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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际反酷刑日 家属呼吁释放长沙公益仨

    6月26日是“国际反酷刑日”,正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

    公益机构长沙富能的三名成员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被称“长沙公益仨”)于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羁押以来,至今未能见到家属委托的律师。在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的协助下,政治犯家属施明磊长沙公益仨向联合国理事会发起公开声明,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督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停止任意羁押,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

    以下是施明磊视频声明的全文:

    “‪尊敬的主席先生,女士们,先生们

    长沙公益仨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至今已被长沙国安任意羁押700天,他们是长沙富能NGO机构的成员。

    过去十年,他们为中国:
    一亿乙肝携带者、
    7500万残障人士、
    125万艾滋病携带者倡导平等权利;
    他们倡导废除计划生育,关注计生受害者,为600万失独家庭争取救助金;
    他们倡导流动人口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

    由于这些工作,他们被控颠覆国家政权,被囚禁、酷刑、秘密审判。自2019年7月22日他们被抓,他们被剥夺通讯权,与外界完全隔绝。他们的律师辩护权被抢走,6位律师在同一天集体遭强制解除,官派律师被作为国家机密隐藏。

    家属们亦遭受迫害。仅仅因为我是程渊妻子,我被长沙国安监视居住180天,期间被戴黑头套、手铐、强制审讯,被冻结银行账户,扣押证件,多次遭到威胁。吴有水多次被国安、律协、司法厅约谈、骚扰、威胁。我3岁的女儿所在的教会学校被警察威胁而被迫关闭。

    长沙公益仨现在遭受的,揭露着中国政府是如何假借国家安全名义,施行警察暴力,操纵玩弄法律,实现对人权捍卫者的全方位迫害。

    我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督促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停止警察暴力和肆意迫害,立即释放长沙公益仨!”

    (视频网址:https://twitter.com/ishr_chinese/status/1408401143093473291?s=21

  • 网民呼吁释放中国曼德拉

    南非政治犯曼德拉,1962年8月入狱,罪名“煽动”,1964年6月,“企图以暴力推翻政府”,刑期从5年变成了终身监禁。1990年2月10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无条件释放曼德拉出狱,结束了27年的铁窗岁月。

    无独有偶,今有湖北武汉政治犯秦永敏,因为加入了民主党,组建了“玫瑰团队”平台,提出了“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全民和解,和平转型”的政治主张,先后多次入狱:

    第一次:1981~1989年4月13日,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第二次:1993年6月~1996年,在武汉市何湾劳教所,劳教3年,期间,狱警教唆犯人使用暴力打了他。

    第三次:1998年12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第四次:2015年3月20日,刑事拘留,5月7日逮捕,2018年7月11日,湖北省中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4次的入狱:秦永敏先生的铁窗岁月是36年,加上3次的3年剥夺政治权利,计9年。累计是45年的时间没有自由,这是一个“世界之最”,比曼德拉还要曼德拉,完全可以获得“威尼斯”奖。我们国家获得这个奖,是光荣?还是耻辱?

    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实际是一个伪命题,他拿什么来“颠覆国家政权”,他赤手空拳,而党和政府有机关枪、坦克车,还有刀把子、笔杆子;实际就是没有“自信”的表现,不是有四个“自信”吗?

    长期的关押,是什么后果?毁掉多少人的青春、爱情、家庭、生命?要以人为本,不要如此残忍、残酷、残暴。我呼吁:释放所有的政治良心犯。

    秦永敏先生,现关押在湖北潜江监狱。他的“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全民和解,和平转型”的政治主张,我赞成、支持。

    特此,建议特赦:中国的曼德拉———秦永敏

    湖南公民:欧阳经华
    2021年3月26日于邵阳·绥宁

  • 释放所有政治犯致全国人大公开法律意见书

    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栗战书委员长:

    我是中国公民谢燕益,前一段时期本人通过官方发布的信息获知,2020年2月21日,中国山东、浙江以及湖北三省共有5所监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其中确诊达500例以上。

    嗣后又有长安剑及澎湃新闻2月22号报道,监狱疫情发生后,中央政法委要求按照战时状态严肃战时纪律,各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负起监管场所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多日以来,本人一直比较关注此方面的信息,令人遗憾的是,官方主流媒体鲜有这方面的进一步消息。

    众所周知,监狱等羁押场所性质十分特殊,具有严格管理与完全封闭之特性,从我国制度及管理现状来看,服刑人员目前缺乏必要的话语权及充分的救济手段,因此,疫情当前在押人员的人权保障及其人道待遇十分令人担忧。

    本人作为法律人并以一名公民的身份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非常时期特殊形势下能够以人为本履行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之规定尽快作出释放以及赦免政治犯(包括因思想、信仰、言论、政见遭受刑罚者)、特赦普通刑事犯的决定,恳请贵委及阁下能够不回避矛盾以生命第一、人道高于一切的理念实施这一善政,依照法律程序尽快并最大程度的释放在押人员,但凡并非暴力犯罪并且危害极大有极大危险在押者应放尽放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人道危机减轻羁押场所压力,从而可以向全社会传递一个信息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救赎而非责罚,摒弃斗争哲学为我们这个族群走向和解并最终建立一个具有不分阶层、不分族群、不分体制内外、不分意识形态普世文明的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社会的美好中国而点滴累积善意积功累德则善莫大焉!

    此致
    政祺!

    您的同胞谢燕益
    2020年3月10日



  • 网友给“政治犯”张盼成送冬衣

    【民生观察2019年12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12月11日维权者李波宏先生与另两名网友专程来到北京西城区看所,为他们的“政治犯”好友张盼成送去了御寒冬衣,及存上了一些生活费用。

    李波宏询问了看守所方面张盼成的身体可好?看守所人员说“还好”。此外,李波宏还了解到,张盼成、祁怡元案将于2019年12月17日开庭。

    李波宏介绍说,张盼成系甘肃合水庆阳青年,是一名在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自己是去年四月与张盼成在网路相识,因深深认同非暴力行公义的理念,张盼成便于去年7月从广州北上北京与自己见面,后来就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应聘了一份保安工作谋生,以便于和北京的民主人士经常联系。

    但是到了当年十一月初,他突然辞职,我问他何故?他不肯直说,不过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还是向我隐隐透了些口风,他准备有所行动,想公开呼吁自由、民主、人权、限权。对此我就表达了反对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这故然可以称得上是激昂毫迈的壮举,但从非暴力抗争的理念来看,这并不恰当,因为我是希望他在非暴力的训养上多下些深入的工夫的,但他说,这是一定的,不过不是当下,当下要紧的是他要为非暴力信念去坐回牢。

    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他和同道祁怡元先生,因行使“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以视频的形式控诉和鞭笞共产党“公仆”们集权专制,及种种不屑。于是,他们就真的被捕了,真的被经常抓走坐牢了。张盼成是和祁怡元同仁一起坐牢的,而我也因此被卷进此案。警方在调查此案时,除了短期的关押我外,我还被抓进警局做了长达数小时的审讯笔记。

    李波宏接着介绍道:从2018年11月12日起,张盼成被关押到现在算起,已整整过去一年又一个月,若以天数计算也有400天了。他和祁怡元先生公开表达自由民主的胆识令人敬佩,希望他们在羁押期间人权得到保障,希望他们不受非法虐待,希望他们早日无罪获释!

    近日,我还从祁怡元的律师梁小军处获悉,祁的案子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由于祁怡元与张盼成同案,所以可以推测,张盼成案大约也进入了司法程序。

    在此,我希望自由在外的同胞们多给于二人关注,关注这两位我们共同的维权兄弟,他们和我们很多坐牢的姊妹兄弟一样,全然是为了要中国走向自由民主而坐牢的。请让我们的声援之声给他们听见、给大众听见!祁怡元和张盼成是我们的兄弟,也是全体同胞们的兄弟,我们源出于一个祖国母亲,他们应该被立即释放。中国人应该善待可贵的“中国良心犯”,我们迎接他们的本该是鲜花和赞歌而不是坐牢,他们不能这样因为言论自由而身陷囹圄!

    据本网了解,张盼成系甘肃合水人,是一名在农村长大的留守儿童。2018年11月辞去北京大学保安工作后,自拍了一段视频,以公民的身份表达自己的人权述求:要求保障公民言论自由、声援被失踪的董瑶琼、佳士工人和前北大学生岳昕等人,以及进学习班的新疆同胞等,并表示自己对这个国家有深沉的爱,称自己已做好牺牲的准备。

    祁怡元系江苏人,2018年11月间,他身穿“捍卫言论自由、释放维权律师、恢复律师资质”等字眼的上衣,背面写有“反对习某某倒行逆施、反对共产党一党独裁”的文字,而后自拍视频上传网络,在视频中他还呼吁“释放709案及其他所有被捕的维权律师”。

    两人的自拍视频上传网络后,一度被广泛传播并引起许多网民关注。2018年11月12日,23岁的张盼成(网名子慕予兮)和28岁的祁怡元(网名路西法)两位反抗专政青年,被“党保”警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至今仍羁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

    一直关注此案的分析人士指,张盼成与祁怡元在视频中的言论属于公民的自由表达,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关押两人,显然侵害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警方欲将为两人做司法精神鉴定尤为令人担忧,被精神病的可能性大增。虽然中国法律规定对精神病患者可以不进行司法追究刑责,然而,却也可以违法地将一个正常人长期以“精神病患者”为由秘密关押,“董瑶琼泼墨事件”发生后,董瑶琼正是被当局认定为精神病而违法关押至今,其父亲为她呼吁同样遭到关押和恐吓,一年来令外界无法获知她的任何消息。

    另据梁小军律师近日消息称:“有谁还记得那在新华门前行走,明确表达释放维权律师、捍卫言论自由等政治诉求的留澳学子祁怡元?有谁还记得在未名湖畔激情演讲,自录视频的北大保安张盼成?他们的案件将于12月17日上午在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至此证实,反对一党专政青年张盼成、祁怡元案将于2019年12月17日开庭。

  • 湖北宜昌政治犯刘家财遭强拆

    【民生观察2019年5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省宜昌市政治犯刘家财租赁的办公室,在5月9日遭宜昌市城管部门强拆,强拆期间有国保警察到场。

    据刘家财反映,他因网上言论及公民聚餐的事情,在2013年8月被湖北省宜昌市国保警方拘留,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5年,至2018年8月11日才刑满释放。出狱后,他身患疾病,已不能从事原职工程监理工作,就与宜昌市公民季少红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准备在该办公室创办一家小微公司。然而,时至2019年5月5日,他接到了宜昌市城管部门的通知,说是要在5月6日上午强拆位于宜昌市新世纪广场B座7楼,刘家财的办公室。

    刘家财向城管申述称“我办公室旁边的违章冷却塔不强拆,附近的几处强占公用通道不强拆,附近的几百平米违建餐馆不强拆,为什么偏偏要强拆我这个既不影响市容,又不影响他人生活的雨棚呢?并且,明明是雨棚,官方却偏偏说是房屋。显然,当局这是在“选择性执法”,是在有意针对异见人士的再次打压”。对此,当局不予理会。

    5月8日,城管及国保警方派出大量人员及设备前来强拆,后由于许多到场群众的阻止才强拆未成。

    5月9日上午,当局再次派出了高规格的队伍及设备前来强拆,当天城管人员来了二十多人,宜昌市西陵区国保警方也来了数名警察,并且还安排了电视台来摄影,还用无人机盘旋监事。约两小时左右,刘家财租赁的办公室被强拆完毕。

    刘家财气愤的说“我无法阻止他们的无耻行为,但我将记录下这些选择性执法,及打压不同政见人士的不齿行径。”

    公开信息显示,刘家财,1965年10月26日出生,湖北省宜昌市人,原宜昌市葛洲坝集团职工,原云南省某工程监理公司工程师,民主维权公民,中国在押政治犯。1998年—2000年,曾因湖北葛洲坝下岗职工合法权利遭受非法侵害等问题,为了维护数千下岗职工切身利益,积极发起和组建独立工会,领导葛洲坝集团教育经费维权和反腐运动,而被湖北省宜昌市警方逮捕,并於2001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管制2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出狱後,曾前往云南省昭通市谋职,并在某工程监理公司任监理工程师,但工作之余仍坚守民主理念,活跃於网路民主运动其间,为此曾多次遭云南省警方威胁、警告和传唤;2013年8月2日,再次因参与民主维权活动和维权公民发起的“同城饭醉”活动,并在腾讯微博、新浪微博、QQ网上转发《李向阳复仇血洗公告(并招募敢死队员)》等,随被当地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10天,後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转为刑拘,关押于湖北省宜昌市第一看守所;2013年9月18日,被再次更换罪名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逮捕;2015年5月11日,被湖北省宜昌市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不服上诉;2015年12月2日,经湖北省高级法院二审裁定,仍被维持原判,刑期至2018年8月11日。据悉,其在狱中经常受体罚等,处境十分堪忧。2018年8月11日凌晨,刘家财刑满释放,宜昌国保警察为防公民朋友前去监狱迎接,特意在凌晨时将刘家财转移监狱关押并到时接走。

  • 释放一切政治犯,开启政治改革

    今天(2019年2月4日)是中国传统最隆重的佳节——大年三十,除夕,2019春节。当此除旧布新,万物迎春,万家团聚之际,那些因践行宪法赋予的权利,争取作一个享有现代权利的公民,而遭到中共当局拘押判刑,因此与亲人不能团聚者,必然承受着“每逢佳节倍思亲”的煎熬。为此,民生观察强烈呼吁中共当局立刻释放所有因践行宪法权利,争取公民人权而被关押判刑的政治犯,并立刻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

    半个多世纪以来,先且不算中共为了夺取政权在中华大地所实施的争战杀戮。仅仅从1949年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后,致力于维护稳固奴役广大民众的特权,开启 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极权统治,持续不断掀起土改、镇反、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反自由化、清理精神污染、六四屠杀、镇压法轮功、镇压维权、镇压信教人士等等各种政治运动,所犯下的累累罪恶,真可谓罄竹难书。下面仅就查找到的镇反、反右与文革的有限资料,就可见罪恶之一斑。

    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据1954年1月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一份报告中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逮捕2620000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已经占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了。又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4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中称: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余人被判死刑。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如今已经不可能统计了。

    反右运动:1957年掀起“反右”运动将一大批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到1958年又以“补课”再定一批“右派”。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共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党集团4127个。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根据上面的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右派分子”神秘消失。(信力建:《1945年以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有多少人受到迫害?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745万人受迫害,420万人被关押审查,1728000人自杀,其中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跳楼、上吊、投河、服毒等方式自杀者就达20万人。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判处死刑的“现行反革命”就有135000余人,武斗死亡237000人, 703万人伤残 71200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773万人。

    文革后中共并没有本质上告别阶级斗争思绪,仍接连掀起各种不同的运动,直至1989年将反腐爱国民主运动镇压,将大量学生市民屠杀。随后又持续开展各种对维权、信仰、公民社会、网络大V等等的镇压。到今年春节前的几天,还将人权律师王全璋重判4年半,将人权捍卫者、“民生观察”创办人刘飞跃重判5年,将“六四天网”包办人黄琦羁押开庭待判,还继续羁押着大量维权人士。这些罪恶行径,生生将大量为推进中国人权与法治进步人士投入监狱,使他们与亲人骨肉分离。

    从中共几十年来统治的历史来看,践踏人权,毁弃法治,敌视文明是其本性。然而,随着网络技术与世界一体的经济发展,人类日益看清中共的邪恶,一场以美国贸易战为契机的世界性奋起阻止中共极权毒害的努力正在形成。相信这种文明对野蛮的决战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当此时刻,我们强烈要求中共认清历史,认清文明发展的主流,放弃罪恶的极权主义意识,主动转向文明,释放一切被拘押判刑的政治犯,立刻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改革。使中华民族付出较小代价,实现现代民主宪政的政治文明转型!

    民生观察 2019年2月4日

  • 玫瑰团队吁国际人权团体关注秦永敏

    近日从秦永敏妻子赵素利发文获悉;玫瑰团队,中国人权观察创建者,资深著名的民主人士,曾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秦永敏先生,在湖北省潜江广华监狱服刑之现状令人担忧;每天,有十几个犯人轮流看管他。每天,阻止他看书,读报,写作,思考。强制他干活劳动。在精神上和身体上摧残他。血压经常升高到 高压260–低压180。秦永敏是一个及坚强的人,他积极乐观,今天他为了捍卫他作为人的尊严,他已经生无可恋,决定绝食。

    玫瑰团队在此向所有的国际人权团体和机构呼吁:救救危在旦夕的秦永敏先生。

    秦永敏先生毕生志励于中国和平转型,高张“人权至上”大旗,认真践行宪法;游行、结社、出版、集会等权利。

    秦永敏:1979年创办《钟声》杂志判刑坐牢8年;93年在北京起草并发起《和平宪章》运动劳教2年;98年参加冲击党禁,作为中国民主党的三个主要创始人之一被判刑12年。他有机会走出黑牢,充分享受阳光和自由,但他拒绝了当局从监狱送往美国,断然选择坐满刑期。2015年1月9日,秦永敏因组建玫瑰团队及中国人权观察再次从家里被中国武汉当局抓走,2018年7月11日在羁押3年多以后被重判13年。现在在湖北省潜江广华监狱服刑。

    秦永敏为此创造了两个世界之最;一是超越曼德拉成为人类历史上刑期最长的坐监者,二是他贯穿了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毛时代至今的整个民间抗争全过程!他无疑树立了一座世界难以逾越的丰碑!

    玫瑰团队一直秉承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对中国湖北省潜江广华监狱在精神上和身体上摧残秦永敏先生的行为表示强烈愤慨!不管世道多艰难,玫瑰团队一如既往‘’高张人权‘’大旗,始终不渝为中国社会变革,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奉献微薄的力量。

    秦永敏先生保重!

    玫瑰团队
    2018年12月22日

  • 秦永敏妻赵素利发出紧急求救

    【民生观察2018年12月24日消息】近日从秦永敏妻子赵素利处获悉,秦永敏在湖北省潜江广华监狱服刑之现状令人担忧:每天,有十几个犯人轮流看管他;每天,阻止他看书、读报、写作、思考;强制他干活劳动。血压经常升高到——高压260,低压180。狱方在精神和身体上摧残他。甚至有人赤裸裸的威胁他说“你想不想活着出去”。

    秦永敏是一个极坚强的人,他积极乐观,今天他为了捍卫他作为人的尊严,他已经生无可恋,决定绝食抗争。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作为他的妻子赵素利请求联合国人权机构的介入,救救危在旦夕的秦永敏。

    2018年12月24日,赵素利又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发出紧急呼救:呼吁联合国人权机构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对秦永敏被中共政府非法判刑入狱,且在审讯、羁押阶段对其肉体和精神残酷折磨不断升级,致使生命垂危的状态介入调查,并依法保障其在狱中的各项基本人权。

    据悉,武汉资深政治异见人士秦永敏先生,是一位中国民间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

    1953年8月11日出生于湖北武汉。原为武汉钢铁厂工人,1970年代末,在武汉主编民主刊物《钟声》,1980年开始参与建立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1981年秦永敏被捕,次年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1989年出狱。1993年11月14日在北京参与发起《和平宪章》运动,是1949年后的第一个民运纲领的起草人,提出平反六四事件和释放所有政治犯等要求。随后他被控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劳动教养两年。

    1997年秦永敏发表致江泽民的公开信,要求中共十五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宪政。1998年在武汉创办《中国人权观察》通讯。同年公开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筹委会,并到湖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后又成立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随后被警方逮捕,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2010年11月刑满释放。

    出狱之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在恢复中国人权观察工作的基础上,秦永敏已经发出了两百多份人权新闻稿,发起了多次救助政治受难者运动(刘晓波、李旺阳等),为此多次被“传唤”,被行政拘留和非法拘禁,五次被抄家。尽管出狱后又多次受邀出国访问,但他说中国不民主化就绝不出国,将始终战斗在中国的人权活动第一线。秦永敏的遭遇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据报导,如何处理“秦永敏事件”已成为美台智库观察中国政改的动向标之一。秦永敏的部分文章汇编于独立中文笔会。

    2012年6月初开始,被失踪月余。期间其友李旺阳身亡,引起民众质疑。2013年12月8日,于武汉武昌区艳阳天酒楼举办婚礼,新娘赵素利,受到当局严密监控,其中有4人被抓后又释放,婚礼进行时场面一度发生混乱。之前被释放的宋宁生等4人在婚宴结束的返程中再次遭到当局的无辜抓捕。

    2015年1月9日秦永敏因“接受外媒采访及写文章过多”被武汉警方拘押,后关押在武汉市第二看守所。其妻赵素利也于同月19日被武汉当局带走后失踪。直到2018年2月上旬,赵素利在被武汉警方秘密羁押三年后,得以短暂露面,但随后又被警方控制而与外界失联。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有数十名保安员驻守在秦永敏湖北亲戚家门口,限制其家人外出自由,也不准外人登门探望。

    秦永敏被捕后,其发起创建的“玫瑰团队”“中国人权观察”(注册中)、“全国旅游群”(政治犯家属救助慈善群)等社团中的重要成员刘兴联、徐秦、郭庆军等多人也接连被捕。

    2016年6月,秦永敏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2018年5月11日,其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官没有当庭宣判。2018年7月11日在被拘押三年后,秦永敏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满将共计36年刑期。

    秦永敏先生毕生志励于中国和平转型,主张“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政治理念。曾两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被视为中国的曼德拉,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

    【附赵素利呼吁信】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

    我是中国良心犯秦永敏的妻子赵素利,我的先生秦永敏因组建民间组织——中国人权观察,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13年,他在狱中遭受了各种各样的非人道折磨,目前已是生命垂危。为此我紧急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发出呼救。

    秦永敏是一位中国民间政治学者,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秦永敏作为中国大陆广为人知的几个主要政治犯之一,他的理念是,中国应该认可普世价值,回归世界文明主流。为此,中国必须走“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道路。

    从1970年到2018年,秦永敏在48年间,被非法抓捕、非法拘禁45次,失去自由超过26个寒暑。2018年7月1日,秦永敏再次因组建中国人权观察,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13年,刑满将共计36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并被世人称为“中国的良心”和“坐牢王”。

    鉴于中国政府对政治异议人士,尤其是拒不屈服的、有号召力的老牌政治犯的迫害越来越疯狂,越来越凶残,多名政治异议人士遭受各种酷刑或莫名死于狱中的现状,担心秦永敏生命随时会出现不测,我毅然决定向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发出紧急呼吁:呼吁联合国人权机构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对秦永敏被中共政府非法判刑入狱,且在审讯、羁押阶段对其肉体和精神残酷折磨不断升级,致使生命垂危的状态介入调查,并要求:

    1、《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的缔约国——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秦永敏的任何非人道主义迫害;
    2、依法允许秦永敏会见律师;
    3、保证秦永敏家属享有与其他犯人家属同等的会见权及家属的人身自由权。不得被贴身监视、恐吓、歧视和刁难。我在秦永敏案开庭前被政府强迫失踪3年,目前外出依然有政府派遣人员公开跟踪,会见秦永敏不但一路“专车接送”,而且会见过程中,两边也多人严密贴身进行全程监视;
    4、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5条,《国际人权宣言》第5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立即允许秦永敏保外就医,并且无条件地释放良心犯秦永敏。
    5、依据《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及中国现行法律“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定为刑事罪行……”,“每一缔约国应根据上述罪行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追究酷刑施加者及其组织的法律责任。

    秦永敏妻子赵素利(电话:166-027-14929)
    2018年12月24日

  • 知名政治犯郭泉出狱不久即遭传讯

    【民生观察2018年11月28日消息】本网获悉, 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10年之久的南京副教授郭泉,于2018年11月12日刑满出狱。出狱后,郭泉先生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政见言论“郭泉语录”,28日下午,郭泉就被辖区警察传讯到警局调查情况。

    28日上午8时44分许,郭泉先生通过微信给本网志愿者及其他网友分发了一份“郭泉语录6”,下午15时40分许,郭泉先生就向网友们发出如下消息:“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汉中门派出所要我过去一下,估计是关于我写的郭泉语录。”。下午17时30分,本网志愿者通过微信呼叫郭泉先生,但始终无人接听。戒指发稿时,郭泉先生是否安全返家仍无法确定。

    郭泉(1968年5月8日生)原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活动人士,中国新民党创始人及代理主席。曾在网上公开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发表文章,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1990年,郭泉大学英语专业毕业,此后曾担任国有企业干部、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秘书和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法官。1996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获南京大学中国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在南京师范大学进行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2001年完成博士后研究,留校任教。

    2008年,郭泉又领导和参与军转干部的维权活动,并发布对汶川大地震的评论。2008年11月13日,郭泉被南京市公安局带走,当时他是中国新民党代理主席。郭泉之妻李晶被告知,郭泉已被刑事拘留,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2009年6月10日,由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8月7日,在宿迁中院开庭审理。8月24日,郭泉的辩护律师郭莲辉被告知延期审理。2009年10月16日,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郭泉有期徒刑10年。

    2018年11月12日,郭泉刑满释放。出狱后,郭泉先生开始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政见言论“郭泉语录”。28日上午,本网志愿者收到郭泉通过微信发来的如下:

    郭泉语录5:除了“不自杀”原则外,我的“四不原则”中另一个遭致非议的原则是“不出国”原则。与很多人赞同我的“不自杀”原则不同,更多的人不赞成我的“不出国”原则。其实,无论我在入狱前,还是出狱后,甚至在狱中,都有无数的朋友苦口婆心地劝我出国。最雷人的是,在我入狱第二年,美国驻华负责移民的总领馆寄给母亲全套关于我的移民手续。一位年轻的女外交官来电,谆谆告知我母亲,只要郭泉先生在上面签上大名,郭泉就立即成为美国公民,任何人就不敢再欺负郭泉了。母亲携此移民文件至狱中探视,稍一致意,即遭我断然否决。

    吾与母言:男泉爱国爱民,致身陷囹圄,虽九死,其犹未悔,岂可贪生去国,自灭其志。母虽怜儿,然愚男愿转世八次以报效国家,不可再言去国。母洒泣颔之。别时,望母蹒跚之背影,吾亦俯首垂涕。 今十年刑满,出狱至家,又有无数朋友劝我立即去国,以避本朝之迫害,我不以为然。中国诸制不顺,亟待改变,吾等大有可为;而欧美各国多党竞选之民主宪政业已确立,吾等去国远赴有何助益,惟负畏死之名耳。吾尝自比鱼鲠,一鲠在喉,方不可小觑。若鲠离喉唾地,乃厨余垃圾也。吾辈当以此为戒,警醒奋发。郭泉微信号: 18021406380

    郭泉语录6:从1989年之后,每周的周日我都静默,不饮酒,不吸烟,不参加娱乐活动。因为89年六月四日是周日。狱中十年本就无酒少烟,故周日静默更是如此。初始,由于我是基督徒的缘故,狱警以为我是在作礼拜,后发现并非如此。于是派人询问,我说,一年里所有的周日我都在纪念那一天。别人在一年里为一件事纪念的忌日只有一天,而我是52天。我称“精神祭祀”。狱警说,狱中生活精神压力巨大,远超常人承受能力,且狱中解压工具惟有每日两根监狱免费提供的香烟,何必忍受巨大精神压力而选择可能导致更大精神压力的“精神祭祀”呢。我说,“是日哭则不歌”且“祭如在”,更何况我“心祭”之人乃64死难者。虽未曾有过肌肤之亲,然心心相印超越生死。入狱前曾作缅怀一文,言及此事,并称死难之陈青小姐为吾永远之情人。

    2012年9月,我在狱中获知我的网络手机挚友《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先生纵身跳楼自尽,悲愤异常。在我的案件预审期间,刑侦预审人员曾多次反复询问我是否认识徐怀谦,我均予以否认。预审员说,他说认识你。我说,笑话,你们都认识锦涛,可涛哥认识你们么。不知吾案与徐兄之死是否有关。与徐怀谦认识缘起于他给我发来手机短信,他问,你一个文学教授何以过问政治。我回,陈独秀先生不是文学教授么,他建立了贵党怎么说。徐君默然。良久,徐君又发短信问,郭先生你这样牺牲图什么。我回,“求放心而己”。徐怀谦大为赞叹,曰“诚哉,此心安处是吾乡。郭君珍重”。至此,吾二人引为蓝颜知己。9月会见,我向母亲打探徐怀谦自尽的日期及周几。10月母亲探监时告知,请徐复先生之女徐乃建上网查询得知,徐怀谦先生于8月22日(周三)自尽。从此,我的每个周三与周日一样“是日哭则不歌”,不吸烟、不娱乐。如此十年,如此终生。郭泉微信号:g18021406380

    11月28时下午15时40分许,郭泉先生就向网友们发出如下消息:“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汉中门派出所要我过去一下,估计是关于我写的郭泉语录。”。下午17时30分,本网志愿者通过微信呼叫郭泉先生,但始终无人接听。截至发稿,郭泉先生是否安全返家仍无法确定。



  • 评论人士:中国政治犯处境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糟

    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今天中国政治犯的处境要远比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差。苏联时代也曾使用各种手段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但当时西方世界比今天更加关注人权议题。

    克格勃严密监控镇压

    中国政治犯议题,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越来越引起各界关注。苏联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逐渐兴起了持不同政见运动。

    恰好在50年前的1967月5下旬,前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掌克格勃。安德罗波夫1956年曾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匈牙利民主浪潮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他在担任秘密警察首脑后,逐渐把克格勃打造成为巨大的安全情报帝国和苏联严密监控社会的机器。安德罗波夫特别在克格勃内设立第五局专门监视和镇压持不同政见人士,迫害手法和镇压手段各种各样,特别到80年代初时,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几乎全部陷入瘫痪。

    持不同政见者未受酷刑

    但分析人士说,与那时的苏联相比,当代中国政治犯更受到严酷对待,处境更加险恶。熟悉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伊赫洛夫说,克格勃人员从未敢直接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酷刑,惩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段通常是把他们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

    伊赫洛夫说,苏联当时有两个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人士,一个是彼尔姆-36,另一个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穆尔多瓦共和国。关押在彼尔姆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被认为都很幸运,因为那里的犯人都以知识界人士为主。

    伊赫洛夫说,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也受到牵连迫害,有的人被单位解雇,子女的上学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

    摧毁意志公开认罪

    同中国被捕维权人士和政治犯有时上电视和公开认罪一样,苏联时代也有过持不同政见人士通过电视公开忏悔,或是在报上公开认错的事情发生。

    伊赫洛夫说,克格勃当时对持不同政见者们了如指掌,因此在审讯时并不太关注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细节和周围联系的人士,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摧毁持不同政见者的意志上,让他们公开忏悔能羞辱持不同政见运动,并且能展示给其他苏联政权的批评者看。

    西方当时更重视人权民主

    与今天更多关注同性恋等内部问题不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更多关注人权和民主,特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命运。苏联领导人每次出访西方时,都会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关议题也是主要讨论题目。

    伊赫洛夫说,西方国家现在都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人权和政治犯的关注根本无法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关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相比。但西方社会当时关注苏联人权议题时同今天一样也会遇到阻力。

    异议人士更需要公开支持

    伊赫洛夫:“特别是在勃烈日涅夫出访时,苏联领导人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但对勃烈日涅夫施压有时因为基辛格干预而中断。40年前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不应该对苏联施加公开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苏联会更不听话。他们主张台面下外交,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为此讨价还价。”

    伊赫洛夫说,虽然秘密外交的结果可能导致苏联多释放几名持不同政见者,但对更多的不很出名的苏联异议人士却带来很大打击。因为更多的苏联异议人士当时非常需要知道,他们的活动不是单枪匹马,而是获得了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

    媒体今天对中国政治犯关注不足

    伊赫洛夫说,同当时西方媒体报导持不同政见者议题相比,今天的中国政治犯受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不足。

    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持不同政见者当时是许多在苏联西方记者报导和关注的焦点。那些西方记者非常有勇气,他们冒着被苏联当局驱逐的风险与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报导他们的活动。

    卢卡舍夫斯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最早对外联络就是同在苏联的那些外国记者们接触,这些外国记者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当你在从事抗议活动时,如果你感觉没有人知道你的活动,你会觉得非常艰难。而那些外国记者们却能报导向外界传递你的活动信息,让你感觉到自由世界都知道你所从事的事业。”

    大量使用流放手段

    卢卡舍夫斯基说,正是在各种压力下,苏联当局对待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那些较出名的人一直没敢下重手。比如对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一直拖到1979年,才将他流放,但始终没敢对他判刑。对待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外长李特文诺夫的孙子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法。

    伊赫洛夫说,同中国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相比,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刑时间相对较短,而更多采取流放手段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比如把他们和家属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些人在当地有的从事清扫工等工作,如果有毕业文凭,一些人也会被安排从事技术性工作。流放的地方一般会给他们提供宿舍或是公寓住宅。一些不太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会被流放到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首府。

    许多人被关入精神病院

    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时代积极使用的另一种迫害手段是把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苏联心理学界当时因此被赶出有关国际学术机构,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恢复资格。

    伊赫洛夫说,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先是被送入著名的莫斯科谢尔博斯基精神病学院进行一个月的诊断,然后被送到其他几处地方精神病院关押,他们有时被注射特别的药液制剂。

    组建网络提供支持

    卢卡舍夫斯基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支持者们都非常团结。当时许多人自愿组织起来为被捕关押人士提供各种支持,比如寄送信件慰问鼓励,送去各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些支持都非常重要,因为被关押的人会获得重要的精神支持,他们会觉得没有被人忘记。

    伊赫洛夫说,每当有人被捕,克格勃搜查,或是法院审判时,都会有很多人赶到现场表达支持。支持者们当时组织了很严密的网络,甚至还捐款说明家属。

    (来源:美国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news-chinese-political-prisoners-situation-are-worse-than-soviet-dissidents-20170524/3868975.html 2017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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