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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1年9月2日消息】近日，有多名网友来电反映自己被相关执法部门强制要求接种新冠疫苗，针对此种违法情况，本网志愿者进行了收集整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四川眉山网友管进：2021年4月从重庆回老家好不容易找了份驾校的工作，因新冠疫苗接种的事我们老家彭山区交通执法大队之前到驾校找我要求我接种，我不愿意接种，他们说你要去医院开不能接种的证明，之后就这样拖着。前几天，驾校老板又给我打电话叫我去交通执法拿张接种疫苗的单子去打针，我说他们这是强制，我不打会有什么后果，驾校老板说你不打他们就要停业整顿驾校……

今天（2012年9月2日）早上去了驾校，老板把工资给我发了，很委婉的说最近生意不好，让我暂停上班，不想让老板为难，把车还给驾校后我就走了，我心知肚明是交通执法大队为了他们的任务在搞事，把我当作牺牲品。

我母亲每月靠微薄的社保度日，老婆现在东拼西凑四处借钱合伙开了间小店，两个小孩都在上学，彭山区交通执法大队违反中央规定变相强制我打疫苗，不打疫苗就断我活路，我现在无路可走，恳请大家帮忙给些建议怎样维护我的权益。

二、我叫秦拥华，我妻子叫郭军，是湖北省红安县杏花乡凉岗村人。因孩子在县城读书，租住在杏花乡五丰岗社区，8月31日五丰岗社区3名工作人员进入我家，要求我妻子打疫苗。因我妻子身体一直不好，严重贫血，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再加上刚生完孩子，正在哺乳期，所以拒绝接种新冠疫苗。结果社区工作人员威胁我妻子：不接种疫苗的话，就滚出五丰岗社区，另外还拿我孩子上学的事相威胁，因此我辞职回家处理此事。特此声明：社区如果再去骚扰我的家人变相威胁强迫接种，我可以连我的生命都不要，干一件震惊湖北乃至轰动全国的大事。

9月2日最新情况：首先感谢各位朋友老乡网友的关注与支持，今天上午与我乡综治办主任王峰进行了沟通。关于沟通的细节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王峰对我作出的承诺是：1、从今天起不会再有人把你赶出社区；2、孩子上学也不会受到影响；3、疫苗是自愿接种，不会强迫。另外，要我作出的承诺：1、删除网络上的贴子，再不要往网络上发布消息；2、不要再往上级单位上访；3、不要往上递交任何材料，双方彼此兑现自己的承诺。另，王峰还说，在疫苗推广阶段，下面的有些工作人员行为的确过左，会做出调查，他会带上社区书记亲自来我家走访，和我妻子沟通交流，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

三、2021年8月31日网友谍中谍：

湖北省通城县五里中学！

开学了，我的孩子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到了今天，校长还在强迫，扬言不打针不分班！

教育部27日的通知救不了我，因为通城县教育局说他们没收到通知！

县政府救不了我，他们说让找教育局。

市教育局救不了我，他们说让找县教育局。省教育厅救不了我，他们说让找县教育局。

我晕了，教育部，你是不是个傀儡？

我坚持党中央的知情同意自愿原则，县教育局要剥夺我的权利，这是违法违宪啊！依法治国，怎么突然如此混乱？

请大家帮忙转发，好无助啊！

四、2021年8月31日，湖南张家界市民张建平，因拒绝打疫苗，被抓进阳湖坪派出所，派出所所长等人对其软硬兼施，威胁不打疫苗要将他送进精神病医院，之后张建平手脚被多人按住，被暴力强制注射了疫苗。

9月1日，湖北网友高飞打了多次张建平电话，一直关机，他所在社区的张姓书记也不接电话，后打了阳湖坪派出所电话，以下是简概对话内容：

所：喂，打电话有什么事，你是哪位？

高：我是一位网友，一位公民，看到你们辖区的张建平先生反映的，由社区书记带着，派出所长领多名民警上门带走强制接种疫苗的情况，向你所进行了解反映一下这个事。国务院都三令五申的强调不得强制接种疫苗，原则上遵循知情，自主自愿原则，现在张建平先生爆料的事情已经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影响极其恶劣。

所：没有强制接种吧，你报一下身份，姓名和身份证号码。

高：……（姓名和身份证一一报给他）

电话那头换了一个人对话。

所（语气带着蛮横）：你有什么资格问这些，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高：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向普通行政和执法机关了解和反映问题，至于张建平的帖子是不是真的，正是我打电话的原因。

所：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十三亿人。

高：我是个公民，你们是在公务执法，我就有权利了解和反映相关问题。

所（威胁）：你在涉嫌滥用公共警用资源，我这里有录音。

高：我也有录音（其实手机没有录音功能，本意是想告诉他我也会保留证据）。

本来还要让他说一下公共警用资源的作用是什么，被他抢了一句威胁：“你在滥用公共警用资源”后挂断。

截止晚上9点24分，拨打张建平先生电话依旧关机。

9月2日最新情况：今天早上，张建平在朋友圈发出视频说：我被暴力强制注射新冠疫苗，为表示抗议，已绝食第三天。
第一、假如以后我去世，我要求坚决对我的遗体进行专业的医疗机构的检测！看我遗体的疫苗抗体的成分是多少。我要求我的检测报告不做虚假的，要完全公开！
第二、我的遗体不捐赠，所有的都不捐赠，任何人签字捐赠遗体，我本人张建平不认同，不同意！
第三、假如以后有捐款，张建平再次声明，所有的捐款我郑重承诺拿出来用做民间研究新冠的基金！
另外，假如明天早上八九点没发朋友圈，就证明我被非法控制了！

申请负责人姓名：程晓峰职业：自由
身份证号：430202197211134013手机号：13973376733
住址：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华南路7号1-603#

事实和理由：

新冠肺炎对人类危害众所周知;研制和接种新冠疫苗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重要措施。2021年8月20日，中共株洲市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有关机构和单位印发了《关于开展居民电子健康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查验工作的通知》株疫防办发〔2021)70号文件。该通知对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人员自由出入公共场所作出相应规定，并要求未接种人员在8月30日前完成接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在中国境內上市的疫苗应当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其网站上及时公布疫苗说明书、标签内容。国家实行疫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按照规定投保疫苗责任强制保险。因疫苗质量问题造成受种者损害的，保险公司在承保的责任限额内予以赔付。但网上并无新冠疫苗的相关信息，导致人们对新冠肺炎疫苗知情权和自愿接种受到影响。

申请人认为，株疫防办发〔2021〕70号文件应属行政文件。中共株洲市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是党的临时议事协调机构，不是卫生防疫行政主管部门;以党的临时议事协调机构名义印发株疫防办发〔2021)70号文件不妥。且株疫防办发〔2021)70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不符合自愿接种的原则，涉嫌变相强制接种疫苗、涉嫌侵犯人身自由权。

综上，申请人为了维护自愿接种原则、维护自由进出公共场所的合法权利;公开反对变相强制接种疫苗、反对非法限制自由进出公共场所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申请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一次。

活动方式：集会、游行、静坐。
活动标语：贯彻国家自愿接种新冠疫苗！反对变相强制接种新冠疫苗！
活动口号：坚持接种自愿原则！反对变相强制接种！
活动人数：五十人之内。
活动车辆：两轮摩托十一台，双排座汽车二台。
活动音响设备种类与数量：大功率音响设备一套。
活动起止时间：2021年8月30日6时开始，2021年8月30日22时结束。
活动起止地点：均为株洲市炎帝广场。
活动行进路线：从炎帝广场的珠江路起，往南经泰山路、天元大桥、红旗路、田心立交桥、石峰大桥、珠江北路、炎帝广场止，慢速来回两次。

此致
株洲市公安局

申请负责人：程晓峰
2021年8月24日

国家卫健委并马晓伟主任：

我是中国公民谢燕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特向贵委提出以下公民法律建议，望研究采纳：

恳请贵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政策，迅速颁发行政强制令，责成国药控股等国内相关企业向全国及世界公布其负责研发生产的新冠疫苗技术方案即配方及生产制造工艺流程。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新冠病毒是肆虐全球的一场重大传染性疫病，对中国及世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灾难并继续产生严重威胁。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害面前，有义务对内保障国民生命健康，对外为世界人民抗疫提供帮助作出贡献。

第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政府还是国有企业没有私利均为人民福祉服务。西方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企业莫德纳公司尚且不计商业利益日前向社会公布了其自主研发生产的新冠疫苗方案，当此国难之时，应当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政府与国企携手共同抗疫不计小利当计人民之利、国家之利、天下之利。

第三、当前各地对于政府推广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反应冷淡甚至坊间对国产疫苗多有质疑，为了消疑释惑有效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让广大群众安心、放心、自愿主动接种新冠疫苗配合政府防疫大计，公开疫苗技术方案有利于被接种者了解疫苗的可靠性、先进性，增强接种疫苗的信心。

第四、把疫苗的研发、生产、接种完全置于公众透明公开关注之下，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知情权，让新冠疫苗的科学性、合理性、安全性、有效性得以验证，另一方面，可以起到进一步集聚全国乃至世界相关信息、资源的作用，让新冠疫苗的科学性、合理性、安全性、有效性不断得以改进完善造福全人类。

第五、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杜绝新冠疫病防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当利益，为迅速恢复生产、保障民生、发展经济奠定有利条件。

人命关天，公布新冠疫苗技术方案刻不容缓！

此致
政祺！

谢燕益于2021年4月5日

【民生观察2021年3月8日消息】今天上午10点，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张海将两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通过邮政快分别递寄往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外交部。在该申请中，要求公开世卫专家组在中国的具体行程及中国政府拒绝提供原始病患数据的理由和依据。

张海认为政府应该给人民一个交代，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不应隐藏那些原始病患数据。“纸终究包不住火，真相是迟早会暴露出来的，武汉病毒就是在武汉爆发的，政府若心里没鬼，应该公开之前在世卫专家组安排方面的各种信息，让世人看下是不是合理，是在设置障碍还是在尽力配合。”张海说。

曾想接近专家组却处处碰壁希望政府公开行程安排信息

张海在听到世卫专家组要到武汉的消息后马上驱车赶到武汉，打算等专家组到来后有机会谈谈自己父亲感染后病故的经历，希望对新冠溯源工作有所帮助。“我和父亲本来在深圳住，因为不知道武汉有新冠疫情，专门跑到武汉去求医看病，结果在医院感染。我也算是最早经历政府假辟谣却真掩盖疫情的阶段，这对专家组了解当时武汉状况非常有用。”张海说。

张海介绍说，在世卫专家组到武汉后他就设法打听专家组可能的落脚点，后来通过媒体朋友得知了世卫专家人员所住的宾馆，在专家组14天隔离期后，张海发现专家组所住宾馆仍处于被戒严状态，普通市民无法进入。后来又从媒体看到，专家组所到之处都被隔离，普通市民无法接近，导致他始终没机会接近那些专家，他不明白为什么行程规划中要隔离普通市民，甚至连媒体也拒绝接近。张海很困惑那些专家们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拜访了哪些机构和患者，为什么政府拒绝提供原始病患数据。他在政府信息公开信中要求两部门公开：

1、据专家组成员在媒体上反映，此次专家组行程主要由东道主中国规划。我在武汉曾想给专家组反映我父亲感染的经历，但发现专家组所住宾馆被戒严，普通市民无法进入，专家组所到之处都被隔离，普通市民无法接近，导致我根本没机会接近那些专家，我也听到不少记者采访被阻拦的消息。我不明白为什么行程规划中要隔离普通市民，我更不知道专家组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拜访了哪些机构，见了哪些人。

所以，请公开：专家组在中国的具体行程。

2、据世界卫生组织新冠溯源小组成员、澳大利亚传染病学家德怀尔（Dominic Dwyer）表示，专家组曾向中国索取新冠肺炎2019年12月在武汉爆发初期的174例原始病患数据，但遭到中方拒绝。

所以，请公开，拒绝提供这174例原始病患数据的理由和依据。

世卫专家组取消中期报告发布民间机构希望世卫专家能说真话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个由26名科学家组成的小组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进行新的国际调查。他们认为世卫团队并没有足够机会来充分调查新冠状病毒的可能来源，包括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漏。美国政府也表示正在等待审查有关世卫访问武汉的报告，还敦促北京发布所有相关数据。

公益机构长沙富能的新冠肺炎项目专员吴明认为，世卫专家调查组成员在武汉期间无法自由安排行程，无法自由会见市民或接触媒体，这是一种特别不正常现象，却没看到那些专家组成员对此表示异议，可能是那些非中方的专家组成员为了能够到武汉而进行了一些妥协。这些专家现在已经回到了母国，部门专家成员揭露了所遭遇的人为设置障碍，但部门成员仍回避遭受的障碍，还美化中方的行程安排。这些专家成员的态度差异会导致报告内容的很大分歧，再加上外界的质疑，迟迟没有发布预期的中期报告。“中国政府信息一直不透明，张海的信息公开申请有助于让公众了解这次专家组被中国政府的行程安排情况，若中国政府不公开、不回应，而世卫专家组成员不说真话，也不敢承认所遭受的不正常安排，即使出了调查报告，也没什么可信度。”吴明说。

（编者按：作者为“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律师，仅代表该律师个人观点，不代表“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观点。“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是由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和众公益律师共同发起。）

新冠肺炎爆发的起始点大致可以确定为2019年12月上、中旬，从那时算起疫情已经祸害人类将近一年。新冠肺炎爆发于武汉，故民间对其有“武汉肺炎”之称；由于中共在疫情爆发之初至少二十天左右的防疫黄金期间内恶意掩盖疫情，蛮横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致使疫情蔓延全球，民间及国际社会又将新冠称为“中共肺炎”。“中共肺炎”之称谓抓住了中共因恶意掩盖疫情真相、压制真实声音而对疫情蔓延所负之责任。毫无疑问，疫情在中国及全球仍处于肆虐不确定的期间。目前，中共官方公布中国累计确诊92，000余例，累计死亡4700余例；全球累计确诊约1345万例，累计死亡约125.5万例。疫情之严重可谓惨不忍睹！从中共官方一贯弄虚作假、掩盖所谓负面真相的历史劣迹，特别是此次疫情初期各级衙门竭力掩盖的恶行来看，中共承认的确诊和死亡病例，毫无疑问大大缩水，不足为信。

从2020年1月下旬中共无法继续掩盖疫情真相、疫情终于彻底暴露开始，中共政府应当对疫情受害者及其家庭赔偿的问题即浮出台面，民间主张中共政府应当赔偿的声音不绝于耳，以美国为首的多个西方强国也明确主张中共应当承担国际赔偿责任。然而，中共不仅拒不承认自己存在故意掩盖疫情真相，强横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的主观过错，反而以病毒来源于自然界为由大肆耍赖，企图彻底推卸对于疫情泛滥和扩散的责任。

无论是对个体的人还是对一个组织、政党、国家而言，责任总是与过错相联系的。无过错则无责任，对于纯客观的、缺少人的主观过错参与的事件，如地震等自然灾害，任何人、组织、政党、国家都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可以在道义上分担补偿责任。相反，有过错则必有责任，无论是人、组织、政党、国家自己主动实施的过错行为，还是原本纯客观的事件发生之后，个体的人、组织、政党、国家因过失或故意放任而在该事件之上施加了过错；前者如一战、二战的战争赔偿责任，后者则如中共今番在武汉肺炎（中共肺炎）疫情上的恶意掩盖、打压李文亮等吹哨者，导致疫情泛滥全球而应承担的过错责任。

确定无疑的是，中共政府在其被迫公开疫情之前至少存在约二十天至一个月的掩盖和打压期间。参与掩盖和打压的人员、部门不仅限于中共湖北省委及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委及武汉卫健委、武汉市公安局、中共武汉市中心医院外行女党委书记—这是一个毫无必要的笑柄式的赘疣职位—蔡莉，更包括中共公安部及其鹰犬、因屡屡发布强迫认罪画面而声名狼藉的央视，以及已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疫情论文的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等等部门和人员。2020年1月2日—3日，早已臭名昭著的央视全天候滚动播出关于所谓八名散布不实信息者被武汉公安非法传唤、恐吓的报道，足以证明中共公安部直接参与了对疫情的掩盖和对李文亮等吹哨者的打压。这是因为，央视之所以像它过去屡屡撒谎一样，再次在疫情问题上公然撒谎，毫无疑问是武汉和湖北两级公安上报至中共公安部后、受公安部指令后而为。同理，武汉中南路派出所滥用警权、非法传唤并恐吓无任何违法行为的李文亮医生，也是武汉市公安局直接指令的，而外行女书记蔡莉对艾芬医生的恐吓和咆哮显然也是武汉市卫健委甚至中共武汉市委指令的结果。从1月初至1月17日，武汉市卫健委对大量疑似和确诊病例隐匿不报，并一直谎称“未见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武汉封城前，武汉大学附属中南医院反复多次向武汉市卫健委报告疑似病例，武汉市卫健委竟屡次三番荒谬地斥责中南医院“政治觉悟不高”！这就是中共特有的所谓政治正确！中共一贯就是以这种另类政治正确强压科学和事实的！中共一向口口声声的所谓实事求是，中共最高党校门口所树立的“实事求是”招牌，从来就是愚弄人民、欺世盗名的！

上述个人和部门的过错和行为显然绝非其个人和部门的孤立行为，而是中共整部历史上一以贯之营造虚假繁荣、太平盛世、报喜不报忧的逻辑必然，是中共整个权力体系针对武汉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过错、渎职和侵害行为，其逻辑和行为的必然性与“大跃进”、“文革”、“六四”以及最近的2003年北京“非典”初期的恶意掩盖毫无二致。正是由于自武汉地方经湖北省到中共最高层的系统性掩盖、打压之权力体系过错，终致疫情在被迫公开之前已首先在武汉蔓延开来，随后在春节来临、武汉封城之前的数日内蔓延至湖北全省和全国，继而在临封城之际的数小时后又泄露决定武汉封城之机密，短时间内大量人员离开武汉，分赴全国和全球，疫情终于蔓延全国，扩散全球。

弄虚作假是中共权力体系的内在习性。在本次疫情中，中共不仅存在对中国人民撒谎、打压的过错，而且也同样存在对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撒谎、欺骗的过错。正像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早已被中国重金收买和渗透一样，世界卫生组织也同样早已被中共金钱收买和腐蚀。中国被迫公开疫情之初，世卫组织一再随中共的指令起舞，按中共的口径通报疫情，一厢情愿地淡化疫情威胁，一再毫无根据地吹嘘疫情可防可控。及至美国总统川普下达暂停中美直航的行政命令后，中共外交部战狼发言人华春莹等人竟毫不顾及外交礼仪，公然对美国无端指责。时至今日，疫情波及全球，世界各国几无幸免，显然与中共恶意掩盖疫情、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致使中国自己及全球均错失疫情防控最佳时机，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

李文亮、艾芬医生被恐吓、打压以及央视恶意撒谎、发布虚假新闻等等信息足以确证中共权力体系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存在根本性的主观过错。不仅如此，之后被迫逃亡美国的医学博士阎丽梦所披露的信息也进一步坐实了中共卫生行政和医疗体系内部存在更为广泛的恶意掩盖疫情的过错。

尽管中共存在如此明显和重大的过错，理应对本国和各国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鉴于中共政权的恶劣秉性，有法律专家认为，中共对其在疫情早期系统性的掩盖和打压而对国民特别是武汉市民（包括路过武汉而染疫者）所造成的损害和伤害，依中共自己的法律，居然无须赔偿，受害者及其家人居然无法获得赔偿。这是因为，在法理和中共的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上，中共的掩盖和打压行为都不是所谓面向具体受害人的民事侵害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而是面向不确定公众的抽象决策行为和政治行为，中共自认无需对受害个体担责，疫情受害者及其家人根本不可能通过诉讼渠道获得赔偿。此外，鉴于中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绝不认错的专制习性，中共也不可能通过政治渠道一揽子地确认、承担其掩盖、打压行为所导致的疫情扩散及不确定数量的公众染疫受害之责任，恰如对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的空头平反、中共从不承担物质性的赔偿责任一样。中共绝不会敞开对人民赔偿的口子，否则历次无端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及其后人会随即跟进，纷纷向中共索赔，中共仅因赔偿就将颜面扫地、大厦倾覆。尽管中共理当赔偿并且应当首先以其党费进行赔偿，尽管完全可以类比适用中共自己的民事法律、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法律，把中共的这种抽象决策行为和政治行为分解、化约为对每一个染疫受害人及其家庭的具体侵害行为，通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国家赔偿诉讼的个案机制解决疫情赔偿问题，或者，中共完全可以制定特别法律，专门解决因其恶意决策和政治过错所导致的疫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中共统统不会敞开赔偿的窗口。中共的整部历史早已表明，人民对它提出的任何形式的赔偿、索赔要求，都无异于与虎谋皮！对中国人民，中共向来是一毛不拔的！

至于国际赔偿责任，在中国历史上倒是有先例可循。十九世纪中后期，因颟顸抓捕英国外交人员巴夏礼等人或因杀戮西方传教士等等恶行，清政府都承担了对外赔偿之责。然而，中共显然绝无就其疫情过错对外承担任何责任的打算，国际社会虽然也发出过零落的向中共索赔之声，但尚未见到任一外国政府正式向中共发出索赔的声明或者发起索赔的法律或外交行动。

其实，无论是对本国人民，还是对受中共肺炎危害的其他国家，中共原本均不需承担赔偿责任的，只要中共像各文明法治国家一样，不掩盖疫情真相，不打压李文亮、艾芬等吹哨者和良心医生，它就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就没有人为地放大疫情，自然也就无需承担责任。问题在于，中共政权是与法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不掩盖真相，不隐藏它所认定的负面信息和负能量，不打压披露真相者，中共就不是中共了！

犹如苏共以及所有原共产集权一体制样，中共一直就是国际社会的另类、弃儿和孤家寡人，此次疫情进一步使中共在国际社会陷入更深的孤立。中共而今自认具有既能压制本国人民又能对抗国际主流社会的实力，推诿责任是必然的。无论事实上能否获得赔偿，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应明确认识到，中共的过错首要的是其作为执政党的过错，而非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的过错；中共首先应当以其党费进行赔偿，其次才是以国家财政进行赔偿，即中国人民、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都应当明确把中共与中国、中共与中国人民严格区分开来，各国政府和人民不应把对中共的怨气转移到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身上，尤其不应把对中共的怨气迁怒于当地的华人。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21日消息】一直为给在武汉疫情期间病亡的父亲讨说法的张海在10月19日中午12点十分左右分别向武汉市、湖北省两级政府邮寄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为瞒报、谎报确诊、死亡、疑似病的公职员姓名及职务”方面的信息。

张海说自己的父亲感染新冠病毒就是因为自己当时不知道武汉已经有疫情，在武汉封城前带着父亲去武汉看病，也不知道父亲所做手术的医院已经收治有新冠肺炎感染者，结果父亲在医院感染病亡，成为他终身遗憾。

“所以我对隐瞒疫情的官员非常痛恨，他们欠很多人命，我起诉追责索赔不止是为我父亲一个人讨说法。”张海说。

虽然追责索赔的诉讼一直没有进展，但张海一直不放弃通过各种途径追责。他在一篇《官场“疫情问责”观察免职是什么样的问责手段？》新闻报道中得知，在2020年1月30日，湖北省纪委就疫情防控追责发出通知，明确了五种需从重从快查处的情形，其中一种就是是对于瞒报、谎报确诊、死亡、疑似病例的，坚决予以撤职乃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张海从报道中也看到湖北确实就疫情问责处分了一些官员，但处分的通报内容均不提处分、免职的原因。所以张海觉得奇怪，既然纪委都规定了，为什么处分通知却藏着掖着，这些处分的官员里到底有没有因为隐瞒疫情而被处分的？张海带着疑问向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分别申请了两份政府信息公开，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公开相关信息。

“在官方公布人传人疫情之前那么多武汉人感染死亡，李文亮等人因被扣’造谣’帽子而被处罚，事后既然被平反了，那他们没造谣，就肯定有隐瞒疫情的官员，但到现在也不知道有哪些官员因隐瞒疫情被处罚，所以我要求公开这方面的信息。”张海说。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陆妙卿律师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能公开的信息应当尽量公开。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十六条又规定包括人事管理在内的内部事务信息可以不予公开。陆妙卿律师说：“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有可能以该信息是’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作为挡箭牌而拒绝公开，但内部事务信息是‘可以不予公开’而不是‘不得公开’，也就是说也是可以公开的。在目前疫情备受瞩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该尽可能公开与此相关的信息，以便公民据此做出个人安排以及监督各级政府的工作。”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合作伙伴，也是主要参与协调律师和受害者咨询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杨占青认为只要政府的信息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都应该公开，官员的职务、姓名和受处分状况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不应当被保密。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今天上午10点多，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杨敏将三份起诉状通过邮政快递寄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起诉状中，杨敏作为原告将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分别列为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并请法院责令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并要求三被告承担近200万元的赔偿。据悉，该诉讼是中国国内第五起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索赔案。

原告杨敏认为自己女儿感染的太不应该，在1月19日武汉百步亭还在举行4万人参加的万家宴。“我女儿在1月16日去医院做手术，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人传人的疫情，所以，我和女儿都没有任何防疫措施。”杨敏说。

原告及家人不知疫情信息 原告女儿住院感染后致死

杨敏在起诉状中写道，1月16日，原告的女儿田雨曦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做化疗治疗。在19日晚上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原告才想到1月20日钟南山通过媒体表示出现了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怀疑自己女儿就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但该院医生不敢出涉及新冠病毒感染的诊断结果，更不说针对性治疗。原告女儿的病情日益加重，几经周折，先是23号晚上十一点多转到红十字会医院，又在25号晚上转入武汉市金银滩医院。

但由于前期被告一和被告二隐瞒新冠病毒疫情信息，新冠病人随后激增，在原告女儿转入武汉市金银滩医院时，全武汉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原告女儿在卧床不起，连喝水都困难的情况下，却没有医护人员及时护理、治疗，完全躺在污秽物里，病情也日益加重，出现了咳血、血氧浓度急速下降等严重症状。

“我不愿再谈起我女儿那时的遭遇，每想起来就万分痛苦，也请大家不要再问我这方面细节。”杨敏伤心的说。

原告不忍心每天通过网络看到女儿健康状况日下并且在毫无尊严的环境下治疗，在1月27日冒着生命危险到武汉市金银滩医院危重病房去照顾女儿，女儿在29日被转到重症监护室，在原告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照顾下，女儿虽然得到较好的个人卫生护理，但健康状况仍未缓解。

在2月1日原告女儿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原告也开始出现高烧不退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状，随后被隔离治疗，原告在2020年2月2日进行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也为阳性。原告在病重期间一直惦记女儿，只希望自己赶快恢复后继续照顾女儿，可就在2月6日，原告女儿被送进ICU后不久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才24岁，正处于豆蔻年华。

隐瞒疫情行为违法 要求登报道歉并赔偿

原告杨敏在起诉状中提出8项诉求：
（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一和被告二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向公众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违法；
（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女儿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女儿死亡承担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共计1810020元；
（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女儿的死亡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
（5）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一、被告二承担原告女儿的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5000元；
（6）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一和被告二连带承担；
（7）请求法院责令被告一和被告二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
（8）请求法院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对隶属于被告一、被告二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和渎职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杨敏将起诉状打印签名后通过邮政快递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寄出。“希望法院改变以前的做法，依法办案，受理我的诉讼案件，若法院违规办案，也悄悄把我诉状退回来，我就再给他们寄。”杨敏说。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伙伴，也是主要参与协调律师和受害者咨询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杨占青介绍，目前湖北已有6起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追责索赔诉讼，其中5起是受害者家属提出的诉讼，但迄今无论是武汉市中院还是湖北省高院都没有立案。这些法院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办案，都是口头通知不受理，不给家属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书，更不告知不予立案的理由。若缺材料应通知原告补交材料，若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告知原告法律依据，但法院都没做。“希望法院能够依法办案，或者督促政府成立’新冠疫情追责索赔工作组’，解决受害者家属诉求，而不是一味回避。”杨占青说。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2日消息】今天（8月12日）上午9点多，中国国内第一起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张海将四份起诉状通过邮政快递寄往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高院”）。“武汉市中院不按法律办事，就电话通知不立案，那我就按照程序起诉至上一级法院，就要看看法院是怎样办案的，能不能保障公民诉权。”张海说。

张海曾在6月10日作为原告将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列为共同被告起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汉中院”），要求法院责令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并要求三被告承担近200万元的赔偿。武汉中院收到起诉状后电话告知张海不予立案，在被张海追问不问立案的理由并要求按照法律出局书面裁定后，武汉中院以让张海自己看法律为由拒绝了张海的要求。

张海在6月24日撰写了《对武汉中院不予立案履行法律监督申请书》至武汉市检察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和湖北高院，要求这三部门对武汉中院违反《行政诉讼法》不予登记立案也不出具书面裁定的违法行为进行法律监督，但期间仅收到湖北省检察院通过手机短信发送的投诉受理通知，除此外没有任何行为反馈。

张海知道法院不立案的背后是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的阻挠，但他非常执着，他觉得对逝去的父亲最好抚慰就是替他讨个说法，他说：“我自从起诉后，我和我家人亲戚遭受到莫名的骚扰和调查更多，甚至我刚到武汉就被我武汉居住地的社区主任’好心提醒’，我所住的地方也被警方调查，但我就想讨个说法，不能让我父亲就这样稀里糊涂被感染病逝，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所以要坚决把程序走下去，让全社会也看看各级法院是怎样办案的，能不能给我一个诉讼的机会，我不怕败诉，但对方害怕我起诉”。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陆妙卿律师认为，按照《行政诉讼法》，张海向武汉中院起诉后，武汉中院应当予以立案，不予立案的应当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书说明不予立案的理由。武汉中院既不立案，又不出具裁定书，属于明显违法，当事人可以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最基本的诉权。如果法院连当事人说理的机会都不保障，当事人到哪里说理去？社会矛盾如果没有宣泄口，而一味靠强压和掩盖矛盾，只会让社会越来越不稳定。我们寄希望于湖北高院比武汉中院更具法治精神，能遵守法律规定，保障张海的诉权。“陆妙卿说。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合作伙伴，也是主要参与协调律师和受害者咨询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杨占青认为张海是在追责索赔，同时也检验中国司法独立程度，“对于张海来说，只有行动才有希望，否则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讨个说法。”杨占青说。

附件：起诉状照片、邮寄起诉状的快递单、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4年11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五十一条人民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

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本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接收起诉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并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裁定书应当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起诉状内容欠缺或者有其他错误的，应当给予指导和释明，并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内容。不得未经指导和释明即以起诉不符合条件为由不接收起诉状。

对于不接收起诉状、接收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五十二条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起诉。上一级人民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审理，也可以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立案、审理。

【民生观察2020年6月24日消息】今天临近中午12点时，中国新冠索赔第一案的原告张海将三份《对武汉中院不予立案履行法律监督申请书》（以下简称“《监督申请书》”）通过邮政快递分别邮寄至武汉市检察院、湖北省检察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监督申请书》中，张海指出武汉中院应当按照《行政诉讼法》第51条之规定，登记立案。但武汉中院却违法不予立案，也不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这侵犯了他基本的诉讼权利。要求武汉市检察院根据依据职权，履行立案监督，责令武汉中院依法立案。

起诉后法院电话通知不立案，法院枉法惹人气愤。

张海因为父亲在武汉无辜感染新冠肺炎病毒死亡而将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分别列为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在起诉状中提出8项诉讼请求，要求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并要求各项赔偿共计1918020元。他在6月10日用通过邮政快递寄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快递跟踪系统，他查询到邮件在第二天被法院签收。

随后张海一直期待法院早写给他立案通知，在6月17日，他接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对方对该起诉不予立案。张海问不立案的理由，对方不说任何依据，让张海自己去研究法律。在张海追问为什么不按法律给书面裁定，对方称口头通知就可以了，随后挂了电话。

张海非常气愤，家人不幸遭难，起诉到法院，本想寻求公道，结果法院如此草率了事，完全不按诉讼程序规定办案。“法院工作人员应该是懂法的，却作出如此无视法规的事情，实在让人气愤！”张海说。

书面申请检察院监督保障公民诉讼权利

张海通过查询法律了解到，即使法院认为不符合起诉条件，应该作出不予立案的裁定并且需要载明不予立案的理由，所以张海认为武汉中级人民法院以电话通知方式替代书面裁定，并且不告知不予立案的理由行为明显违法。

顾问团的合作伙伴，也是主要参与协调律师和受害者咨询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杨占青进一步指出，武汉市中级法院的行为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明显违法，武汉市检察院或者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均可依据监督指导职责，纠正此违法行为，并对直接负责该案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张海不甘心就这样被法院糊弄，他打算向武汉市检察院投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违法行为，在顾问团的指导下，他撰写了《监督申请书》，在申请书中说明自己依据《国家赔偿法》第9条为不幸染病逝世的父亲讨公道，在提起行政违法确认之诉的同时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完全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武汉中院应当登记立案。但武汉中院却违法不予立案，也不向本人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犯了基本的诉讼权利。张海在申请书中的结尾部分写道：“请贵院（武汉市检察院）根据依据职权，履行立案监督，责令武汉中院依法立案，以维护本人的诉讼权利。”

张海在中午12点将该申请书给武汉市检察院寄出，并且分别抄送湖北省检察院和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冠肺炎感染者本已不幸，法院不应让我们受害者家属雪上加霜，通过违法操作去截堵我救济渠道，我希望湖北的检察系统能重视这个案件，”张海说。

附件1：监督申请书（见单独附件）
附件2：邮寄监督申请书的快递单（见单独附件）

【民生观察2020年6月11日消息】今天上午11点，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张海将四份起诉状通过邮政快递寄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邮政快递单见附件2）。在起诉状中（见附件1），张海作为原告将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列为共同被告，并请法院责令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并要求三被告承担近200万元的赔偿。该诉讼应该是中国国内第一起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索赔案。

武汉封城前载父到武汉做手术却感染病毒而死

张海的父亲是多年来为中国核武器项目的工作的解放军老兵，2020年1月15日在深圳因摔伤导致骨折，需要住院治疗。1月16日张海电话其父亲的单位武汉市商业服务学院。其父亲单位说在深圳住院治疗只能自费，要想公费医疗需回武汉。其父亲的单位也没有提及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的信息。

1月16日，张海自驾车送父亲回武汉，17日中午到武汉后直接去了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医院在给其父亲做了必要检查后就将其父亲收治到骨科住院治疗。1月20日，其父亲被全麻做了手术，第三天醒来，医生告知骨折手术很成功。其父亲前期恢复的较好，住院后期出现发烧症状，而且越来越严重。医生怀疑是新冠肺炎，1月29日给其父做了新冠病毒检测，1月30日医生告知张海，其父亲检测结果为阳性，确诊为新冠肺炎。当时，张海父亲已经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告知张海，其父已经脑死亡，瞳孔扩散。2月1日17点28分，张海父亲去世。

张海认为，医院在收治其父亲后，没有对其父亲尽到妥善的防疫保护，致使其父亲在住院期间感染新冠病毒，最终因新冠肺炎死亡。

张海说，医院在收治其父亲之前，已经在收治新冠肺炎病人了，在收治其父亲时也没告知该信息，导致他和他父亲都没做任何防护。“中部战区总医院设有收治新冠病人区，我父亲去世前几小时由骨科转入到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病区，我也进到这个病区，一直呆到医生宣布说家父去世及各种手续办完，殡仪馆来车接走家父。”张海说。

寻求顾问团帮助起诉至法院追责索赔

张海自从得知父亲感染新冠病毒后就非常后悔又非常气愤，他一直通过微博为其父亲讨说法，希望政府和医院能够听到他的呼声，主动为隐瞒疫情行为而道歉、赔偿。他认为，若不是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故意向公众隐瞒疫情真实讯息，释放假讯息，他根本不会在武汉封城前带着父亲进入疫情正在蔓延的武汉，还让他不解的是，医院在收治其父亲之前，已经在收治新冠肺炎病人了，但在收治他父亲时也没向告知这些信息，让其父亲做好自我防护。

张海的微博发声不仅没有得来政府和医院的道歉和赔偿，反而遭到居住地深圳警方的多次上门骚扰，张海的微博内容也多次被屏蔽，张海决定通过法律诉讼来追责和索赔。“本想对方能将心比心，明白我父亲无辜感染又病逝的不幸，能够为他们的过错承担责任，但现在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了。”张海说。

在张海求助“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以下简称“顾问团”）后，顾问团一位不愿署名的律师根据张海的诉求，免费为其撰写了起诉状，将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武汉市中部战区总医院分别列为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在起诉状中提出8项诉讼请求，分别是：

（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一和被告二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向公众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违法；
（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父亲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父亲死亡承担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共计1810020元；
（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父亲的死亡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
（5）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一、被告二承担原告父亲的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8000元；
（6）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一和被告二连带承担；
（7）请求法院责令被告一和被告二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
（8）请求法院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对隶属于被告一、被告二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和渎职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在起诉理由部分，通过列举事实证明了被告一和被告二及其下属的卫健委故意向公众隐瞒疫情讯息，在法律责任分析部分指出三被告的行为，共同导致了原告父亲的感染和死亡。应当依法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并列出了所依据的《国家赔偿法》、《侵权责任法》具体条款。

张海将起诉状打印签名后通过邮政快递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寄出。

顾问团的成员之一陈建刚律师认为，按现有的中国司法现状，法院立案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对于行政诉讼案件，中国法院以前的做法是是习惯于“讲政治”，收到材料后无限期拖延，不了了之，不予立案，或者是直接表示不予受理，甚至连立案材料都拒绝接收。但对于今天因为武汉肺炎引发的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案件，立案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这是由大的政治环境决定的。一旦有立案，就意味着有媒体关注，就意味着有后起者继续起诉，还意味着对中共各级政府在疫情防控中滥权、渎职的各种审视，意味著许许多多被掩盖的真相讲再次被摆到舆论面前……今日的中共政府决不能接受这一步结果。疫情爆发以来，中共政府采取的种种作为显示，对中共各级政府在防疫中作为的评价，已经完全超出了法律层面，而成为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问题，中国人只能是喊万岁，跟党走，不允许存在任何质疑。对于因为武汉肺炎发动的行政诉讼，陈建刚律师表示“法院受理、连的可能性几乎是零。以前行政诉讼可能让当事人成为敏感人员，今天如果要发动因为武汉肺炎的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死者家属会一步到位成为中共的政治敌人。“”陈建刚律师说。

顾问团的合作伙伴，也是主要参与协调律师和受害者咨询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杨占青介绍，目前来咨询的受害者集中在武汉地区，已有二十多个受害者家属咨询求助，最初有五六个打算起诉，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仍没有提交诉状，目前这些家属大部分在和社区街道或受害者生前所在的单位交涉，他们很多人不相信司法公正，只希望通过协商能拿到一部分抚恤金和丧葬费。“我理解那些家属，但对于受害者来说，通过司法维权也是为数不多的维权途径之一，只有穷尽办法尝试才可能有希望突破，维护到自身权益，给逝去的家属一个交代。”杨占青说。

附：起诉状
附：邮寄起诉状的快递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