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晚十一点左右，昌平区许志永家中，我正忙于武汉疫情的志愿者工作，朋友发来信息询问志永的情况，称“听说他被抓了”，当时我也有大概8、9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他，内心很是焦虑担忧。2月16日凌晨00：26，我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到门外有粗重的敲门声，同时有男性的声音大喊道：“开门！安全检查！”深夜独自在家的我听到这样的响动很是害怕，急忙拿起手机，手颤抖着给朋友发了条信息“门外有人敲门”，慌张的在门口走来走去，最终还是迟疑着去开了门。
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男性以“疫情期间安全检查”的名义先冲进门，把我推到椅子上要求我坐好，并给我戴上一次性口罩。我正要询问他们的身份，随后进来的一位未穿制服且没有出示身份证件的男性突然从背后给我戴上手铐，说了句：“我们是公安局的”。只见两个先闯进来的脱去身上的防护服，嘟囔了一句“热死我了”。虽然已经连续被国保的车辆跟踪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仍然对于这一次上门始料未及，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房间内已经站了大概10位未穿制服也没有身份证明的男性，我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居家的睡衣，急忙表示需要更换衣服，其中一人跟我说：“稍等一会儿，有位女民警马上就到。”我坐在椅子上又等了5、6分钟，一位拿着执法记录仪的穿着制服的女民警进入屋内，带我进入卧室更换衣服。
换好衣服重新回到客厅的椅子上，进来一位在2019年12月31日被传唤时见过面的海淀国保，向我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同时面无表情地宣读：“李翘楚，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你进行传唤。”听到这个罪名，我懵了，努力地回想着自己到底哪个行为构成了这个罪行，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不断涌上心头。接下来，该位国保带着两位人员在许志永家的两间卧室进行搜查，而我继续被要求戴着手铐背靠着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从客厅拿出手机、U盘、笔记本电脑、书籍等物品装进密封袋中，之后让我在搜查物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同时在场的还有奥北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搜查的空挡，刚才宣读传唤通知的国保问道：“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他说：“看来我之前告诫你的话全白说了是吧。”许志永家搜查完毕后，他们说接下来要去位于海淀区天作国际小区的我自己家进行搜查，临走时我问能不能带着养在鱼缸中的小乌龟和小金鱼（那是志永的女儿最钟爱的宠物），那位宣读过传唤通知的国保无奈的笑了一下说：“我们没办法让你带着鱼缸呀。”
大概三十分钟后，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全程一直戴着手铐，路上不敢吭声，心里一直在嘀咕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这么大的阵仗。大概有4、5位民警在我家进行了搜查，我家里空间不大，他们在书架、柜子、床底下、衣柜里翻找东西，翻出了未使用过的一部手机、扫描仪、录音笔、以及我之前给良心犯寄送明信片用过的公民印章，并让我签了搜查物品清单，其间有天作国际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场。我提出能不能吃一粒止疼药，我有偏头痛的毛病，负责搜查的国保给我倒了杯水。临走时我指了指柜子，问能不能把我抗抑郁症的药物装进随身的包里，还是那位负责搜查的国保，迟疑了一下，之后把柜子里的药物全部装进我随身的包里，对我说：“你放心，如果时间比较长，我们也会负责给你开药。”听到“时间比较长”几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可能不是类似上一次的传唤了，我会经历什么，我会失联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未知数。
半小时后，我背拷着坐在一辆蓝色的商务车上，全程手铐勒得我手腕很疼，我尝试调整姿势却越勒越紧。随后，车到了海淀区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被传唤时也是关押在这里，24小时释放了，所以，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24小时之后我就被放了啊！
之后，经过验血验尿的体检程序后，我被要求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便衣人员坐在我对面，年轻那个又高又壮，很凶地瞪着我；年长的那个低着头不看我。
这时，年轻的那个凶巴巴的质问我：“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用提高嗓音表示更加生气的样子：“你是不是在网上乱发东西了？！还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我真的被他的语气吓到了，心跳急剧加速。可是我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错啊，于是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点，尽量不让声音颤抖，我回答：“我只是如实的把自己的传唤经历发布出来，有媒体关注我，给我打了电话，我也只是回答了自己被传唤的经历，这些也有错吗？”
他不理睬我的反问，继续大声说：“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从戴手铐跨新年回家后，即使是春节期间，都有国保的专门车辆跟踪，他们对我的所有的行踪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问我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所有的行为都等于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的呀。
见我不说话，另外一位年长一些的语气和蔼地说：“你做的事情肯定会留下痕迹，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找你，你也不用着急回答，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聊。”
听到这里，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可能会被“消失”吧！想起在网上看到的709律师的遭遇，我不禁哆嗦了。审讯好像快结束了，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许志永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和蔼一点的那个人走到我身边拍了下我的肩膀，回答：“我能跟你保证他现在起码是健康的。”
审讯结束后，我被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年轻一点的那个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在签字时嘟囔着：“我都不想签这个字”。之后，我被送回办案中心临时关押的房间，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一直戴着手铐，恐惧、焦虑、担忧不断袭来，加上房间内实在太冷，实在困极了，就在冰凉的石板凳上躺一下，可是立刻就感到冰凉刺骨。一夜未眠。2月16日一早，给了我一个菜包子，我申请吃抗抑郁的药，看守人员说：“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要不是发烧感冒之类的问题，再等等吧。”
在办案中心的时间过得很煎熬，我一方面不断回想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被安上了“煽动颠覆”的罪名，同时担心着已经跟我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的志永：听审讯的意思，他应该是被抓了吧？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呢？疫情期间的防护有没有得到保障呢？另一方面，心里也没有完全放下还在进行中的武汉志愿者工作，方舱的防性别暴力建议写的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前还在沟通的病患家属是不是已经等到了医院的床位……时间就这样在复杂的思绪中度过。
大概16日下午，我被带到办案中心的大厅，门外的车上下来5、6个未穿制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人，拿出一个黑头套罩在我头上，我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吓得我腿都软了、脑中一片空白，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推进了车里。
我全程戴着手铐和黑头套坐在车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车行驶了多久，也不知道车被开到哪里。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的周围站着4、5位年轻的穿着制服的女性看守，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正对着我，声音严厉的要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进行检查，并换上她们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衣服和拖鞋。之后，我被要求以双手放腿上的固定姿势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三位看守围站在我身边，戴着对讲机，她们称呼我为“目标”。她们说：“你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我的眼镜被没收了，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敢转动头、眯缝着眼睛用余光打量着房间，居然看见房间里有一扇巴掌大小的窗户，给了我一点点惊喜，因为我可以知道是白天或是黑夜了。
我不由自主的把头向窗户那边偏了一下，突然传来：“目标！坐好看前方！谁允许你动了？！”吓了我一跳！站在我对面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面无表情，眼睛紧紧的盯着我。我第一次看到真人也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当她们把我的细微的动作、表情的变化等等用她们对讲机汇报时，我才感觉她们也是活人。
晚饭后，我还是被要求呆坐着。突然门外有动静，两个人影进来了。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兩個穿著便裝的男性進入房間，手裡拿著工作證件，我看不清證件上的名字，也沒敢去問。
个子高的说，他们是负责我案件的预审，让我称他“李警官”，还说他是2013年”新公民案”丁家喜的主审。李警官拿出一张纸念着，原来是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我正在想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他看着我，声音低沉的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高会被判死刑，我们对你将实行死刑犯的管理制度！你想想那些看守都用什么眼光看你？！”
“死刑犯”这个词，吓坏我了。我感觉呼吸困难，脑子一片空白。刚才还在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什么，后来听见问我有什么需求。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刻意让自己平静一些，掩饰住在这个四周密闭的小屋子坐着的无助焦虑，我说：“我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直服药，我要求尽快恢复吃药。还要求通知我父母。”
在笔录上签字时，我看到笔录上的羁押场所叫做“北京市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待所”。唉，这个四周密闭管理森严的小屋子竟然叫“招待所”。
2月17日晚上，第二次审讯，李警官说：已经书面通知了我的父亲，但对于吃药的事情，由于我之前就诊的协和医院属于发热门诊没办法取得我的病历信息，暂时无法给我吃药。
但我6月19日回到家时才知道，2月16日我失联后，我父亲先后联系了许志永家所在的东小口派出所和我家所在的北下关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都未告知具体情况，我父亲又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市公安局接了两次电话后就不再接电话了。大概过了一天，我父亲被毫无法律手续的叫去通州区玉桥派出所，见到了北京市局和通州区的国保，他们起先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拿了篇许志永的文章让我父亲阅读，问他有何感想。我父亲很疑惑：你们抓的是我女儿，为什么给我看许志永的文章？难道不是因为女儿写了什么文章被抓的吗？
国保又拿出一张通知书让我父亲签字，签字后就把文书收走了。我父亲在情急之下根本没看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通知书。
后来，我父母被北京市局的孙国保约谈时，才知道我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母亲问孙国保：“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孙国保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我母亲追问：“是不是像我们老师平时批改试卷上的主观题一样，觉得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孙国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依法办案。”这种“依法失踪”真的是人生至大的诡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间小屋子里，我头顶上的白色刺眼的灯，24小时亮着。前一个半月，我上午下午都必须连续4小时的固定姿势坐着，吃饭上厕所时可以趁机动一动，我有时会多次要求喝水以换来变换姿势的机会。一天8小时一动不动的坐着，全身都僵硬了，好像血液都凝固了。
站在我身边的3个女机器人看守，她们看守“死刑犯”的经历，会对她们的人生有巨大益处吗？她们贴身看着我睡觉、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她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后面的两个半月，机器人看守少了一个，我被允许每坐2个小时站起来走动20分钟（在9月9日的国保约谈中，李警官还特意强调：“你站起来活动的机会都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怎么就只说你在里面怎么受苦，我们对你好的部分呢？做人是不是得讲良心？”）。
由于长时间以同一姿势久坐，我的小腿肌肉开始萎缩，出来后走路都不利索。每天晚上的入睡，正对着头顶明亮的灯光，本来就容易失眠和神经衰弱的我起初根本无法睡觉。我刚用手遮住眼睛，看守就厉声呵斥，有时还会粗暴的把我的胳膊扳下来。我才知道，睡觉也需要固定的姿势，必须仰卧，双手、肩膀、脖子、脸必须露在被子外面，不能有任何遮挡。睡着后的姿势变化，也会被机器人捅醒。
我渐渐知道了在“被监管场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必须服从看守人员的管理；有任何问题，必须举手报告，看守人员通过对讲机向上汇报，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行；禁止与看守人员交谈；当有人员进入时，不得随意张望；在室内移动时，必须缓步进行，并与窗户和墙壁保持一定距离；内务设施摆放整齐、上厕所洗澡时也必须由看守人员在旁监管。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就会被看守人员和管教厉声训斥，被威胁剥夺每日本来就少的活动时间。
我被完全剥夺，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人，都可以训斥、威胁、教育我，这个管教系统以“国家安全”之名自赋无限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驶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剥夺生命力的管教系统，妄图把被监管的人变成“听话的机器”，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