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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民季孝龙因替防疫中受到伤害的民众公开上书请命，结果被上海警方传唤并查抄电脑手机，并处取保候审；与此同期，河北中共党员田奇庄公开上书检举广西区党委书记搞个人崇拜，结果遭致当地警方抄走电脑与手机，并被禁止接受采访。这两起新近的公开禁言事件显示着，中共当局已将公民为民请命的理性诉求与党员依章检举的履职尽责列为了言禁范畴，定为镇压对象。

据季孝龙5月2日下午1点多通过推特对外说：“大家好，我还安好，谢谢关心。警方担心我是上海自治自救委员会的什么，发起敲锅运动。拿走（我）两个手机和一个电脑，文章也没法写。给我取保候审，拿走身份证和护照。政府传了这么多谣言，说我推文没核实，它倒是核实啊。我推文难免有不实，但如果其中30%基本属实，它合法性就没了，就受民众唾弃。”

季孝龙遭致上海警方如此对待，原因是他于4月2日，通过网络公开发出了《速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发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以下简称《请命书》），明确是“致中央人民政府、上海市政府、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

《请命书》直陈：上海市新冠疫情在所谓“动态清零”政策指导下，封控已近一个月，百业凋敝，广大市民及外来务工人士生存面临巨大困境（或已经处于困境），数位年老体弱者因缺乏及时医疗救治而殒命，在如此长期高压举措下已出现多起自杀事件。“直指”中央任命、非经民选认可的地方政府官员只知逢迎上层旨意，奉调行事，蔑视民意。未经科学调研即实施高压封控，是严重渎职行为，应追究本届政府党政官员集体治理责任，党政官员应集体辞职、接受调查。”直言“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集体缺位、失职的情形下，在尽最大努力征集民意的基础上，我谨代表广大市民及在沪居住人士向中央人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呼吁如下：

《请命书》公开提出了“立即解除本届政府党政官员职务，迅速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推选新一届党政官员。”“向遭受盲目封控政策伤害的全体居民（含外来务工及因疫情失业的人员）发放歇业津贴，以封控状态下上海生活用品、食品的物价为基准，按受封控天数计算。”“改变只减免“承租国企房产的商户租金“的歧视性政策，疫情期间所有工商企业及摊贩都应享有减租待遇，不应考虑房产或商铺的持有人性质。”“封控期间免除租金。房产、商铺持有人的损失由政府承担。个人租赁的生活居住用房，封控期间租金由政府以现金方式支付。”“房产持有人在封控期间及封控结束30日内不得驱赶承租人，封控结束半年内不得向承租人提涨租金，租赁合同在封控结束30日内到期的承租人可顺延一年。”“减免公司所得税，减免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以家庭为基准征收，考虑纳税人抚养老幼之现实）。”“立即释放疫情期间因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而受关押的人士，赦免因轻度过激行为而受关押的人士，并赔偿其因受过度执法而承受的生理及心理损害。”“政府向因封控未得到及时医疗救治而亡故者家庭支付赔偿金，向因封控自杀者家庭支付赔偿金，并公开谢罪。”等几项诉求。

从季孝龙的《请命书》的形式及内容可以看出，季孝龙是遵循中共现行法律及其程序而尽公民参政议政的建言献策义务，是站在认同现体制下而争取公民的利益，因此，严格来说，其《请命书》都不能称之为异议，更无违法与所谓反动因素。然而，季孝龙却因此遭致拘传、查抄与取保候审。一封连异议都不算的公民建言献策请命书，居然被当作了敌对势力的违法犯罪，当事人竟遭警方处罚，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已经进一步扩大了言禁范围，将打击对象从异议延伸至建言上。

中共当局扩大言禁还表现在近日中共党员田奇庄依照党规党章公开举报个人崇拜而结果被打击上。

4月20日，河北省年近70岁的退休作家、中共党员田奇庄公开发出实名举报信——《向中纪委赵乐际同志实名举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公然违反党章搞个人崇拜》（以下简称《举报信》）说：2022年4月17日，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召开了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公报中有一段文字严重违反了党章。原文如下：会议强调，要尽职尽责，以高度的政治自觉锤炼党性、忠诚核心，永远拥戴领袖、捍卫领袖、追随领袖。党章第二章第六款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我认为，在书记刘宁主持下，广西自治区党委发出这样的公报，严重违反了党章，是公然挑战党的组织原则。

1982年党的十二大修改党章时，针对毛泽东晚年搞个人崇拜犯下的重大错道，总结历中教训特别加入了一条重要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如今四十年过去，党章历经修改，这一规定只字未动。足以证明，这条规定是党心民心所向，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金科玉律，是各级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永远不得逾越的高压线。几十年来，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严格执行了这一规定，高度警惕个人崇拜的苗头发生，赢得党内外，海内外广泛赞誉。

个人崇拜的要害是拥戴个人权力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违反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共和国立法原则。广西自治区党委敢于公然违反党章发公报，就是对我国几十年来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否定，也证明了当下个人崇拜已经泛滥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这是比贪污腐败严重一万倍的政治腐败！中纪委如果对这样的公报听之任之，就说明，由九千万党员宣誓认可的神圣党章从此沦为一张废纸！

因此，我郑重向赵乐际同志举报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公然违反党章的行为。敬请中纪委迅速查处，并向全党公开查处结果，以儆效尤，防止这样的腐朽文化思潮卷土重来。

田奇庄先生的《举报信》依据的是中共党章，举报的是个人崇拜，践行的是党员权利与义务，即是作为一名中共党员的田奇庄依照党规党章来履行自身党员职责而举报书记违反党章。这从一定意义而言，是一种爱党护党的表现。然而，4月30日，当地警方却收缴了田奇庄的手机和电脑，并明令禁止他接受媒体的采访。

从公民季孝龙发《请命书》到党员田奇庄发《举报信》均遭致当局查抄禁言来看，中共当局已经将禁言范围从过往的异议，进一步扩展到了党员履职尽责与公民建言献策上了。如此一来，今后中国公民及中共党员的言论，不管是多么合法合规，都将随时面临被打击。那么，中国大陆今后一切言论要想保证安全，就只有经过当局批准授权后才能发表了，因为法律与党章赋予公民及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从季孝龙与田奇庄的遭遇，证明都已被废弃。

民生观察 2022年5月2日

自从2019年底新冠肺炎病毒在中国武汉爆发以来，中国各地纷纷传出当局以防疫维护社会秩序而打击谣言传播为名，不断惩处一些预报疫情甚至披露疫情真相人士，将他们传唤、警告、拘押，甚至判刑。而事后疫情发展常常证明，这些人所言不是谣言，而是预言或者就是当时的真相。不过，尽管如此，各地执法当局仍装聋作哑，将错误违法惩处公民事件完全当作没有发生一样，不仅不予纠正对那些所谓“造谣者”惩罚的罪错，给受打击者恢复名誉，进行国家赔偿，而且还变本加厉惩罚更多敢言者。

据4月27日北京官方新闻发布披露：谣传“北京封城”两人被行政拘留。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潘绪宏表示，北京警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疫违法犯罪。4月22日以来，共受理案件40起，目前已刑事拘留4人，行政拘留48人。潘绪宏通报两例编造传播不实信息，制造谣言引发恐慌情绪，干扰疫情防控工作的案例。张某某，33岁，在明知所谓北京封城是谣言的情况下，4月25日在微信群众传播北京28号要封城的消息，扰乱公共秩序。王某，48岁，传播扩散北京封城等虚假消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上述二人均已被北京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北京封城是否是谣言，这个问题在最近的几日中，我们从众多网络自媒体视频及官方通告看到，北京出城进城人员受到了严格限制，大批车辆被阻止在城周围的路口，从这些事实应该不难发现网友所传的“封城”并非谣言。如果说对“封城”一定有什么问题，那也只能说网友所理解的或者所指的封城，与官方所指的封城存在词意上的差异，而绝不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因而完全不是什么谣言。并且北京的疫情还在进一步演化，管控还在进一步加强，民众通常所指的封城情况正成为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将那些网络言说要封城者以造谣拘押惩处，显然与事实大相径庭，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如果说北京拘押传言封城的造谣者还存在些争议，还有待事实进一步演化来证明“谣言”是预言，处罚是违法，那么上海封城当是不争的事实了。然而，上海警方居然也将曾经传言要封城者拘押，并且至今不予纠正。

据上海市公安局通报：3月22日晚，有关“上海马上封城7天”“全封4天”等不实言论在网上大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经警方调查，相关不实信息发布者张某某（男，38岁）、俞某某（男，42岁）为博取眼球，吸引关注，自行编造上述信息，分别发布在同事群、业主群内，造成大规模传播和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张某某、俞某某因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被上海警方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上面这则上海警方的通报显示，张某与俞某网友仅仅说“上海马上封城7天”“全封4天”便被立案侦查，受到警方惩处。那么后来的事实证明上海“封城”是真实的，而且远远不只封7天。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张、俞两网友所言不是谣言，而是预言吗？并且后来的事实远远比他们预想的7天要长，难道这种预言轻过现实的严酷就成为了定罪“造谣”的证据？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中共当局这种打击预报疫情信息言论的行径，早在2020年元月武汉爆发新冠疫病之初便出现，虽然因此引发全国舆情抨击，但两年多来各地屡屡发生的所谓查处疫情造谣案，证明着当局并没有吸取教训，悔过自新。

据2020年元月1日武汉警方通报：“武汉公安机关：莫传谣！8名散布谣言者被警方依法查处。”称，近期，武汉市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了多例肺炎病例，该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已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警方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网上发布信息、言论应遵守法律法规，对于编造、传播、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警方将依法查处，绝不姑息。希望广大网民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建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随后外界知道，这8名被警方通报查处的所谓造谣者，正是在武汉医疗工作第一线的李文亮等医生，是他们本着专业知识与良知，将自己了解到的新冠疫病情况披露了出来。但他们却成为了被当局查处的造谣者。今天，世界的新冠疫病泛滥成灾，早已证明8名医生“谣言”的真实与宝贵。试想如果当时武汉当局没有以造谣查处8名医生，而是认真听取8人的预警，提前对新冠肺炎作出防护救治，世界也许不会遭如此大难，至少可以减少些危害，赢得控制疫情的更多时间与机会。

今天回顾武汉查处针对新冠疫病的所谓“传谣者”的惨痛教训，对照上海北京今日作为，会发现各地依然故我地对那些预报或披露疫情状况者以“造谣”为名进行打击。这种完全不顾事实，一味蛮横封禁打击公民言论的行径，业已给中国防疫带来灾难后果。

中共当局如此肆意在防疫中将那些预言及披露疫情真相者以“造谣”治罪，不仅直接剥夺着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践踏宪法，而且也直接给防疫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为人类面对自然灾害，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见仁见智，需要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而如果将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建议、预言都以谣言封禁，那就无疑阻断了人类认清病毒的途径、方法与角度，就必然会贻误时机，造成灾难。所以，从防疫中滥施造谣罪的危害可以看到，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就是增长人类战胜自然灾难的机会，这种个体言论的权利，事实关乎人类生存权利。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呼吁中共当局切实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立刻停止在防疫中以所谓造谣来打击公民，对那些在防疫中被以“造谣”违法处罚的公民予以国家赔偿。

民生观察 2022年4月29日

连日来，江苏丰县在京的作家王圣强先生遭遇被警方上门抓捕的困扰，虽然至今他仍然没有被关入大牢，用王圣强先生28日下午16点所发的微信说：“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有良心的人，这些有良心的人还在保护我，他们都认为王圣强是个好人，否则我早被抓走了。我跪谢他们。”，但王圣强的危险显然并没有过去。这让王圣强先生不得不发出“原来我们国家打击的是说真话的人”的感叹，给社会再次敲响警钟。

据王圣强通过自己的微博“王圣强呀”透露，北京时间3月27日至28日凌晨，江苏警方四处打听他的住处，最终在深夜找上门。王圣强在北京工作，他的老家在徐州丰县。

27日深夜11时半，王圣强女儿在微信说：“爸，警察找上门了！”王圣强在微博说：“抓坏人要有这速度就好了！原来我们国家打击的是说真话的人。”

28日凌晨，王圣强发出的一条微博是：“来来来，各位律师来翻翻我的微博，哪条微博违法了，违返了哪条法律，值得警察大半夜上门抓捕。”​​​

在此前的微博中，他说：“打听我的住址呢，都找到老家我姐家去了。是要抓我吗？讲真话有罪？”“如果我的微博停更了，就是被江苏省抓走了。它们已经找到老家我姐家去了。这就是咱们的法治社会。它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呢？——讲真话罪？​​​”

王圣强坦言自己“不怕死”，“惹恼了我，我豁出这条命！我信佛，我对生死不在乎，我把生死当做换衣服”。

王圣强还在微博质疑江苏调查组不敢公布名单，“你们藏得很深。我也相信你们都有孩子，假如你们自己的孩子，12岁就被别人拐卖了，你忍心让她在这一生都见不到父母吗？你自己体会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咱们都是人，不是畜生！”，“将心比心。假如我是这个调查组的成员，我乌纱帽都不要了，我只想做个人——连人都不是了，要那官帽有个屁用，只会祸害人！”王圣强还说，“再禁言我，我就从央视大裤衩上跳下去，跳的时候，大喊一声丰县铁链女就是李莹，我相信全世界都会知道，我又没犯法，禁言***个X！”但这条微博发出后遭到删除。

另一条被删的微博是：“我不知道多大的领导在背后操作这个事情，我想告诉你们，你们这么做不对，违背了法治社会。变成人治了，人治是非常可怕的，说弄死谁就弄死谁，说不定哪天落到自己身上……”

王圣强在凌晨发出微博后，直到下午1点再度发信息：“江苏省怕我推翻第五次结果，有点狗急跳墙了。我的微博是他们公关删掉的，不是我删的。暂时人没事，后面不好说。”一则向外界朋友报了平安，也说明了自己微博被删原因。

28日下午5点多，王圣强再次发出微博：“昨天晚上6点13分，身在国家部门同为丰县籍的我的中学同学给我来电话，说是传达丰县县委的意思，因为是同学来电，我没有任何防备，没有录音——现在丰县的领导也不敢跟我通电话了，知道我会录音，找中间人给我通话。第一让我删帖，不删江苏省会弄我，省里的意思。再省里的意思，我没犯法，我就在微博上说说话，弄我干啥？《宪法》不是说公民有言论自由吗？江苏省从中国版图上划出去了？独立了？我建议中央该好好查一查这个独立出去的国家了，是谁这么一手遮天，太可怕了！冤假错案可能就是这帮人鼓捣出来的吧！”

从王圣强如上系列微博可以看到，王圣强因为说真话，公开对江苏政府有关丰县铁链女身份事提出质疑，而面临被政府惩治。由此，他真切感到这个国家对说真话者的打击态度。

王圣强，1983年出生，江苏丰县人。电脑美术专家、杂文作家、社会评论家，80后一代人中最具实力的青年学者。网络著名图说“王胜强盗”的制作人。早期从事美术、动画与影视特技研究工作，17岁开始出版著作，在国内计算机图形图像与电影特技领域出版著作多部。本次王圣强遭遇可能随时被抓捕的原因是，在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曝出后，他在微博上对此事件多次发声，引发网民的强烈关注，由此招致江苏当局忌恨，进而追查上门。

身为文字工作者的王圣强，在自身因讲真话而遭遇随时可能被拘捕命运时，终于真切感到这个国家打击讲真话的现实。当然，只要翻看中国当代史，就不难发现这个国家从1949年后就从来没有放过讲真话者，从反右到四清，再到文革，以及后来的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等，事实都是这个国家，严格的说是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一直在对讲真话者宣战，在努力剿灭一切敢于说真话者。

王圣强先生因为是个好人，因为看不得社会的阴暗，因为对铁链女遭遇感到了痛苦，所以秉持良心讲了自己认定的事实，结果竟遭致警察上门。这再次向世界说明，中国这种打击说真话的反右、文革等等传统仍在延续。

从人类的历史可见，一个社会凡是打击说真话的人，那么社会灾难就必会降临。中国当代历史更是活生生注解了这一铁律。如反右后的大饥荒，文革中的社会崩溃等等。今天类似王圣强讲真话的人士已经成为了社会的稀缺，如果政府对这种人仍不能容忍，那么社会灾难定然难免。所以，为了社会安全计，依据中国法律，也应该给王圣强之类人士留下余地，坚决停止对一切讲真话者的打击迫害！

民生观察 2022年3月28日

【民生观察2021年4月20日消息】辽宁省庄河市女店主张新波，长期遭涉黑团伙打击报复致倾家荡产，报警后，警方立案但不抓捕涉黑人员，派出所所长称“个人纠纷管不了”；去法院起诉遭推诿，案件至今没有下文；无奈之下张新波只好进京上访，却被当地警方判刑入狱。其全文内容如下：

我叫张新波，家住辽宁省庄河市木兰小区，身份证21022519681107050X，电话17610170288，之前，我曾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自从遇到涉黑人员潘可桃后，我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生意破产，丈夫离婚，一个家庭因此而变得四分五裂。

2012年，我与大连潘仕经贸有限公司老板潘可桃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房屋租赁合同》，承租未来购物广场一二层房屋，用于经营服装商城。

本以为这是事业的新起点，谁知道这才是我事业的终结点。因为我张新波，很不幸的遇到了黑社会。

缴纳了每年一百多万房租后，我又花数百万资金对房屋整体进行了装修，但八个月后，潘可桃才将一楼700平米的房屋交付给我使用，二楼2000平米的铺面，直到合同期满，都未予以交付。

也就是说，我花了数百万租金再花了数百万装修的2700平米铺面房，我至始至终只得到一楼700平米的实际使用权，而且还被延迟了八个月。

2014年4月16日，面对我的步步紧逼，潘可桃与我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潘可桃在协议书里承诺，自2013年10月20日起，每耽误我经营一日的时间，他负责赔偿我二日时间的损失，以此类推。

我本以为有了“耽误一日赔二日损失”的协议，承租的铺面很快就会回来了。但我打破脑袋也没有想到，等待我的，居然是狂风暴雨般的报复，以及秋风扫落叶般的残忍。

2016年10月，三年租房合同期满了，我核算了一下，潘可桃一楼延迟交付房屋时间为250天，二楼延迟交付房屋时间高达980天。加上装修损失等等，潘可桃即将面对的，是高达2000多万的索赔。

面对我的索赔要求，潘可桃彻底脱下了“正经商人”的外衣，对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迫害。

2016年5月份后，我经营的服装城屡遭黑恶势力砸门，锁门、焊门、停电等打击迫害；

2016年12月6日，一蒙面的男子，将我停在楼下的白色车辆，喷上了红油漆；

2016年12月8日和2016年12月16日，有蒙面男子，将我经营的店面玻璃砸碎；

2016年12月22日晚，潘可桃带领社会人士数十人，将我经营的“大家庭服装城”一二层的所有服装，鞋全部扔到外面，造成我经济损失50余万元。

潘可桃采用的种种黑恶手段，无非是要告诉我，“小样，敢问大爷要赔偿，再不知趣滚出服装城的话，老子让你损失更多的钱。”

八天后的2016年12月30日，潘可桃伙同徐海锋，带领一群手持凶器的社会闲散人员，逼迫我重新签订了一份为期五年的《房屋租赁合同》，并用暴力手段强行收取了两年房租225万元。而参与持刀逼迫我给钱的潘红宝，当即得到其中30万元。

潘可桃的想法很简单，“你不是不想滚出服装城吗？那老子就继续租给你，协议你必须签，钱你必须付，但铺面你休想用。”

面对潘可桃暴力收租的时候，派出所还有民警站出来公开为潘可桃站台，“张姐，这钱你就给了吧。”

面对黑恶势力的欺压，我数次向辖区派出所报警，然而派出所所长却称“这是个人纠纷，派出所管不了”，由此再无下文。

黑社会不可怕，有警方罩着的黑社会才是真正让人害怕的地方啊。

那一刻，我悲哀的发现，曾经在我眼中代表着“白”的有关单位，会变得“黑的伸手不见五指”？让我绝望到窒息。

2017年11月，在向警方求助无望的情况下，我将潘可桃，徐海锋等一干人告上了法庭，向他们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判决潘可桃，徐海锋等人共同赔偿我因二层房屋延迟交付四年时间所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万元；判决潘可桃返还我被迫缴纳的房屋租金225万元；将潘可桃，徐海锋等人涉嫌故意损害财物罪、逼迫交易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生活秩序的犯罪行为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并追究其违法犯罪责任；要求将充当潘可桃，徐海锋等人背后保护伞的庄河市兴达派出所有关领导和办案人员涉案的犯罪线索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并追究其违法犯罪责任。

庭审当日，我从北京请来代理该案件的高律师信心满满的告诉我，“这官司，赢定了，人要抓，钱也要赔，你就安心的等着好消息吧。”

律师回京后，我没有等来好消息，我等来的，是一瓢冰水。

在我提交了65张照片证据，37个视频证据，19名证人指证潘可桃，徐海锋等人打砸事实的情况下，庄河市人民法院(2017)辽0283民初7486号之一做出裁定：本案有涉嫌刑事犯罪的情形、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的范围，应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驳回了我的诉讼请求。

根据法院判决结果给出的理由，我的代理律师改变了策略，于2018年3月6日将案件变更为刑事附带民事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奈何法院根本就不将案件送刑事审判，民事审判也不开庭进行实体审理。我不服一审判决，不服变更诉讼后法院依然不开庭审理，逐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同样无果。

面对黑恶势力的猖獗，面对警务人员的包庇，面对法院审理的不尽人意，我实在无路可走了。悲催的遭遇，将我逼成了一个访民。

2019年5月27日，最高法接访法官于长冬在了解我案件的情况后称，“这是公诉案件，一审法院应该予以审理，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审法院是有责任的。”

奈何，一审法院至今未对此案予以纠错。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因信访的行为，付出了坐牢的代价。

2019年7月26日，我再一次信访归来时，被庄河市公安局兴达派出所传唤、抓获，随后被刑事拘留、批捕。

理由是，被我起诉到法院的另一当事人徐海锋，2019年3月冲到我店面对我殴打侮辱的过程中，被我用晾衣杆自卫还击时，将其面部打伤了，构成了轻伤二级。

这起事件的奇葩之处就在于，事发当时，我是受害人，对我进行侮辱殴打的徐海锋，被公正无私的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200元的处罚。事隔四个月我到北京信访后，事情就颠转过来了，我这个受害者成了施暴者，当初殴打侮辱我的施暴者变成了“受害人”。

最终，我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时至今日，我悲哀的发现，自己因一起租房纠纷，进而引发一系列的遭黑恶势力打击报复事件，在蒙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后，天下之大，居然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了。

去报警，警方立案，不抓捕涉黑人员，理由是：个人纠纷，派出所管不了。

去法院起诉，法院又说这是刑事犯罪，应移送相关主管部门处理。

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后，又迟迟不见下文。

当前，正值中央政法系统教育整顿正进行得轰轰烈烈之际，希望有关单位能听见并重视我的求助和呼声。

如果法律都不能保护我们这些守法经营的弱者，如果正义都不能普照那些心怀正念的良人，那么，这个世界，还会有真正的阳光吗？

在中央政法系统教育整顿正进行得轰轰烈烈之际，希望有关单位能听见并重视我的网络求助和呼声，竖起一道道铁规和铜律，亮出一张张王牌和底线，惩戒保护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清除“害群之马”，保护无辜和弱小！

恳请社会关注我！

2021年4月15日
张新波

民生观察网获悉，中国长沙公益机构民间NGO长沙富能三名主要人员日前失踪，经了解，湖南国家安全部门已经承认自己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了富能成员，并将成员关于国安看守所中，但拒绝律师及家属前往会见，也不告知详细拘押地点。

据了解，长沙富能机构工作人员刘永泽和小吴曾与一名律师约定7月22日下午会面有事商议，但律师发现在22日下午一点已经无法与刘吴二人联络，最后二人亦未在约定会面的地点出现。与此同时，该机构负责人程渊亦与外界失去联络。据据程渊亲友及同事反映，程在7月22日中午时已经无法联络。据程渊的好友透露，程曾提到，警方最近不断约谈长沙富能的合作伙伴，声称准备对其实施抓捕。而程渊的另一好友透露，警方曾托人警告程，不许他再去长沙（参与机构事务运作）。

7月24日，在三人失踪超过四十小时后，家属与律师展开寻找行动。首先去到长沙望城区公安分局，对方不承认曾参与抓捕三人，不过透露该案涉及多个部门。随后律师与家属去到机构办公室所在的小区物业管理处调取监控录像，期间有物业人员透露，7月22日中午后有两名该物业的租客被多人控制后带走，办案人员自称国家安全局。不过该物业人员的话马上遭其他物管人员阻止，嘱咐不要说太多。

7月25日上午，刘永泽的辩护律师收到电话，对方自称姓林，系国家安全局警员，承认国安局为“长沙富能仨工作人员失踪案”的办案单位，并告知他们带走的刘大志（刘永泽的真名）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已被刑事拘留。同时告知刘永泽的刑拘通知书已在抓捕后24小时内以挂号信的形式寄出。当问到通知书邮寄的具体地址时，对方未有直接回应，只说收件家属的地址是由刘本人提供。当律师问及当事人刘永泽羁押何处时，对方表示被关押在国家安全部门的看守所内，但拒绝提供具体地址。林姓警员回应律师的会见事宜时表示，由于刘永泽等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因此近期无法允许律师和家属会见。不过对方承诺律师和家属可以安排与其约谈，并留存了律师和家属的联络方式。

长沙富能是一家通过政策倡导、法律赋能等方式，推动中国从制度上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民间公益组织。成立于2016年2月。曾开展残障人权利相关工作、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落实工作、以及促进“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的落实工作。

长沙富能负责人程渊，是国内资深民间公益法律人士，参与弱势群体权利维护工作已逾十年。曾经代理过十余起乙肝病毒携带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维权诉讼，为消除国内曾经存在的制度性乙肝歧视现象做出过突出贡献。2013年曾代理的江西进贤县艾滋就业歧视案，是国内首例艾滋感染者当事人获得赔偿的案例，被媒体称为里程碑式的胜利。2013年起，程渊致力于消除强制计划生育政策与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共援助影响性诉讼10多起，其中，广州高校教授超生被开除案、深圳无户籍人士申请身份证案、内蒙集体高考移民案等影响力巨大。诉广东省、江苏省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案与薄熙来案、刘志军案等一道被中国案例法学会、《南方周末》评为“2013年度中国10大影响性诉讼”。

类似长沙富能这种旨在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推进中国法治建设、促进政府政策公正的民意NGO公益组织，主要成员居然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这在文明世界不可想像，但在中国却并非特例，从中共统治大陆70年的历史来看，这种对公益组织负责人的抓捕迫害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今天中共对长沙富能负责人的抓捕只是这种向公益机构宣战的持续。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中共极权统治延续一天，这种对公益机构宣战就不会止息。

中共为什么热衷于向社会公益机构宣战，持续扑灭一切公益活动？因为中共极权集团不仅要垄断掠夺社会物资财富，而且要垄断社会道义资源，将一切的公益都抢占在自己权力支配与服务权力之下，而所有不在权力支配与服务权力的公义，自然被极权视同与自己为敌，是直接威胁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动摇自己极权统治根基，因此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土改、镇后、反右、四清、文革、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八九屠杀，将社会一批批在艰难困苦中成长的公益机构一次次剿灭，直到今天将整个社会的环保、女权、劳工权益、打工者之家等等民间维权性公益组织，纷纷扑杀，就力证着中共极权与公益机构不可共存的现实。

今天，中共长沙国安当局对富能负责人的拘押，正是中共仇视公益的本性使然。中共当局扑杀公益机构，是严重违反自己制订的宪法有关国家尊重保障人权的承诺，违反公民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条款，也违反中国签署的有关国际人权公约与条款。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对长沙公益机构富能的打压，立刻释放被拘押的程渊、刘永泽、小吴等三人，切实落实宪法保障公民权利承诺，允许中国一切民间公益机构健康成长。

民生观察 2019年7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