷税;第二次,他们指控我们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扰乱公共秩序;这一次因为表达美好中国的梦想,倡导大家做公民,我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做真公民就是颠覆?践行他们的核心价值观,追求民主自由就是颠覆?唱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就是颠覆?他们的政权何其虚伪荒诞,何等腐朽不堪。为自由、公义、爱,我以受苦为荣耀。我不相信谎言的流沙之上能够筑起民族复兴的大厦;我不相信强权与奴役是中华民族永恒的宿命;我不相信自由的春风永远隔离在高墙之外;我不相信漫漫长夜永无明日。30多年了,从暴风雪中狂奔的少年到黎明之前静待天明,我的人生走在同一条路上,这曲折坎坷的路延续了先贤的梦想。“美好中国”那是孙中山先生一生的奋斗与遗憾;那是林觉民写给妻子的痛心绝笔;那是林昭、遇罗克们以身殉中华的青春之歌;那是1989天安门广场上莘莘学子的泣血宣告。一个多世纪了,在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中华民族历经坎坷磨难。如今神圣使命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公民们,同胞们,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东方文明重生之朝阳即将喷薄而出,三千年之大变局将在我们这一代完成。让我们以公民的姿态扛起来伟大时代,迎接春暖花开的中国!

  • 大午案第四天简报:我想挖出一扇窗

    第四天庭审,今天高碑店市的天阴沉沉的下着小雨,似乎要诉说冤屈!庭审从早上9点开始。

    高碑店市法院继续昨天庭审的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的举证、质证程序。审判长先宣布排非决定,驳回昨天下午辩护人新提出的排非申请后,公诉人继续宣读被告人的笔录。

    被告人纪玮莲(女)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看这个房子可以看出以前是有窗户的,我申请我要换房间,我抓狂我想挖出窗户,我希望把门打开,我想要空气。我提审的次数太少,我记忆力衰退,办案人员帮我回忆细节,我回忆不起来,都是办案人员提示写上笔录的,有视频为证。我希望出去提审,是因为可以放放风。有个看管女工作人员进我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房间5分钟就晕倒了。医生最后2天给我吸氧袋,我一直申请没有给我。(哭诉)为什么那个有窗户的房子要堵上窗户,为什么?我追究我追究。孙大午的辩护人怒斥说,指居期间非人的待遇,纪玮莲最后说的话,只要不是铁石心肠的人,你能不相信吗?我们不希望走形式,这四天排非不就是在走形式吗?公诉人是在制造证据,被告人无法质证。为什么应该提交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不提交?把程序依法处理得当不好吗?庭前会议就是强推,质证你能绕过去吗?

    由于昨天有辩护人当庭发现被告人靳凤羽在高碑店市有其所有权住房这一线索,但是高碑店市公安局依然对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5个多月,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侦查机关对靳凤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涉嫌非法拘禁罪的线索材料。今天上午靳凤羽说,我房子的事我不会追究监视居住我的问题,不想纠结这个问题,希望律师也不要追究,这是我的态度。多位辩护人质证时严肃反驳其,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不应该受被告人靳凤羽左右,发现违法就应该纠正;靳凤羽你有原谅冤枉你人的权利,但是涉嫌违法犯罪线索举报控告是公民的权利,检察机关依据违法犯罪线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是公权力,你无权干涉,检察机关有权依法追究涉嫌非法拘禁罪的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

    孙大午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环境有问题,后来政府加了空气净化器,还是不行。孙志华就是这样把身体搞坏了。笔录必须真实,监视居住时间少一点三个月就可以了。因为你们不让排非,希望法庭让我多说一点,孙志华也是办案人员诱供才说的。孙福硕说,记得核对笔录时,办案民警写的笔录与事实是有出入的,说明笔录是办案人员根据需要写的,有些不记录。为了案子公平公正,笔录要给我们看一下,不起眼的细节单从公诉人读一下笔录是听不出来的,笔录记的是真的吗?我要看笔录,这也是我要求看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原因。

    多名辩护人质证时,强烈要求法院调取讯问同步录音录像,要求当庭播放讯问同步录音录像,来核对被告人供述的真伪,但是法庭不置可否,你叫不醒装睡的人。辩护人指出本案侦查主体的违法,保定市公安局1110专案组是高碑店市公安局吗?无侦查权的主体所做的笔录应当全案排除。几名女被告人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那黑屋子无窗户,新装修后气味刺鼻难闻,指居期间5个多月才洗2次澡,没有人格尊严。

    本案因为大午员工对徐水公安处理8.4土地纠纷时存在过度执法引起请愿诉求,孙大午要求请愿人员自愿参加,限制人数、限制时间,主动避开上下班高峰时间。请愿主要目的是告徐水公安副局长崔超。下午在辩护人强烈要求下,法庭播放了8.4下午现场视频资料,大家就看的很清楚,请愿人员离开机关门口有十几米秩序井然,出现混乱的场面是特警躲在人群后面推,警察在人群前面拉。把许多手无寸铁的请愿人强行拉入机关内,有的人员衣服被警察拉坏,有些妇女被警察蛮横拉扯倒地,典型的诱捕行为。

    公诉人在出示视频时,不愿意播放全部视频,闪烁其词。辩护人要求法庭播放该罪全部视频证据,给法庭内的在坐被告人看,以方便被告人自我辩护。法院审判长不情愿播放全部视频,要求辩护人讲视频节点时间播放,辩护人据理力争要求无需视频节点时间播放,应当全部播放,以便找到对被告人有利的证据。辩护人当庭说出所依据的司法解释是《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2018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十八条开庭讯问、发问结束后,公诉人先行举证。公诉人举证完毕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举证。公诉人出示证据后,经审判长准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有针对性地出示证据予以反驳。

    被告人在看完8.4下午视频后,纷纷表示根本不知道这还能犯罪,知道这是犯罪谁还要去。被告人李大红表示我们去机关就是诉说委屈,请愿,根本没有冲击机关的想法也没有过激行动。我感觉大午集团很委屈,大午集团的人很委屈,把我们抓到这里8个多月很委屈。大午在看完视频后说,在机关门口的请愿人群中后排有一个女的高声尖叫,我不认识她,我希望集团查一下这个人,非常可疑!孙福硕也说人群中有几个穿黑衣的人我不认识,感觉是便衣警察,很可疑。难道还有某些人故意混在请愿人群中制造混乱,构陷请愿的人吗?想想不寒而栗。

    庭审还在继续中,预计要到晚11点……

    大午案法律团队
    2021年7月18日

  • 我想,我很像一朵依米花

    一种生命最后时刻绽放的花朵——依米花

    传说在非洲荒漠中有一种很奇特植物叫依米花。这种植物平时默默无闻,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它与非洲大地上的干旱和烈日抗争,要花费五年的时间,才能将根茎扎入干燥土壤之中……却在某个清晨,突然绽放出无比绚丽的花朵……它的花期很短,只有短短48小时,随后便随母株一起香消玉殒。

    依米花的一生令人感慨!它饱经磨难,用五年的时间只为绽放一朵美丽的花,这是何等的顽强而心酸的壮举!假如依米花生长在水草丰沃的地方,它将会绽放一生的美丽。偏偏,它的家是一片无边的荒漠。这个世界上万物都有灿烂一回的时候,这是上苍赐给万物的权利。我想,我很像一朵依米花。

    2018年8月11日,我二次“煽颠”出狱,一千八百多个铭心刻骨的日子里,侮辱、体罚、虐待、酷刑,我都挺过来了。

    出狱后,陆续接到一些流亡海外的朋友的电话,他们说:家财兄,出来吧,你比我们更有“政庇”资格……

    我说,这我知道,2001年,我第一次被“煽颠”出狱后,到2007年,我已被解除“边控”,我可以去台湾、香港旅游,就有机会“逃离”,但我从来没考虑过。谢谢你给我提供的建议和“线路”、“通道”,我能理解和尊重你们的选择,但我决不离开这块土地。脚下的这块土地,才是我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的热土,才是我的主战场,我要坚守在这块土地上,我愿意为夺回我们被非法剥夺的基本权利而付出一切,燃烧自己的一腔热血,直到生命终结。

    出狱前,一次排队就餐,一位狱友当着老狱警的面问我:财哥,你马上就要出去了,出去后有什么打算?我握紧右拳在空中一挥,坚定地答道:继续战斗!

    老狱警这时插话,笑着对我说:刘家财,看来还没等到我退休,你又要进来。

    第二次入狱及出狱后,一晃就一年了。这一年来,陆续接到全国各地许多匿名朋友们的经济上的资助,以及关心和问候,我心中充满感激!

    你们的关心和帮助,是我克服恐惧,增添勇气和力量的源泉。也是我义无反顾,继续前行的助推器、发动机。

    我们虽远隔天涯,未曾谋面,但我们的心却紧紧连在一起,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路上有你们在默默注视着,并陪伴着我前行。

    刘家财谨以这几句话来表达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本人才疏学浅,词不达意,请你们见谅!

    湖北宜昌煽颠犯刘家财
    2019.07.29

    刘家财简介:刘家财是湖北省宜昌市民主活动人士,自1998年起,一直从事维护人权的工作。那一年,他开始在自己工作的工厂组织工人维权,组织独立工会,由此受到官方的注意。2001年,他因人权活动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两年徒刑;由于悼念1989年天安门镇压中的死难者,他受到国家政权的骚扰。2012年,因为他执着于人权倡导,而遭企业解雇。2015年,他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五年监禁。

    刘家财手机号码:15071814877

  • 80后精神病露宿者的自白:我想有「翻身」机会,但敌不过人生及

    身材健硕、一腔热诚与正义感的年轻人嘉曦,每星期会拿着一大袋面包、杯面、饮品探望露宿者,在露宿者被食环署职员洒水、扫走家当时,他会在示威请愿行动中挺身而出,雄辩滔滔地为他们发声,许多人误以为他是一名社工。其实,他也是露宿群体一份子,在深水埗区断断续续露宿6年,对露宿者的处境有着切肤之痛,加上口才了得,偶尔会被小区组织协会(简称社协,或SOCO)邀请为露宿者在立法会或示威行动上「代言」。
    「我不知道困难的日子会有多漫长,可能过埋听日就上楼,也可能要等到我离开人世,但我相信只要一个人不贬低自己,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你会有翻身的一日。」
    嘉曦渴望「翻身」,更立志要做一名真正的社工,帮助弱势社群,但几年前患上精神病,却让他饱受社会的白眼,难以找到一份长工,几次租到棺材房、劏房后又因租金上涨、工作不稳而流落街头。尽管命运弄人,他直言最难受的,还是政府对露宿者赶尽杀绝的态度,「你(政府)要赶走我唔紧要,但你连听我们说话的机会也不允许,会否太绝情了?」
    今天,他决定站出来,就是要换取一个被聆听的机会,向我们剖白自己的际遇、露宿者的辛酸,以及政府如何无理对待这班位处社会最底层的人,希望香港的露宿者问题能得到更多的关注。
    「露宿不是我的个人选择」
    「无人会想瞓街,很多人只是迫于无奈。」嘉曦斩钉截铁地说。
    在2013年的立法会会议上,社会福利署助理署署长曾形容露宿街头是很多露宿者的「个人选择」,理由是「节省金钱」、「瞓街较为方便」、「不愿与他人同住」,一度惹来多间小区组织的反弹,指责这种说法等同推卸责任给露宿者,彷佛意味着不需要太多政策或援助的介入,露宿只是一已的喜好或是失败。
    对于社署的说法,嘉曦感到被误解,因为他的半生命途坎坷——父母双亡、恶疾缠身,露宿绝不是由自己一手造成。而且,有别于上一个年代较常见的吸毒、酗酒、赌博型无家者,他属于新一代的经济型无家者,露宿的主因多数是失业、应付不了暴涨的租金,背后是一连串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如房屋短缺、经济不景、楼宇租金不断上升等。
    「16岁时,父母突然过了身,房屋署便收回当时的公屋,因为当时未够18岁,政府便派福利署上门,问我想入住保良局,还是找一位亲戚作监护人同住,我选择了后者,与外婆同住。过了两年,外婆亦离开人世,房屋署又再次收番间公屋。」
    「没办法,那时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怎样去加番个名在阿婆的公屋上,房屋署按『规则』要收番。」面对房屋署的无情,以及亲人的逐一离世,年纪尚轻的他伤痛之余,更感无助和孤独,在身无分文之下,他读完中三便辍学,省下升学的钱,出来打工养活自己,好让自己「有瓦遮头」。
    学历低微的他,起初靠一把口搵饭食,当上了手表推销员,收入不错时还能租一房一厅的单位居住——直至他患上重病,失去工作能力。「大概是2010年中吧,肾脏、腰骨等问题涌现,每隔几天就要请病假,请不到假便变做part-time,但后来病到连freelance也应付不到,便沦落至失业、交不起租,要露宿街头。」他这辈子也不会忘记,人生第一次尝到被业主赶出街的苦头,是在2011年的农历新年前夕,那天家家户户都窝在家中吃团年饭,他却在冰冷的深水埗的街道上蹓跶至天亮,要到避寒中心「过大年」。
    露宿诱发精神病 没有地址难找工作
    16岁失去双亲、18岁失学、20岁失业,嘉曦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在漫长的孤独日子中,他患上了精神病,首次病发是在露宿后的两年,「当日我上社协找阿东(社协干事吴卫东),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突然不断撞头埋墙,又拿剪刀自残,幸好阿东及时制止我,送我进医院急症室。」急症室将他的个案转介至精神科,被医生确诊为「思觉失调」,认为成长背景、露宿、失业都是病发原因。
    然而,一日未摆脱露宿的困境,嘉曦的病情只会恶化下去——几个月后,他试过割脉自杀,再被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及后在2015年年头,又曾失去控制及知觉,整晚在街上大叫大嚷、胡言乱语,演变成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至今仍要服用大量药物才能保持清醒。
    沙田医院精神科医生严始立表示,露宿者精神病发的机率比平常人高,亦有精神分裂者因出现妄想、被害的症状而不敢回家,沦为露宿者,根据她在2015年做的香港无家者精神状况抽样研究,高达56%的露宿者都患有精神病,惟大部分没有「识病感」而延误诊治,嘉曦算是比较「自救」的一群,愿意自己求医。
    嘉曦直言,最令他困扰的,不是病患本身,而是社会对精神病的歧视和不解。「找一百份工也没有回音!不知道是我诚实还是愚蠢,每次我都会向雇主坦言我有精神病,因为有时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便要覆诊一次,我点都要向他请假。不少雇主听罢都说:精神分裂会斩人喎!然后便叫我等消息。」「又有一次,我住在仁爱之家(露宿者临时收容中心),半夜大吵大闹,被宿友举报,修女误以为我吸毒,便将我赶出宿舍,说我会影响其他人,我不断跟她解释这是精神病,她也不相信。一个月的宿期,本来已经很短,但旁人的不信任,却令我连宿舍也住不到。」
    他认为,精神病、露宿者是双重标签,让他们成为边缘中的边缘人,是求职的一大挑战,更难单靠自己力量脱贫。「求职申请表上地址一栏,我们又应该写什么呢?通洲街公园?深水埗某隧道?明爱医院急症室?你不能这样写吧,就唯有漏空,但雇主一定会追问,最后还是如实招来,份工便石沉大海。」他又表示,有些露宿者连手机号码也没有,或弄丢了身分证却没钱补领,根本无可能成功求职,但若他们要申请综援,每月都要参与强制性的自力更生计划,每两个星期应征两份工作,通常都会失败而回,原因不外乎上述几点,他希望雇主能更寛容地看待他们的难处,给他们一个起点去以工作摆脱露宿生活。
    多次上楼仍不敌贵租    陷入「再露宿」循环
    有些人以为露宿者意志消沉,甘愿一世瞓街,没有向上流的动力,但根据城市大学联同四个小区组织、其他四家大学合办的《2015年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行动》显示,在全港1614名露宿者中,有近六成(58%)露宿者曾在露宿期间成功重新「上楼」居住,但达五成(52%) 人最终仍是敌不过租金无止境上升,无钱交租,又或交了租就无钱生活,惟有弃租、瞓街,露宿的恶梦犹如「永劫回归」——平均每人「再露宿」的次数为4.18次,情况令人哗然。
    以嘉曦为例,在露宿期间,即使周身病痛仍坚持自力更生,精神状况较稳定时,便到处找一些散工做,如搬运、建筑、清洁等,以负担日常的基本生活开支,「只要是能力做到,及不犯法,我都会照做。但只会选择在深水埗区工作,连交通费也省下。」每个月数千元的微薄薪金,让他由2011年年头至今,上过五、六次楼,睡过三十呎的木板隔间房,也睡过只容下一个身位的棺材房,但还是摆脱不了交不起租的宿命,一间木板隔间房今个月2500元,下个月可跃升至3000元,他宁愿省下租金,换来一日两餐。
    嘉曦表示,这是香港欠缺租务管制的荒谬。「在尚有租务管制的年代,业主不能胡乱加租(每两年一次的加租,幅度亦不得超过三成),或随意踢人走(若租客愿意缴交市值租金,业主必须同意续租),较能够保障租客的权益,但1998年政府取消管制后,私楼租金疯狂飙升,业主见到有新客比你更付得起钱,就可踢走你。」
    他说,本来租客可以透过地产代理商找业主签订具法律效力的《标准租约》,在一年「生约」内可不被加租,但实际上,他身边的露宿或基层朋友连代理费也没能力缴付,只在街边招贴、报纸广告上找单位,这些不受《租约》保障的租客只能「睇业主眼色做人」,既没有议价能力,也承受随时被新客取代的压力。
    针对租金暴升的情况,小区组织协会干事吴卫东建议政府恢复租务管制,减低基层市民因交不起租而露宿的机率。在2016年2月社协提交立法会扶贫委员会的意见书中,社协建议政府若能重订管制,应限制租金升幅在两年内不能超过18%,并指出1998年撤销租金管制是缘于金融风暴,当年是为了减少市场干预,刺激经济增长,但今天本港经济已回复炽热,物业炒卖令楼价及租金屡创巅峰,受罪的只是基层市民。
    「拿了综援也要照旧露宿」   四成露宿者拒领综援      
    即使租金、物价如此高昂,嘉曦坚持如非「死到临头」也不领取综援,在长达6年的露宿生涯中,他只领过两次,每次只维持数个月。「我有想过拿综援,但每次入到门口,白眼太多,还是却步了。我这么年轻,实在不好意思与老弱妇孺去争福利。」「但有两次,我病到任何工作也做不来,身上一蚊都无,惟有硬着头皮去领取,然而一找到工作,我便会放弃份福利。」说穿了,露宿者也是人,不想伸手向政府讨钱,也是为了面子和骨气。
    社协干事吴卫东说,本港约有四成露宿者如嘉曦一样,他们没有申领综援,只靠低收入工作、拾荒维生,宁可自食其力。「其余的六成人即使领取了综援,也不代表交到租,因为现时单人的租金津贴只有1700多元,但一间无窗棺材房的平均价格也要1800-2000元,额外金钱补贴不了,还是要露宿。」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政策研究及倡议主任黄慧贤就表示,这种「超租津」(租金超过津贴金额)的情况在香港十分普遍,占所有一人综援户的54%,主因是香港的房屋租金不断上升,出现劏房「豪宅化」的现象,加上旧区重建,新楼落成或修缉过后租金亦会提高,基层市民成为最终受害者,即使有拿综援补贴生计,也宁愿睡在货柜车内、天桥底,省下租金及家具费用。
    家庭破裂碍申请公屋 轮候及申请过程「非人化」
    综援不够租、私楼租不起,这些都是私人租务市场的「死症」,因此嘉曦认为政府能协助露宿者彻底摆脱街头生活的唯一正途,还是让他们早日入住公屋,但对他来说,这竟然又是一条死胡同。「刚开始露宿时,我有尝试申请公屋,但等了几个月,都等不到一张蓝卡,即排公屋的编号筹。」没想到,房屋署最终否决了他的申请,他连一张公屋的入场劵也拿不到。
    直至房屋署通知,嘉曦才发现,原来小时候与父母同住的沙田公屋单位名册上有他的名字,因此房屋署以「享用过政府的房屋福利」的理由拒绝他的申请,但当他要求进行除名手续时,结果又是失败而回。「由于父母死后没有留下房屋证,当年外婆也没有为他们申请死亡证,加上年代久远,难以追溯10几年前的事情,房屋署表示无法为我进行除名手续,终身都不能再入住公屋。」
    「我不断跟他(房屋署专员)说,不是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只有16岁,根本无法继承该单位,又不懂什么除名的手续,更莫说申请死亡证,我外婆执汽水罐、执纸皮,对这些也一晓不通。但房屋署的人却表示,我一日交不出相关文件证明他们的死,一日都无法申请公屋。」
    嘉曦无奈地表示,很多无家者的背景都是家庭破裂,引起一连串的「技术性」问题,例如有些人尚未与分开已久的配偶办离婚手续,有些人与父母分居、离家出走多年未曾除名,都窒碍了公屋的申请进度及机会——家庭、婚姻的问题,突然变成各种申请过程中的限制,他质疑为何政府不能更「人性化」地处理社福事宜。
    社协干事吴卫东补充说,处理这些特别情况涉及繁复程序,包括申请法援、上庭、见律师、社工转介,动辄花费经年,某些露宿的长者有机会等不到公屋就过身。他又指,大部分露宿者是单身人士,排在公屋大军的队尾,而每年单身人士编配单位只有约2000个,但总轮候人数达14万人,无数人等了十年廿载也未上到楼,「假设一个人今年30年岁,根据非长者单身人士计分制,由146分开始排到58岁才能排到standard入屋的400多分,要等足28年。」
    政府四处驱赶成游牧民族    宿舍起在垃圾站上面感侮辱      
    除了公屋以外,其实香港有四间免费临时收容中心,能够暂缓露宿者的住屋需求,包括救济会自负盈亏的湾仔、油麻地、深水埗区的露宿者之家,以及天主教仁爱传教修女会自资的仁爱之家,但吴卫东批评,这些宿舍的住宿期过短,为期1至3个月,许多露宿者尚未找到工作维生就要退宿,变相要「再露宿」。
    嘉曦曾住在露宿者之家及仁爱之家,他表示宿位严重不足,以露宿者之家为例,深水埗区的露宿者达几百人,但该区床位只有70个,晚上经常爆满。另外,夏天时露宿者之家的环境较恶劣,木虱为患,且没有冷气,70多个人聚居在一起,感觉局促亦易生争执。然而,他认为有宿舍住「起码叫有瓦遮头,较瞓街有安全感」,故建议政府应资助这些机构扩建宿位。
    最令他不满的,是三间露宿者之家兴建在垃圾站、公厕上面,卫生环境恶劣,令他感到侮辱,「我不介意闻臭味,但如果政府当我们是人,为何把我们摆在垃圾一堆?」事实上,在2013年,政府曾为了扩建油麻地戏院二期,而提出重置上海街的露宿者之家,却没有借重置契机纾缓宿位的紧张,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提案仍然是把垃圾站与宿舍放在一起。
    嘉曦说,某些露宿者不介意没有宿位,但最基本的需求是以隐蔽的方式生存,例如住在天桥底、隧道等,以不影响到街坊为主,又可以收埋自己。但随着近年食环署的驱赶、洒水行动愈来愈多,他们惨被「愈赶愈出」,赶到一些比较「明目张胆」的地方,如街道旁、店铺门前,容易惹来街坊投诉环境及卫生问题,令食环署又有更多的理由驱赶。
    更甚的是,这只会令街头上的「游牧民族」愈来愈多。「露宿者分成两种,一种是居住在固定地点,周围有配套设施如公厕、凉亭等,这些人通常用木板搭屋,并形成一角部落群居;另一种是游牧民族,他们通常独来独往,身上只有少量的行李,去到边就瞓到边。前一种露宿者能维持仅有的人际网络,遇事如财物被偷时能互相照应,但随着政府的驱赶次数增加,愈来愈多露宿者成为游牧民族,变相社工较难接触到他们,生活更形动荡及孤立无援。」
    他认为,政府根本无心解决露宿者的社会问题,不是以协助他们脱离街头生活为目标,而是把他们赶出大众的视线范围,本来无家可归已经够悲凉,但现时在街道上的最后生存空间也被扼杀。「政府从来没有专责部门处理露宿者问题,只是把一切责任外判给NGO,而社署的登记露宿者人数只有800多人,远低于民间调查的1600多人,连人数也掌握得不准确,针对性的援助又何从谈起?还有,政府平日的行动只有三招:清洁、行政手段驱赶及落铁马,有不少露宿朋友都感到很委屈,在他们眼中,我们好像与老鼠、蟑螂同等地位。」
    (来源:关键评论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60075  201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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