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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2日和24日，许志永和丁家喜被官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山东临沂被“不公开审理”。这是他们两人在2013年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为名受到牢狱之灾后，又一次被捕受审。当局尽最大可能封锁有关许志永与丁家喜案的信息，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都发表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许丁二人。

许志永和丁家喜是因为在2019年12月7到8号参与到在福建省厦门市的一次私人聚会而受难。这次在厦门的公民群体线下见面交流，许志永称之为是“聚会者讨论时政和中国未来，分享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经验”，但在中共大幅度收紧社会空间的现实下，当局指定所谓专案组迅速在各地展开抓捕行动，许志永和丁家喜因此被捕。

厦门聚会在当前中国压抑沉闷的政治氛围下，无疑足以引起当局忌讳和警觉。近几年来，中国极权主义调门迅速升温，力图向世界证明自己是一种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和政治模式，自觉地自外并且抗衡世界民主共同体。

在中共眼里，应对人民挑战一党专政统治，就必须重新构建政权与社会个体的直接控制方式，才能防患于未然保证其政权安全。在极权体系对人力、财力的无限制支配能力下，中共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对国民监控网络，通过精细严密、无孔不入的数字极权，使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极权政体，通过对国民资讯的侵入性搜集，通过大数据汇总分析，这个体系具备迅速的事件发现和反应能力，从而及时打击民间的对抗体制活动。

2020年7月，美国参院出台了一份报告，题为《新的老大哥：中国和数字威权主义》（The New Big Brother – China and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该报告详述了中国政府如何花大力气，创造数字威权管理模式，来进行大规模的监视和信息控制，以此持续强化境内的威权统治模式，并向数字极权主义过渡。

中共的监控网络对其掌握、跟踪、抓捕包括许志永和丁家喜在内的厦门聚会参与者起到重要作用，显示了当局倾尽资源打造起来的以数字极权作支撑的对社会控制体系的恐怖性。根据参与厦门聚会被抓捕者的透露，聚会点已经被当局事前布控了，安装了摄像头和录音器，掌握了发言顺序、座位排序等。但对民间很多人来说，还是忽视了现有的数字极权下当局的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和因此民间风险的增加，如在厦门聚会中尽管组织者再三强调安全性问题，但还是有参与者无视警告在现场玩手机。

而即使在现场的安全性受到了重视，但官方的数字极权仍然在AI人工智能、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支撑下可以做出快速定位追踪目标，如对地铁、巴士、飞机等交通枢纽的视频监控，对外来车牌的监测，对街头、商场等公共空间的摄像自动人脸识别等，用大数据模式挖掘、收集、分析、排查社会抗争积极分子、人权活动人士等“高危人士”并以预警、跟踪、控制。可以说，《1984》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在中国确确实实成为现实，无所逃监控之下。

中国数字极权主义这种全新形态的社会控制的崛起，无疑使中国的社会运动面临前所未有的局面和挑战。几乎所有在社交媒体兴起时使公民得予进行身份识别、交往、行动的经验和方法都迅速在高风险下被淘汰，如何在数字极权主义下探索出新的公民组织、动员、抗争方式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首要课题。

民生观察 2022年6月28日

【民生观察2018年4月25日消息】昨天（2018年4月24日）是福州召开数字峰会的最后一天，鉴于峰会现场不断出现有众多冤民在举牌诉冤，许多外媒都报道了。据传，这引起福州当局某领导愤怒，导致在福州辖区范围内对所有冤民的违法稳控升级。

福州晋安区冤民叶钟介绍，因在峰会召开前一天（4月21日）他到过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当时被抓随后即被释放，但峰会期间他又被鼓山派出所带走非法拘禁，甚至晋安区公安分局领导亲自来负责稳控他，直至今天凌晨一点才被释放。

由于当局稳控升级，这两天福州冤民林兰英、李良玉、李妹妹、焉雪玲、唐兆星、陈和平、林应强等人家门口都有许多不明身份的男青年蹲守，如仓山区建新镇的李妹妹（原籍福建沙县）被这些人堵在家里，不让外出，就是买米买菜都不允许，报警也没用。李良玉、林兰英、唐兆星、陈气、林应强等人则是人走到哪里，这些人则紧身监控跟到哪？并时刻用手机拍视频向他们的主子汇报被监控对象的行踪。

虽然当局稳控升级，但冤民不畏强权仍然前仆后继来峰会举牌诉冤，昨天残疾冤民雷宗林（已拘押在福州第一看守所一年多）的父母，举牌在峰会展台上诉冤。冤民魏英、林兰英、陈光等人也出现在峰会现场，寻机诉冤。

长期以来福州当局漠视冤民的冤情和生存状况，不但不解决问题，还不断非法打压和构陷迫害，致使冤民无处讨说法，冤上加冤。有如众所周知的“福州大抓捕”一案，美使馆群体告洋状一案等等。福州当局不得人心，一向非法滥用公权，践踏法律，一味地构陷迫害申冤的冤民，才逼迫通过正常途径解决问题无望的冤民不管大会小会来申冤，以求洗清冤屈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