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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同梅，女，57岁，回族，辽宁省抚顺市新屯莫地沟人。2005年7月，其身患肌无力的哥哥沙同浩去世后，因哥哥生前与工作单位抚顺矿业集团的房产债权问题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这个不识字的东北农村妇女开始了为其哥哥维权的上访之路。

起因：集体工的“同工不同酬”
辽宁抚顺为东北老矿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抚矿集团公司）是由原百年企业抚顺矿务局改制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沙同梅一家和哥哥沙同浩一家之前都是这家大型国企（更名前）的老员工。沙同浩是抚矿集团19处的火焊工，多次被单位评为积极工人。
那时在国企工作分为全民合同工和集体工。尽管工作强度并无差别，但集体工多被认为不是企业的正式员工，没有办理正式招工录用手续，没有劳保。沙同浩就属这种集体工。
1998年，因工作劳累，沙同浩开始出现肌肉萎缩的症状，病情逐步恶化，直至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这一年，沙同浩没了工作，只能在家卧床休养。
妻子丁淑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儿子沙海年纪尚幼，再加上卧床在家的自己，沙同浩一家的基本经济来源就此断绝。于是，他和妻子多次向抚顺矿业集团提出申请，要求单位给出一定的赔偿与补贴，然而屡遭拒绝。连同此前沙同浩个人支付的人身保险4400元，也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搪塞敷衍。
2005年7月，沙同浩病逝。沙家人向抚顺矿业集团索要安葬费和之前的楼房改建费，均遭拒绝。
 
经过：维权者的“被精神病”
2006年1月，沙同梅背着体弱多病的嫂子丁淑惠奔赴北京，到国家信访局反映自身遭遇与困境，无奈被抚顺驻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逮住”，期间丁淑惠被狠狠推倒在地。在围观百姓的指责与报警威胁之下，二人方得以逃脱。
沙同梅再度来到国家信访局，得到的是一张单薄的回复信和一句简单的“此事交由辽宁省信访单位负责”。
2006年1月10日，沙同梅心怀忐忑而激动地来到辽宁省政府，找到相关负责人刘恩力处长。结果大失所望——“趁着我上卫生间，他们找集体局的人把我嫂子抓走了。”
“他们为什么抓你嫂子？”记者问。
“威胁她说服我放弃上访，说不然不给我们好果子吃。”
1月11日，沙同梅夫妇来到集体局，要求把尚在病中的嫂子带回家。“不仅不放人，还抓住我对象就开打。我上前拉，连着把我一起打。”沙同梅说道，“后来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到了，他们才停手。”
可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闻讯赶到的警察，强行将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一直开到抚顺市矿业集团房晓精神病院。
“医生护士绑着我，封我的嘴，扎电针，胃药，打吊瓶。”沙同梅声音涩涩地说道，“觉得胸闷心慌，舌头僵硬，而且小便失禁。”
1月12日，这天是小年夜，沙家人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沙同梅的消息。其女哈影从北京连夜赶回，找到房晓精神病院要求放人。集体局在接到院方的电话后，派人赶到现场，逼迫哈影签下保证书——保证盯住其母沙同梅年前不再到北京上访，院方最终放人。
1月30日，丁淑惠因心脏病和败血病发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带着遗憾与不甘去世。
    此后，沙同梅与抚顺市公安局、集体局开始了长年累月的“捉迷藏”游戏。
但凡两会、党代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公安局、集体局必定派人蹲在沙同梅家门口，不让她踏出家门一步。
2006年6月18日，抚顺市党代会期间，信访局的孟处长约沙同梅见面，谁知到了信访局没见到孟处长就被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四天，信访局局长亲自下令，恐吓她只要她再敢上访；2007年3月两会前，沙同梅被矿务局的人强行从家中抓走，在房晓精神病院关了8天；沙同梅，这个倔强的回族女子，总是想方设法逃到北京，拿着一纸诉状书四处奔走，希望找到一个伸冤之所，一个能够“为民做主的大人物”。
然而每次都是被抚顺驻京办人员强行抓回，而抓回的结果通常只有两个：一是拳脚相加，写保证书；二是关进精神病院，被强制喂药。
“那里不是医院，是关押像我这样不听话的人的监狱。”她低声道。
2007年10月10日，沙同梅在精神病院上卫生间不慎滑倒，腰部撞上台阶。她大声呼救要求诊治，院方却态度冷淡，只是给出了几张风湿膏和止痛片。
“我是回民，不能吃汉族的菜（里面有猪肉）。我向院方提出尊重我的民族，但他们置之不理。”10月19日，沙同梅一怒之下将饭菜打翻在地。半小时后，突然冲进来六七个医生护士，“他们动手把我绑在床上，给我过电针。那种疼，撕心裂肺。”沙同梅哽咽道，“不仅非法关押我，还不给我治病，不尊重我的民族信仰，完全不给我做人的自由和权力。”
2008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上街买菜，被矿务局的人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10天；
2009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在北京上访，在去国家信访局的路上被矿务局的人带回抚顺房晓精神病院，开完会才放人；
2010年3月，沙同梅在久敬庄被抚顺矿务局的人截访带回抚顺，关了10多天；
截至目前，沙同梅已经被关入房晓精神病院前后共8次。期间院方没有索要任何精神病鉴定书，且没有任何人提出负责或说明缘由。
 
    结果：坚持上访进而连累了亲人  
2007年6月1日，沙同梅又一次被带到房晓精神病院。此时距离侄子哈海高考，不到一周。“他们上学校骚扰我侄子，告诉他我被关在这里。我侄子知道后，精神压力过大，晕倒而且把腿摔伤了，考试没有发挥好。”说起这段故事，她至今仍感觉气愤，“那只是个孩子啊！”
2007年10月6日，患有心脏亏血，肾亏竭和神经性脱发的女儿哈影在北京打电话说身体不适，沙同梅连夜跳上了赶往北京的火车。“当时凌晨两点多，我女儿在火车站接的我。天下着大雨，我和女儿拿着给她带的换季衣服，食物和熬好的十三付中药。刚出车站，就被人一辆面包车挡住了。从车上突然就跳下10多个人，凶神恶煞地把我们包围，不由分说强行把我拖上车，混乱中女儿趁机逃了，扯我的衣服，连雨伞皮包都给拽坏了。”她又一次被带回了抚顺那个噩梦般的“监狱”——房晓精神病院，并且在11月份被送到开原精神鉴定中心做精神鉴定，300道题，沙同梅几乎都能答对，可鉴定中心最后不给鉴定结果报告不了了之，患病的哈影也流浪在外没人照顾。
2010年4月15日，李克强副总理视察新屯莫地沟。“我和老头正在楼下和邻居闲谈，突然从楼西过来一辆面包车，停在我们身边。下来十多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自称是省厅和市公安局的，问我是不是叫沙同梅。我老头让他们出示证件，他们按住我们的头不说话，直到把我们拖到一间狭窄的小楼。把我们关在屋里，有人用电棍看着我们。”沙同梅说道，自己和老伴心脏都不太好，期间有人帮他们量血压竟然达到160和200，但是“没有人管我们的死活”。
 
未来：坚持是种态度
   “现在只要我一出家门，立马就会有人在后面盯着我；只要一往火车站的方向，马上就会有几个人冲上来把我押回去。衣服被扯烂，手机被摔坏，可是从来没有人负责或者赔偿。”沙同梅苦涩地说，“我只是想帮亲人争取应得的一点权益，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对我？”
     “有些事情既然是对的，那就应该坚持去做。”挂断电话前，沙同梅同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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