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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诉人：王永红，女，1968年出生，户籍：辽宁省大连市普兰，电话：15141402317.

冤情如下：

一、公权力的打压、迫害始终没停。
王永红系大连一命案中被害人之一，从1989年7月到2019年7月，整整三十年，王永红上访反映的诉求，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还遭受公权力的疯狂打压及迫害：1995年至1999年间，大连个别当权者勾结辽宁省信访局驻京领导（原辽宁省委省政府信访接待室）、辽宁省高级法院驻京接访法官，曾分别将王永红送往北京昌平民政收容遣送站【将王永红用白布绳子捆绑在铁床上二十几个小时】，辽宁省民政收容遣送站、大连市民政收容遣送站，多次非法关押；2001年3月，大连市公安局、普兰店公安分局（原新金县公安局）对王永红进行刑事拘留长达82天（至今不给说法）后强行送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劳教三年，后虽被沈阳市中级法院行政判决撤销大连市劳教委的劳教决定，但大连市公安局至今不给说法；2012年12月、2014年3月，大连警方以在北京扰序为由分别对王永红行政拘留两次，其实两次拘留是为后来的判刑而凑数的（国家有文件规定两次行政拘留后就判刑或劳教），在拘留所里，他们指使违法人员对王永红滥用私刑，用两副手铐将王永红双手分成“Y”字型，锁在床板上五天五夜；2015年10月26日，大连市公安局普兰店区分局星台派出所称接到上级交办：“王永红又去北京上访了”，以此，对王永红刑事立案、刑事拘留，并以寻衅滋事罪迫害王永红冤狱九个月。

二、错案求告无门，公权力何在？
八九年七月，王永红母亲尹淑英被邻居万德成故意用刀杀死，王永红被其妹妹万春梅用刀杀成重伤，由于案发地原新金县公安局（现普兰店分局）政委辛树功系杀人犯姥爷（本案发生不久，辛被提升政法委书记），在辛的操纵和授意下，大连两级公、检、法公然“偷梁换柱”、制造假案、伪造杀人凶器（被害死者尹淑英系A型血，被害重伤的王永红为O型血，而所谓的杀人凶器上竟检验为“B”型血……），案发当时，公安机关到案发现场只逮走不满十六岁的万春梅顶替该案杀死、杀伤两大罪责，近三年之久后，大连市公检法又将幼女顶罪转换成老太太辛士清杀人（杀人犯母亲）。为掩盖该案中假证、假事实，三级法院垄断了该命案的所有法定程序，不仅剥夺该案二审、再审，还掌控了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近三十年，至今不审不判！

三十年来，王永红的诉求非但没有得到解决，还屡遭大连公权力疯狂打压、迫害：使王永红陷入投诉无门、冤上加冤的绝境！

公安部竟然与大连市公安局相互勾结！受害人还上哪说理？

王永红向公安部门反映：（一）、公安机关用幼女顶罪及“B”型血鉴定结论的原因；（二）、超期羁押（刑事拘留82天）、违法劳教；（三）、滥用职权违法立案（违背刑事、行政立案规定）；（四）、拘留所里滥用私刑。然，大连公安机关一直推诿，让找法院，王永红认为所提出的诉求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管辖。

2019年12月18日，公安部警号000232的警官说：“法院将对方都已经判了，王永红还没完没了地告了二十多年！”请问000232：“你可敢与王永红在媒体上公开对质！你可愿意请示有关领导，对王永红的信访诉求进行公开听证！”

当天的事实经过如下：
2019年12月12日，公安部信访接待室的大连籍民警口头通知我（王永红）：“到12月18日，你正好满两个月登记，大概在17号、18号这两天，部里有领导亲自接待你，回去等着吧。”13日，我又接到普兰店区分局驻京王主任电话，称：“部里领导接待时间定在18号。”因此，这几天，我全力准备领导接待。
18日早上，街道主管信访的梁书记来电话说：“你在哪？一会儿和你一块去公安部。”我很纳闷，并问：“怎么是你来？今天部里领导接待，应当是市局与区分局来人听听。”梁说：“这个不清楚。”当时，我虽感奇怪，但想到部里领导接待，就没再多想。大约十点左右，我与梁一行三人到了东堂子胡同。此时，区分局的王主任、市局的温处长等人已经在等着，一切看着都很正常，约在十点半左右，我被叫去安检时，之前口头传达“部里领导接待”的那个大连籍民警告诉我，领导在窗口接待，我当时很疑惑，领导约见，怎会“窗口接待？”（按照公安部的信访接待规定，18号，是我正常到大厅窗口登记的时间，不用约见，在窗口也能见到领导），可想到是市局与部里联系好的，只要领导接待，都是反映问题的机会，所以，经他们安排，我到了接待大厅，里面很多上访人排队，我被安排站在左面窗口（左边窗口我前面只一人），窗口里面有两个领导（一男一女），我站的这边是男领导，警号为：000232。

当窗口外面警察把我的身份证及材料递给000232时，我感觉对方根本没有接待我的意思，即不看材料也不让我讲话，就把我的材料推出来，我又把材料递给他，请求让我说两句话就好，这时，那边的女领导伸手欲拿我的材料，000232却不让拿，一边把材料再次往窗口外面推一边说：“不用看，她这案子我太清楚了，人家对方法院都已经判刑了，她还没完没了的告了二十多年，”我听了这话，就哭着再次请求他：“领导，不是你说的那样，你就让我说两句话。”然，000232竟告诉窗口递材料的警察，“把她拖出去。”我如五雷轰顶，期盼一周的“约见”，得到的却是羞辱！

出了接待大厅，我嚎啕大哭，真的很伤心，公安部怎么变成这样？！我喊：“000232，是你与大连市局约定接待我，为什么不让我说话？还要羞辱我？你000232说话的口气，简直就是大连个别当权者的代言人！”
多大事情？哪来指令？能让省信访局调动区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书记接到什么指令？回区召集相关部门开什么会？

12月19日，我带着证据、法院判决到公安部信访接待室，想与000232当面谈，这起命案公安机关存在过错，我找公安部是有依据的，你不能偏听偏信，歪曲我三十年的付出。可到了公安部信访接待室门口，保安不让进，地方截访人员过来把我拦到西边三十几米处，过了一会儿，接访的对我说：“今早，省里因你的事，把区政法委书记、区信访局局长、办事处书记调到省里，”当时，还转告我，“耐心等待省里开会结果，”我听后，就与地方接访一起离开了东堂子胡同。
傍晚，梁书记来电话说：“省里会议内容不详，只知道明天上午八点半，政法委书记王国文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等明天开会看看结果。”第二天（12月20日）中午，梁来电话：“区政法委王国文书记要见你，”我说：“不见，我的事，程序不在区里，区政法委解决不了，”后来，梁又来电话：“家里问你想见谁，再给你联系。”我说：“见杨耀威局长，”梁说：“好，你等电话。”傍晚，梁来电说：“王姐，我要回去了。”显然，他们是利用政法委书记王国文接访为诱饵，把我骗回去，再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治罪，多可怕！这些“官老爷”整天想的不是如何解决上访问题！而是想着怎么整人！普兰店区政法委书记王国文说：“上访人员在我这不分有理没理，”这是什么逻辑？“不分有理没理”还能解决问题吗？不解决问题，那就是想打压就打压！在他们眼里，领导的“看法”大于“国法”！因此，而所谓的“公安部领导约见”完全是圈套，000232的话，就是故意气我，知道我会激动、会哭喊，以此为把柄对我进行打压。中国强起来，但决不是对自己的国民狠起来。

中央一再强调，要用感情、带着责任去做信访工作。000232，作为公安部的信访干部，你应当保持中立，应当倾听信访人的陈述，2019年12月18日，是你000232和大连市公安局约定接待我，000232，你可知道，当得知有部里领导接待，我什么心情？寄予多大希望！可盼了一周，得到的却是你的羞辱！000232，每个人都有自尊，王永红虽上访多年，但，我也有尊严，你哪怕带有百分之一的责任来接待，我也不会对你有那么大的怨气，也不会那么伤心，“法院已经将对方给判了，她还没完没了告了二十几年。”你什么意思？连最高法院都没有资格对我这样说，你的话，让我万分惊讶！更让我明白，你压根就没有想接待我的意思，你作为公安部的信访干部，当众羞辱我，证明你所谓的接待，就是个“圈套”！是你与大连相互勾结，对我进行打压、迫害的手段！000232，三十年上访，我是无奈的，我自认为，我的冤情，在中国司法界也是极少的案例，也是极大的耻辱！对于这起命案，我敢与你000232以及三级公检法，在媒体面前公开对质，你敢在媒体面前再说一遍“法院已经将对方给判了，她还没完没了告了二十几年吗？”000232，该命案，公安机关的错是永远抵赖不掉的，我和你反映四个诉求，你一个都没听，就让人把我拖出去，你违背事实、偏听偏信，出口伤人，你的言行，公然充当大连恶警的保护伞！

人民来访接待室本就是倾听群众呼声的地方，老百姓在地方寻求不到公道，来京就是相信中央，就是向中央诉哭、诉冤。在国家信访局、最高法院、最高检有时也会看到上访群众在喊冤、也有嚎啕大哭的，也有在大喊官员不作为，但结果，有的被劝走，有的喊一会儿、吵一会儿也被劝走离开。
而2019年12月18号，我的哭声、冤声，竟然遭跨省调查、抓捕！（2019年12月19日，辽宁省信访局某领导亲自调遣普兰店区政法委书记王国文，20号，王国文召集相关部门开会）可见，为了打压，迫害，个别当权者还真是费尽了心思!

权，究竟为谁所用？公权力沦为某些官员横行霸道的资本！

2019年8月31日，区政法委王国文书记接待我时说：“上访，在我这不分有理没理。”这话听的我很惊讶！辽宁省2018年就在搞“五级书记抓信访”，“不分有理没理”的信访如何来抓？！我申诉、上访三十余年啊！！他们不仅视而不见、还不停地打压、迫害，他们听不得、也不准百姓有冤（怨）声、哭声、在他们的眼里，王永红上访影响他们的政绩，他们就可以定你违法、逮你定罪。
目前，我（王永红）的人身安全仍遭受威胁，随时会被构陷定罪！虽北京律师已找好，但在依权治国的当下，法律能斗过权力吗？兹公开本人遭遇，以供党政司法领导及公众评审、关注！

同时，请公安部相关部门亲自调取2019年12月18日东堂子胡同人民来访接待室内、外监控。

命案被害人：王永红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9日消息】湖南邵东县冤民唐利德实名控告，地霸唐承祥父子吞食其祖业，将他家澡堂基脚彻底挖掉，并对其造成人身伤害一案，邵东县公安不但不立案调查，不采取措施将凶手缉拿归案，还毁灭相关证据；邵东县黑田铺镇原乡党委政府人员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致百姓合法权益受损。

唐利德血泪控诉：黑恶势力及其背后隐藏的“黑保护伞”严重破坏当地政治生态，严重破坏了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定，严重侵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感，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黑恶势力及其背后隐藏的“黑保护伞”一天不除，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就一天不得安宁。

台前虚下忧民泪，幕后操作害人深，法律无情民有眼，岂容胭粉掩遮颜。

不知道案情内幕的人，看似云里雾里，“乡党委书记”怎么会买凶杀人呢？公安、法院怎么会毁灭证据呢？但是知道案情内幕的人觉得这样的奇葩冤案，有失公允，有失公正。湖南省邵东县黑田铺镇党委书记、邵东县公安局、邵东县法院违背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存在有组织、有预谋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典型的黑恶势力“保护伞”。
事实与依据：

一、黑恶保护伞下集团侵权、集团涉黑

（一）、集团侵权

1988年，湖南省邵东县政府出台了《非农业用地清理、登记、发证的通告》，通告第五条第1、2、3项明文规定：【所使用土地界线不清的；所使用土地权属有异议的；所使用的土地界线与四邻有争议的；暂缓登记、发证或处理后再准许登记、发证】当时我村书记唐自祥（唐早生堂侄）为协助唐早生唐承祥父子吞食我家祖业，利用职务之便、指派自己亲手栽培的本村会计唐志辉和同黑田铺镇(原乡)国土所临时工黄某伟、谢某梁，在我全家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我邻居唐早生偷偷将我家祖业遗嘱所管辖的正屋后的尿坑划到我土地使用证的红线图外，由唐志辉带领黄某伟、谢某梁，配合我邻居唐早生单方签字生效。

（二）、黑保护伞下集团涉黑

2007年7月，我帮幕后凶手唐承祥大儿子唐利南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9月，因小孩要回老家读书，我回家陪读，因十几年没在家，家里一片狼藉，准备在自家祖业遗嘱所管辖的正屋前的杂屋基地上盖点临时澡堂，被我屋后邻居唐早生唐承祥父子无理阻拦，我多次找老村书记唐自祥、当时的村书记刘成祥前来调解，都被一一拒绝后，我只得买来篷布在自家祖业遗嘱所管辖的正屋后的街檐上围个棚子作为临时澡堂，谁知风一吹，吹得七零八落，无奈，我只得改到自己祖业遗嘱所管辖的正屋后的尿坑里盖临时澡堂，又遭唐承祥父子阻拦。

同年12月4日，唐承祥得知我陪本村村民唐相成老婆去邵阳市中心医院看病，当天不能回来，约下午7点，唐承祥带领与他没有任何亲戚关系的乘吾村书记谢求芝、石江村书记刘成祥领导的村支两委、房亲等前来，据一位不敢透露姓名的知情人透露：谢求芝说：“他要砌，你就打，打死了黑白两道我们全权负责”，唐承祥夫妻不但对我家无理谩骂，还公然强逼亲生父亲唐早生来换我性命。

二、黑保护伞下，故意伤害案，有案不立、有案不侦查、不采取布控措施将凶手缉拿归案、毁灭证据，存在有组织有预谋之嫌疑。

1、黑田铺镇原乡党委书记金卫国透露：“2007年12月17日早晨8点，石江村书记刘成祥赶到黑田铺镇政府向我汇报称：“我村今天有人死”，约上午9点，听说你家人就报案了”。

案情回顾：上午9点，我正在低头砌澡堂基脚，凶手唐早生和其妻朱迟英在没有发生任何争执的情况下，偷偷用锄头轰击我的后脑，连挖五锄，欲致我于死地，凶手唐早生行凶后，急忙坐扶锡至邵东的中巴车往正在邵东县城开鸡婆店的儿子唐承祥家方向逃去。

案发后，我家人及时报警求救，邵东县公安局黑田铺派出所办案民警接到报警后及时赶到，该办案民警见我必死无疑，凶手唐早生安然无恙的坐无锡至邵东县的中巴车往儿子唐承祥家方向逃走了，没有按照公安《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拍照”等结案措施，也没有采取任何“布控措施将凶手缉拿归案”，只是找了一位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唐金顺作了一份简单的询问笔录后，见120将我救走，他们也就跟着走了。

约下午4点半，凶手唐早生又坐邵东至扶锡的中巴车回来。趁我还在医院抢救，无人在家的可乘之机，与其妻朱辞英自服安眠药后，躺倒我家堂屋里的柴草上，故意制造聚众闹事的假象，约晚上6点30分，路人发现凶手唐早生夫妻躺在我家堂屋的柴草上，上前一看，唐早生死了，帮凶朱迟英还健康活着，事后，黑田铺镇党委政府、黑田铺派出所高度重视，闻讯将我家毫不知情的兄嫂夫妻以协助调查为由，控制到黑田铺派出所第二天上午才将其放回来，当天晚上，镇党委书记金卫国及时答应给付唐承祥三千元钱。

案发当晚，幕后凶手唐承祥见我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又指派十多名社会流氓地痞，雇车到远离石江村十六七公里外的邵东县中医院，将该医院抢救室门打烂，以我杀死唐早生为谎子，要将我杀死偿命，幸亏我抢救室的病友家属多，报警后民警及时赶到，我才第二次免于一死。烂崽走后不到十分钟，黑田铺乡政法书记赵湘平又带人来到该医院，不顾我命在旦夕，恐吓我家人说：“你们必须先出钱安葬凶手唐早生再说，不然你家还有人死”，幕后凶手唐承祥见两次取我性命没有得逞，乡政法书记带人到我家敲钱空手而归，只得又带领儿子胞兄买来石灰在我家堂屋公开葬父22天之久无人问津。

3、黑田铺乡党委见唐承祥两次取我性命没有得逞，政法书记带人到我家敲钱空手而归，唐承祥带领儿子胞兄在我家堂屋，公开葬父没有消除恶迹，又指派镇领导在远离石江村六七公里外的地方雇请老百姓，带来工具将我家澡堂基脚彻底挖掉，直至我村村民联名控告，我乡党委书记金卫国才指派乘吾村书记谢求芝安排唐承祥将父亲挖出来埋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邵东县公安局不但对诽谤杀人的凶杀案不立案侦查，不采取布控措施将凶手缉拿归案，不查清安眠药的来源，反将唯一能证明涉案案情的目击证人的调查笔录都销毁，连我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诉讼证据材料都被邵东县法院主管领导邹辉斌一一销毁。

三、邵东县人民法院只依权不依法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公安查无此案，法院不理案，使故意杀人案变成了无名案，无头案。迫使我到处伸冤，逐级上访，自查取证。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法院认为再继续隐藏下去，会引起极大民愤）。转眼八年过去了，2015年9月，邵东县法院称：“必须改变案件性质，才帮你立案”。无奈，我只得任由法院主观认定案件性质，最终邵东县法院将故意杀人案摇身一变，降格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受理，并定于2015年10月28日开庭审理，开庭后，法官称该院领导不允许宣判，在我再三跪求下，邵东县法院才答应于2016年4月1日重新开庭。

2016年4月1日，邵东县人民法院办案法官在走二次开庭的形式时，将我唯一的两所医院的医药发票原件全部毁掉，不管我怎么苦苦哀求，该案的判决书迟迟不下，直至主审法官肖苏容产假后，也就是幕后凶手唐承祥即将要上诉时，邵东县法院才指派该庭一工作人员电话告知我去邵东县法院拿判决书。

虽然邵东法院（2015）邵东民初字第2678号民事枉法判决书，主观认定了石江村村支两委出具的唐早生的遗产系儿子唐承祥所制的伪证。在幕后凶手唐承祥不愿意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判处幕后凶手唐承祥赔偿我61177.53元的微少赔偿金，为进一步控制我的合法权益，2016年7月20日，邵阳市中院的(2016)湘05民终797号民事终审判决书，仍旧走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形式维持原判，判决后，我多次向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都被一一拒绝。

幕后凶手唐承祥见自己后台硬，不但拒绝履行生效法律文书，还公开扬言说：“唐利德如果还要告，我就要他家赔我家两条人命”。无奈我只得于2016年9月23日，依法向邵东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邵东法院不但采取冷硬横推、消极执行、拖延执行，还巧立名目违规评估敷衍塞责。无奈之下，我于2017年10月23日至2018年1月30日期间，先后四次向邵东县法院、邵阳市中院申请强制执行，仍旧被一一拒绝。

2018年3月，我只得再次向湖南省信访局涉法涉诉办公室、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举报求助，在强大的压力下，邵东县法院再次偷偷指派该院副院长姜玉平主管执行该案。2018年10月，姜玉平副院长高度重视，声称：“压力太大”，仍旧利用巧立名目的评估建议报告价格，在没有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在阿里巴巴网上走了拍卖这一间半房屋废墟基地的形式。2019年2月28日，又在没有任何人知晓的情况下，声称是黑田铺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拍卖公告。

四、黑田铺镇党委书记莫志福、副书记刘春辉公然和法律抗衡，大搞党群分裂。

2016年9月，我将黑田铺镇石江村书记刘承祥的贪腐、官匪勾结、屠杀祸害守法公民的行为，实名向邵东县纪委如实反映，当时的邵东县纪委高度重视，及时将该案向黑田铺镇纪委进行交办，黑田铺镇纪检书记陈琼了解了该案案情后，觉得其后台硬撑，很是棘手，只得向黑田铺镇党委书记莫志福汇报，并及时将资料转交给莫志福书记。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不但该案如同石沉大海，举报材料不翼而飞，连我的农村合作医疗都被偷偷取消。

2017年7月邵东县成立了督查组，我再次将我村书记刘承祥贪腐、官匪勾结、屠杀祸害守法公民的恶性事件进行举报，莫志福书记为达到为刘承祥书记保驾护航为目的，在我不知晓的情况下，借助我举报村长唐某兵为谎子，指派该镇干部，调查我的家史，将我农村合作医疗卡上返回的钱、报销医疗费用及我享受低保等资格全部取消，进一步侵害我的合法权利。

2018年3月，举报人再次向巡视组反应，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对该案向邵东县纪委进行交办，黑田铺党委书记莫志福见铁的事实及强大的压力下无法推脱，2018年4月5日，黑田铺镇党委组织该镇有关领导，约请我到黑田铺镇政府交谈，声称是“纪委领导安排他们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只要我再不告刘成祥了，我的直接经济损失全部由黑田铺镇党委政府负责”。

我根据《宪法》、《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等有关规定，递交了2007年黑田铺镇原乡党委政府为协助地霸、唐承祥父子吞食我家祖业，将我家澡堂基脚彻底挖掉的赔偿申请报告、赔偿清单及赔偿的法律依据后，党委书记莫志富、副书记刘春辉见我不愿意放弃控告刘成祥的违法违纪行为，党委莫志富书记的答复是：“我没有权利赔偿”、刘春辉副书记的答复是：“没得赔、一分钱都没得赔”。

无奈之下，我只得再次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向黑田铺镇党委书记莫志福申请信息公开，当地官员为协助地霸吞食百姓祖业，老百姓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力时，莫志福书记不但将我拒之门外，连我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都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多次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群众身边涉黑涉恶腐败方面的问题向上级有关职能部门反映，都如同石沉大海。

2019年1月，因我镇党委莫志福书记的团队洗钱，大搞党群分裂，侵吞守法残疾公民合法权利原因，黑田铺镇残疾公民见莫志福书记团队组织庞大，地方无法昭雪。只得联名网上求助，声讨合法权益。党委莫志福书记、刘春辉副书记不但采取“冷硬横推”、“顶而不办”，还指派邵东县政府的保护伞团队人员，借助党和政府的名义，指派邵东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将我身份证拉黑，进一步控制我的名誉权、肖像权、人身自由权。事后，邵东县公安局认为该行为是在公然和法律抗衡，于是立即解除对我的侵权行为。

根据我国《宪法》结合《刑法》、《党政廉政准则》、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以及群众身边涉黑涉恶腐败方面的主要问题等有关规定，我冤民唐利德再次哀求领导严厉彻查该案，给冤民含冤昭雪，还守法公民朗朗乾坤！

我是一个工作生活在深圳的普通律师。今年6月初，因我的妻子被传销组织蛊惑沉迷，被洗脑后对家人和亲情不屑一顾，更是耗尽家财给传销组织“捐款”。我在忍无可忍之下到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田一路17号，电话：0755-27585110）报案求助，请求警方查处传销组织的诈骗行为，追回我家庭被诈骗的财产。可是流塘派出所在受理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既不立案也不向我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为此我多次去流塘派出所询问、催促，可是派出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直不予回答。

今年的7月6日，我在妻子离家外出后长期独自一人照顾半身不遂的老人和九岁的小孩，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再次到流塘所（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田一路17号，电话：0755-27585110）询问不立案的原因，再次被不予回答，气急无奈争辩了几句“你们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你们这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的家庭已经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无论如何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副所长帕尔哈提见我和他争辩就用电话通知流塘派出所反恐组队员到场。反恐组的组长（胸牌号码：F08130）带着三个组员到场后一言未发即气势汹汹的走向我，我出言喝止告诉他不要乱来。反恐组的组长（胸牌号码：F08130）一边推搡挑衅我一边说“打我啊，打我啊，”，我说“我不会打你，你不要动我！”，反恐组的组长（胸牌号码：F08130）趁机带着三名组员将我按倒在地上并把我的手别到背后用约束带捆上，并且和其他三个队员用膝盖压在我的后背上，导致我手腕部和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因此我向他们说呼吸困难，副所长帕尔哈提（警号：062970）和四个反恐队员才将我拉起坐在地上。

紧接着副所长帕尔哈提对着被捆绑住的我说“我没读过书，不认识字，我家里有钱，他妈比的我是花钱买到派出所的，我不懂法，不需要懂；我家里有三百头羊、三百头牛，出了事老子大不了回去放羊去！这四个反恐队员都是他妈比的我带到流塘派出所的，这里我说了算。”，说完后就将我放置在流塘派出所食堂门前的台阶上。

这样继续捆绑了一个小时后帕尔哈提和辅警将我放开，要求我离开派出所。但我在被四名反恐队员捆绑、按压的时候已经受伤，疼痛难忍（我在“出狱”后就医检查发现右手挠骨骨裂、胸部肋骨骨裂），就要求副所长帕尔哈提将我送医，帕尔哈提（警号：062970）对我说：“老子今天就耍流氓了，就不给你送医。”，未对我的伤情做任何处置，就命令四名反恐队员强行将我拖走，扔到派出所大门外。

我在派出所大门外再次向门卫及四名反恐队员说明已经受伤，要求送医治疗及赔偿损失。可是门卫和四名反恐队员对我的诉求置若罔闻，我在气极无奈之下再次高声争辩，要求派出所将我送医治疗。这时候流塘派出所反恐组的组长（胸牌号码：F08130）对我说“想闹事是吧？”，将我推倒摔在派出所门前的水泥地面上，和其他三名反恐队员压着我的头部、颈部、背部，用约束带捆住我的手部，并且捆扎的特别紧（事后就医发现腕部被捆绑导致正中神经损害），造成我的面部、膝盖、胸部多处擦伤，高度散光的眼镜也被撞到报废。我本来就被反恐队员致伤了，如今更加疼痛难忍，只好大声呼救，反恐组的组长见我呼救，就从派出所内拿出橡胶毯子将我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将我带到派出所的院子中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告诉我不许呼救，并且要求我不能倚靠墙壁借力，要站在院子的中间。当时正是下午两点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7月份也是深圳最热的时候），我又痛又渴，只能呼救！派出所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对我的呼救置若罔闻。我在被暴晒的过程中严重缺水，体温一直上升，有一个反恐队员看见我几近虚脱就想喂我喝点水，反恐组的组长却说“不要给他水喝！”。就这样几近昏厥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反恐组的组长才把包裹在我身上的橡胶毯子拿下去，要求我坐下，可是我的双臂已经变形麻木了无法坐下；到下午四点半，反恐组的组长才同意解下我手上的约束带，这时候我的手指已经完全麻木，手腕部的勒痕深可见骨，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手腕部的静脉血管、淋巴管、韧带和骨骼。

此后一直到晚上6点才把我关到派出所的侯问室，至讯问结束已是晚上10点多钟，我才吃到午饭加晚饭。我在侯问室被关押期间副所长帕尔哈提多次到监舍对我说“胡正军！就是不给你立案通知书，老子整人的方法多着呢，这次打你是轻的，给你个警告，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大不了老子回去放羊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有本事你告老子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

一夜无眠到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从7月6日下午两点至7月7日下午5点，我已经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7个小时，超过了公安机关依法传唤的时限。副所长帕尔哈提再次到侯问室对我说“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派出所老子弄死你，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之后，我才被放出。

“出狱”后我去医院治疗，医生检查发现“被殴打伤、全身多发伤、两处骨折、手腕部正中神经损害”，又到精神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检查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双向性情感障碍”。

简单治疗后我去宝安分局信访办举报，宝安分局先是做出“举报不实”的答复，又做出超出时限决定“不受理”的答复；我又去深圳市局举报，深圳市局在宝安分局决定不受理后又予以受理，深圳市局在回复中说“对我的徒手约束控制得当，未发现对您虐待、殴打行为，传唤符合法律规定，未超期传唤羁押。民警帕尔哈提在执法中使用不文明用语的行为，现已予以批评纠正。”。

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我不服，我将抗争到底，请求社会关注，揭露迫害内幕，争取基本人权。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国祸害世界，中国整个社会日益陷入了谈疫色变，惶恐难安的境地。而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源地的武汉，一时之间成为了举世危地，死亡代称。武汉人或在武汉工作学习过的人，甚至到武汉出差旅游或路过武汉的人，一下也成为了各地恐惧防范甚至敌视的对象，遭到各地驱赶、抵制、抓捕、隔离。社会居然流播起一股“是武汉人制造传播疫病，武汉人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罪魁”的邪说。将本次泛滥祸害世人的罪恶归咎于武汉民众，而忽视了武汉人其实也是疫病的受害者，而真正导致这次祸及人类的灾难疫情是中共的极权制度。
 
我们且看看武汉人在疫情中遭受的苦难。据武汉市民披露，武汉肺炎爆发，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缺少床位，病人无法被确诊，很多家人看着亲人慢慢死去，家人也纷纷被感染，得不到任何救助，只有上网发声呼吁帮助。
 
武汉一叫李涵的女网友撰文——《79岁父亲双肺感染 求治无门》，自曝全家抗新肺炎心酸经历：
 
我父亲今年79岁。1月18日晚上，他在南京路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就是武汉的原二医院，被查出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医院说隔离病房床位满了，进不去。我们后续接连跑了几家医院，都不接收。经过努力，父亲现在有了病床，但不是专门的隔离病房，我们这些家属，也都处在暴露的环境中。现在，家里其他4口人都出现感冒症状了。
 
1月21日我去问医生，有什么治疗方法？医生跟我说，没有抗病毒药物，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还没有研究出来，只能常规治疗。然后他建议，如果经济条件好，就打球蛋白。后面三天，我每天给我爸打8瓶球蛋白。球蛋白一瓶570，其他花费每天1000块钱，每天要花去近7000块。我们也住进了普通病房。
 
这三天里，我每天心急如焚。今天急诊室又去世了2个人。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应该是95，我爸肺不行了，只到80多。但我父亲是可以救过来的，他能吃，人也清醒，打了球蛋白，退烧了，但还是呼吸困难，情况一天比一天差。
 
第一天进来的时候，他还可以把呼吸罩拿下来，自己去上厕所。第二天就喘不上气了。第三天更喘了，今天就不行了，穿着成人纸尿裤，根本不能离开呼吸机。现在官方统计的确诊、疑似病例，我们是不在里面的。现在所有的政策，隔离、免费治疗什么的，都跟我们无关。
 
四五天了，我天天问主治医生，打院办电话，他们说他们没权力、没接到通知。我每天忙得团团转，我隔壁的一个女士却清闲得很。我问她，她说她爸的血氧饱和度不到70，老人太痛苦了，家人已经放弃，就在那里等着父亲死。
 
父亲住院，我跟老公轮流倒班照顾，我早上他晚上。家里还有80岁的老妈妈，还有我女儿。回家后，我们用消毒水把衣服擦一遍，把衣服拎到阳台上去，洗脸洗澡。但这几天，我女儿感冒了，老妈感冒了，我和老公也感冒了。过几天我们准备都去拍个片子。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在医院被传染了，但急诊室天天人山人海，全是这种病人。你说这种环境我们能好吗？
 
我父亲的肺恶化得很快。看片子，我父亲的双肺感染的面积，之前只有60%，现在几乎全白了。但我们还是得不到确诊，不能转院，不能隔离。两个医生私下跟我说，要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发展很快，可能只有四五天了。我当时就哭了。
 
谁能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能救我爸？怎样保护自己和家人？
 
另有叫黄海波的武汉市民写《求了6家医院都不收，我在门诊室熬命》：
 
我是武汉人，36岁。我发烧已经12天了，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天天跑医院，但还是得不到确诊和隔离治疗。
 
1月11日，我感冒了，我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去医院开了点药吃，几天都不见效。我就换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复查，拍片子，诊断是肺炎。我抽了血，把22种病毒都查完了，都不是，没有别的可能了，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测试的话，一个核酸检测试剂盒就行了，很简单，但是医院不给测。我找协和医院的朋友问了，99.9999%就是，没什么好怀疑的。做不做最后的核酸试剂盒，意义也不大。但是他们不给我确诊。我觉得他们是要人为控制病例的数量，才这样。
 
这十几天时间里，我每天去门诊排队，等五六个小时，才能打一针。现在人民医院已经不收病毒性肺炎病人了，让我们自己找医院去。但别的医院都满了，没床位，都是不收，让我们自己回家，自己找医院。
 
类似李涵与黄海波记述自己及家人遭受肺炎救治中的种种艰难的文章，当下网络上可谓铺天盖地，那些充满苦难艰辛与血泪的文字，浸透着对中共医疗救治上无能无力与绝望的控诉。
 
一个号称世界第二强大的经济体，一个随处撒钱，仅仅20天前一次就捐献伊朗37亿美元的国家，竟然对自己国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而缺医少药，无病床无医院予以救治，这是怎样的冷酷与残忍！
 
武汉民众挣扎在如此死亡线上，他们设法离开武汉前往外地求医活命，这是人的求生本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网络爆出各地消息，中共当局已经动用各地警力严防死守武汉人，到处拘押抓捕武汉人，将武汉人当作病疫的罪魁祸首。甚至在社会营造仇视敌视武汉人的氛围，意图将疫病怪罪于武汉人头上。
 
大家只要稍稍关注思考，便会发现本次疫情完全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固有掩盖压制舆论，封锁消息，剥夺公民知情权，而导致的全局性危机。如果及时将真相公布于世，民众及早作出防范，断不至漫延祸害到如此地步。所以武汉民众是中共极权的受害者，而从武汉传播出去的疫病，正是中共极权祸害的扩散漫延，是绝不能怪罪武汉人的。
 
事实上，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今天针对整个中国大地泛滥的疫病，仍然在重复着针对武汉爆发疫情之初的压制隐瞒欺骗愚弄手段，而这也必将再次放大重演武汉疫病的悲剧，将武汉扩展到全国，使全国乃至世界成为武汉死地。
 
中国及世界面对中共极权制造出来的这场病疫灾难，应该认真听取武汉民众的血泪控诉，清醒看到中共极权的罪恶本质，调动社会的一切资源，在努力救治武汉肺炎病人同时，警醒人们识破极权谎言，坚定人们结束中共极权的决心！
 
民生观察   2020年1月26日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全国祸害世界，中国整个社会日益陷入了谈疫色变，惶恐难安的境地。而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源地的武汉，一时之间成为了举世危地，死亡代称。武汉人或在武汉工作学习过的人，甚至到武汉出差旅游或路过武汉的人，一下也成为了各地恐惧防范甚至敌视的对象，遭到各地驱赶、抵制、抓捕、隔离。社会居然流播起一股“是武汉人制造传播疫病，武汉人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罪魁”的邪说。将本次泛滥祸害世人的罪恶归咎于武汉民众，而忽视了武汉人其实也是疫病的受害者，而真正导致这次祸及人类的灾难疫情是中共的极权制度。

我们且看看武汉人在疫情中遭受的苦难。据武汉市民披露，武汉肺炎爆发，大批医护人员感染，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缺少床位，病人无法被确诊，很多家人看着亲人慢慢死去，家人也纷纷被感染，得不到任何救助，只有上网发声呼吁帮助。

武汉一叫李涵的女网友撰文——《79岁父亲双肺感染 求治无门》，自曝全家抗新肺炎心酸经历：

我父亲今年79岁。1月18日晚上，他在南京路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就是武汉的原二医院，被查出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医院说隔离病房床位满了，进不去。我们后续接连跑了几家医院，都不接收。经过努力，父亲现在有了病床，但不是专门的隔离病房，我们这些家属，也都处在暴露的环境中。现在，家里其他4口人都出现感冒症状了。

1月21日我去问医生，有什么治疗方法？医生跟我说，没有抗病毒药物，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还没有研究出来，只能常规治疗。然后他建议，如果经济条件好，就打球蛋白。后面三天，我每天给我爸打8瓶球蛋白。球蛋白一瓶570，其他花费每天1000块钱，每天要花去近7000块。我们也住进了普通病房。

这三天里，我每天心急如焚。今天急诊室又去世了2个人。正常人的血氧饱和度应该是95，我爸肺不行了，只到80多。但我父亲是可以救过来的，他能吃，人也清醒，打了球蛋白，退烧了，但还是呼吸困难，情况一天比一天差。

第一天进来的时候，他还可以把呼吸罩拿下来，自己去上厕所。第二天就喘不上气了。第三天更喘了，今天就不行了，穿着成人纸尿裤，根本不能离开呼吸机。现在官方统计的确诊、疑似病例，我们是不在里面的。现在所有的政策，隔离、免费治疗什么的，都跟我们无关。

四五天了，我天天问主治医生，打院办电话，他们说他们没权力、没接到通知。我每天忙得团团转，我隔壁的一个女士却清闲得很。我问她，她说她爸的血氧饱和度不到70，老人太痛苦了，家人已经放弃，就在那里等着父亲死。

父亲住院，我跟老公轮流倒班照顾，我早上他晚上。家里还有80岁的老妈妈，还有我女儿。回家后，我们用消毒水把衣服擦一遍，把衣服拎到阳台上去，洗脸洗澡。但这几天，我女儿感冒了，老妈感冒了，我和老公也感冒了。过几天我们准备都去拍个片子。我们不确定是不是在医院被传染了，但急诊室天天人山人海，全是这种病人。你说这种环境我们能好吗？

我父亲的肺恶化得很快。看片子，我父亲的双肺感染的面积，之前只有60%，现在几乎全白了。但我们还是得不到确诊，不能转院，不能隔离。两个医生私下跟我说，要做好心理准备，病情发展很快，可能只有四五天了。我当时就哭了。

谁能告诉我，我要怎么样才能救我爸？怎样保护自己和家人？

另有叫黄海波的武汉市民写《求了6家医院都不收，我在门诊室熬命》：

我是武汉人，36岁。我发烧已经12天了，疑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天天跑医院，但还是得不到确诊和隔离治疗。

1月11日，我感冒了，我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去医院开了点药吃，几天都不见效。我就换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复查，拍片子，诊断是肺炎。我抽了血，把22种病毒都查完了，都不是，没有别的可能了，就是新型冠状病毒。

测试的话，一个核酸检测试剂盒就行了，很简单，但是医院不给测。我找协和医院的朋友问了，99.9999%就是，没什么好怀疑的。做不做最后的核酸试剂盒，意义也不大。但是他们不给我确诊。我觉得他们是要人为控制病例的数量，才这样。

这十几天时间里，我每天去门诊排队，等五六个小时，才能打一针。现在人民医院已经不收病毒性肺炎病人了，让我们自己找医院去。但别的医院都满了，没床位，都是不收，让我们自己回家，自己找医院。

类似李涵与黄海波记述自己及家人遭受肺炎救治中的种种艰难的文章，当下网络上可谓铺天盖地，那些充满苦难艰辛与血泪的文字，浸透着对中共医疗救治上无能无力与绝望的控诉。

一个号称世界第二强大的经济体，一个随处撒钱，仅仅20天前一次就捐献伊朗37亿美元的国家，竟然对自己国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而缺医少药，无病床无医院予以救治，这是怎样的冷酷与残忍！

武汉民众挣扎在如此死亡线上，他们设法离开武汉前往外地求医活命，这是人的求生本能，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从网络爆出各地消息，中共当局已经动用各地警力严防死守武汉人，到处拘押抓捕武汉人，将武汉人当作病疫的罪魁祸首。甚至在社会营造仇视敌视武汉人的氛围，意图将疫病怪罪于武汉人头上。

大家只要稍稍关注思考，便会发现本次疫情完全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固有掩盖压制舆论，封锁消息，剥夺公民知情权，而导致的全局性危机。如果及时将真相公布于世，民众及早作出防范，断不至漫延祸害到如此地步。所以武汉民众是中共极权的受害者，而从武汉传播出去的疫病，正是中共极权祸害的扩散漫延，是绝不能怪罪武汉人的。

事实上，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今天针对整个中国大地泛滥的疫病，仍然在重复着针对武汉爆发疫情之初的压制隐瞒欺骗愚弄手段，而这也必将再次放大重演武汉疫病的悲剧，将武汉扩展到全国，使全国乃至世界成为武汉死地。

中国及世界面对中共极权制造出来的这场病疫灾难，应该认真听取武汉民众的血泪控诉，清醒看到中共极权的罪恶本质，调动社会的一切资源，在努力救治武汉肺炎病人同时，警醒人们识破极权谎言，坚定人们结束中共极权的决心！

民生观察 2020年1月26日

【民生观察2019年12月29日消息】刘云飞，女，汉族，家住武汉市东西湖区吴家山街祁家山新村94号，因家中房屋被非法暴力强拆而上访。期间，多次遭到非法绑架、拘留、关黑监狱，自述在黑监狱内遭到非人酷刑。

刘云飞血泪控诉：我是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东顺擎天”项目的一名被非法暴力强拆户。2013年5月6日，我两证齐全合法有效的商品房屋在本人不知情、没有通知、没有任何合法手续情况下被非法暴力强征强拆，至今无任何补偿与安置。我曾多次向各级有关职能部门依法逐级信访、走访，均未得到任何有效答复。我也曾报警，但东西湖区公安分局长达五年多只受案不立案，不破案，也不给说法。

东西湖区政府从2013年5月6日至今，不但不解决强征强拆问题，而且对本人举报“东顺擎天”项目中存在违法卖地、征收程序违法、非法融资、建设当中改变规划、改变土地性质、增加地下容积率、开发商没有建设资质、没有拆迁许可证，区政府违规为开发商办理了各项证件，没有征收完毕确认书等系列违法行政行为，他们按照涂亚平在武汉市委第十巡查组（驻东西湖区党校办公）调研中的授意，对我进行了多次疯狂式的打击报复和栽赃陷害。

2016年1月15日至2016年1月25日非法拘留10日；6月3日至6月13日送至武汉市第一拘留所，不给拘留证，非法拘留10日；2017年3月13日至4月19日在武汉市第一看守所非法羁押38天；同年5月16日至5月26日非法拘留10日。

2016年10月24日晚8：00钟左右吴家山街派出所副所长洪坤亲自带队并叫上锁匠，无任何手续，直接撬门非法入室，强押我到吴家山街派出所非法关押24小时，并口头告知关押理由：“怀疑你想到北京上访”。而这种情形不只一次。

2017年8月非法跟踪我的孩子到火车站，报警后才离开，他们连我家基本生存权都想剥夺，欲致我全家于死地。

2018年3月14日被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吴家山派出所副所长乐利民带队，非法撬门进入我在北京租住房间内将我非法绑架、雇用黑车、黑保安押回武汉。2018年3月16日至2018年3月26日送往武汉市第一拘留所非法拘留10日后，于2018年3月26日早上6：00左右，被武汉市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吴家山街派出所民警，在武汉市女子第一拘留所办理完我的出所手续后，在我还未走出拘留所大门时，就被等候在大门外多时的黑社会无业人员，冲进拘留所院内，又将我非法绑架，关押本人3个月后，自7月1日又转至东西湖区政府办理的“市民讲堂学习班黑监狱”学习，直到到8月2日蒙上双眼送至吴家山街派出所。在派出所三楼会议室见到了吴家山街工委书记黄勇、副书记徐永安、蔡文捷、吴家山街派出所所长徐立辉等，黄勇说“刘云飞你在市民讲堂学习班里写的学习认识蛮深刻,你回家开导一下你老公，让他不要对我那么仇视等”，然后由吴家山街文家湾社区主任陈刚搀扶着送我回家，此次我被非法绑架关押拘禁达130天。

在“市民讲堂学习班黑监狱”期间我遭到了非人酷刑：每天被罚站姿、坐姿、跪姿（健身用的趾压板生胶做的）被棍棒抽打，电棍击打我全身，特别是右胳膊被体罚时抬不起来，双臂麻木，如有任何疑议，必遭一顿毒打，经常24小时只给一次150毫升带有苦味的水喝，每天只让睡3－4小时；强行逼迫叫我吃废纸，抓着我的头发用手和书抽打我的脸和嘴巴（近一个月时间不让洗漱，吃饭不给筷子逼迫我用手抓饭吃）；导致我掉发、口苦、口中的唾沫呈粉沫状；酷刑致颈椎扭伤眩晕，不给看病，反而说是装病；还用脚踢打我腰部及双大腿外侧。

黑保安队长在刑讯逼供时对我讲：“你知不知道任春华、蔡苗、曾寿云、高红卫、张红秀、胡秋芝”都在我这里学习过，还包括2017年江岸区的聂玉华、陈桂梅等人。最后黑保安队长又问我：“你知不知道聂再明又进来了,汪爱华也被关了黑监狱”？我说：“不知道”，你还和她们密谋了一些事情等，我说：“没有”。便又遭一轮酷刑,拳打脚踢，电棍击打，跪趾压板、站姿，被逼编造谎言、捏造事实（逼着非要我承认没有做过的事）。因在“黑监狱”内受到非人酷刑，以致我双眼视力模糊无神，眼球充血及血压升高、头晕、四肢无力、心悸胸闷、嘴唇呈乌黑色、不能独立行走，经医院检查断定，凡遭受过非人类酷刑后，全身免疫功能彻底遭破坏无抵抗力（医生断言：如不医治，结果会导致红斑狼疮等恶疾）。

2019年9月5日至2019年11月22日，他们逼迫我签委托书，被委托人徐涛逼迫我拿烂尾楼房屋钥匙，黑保安说：“你不拿钥匙就别想回家，别想出学习班市民课堂黑监狱。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领导跟我们说过了，你们这些举报人就是他们的敌人，他们不弄死你，就会把你弄残。”

2019年12月26日晚9点左右，又把我丈夫朱继明非法绑架拘禁，就因为我们夫妻俩昨天（12月25日）到武汉市信访局登记信访，就被吴家山街办工作人员徐涛、文家里社区维稳主任孙红梅以及吴家山街派出所两名协警到市信访局截访。随后，我多次报警称丈夫被人绑架，可派出所到现在都没有任何消息。在我被非法拘禁期间，我的丈夫一直在为我奔走呼吁并向有关方面反映问题。

试问，当地有关部门如果没做亏心事，没有违法，为什么要一再的关押拘禁毒害举报人，为什么不给受害者解决问题，为什么要捏造罪名迫害举报人，还专门圈养黑社会打手，实施非法绑架关押拘禁等犯罪行为。

现本人郑重声明：

1.我，刘云飞，本人绝不自杀，原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还有我家人，一儿一女一家四口，如以后有任何不测失踪、失联或癌症、帕金森及红斑狼疮等，都是东西湖区(原）政法委书记涂亚平、东西湖区公安分局（原）局长王运桥、吴家山街党委书记黄勇，吴家山街派出所相互勾结，长期圈养黑恶势力所为。

2.本人刘云飞在东西湖区政府办理的“市民讲堂学习班黑监狱内”所写内容均非本人意愿，不具真实性，是本人生命、财产均受到严重侵害与威逼下所写，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只作为此次东西湖区（原）政法委书记涂亚平、区公安分局（原）局长王运桥、吴家山街党委书记黄勇等（办理的市民讲堂学习班黑监狱）违法犯罪的证据使用。

刘云飞电话：18571696847

【民生观察2019年12月13日消息】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村民谭荣亮因房屋问题，被黄泥塘镇政法委书记罗锡贵暴打致残，之后逐级上访反映问题，至今得不到实质性解决，上访期间又多次遭当地维稳人员拦截、殴打、关黑监狱。谭荣亮表示，如今被他打压的家破人亡，已经走投无路了。

谭荣亮，男，现为一级残疾人，属洪家渡库区移民，2001年搬迁至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黄泥塘镇黄泥村居住至今。

谭荣亮讲述：前几年(具体时间我记不起来了)，镇政府搞整脏治乱工作时，有关人员说我堆在自家院坝内的一堆红砖影响村容村貌，罗锡贵等镇政府领导就组织人强行将我院坝内的4000多红砖全部甩上我家住房的一楼楼顶，造成屋面严重开裂漏水。此事我们多次向镇政府反映过，但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2013年，政府扩修街面，占用了我家部份院坝，我想借此机会找政府解决我家住房漏水的问题。6月18日我找主管此项工程的镇政法委书记罗锡贵，刚谈到此事，罗锡贵莫名其妙，对我破口大骂，语言极其粗鲁下流，不堪入耳。且欲动手打我，被当时在场的黄泥塘镇人大主席黄克毕、主任徐前锋、村主任杨德贵劝住。

不知怎么搞的，罗锡贵随即回家，纠结其亲戚共十多人找上门来，对我和我母亲刘安群大打出手，将我打成重伤。当时围观的人报警，之后派出所介入，当时叫我们双方各医各的(其实他家的人根本没有受伤，因为我们没有还手，也无还手之力）。更为恶劣的是，就在我母亲把我送往医院的途中，又被罗锡贵及其亲戚多人拦住暴打，具体情况是：罗锡贵纠结其亲戚及社会流氓共十几个人开一辆面包车将我拦住，罗锡贵一下车就朝我头部猛击一拳，并大喊一声：就是这狗日的，随后多人蜂拥而上，棍棒拳脚交加，将我暴打。我被打倒在地后，罗锡贵等人并不停手，继续施以暴行，直到我不能动弹之后他们才扬长而去。

之后我被送往大方县医院抢救，脱离危险后因无钱只好回家养伤，但我实在疼痛难忍，在我母亲的强烈反映下，县政府责成镇政府解决此事，镇政府拿了3000元钱叫我们去住县医院。从2013年7月21日住到8月18日，我又因无钱只好出院。在家里治病不久，镇政府在我们的要求下，又派人将我送往贵阳医学院检查，检查结果是我颈椎严重受损，医生叫我住院治疗。但他们强行将我送回家里，之后叫我们调解解决此事。

最荒唐的是，他们还故意混淆是非，拿其中一个参加打我的人来顶罪，说是他一人打的，与罗锡贵无关，我们不同意，事情就这样拖下来了。至今，该镇政府和打人凶手罗锡贵对我们上访的事不闻不问，罗锡贵甚至扬言：随我们怎么整，他都不怕，嚣张得很。

因此事在当地得不到解决，无奈之下我只好进京喊冤。2017年12月我第一次到北京信访局去上访，到北京火车南站后，被大方县政府领导和大方县信访局主任刘天飞等30来人拦截住，并暴打我，还抢走我身上所有物品，包括手机，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然后把我和我的3个孩子们关押在丰泰中心(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2号)。在关押两天后，用一辆汽车把我们送回贵州省大方县扔在半路上，就不管我和孩子们了，并威胁警告我说：不要再来第二次，不然就让我和孩子们永远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过。

后来2019年4月3日，我又到贵州省政府去上访，工作人员杨清收到我的材料并没给我任何答复，然后告诉了大方县黄泥塘政府的领导，因上访惹毛了大方县黄泥塘政府的有关领导们，随后就断了我的家庭用电，至今当地派出所不出证明，不让我的三个七八岁大的孩子上学。

第二次上访是2019年8月27日，我到达北京天安门侧面，就被北京王府井银泰(属北京东城区)的警察强行抓住后，就把我移交给刘天飞等人，然后把我关押在第一次被关押的同一个地方，也关押了两天，然后我被关押期间报警时被他们发现了，就抢走我的手机和户口本复印件，然后他们就通知大方县黄泥塘镇的武装部部长唐涛和地方村干部四人，来把我带回了贵州省大方县黄泥塘镇。

我一家老小因我被打卧床不起，生活陷入了绝境。我家情况是，父亲是退伍老兵，因搬迁建房时遭遇车祸落下残疾，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我大哥也在多年前患上了精神病。此前，一家老小全部靠我一人做石工维持基本生活，本来就很困难，现在我被罗锡贵打伤卧床后，全家已经断了基本经济来源。为此，我父母亲人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哭诉，但问题都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解决。

屋漏偏遇连阴雨。2017年后六月初三我大哥谭荣强去世，同年9月19日唯一的家庭顶梁柱，我母亲刘安群也去世。我是个下身瘫痪的人，是无法承担十来人的生活和一切，现如今已经走投无路了，地方派出所的正副所长一直不住手的暴打我一家。到现在2018年正月至六月，黄泥塘派出所正副所长都还是强求我签字，说当时政法委书记打我事件处理，被拘留七天，罚款200元。对此，我表示无法接受。

谭荣亮说，我家四个户主，有三个精神病人，我被打成重伤一级残疾，我一个完整的家被镇政府政法委书记罗锡贵和有关领导打压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今我已走投无路，活一天当一年过。我的3个孩子已经七八岁了，都不能到学校读书，我只有到北京来找上级领导和好心人士救助我，救我一家人帮我讨回公道！

谭荣亮电话：18785103685

【民生观察2019年7月13日消息】最近二十年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就医需求的不断增长，医疗产业的不断扩张，相关政策的支持配套，医疗产业已然成为中共产业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决了部分就医难问题的同时，亦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医疗高费用、医院乱收费以及丧失基本医德操守甚至因唯利是图导致病患家庭人财两失等等的人祸案例。多年来，在中共优化产业发展政策的保驾护航之下，医疗事故和医患矛盾正在不断增加，因利益驱使致使业界不惜舍弃职业操守，同时，导致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医疗业届之间联手护短，令受害者几无申诉维权的可能，社会亦正为此付出沉重的综合代价，严重破坏和撕裂社会安宁。

福建医疗事故受害者范燕琼女士作为万千医疗受害者中的一员，多年来由错误诊治导致的事故为其带来无尽痛苦和不幸，身体受损精神受创之余还要遭受由医疗专家抱团护短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面对无法撼动的医疗利益共同体，被迫向司法机关寻求最后一丝公平公正。

据了解，范燕琼女士曾于1988年及1989年间先后两次被诊断患有多发性大动脉炎，导致右肾萎缩，当时的检测结果显示右肾大小为9.7×4cm，情况未算严重，而左肾正常，未见异常。当时就诊的福建省立医院曾为范女士进行扩张手术及相关治疗，但有关症状并未好转，后经中医治疗后，肾性高血压得到控制。

此后的二十多年之内，范燕琼女士并未出现相关不适症状，身体健康基本处于平稳状态。2015年5月30日，范女士一名左边腰部疼痛，误以为是左肾疼痛，遂到福建省立医院检查。当时彩超结果右肾8.2×3.6cm，左肾9.6×4.4cm，显示多发性大动脉炎早已停滞，且侧枝循环建立良好，双肾未见太大损害。由于范女士情况尚好，因此当时住院期间亦只是进行一定的常规检测和治疗。然而6月16日，该院心血管科陈姓主任医师在患者范女士及家属不知情以及未知会的情况下以“做造影检查”为名，强行在其右肾安装支架，术后因持续剧烈疼痛，被迫多次注射强力镇痛剂吗啡进行镇痛，但收效甚微，令范女士痛苦不堪。

安装支架翌日，范女士被推去进行彩超检查，结果显示右肾一夜之间已经猛增至13.0×6.3cm，肿大程度超过50%，且回声紊乱，轮廓欠清，内部回声高低不等，未见正常实质回声，呈糊状分布，右肾的循环系统遭到彻底摧毁。七天后的6月24日，范女士再次被推去做彩超检查，然而范女士在做完彩超后，即被陈姓主任医师催促出院，最终在6月26日被迫出院，但范女士至今都未见到那份彩超检查结果，院方一直不肯出示本该属于病人的检查结果，且拒不提供任何理由。

其后，范燕琼女士多次去到该院讨说法，要求陈姓主任医师为自己的身体创伤负责，然而一直遭到院方及涉事医生的推诿。范女士多次要求陈姓医生开具彩超检查申请单，但遭其拒绝，并要求范女士去其他医院求诊治疗。

2018年3月12日，范女士在接受教会提供的免费检查时发现自己的右肾有异，显示机器已经无法探及其右肾。范女士随即赶到福建省立医院找到陈姓医生要求做彩超检查，翌日即3月13日，彩超医师告诉范女士“对检查结果不敢下结论”，并退还了检查费。其后，范女士再次要求重做彩超检查，然而3月23日，福建省立医院总部经过检查后作出结论，显示范女士“右肾未探及”。接下来范女士又到福建各大医院检查，均显示“右肾未探及”。

范女士在明确右肾因陈姓医生的错误诊治引发医疗事故导致永久消失的原因后，多次向该院提出解决方案，包括治疗和赔偿，但遭到院方的拒绝。2018年7月，范燕琼女士向福州市鼓楼区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向法院提交《证据保存申请》，请求法院对被告福建省立医院持有的范女士于2015年6月在该院住院治疗期间的病案材料采取证据保存措施，以免遭到篡改或隐匿病案材料证据，并指出2015年6月24日该院为范女士所做彩超检查的结果至关重要。

2019年7月10日，范燕琼控诉案的司法鉴定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举行，然而专家团队的鉴定结果认为，范女士案中，福建省立医院并无过错，支架安装完全符合当时患者的实际情况，因此原因和责任不在院方，而后来发生的后果更与院方无关，是范女士自身原因所造成。虽然专家们信口雌黄刻意歪曲事实，对范女士的遭遇利用专业优势进行责任推卸，然而专家们却刻意回避当年那份至今未见的彩超检查结果。而范女士提出当时手术未经自己及家人的签字同意，甚至并不知情，另外，院方为自己安装支架后至今未告知该产品的名称、产地以及品牌等基本信息，但对于范女士提出的多个细节，专家并未理会。

范燕琼女士表示，医院以及医生为了图利而擅自且随意为病人安装原本并不需要的支架本就欠缺职业道德和操守，并且在出现医疗事故以及导致病患无辜丧失身体器官后拒不承认及承担有关后果十分恶劣和无耻，随后的鉴定专家更是良知尽失人格卑劣，白衣天使已然成为嗜血的魔鬼。对于诉讼案，范女士并不寄予过多厚望，因为司法鉴定中心的结论是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据，不过自己会坚持申诉和控告，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公正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