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改革

2月8日、15日，湖北省武汉市连续爆发上万退休老人为主的大型示威，抗议武汉当局本月推行的医保新规。在东北的大连市，15日也有数千退休老人聚集同样对政府缩减医保福利表达不满。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传的视频显示，抗议民众声势浩大，人群高唱“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等鼓舞士气，更有民众怒吼“打倒反动政府！”这是继2022年年底中国爆发白纸运动后又一次的大规模的民众抗争活动。

这次被网民称为继“白纸运动”后的“白发运动”的肇因是中国正在实行的医保改革。中国的职工医保制度是从1998年建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职工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一部分划入个人账户。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要划定各自的支付范围，分别核算，不得互相挤占，从而形成了“统筹基金管大病、个人账户管小病”的中国职工医保制度。

职工医保制度运行至今，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随之而来的人口结构变化，2022年60岁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9.8%，花医保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交医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社保报销待遇的提升以及住院人数的上升，统筹账户的支出压力越来越大，为减少医保基金入不敷出的压力，中国政府开始推进所谓“医保政策调整”。

2021年4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省2021年12月底前出台实施办法，并设置了三年左右的过渡期。但是，由于这次的医保改革是当局在对新冠疫情封控背景下出台的，而各地为显示对动态清零的习近平政治招牌政策的效忠，只讲政治不问民生，只要有疫情发生，不管是否严重，当地官员都采取了最严厉的封控措施，而此抗疫支出大部分都是从医保基金里付出，导致医保基金严重不足，地方压力大增，医保的供需矛盾提前暴露，从而加速实行医保改革，而不是等待三年过渡期后才推行。

公开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各省至少花费了3520亿元人民币用于应对新冠疫情，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省，2022年就抗疫支出超过711.4亿元人民币，经济排名第二的江苏省抗疫支出为423亿元人民币。即使是这些富裕的省份，面对如此庞大的抗疫支出也力不从心，财政压力严重，何遑那些贫穷、欠发达省份，医保已经出现赤字问题。于是，甘肃、山西、青海、湖北、辽宁等地迫不及待地匆匆推出医保改革，企图缓解困境。

在这次引发强烈抗议的湖北省武汉市，在去年的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出台了《武汉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细则》，从2023年2月1日开始正式推行新的医保政策。新医保政策下，退休人员的医保个人账户返还从每月260元左右降到了每月83元。而个体户的医保待遇更从改革前的每月返还100多元到改革后的退休前都没有返还，退休后每月返还66元，仅为退休职工的80%。

政策另外引起民怨的还有规定了退休人员的普通门诊统筹起付线为500元/年，设置的看病报销门槛太高，事实上增加了市民自付购药费用，这意味着只有那些经常预约、看大病的人才能受益，而一般的健康老人会受到影响。政策虽然增加了门诊报销，增加了报销的比例，但是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减少后，买药就只能去医院门诊，去门诊就得挂号就得排队，等医生开药才能拿到药，无形当中就增加了医院的门诊压力，也增加了病人看病的时间，尤其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一些基础的慢性病都是自己去药店买，现在都得到门诊才能购买，又给老年人造成了不便。更何况医院的药价比药店要高，很多药还没有，最后反而花钱更多了。

此次医保改革使民众深感权益受损，认为政府拿走了他们的积蓄。而一项涉及全民切身利益的医改方案任何措施变动都不是小事，却未经任何法定程序，没有任何的公开听证会征询民众意见，就草率与粗暴地出台，而医保改革的等级制差别对待，如高级干部高等医疗待遇、公务员比职工报销比例高、个体户没有返还等的不公平现象更增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使民众联想起三年疫情以来政府种种的只讲政治不问民生的极端、非人道的防疫措施，认为政府的荒谬封控使医保基金不足，政府要做的是应该开源节流，而不是把手伸向民众的个人账户弥补政府的财政亏空。民众愈来愈感觉到在习近平政权治下深重的被剥夺感，从而形成了抗议的社会情绪基本面。

更重要，或者说对中共政权更致命的是，民众对医保改革的大规模抗议，显示了中国政府越来越失去了对国民的公信力。我们早就指出，习近平王朝的建立，使中共与社会的对立矛盾，在以后每一次的政权与社会的冲突、撕裂中都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习近平执政炮制的中国梦，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所有跟习近平相关的联想、理想都在荒谬的连任和残酷的防疫折腾下破产走向幻灭。

现在，每一个身处中国社会中的人几乎都能明确感受到中国民众越来越对政权的不信任感。在2023年一月底，胡鑫宇案引发的舆论海啸，民众铺天盖地对官方的质疑，充分显示了社会基本面对政权的积怨和愤怒。一个政权在民众中公信力产生危机甚至说完全破产了，那么可以认为其执政“民心”正在迅速地流逝，对医保改革的抗议仅仅是政权公信力破产的最新一例。

或许中国的医保改革确有其不得已之处，但是，当一个政权已在处于塔西佗陷阱之中时，即在政权失去公信力时，无论政权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那么其包括医改在内的所作所为，都只是让民众进一步恶化对习近平王朝的印象和认知而已。

民意正在改变，一切刚刚开始。

民生观察 2023年2月23日

改开四十年，天翻地覆！这片土地一百多年以来，要么主动要么被动在外来文明的冲击下发生改变。

今天的中国大陆何以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甚至是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由来有自。概言之，改革开放四十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1978年至1989年–理想主义幻起幻灭。第二阶段即从1989年至1998年–国家机会主义小试牛刀。第三阶段即从1998年至2008年圈地圈钱运动狂飙猛进，从国家资本化迈向权贵资本主义。第四阶段即从2008年至今，权贵资本主义的深固化即维稳当国。

1978年到80年代初，由于当权者集团深受文革专制之苦，祭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旗号开启所谓拨乱反正，民间亦有二次启蒙之说。毋庸讳言，长期的运动与折腾、贫困与匮乏导致人心思变。官民双方起初都抱有美好的理想主义。人们比较单纯，李泽厚的一点后现代意识，就足以让当时的知识分子顶礼膜拜。官方搞民主与法制恢复律师制度也不乏其济世治国的热诚，伤痕文学在民间如火如荼开展。对于法制，官僚们还心存敬畏，这就是八十年代！八九事件以及苏东剧变，打破了一切暧昧与朦胧，大家不在一条船上。

八九之后甚至有人提出改革已死！或许出于当权者的治国与私利、理想与现实，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心理–既当官又发财，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由小到大、上行下效，充斥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由此滥觞，改革的尺蠖效应开始显现。什么叫尺蠖效应？按照秦晖先生的阐释，所谓改革的收与放，凡政府承担的责任、公众的福利则不断被推向市场与国际接轨市场化，凡政府的权力利益均以种种借口、程序化的手段不断维系扩张。于我有利的拼命改革，于我不利者则视而不见，无论扩张与收缩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不利于百姓。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们的。专制既得利益集团用左手扩张权力又用右手推卸责任，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这一时期，人们大都尚未摆脱集体主义、国家主义观念，公民的权利意识乏善可陈。只能任由官僚精致利己主义的泛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充斥弥漫之下，随着1998年朱镕基上台，以其为代表的技术官僚，大搞凯恩斯主义。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大幅举债，搞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化。通过土地开发与资本市场扩张两个手段对国有土地、社会资源全面资本化。加快推进资本市场、社会资本化、土地资本化、国家资本化。在没有制约机制的情况下，这一系列的动作，必然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国进民退，二是为国家资本主义最终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奠定了条件，造成此后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的后果。利益集团、官二代、红二代由此迅速崛起，成为掌控社会权力、垄断经济财富各个领域的生力军。一场没有价值立场的技术性改革，哪怕技术手段用到极致，最后的改革成果难免为利益集团所劫持吞噬，反过来利益集团再利用强大的权力以及经济、社会管制手段压制盘剥人民。这一体制不断被强化，民弱国强、贫富两极分化日趋势固。

在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所谓公有制即官占寻租制、公有无主制、权贵盗夺分赃制。不仅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不能为民谋丝毫福祉而且成为最凶猛的劫掠武器，大大推助了人性的贪婪与疯狂，堪称最坏的权贵资本主义。发币权、征税权、卖地权、13亿奴工压榨权一网打尽。国有企业、国有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电信、能源、电力、国家资源、国有土地、交通运输、股市、保险乃至学校医院、行政审批，无不成为权贵集团垄断攫取利益的工具。一手搞国进民退、社会资本化，一手窃国盗民、化公为私。后世如何评价这段历史我们不得而知，但古今中外，千万不可低估实用主义掌权者对民众疾苦的冷酷与轻蔑！

到了零八奥运年，随着既得利益格局抵定，维稳不断强化，全面维稳体制日渐成型！正如八十年代的官僚对于法律还心存些许敬畏，法的精神却在于权力制衡，当一切权力掌控在一个集团手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却可以选择性适用，维稳体制从半遮半掩到明火执仗日渐月染！

面对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民间维权运动涌起，他们不惜花费巨额成本建立起六张网、实名制、防火墙、大数据、脸孔识别等等全面监控公民社会的维稳体系。维稳势力开始打着依法治国、社会稳定等各种高尚名义蚕食整个行政、司法与立法，最终全民、整个社会被其劫持，权力集团内部也以作恶背书的方式相互绑架，宣传喉舌的种种谎言与欺骗，整个体系的造假与粉饰，出于原罪心理，作恶者乐见于更大的罪恶发生、更加混乱无序。他们一面煽动民粹主义敌视西方，一面将贪墨的数以百万亿资产转移到西方。

近代以降的中国，压制与封锁造成灾祸频发，损害从未来自于过度开放。虚假的集体主义一次次碾压人性的普遍欲求，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顽固的阻挡力量。贸易自由化、充分市场化对于蛮荒之地来说，无论从民生、税收、就业还是创新乃至思想、科教、信仰、文明的生长都大有裨益。香港、澳门沦为殖民地却意外创造了文明的奇迹。开放不到位、不彻底往往才是症结所在，外来文明一次次裹挟着这个族群走向新生。

虚假的国家主义让普罗大众们担忧开放市场对其民族工业、经济安全的冲击，精英们也没有摆脱阴谋论、冷战思维的桎梏。事实上，在一个封闭垄断的环境下，无论农业、军工、电信、金融、能源等任何领域，只有交给市场充分竞争才是最有利的，对于个体还是整体概莫能外。封闭造成愚弱落后，交换创造价值与文明。二十一世纪里，人类的贸易越发达就越能够促进文明、保障和平。愚弱才更要全面开放。所谓保护民族产业、经济安全在前文明社会是一个假问题。愚弱落后假如被先进文明以和平、文明的方式征服或者取代，对于那里的人民无疑是一种福音！

一个绝大多数连教育、养老、医疗、住房、失业均无法保障的族群，外资的介入、市场的力量所带来的任何变化不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众所周知，2001年入世（WTO）开放承诺表将金融、通讯以及农业的开放次序大大置后，现在看来，恰恰这些领域应该优先开放。金融开放可以形成汇兑自由化、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市场定价机制。通讯开放，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交换成本，提高信息服务质量及安全，增进人们的信息福利。农业开放可以改进生产方式、淘汰落后农业、优化农业资源造福农村农民。进而言之，外来文明移风易俗彻底改变千百年来落后的农村、农民亦未可知！越关键的领域越优先开放、尽早开放。而只有全面开放才可以对权力结构发挥效用倒逼改革。解决中国贸易自由化、信守国际承诺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归根到底需要中国社会内部的权力制约机制！

资本与权力的背后都是人性。如果说封闭与垄断容易导致人性的堕落，开放与竞争则可以保持人性的警觉与自省。任何党派或者个人角逐政治权力都是为了获取权力的剩余价值而不是什么所谓的执政为民！历史上从来不存在什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民只有抽象利益毫无具体权利，假如权力不经竞逐就能为民服务，那么资本也能！

作者简介：

谢燕益，（1975—），人权律师，曾介入多宗人权案件。2003年提起宪政第一诉起诉江泽民违反宪法继续担任国家军委主席，2008年发表《和平民主运动研究》，多年来致力于倡导和平民主理念，2015年率维权律师介入庆安民警在火车站枪杀旅客徐纯合案并发表《庆安枪击案律师调查报告》，709事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经历各种酷刑历时553天出狱，出狱后发表20万字《709纪事与和平民主100问》一文并公开发表《释放所有政治犯爱你的敌人开启和平民主之路致习近平及全国同胞公开信》。

Xie Yanyi, （1975—）, is a human rights lawyer who has been involved in several human rights cases. In 2003, he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Jiang Zemin for continuing to serve as chairman of the Central Military Commission in viol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In 2008, he published "Research of the Peaceful Democracy Movement," and has devoted himself to advocating peaceful democracy for many years. In 2015, Xie Yanyi was involved in the Qingan Police case where public security officials gunned down passengers at a railway station, and he published the “Qingan Shooting Case Attorney Investigation Report.”

In 2015, he was arrested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during the 709 Incident, and was held in detention and subjected to various forms of torture for 550 days. After his release, Xie wrote the 200,000-word “709 Crackdown Chronicle and 100 Questions on Peaceful Democracy” and published “An Open Letter to Xi Jinping and All Compatriots on Releasing allpolitical prisoners，Enemies Who Love You, and Embarking on the Road to Peaceful Democracy.

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当局正举办“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中共党魁习近平11月13日前往参观并发表了讲话，鼓吹“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正确的”。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无视中国社会贫富两极，环境破坏，人权倒退，法治不彰，贪腐泛滥，民众绝望的严酷现实，拒不开启走向人类普世文明的政治体制改革，顽固坚持权贵主导的畸形掠夺式经济发展模式，使中华民族深陷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危机，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中共官媒介绍，“展览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紧扣改革开放40年历程，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纵深感、群众获得感、发展成就感，安排设计了6个主题内容展区，多角度、全景式集中展示改革开放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部署，展现党中央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政治魄力和坚定决心。”

对于中国改革笼统称为40年是严重违背现实的，事实上中国从1978年安徽小岗农村改革开始，应该从区域划分为农村与城市两方面改革，同时，从时间段上，应该区分以1989年屠杀为分水岭的前后两个阶段改革。1989年以前，是以农村为主导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及以胡（耀邦）赵（紫阳）为首的全方位改革探索，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也是中国获得生产力解放，民众自由度解放最好的时期，而1989屠杀后，中国滑入了权贵主导的离弃政治改革的畸形经济掠夺改革。从此中国改革就完全变异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从1989屠杀已经夭折了。

那么40年来主要沦为权贵掠夺的经济发展，究竟给国民带来了什么？对此我们只要参看几组数字，从如下几个方面，就不难发现中国进行的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改革。

首先，随着中国GDP的增长，民众收入却持续倒退。

中国GDP历年世界排名——
1978年：第15名，
1990年：第10名，
1995年：第7名，
2000年：第6名，
2007年：第4名，
2010年：第2名。
中国人均收入历年世界排名——
1960年：第78名，
1970年：第82名，
1980年：第94名，
1990年：第105名，
2008年：第106名，
2010年：第127名；

这种带来国民人均收入倒退的GDP增长，充分显示着权贵掠夺的经济改革实质。

其次，基尼系数：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13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一次性公布了自2003年以来10年的全国基尼系数：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这是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而据一些调查机构分析，中国基尼系数事实已高达0.7以上。

联合国计画开发署的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资料，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由以上基尼系数与联合国统计资料可见，中国贫富差距达到了何种严重地步。

再次，中国环境的严重破坏。据有关经济学家分析，中国几十年所谓经济发展的成就，还不足以填补环境被破坏带来的损失。目前大半个中国持续出现的雾霾，大部分水源遭到的污染，大部分土地已被重金属污染得不宜种植。这种从空气到水源再到土地的污染，使中华大地已变得不宜人居。

第四、40年来中国公民权利没有得到应有改善，相反在许多方面，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公民宪法权利上，还出现大倒退，远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公民的尊严没有得到提升，相反被奴役的情况更加严重。

第五、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没有得到提高。从杨改兰事件，屡屡爆出的大病自杀事件，各种恶性屠童事件，各种对待无辜民众的报复性凶杀事件等等，可以看出中国人民生活在怎样的痛苦与不安全中。而中国公民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最该由政府来解决的问题，这几十年不仅没有改善，而且还在加重，已经使国民不堪重负，以致出现因病极端的自杀情况。

而导致如上种种民族全方位灾难的根由，就是没有启动旨在保障人权与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完全行走在权贵主导的抢劫掠夺式所谓经济改革上。这种带来民族毁灭性灾难的畸形经济发展，至今没有引起中共当局的任何反思，而是一味坚持要将这种反人权、反法治、反文明的掠夺进行到底。

今天中共当局在所谓纪念改革开放40年成就展上，再一次显示了将罪恶进行到底的姿态。所以，一切文明世界都该对中共权贵掠夺保持警惕，对中共权贵当局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予以谴责与阻止。

民生观察 2018年11月14日

最近官方印发《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提出了改革涉法涉诉信访的一系列机制，积弊已深的信访制度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始于1951年6月政务院颁布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而建立的信访制度，试图在一元权力体系下以非常规、非制度化的渠道来解决社会矛盾。一元权力体系下的司法不独立现状，使信访制度成为民众的权利救济最主要途径。而在2005年1月开始实行的“信访排名”制度因其与地方官员升迁直接挂钩，在利益影响下地方官员采取各种非法手段对上访民众截访乃至非法拘禁，而在08北京奥运会后建立的维稳体制在荒谬的维稳逻辑下，黑保安、黑监狱盛行，掮客、打手云集，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维稳“市场”，访民的公民权利被肆意侵犯，各种恶性案件令人发指，访民的人权困境已成为中国当下不断激化的官民对立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
 
在官民对立不断激化的社会现实下，民间的政治反对日益高涨，并且越来越拥有巨大的道义性。为了维护统治，官方一方面强化对民间政治反对的打压，同时也试图在不损害一党专政前提下减轻民众的积怨，以和民间政治反对争夺基本盘，这是最近习近平提出维稳即维权的主要原因。官方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来缓解官民矛盾，废除劳教制度和改革信访机制都是这些措施的一部分。
 
官方在非政治诉求领域采取怀柔政策除了争夺基本盘外，同时也为了逐步收缩打击核心以保证极权力量的持续运行，以应付越来越大的政治诉求压力。在维稳经费已持续多年超过国防开支的情况下，维稳成本越来越高，但社会态势却呈现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财政资源，天价维稳成本已令官方捉襟见肘。收缩打击核心，保证资源配置在对付民间政治反对的重点领域成为习体制下的不二选择。
 
《意见》提出实行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把涉及民商事、行政、刑事等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从普通信访体制中分离出来，由政法机关处理，强调不支持、不受理越级上访。但由于司法不独立，司法机关都受制于党政权力，权力支配下的司法不可能解决矛盾，司法的公信力荡然无存。而事实上的公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抢夺是绝大多数访民上访的原因，地方行政侵权、司法不公构成了上访的主要诉求，地方政府和官员本身就是大多数上访问题的制造者，访民只能象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权利诉求无从解决。
 
《意见》强调要坚决杜绝一切“拦卡堵截”正常上访人员的做法，坚决杜绝违法限制或变相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的行为，表示各级政府不能以信访数量多少为标准进行考核，以此遏制地方政府的截访冲动。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体制下，官方的维稳逻辑是重大活动和公共场合出现上访民众就是地方维稳工作没做好，就会影响地方官员的导的政绩，使地方政府继续采取各种非法手段维稳。官员升迁与稳定攸关，只能“不稳定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所以截访问题不可能以一纸意见而得到解决，此项提法更多是为了应付来自舆论的压力。
 
《意见》警告依法规范群众信访行为，引导上访人员依法理性表达诉求，“严肃处理违法上访行为”，也体现出官方出台此规定的根本目的是维稳需要，而不是解决访民的权利诉求。《意见》出台后，遍布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限制上访人员人身自由为主的法制教育中心、训诫中心照常运行，说明了维稳机器的惯性运作已难以约束，官方已更习惯奉行暴力手段作为社会管理手段。
 
《意见》体现了官方企图把维稳和维权揉和在一起以继续维系统治的意图，但只要现行极权制度不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对基本的矛盾，一元权力体系下政权与社会的利益矛盾、既得利益集团与普通公民的利益矛盾不可能得到调和，包括访民在内的公民的权利依然被践踏，官民对立的社会矛盾依然继续激化，直到拐点的到来。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