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下旬，内蒙古阿拉善盟下属额济纳旗武汉肺炎疫情突然加重，原中共额济纳旗委书记陈占云因疫情防控不力而被免职，中共内蒙区委决定中共阿拉善盟委书记代钦兼任额济纳旗委书记。按中共的权力运行逻辑，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是为了彰显重视，如1990年代中期中共北京书记陈希同被拿下时中共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短暂兼任北京书记，2012年重庆王薄熙来被拿下时中共也曾安排副总理张德江短暂兼任重庆书记。地方上以上级职位兼任下级职位除了彰显重视之外，还有向更高层突击表现忠诚、可靠、卖力的政治动机。
除了通过一把手的人事调整以显重视之外，临机受命的官员个人也必须格外表现出其个人的特别卖力，不仅要新官上任三把火，更要展示中共权力逻辑内在要求的那种宁左勿右的虚假强硬，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既要展现自己优于失职的前任，同时也要借机建功立业、为风头过后的迅速擢升积累筹码。身为中共中级官员，再晋升一步即可跻身副部级高官之列，代钦当然也免不了这种俗套。阿拉善盟官方报道，10月26日上午，代钦到额济纳旗进行疫情防控检查，强调要加强居民小区管控，严格落实封闭管理等项措施，严格管控人员流动，确保群众、游客足不出户，街上一律不得出现闲杂人等；要加强社会面管控，公安部门要抽调警力对沿街商铺、居民小区、游客滞留点等加强巡逻，对不听劝阻擅自外出的，见一个抓一个，并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
代钦的下猛药、说狠话、动狠手等高调极“左”姿态当然有利于他自己未来的晋升，只是，我们从他的这套组合拳里分明能够看到浓厚的“文革”气息，能够看到中共及其各级官员共有的“文革”人治、蛮横和强权思维，而看不到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思维。“闲杂人等”是对人民极度贬损的经典“文革”词语，“见一个抓一个”是赤裸裸的暴力行政和罪刑擅断。代钦书记所称“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所依之“法”到底是什么法律？天知道，大概是代钦书记自己天马行空、捉摸不定的想法吧！
代钦的所言所行暴露了中共固有的强权傲慢和无法无天，内在逻辑是只要所谓目的正当就可不择手段，只要实体内容正当就可以罔顾程序正义，下级必须在上级的要求之上再加重砝码，必须比上级的要求更严苛，必须显得比前任、比同僚更极端、更极“左”，如此才能显得自己能力更强、政治更坚定、更加忠诚和可靠，这种执政模式和强权思维是中共这样的极权体制所固有的，在中共官员中极具代表性。
网络检索发现，中共在2003年北京非典之后制定或修改过几部法律、法规，如1989年颁布、2004年、2013年两次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2007年颁布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中共国务院2003年5月在北京非典疫情期间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通观这两部法律、一部条例，以及中共的刑法等法律，根本不见代钦书记狂呼烂喊的“见一个抓一个”、“依法严肃追究法律责任”之法律、条例何在。
既然如此，代钦书记满脑子所思所想的“见一个抓一个”的依据就只能是他书记大人脑袋里的想法了。的确，在中共官员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脑袋里，宪法、法律等等所有国法、所有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统统抵不过他们所谓领导们、特别是各级书记们的想法。在中共那里，书记们的想法是最高地位、最有效力、最能立竿见影的法律。只是，中共书记们飘忽不定、信马由缰的想法就像毒副作用极强的药物，可以一时痛快，貌似立即奏效，却必然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如1983年中共的第一次严打，就是太上皇、幕后总书记邓小平在海边游泳时的拍脑袋杰作，一阵疾风暴雨，表面上社会治安立即好转，却因手段太猛、刑罚太重、冤案太多而埋下长远的隐患，并形成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暴力治国的毒瘾式依赖，以至今日中共从上到下除了依靠公安的暴力之外，根本无法进行常规、和平的治理。2019年11月底至2020年1月初中共湖北、武汉两级权力掩盖疫情真相的手法也正是指派与疫情防控并不直接相关的公安打先锋，非法传唤、迫害、恐吓李文亮、艾芬医生，串通央视编造虚假新闻，直至疫情传播全国、全球而再也无法掩盖，才被迫公开承认，后又莫名其妙地给李文亮医生强扣一个“烈士”头衔，企图粉饰自己最初掩盖疫情真相、打压专业医务人员的恶行。中共在七十多年的统治历史中不断上演此等笨拙、低劣的强权操弄手法，既害苦了中国人民又使中共自己一次又一次丢尽颜面、信誉枯竭，而中共却依旧乐此不疲，不肯改弦更张。中共统治对警察暴力的毒瘾式路径依赖就是如此的不可理喻和愚不可及！
中共在疫苗接种问题上的欺骗性两面手法也体现了代钦书记的这种人治、官治和党治强权思维。一方面，中共国家卫健委多次公开表态疫苗接种坚持自愿原则，不得强制，另一方面，许多地方却又罔顾疫苗未经三期临床试验、导致大量不明原因猝死之事实，公开强制接种，理直气壮地宣称要“应接尽接”，并公然采取要挟担任公职者等株连方式逼迫家人包括老人、小学生接种疫苗，而中共国家卫健委却只管空喊“自愿”，对各地强制接种甚至有公安出面强制接种的非法行为坐视不管。上海等地公然打着所谓“应接尽接”的旗号强制大学生接种，尽管很多家长明确反对子女接种疫苗，但孤身在外的年轻学子慑于校方压力而不得不被迫接种。这种中共国家层级唱白脸，好话说尽、虚与委蛇，地方各级唱黑脸、坏事做绝之现实，正是中共最擅长的双簧表演。中共的这种两面手法极具欺骗性，直至今日，每天聚集于中共国家信访局门前的无数访民仍然坚信“中央政策是好的，地方官员把经念歪了”。正是因为中国的底层民众如此的善良甚至愚昧，陈云才胆敢放言“中国的老百姓好管，饿死不造反”。
除了各地毫无法律依据的“应接尽接”外，额尔纳旗等地本次疫情中又进一步强制实行所谓的核酸检测“应检尽检、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激进政策，不考虑有无必要，劳民伤财、不计成本。不参加核酸检测者健康码被强制由绿码变为黄码、红码，无法出行，此等为出政绩、为显政治可靠和忠诚的“文革”极“左”手法赤裸裸地侵害了公民的基本人权，而代钦书记等中共官员甚至整个中共官场却视为理所应当。
武汉肺炎疫情已持续整整两年、跨越三个年头。中共自诩其疫情防控效果全球第一，却不敢回应疫情初期故意掩盖并放任疫情扩散全球的责任，拒不审视其疫情防控手段的人治、权治、反法治、反人权等等问题。在这两年到三年的疫情期间，人们没看到中共颁布过一部经正式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法规，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小区封锁、健康码变红等等被中共吹嘘为卓有成效的防控手段竟然全部由地方政府任意实施。依法治原则，这些涉及全体国民的限制、强制手段原本必须由立法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或法规加以规定，不能由各地政府任意适用，而现状却是由各地政府甚至中共各级书记径直随意决定和适用。
作为中共中级官员，代钦书记深得中共权力之三昧真火，不忘强调“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借机表现自己的政治敏锐和政治忠诚。当然，就像中共天津书记李鸿忠故作表演的“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之媚上忠诚一样，代钦书记意欲竭力表现的这种所谓忠诚也是对中共的，是对自己的上司的，而不是对人民的。其实，在正常的法治国家，疫情防控不过是民生问题，至多是社会问题，根本不是什么政治任务；只有在政治高于一切的中共那里，一切问题才都是政治问题，一切问题都被泛政治化，甚至某地接待区区一个歌星宋祖英也曾被当地书记虚夸为政治任务。
既然边远地区的代钦书记强调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能认识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极端紧迫性，九省通衢的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两年前何以就忘了疫情防控是政治任务？何以就忘了掩盖疫情是重大的政治错误、是对人民的犯罪，就认识不到疫情防控的严峻性、复杂性和紧迫性，就忘了擅自动用公安强权掩盖疫情真相、打压医务人员是滥用职权的犯罪行径？是忘掉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初期北京市长孟学农掩盖疫情被罢官的教训吗？
无法预测武汉肺炎疫情何时终结，也无法预测中共各级官员还会上演多少假防控之名、行滥权和反法治之实的活剧，这不，知名蒙冤律师李庄被困内蒙，强制隔离中仅仅发了一条微博就被公安上门非法训诫。有理由相信，一定还有第二个书记喊出“见一个抓一个”的霸王官话，就像武汉、湖北的书记马国强、蒋超良一定要重蹈孟学农的覆辙一样。中共权力运作的不公开、非法治、非程序化的本质，中共宁“左”不右的劣根性，中共扭曲的报喜不报忧之所谓“正能量”权力价值观，决定了它只能不断地重复相同的错误，并且未来仍会继续重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