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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广水老人聚集抗议政府的火葬政策

    【民生观察2024年5月4日消息】2024年五一劳动节当天,湖北省广水市长岭镇和府河镇的老人们聚集在一起,以阻断交通的方式,抗议广水政府在今年3月20日开始实施的火葬政策。随后,大量警察进入现场维稳,期间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有多名老人倒地。随后连续几天,长岭镇全镇戒严,大量警察、特警在街头巡逻以防止老人们再次聚集示威。

    2024年5月1日,湖北省广水市长岭镇和府河镇的老人们发起了一场联合抗议活动,以抵制广水当局强制实施的火葬政策。

    这次村民的行动是对广水市政府在2023年12月发布的通告的直接反应。该通告宣布,从2024年3月20日开始,广水市的所有城乡居民在去世后,其遗体必须进行火化,骨灰必须统一安葬或存放在公墓。该政策严格禁止土葬遗体或骨灰,并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此提供土地。

    政府通告还明确表示,违反规定的人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构成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

    当天上午,抗议的老人们阻断了316国道和346国道的交叉路口,导致两条国道的交通严重堵塞。老人们的示威吸引了数以千计村民和路过的网友在现场观看并声援抗议的老人。

    当地政府派出了大量警察,试图驱散抗议的老人和围观村民,但一度被困在拥挤的人群中。在此期间,双方发生了小规模冲突,有几名老人倒地。

    当天中午12点左右,老人以及围观村民被警察强行驱散,示威结束。

    视频显示,现场约有上千名老人和群众在马路上聚集,一度造成交通中断车辆无法通行,有多辆大货车被迫停在马路中央,大量警察进入现场进行维稳。现场有几名老人躺倒在地上没有起来。之后,警察强行驱散老人和村民,大货车得以通行。

    5月2日,湖北广水长岭镇已经全镇戒严,大量警察、特警在街头路口戒备,以阻止老人们再次上街示威。

    一段视频显示,马路边上都是停的特警车辆,重要路口都有警察和特警站岗。视频拍摄者表示:坚持就是胜利。

    5月3日,中共警察的宣传车从早到晚在长岭镇播放录音,恐吓示威老人。

    有视频显示,几辆带着扩音器的警车不断循环播放录音:无故聚集或非法阻塞交通通行的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将依法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 入境旅客抗议中共隔离政策

    【民生观察2023年1月1日消息】2022年12月30日,广州白云机场,海外入境回来的学生旅客被要求实行5+3的隔离政策,学生现场聚集抗议反对隔离政策,因此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12月30日晚广州白云机场,在国内已经明确会在2023年1月8号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广州的政策依然还是5+3的隔离政策,因此今天海外入境回来的学生旅客与警察发生了冲突。

    现场有学生打算出机场还被警察打了,现场有家里老人去世,学生带着死亡证明的也不让走,一定要去酒店进行隔离。

    有学生表示,现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形式主义,外面的人比社会回来的人阳性还要多,但是他们还是用暴力来维护这样的形式主义,太荒谬了。

    当晚,广州白云机场的学生在机场通宵留守,由于成都和南京等地的境外航班已经落地原地解散,学生们的诉求是不愿意被实行5+3的防疫隔离政策,或者至少有关部门应透明地公示隔离酒店的价格和位置,大家不想做最后一波被无理隔离政策和价格割的韭菜。

    12月31日早上,广州白云机场,昨天入境的旅客滞留在机场,继续抗议反对隔离政策。

    现场一直有警察做着复读机,要求学生只能通过转运大巴到隔离酒店才能走出机场外的封控区,学生们一边在早上发现有一台特权私家车进入机场,并且进出自如。引起大家对5+3防疫政策执行的公平性的质疑,如果不是有乘客阻拦,警察对于此车也是直接放行。

    在现场学生的强烈要求下,领导对学生作出承诺,会追究特权车Q8进入禁区的原因,但是不允许学生跟随听他们的谈话内容,并且在谈话过程中Q8车的司机并没有下车,后面领导绕道驾驶位一侧才下车两个人小声交流。

    截止今天下午,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大家都被拉去转运大巴了,然后那台特权Q8车也没有公布为什么到现场。现场群众到了各个隔离酒店被分而治之,少部分有紧急家庭事务的可以从酒店申请回家,但大部分人仍然需要执行5+3的防疫隔离政策。

    有一位网友留言称,大约在四十八小时前,在入境后被隔离尚不足24小时的情况下,他强行冲出了隔离酒店,不久后回到了外省的家中。如果没有当时的决断冲动,或是没有成功,他现在应该还被关在隔离酒店等待被转运出上海,而非现在这样行动自由。

    另外,在2022年12月28日,海外留学生在青岛入境时同样被要求进行强制隔离,随后学生们与警察发生了大规模冲突。网上流传着众多的现场视频。

  • 全国首起因质疑静默政策引起的行政诉讼案

    【民生观察2022年10月16日消息】湖北省的余钱在9月21日向鄂州市华容区法院邮寄了行政起诉书,在起诉书中要求撤销鄂州市公安局对他作出的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决定并申请国家赔偿。

    “这个起诉讼源于我对湖北省鄂州市静默政策的质疑,我当时网上质问谁给了乡镇非法封控的权利,就被鄂州公安以‘寻衅滋事’名义拘留15天,我希望通过法律手段纠正政府的违法行为,还我一个清白,但法院迄今还没立案。”余钱说。

    在2022年4月,鄂州发出公告要求对中心城区的4个街道和1个乡镇进行静态管理,也就是封控,但余钱发现实际执行中几乎整个鄂州市都被封控了,所以在4月*日于网上发帖质疑“鄂州市已实质性封城封村,乡镇发布命令封镇封村,岂有此理,谁给它乡镇非法的权利?”

    在4月20日晚,鄂州市公安局泽林派出所以余钱发表“涉疫”言论为由进行传唤,警方询问在油管和推特上余钱发布的对疫情静默政策质疑的视频和帖子,随后以证据保全为由扣押了余钱发布涉疫视频、图文的那部手机。在5月24日余钱再次被传唤,这次以他在推特发布涉疫言论、评论党的领导及国家政策,损害国家利益,构成寻衅滋事为由,做出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6月20日,余钱被送至鄂州市拘留所,7月5日获释。

    余钱认为自己发布对静默政策的质疑是法律赋予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打算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要求撤销处罚。余钱被释放后第一件事就是通过网络向湖北信访局投诉鄂州市警方不给行政处罚书。“处罚决定书一式三份,当时只是骗我签字和捺印后全部收走,该给我的那份处罚书至今都不给我。处罚书里关于我的内容部分仅有‘寻衅滋事’四个字,他们不想我去行政复议或者诉讼,我多次投诉,但至今不给我处罚书。”余钱说。

    余钱并未气馁,他分别于7月20日向鄂城区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处罚决定书并申请国家赔偿,鄂城区政府在9月7日做出不予支持的行政复议决定书。余钱同时就自己手机被扣押、扣押期限延长等行政行为提出复议,均未得到鄂城区政府支持。

    余钱认为权利是争取的,在行政复议被拒绝后,他就发起了行政诉讼。“我希望法院尽快立案,让我有机会在法庭上和对方辩论,我会一一指出警方的违法之处,希望警方早日撤销对我的处罚,使我言论自由的权利得到保障”余钱说。

    余钱说,自由都是靠抗争争取来的,在鄂城区随后的管控中就没有乡镇擅自封控了。但余钱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住处被官方安装了多个摄像头,他的出行被特别监控。但他并不后悔,他为此还专门写一份名为《被他们迫害,是我的光荣》的自白,他写道:我要出来发声,也要继续诉讼,我要写出我的这些经历和遭遇,向国际社会求助。哪怕将来真有一天被关黑监狱或者精神病院,我也要先站出来做一个顽强的抗争者,绝不认输,更不会妥协。

    长期关注中国疫情防控的公益人士杨占青认为余钱的行政诉讼很有价值,当前中国的很多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明显违法,侵害民众权益,惹得民众怨声载道,但由于非法的网络管控,对防疫措施有异议或质疑的帖子很快被删除或者发帖人被安个罪名拘留,等于再次侵害民众权益,但极少有人站出来维权。

    “余钱的民告官诉讼可能是国内首起因质疑静默政策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他希望自己可以有言论自由可以监督政府,希望官方能依法行政,他的诉求对习惯了非法作为的当地官方来说会有很大压力,估计这也是当地法院迟迟没有立案的原因。”杨占青说。

  • 彭永和致信领导放弃清零政策被带走

    【民生观察2022年4月24日消息】近日,因上海封城中国人权律师彭永和,接连致信上海市市委书记李强以及上海市市长龚正,请求放弃不适合在上海继续实施的清零防疫政策,于4月21日被警方带走失联。

    据悉,彭永和律师因上海疫情妄议领导可能遇到点麻烦,他妻子说他被上海浦东新区航头派出所带走,手机被警方扣押。希望网友,尤其是上海方面的网友们打电话寻找一下彭永和律师。

    4月13日,彭永和发表了一封题为《扇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六个耳光公开信》,质问上海封城造成诸多人间悲剧,却为何不能令李强清醒,他决定为死于疫情、得不到救治、忍饥挨饿的市民,以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打出六记耳光,以责官方失职。彭永和还在这封公开信末提出寻找中国失踪的人权律师唐吉田。

    4月15日彭永和律师又发表了致《上海市市委书记李强、上海市市长龚正解封尽职的公开信》,他在公开信中说:“做为上海的市委书记、市长的你俩,上海二千五百万市民正期盼着你们拿出勇气,敢于担当,坚决放弃不适合在上海继续实施的清零防疫政策。如果你们不信,你们现在就去问问二千五百万市民,听听他们怎么说。”

    彭永和律师原籍江西鹰潭,农民工出身,通过自学取得律师执照。在做律师之前,做过很多工作,卖过豆浆、蔬菜、西瓜,送过报纸,在工厂里做过,还在建筑工地做过,公司里也去过。

    彭永和早前曾办理过法轮功案件,曾起诉上海律协账务不清。2017年5月2日,彭永和公开退出上海律师协会。彭永和认为,律协的组织架构模糊不清,受官方操控的律协已经背离律师行业协会的自主原则。当月底,原来的律师事务所也单方面解除了他的劳动合同。

    彭永和曾在疫情中呼吁开放言论,为公民记者陈秋实、张展发声等,招致中共司法局打压和迫害,于2021年1月30日,被注销了律师执照。

    彭永和律师手机:13816353773
    航头派出所电话:021–58226110

  • 漫话人权·恶意返乡

    编按:在“清零政策”压力之下,河南周口郸城县县长董鸿对准备回家探亲的人们发出警告:不要“不听劝阻,恶意返乡”,还威胁说:“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

  • 非法强拆实行三停 致八旬老人惨死

    【民生观察2021年6月2日消息】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的赵小玲来电反映,甘肃天水市秦州区房屋征收局,在天信号厂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中,对住户实行停暖、停水、停电的三停政策,从而导致八旬老人惨死等恶劣问题。

    赵小玲反映,2019年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天信号厂棚户区面临拆迁改造,拆迁办工作人员在明知住户家中,有两位八十多岁老人和一位六十多岁残疾人的情况时,于2019年冬季停暖。当时许多住户只能自己买煤,买炉子生火取暖。由于供暖期无法供暖,造成住户家中温度极低。

    2019年12月24日老人身体抵抗不住寒冷,冻到身体血管收缩导致脑出血入院。(非法强拆停暖前老人身体健康,每天出去散步锻炼身体)。

    2020年2月老人出院在家康复期间,拆迁办在4月又把水停了,5月把电停了,拉了一条电线给家里。7月13日彻底停电至今。

    老人出院后生活不能自理,瘫痪在床需要家人特殊护理。根本离不开水电。拆迁办工作人员来家里看到这样的情况,回去后依然把电停了。在这没水、没电的恶劣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一个月左右老人于9月7日离世了。

    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违反规定中断供气、供暖、供水、供电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迁。

    试问拆迁办领导于心何忍?住户中有许多八、九十岁的老职工。拆迁办无视国家法规,违法强拆行为对老人们身心都造成巨大的伤害!住户们有苦无处诉,有冤无处申!

    2020年10月9日,赵小玲和姐姐去信号厂拆迁办公室,想商量解决一下停水、停电的事情。因家中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六十多岁的残疾大哥,不想去年的悲剧再次发生。天气渐渐冷了,想着有电家里可以暖和一点。

    赵小玲说,“当时刚走进拆迁办公室说明来意时,拆迁办工作人员开口就辱骂我们说:滚出去!你们爱上哪里告上哪里告去。还不停用语言侮辱我们家里人,态度非常恶劣,气焰非常嚣张。”

    2021年3月23日早上八点半左右,拆迁办工作人员在明知五号家属楼上还有住户的情况下,叫来挖掘机强行拆楼。楼上住户赵建林在自己家一单元门前只说了句:“你们拆前面的单元去”。

    拆迁办工作人员冲过来就对身体残疾老人赵建林拳打脚踢。当时现场围观的人很多都有看到。后去医院检查看病,有医生检查诊断结果证明伤情。身体多处损伤、头部血肿、脑震荡,由于惊吓过度现在神经有些失常。

    住户们联名向有关部门信访反映拆迁局违法强拆问题后,在领导督查此事之际,拆迁局答复问题时,不但歪曲事情真相,信口雌黄,凭空捏造,并且编造虚假材料抵制督查。巅倒黑白来狡辩,推卸自己的责任。拆迁局欺上瞒下,谎报事情真相的行为,令人感到气愤!

    棚户区改造原本是国家造福百姓,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民生大事,让百姓感受到党和国家对人民生活关怀的好政策。但在甘肃天水相关执政者手中却变成了他们欺压百姓的利器。国家为了保障百姓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利益三令五申强调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违法强拆。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住户们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帮他们主持公道!

    在当今如此和协稳定的社会,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真让人震惊!在拆迁过程中,最让百姓深恶痛绝的事莫过于暴力拆迁了。拆迁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最后,住户们恳请相关领导严查此事,替百姓做主,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让将来面临拆迁的百姓不要再遭受这样的痛苦!

    赵小玲电话:15593878391

  • 请回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正确道路上来

    ——给大午案决策者保定市委党晓龙书记的上书(三)

    尊敬的党晓龙书记:

    今天,中外瞩目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案在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召开庭前会议,这是大午案疯狂加快节奏推进的标志。作为大午集团的员工以及大午案的法律团队。此前给您写过两封信。这是第三封,主要想探讨具体的政策问题。

    我们相信这也是您关注的问题,毕竟,“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点,您一定比我们更明白,也体验更深切。

    关于新时代党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我们想引用总书记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总书记是这么说的: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所有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完全可以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总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制度。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也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国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不仅不能“离场”而且要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必须把民营经济当自己人,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习总书记的这个态度,无疑代表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意志,是党和政府对待民营经济的指南。我们相信您的政策水平,对党的最高意志绝无丝毫怀疑或犹疑,一定是衷心拥护的。

    但非常遗憾的是,从大午案传达出的诸多信息来看,恰恰让我们不敢乐观。我们认为,在如何对待民营经济的所谓“原罪问题上,您可能出现了严重偏差。

    民营经济所谓“原罪”问题,“原罪”概念本身不科学,不成立,此处不赘。党的最高领导人对此问题其实早有精确表述,即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问题。孙大午及大午集团诸高管被指控的多项罪名中,除“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而外,其他罪名,大多属于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问题。

    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问题?社会上主要有三种主张。其一是大赦说,一是清算说,一是折中说。社会上多元声音的存在很正常,对同一问题完全可以百家争鸣,见仁见智。党和政府的政策却必须步调一致,而且必须坚定不移。事实上,党在这个问题上也的确是这么做的,2018年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总书记还有这么一段讲话:

    “对一些民营企业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不规范行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让企业家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总书记的这个讲话,被称作党对待民营经济的纲领性文件,其信号非常明确,即是不认同“清算”说,反而对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问题抱以同情的理解,非常包容。这么做是极具政治智慧的,因为,在体制转型期,体制问题导致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是极其普遍的现象,不问青红皂白地求全责备,秋后算账,既不公道,客观上也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这一总的方针,难免因此被架空。如总书记所说,党“希望民营企业放心大胆发展”。但如果对民营经济发展不规范的历史遗留问题总是揪住不放,无限放大,用斗争哲学来对待,请问如何让民营企业放心大胆?他们如何卸下思想包袱轻装前进?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段史实:本着宽容的立场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不规范的问题,以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方面最早的探索者,不是别人,正是河北省委省政府。早在2003年底,河北省政法委就曾出台《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河北省委、省政府随即批转,其核心内容,即是尝试解除解决民企所谓原罪。比如,“决定”第七条规定,对民企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在追诉期内的,要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后果、悔罪表现和所在企业在当前的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依法减轻、免除处罚或判处缓刑。此文件出台后,激起强烈反响,虽不乏争议,但肯定的声音占主流,并得到各级各地领导人的持续呼应。2006年,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汪洋同志,明确主张“要最大程度宽容民企初期不规范”。同年,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的胡德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清算民营企业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业绩。”

    进入新时代之后,争议逐渐平息,解决民企所谓原罪问题刻不容缓,已经成了社会的广泛共识,并为最高层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所肯定。这集中体现于2016年11月27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意见”第四条要求:“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旧法之间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党的政策最终上升为法律,成了国家意志。最高检2017年1月推出《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加强产权保护的部署要求,尤其要“坚持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2019年3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最高法副院长江必新也表示,要通过一系列举措,让法律成为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的护身符。让法院成为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坚强阵地。让法官成为保护捍卫民营企业家权益和民营经济合法权益的坚固盾牌。并强调了三个决不能:“决不能把民事纠纷当成刑事案件来处理,决不能民事责任转化为刑事责任,决不能因为一些小的瑕疵和不规范的行为而置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于死地。”

    2020年5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最高法院长周强再次强调:“坚持以发展眼光看待处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过去经营中的不规范行为,依法纠正涉产权冤错案件,坚持全错全纠,部分错部分纠,错到哪里纠到哪里。”

    周强同时表示,将对司法解释进行清理,废除一切对民营企业的不平等规定。严禁超标查封扣押冻结财产,尽可能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合法财产与违法所得、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正当融资与非法集资,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坚决无罪释放,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综上所述,民营企业发展不规范问题,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如何应对,从中央到地方,从政策到法律,早就摸索出了一整套权威的解决方案。对这一整套权威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党书记其实早就烂熟于胸,本无须我们花费这么多笔墨。我们相信党书记的政策水平,相信党书记对党的政策定会衷心拥护。

    但是,仅仅衷心拥护还不够,关键还在执行,在落实,在立竿见影。以大午案为例,恰恰看不出您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在执行,落实等环节上有什么保障,感受不到立竿见影的实际社会效果,这一严重偏差发生在属于京机重地的保定,实在太不应该。

    回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正确道路上来,坏事不难变成好事,大午案的峰回路转,不难成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传奇般的案例。这于国、于党、于民、于大午及大午集团,于您个人,无疑都是好事。

    尊敬的党书记,我们的上述意见,以及前面的两封信,都将邮寄给全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以及全国所有的全国人大代表,党代表,以及所有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我们多么希望,我们迫切企望着,您能够重视解决此案,而不是盲目推进庭审,重判孙大午。

    大午案法律团队
    大午管理团队
    二0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 争取权利抗争计生政策——扬州徐增荣五次被送精神病院

    去关注一个公民,他的权力、他的自由、327天被囚禁在精神病院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关注人的尊严!


    本文的主人公徐增荣在上访材料里写了如上这段话,他跟本刊采访的其他访民受害者最大的不同就是,其他人都是权益被侵害被动上访而被关精神病院,而他则是主动争取生育权而被关精神病院。从此案中,我们能深刻感受到中国民众在维护基本权益方面的艰难,在面对强权部门时的无力!

    事情要从1989年1月开始说起,徐增荣因反复多次向单位邮电局及计生部门上访要求生育二胎指标遭拒,91年3月被当年单位扬州邮电局及有关部门宣布“患有精神病”,并于当月被羁押,送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关押强行收治,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出来后,他不服此打击迫害,同时反映单位主要领导公权私用,安插亲信谋取私利等行为,坚持上访、控告,招致单位9次强制送他到精神病院,因反抗4次关押未遂,5此共计被关押327天。


    徐增荣,江苏扬州市人,现64岁,原中国电信扬州分公司职工,父亲是42年就跟着共产党的新四军的老兵,在六零年大饥荒时代,他年仅四岁的妹妹被饿死了,另一个六岁的妹妹养不起被送给了当地人,所以徐增荣更懂得姐妹亲情的那份爱。他在成家后提出申请希望能生二胎,单位主要领导及有关计生部门却强调领导意志,当时计划生育的国策已经批准实施,所以不予批……


    就是这个剥夺公民生育权的“国策”,激起了徐增荣维权的决心,当然也造成他以后5次被关精神病院的残酷迫害史。91年3月5日下午3点,他被送往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强行关押收治,并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91年这个时间点,中国法制还非常落后,所以他所在单位在送他到精神病院后无所顾忌,赫然在家属联络人一栏填写的是同事陈紫云,他在关押一个月后的91年4月6日被释放出院。


    被释放后的徐增荣不能接受这种打击迫害,在向上级反映二胎问题和被迫害问题的同时反映单位主要领导拉帮结派公权私用,安插亲信谋取私利。然而,越坚持上访、控告,打击报复迫害就越残忍,在走出精神病院后仅仅一个半月的91年5月29日,徐增荣被再次投入精神病院,这次关押他的扬州市五台山精神病院也给他做了所谓的精神病鉴定,五台山医院给予的鉴定结论为”偏执性人格障碍”,但就是这个人格障碍也关押了他79天,一直到同年8月15日才重获自由。


    偏执性人格并不属于精神病范畴,然而这成了政府打压徐增荣的不二办法,所以第三、四、五次的被关押精神病院也随之而来。


    92年4月24日上午10点,他被单位送到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亲属联络人一栏写的是邮电局领导华某,92年7月,南京精神病院教授主任及扬州市二院精神病专家会诊,鉴定结论也是未见精神异常,属人格障碍(偏执性人格),同年7月22日获释。


    93年1月11日,徐增荣被送到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精神科,亲属联络人一栏写的是邮电局领导朱奎,而主要诉说者也是朱奎。主诉的理由则是“反复申诉,纠缠领导影响工作9年”,于93年2月9日出院。


    96年7月3日上午10点,徐峥荣又被送到扬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关押,鉴定结论为“偏执性精神病”,这次共住院94天,96年10月5日出院。第一次关押33天,第二次关押79天,第三次90天,第四次关押30天,第五次关押95天,共计关押327天。


    那么在精神病院里面徐增荣是如果度过的呢?他这么介绍到:“在精神病院里面折磨最残的要数南京医院会诊后的这次关押,住院期间惨遭了非人道待遇,由于鉴定为偏执人格障碍,并不属于精神病范畴,我坚决不配合他们的迫害,而折腾到警方来后,并为给我自由,而是协助医院给我喂药,我奋起反抗被被派出所警察使用电警棒电击致昏迷摔倒折断门牙,被联防队员踩伤腰椎致血尿,至今牙缺身体伤残。由于连续绝食抗议,以后都是拨开嘴强制灌食。绑在病床十七个小时不给饮水和饭食,还用了电休克刑。经过这些折腾我开始服软,但是每天三次的药是免不了出的,他们会打着手电看有没有咽下去”!


    “每天在里面的早餐是稀饭、馒头,有时候会有点萝卜干咸菜,中午是大约4两的米饭,有时候会有冬瓜汤。住的房间是一个大长走廊的感觉,三四个房间连在一起,都睡大通铺,厕所跟卧室是通气的,气味特别难闻!最难熬的是没水喝,本来是有一个大热水壶,但是他们每天6点下班后,怕烫伤那些真的精神病患者,所以就切断水源。大夏天下班后,我们就开始被锁在走廊里,没水喝了,放风也随之要结束。


    经过这些迫害后,身体严重受创,常常头昏头疼记忆力严重下降,双手双脚不能吃大力等等这些摧残,严重影响我的健康和寿命。不仅如此,强加在头上的被‘精神病’名声,还迫使我妻离子散,让我及家人无任何人格与尊严”。


    与其说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被精神病问题,不如说关心的是公民的权益保护的问题。与其说人们关心的是一个人的问题,不如说关心的是更广泛的安全感的问题。徐增荣表示“我是精神病患者,还是犯罪嫌疑人,谁可以做出决定将我强制收治?一个公民的权力不能永远被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被精神病事件需要公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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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沈阳访民孙秀芝因进京上访被关精神病院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9/7消息:辽宁沈阳市访民孙秀芝因进京上访7月1日被强制送到康宁精神病院,期间被迫前不许进京上访协议。
         孙秀芝消息称,她在2009年就被关在精神病院56天,这次她31号从北京回去1号就又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让几个精神病人强制拖我,和平区公安太原派出所还说有人报警说我打人,他们和街道的人串通起来让精神病人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
        据悉,孙秀芝是因为强拆上访后又因蚁力神天玺集团诈骗案经常进京上访,期间被多次殴打拘留。
    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907/13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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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策害人 王志兰分不到口粮上访却被多次投入疯人院

    王志兰,女,1951年3月12日出生,1952年她的父亲病故,留下10个月大的王志兰和她多病的母亲。在那个靠工分挣口粮的特殊年代,她们孤儿寡母不但分不到口粮还要倒贴村里钱,长大后的王志兰无法忍受为此上访被认为是人民公社时期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王志兰属于无理上访,被多次送到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王志兰叙述,她家住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高岭镇王宫庄村86号。当年她父亲王兆恭的前两个妻子过世后续娶了她的母亲,在她出生的第二年她的父亲病故,一直靠奶奶照顾她们母女生活,但老天好像偏和她母女作对, 62年奶奶也因病去世,又恰逢灾荒时期,生产队便开始克扣她们母女口粮,致使王志兰家绝粮断炊。王志兰在外打工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听说她们母女的悲惨现状后就每年给她们母女汇40元钱回来贴补她们生活。生产队认为她们是外汇户,坚持让她们母女拿钱买工分换口粮,钱不够就扣发口粮,王志兰被迫辍学务农。王志兰形容,她们有劳动权无生存权,村里好的男劳力可以向村里借粮、借钱可不允许她们弱女子和半劳力借。就这样王志兰母女辛劳10年不但没过上好日子反而欠下了村里18000元的债务。
     
    73年已长大成人的王志兰不甘再受欺压开始四处反映她们母女受虐待、受迫害的情况,有关部门却认为, 6、70年代欠生产队款项的农户生产队扣发其口粮是当时的规定,不存在迫害问题。对王志兰的上访行为更是无法容忍,王志兰被多次收容、遣送、殴打、劳教,其中的悲苦无法言喻。
     
    1980年7月13日,在北京上访的王志兰被北京警察抓住交给牟平县截访人员,莱阳市院格庄公社3个人以检查身体为由把王志兰骗到王格庄精神病院,大夫简单问了她一些情况后把她送进了病房住下,王志兰这才发现是精神病院,第二天大夫给她开了些药让公社的人把她送回了家。过了两天也就是7月15日院格庄公社的妇女主任又把她骗到烟台地区精神病防治院(俗称莱阳市精神病院),这次医院没有留她直接让她走了。
     
    但这仅仅是罪恶的开始,1982年4月6日,牟平县信访局工作人员到王志兰的家中把她绑架到了烟台地区精神病防治院,医院认为她患有偏执性精神分裂症给她强制治疗, 3、4个人把她绑在床上按着她给她过电管,灌冬眠灵的药,后来护士还每天看着她让她吃药。
    王志兰形容大夫把电管放在她脑门上电她,头难受的就像扒皮一样,没法说那种苦,没法形容。这之后,她经常是吃着吃着饭就倒下,什么都不知道了。用药后还经常拉肚子,去厕所要请示好几次才让去,口渴也不让喝水。几个月过去后王志兰已经虚弱到了极点,医院怕担责任就说王志兰“病情”好转通知牟平县信访局和院格庄公社(后改为院格庄乡)接人,连续通知3次都不接,第四次医院通知了王志兰的母亲,1982年9月6日王志兰的母亲才接她出院。回家后的王志兰母女口粮依旧被克扣,村书记恨恨的说,就是不给你们口粮,饿死活该。
     
    王志兰身体好些以后多次到市卫生局和省卫生厅等多部门上访,在这些官员的包庇下1983年4月16日王志兰再次被牟平县信访局抓获,与(于)18日送到烟台地区精神病防治院。进去后大夫正在给一个叫李殿娥的访民过电管,王志兰吓得大哭,大夫按住她在她屁股上打了一针她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以后只要晚上她不睡觉就会给她打针,直到83年7月8日她母亲接她出院她才结束了这梦寐般的生活。
     
    1983年腊月的一天,在京上访的王志兰被北京警察抓住收容后遣送到济南收容站,省卫生厅的人打电话叫来济南市精神病医院的人把她接到医院,王志兰绝食抗议被鼻饲、灌药。1984年的2月2日牟平县信访科的科长、院格庄乡政府又带着警察拿着警棍把她押送到了烟台地区精神病防治院,直到84年5月27日出院。
     
    1991年8月7日王志兰又被送入烟台地区精神病防治院治疗,奇怪的是这次医院给她预留了床位,1992年3月3日王志兰出院时大夫告诉她,以后3个月为一疗程,治疗一个疗程你就可以走了。
     
    1992年10月14日,王志兰因到烟台市信访局上访被送回乡政府,15日县信访局和乡政府再次把王志兰送入这家医院治疗30天后信访局才又把她送回家中。回到家后的王志兰越想越觉得冤屈,越想越觉得被迫害的没有活路可走,随喝农药自杀,经医院抢救才保住了她的
    命。或许是那些人良心发现吧,自此以后他们就再没把她送到过精神病院。
     
    但这并不是王志兰第一次自杀,2000年王志兰在北京市的收容所也曾喝药自杀过,王志兰说,这些年她不是被关收容所、劳教所就是被关精神病院,她每次进去医院都没给她检查身体,总是绑起来就过电管、打毒针、灌毒药,被绑在床上拳击肚子,被人劈头盖脸的痛打,逼她写不再上访的保证书,那感觉真的是生不如死,所以她才决定用生命换人权,不但自杀她在里边还多次绝食。
     
    让人不解的是,在烟台地区精神病防治院王志兰出院记录上赫然写着,坚信受迫害,反复上访扰乱社会秩序15年,第五次入院。这真的很让人想不通,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即便是治疗精神病的医院也应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可这家医院却干起了公检法的勾当,把上访人强制关押“治疗”。
     
    现在,王志兰不但控告当初迫害她的那些人,还把卫生局、卫生厅也列为了被告,是他们的渎职行为造成了她一次次的受不良药物的摧残,还从不肯把病历给她,是她一次次的上访才在乡政府拿到的所谓“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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