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4日下午，佛罗里达州的道格拉斯高中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校园枪击案，造成17名师生死亡，14人受伤。事发隔天，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对此演说，强调要「处理心理健康的困难问题」。
事实上，将心理健康议题与枪击事件连结起来，在美国已经算不上是新闻。2012年发生了美国史上死亡人数第二多的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枪手先行凶而后自杀，包括《今日心理学》与《纽约时报》等媒体都推断凶手兰萨（Adam Lanza）可能有未获诊断的思觉失调症。然而，诸多实证研究发现，直接将精神疾病与枪击事件画上等号，此等宣称其实过于简化，也无益于减少枪械暴力问题。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McGinty等学者的研究（注1），从1997年至2012年的研究期间，同时包含严重精神疾病与枪械暴力的新闻媒体报导，有51％发生于大规模枪击案的三年间（2007年维珍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2011年图森枪击案、2012年奥罗拉枪击案与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更有甚者，其实此类报导有35％是发生于这四件枪击案后的两周内，代表社会大众会在非常特定的时间点内接收到上述讯息。大规模枪击案后的媒体报导，谈到枪械暴力的原因，多数聚焦于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危险人士」，而非「危险武器」本身。在这样的脉络下，无怪乎类似的论调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而范德比大学的Metzl与MacLeish，则透过大量的文献回顾，统整出美国社会对大规模枪击案常见的四种假设（注2），并进行批判性的检验：
1.精神疾病造成枪械暴力；
2.精神疾病的诊断能预测枪械犯罪；
3.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案代表独来独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疯狂行为；
4.枪械管制无法避免下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
尽管这些假设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正确的，但这些假设的背后反映出的，则是更深层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层次的结构问题。
首先，美国社会认为精神疾病造成枪械暴力的假设由来已久。
自1960年代起，精神医学文献便有针对精神疾病患者是否应该拥有枪械的讨论。法界也有类似见解；美国最高法院也曾基于重刑犯与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倾向而支持禁止其拥枪权。然而，实际上很少有群体层次的证据显示，精神疾病患者比其他人更容易犯下枪械犯罪。只有约5％的暴力事件能归因于精神疾病患者。（注3）
研究者也已经找出真正与枪械暴力相关的风险因子，举例而言，已有明确的证据指出，酒精与药物使用会增加七倍的暴力犯罪风险。（注4）此外，有论者声称拥枪能减少犯罪，但研究反而指出，家庭拥枪率较高的地区有更多的杀人案件。（注5）因此，误把枪械犯罪连结至精神疾病，或许其实才是阻碍了解决根本问题的可能性。
其次，美国普遍认为精神疾病的诊断能预测枪械犯罪的假设，也是历史的产物。（注6）
1960年代后，在精神医学期刊、联邦调查局，以及荷里活电影等的推波助澜下，思觉失调症与犯罪及暴力行为开始产生关联，「思觉失调症杀手」（schizophrenic killers）一词也逐渐大行其道，然而在1920至1950年代之间，思觉失调症则仅被认定为是影响人们「思考与感觉」能力的精神疾病。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也有类似的状况，社会大众常有「发疯的退伍军人」的印象，但实际上却没有证据可以证实PTSD与暴力及犯罪之间的关联。有关精神疾病诊断及其印象的演变，是造成这类假设的主因。
再者，有论者认为，美国大规模枪击案代表的是独来独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疯狂行为，背后同样历经了一番转变。在1960年代与1970年代，包括麦尔坎·X（Malcolm X）以及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等民权人士及团体，才是被联邦调查局、精神医学期刊，以及报章杂志等认为是有妄想或精神病的主要对象。
包括1960至1970年代，在医学期刊《一般精神医学档案》上头营销抗精神病药物「好度」（Haldol）的广告，画的内容是一名「具有攻击性且好战」的黑人男性，并强调「配合通常由『好度』开始──开始治疗的第一选择。」（注7）
Metzl与MacLeish指出，当年黑人团体被贴上的精神疾病标签，导致政治上对于枪械管控的强力要求；如今由白人男性单独犯下的几次枪击案，却导致社会上放宽多数人拥枪权的呼声，并聚焦于个人层次的脑部疾病问题，或者仅要求限制严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拥枪权。美国社会对枪击案反应的流变，其实更映照出复杂难解的种族议题。
至于美国社会的第四种假设，则是认为枪械管制无法避免下一次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
其立论在于，当凶手是精神疾病患者，枪械管制与拥枪者的背景检查终将徒劳无功。然而，能有效遏止大规模枪击案的关键因子，目前研究者仍无法有效提出。与其把焦点放在个人的犯罪或枪手本身的心理状态，不如着重于社群层次的日常暴力行为，以及枪械泛滥所造成的恐惧与伤害。研究显示，诸如奥克兰或芝加哥等枪械犯罪频繁的城市，许多低收入的群体并无法获得充足的心理健康照护，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社会及经济上基础建设不足，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疯狂之处。
话虽如此，也并非全然没有改变的希望存在。在佛州枪击案的半个多月后，相关新闻仍占据美国媒体版面。层次甚至上升到检验个别政治人物的承诺及金钱流向。有许多因素可能扮演了关键角色，包括今年11月的美国期中选举，或是特朗普当家造成政治上的反作用力，但最重要的推手，正是悲剧的幸存者，道格拉斯高中的高中生们。
他／她们挺身而出、侃侃而谈，直面媒体镜头，没有人能质疑他／她们动机的真诚与纯粹。既然前述的错误假设与误解有其脉络可循，或许当枪械管制取得重大成果的那一刻，我们便能期待，精神疾病患者能够不再成为枪击案的头号检讨对象。
（来源：关键评论 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91261 2018/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