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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爆一时且盛况空前的河南郑州十几万人大学生使用共享单车“夜骑开封”自发活动，触动当局脆弱而敏感的神经而紧急禁止。该活动源于4名女学生为了品尝开封的灌汤包而进行的一次骑行，将“夜骑开封”经历分享至视频分享网站后，在郑州的大学生中迅速走红，并掀起模仿风潮。一场来自青春的无厘头冲动，却引起当局对此的警惕严控，背后隐藏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这场活动的主角大学生属于被称为“Z世代”的群体。一般把1990年代中后期作为开始出生年份，到2010年代初作为结束出生年份，在这个时间段出生的人称为Z世代，约有2.8亿人。长江商学院张晓萌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自2021年起对Z世代进行调研分析，报告显示，相较于其他年龄组，18—25岁的Z世代群体是中国所有年龄段中最悲观的。

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调研报告只能显示结果，却不能也不敢分析、指出Z世代悲观的真正原因。造成Z世代的社会困境以及由此而来的切身感受，原因只有一个，中国正处危机爆发的前夜，整个社会陷入普遍苦闷彷徨中，在这个不断下滑坠落的时代，Z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对未来的希望正在消逝。

12月3日在深圳举办的投资研讨会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善文形容中国民众当前的状况时用“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三句话予以概括。高善文指出，那些有退休金的老年人不但收入稳定而且逐年增长，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然而年轻人却恰恰相反，处境艰难，“对年轻人而言，收入预期大幅下修，收入增长确定性大幅下修，找不到工作，找到的工作与预期有显著落差，年轻人纷纷节衣缩食关灯吃面”。

死气沉沉的年轻人，这是前景黯淡下的集体疲倦、沮丧、迷茫。在Z世代流行的描述现状的“亚文化”词语成为社会高频热词充分展现了这个群体普遍的苦闷彷徨情绪，2018年“佛系”，2020年“内卷”，2021年“躺平”，2022年“小镇做题家”，2023年“人矿”，今年则是“烂尾娃”。“烂尾娃”是中国经济不景气下不断攀升下，年青世代受到影响最大，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催生出的新世代阶级的自况，借用中国房地产崩盘时代停摆的“烂尾楼”现象，形容年青人虽有大学学历却找不到工作，人生就像“烂尾楼”一样被迫停摆。

毕业即失业，即使侥幸找到一份低薪工作，还得接受“996福报”（996是福报，来源于马云的谈话，指从早9点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的996工作制加班文化是修来的福），这样的未来有什么值得期待？与此同时，随着社交媒体资讯的传播，极权主义体制下严峻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赤裸裸地曝光在Z世代面前，会做题的永远战胜不了会投胎的，穷人不得翻身，权贵享尽资源，国企家族化、权力世袭化的现实使Z世代彻底绝望，改变不了现实，那就改变自己的态度，于是躺平、摆烂就以其对社会现状的另类反抗而成为Z世代的普遍生活方式。

一项由美国与中国学界长期合作进行的大型调查显示，中共党魁习近平上任初期的2014年，有73%的受访中国民众认为未来5年会更好；但到2023年，认为未来5年会更好的受访者只剩47%，对未来感到悲观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此外，2004、2009和2014年的调查中，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在中国“努力总会有回报”，仅有约15%不同意；但到2023年，认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受访者只剩下28.3%。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人们之所以富有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关系所提供的特权。而在十年前，受访者将财富归因于能力、才华、良好的教育和努力工作。

不再相信努力总会有回报，不再相信未来会更好，这种悲观情绪已是Z世代对这个时代的标准叙事。然而，人不是机器，越不正常的时代，年青人越是要发泄，所以这两年Z世代特有的“发疯文学”火遍整个群体，长期成为Z世代间交流的流行密码。“发疯文学”是一种情绪激昂、极度夸张且原创性极高的文体，指的是一些疯言疯语搭在一起令人发疯抓狂的文字句式，通过这些逻辑混乱但情感饱满的文字，自由地表达内心难以言喻的情绪，尽情释放压抑已久的压力。因此所谓“发疯文学”，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发疯，而是现实让人发疯，“发疯文学”就是Z世代以胡说八道来维持某一种“正常”的解药。

理解了作为Z世代流行密码的“发疯文学”，才能理解为什么“夜骑开封”的无厘头冲动为什么会成为火爆的青春标志。那就是一个是用疯癫的语言解构一个疯癫的世界，一个是用荒诞的行动对抗一个荒诞的世界。“夜骑开封”的荒诞行动其实并非没有先例，仅仅就在两年前的2022年10月，休止的“清零政策”让学生们原本最美好的大学时光在封锁隔离和核酸检测中度过，在习近平登上一尊大位的同时，中国各地的大学中出现“集体爬行”的热潮，在黑夜中，学生们聚集在操场上绕圈“满地乱爬”，在看似荒诞的行为中，爬行就像一种集体的仪式，用最卑鄙和低贱的姿态释放着年轻人那些被压抑的感受，对不自由的消极抵抗。

换言之，不管是“发疯文学”，还是“夜骑开封”，都是这个社会病了，年青人不得已用另类的方式反叛这个操蛋的现实世界，以集体的狂欢宣泄情绪，放肆挥霍苦闷青春的最后余光。这是对这个日益禁锢的社会的不满与质疑。如同这个世代自嘲为“烂尾娃”一样，这一切的一切，是整整一个世代对这个社会发出的不平呐喊与诅咒。

Z世代的苦闷彷徨同样是整个社会的普遍苦闷彷徨。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社会情绪，不满现实、渴望出路却又找不到方向，整个社会处于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状态，因此五花八门的各式社会事件轮番上演，既有诅咒、呐喊的宣泄情感，亦有夜骑、发疯的消极抵抗，更有弱者对强权怯懦却挥刀向更弱者的无差别报复社会。

这些热点事件的每一次鸣响，都是对社会人心的震荡，使社会可作选择的余地不断缩小，而变局，就是在这样眼花缭乱的事件中一步步走近。

7月2日，北京《新京报》曝光“化工油罐车运输食用油”事件，这是继2008年造成多名儿童死亡的“三聚氰胺奶粉风波”之后最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事件引发轩然大波，成为中国近十年最大食品安全丑闻。

报道该事件的调查记者韩福涛及实习记者张新惠、赫哲琳成为网民心目中的英雄，也让调查记者这个行业重新走入大众视野，许多网友争相汇款赞助新京报，藉此表达对调查报导记者的敬意。有文章指出，报导油罐车混装乱象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触碰的不仅是食品安全这个大众敏感神经，涉及的企业都大有来头，就包括上述2家油脂大厂、化工厂、油罐车运输业，以及地方政府的监管单位。因此，“5个调查记者顶100个市场监管局”。

在中国对媒体管控密不透风的现实下，《新京报》的调查记者们能形成这次的舆论浪潮，可说是相当难得。然而，偶尔的荣光掩盖不了一个致命的事实：中国需要调查记者，而调查记者行业正在快速凋零。

调查记者被视为新闻从业者队伍中追求事实真相、推动社会进步的标杆。在西方民主国家，调查记者因为在调查报道时，常面临袭击、骚扰甚至谋杀，所以他们是用生命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因而被视为西方现代民主的基石。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授予两名“为言论自由而斗争”的调查记者，以表彰他们为捍卫民主主义和持久和平的前提——言论自由所做出的努力。

在中国，调查记者这个行业在中国也代表着理想与正义，被誉为“社会的守夜人”。他们以“社会需要真相，而真相能推动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自勉，奔波在城市与乡村，直击生活阴暗面，以笔而战，监督公权力，为弱者发声，鞭挞丑恶现实，关注底层苦难，因而享有极高的社会声望。

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黄金时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始的二十年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企业家、经理人、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等新兴社会阶层。同时中国传统媒体在经济有限自由化进程中也开始了媒体的有限市场化，迎合新兴社会阶层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为新兴阶层发声提供有力的阵地，使其权益诉求得以伸张。得益于走在媒体市场化探索的最前面，中国南方的广州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所在地，在中国最富裕的珠三角城市群区覆盖了中国最密集的都市报。

有作为第一经济大省所产生的全国最庞大的新兴阶层群体作为受众，南方系媒体迅速兴起，聚集了当时怀抱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优秀媒体人，经过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南方周末总编辑左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以及江艺平、范以锦、钱钢等历任报人的努力，勇于揭露腐败、报导真相的南方系媒体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公信力的大众媒体和调查新闻报导领域里的代表。

2003年3月，《南方都市报》发表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标志着中国调查报道步入了黄金时代。这篇报道记载了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警察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引发了社会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并最终促成当局废除这项弊端重重的侵犯人权制度。

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也是席卷中国社会的维权运动的开端，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以此事件为发端，对媒体的社会功能有充分的期待，为中国的调查记者行业兴盛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同时的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当局居于加入WTO以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在公民权利问题上作了一定程度的妥协，从而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空间，在媒体市场化方面作了一定程度的容忍，包括对调查报导定位为舆论监督“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帮助党改善统治”。由此中国的调查记者行业迎来了“理想在风中飘扬，公义在心里流淌”的高光时刻。

在这调查记者的高光时期，产生了众多直接影响社会的调查报道。如2005年3月由马云龙主笔、楚阳和范友峰联合署名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在《河南商报》刊发，揭开了日后震惊中国的聂树斌案的盖子；2010年3月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揭开了中国社会官商勾结残害国民的冰山一角，引发报界、互联网及舆论界哗然；2008年9月11日简光洲在《东方早报》发表《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首次指名道姓，直接指出涉案企业“三鹿”，引发中国奶制品行业地震，引发此后对食品安全质量问责的风暴。中国人几乎是在调查记者的调查报道中完成了对食品安全的扫盲，知道了苏丹红鸭蛋、洗衣粉猪肉、避孕药甲鱼、尿素豆芽、石膏豆腐、硫磺馒头、地沟油火锅等等。

在此同时，通过有限市场化，中共获得了大量资源，从而得以强化、固化一党体制，开始越来越不能容忍公民权利运动的经济权利诉求和政治权利诉求对官方的列宁主义政党一元化体制的冲击。媒体的调查报道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共重点关注对象，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加以打压。《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孙志刚事件而开罪了党国的公检法系统而成为众矢之的，2004年被中共秋后算账，总编辑程益中、总经理喻华峰锒铛入狱。著名揭黑调查记者王克勤因为疫苗调查，同时得罪了山西省、卫生部、新华社三大利益集团，遭到联合攻击打压，签发这篇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迫离职。

即使受到各种打压、限制，中国的调查记者仍然艰难地生存下来，竭力于罅隙中去拷问社会真相，推动公平正义。真正给中国调查记者行业致命一击的是习近平政权的粉墨登场。2012年习近平正式成为中共党魁，同年在北京发生死亡79人的721暴雨事件，《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推出《暴雨失踪者》的调查报导，披露了官方死亡名单的不真实，北京官方为之震怒，以北京市文化局“扫黄打非办”出面骚扰，摘除报社牌子。调查新闻部被认为是一个惹是生非的部门，于2012年10月被解散。《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被解散事件预兆了整个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的命运。

在习近平眼里，调查新闻不是治疗社会弊病的良方，而是对中共专政的威胁，媒体必须姓党，“爱党、护党、为党”，传播“正能量”。中国媒体的有限市场化被逆转，市场属性被扼杀，重新向党报的宣传工具回归。以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为分水岭，南方系媒体被整改，自由派媒体人被驱逐，调查记者业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开始步入严冬。

在糟糕的大环境下，媒体机构纷纷缩减、裁切调查报道部门，有操守有担当的调查记者纷纷被迫去职。长期从事调查报道被称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的王克勤随着他任职的《经济观察报》调查新闻部被解散而淡出了新闻圈，从事与调查记者无关的救助尘肺病农民工公益工作。揭开聂树斌案盖子的范友峰现在从事广告经营工作。曝光三鹿奶粉的简光洲现在公关公司工作。

2017年，中山大学教授张志安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显示，调查新闻行业发生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经过双重核实，他核定中国仅剩175名调查记者。与2011年首次调查结果相比，人数几乎被腰斩。中国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国内持证记者人数在2017年超过了22.8万人。这意味着每1300位中国记者中，平均只有一位是调查记者。

仅仅是不再从事调查记者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了。在习近平的独裁家天下建立过程中，容不下任何对其治下真相的描述与报道，所以媒体记者特别是调查记者动辄就可能触犯习天下的逆麟，从而锒铛入狱。《财经》记者王晓璐因在股灾期间发表报道《证金公司研究维稳资金退出方案》而被刑拘；《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刘伟因多次报道“气功大师”王林案被以“涉嫌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刑拘。

深度参与推动中国#MeToo运动，以笔为旗、期待用报导推动社会改变的女调查记者黄雪琴，坚信“做记者的职责就是留下纪录”，在不久前的上个月14日，被中共判5年有期徒刑，再次向世人证明了在中国做调查记者风险之高，因为记者的职责是报道真相，而习天下的极权主义恰恰是不能容忍真相的。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根据总部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协会”（CPJ）公布的关于2023年被监禁记者情况的年度调查，中国监禁记者人数达44名，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再次居全球榜首。

在“用党的意志和主张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严苛管制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们纷纷退场，调查新闻消失了，官方不喜的刺耳声音消失了，拷问真相消失了，追寻公平正义消失了，诺大一个中国，只有一片寂静。重大事件现场不再有扎实细致的对话与调查，调查新闻彻底消失与遁形，只剩下“一切以通稿为准”的一纸蓝底白字情况通报和自媒体的流量狂欢，这种巨大的喧闹更显整个国家的鸦雀无声。

刺耳声音消失了，这个国家一片岁月静好。真相被权力深深地掩埋在社会的最深处，即使偶有不死的良知挣扎着于缝隙间企图把某些真相公之于公众，就如这次的韩福涛与《新京报》，但是只有谎言才是这个极权社会的通行证，韩福涛现在失联、个人微博帐号遭到注销就说明了一切，油罐车事件只不过是调查记者业的回光返照而已，真相与公义的阳光照不进这个黑暗的世界。

调查记者在这个国度的命运，就是所有曾经挣扎着期望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建设公民社会的群体在习天下时代的命运，不管是调查记者，还是人权律师、维权NGO、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等等这些在一个正常社会里的健康力量，全部不见容于习天下，被系统性打压摧毁。习天下不倒，中共党天下不倒，这就是个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一沟绝望死水。

9月10日，中国电商网红李佳琦在直播中质疑网民“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引起舆论海啸，受到网民一面倒的口诛笔伐。李佳琦事件的出现背后有相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情绪做支撑，李佳琦的粉丝几乎全为年青人，在经济下行、消费乏力的当下，佛系、躺平与内卷为主，中下层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迁几乎不可能，对于在这个高压时代艰难谋生的年轻世代来说，李佳琦的话无疑深深刺痛了他们，自然成为民众的出气筒。

李佳琦事件显示了在中国梦破灭时代年轻世代的困境与焦虑。2023年，是中国繁华落幕的开端，中国人正在为中共的极权主义付出沉重代价，而年轻世代在这场社会危机中受伤最深，失去对生活的渴望，失去对人生的热情，对未来看不到出路，积怨尤重，逃避、不满、幻灭乃至绝望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于是每一次的恶性社会现象都成为刺激他们情绪的“放大器”，从董小姐肆无忌惮的宣称“别人奋斗的终点，是她的起点”到李佳琦的“有没有认真工作”激起的舆论海啸，莫不如是。

曾几何时，这个被称为“Z世代”的群体呈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不像于他们父辈身处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的时代，他们赶上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出生于享受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开放”红利的时代，作为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被党国的严密意识形态控制和消费主义双重洗脑，既渴望彰显特立独行，标签鲜明的个性，又为“厉害了我的国”民族主义叙事所影响，醉心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大都成为坚定的“小粉红”。

“Z世代”的国家认同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息息相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此成为中共重塑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观念推向高潮。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封闭、狭隘、极端的价值观，在意识形态洗脑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世代也被此所塑造，敌视普世价值观念，“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不断冲击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底线。

享受了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红利而产生的“中国梦”固然“正当化”了中共在内政、外交上的极端行为，同时也因其极端性而不断失去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红利，红利的丧失带来内部深刻的不满，使“中国梦”失去“合法性”。所以“中国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破灭的下场。

疫情三年是中国年轻世代“中国梦”破灭的开始。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动态清零”政策而衍生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极端封控措施使年轻世代目瞪口呆，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国家认同。极端封控下致经济发展受阻，年轻世代不但动辄被困家中或者学校，而且就业空间收缩，给青年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他们对生活和现实既感到担忧，更感到愤怒。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疫情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年轻世代突然间发现以前所憧憬的那一切都不在了，“中国梦”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恶梦，疫情三年没有任何的青春快乐，只有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没日没夜的封校，无穷无尽的与社会隔绝，拼命地往上生长，却免不了被割韭菜的命运。

2022年底，清零政策在人民反对的怒吼声中终于收场了，然而“中国梦”带来的恶性后果刚刚开始，西方与中国脱钩，资金、技术、市场急速远离中国，经济举步维艰，青年人就业困难，独裁体制下又使社会流动渠道越发狭窄，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成为“中国梦”的祭品。

今年8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数据：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3%，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官方迅速决定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为了掩耳盗铃，当局甚至发明了一个“慢就业”的新名词。而据中国知名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7月报告估算，中国实际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46.5%。这显示了中国的年轻世代在这个中国梦破灭时代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梦想幻灭，年轻世代现在是“躺不平，卷不起”，只能“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以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来作为韭菜们无声和无奈的反抗。今年“人矿”一词爆红，把人矿定义为: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养20年医院，从生下来就被当作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一辈子被剥削、压榨套取利益，最后还被买卖人体器官，是为终极“韭菜”。这是中国年青人向这个世界传递出的在这个中国梦破灭时代年轻世代的人间悲歌。

从理想的高耸入云到现在的卑微如尘埃，中国年轻世代的幻灭本身就对中共政权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对人生失望对社会失望往往是愤怒的起点，而这愤怒又经常是反抗的第一步。中国社会未来因此而如何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民生观察2023年9月20日

4月18日造成29人死亡北京长峰医院火灾是过去20年里北京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从这起火灾发生到官方通报中间整整9个小时之内被隐藏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网络传播，没有新闻报道，官方对新闻的审查与严控荒谬到如此极端的状况引起了网民排山倒海的口诛笔伐，同时包括媒体自身在内也焦虑于媒体在这个全面审查时代的无力感。

一名北京的报纸编辑直言不讳说：“最可怕的不是29人的死亡，而是8小时的沉默，前者是意外失职，后者是蓄意而为，全力以赴，肆无忌惮地炫耀自己的社会控制能力，把我们当成聋子、瞎子、傻子和没出息的臣民。事故是可以预防的，但蓄意的行为可能会成为常态。”

前凤凰卫视的著名女记者闾丘露薇认为“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城市，居然大家都要等到晚上发通报才知道，这简直就是『奇迹』。彻底秀了一把管控能力，而这种手段，应该是疫情中形成和成熟的。”

闾丘露薇的说法是错误的，中共对媒体的全面严控并不是在疫情期的短时间内成熟，而是在更早的十年前的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一直到2016年2月党魁习近平宣称“党媒姓党”后，中国的媒体已全面失去曾经强烈关注社会议题的市场属性沦陷为循规蹈矩的党的喉舌，不敢越雷池一步。从疫情到北京长峰医院火灾这些灾难性的事件只不过是把这种严控媒体造成的恶果表现出来而已。

中国媒体并非如现在只有一片荒芜，寸草不生，有过“理想在风中飘扬，公义在心里流淌”的高光时刻。在3月份上演出的现实题材电影《不止不休》之所以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就因为其再现了在2003年“纸媒黄金时代”的中国媒体人“以笔而战”的力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摆脱六四血案给中共带来的危机，当局把经济绩效作为执政合法性的根基，对社会控制有所松动，因而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产生了企业家、经理人、农民工、个体工商户等新兴社会阶层。新兴社会阶层的产生，必然要求自己的权益诉求得以伸张。市场化进程需要市场化媒体，市场化媒体需要介入社会公共生活以获得受众，受众需要与传声筒性质的官媒喉舌相异的声音，从而催生了介入公共议题的媒体。

一部分市场化的传统媒体在经济效益追求下转型为大众传媒，为新兴阶层发声提供了有利的阵地；与此同时，一部分深受八十年代启蒙思潮影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也与市场化媒体结合，推动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启蒙话语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

在中国媒体的黄金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当为曾引领中国媒体行业市场化方向、被称为“新闻界良心”的南方系媒体。南方系媒体，包括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三大报系，以及《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等报刊。南方系媒体得益于广东处于开放前沿所具有的繁荣市场经济，以及紧邻自由港香港所带来的新闻理念的影响，更有作为第一经济大省所产生的全国最庞大的新兴阶层群体作为受众，在一批怀抱新闻专业主义理想的优秀媒体人如《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南方周末》总编辑左方、《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程益中，以及江艺平、范以锦、钱钢等历任报人的努力下，南方系媒体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公信力的大众媒体。

2003年4月的南方都市报披露的孙志刚在广州收容站被殴打致死事件引发舆论效应最终导致收容遣送制度的被废除，掀开中国维权运动的大幕。这是南方都市报最荣耀时刻。而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在第七期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使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领袖”身份得到社会认同，《南方人物周刊》功不可没。而《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作为一家媒体向社会传递出来的锐利态度和精神力量，曾被社会称为“年终大餐”，是总结过往，更新岁月的精神仪式。1999年《南方周末》头版新年致辞的文字：“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篇被誉为《南方周末》史上最好的新年致辞和中国新闻界标杆性的文章曾经影响了无数人，至今影响犹存。《南方周末》的新年致辞也成为现在众多媒体、团体如中国人权律师团的新年致辞的发端。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把曾经的社会空间松动视为对中共一党专政的挑战，从政治思想到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严控。作为依靠暴力与谎言维系极权主义统治的中共，在以暴力清场民间同时把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严苛到登峰造极地步，“用党的意志和主张占领意识形态阵地”。

作为中国传统媒体行业领头羊的南方系媒体是意识形态清理的重点。2012年起，定点驱逐、高压审查已遍布整个南方系媒体。2013年1月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最终成为南方系媒体由盛转衰的标志。2016年党魁习近平在视察《人民日报》、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三大官媒总部时，要求记者对党要绝对效忠，“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均要紧跟党的领导。由此党国对媒体的治理逻辑与治理手段剧变，以禁令系统、把关体系层层设防，严控下媒体的市场属性被扼杀，重新回归党化，因应市场化需求而产生的自由化声音在传统媒体平台彻底消音，无论是舆论影响力还是经济收益都大幅度下滑。

2016年后，所有市场化媒体都已在舆论场消失，在党国对从时政到娱乐全方位的审查体制下，媒体噤若寒蝉，新闻只有喉舌，真相只有蓝底白字通报，舆论场只有一种声音，一种态度，一位媒体综合性新闻编辑的彻身感受就是：“以前去新闻现场，都是过2、3天会收到禁令；后来在去现场的路上就会收到禁令，但还是会去把采访做了，万一之后还能发出来；但是现在根本不会去现场了，因为绝不可能有机会发出来。”

在这种常态化的审查与控制下，媒体除了“官宣”，不再有“新闻”的存在，在北京长峰医院火灾缺席就毫不奇怪了。

极权主义猖獗的地方，新闻永远缺席。

民生观察 2023年4月27日

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由于煤炭供应紧张，山西朔州近日出现了煤炭凭票供应的现象。有评论指出，票证就是限制供应。对于凭票供应物品，中国大陆民众记忆并不陌生，只要从上世纪五六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众多的种种票证。

凭票供应物品，从表面看来就是物品存在短缺不足，无法满足当时民众需求，是属于社会供求不平衡的问题，但是只要深入了解社会历史，不难发现这种凭票供应机制，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制度问题，是权力管控机制的反映，而并非只是物品丰足与缺乏的问题。值得研究社会问题者高度关注。

据《中国青年报》11月24日的报道：煤票又出现了，凭票可在供应点以政府补贴价购买清洁煤——在山西省朔州市应县，这个“北连大同煤海，西依朔州电都”的塞北小城，能源局发的“民用煤票”如今是硬通货。

过去14天里，受应县能源局委托，山西经纬通达股份有限公司的车队先后奔赴朔州市山阴、怀仁、平鲁3个县区的22家煤矿，逐个登门求购，只为赶在深冬来临之前，为应县2万多农户筹措到2万吨取暖用的清洁煤。

难度超出该公司总经理的预料。“（如果）不分几路人同时去跑，估计到明年前半年（也）办不完。”即便多头奔跑，他们迄今也仅采购了不到7000吨清洁煤，距离2万吨总数相差甚远。

农历“小雪”节气刚过，地处塞外的应县平均气温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应县的计划是，让未进行“煤改电”等清洁取暖方式改造的2万多个农户，采用烧清洁煤的方式过渡。这一群体约占全县农户的一半。

朔州市能源局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今年冬天，朔州需以补贴价发放清洁煤的户数62144户，截至11月21日，已发47393户，共计56901吨额度的煤票，发放率为76.3%。其中，山阴、右玉、平鲁、朔城等地发放率都达到或超过了100%，最低的是不产煤的应县，应发21400户，已发5795户，仅占27.1%。

青年报公布的一张“煤票”的正面照片，中央位置写有“民用煤票”、“贰吨”等字，下方则写着“朔州市平鲁区能源局”、“有效期：2021年7月—2022年6月”。此外，煤票的正面也印上了带有“平鲁区民用煤票”字样的红色公章。煤票的两侧，则写着“过期作废”、“遗失不补”。

媒体采访到山西朔州现年32岁的一位白先生说，煤票在他小时候就不存在了，“朔州可不缺煤啊，朔州可有的是煤，这个东西的确是令人发指。”

朔州市位于山西北部，当地盛产煤炭。2014年11月，时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曾表示，在山西境内，“朔州煤炭产量全省第一”。中国媒体中新网在今年10月31日报道说，朔州“全市2021年预计生产原煤突破2亿吨，同比增加2186万吨”。

今年4月21日，中国财政部等四个部门发布了《2021年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竞争性评审结果公示》，将一些区域列为“重点区域”，包括山西省的三个地级市，即朔州市、大同市和忻州市。这些地方的取暖将通过“‘煤改气’、‘煤改电’，以及地热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工业余热、清洁燃煤集中供暖”等多种方式，进行“清洁取暖改造”。

从报道我们看到，山西朔州可是产煤基地，显然不会缺煤，而导致现在需要煤票是为了清洁而限定使用清洁煤。然而，作为产煤大省山西，怎么会出现不能供应居民需要的煤的情况，这与产供求现实显然并不相符。

随着近年来中国加强所谓国企，要求做大做强国企，将事关所谓国计民生的能源牢牢掌控于政府权力手上，于是对煤炭开采实行了计划性安排，民用煤炭也被纳入了计划供求的范围，虽然表面打出环保等等口号，事实上权力主导企业已经日益固化。于是过往多年市场主导让位于权力计划。当国际形势出现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成为捉襟见肘的必然景观。中国今日山西产煤基地出现煤票，本质上是个权力计划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真实市场供需的反映。

中共建政以来的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各种布票、粮票、油票等等票证主导着人们日常生活。可以说每一种生活物资的需求中都需权力发放计划的票证。而如此漫天票证，表面反映着人们生活物资供应的紧缺，但是只要剥开这层表象，就会发现本质上是权力计划经济的恶果。因为诚如山西的煤炭，当年社会需要肯定还远远没有后来所谓改革开放需求量大，但当年紧缺得只能凭票，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相应煤炭需求大增下，反而结束了多年的煤票。可见供需矛盾不是物品丰缺问题，而是计划与市场问题。从人类历史来看，计划永远制造供需紧张，而市场则相对调节好供需平衡。

同样的物品同样的供需，只要在计划下必然呈现紧缺，必然通过票证，而如果是市场，则不会产生这种紧缺现象，如果有也只是暂时，而不会成为常态。权力计划经济必然制造紧缺，这除了权力计划自身具有滞后性外，就是权力腐化与寻租需要这种紧张，而统治也需要这种紧张来掌控民众命运。所以，凭票供应的时代必是权力高度集中统治干预主导民众生活的时代，这种时代下民生艰难正是权力统治的需要，也是极权统治的必然。

中国今天山西煤票正是说明中国经济回归计划时代，民众生计回归权力主导时代。这种时代下物品紧张与民生艰辛就是必然现象。

人类历史一再证明，市场调节远远优于权力计划，所以，尊重市场规律，跳出权力包办，真正落实市场调节主体地位，是解决民生困境的正途。

民生观察 2021年11月29日

【民生观察2020年7月30日消息】至从中国政府决定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后，成都的领事馆路日日夜夜挤满了围观的老百姓。

对于我来讲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在我的人生岁月里有着痛并快乐着的记忆。2005年我曾居住在领事馆路11号院，在哪里认识了我的第一任女朋友，因着我的入狱我们也在这里分手。这条路曾留下我们漫步的身影，在哪个青涩的年代，点滴的记忆总是哪样深刻。经历了十年的牢狱，我又回到了成都。

周五的闭馆开始时间，我从推特上意外得知中国政府关闭的是成都领事馆，打破了先前的预期—中共会关闭武汉美领馆。

成都是一个拥有千万级人口的城市，但人口多并不意味有多少明白人，巨婴者比比皆是。推友”野山”发出推文，一名路透社记者拿着摄像机想采访围观的老百姓，竟然一个又一个地如死人一般的面孔，或躲闪或装聋作哑地回避，看着这一幕幕画面真是令人痛心。这个社会良心已死!人们过着满足嘴巴与生殖器的生活，对自己之外的事情是如此的冷漠与无动于衷。

我每天下班人民南路是必经之路，抱着看笑话的心态故意绕进领事馆路返回住处。一个国家私生子治国理政不学无术把十几亿人带进阴沟里，更害苦了自己九千万窑洞党爪牙及其亲属。看你要在美国人面前耍些什么把戏！

周一的这天下午，我经过此地时，正巧这名路透社记者收拾东西正离开，他迎面而来，很有礼貌地向围观的人或骑车的人点头示意问好，但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有一丝的肢体语言回应他。西方人都是这样很有礼貌的，即使是女人也会礼貌地向陌生的异性点头问好，我曾遇到过几次，开始还以为是她对我有什么想法吗，在中国女性是不会向陌生男人打招呼的。由于我被中国政府迫害，强制将我禁锢在这块罪恶的土地上，也使我失去了人际交往的认知与正确判断！

我出于礼貌点头回应了这名记者，他已走到离我几米远的地方突然觉得有什么事又倒回来。他问我是否可以接受他的采访，在这敏感的地方出于自保的本能反应，我并没有拒绝，只是说，你知道在中国说实话是要坐牢、关押的！一名叫王怡的牧师仅说了“习近平是个罪人当悔罪”被判了九年。他竟然全听明白我说的话，他的中文出奇的好，用词也较为精准。他再一次恳请我委婉地回答提出的两个问题。面对他这样的诚恳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安全的原因变得如此胆怯。

正当他开启摄像机提出问题让我回答时，不知道我身旁的白衬衣男子立在哪里到底有多久了，此人阴阳怪气地看着我，贴近耳朵听我说出的每一句话。我仍坚持按照自己心里所想的表达出来。注意到我还要继续往下说时，这个怪人故意露出他的皮带上的国徽让我看！由于这样干扰迫使无法继续，我只能要求记者保护我的安全，必须让我免于被秘密抓捕的境地。我指着这名怪人的皮带说，他是警察！我并没有乱说什么，都是实话。记者很给力，面带微笑地对他讲，警官，在中国人民是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你说是不是？我是路透社的记者，你知道路透社吗？我们在正常采访，警官！

这位便衣警察尴尬地说，我并没有对你们做什么，我赶紧插话，我现在离开你会不会跟踪我，会不会在角落里把我抓上车？既然他是这样的态度我应当立即选择离开，我灵机一动转身离开。当我快速走过了街的对面回头看时，这名记者老兄仍缠着便衣讲道理，我再一次确认没有被跟踪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现场。

在回家的路上这件事久久让我不安，这到底是个什么时代？老百姓说句实话都要受到骚扰，更痛心的是一名牧师讲道遭来九年的牢狱！中共呀，你让我怎么服？

但愿早日盼来人人有自由地讲真话的时代到来！

【民生观察2019年9月5日消息】本网获悉，今天上午，株州网民陈思明因为一周前捂住右眼自拍用行为艺术声援香港反送中而再次被株州警方在居地派出所约谈做笔录。下午又被株州国保传唤至派出所做笔录，刚刚从派出所里出来。国保还询问他声援反送中的推文删了吗？陈思明表示没有删推文。国保问他会删推吗？陈说，不会。问他以后还会发推吗？陈思明回答：会。据知株州陈思明、陈小平、欧彪峰、尹周全等二十多位株洲朋友因捂右眼自拍的行为艺术声援香港反送中的时代革命都己遭中共当局传唤笔录约谈。自六月反送中以来这是陈思明第七次遭中共当局传唤约谈做笔录。

之前在8月29日，株州不少网友己陆续反映接到中共当局的电话与口头传唤，调查他们行为艺术支持声援香港市民反送中的时代革命运动的事情。当天早上株州网民尹周全发出消息己被传唤到居地派出所。

从六月份香港爆发反送中的示威游行，尽管中共当局封锁新闻，用防火墙阻断信息自由交流，香港时代革命运动的消息还是扩散到中国城乡各个角落。香港少女在游行中被警察滥发布袋弹打伤右眼的流血场景感动了全世界人民也感动了中国网民。

心动不如行动。湖南省株州市陈思明、陈小平、小彪、尹周全等二十几名网友不约而同的在网上发出用右手遮住自己的右眼的自拍行为艺术照，向受伤流血的香港少女与不惧危险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香港市民表达敬意。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9日消息】自五月份香港爆发反送中的时代革命运动，影响迅速波及深圳广东各地。珠三角以掠夺中国农民工的世界血汗工厂著称。广东中共当局公安一方面在电视新闻媒体公开举行防范大规模农民工讨薪维权示威游行的镇暴演习恐嚇农民工，一方面扫荡迫害劳工维权人士。

之前佳士厂工人罢工中共当局己抓捕大批罢工工人与支持的学生，同时抓捕了张治儒等从事工人维权的劳工NGO人士。五月份将经过深圳的劳工维权人士李原风从宾馆抓走强行驱离深圳。七月十一日，广州当局又将在建筑工地做工的劳工维权人士陆显云驱赶回湖南。

陆显云是湖南省麻阳苗族自治县人，苗族，在广东从事建筑行业，曾参与南周事件街头公民行动，长期在广东从事农民工医疗保障维权活动。八月十四返回麻阳县城的陆显云又被当地国保指称接上级指令为防范陆显云支持声援香港市民反送中示威游行，不允许他在麻阳县城生活，将其押回麻阳县老家深山苗村软禁。

劳工阶层手停口停，陆显云表示为生活仍要外出务工。